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公安
一、机构
明、清时，泾县地方治安由县令掌管，县丞辅佐，并置典史负责缉捕，管理监狱。另在桑坑铺设立巡检司，置巡检1员，弓兵30名，巡察检查，维护治安。后迁县东设茹麻巡检司(今榔桥镇)，清仍其旧。顺治初裁减弓兵18人，十四年(1657)又裁乡兵6人。咸、同间不复存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泾县始设巡警署。三十三年巡警署改称巡警局，辖分局5个(具体分布不详)，配员72人，其中巡警59人。民国2年(1913)巡警局改称警察事务所，设警务长，受县知事指挥监督。民国3年，警察事务所改称警察所，县知事兼任所长。民国5年置警佐充任警察所长，受县知事监督。民国16年警察所改称公安局，掌管全县户籍、警卫、消防、防疫卫生、救灾、护林及渔猎诸事。民国22年撤销公安局在县政府内设公安科，置警官3人，长警14 人。并在马头镇设驻巡所。民国33年公安科裁撤，重新设立警察局，直至解放前夕解体。
1949年4月泾县解放。5月建立泾县人民政府公安局，6月建立城关公安派出所，7月增设茂林镇和马头镇两个公安派出所。1950年全县公安机构逐渐健全，县局内设机构有秘书室、侦察股(含侦察队)、行政股、司法股(又称审讯股)及看守所、公安队。各区配有 公安助理员，各村选定不脱产村治安员。5 月，县公安局内设机构调整为秘书室、调查股、治安股、执行股、看守所和公安队。1951年5 月，马头镇公安派出所改为马头镇水上派出所。5月12日县公安、法院两个看守所合并。1952所5月撤销茂林镇公安派出所。1953年3月又撤销马头镇水上派出所。1954年元月原各区公安助理员改称公安特派员。1956年6月泾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更名为泾县公安局。1957年3月撤销各区公安特派员编制，人员调县局工作。1958年泾县晏公煤炭矿区民工骤增，为此建立晏公矿区公安派出所。同年陈村水库工程上马，翌年建立陈村公安分局。1962年晏公矿区派出所撤销。1963年2月县公安局设专职政治教导员。1966年5月建立水东派出所，原陈村公安分局撤销。11月分别建立茂林和榔桥2个派出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检、法机关受到冲击，于1968年3月15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泾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是年8月，泾县革命委员会又成立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下设政保、秘书、治保和审判4个小组，取代了公、检、法机构职能。1969年11月10日人保组与公安机关军管小组合并，下设秘书、侦破、治保、审判和人民来信来访小组，并将茂林、水东、榔桥、马头等派出所撤销。1971年12月重建水东、榔桥、马头派出所。1973年2月遵照省革命委员会通知，恢复泾县公安局名称。1974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泾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撤销。1975年7月人保组撤销，泾县公安局正式恢复。是年9月重建茂林派出所。1976年马头派出所迁至赤滩。1983年建汀溪、潘村、昌桥、黄村4个派出所。1985年6月设陈村水电站派出所，隶属县公安局。至1987年除县公安局外，基层有城关、潘村、琴溪、昌桥、榔桥、陈村、茂林、云岭、黄村共9个公安派出所。
基层治保组织解放初期结合反奸除霸斗争，加强基层治安管理，全县各乡村先后建立80个治安保卫委员会。还建立县、区联合治保、区与区、乡与乡联防联保组织。相互订立联 防公约，防火防盗，防匪防特。
1951年5月县政府指示各区和派出所组建治安保卫委员会。1953年，全县12个区镇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99个，治保员827人。县直14个机关单位同时成立9个治保会，26个治安小组，成员107人。1956年，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选举产生治保员共1148人 。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对全县治保会进行整顿，乡治保会由原来的25个精减为16个，街道和社队治保会由原来的160个增加为175个。1959年结合整顿农业社对全县治保员进行审查，更换不合格人员37人。
