国民党地方武装
县保卫团(1930～1932年)：民国19年(1930年)成立，团长吴应祥，后因发不出粮饷，士兵哗变，吴调离，由县长张武兼任，副团长何朝魁，下设5个分队，有官兵156名，枪枝114支，民国22年何病死，朱世湘接任副团长。
县保安大队(1933～1938年)：民国22年(1933年)9月，县保卫团改编为县保安队，县长楼文钊兼任队长，朱世湘任副队长，辖1个中队，两个特务分队，有官兵181名，枪154支，民国27年秋改编为县自卫中队。
县自卫中队(1939～1941年)：民国28年(1939年)，铜陵县政府成立自卫中队(号称自卫总队)，先后由县长潘宗鹏、鲁华、王集成兼任中队长，胡遐奎、戴钧陶、邬志鹏任副中队长，中队部设中队副、副官、司书各1人，驻县政府所在地三条冲。
县国民兵团(1941～1945年)：民国30年(1941年)，自卫中队改称国民兵团，县长王瑞麟兼任团长，胡遐奎、唐绍高、吴慰农先后任副团长，团部随县政府先驻南陵何家湾，后驻青阳乔木镇，下属两个中队，官兵百余人。
县民众自卫总队(1945～1948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兵团接收投降的伪军吴智和保安大队人员和武器，扩充为3个中队；国民兵团改称民众自卫总队，官兵200余人。县长张叔夜、胡国泰先后兼任总队长，王健任副总队长，队部驻县城。
县自卫团(1948～1949年)：民国36年(1947年)蒋介石军事失利，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军事机关指令各县扩大地方武装，增强军事力量。民国37年(1948年)春，县长李康廉将自卫总队3个中队扩充为4个中队，改称“铜陵县自卫团”，自兼团长。阮诉任副团长。又将所有地方武装统编，自卫团下设3个大队(亦称营)，原4个中队编为第一大队，大队长祖国璋。大队副陈俊、辖4个中队：将顺安、钟鸣～金凤、民和等乡、镇自卫队改编为第二大队，大队长金鑫，辖两个中队；将大通、县城、老洲、天宝等乡、镇自卫队改编为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玉法，辖两个中队。县自卫团计有官兵600余人，团部驻县城。民国38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追歼逃敌；自卫团在挂岭、青阳十二里半被击溃，23日晨，余部在木镇向解放军投降。
日伪地方武装
铜陵兴亚自卫队(1941～1942年)：民国30年(1941年)2月，大通自治会情报组长吴智和受日军旅团长三甫加门的指使，组织“铜陵兴亚自卫队”，吴智和任大队长，吴慕伯任大队顾问官。伊楷任大队副。辖1个中队，中队长王文博，下设3个小队，9个班，50余人，日军拨给几十支步枪；军费开支来源，一是设立税捐稽征处，进行收税。二是大通日军发给物资出口证，吴智和派人做生意。年底，发展为2个中队，伊楷任第二中队长。归大通日军指挥。
安庆保安第二团(1942～1943年)：民国31年(1942年)6月，铜陵兴亚自卫队改称安庆保安第二团，辖3个中队、军法庭、修械所、税捐稽征处、兴亚贸易公司，计300余人，轻机枪3挺，步枪200余支，短枪10支，团部驻大通，吴智和任团长，部队分驻和悦洲、六百丈、老鼠石、梅埂等地。
铜陵县保安大队(1943～1945年)：民国32年(1943年)2月，安庆保安第二团改为铜陵县保安大队，大队部驻县城西门外童家油坊，伪县长龚玺揆兼大队长，吴智和任副大队长，辖通信队，队长章燕山；第一中队，队长王文博；第二中队，队长周宗楷；第三中队，队长章启斌(即章家元，打入敌伪组织的新四军副营长)，官兵计420余人，归驻县城日军第一三三联队指挥。民国34年2月，辖通信队，第一、二、三、四中队，四中队队长王凤藻，官兵计500余人，步枪300余支，轻机枪4挺，手枪20余支。8月，日军投降后，县保安大队由国民党铜陵县国民兵团受降，后大部分被改编成县自卫总队。
人民武装
武装队伍农民赤卫队(1927～1934年)：民国16年(1927年)湖城涧农民何骏启等人购买枪枝，自发组织农民武装，打击恶霸地主，实行铲富济贫。民国19年，铜陵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后，在党组织启发、诱导、帮助下，这支农民武装改编为农民赤卫队，何骏启任队长。民国20年，湖城涧农民赤卫队遭到国民党县保卫团“清剿”而失败。民国23年秋，中共党组织派曾一坚来皖南开展工作，曾一坚在三条冲、九榔、钟鸣、狮子山等地组织农民赤卫队，翌年春，上述地区农民赤卫队遭国民党县保安大队的镇压。
