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巫婆神汉
迷信职业者，境内古已有之，民国后期，全县不下50人。巫婆主要是托鬼问卜的老妪，接鬼魂诉说亡人阴间境况。春季活动尤为猖獗，有“菜花市”之讽。神汉有过阴阳界看病、看命运、看屋运等。此外还有算命、看相、掐课、做卦给人治病、解难等迷信活动，皆凭花言巧语、装神弄鬼骗取钱财，信众文盲妇女居多。1950年后取缔，神汉绝迹，个别巫婆暗地活动。70年代，算命、看相复活。80年代，胡家乡尚村出现“梦通”老妪，城区及四乡愚蒙赶往问鬼、问病者甚多。
二、求签许愿
古迄民国时期，患重病和濒临险境人家，常去寺庙求签、许愿或求仙方、仙药，祈求菩萨保佑，逢凶化吉，虽耗财断命而不怨。1950年后，基本破除。60年代后绝迹。80年代，有人游览古寺亦作求签之举，多出于嬉戏。
三、求雨
建国前，每逢夏秋旱情严重之际，农民迷信神力，将信奉的太子、观音、太尉、城隍菩萨抬置旷野曝晒，使其身感烈日之苦而申报天廷速降甘霖。或自发结队至寺庙烧香求雨。恶旱时，常见四乡农民赴城隍庙、汪公庙求雨，日数百上千人。或延僧道设坛做斋、打醮，焚符吟咒，祈天降雨。龙须山中有泉潭名龙池，逢恶旱远近农民结队前往焚香烧纸，敲响锣鼓，舀取龙水迅跑，借以惊动群龙显灵降雨，谓“撬龙池”。甚至有农民携枯禾，敲锣鼓，围集县衙，挟县长穿草鞋、脱帽带头拜天求雨。民国23年大旱，四乡求雨历时逾月，规模之大历史罕见，却不见雨滴。33年伏旱，祝三村到龙塘山撬龙池，僧侣设坛祭兵(天兵)，往观数千人。求雨时，适逢降雨，众人宁遭雨淋而不戴箬笠。求雨活动，40年代中后期少见，50年代灭。
四、禁忌
节日禁忌春节，自三十夜至初三或十八朝，堂前垃圾扫集上位头桌下，厨房垃圾扫到灶门前，禁倒屋外。客人走后，茶水禁倒门外，谓财不外流。建国后，不拘此忌。立春日，女儿不回娘家，避踏春。初一、十五农家不挑粪、不倒粪桶。农业合作化后消失。
出归忌日逢农历初七、十七、二十七日不出远门。逢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不从远道归家。若恰逢忌日，则在途中推迟或赶夜路提前到家。谓“七不出，八不归”。婚嫁、出殡亦避此忌。40年代后，此忌渐消。出嫁女不踏娘家春，立春日忌回娘家，相沿至今。
农活忌日逢甲日不开仓放谷，乙日不栽桑种树，丙日不装灶烧灰，不砌锅台炉灶，丁日不剃头，初一、十五不挑粪。1950年后废。
忌鸟叫听到乌鸦当头叫或在屋顶叫，谓有祸。听见屋前后猫头鹰叫，谓有丧亡。母鸡打鸣，兆晦气，必宰杀。今中、青年人皆不信。
住宅禁忌正屋座向忌朝石壁或恶山、池、塘，亦忌屋右侧地高于左侧和门缺彼此相对。正屋右向为白虎首，忌开门缺。家庭不顺，有在门楣上悬镜或剪刀，以示克制；或立“泰山石敢当”碑石于墙根，示抗凶煞；或门前砌“照墙”遮挡。今农村仍行此忌。
妇女禁忌封建社会，由迷信演为忌讳颇多。新婚良辰、死人入殓和出殡，禁孕妇在场，谓孕妇是“四眼煞”，有使人犯重(再)婚、重丧之祸。上楼梯忌妇女行前，男子随后，下楼梯反之。忌过道晒女裤。禁妇女上灰灶。孕妇忌看庙会和开炉孔、门缺、窗口，以避胎儿缺嘴。喜庆礼仪，忌寡妇在场。作客住亲友家，禁夫妻同宿，女儿女婿亦然。建国后渐废。
五、陋习
赌博清迄民国时期，赌风盛行，不少村庄有赌场多处，以抽头营利。庙会和戏台下都有聚赌场所。男子十之三四皆赌，妇女参赌者亦不少。冬季、节日赌风尤盛。赌棍常年赶赌，以赌为生。常有因赌而倾家荡产者。民国20年(1931)前后，城里有绰号“福狗”的大少爷，父母死后，嗜赌、吸毒，荡尽万贯家财，30岁“打秋风”，沦为乞丐。1949年后赌风一度禁绝。“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老赌棍在边远山村聚赌，赌风渐起。70年代末，赌棍活动猖獗，以赌敛财。近年一些青年染赌，输赢大者每场数千元。
吸毒清至民国初，荆州、磡头种植罂粟、制烟土。乡神、大户有以鸦片烟敬客，炫耀阔气。富家多置烟灯，吸鸦片致门庭败落者屡见不鲜。民国时期，县政府曾严禁吸毒，却禁而不止。25年(1936)，有湖北人在县城东街开“大鑫土膏行”，并在上庄、湖村设分销店，专卖烟土。31年，五、六、七、八都(今镇头、浩寨、旺川、上庄)有吗啡贩20家，烟土贩10家，烟灯52家，常年吸毒者数百人，以旺川、上庄两村最多。县政府查封后，转入地下买卖。是年，吗啡在临溪泛滥，受害者猛增。政府虽严行查处，仍有人暗地贩毒、吸毒。1950年始禁绝。
娼妓民国24年(1935)，有几名外籍娼妓住杨柳村“接客”，两年后离去。30年春，有屯溪娼妓来杨柳村营生，一些老板、小开及社会名流去“打茶会”，调情、嫖宿，次年娼妓离去。后又有屯溪妓女在临溪设馆，不久即被乡公所驱逐。抗日战争期间，城内有一年轻娼妇，住处常有军官、衙吏、老板及英国军人出入，被讽之为“国民政府”。1950年取缔卖淫嫖娼，妓女暗娼经教育改邪归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