1963年根据中央《治保工作细则(草案)》规定，对基层治保会组织又重新整顿调整。1968年至1969年，“文革”动乱导致各地治保组织瘫痪，由造反派专政组织取代。
1970年开始，全县恢复建立基层治保组织，先后建治保委员会200个，治保小组1027个，监改小组89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整顿基层治保组织，农村生产大队成立治保委员会，生产小队成立治保小组。1979年全县247个生产大队治保委员会全部恢复。1981年县直厂矿企业进行整顿健全治保组织。1983年底，县公安局对345名基层治保主任进行集中培训。1985年县公安局表彰先进治保集体20个，治保工作先进个人80人。
70年代，城关、榔桥、茂林等地建立治安联防队，夜间执勤、巡逻放哨，维持治安。1985年后，城关地区率先建立专职治安联防队，担负本地治安巡逻任务。
二、武警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泾县巡警局与5个分局除职员外，有巡警59人。
民国建立后改为泾县警察所，民国7年所下设警备队，有武装队警50人。民国8年警备队改称警察队，配警官4人，警士仍为50名，警士着黑色警服，配备有警棍、绳及少数枪支弹药。民国16年警察队改编为中队，分设第一、第二中队，配备枪支弹药。民国22年警察中队又编为泾县保安中队，属县政府指挥，为地方武装，同时属安徽省保安总队序列。民国33年，县政府撤销公安科，重建县警察局，并建警察队，有警士54人，警官5人，分置5个班，配备长、短枪支30余支。1949年4月解放前夕，县警察局、警察队警政人员及警士随县政府撤退，在榔桥河投诚起义。
1949年5月，以驻城原泾旌太游击队部分战士为主，吸收起义警士4人、招收部分社会青年共60余人成立泾县公安中队，属地方政府领导。1952年6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人员编制按连级设置，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泾县中队”，受上级公安大队与县公安局双重领导。1955年7月改为人民警察队建制，原泾县公安中队改称泾县公安局民警队。1957年县民警战士减编为27人。1959年又改建制为武警部队，属安徽省武装警察总队序列，改称安徽省武警总队泾县中队。1963年又改武警部队为公安部队序列，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泾县中队。1966年公安部队兵种撤销，复又统一编为解放军序列，泾县公安中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泾县中队，隶属县人武部。1975年底县公安中队又改为民警部队序列，属公安系统，又改称为民警中队。1983年起又恢复武警建制，县民警中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宣城支队泾县中队。1987年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徽省总队泾县内卫中队。
三、户政
明、清时期，县衙设主簿管理户籍人丁。本县籍居民长住者为主户，主丁；临时或外迁来境寄居为客户、客丁。按乡、都、图、甲编门牌和户口册籍。县衙总管乡、都、图、甲户数、人丁数。
民国成立后，县警察所、局，总管都、图、甲户籍人口，取消主户客户之分。按年统计增减，间有抽查清查。各户分别立门牌花名册。民国17年(1928)年全县进行人口调查，结合进行户口名册登记。民国20年后，改基层都、图、甲行政建制为乡镇(先为联保)、保、甲建制，10户编为1甲，10甲编为1保，重新逐户登记造册，编门牌序号，称门牌户籍册。一户一纸、一式数份，乡、镇公所配有专职户籍干事，管理本乡户籍。县警察局设有户籍警，总理全县户口册籍，同时制定出生申报、死亡注销、户口迁徙等规定。当时各乡、镇、保、甲征兵、派夫、摊捐收费等，一般按户口册籍确定征缓对象，抽签征集，按人头摊派各种名目费使杂捐。
民国22年始，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加强“反共防奸”措施，按户籍执行“五家联坐法”，即所谓1人犯“法”，5家同“罪”。至民国25年，全县完成“五户连坐法”户门登记。民国29年，县政府进行全县户口总复查，统一印发表册至乡镇，调查登记分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出生、死亡年月、迁出迁入、婚姻等目。民国37年，国民党加紧“反共”，对居民和流动人口加强控制。县政府统一部署各乡镇向所在地居民颁发“国民身份证”。县城及几个集镇由军警、乡自卫队设卡验证，盘查过往行人。至年底，约有三分之二乡镇颁发“国民身份证”。而山区游击地区乡、保无法实施。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泾县国民党军警与乡镇公所自卫队兵常在深夜以搜捕汉奸或“共党份子”为名抽查户口，无辜百姓，动辄遭打骂，或被拘留关押，勒索敲诈。