沙洲游击大队(1938～1940年)：民国27年(1938年)11月26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铜陵县城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抗日政策的推动下，犁桥、太平街一带有志青年集结在章啸衡、谢节之周围，主张公开发动抗战，组织抗日武装，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丢弃的武器和失散在社会上的武器集中起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始有14人，1支手提机关枪和10多支步枪，在沙洲大棚集结，打击企图组织维持会的汉奸、卖国贼、故名沙洲游击大队，后经章啸衡主动与新四军四支队取得联系，争取领导，沙洲游击大队被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第四游击大队。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龚同武、副司令曹云路委任章啸衡为大队长，谢节之为教导员。大队辖3个中队，第一中队长宋思齐、教导员姚志健，活动在流潭圩宋家宕一带；第二中队长曹彦家，教导员岳××活动在汀洲、太平街、老鹳嘴一带；第三中队长孔亚东、指导员方兴祥，活动在顺安附近，每个中队配备机枪1挺，步枪200～300支，大队部驻沙洲。12月初，新四军派民运部组织科长曾如清率一个连来帮助训练游击队，派营长陈振先任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民国28年2月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联名致信章啸衡、谢节之诸人；因铜陵属第三战区，江北新四军四支队属第五战区，在未征得三战区许可前，四支队不能到江南地区活动，故将新四军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第四游击大队，改番号为新四军三支队铜芜繁游击独立第一大队，仍以章啸衡为大队长，陈振先为副大队长，谢节之为教导员，归新四军三支队指挥，在铜芜繁地区活动。随即，铜芜繁游击独立第一大队在汀洲、沙洲坝、石佛山等地打击日军，尽管战斗力较低，但日军得知这一带有游击队活动，便不敢轻举妄动。到4月，第一大队发展到500～600人，因活动地区小，敌人不断“扫荡”，为保存力量，调出300余人编入新四军三支队老五团一营，留下部分精干人员，把武器集中起来，经过整训后，继续坚持战斗。
郎坑游击大队(1939年)：民国28年(1939年)1月，刘功臣组织郎坑游击队刘功臣任队长，新四军三支队派肖须知任教导员，队伍很快发展到200～300人，主要活动在朱村到柴塘一线山区。4月，郎坑游击队调铜陵三条冲、繁昌梅冲受训，编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
铜陵独立连：(1939～1942年)：民国28年(1939年)8月，叶为祜在叶家洲组建的游击队、陈孝铠组织的青年营游击队，刘英组织的西湖游击队，和郜元凯组织的游击队合编成铜陵独立连，属铜陵县委领导。民国29年5月，铜陵独立连调新四军三支队老三团训练后划交铜陵敌后县委领导，有40～50人、枪，叶为祜任连长兼党支部书记。10月，胡兴悌任连长、叶为祜任指导员，刘英(刘立人)任党支部书记，有70～80人、枪。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称铜无独立连，活动在铜陵、无为地区。8月改称长江游击支队司令部的特务连。民国31年编入铜陵大队。
