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生猪
建国前，生猪是由屠商同农民自由交易的。建国后，这种形式仍保持一段时期。
1953年，矿区消费合作社设立猪肉供应点，开始经营少量的猪肉业务，全年销售12.5万公斤(约2500头)，市场大部分猪肉仍为私人经营。1955年初，在全县范围内实行生猪派养派购，由国营食品部门根据派购任务与农民签订派购合同，组织收购。为了保证市场货源，在派购任务完成之前，屠商不得插手收购。1956年，由于矿区人口的迅速增加，猪肉供应日趋紧张，根据省商业厅规定，省内各市从三季度开始，压缩供应标准，每万人每天供应量不超过3.5头，对医院、疗养院、产妇等优先供应。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生猪生产的方针是：以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公养私养并举。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农民家庭养猪受到很大削弱，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厂矿企业陆续兴办了一批养猪场。全市共有集体养猪场9所，养猪1700多头。
1959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解决城市副食品供应的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因此，全市各机关、厂矿企业和农民饲养家禽家畜进入一个高潮。是年底，全市集体和居民共养猪3445头，家禽3.6万多只，养兔1.2万多只，养羊800多只，缓和了市场猪肉供应紧张的矛盾。
1960年，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国务院文件规定：国营农场、人民公社和商业、粮食部门的饲养场现有的“卫星猪”和符合出口标准的肥猪，要全部卖给国家，供应出口；商业系统现有库存的肥猪中，凡是符合出口标准的要迅速全部调出加工出口。对市场销售要继续贯彻节约消费的精神，不能放宽。这年国营商业的生猪货源比1959年减少60%，在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国营食品部门根据“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照顾必需、安排一般”的原则，对高温、高空、井下作业的工人和产妇、病员保健所需的猪肉食品基本保证供应，其余均无法供应，市场长期脱销。1961年，市场猪肉供应继续紧张，全年每人平均吃猪肉2.3公斤。
1962年以后，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生猪饲养量增加，国营商业在坚持派购政策的前提下，改进购销方法。采取派购任务到队、工作到户，收购到点和约时收购相结合的方法。实行奖励政策，合理确定购留比例，保护农民养猪积极性。鼓励农民养大猪卖大猪。同时，国家提高生猪收购价格，1963年比1961年收购价格提高29%。市场供应逐步好转，1963年9月，取消了猪肉凭票供应办法，保证市场正常供应。这年人均年消费水平达到3.7公斤。（为照顾回族居民生活习惯，每年从外地调进一部分菜牛供应回民，仅1965年就调进菜牛100头。）
1965年，根据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省商业厅《关于改变生猪收购计价办法，进一步促进生猪生产的报告》规定，国营商业部门每收购一头生猪，奖售原粮12.5公斤，布票5市尺，1965年比上年多收购生猪416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民养猪积极性受到挫伤，奖励政策得不到兑现，派购任务完不成，生猪调拨也发生了变化。由调进活猪逐渐改为调进冻猪肉，由原来从安庆、芜湖调入改为蚌埠、宿县、阜阳等地调入，出现了“北猪南调”的状况。至时，猪肉供应紧张的状况仍然没有缓解。全市每人每月猪肉消费仅为1公斤。
1971年，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养猪事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的指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规定：除国营农场外，凡集体和个人出售生猪给国家的，每头奖售的饲料粮由原来的12.5公斤提高到20公斤。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生猪收购开始回升，到1972年已达到1906头，1973年达到2391头。
1973年9月，铜陵市肉联厂开始筹建，其中有储存能力500吨冷库和日宰杀量达500头的屠宰车间，1976年1月竣工使用。这些工程建成后，提高了铜陵市食品加工和储备能力，改善了经营条件，为安排好市场提供了物质保证。1976年销售鲜冻猪肉2903吨，比1966年增长2倍多，基本缓解了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
1979年，贯彻执行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国家对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和商品流通体制进行了调整，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生猪收购价格提高后，猪肉销售价格作了相应调整。1979年市郊农民共交售生猪1540头，平均每户0.5头，同年全市共销售猪肉3011吨，人均年消费18公斤。国家为了不影响职工的生活，从9月份起每月发给职工2.5元副食品价格补贴，猪肉免票敞开供应。
1984年6月，铜陵市人民政府决定：凡向市国营食品部门交售计划外的生猪，除按价收购外，每斤生猪奖售一斤饲料或０.１３元人民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饲养生猪的积极性。
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1985年)1号文件精神。从1985年4月1日起，取消生猪派购，实行合同订购。生猪收购指导价格为：三等猪每50公斤由原来的62.5元调到82元至86.5元；生猪派购改为合同收购，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由行政手段直接控制改为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间接控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收购生猪3595头，比1978年增加1622头。由于收购价格的上调，国家同时调整了猪肉的零售价格，从1985年4月1日起，每公斤猪肉销售价格由2.10元调整到2.80元，同时再增发给职工每人每月1.50元副食品价格补贴。由于副食品市场放开，实行多渠道经营，国营食品部门的鲜冻猪肉销售量显著下降，到1985年仅占市场销售量的一半。国营商业在做好平时市场供应的同时，重点是调节余缺，平抑物价，保证淡季和节日市场的需要。