1949年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建立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居民户籍由所在地公安机关管理；农村人口户籍，由乡(镇)政府民政部门管理。两者均由县公安局统一管理。1951年8月始，以城关东街为试点进行城镇人口调查登记。1953年结合人口普查和普选工作在全县开展户口登记。全县共有57989户213705人登记入籍，分户填发“户口册”。1956年，全县结合第二次普选工作进行户籍核查登记。并始建县党、政、企事业机关公共户口42户，入册人口2012人。1958年根据新颁《户口登记条例》，对全县户籍管理制度进行调整整顿。城镇人口户籍由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管理，农村户籍由公社、生产大队登记造册，专人管理。健全出生申报与死亡注销、迁入迁出转移户籍等制度。同时贯彻执行农转非规定，新出生婴儿随母亲户籍入册，以控制城镇非农人口增长。城镇居民粮油供应增减、转移，一律凭户籍由粮油管理部门核定。户口登记入籍，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临时流动人口，旅客住宿由旅社、饭店登记，探亲访友、行商、做工，一般均须持原居住乡或大队、或单位证明方可暂住并向当地公社或大队申报；城镇来人向当地街道居委会或派出所申报。三年困难时期，全县人口增减变动甚大，户籍管理比较混乱。1962年有6000余人自苏北及本省江淮地区盲流入境。后对其中1800多灾民作了安置帮助渡荒，其余约4千余人被动员返乡。1964年全县结合第二次人口普查工作，重新进行户籍整理登记，对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人口，分别核查登记入册，健全户籍管理制度和人口统计年报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户籍管理出现不正之风，少数人以权谋私，违反规定，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1976年，根据省公安厅有关加强户口管理工作通知精神，县革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清理，清退注销了部分违反规定农转非户口，但仍有少数人利用各种关系弄虚作假，仅1979年“农转非”户口就达615人，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县人民政府组织公安部门严格查核，注销清退329名违反规定的“农转非”户口。进一步健全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吃商品粮人口增长。80年代初，城镇居民由所在地公安派出所逐户颁发“户口簿”。
1985年始，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变更，依据国家有关规定，鼓励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申报自理户口。至年底，全县批准进入城镇的自理户口共2216户，3744人。1986年自理户口增加到2449户，6279人。进城后持自理户口证向所在地街道居委会与公安派出所登记，接受户籍管理。
此外，对常年以船为家的人口实行水上户口管理。1950年7月，由城关、马头公安派出所登记水上户口。至1952年，全县登记水上户口共计259户，1002人，建立分户册籍，实行出生、死亡迁徙等户口变动登记制度。1954年，全县水上户口511户，人口781人。1958年6月进行水上户口清查，登记入籍户口804人。80年代始成立航运公司。船民水上户口由上述组织作为基层管理单位定期清查、核对统计，报告公安部门备案。
清光绪十二年(1886)，泾县就有外国人——法籍天主教传教士入境寄居，开展传教活动。民国初有德籍、西班牙籍传教士来县传教。当时县公署警察局、所，对外国人入境居住进行登记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境外国人增多。县政府于民国32年始，对侨居本县的外国人进行调查登记。参加登记的有县城天主堂西班牙籍神甫，有随芜湖私立广益中学内迁茂林的美籍、加拿大籍基督教徒兼任教师及教会诊所医生4人，另外还有临时进驻茂林、马头两地的韩侨工作队约10余人。抗战胜利后外侨大都离去，仅有西班牙籍神甫继续留居，1954年离境回国。