长江游击纵队(1940～1941年)：民国29年(1940年)7月，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胡荣决定将三支队铜芜繁游击独立第一大队，改番号为长江游击纵队，委任章家霖(章啸衡)为纵队长，纵队部驻老鹳咀，主要是在芜湖、繁昌、铜陵、贵池等地区打资敌，搞税收，除保证自身军需外，还支援新四军经费。是年底，新四军军部准备北撤，驻铜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到泾县茂林地区集中，章啸衡率部分人员进山，驻叶山冲；副纵队长夏光普和谢节之率大部分人员转移到无为县汤家沟附近，继续做扩充人员工作。不久，夏光普和谢节之被新四军第二游击纵队错误处决，纵队撤销，人员编入新四军三支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为夏光普、谢节之平反，并开了追悼会，对其家属进行抚恤。
长江游击支队(1941～1942年)：民国30年(1941年)下半年，章啸衡组织长江游击支队，任司令，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兼任政委，司令部驻无为隆兴洲，把铜无独立连调去改称特务连，有150余人，50多支枪，在长江两岸打游击。民国31年李步新调皖江区党委工作，铜无独立连开回铜陵，长江游击支队告一段落。
铜陵大队(1942～1945年)：民国30年(1941年)底，国民党桂系顽军一七六师向皖江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新四军七师决定抽调沿江游击队主力参加保卫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战斗。铜陵游击队主力被抽走后，只留下1个班和一些侦察员，不足30人，仍保留原番号，巫希权任大队长，杨明任政委。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在铜陵、青阳、南陵一带。民国31年初，青贵游击队、区自卫队等合并编成一个中队，100余人，熊××任中队长，刘英(刘立人)任指导员，活动在目连庵一带。2月，发展为两个中队，二中队长陈栋，指导员许宏，活动在天门山一带。同年夏，铜陵敌后重新组织游击队，队长朱荣生，副队长张怀远，有10多人、10多条枪，随后又很快发展到60～70人。7月，为重整沿江地区抗日武装，正式成立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铜陵大队，大队长巫希权，副大队长叶为祜，政委杨明，教导员罗爱民，辖3个中队，300余人，大队部1个通信班、1个侦察班，三中队中队长由副大队长叶为祜兼任，查富德任副中队长，钱秋育任党支部书记，在铜陵敌后地区开展活动。9月，二中队陈栋、指导员许宏带60余人枪投向伪军安庆保安第二团吴智和部。民国32年10月，成立铜青南总队部，辖铜陵大队和县大队。民国34年3月，铜陵大队改编为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二团三营；副大队长查富德重新组织铜陵大队，任大队长，钱秋育任教导员，很快又发展到200～300人。8月，日军投降后，部队北撤，9月铜陵大队整编为新四军7师皖南支队三团三营，查富德任营长，钱秋育任教导员。
铜东游击队(1944年)：民国33年(1944年)2月8日，徐世达、方少新(又名方正)在永丰圩一带组织铜东游击队，开始有9人，方少新为队长，徐世达为指导员。4月，新四军7师皖南支队铜青南总队部发给游击队4支枪，到10月发展为60～70人，40多支枪，下设2个排，6个班，后编入铜青南县大队。
铜青南总队(1943～1945年)：民国32年(1943)年9月，成立铜青南总队，县长张世杰兼任总队部总队长，傅家银、敖德胜、曾火生先后任副总队长，杨明兼政委。民国33年(1944年)9月，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委宣传部长李可夫兼任政治部主任，辖2个大队；铜陵大队，大队长袁观林，后张玉田；铜青南大队，大队长陈享昌；还辖有警卫连，70多人、枪；7个区政府(顺安、五峰、凤心、凤凰、沙洲、何湾、童埠)的警卫排和乡政府的警卫班，200余人，100余件武器。总队部驻迪龙冲。民国34年8月日军投降后，奉命北撤，改编成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第三团。