1953年，矿区消费合作社设立猪肉供应点，开始经营少量的猪肉业务，全年销售12.5万公斤(约2500头)，市场大部分猪肉仍为私人经营。1955年初，在全县范围内实行生猪派养派购，由国营食品部门根据派购任务与农民签订派购合同，组织收购。为了保证市场货源，在派购任务完成之前，屠商不得插手收购。1956年，由于矿区人口的迅速增加，猪肉供应日趋紧张，根据省商业厅规定，省内各市从三季度开始，压缩供应标准，每万人每天供应量不超过3.5头，对医院、疗养院、产妇等优先供应。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生猪生产的方针是：以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公养私养并举。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农民家庭养猪受到很大削弱，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厂矿企业陆续兴办了一批养猪场。全市共有集体养猪场9所，养猪1700多头。
1959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解决城市副食品供应的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因此，全市各机关、厂矿企业和农民饲养家禽家畜进入一个高潮。是年底，全市集体和居民共养猪3445头，家禽3.6万多只，养兔1.2万多只，养羊800多只，缓和了市场猪肉供应紧张的矛盾。
1960年，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国务院文件规定：国营农场、人民公社和商业、粮食部门的饲养场现有的“卫星猪”和符合出口标准的肥猪，要全部卖给国家，供应出口；商业系统现有库存的肥猪中，凡是符合出口标准的要迅速全部调出加工出口。对市场销售要继续贯彻节约消费的精神，不能放宽。这年国营商业的生猪货源比1959年减少60%，在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国营食品部门根据“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照顾必需、安排一般”的原则，对高温、高空、井下作业的工人和产妇、病员保健所需的猪肉食品基本保证供应，其余均无法供应，市场长期脱销。1961年，市场猪肉供应继续紧张，全年每人平均吃猪肉2.3公斤。
1962年以后，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生猪饲养量增加，国营商业在坚持派购政策的前提下，改进购销方法。采取派购任务到队、工作到户，收购到点和约时收购相结合的方法。实行奖励政策，合理确定购留比例，保护农民养猪积极性。鼓励农民养大猪卖大猪。同时，国家提高生猪收购价格，1963年比1961年收购价格提高29%。市场供应逐步好转，1963年9月，取消了猪肉凭票供应办法，保证市场正常供应。这年人均年消费水平达到3.7公斤。（为照顾回族居民生活习惯，每年从外地调进一部分菜牛供应回民，仅1965年就调进菜牛100头。）
1965年，根据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省商业厅《关于改变生猪收购计价办法，进一步促进生猪生产的报告》规定，国营商业部门每收购一头生猪，奖售原粮12.5公斤，布票5市尺，1965年比上年多收购生猪416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民养猪积极性受到挫伤，奖励政策得不到兑现，派购任务完不成，生猪调拨也发生了变化。由调进活猪逐渐改为调进冻猪肉，由原来从安庆、芜湖调入改为蚌埠、宿县、阜阳等地调入，出现了“北猪南调”的状况。至时，猪肉供应紧张的状况仍然没有缓解。全市每人每月猪肉消费仅为1公斤。
1971年，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养猪事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的指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规定：除国营农场外，凡集体和个人出售生猪给国家的，每头奖售的饲料粮由原来的12.5公斤提高到20公斤。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生猪收购开始回升，到1972年已达到1906头，1973年达到2391头。
1973年9月，铜陵市肉联厂开始筹建，其中有储存能力500吨冷库和日宰杀量达500头的屠宰车间，1976年1月竣工使用。这些工程建成后，提高了铜陵市食品加工和储备能力，改善了经营条件，为安排好市场提供了物质保证。1976年销售鲜冻猪肉2903吨，比1966年增长2倍多，基本缓解了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
1979年，贯彻执行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国家对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和商品流通体制进行了调整，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生猪收购价格提高后，猪肉销售价格作了相应调整。1979年市郊农民共交售生猪1540头，平均每户0.5头，同年全市共销售猪肉3011吨，人均年消费18公斤。国家为了不影响职工的生活，从9月份起每月发给职工2.5元副食品价格补贴，猪肉免票敞开供应。
1984年6月，铜陵市人民政府决定：凡向市国营食品部门交售计划外的生猪，除按价收购外，每斤生猪奖售一斤饲料或０.１３元人民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饲养生猪的积极性。
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1985年)1号文件精神。从1985年4月1日起，取消生猪派购，实行合同订购。生猪收购指导价格为：三等猪每50公斤由原来的62.5元调到82元至86.5元；生猪派购改为合同收购，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由行政手段直接控制改为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间接控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收购生猪3595头，比1978年增加1622头。由于收购价格的上调，国家同时调整了猪肉的零售价格，从1985年4月1日起，每公斤猪肉销售价格由2.10元调整到2.80元，同时再增发给职工每人每月1.50元副食品价格补贴。由于副食品市场放开，实行多渠道经营，国营食品部门的鲜冻猪肉销售量显著下降，到1985年仅占市场销售量的一半。国营商业在做好平时市场供应的同时，重点是调节余缺，平抑物价，保证淡季和节日市场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