80年代始，来泾县观光 、旅游、进行贸易或探视亲友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日渐增多。县公安部门遵照国家和县人民政府有关政策规定，对入境人员一律凭护照办理签证手续，登记临时户口。1985年开始，泾县列为对外开放县，外国人与海外同胞来泾，凡持有进入国境护照和有关部门颁发的旅行证，不再办理签证手续，只履行验证。
四、治安管理
禁毒肃毒清初始，泾县就有鸦片为害。清末至民国初期吸鸦片、种鸦片愈演愈烈，从官员至民间吸毒之人数以千计，以县城、马头、翟村、万村、章家渡、榔桥河、厚岸等地居多 ，鸦片馆、土膏店开设铺面，凭照公开经营。官员、富绅之家，普遍有吸鸦片专用床单，烟具齐全。流氓、地痞、兵痞吸毒者更不乏人。西南乡农村亦多种植鸦片。民国前期，县知事虽动议禁毒，但无行动。民国21年始，设“泾县戒烟所”。民国24年，县政府组建“安徽省禁烟委员会泾县分会”，张贴布告，通令禁烟。由公安科办理烟民登记，限期禁烟。但又规定“凡烟民领取戒烟执照者，许可向土膏店购用烟土”，并规定“无照烟民，一经拿获，则依禁烟治罪暂行办法治罪，处以有期徒刑，并科罚金”。是年，全县烟民登记领照达2249人。名为禁烟，实际是收费科捐。抗战军兴，禁烟机构解散。民国28年4月，县政府又颁发布告明令禁烟，对土膏店、烟民限期登记，缴销执照，停止营业。是年全县查封烟馆51家，其中茂林烟馆18家、查村7家、厚岸10家、翟村和万村11家、章家渡5家。全县仍保留10家土膏店领取许可经营证，继续经营鸦片销售。民国29年复又成立戒烟所，规定各土膏店捐资提供禁烟费用。县政府曾派出警员收缴销毁烟灯140只，烟枪130杆，其它烟具56件，限令烟民去戒烟所戒烟，先后有300余人戒烟，但后来多数仍继续吸毒。民国34年明令吊销土膏店执照。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日)，县政府沿成例召开禁烟禁毒会，警察局销毁烟土、烟具、重申禁政。至此全县公开经营的土膏店悉被取缔。数年中，县警察机关先后抓获吸毒贩毒人员58人，实行罚款、判刑、关押，其中处以死刑2人。至民国38年解放前夕，县政府政务报告中还指出“全县仍有少数不肖之徒侥幸偷吸”，一直未能禁绝。
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禁烟。吸毒贩毒人员慑于人民政府政策威严，多数自动禁戒，少数吸毒极深与不法分子虽百般隐蔽偷吸偷售，终未逃脱人民监督，一一受到制裁和改造。至1950年底，吸毒贩毒违法行为基本绝迹。1965年，琴溪乡山日山西河生产队有外地迁入农民许家贵贩毒，县公安机关及时查获，收缴烟土43.6克及烟具2件。同年在包合、厚岸一带发现农民私种罂粟2915棵，公安机关与当地政府及时进行查处全部销毁。1986年，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彻底铲除罂粟禁绝鸦片烟毒的通知》，1987年5月至8月，组织公安警政干部445人，分成114小组在全县宣传发动查禁种植罂粟和偷运贩毒不法行为，共查获种植罂粟8045棵，全部铲除销毁，对种植人员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理。
禁止赌博泾县在解放前赌博恶习普遍存在，集镇赌风较为严重，以赌为生的流氓赌棍颇不乏人。抗日战争前，茂林镇每年农历九月二十四神会(南坛会)之际，四乡赌徒云集，多达数百人，公祠、敞厅、广场摆赌桌数以百计，持续一二月。其他各地每逢神戏庙会之际普遍开设赌场。此外城乡大户操办红、白喜事和乡村农闲时都有聚赌恶习。赌法常为押四门宝，摇单双，推牌九之类。常年参赌多为赌棍、地痞流氓、劣绅恶少之徒。民国时，县政府屡颁布告禁止，警察机关亦屡有查禁，但多徇私受贿，加以包庇，明禁暗许，屡禁不绝。地主富商家打麻将赌博则常年不断。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颁令严禁，公安机关严厉查禁，抓获赌资赌具一律没收，对参赌者一般给以批评教育，少数屡教不改赌徒视情节处以罚款、或书面悔过、或拘留、劳教、严加制裁。50年代全县赌风基本收敛。60年代初赌博恶习复萌。“文革”期间赌风愈演愈烈。赤滩地区出现木材自由市场，四方商人掮客云集，一时赌风炽盛。榔桥、童疃、孤峰、蔡村、古坝、查济、琴溪等地边远山村和集镇时有聚赌发生，虽有查禁，但禁而不绝。近数年城乡经济迅速发展，一些不肖之徒仍在暗中赌博，并有少数党员、干部、职工参与赌博，恶习蔓延。经全县上下综合治理，严查打击，赌风受到抑制。