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部(1945～1947年)：民国34年(1945年)10月，杨明、朱农、陈爱曦、陈尚和等人率领皖南支队二团七连、三团七连及三团团部部分警卫武装和地方干部共300余人，机枪4挺，长短枪153支，掷弹筒4支，银元1000元和部分物资，重返铜陵，把部队和游击队改称皖南人民自卫军，以民众武装出现，麻痹敌人，成立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部，杨明兼政委，查富德任副大队长。辖1个主力大队——铜青南大队，朱农兼政委，左秀东任副大队长，王克祥任副教导员。大队辖一、三、五区队，七区队担任青北工委武装，九区队担任沿江中心县委警卫武装。十一区队担任南繁芜县工委武装。12月，国民党四十四军一五O师、一六二师进驻铜陵，敌情严重，杨明率主力部队和沿江中心县委机关转入青阳盘台，留下少数武装在铜陵坚持斗争。陶钢(即周坚铠)率1个班在凤心区查家圩活动，被叛徒出卖，12人在土洞被捕，其中4人牺牲。民国35年(1946年)1月，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部改称沿江总队部，总队部驻青阳，活动在铜青南地区。
武工队(1946～1949年)：民国35年(1946年)，徐世达在铜陵三条冲地区组织武工队，发展到100余人；朱村乡许万荣武工队，10多人，7～8条枪；柴塘有查斌游击队；大院、天宝乡有郜先哲武工队，10多人，4支枪；郎坑胡小老武工队，10多人，4～5支枪；南陵何湾合村乡杨有富武工队，20多人，10多支枪；涧北冲乡崔连成武工队，8～9人，4～5支枪；黄兴乡孙太福武工队，20多人，10多支枪。民国38年，武工队发展到700多人(含小游击队)。
铜陵县大队(1946～1949年)：民国35年(1946年)11月，铜青南游击队(连)成立，陈尚和、尹彬先后兼任负责人。民国37年9月，改称沿江支队铜陵一连。指导员查斌，副连长赵彪(后任连长)，副指导员孙运松。民国38年5月，成立铜陵县大队，60多人(实际1个连)大队长高占魁兼任。赵彪任县大队副，后任大队长。陈爱曦兼任政委，查斌任副政委，县大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解放江南，做了许多工作。铜陵县解放后，县大队接管县城。建国后县大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县人民武装部(1949～1990年)：1949年8月4日铜陵县成立人民武装部，高占魁任部长，下设政治股、战勤股。辖沙洲、凤心、五峰、顺安、凤凰、五松镇六个区大队，属池州军分区领导。1951年县人民武装部改属部队建制，部长高凤山，辖独立营。1954年10月改称兵役局(保留人民武装部名称)。1958年7月县兵役局和铜官山市兵役局合并，成立铜陵市兵役局，辖铜官山、大通、顺安3个区人民武装部。1959年7月恢复铜陵县兵役局建制，隶属安庆军分区领导。同年11月取消兵役局名称，单称人民武装部。1965年7月划归池州军分区领导。1975年4月划归铜陵市人民武装部领导。1985年11月县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交接工作于1986年6月7日完成。1987～1989年连续三年被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先进人民武装部”称号。
县公安队和武警中队(1951～1990年)：1951年成立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铜陵县中队，隶属于铜陵县公安局。1952年9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铜陵县公安中队，隶属于铜陵县人民武装部。1966年7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铜陵县中队，隶属于铜陵县人民武装部。1988年10月成立中国人民武装民警铜陵县中队，业务上受铜陵县公安局领导，行政上受铜陵市公安局武装民警科领导。1984年4月成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铜陵县中队，业务上受铜陵县公安局领导，行政上受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铜陵市支队领导。