禁止卖淫宿娼解放前，县城与一些主要集镇有少数暗娼卖淫。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一些职业妓女流入县内卖淫，县政府及治安部门虽布告禁止，但禁而不严，半明半暗卖淫不绝。如县城的鸿宾旅馆，皖南旅馆；茂林的中南旅馆、新民旅馆；马头的翠华楼旅馆，经常为四方客商、军官、流氓、恶少招来娼妓，嫖宿乱淫。此外，城镇之中还有散居偏僻街巷暗娼在家接待嫖客。政府军警偶有查禁，少数抓获加以监禁，罚以劳役，但犯人只略施贿赂，便徇私不管。直至解放前夕仍禁而不绝。
解放后加强治安管理，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卖淫宿娼基本禁绝。近年来由于受到黄色书刊、淫秽录像等不健康因素影响，县城车站附近和沿干线公路少数个体旅店中，暗中卖淫、嫖客宿娼之事偶有所闻。公安机关结合综合治理对旅店加强管理，认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严厉查禁。这类情况明显减少。
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理民国27年(1938)县政府颁布告，规定民间枪支弹药实行登记管理。而有弹药枪支者多为土豪劣绅，名谓自卫，实则乱施淫威，欺压无辜。仅有登记，管而不严。建国后，县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明令收缴，全县私家散存的枪支、弹药，包括战争遗留的炮弹、枪弹，收缴数目不详。1958年，结合全县“政治大清查”，收缴枪支180支，子弹165发。1961年，全县又收缴长短枪5支、土枪27支、子弹395发。“文化大革命”期间军管部门收缴了各派枪支弹药。1978年，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非军用枪支管理的通知》，规定猎枪登记。全县共登记2000支，全部编号打印，造册登记，颁发枪证。1981年，由县人民武装部统一收回原配发民兵枪支集中管理。1983年收缴枪支2 支，手榴弹2枚、子弹198发。县公安局并对机关、企业保卫部门用枪全面清查登记。1984年，县公安局发出《关于彻底清查收缴散存在社会上的爆炸物品、炮弹和凶器的通知》并作广泛宣传。1987年对全县单位用枪健全枪支登记制度，并进行安全检查。
50年代始，县公安局对矿山、公路、农水部门所有雷管、炸药等爆炸品进行管理，使用单位建立保管、领用等一系列制度，事故较少。1958年，由于对爆炸品管理不严，事故屡有发生。1962年，县各有关部门在全县进行安全大检查，尤其是爆炸品检查。嗣后县公安部门对爆炸品采取统一保管，专人管理，健全存放、领发等制度。1973年，又对使用单位制定“放炮五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改变规定的次数、放炮时间；不准超药量放炮；不准在人员集中地点放置雷管；装炮不准吸烟；不准丢失、转借变卖爆破材料。1983年查出水利包工头潘孝本私卖炸药、雷管、导火索，牟取暴利，公安部门依法逮捕，予以法律制裁。1985年，县公安局对全县使用爆破物品的31个单位进行全面检查。同时举办爆破员学习班培训考核，给101名爆破员发给合格证，对319个使用、储存和销售单位全面审查，符合安全规定发给许可证。爆炸物品管理自此更趋健全。1986年又对城乡27个烟花炮竹生产单位进行安全检查，对其中符合安全生产规定的19个厂家颁发许可证。其余限期整顿，直到符合规定方准生产。单位与个人销售烟花炮竹，无论平时节日，均须公安部门检查批准，发给“销售许可证”和工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才准销售，无证悉予取缔。
特种行业管理民国期间，县警察机构对旅店、刻字、照像、娱乐场所等特种行业进行管理。饭店旅社专设“循环薄”登记住宿客旅，逐日报警稽查。警察人员经常入店盘查住宿旅客。
建国后，县公安部门对特种行业实行新的办法管理。50年代管理行业为旅馆、娱乐、照像、刻字、钟表、理发、浴池、茶酒馆、车行等10种。1958年调整为照像、刻字、旅店、饭馆、印刷、废品收购、修理等7个行业。1963年特种行业管理减为旅店、废品收购、修理、刻字、印刷5个行业，全县共51家。1985年，特种行业管理减为旅馆、刻字、废品收购3种行业。
管理办法各时期不尽相同。50年代凡经营特种行业者，一律先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登记，经审查批准颁发许可证，再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许可证。公安机关定期检查。如有违章经营，视情节给予处罚或停止营业处分。凡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者一律取缔。1980年，全县经审核许可经营特种行业的共119户。1983年全县仅个体经营旅店业的就达54户，来往住店人员复杂，登记制度不严，任意接宿不明身份人员，行窃、宿娼时有发生。个体经营废品收购业务者有的违反规定，任意乱收金属制品，甚至收购偷窃赃物，勾结销赃。针对上述情况，公安机关及时对违法经营的旅店进行责任追究和处罚。1986年，全县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规定国营、合作、个体各自经营范围细则。1987年在城关地区成立整顿特种行业领导小组，对个体旅店实行“统一登记，分户住宿”制度。对经营废旧物品收购者，实行从业人员审查登记，规定监督收购职责。是年10月，县城特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后重新颁证，加强了系列管理。