武装斗争活动民国19年(1930年)冬，本县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后，即开始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活动。民国20年，铜陵遭受水灾，遍地饥荒，章啸衡及其弟章家藩等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抢粮斗争，何骏启领导的农民赤卫队在湖城涧一带开展铲富济贫斗争。同年，国民党县政府派保卫队进行“清剿”，何骏启等被捕惨遭杀害；章家藩被关押惨遭毒打，折磨而死；章啸衡遭通缉暂居他乡。民国23年，铜陵大旱，翌年青黄不接之际，钟鸣、九榔等地农民赤卫队领导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铲富济贫的斗争。国民党县政府与当地土豪劣绅相勾结，在罗家店秘密召开“清剿”会议，会后派县保安大队与清乡队联合进剿，农民赤卫队受挫。同年，境内党组织遭到破坏，武装斗争活动亦转入低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境内党组织开始建立人民武装，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作战，并采取灵活的作战方式，打击日本侵略军及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电示曾希圣负责收容新四军突围人员。铜陵县委和游击队奉命，把收容、护送突围人员作为主要任务。从铜、繁过江较多的有三批；张闯初、杨采衡率领300多人，经铜陵从繁昌过江；巫希权率一个营及另外一个营的部分人员300多人，从铜陵过江；李志高、谢忠良率80多人(其中有马长炎、陈仁洪、李桂英、罗湘涛、胡金奎等领导干部)，从铜陵过江。小批和个别突围出来的领导干部钟德胜、熊梦辉，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来的张世杰、陈茂辉、梁金华，还有三支队军需处长郑兴福，二支队军需处长潘友宏，一支队军需处长孔学凡，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以及王明、马惠芳、王保实等，均从铜陵过江。2月中旬，留在铜陵敌后的游击队，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把游击队活动区域安平乡一营伪军赶跑。日军察觉后，便将投诚不久的一营伪军调到安平建立据点。300余名伪军到达后，敲诈勒索，欺压群众。敌后游击队经过调查，得知日军对该营伪军存有戒心，秘密召集伪乡、保长开会，要他们列具伪军罪行材料，向县城日军控告。通过重金贿赂，县城伪维持会和日军翻译官宴请日军司令部报告班伍长，伍长向司令部作了详细报告。几天后，日军夜间出动，突然包围安平伪军据点，将这300多名伪军全部缴械，解往安庆劳动营做苦工。3月初，北撤到无为的杨明率侦察参谋陈意达等6人重返铜陵，很快同交通站取得联系，在铁湖咀会见铜陵敌前县委书记王卓，建立游击根据地，在顺安和朱村之间一带农村开展群众工作。3月中旬，新四军七师四十五团派彭嘉珠率一个连来铜陵，成立铜陵敌前行动委员会，彭嘉珠为书记，杨明为副书记。部队化整为零，保存自己，打击敌人。4月初，彭调回皖江根据地，七师又派巫希权，何志远等到铜陵，成立铜青南党政军委员会，何志远任书记，杨明任副书记，巫希权为游击大队大队长，何兼任政委。以埂塘、焦家铺为中心开展工作，国民党川军一四四师频繁“清剿”，新四军地方部队日益壮大。6月，国民党战区调来五十二师配合“清剿”，新四军七师副政委李步新和五十六团团长徐绍荣率一个营到铜陵。五十二师连战失利。民国31年9月，国民党一四四师撤走，一四五师进驻，对铜陵大队威胁很大，战斗频繁激烈，环境日趋险恶，一些人发生动摇，二中队队长陈栋及指导员许宏带60余人叛变投敌，倒向伪军吴智和部，使大队遭受很大损失。民国32年8月，国民党一四四师又来接防，该师稍有民族感，杨明等人多次做争取工作，使其对游击队攻打国民党区乡政府持观望态度。9月初，铜青南大队打掉舒家店乡公所、钟鸣区公所、陶凤和刘塘乡公所，清乡队被全部消灭。9月中旬，攻打三条冲国民党县政府，歼灭县保安队大部，县长仓惶逃命；国民党县政府区乡联防队进行反扑，被铜青南大队全歼于舒家店，民国县政府遂流亡于南陵何家湾。
民国34年(1945年)2月17日，国民党挺二纵队司令顾心衡，在泾县北贡里召集一九二、五十二师以及铜、繁、南、青四县党政军特要人参加的作战会议，集结5000～6000人，制定“兵分四路，突然袭击形成包围，就地全歼”皖南支队临江团的作战计划，企图摧毁新四军游击根据地。国民党一九二师一个团，南陵县自卫队两个中队，从正面南陵绿岭丁、铜陵水龙山、老虎头向临江团驻地龙潭肖村、大方村推进；国民党五十二师一个营，铜陵县国民兵团两个中队，从西面铜陵凤凰山，铁石宕一线向三条冲地区推进；日伪皖南特别区张昌德部，繁昌反共团，从右翼牧家亭、九榔庙、黄浒一线封锁沿江；伪铜陵县保安大队吴智和部在顺安一线封锁铜陵沿江地区；踞铜繁日军助战。临江团采取分兵敌后，相机打击，并与敌开展肉搏，铜陵大队和丫山、何湾、绿岭地区民兵紧密配合临江团作战，袭扰敌人。经过5天战斗，打退了敌人进攻，共毙敌70多人。伤敌数百人，俘敌30余人，缴获机枪4挺，步枪数十支；临江团、铜陵大队和民兵亦伤亡100余人。
民国34年9月底，皖南新四军及地方军政人员奉命北撤，铜陵地区留下张良仕和25名武装人员坚持斗争，建立游击武装。10月4日，杨明、朱农、陈爱曦、陈尚和等人率皖南支队二团七连、三团七连及地方干部和警卫人员300多人重返皖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10月10日，沿江中心县委在铜陵庵门肖村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确定任务，作出部署，将沿江地区分为铜青南县委和南繁芜县委，部队化整为零，以武工队形式，分兵发动群众，统一整编沿江地区部队，改称“皖南人民自卫军”，成立自卫军总队部，杨明任政委，查富德任总队副，钱秋育任政治处主任。把连队改成区队，一、二、五区队为总队部主力，九区队担任中心县委警卫武装，十一区队担任南繁芜县委武装。11月下旬，国民党一九二师驻何家湾一个营，国民党县民众自卫总队两个中队，勾结日伪独立方面军共2000余人，分3路向顺安中心区进犯。西路以县民众自卫总队两个中队，勾结已投降的日军100余人，共400余人，向顺安中心区推进。东路以日伪独立方面军一个营200余人，由三条冲、钟鸣街、下炉铺、矶头一线推进。南路以国民党一九二师一个营向凤凰山峡口推进。查富德率两个区队从上午8时战斗到下午4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打击了伪军和汉奸的嚣张气焰。
民国38年春，铜陵地下党与游击队和铜陵人民为迎接大军渡江，配合渡江作战，在铜陵沿江地区敌江防部队侧面大量印刷散发宣传品，指明出路，瓦解敌军。4月15日，先派孙运松、王步升、李玉堂组成武装侦察小组，深入到沿江地区敌前沿阵地，将敌人的兵力部署、炮阵地位置、数量等详情绘制了地图，又选派水性好的游击队员赵帮根在横港与羊山矶的交界处泅水过江，被敌人发现遭枪击，赵帮根临危不惧，冒死游至北岸，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到解放军手里。大军渡江时，民兵配合游击队，破坏敌人电讯设施，扰乱敌人指挥系统。大军渡江后，铜陵党组织，游击队动员民兵和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当向导，抬担架，搞运输，为大军储备粮食。邓小平在1949年8月4日向新政协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中，将“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渡江作战”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能胜利突破长江天堑、迅速完成宁、沪、杭作战任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