五、镇反、肃特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为维护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匪特及取缔反动组织运动。
进行反动党团骨干登记全县解放初人民欢欣鼓舞，但反动党团及特务、军、政残余骨干分子不时造谣扰乱民心。县、乡政府一面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一面由县公安局开展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军、政特务人员登记，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进行“靠拢政府，遵纪守法”教育。给以生活出路，使之解除顾虑，放下包袱，协助政府检举坏人坏事。至9月底，全县有483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了登记和被管训。少数隐匿分子在以后历次运动中，先后被检举受到处理。
剿匪肃特解放时，部分国民党残余特务、反动军政官员与武装土匪不及逃走。解放后有的隐名埋姓潜藏蛰伏，有的辗转山区，纠集勾合，秘密组织反动武装，持枪抢劫，威胁群众，破坏生产，策划反革命武装暴动，杀害革命干部。县公安局在中共泾县县委统一部署下展开侦察，泾县县大队配合解放军部队进行剿匪肃特斗争。半年中(1949年5月～10月)破获武装特务、反革命组织4个—苏浙皖赣边区反共同盟军司令部、中国反共同盟皖南分团泾县支团、反共军江南游击队司令部、中国反共救国军，其成员无一漏网，其中首恶分子由司法部门依法惩办。1955年经过周密侦察，先后又抓获隐藏潜逃的国民党县党部特务头目徐世梁等人依法惩处。
1949年9月，黄村木桥上出现反动标语，不久，又发现国民党特务电台信号3处(一处发自城关，两处发自马渡桥一带)，同月10日、10月15日、16日，先后在湖冲铺、鸡子岭、水东(今陈村镇)地带发生武装匪徒抢劫客商案件3起。还发现有武装匪特出没于泾县、旌德、宁国、南陵等边界山区，散发反动传单和标语，秘密集会，发展组织，网罗爪牙，搜集武器进行反革命活动。县公安局在县委统一部署积极侦破，县大队进行清剿，配合解放军部队，先后歼击了潜伏的几股匪徒、活捉匪首盛守福(国民党泾县党部肃反专员、特务)。12月，在泾、南边界破获盟军反共军江南游击司令部直属独立团，捕获陈跃庭、吴玉章2名首要分子。到1950年元月，全部成员24人被一网打尽。2月，又破获代号为“3861”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东南办事处”反革命武装，抓获匪徒15人。同月，又破获“山东国民革命义勇军”反革命组织，抓获首要分子马冠槐。1951年4月又破获“国民党青年特务工作队”组织，8名成员全部抓获，继又破获“苏浙皖边区反共救国军指挥部泾旌宁纵队泾县支队”反革命组织，抓获首犯及成员22名；8月又破获以芮锦庭为首的匪特24人，全部成员无一漏网。至1952年底，历时3年，隐匿各地的匪特基本肃清。
镇压反革命在“剿匪肃特”斗争的同时，1950年11月，县委、县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根据国家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认真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公安部门配合当地政府深入调查，依法逮捕反革命罪犯，由县人民法院审理，分别依法判处徒刑和管制。
1956年下半年到1958年，全县进行了内部“肃反”斗争和山区大清查工作，查出一批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劳动教养、管制。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出现扩大化，其中部分人员被重判错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分别得到平反纠正。
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民国10年(1921)前后，泾县开始有会道门组织，最早为“同善社”，民国9年筹备，11年正式成立。该组织设堂收徒，推举堂首，先在榔桥一带活动，后至县城。民国14年改名同善堂。社徒最多时达440余人，解放初尚有200余人。他们设有商店、机坊，积聚经费，定期开堂讲道，烧香叩头、结盟立誓，宣扬迷信，蛊惑民心。民国26年，“天德圣教”传入县西包村一带，有大教首、教首15人，先后发展教徒近200人，集会传教，宣扬神道，迷惑愚弄百姓骗取金钱财物。民国28年，由宣城传来“先天道”，从蔡村、泉峰等地扩展至城关一带，立道首，收道徒，发展70余人。他们开坛传道，饰神装鬼，念咒画符，烧香立誓，编造谣言，宣扬封建迷信，恫吓群众。民国36年传入“一贯道”，由城及乡，吸收地方流氓和国民党军政党团反动分子入道，收徒300余人。有大小坛主39人，设有坛址，置“沙盘”占坛，烧香传道。
民国间，泾县还先后传入“天福教”、“中华礼教会”等会道门。分别吸收道徒、门徒、立教规，形成恶势力，会首教首称主称爷，称霸一方欺压善良，危害社会治安。
解放后，一贯道、大刀会、先天道、天德圣教等会道门敌视人民政权，与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勾结串通，沆瀣一气，继续开坛活动，吸收发展成员，制造散布反动谣言，抗拒政令，蛊惑民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人民检举揭发反动会道门种种罪行。县公安部门1951年始按照“争取会众，打击道首，瓦解组织”政策宣传教育，发动登记退道退会。1952年起，分别予以取缔。其中首恶“一贯道”道首依法判处死刑，11名坛主恶棍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和管制。1956年，原“先天道”道首再次纠合“一贯道”、“中华理教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救济长生堂”，发展道徒，经侦察予以取缔。”。
六、改造地、富、反、坏分子
建国后，中共泾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依照国家颁布“土改”法令，在全县进行土地改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与危害社会的坏分子，有的公然抵制政令推行，有的暗地破坏，造谣惑众，群众纷纷诉苦检举。县公安机关对于有一般罪行的不法地、富和反、坏分子依法实行地方管制或监督改造。1950年～1951年，由公安机关宣布管制的地、富、反、坏分子583名。1956年11月改由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公安机关对全县管制分子进行重新审查，对其中改造表现好的上述“四类分子”宣布摘帽为社员的共321人。1958年后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对其余未摘帽的“四类分子”改为公社管制。实行政治上区别对待，教育改造；经济上一视同仁，同工同酬；生活上给予出路的政策。公社、(后由生产大队)治安组织管制“四类分子”，定期训话，年终评审，平时参加生产队(组)劳动，接受社员监督。城镇四类分子由公安派出所、街道居委会监督改造，定期开会训话。1958年受阶级斗争扩大化影响，全县“四类分子”增加到3095人。1959年3277人。“右派分子”也纳入管制，合称“五类分子”。1962年全面评审“四类分子”，全县“四类分子”减少为2702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出现随意“戴帽子”的错误做法。1978年9月始，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摘掉地、富、反、右帽子问题的指示，泾县成立专门机构复查纠正，评审摘帽1558名，缓摘14名。至1983年全部摘帽，全县已无“四类分子”，监管工作完全结束。
七、打击刑事犯罪
建国后，全县刑事案件除反革命破坏活动案件外，主要是抢劫、盗窃、纵火、强奸、杀人等。1954年，全县共发生刑事犯罪案14起，全部侦破。1956年全县发生刑事案件56起，其中盗窃案件29起，占52％。1962年始至1865年，刑事案件明显减少。“文革”期间社会动乱，刑事案件发案上升，打、砸、抢与恶性凶杀等刑事案件外，还发生歹徒抢劫、纵火、强奸等刑事犯罪活动。80年代始，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诱惑，本县城乡少数好逸恶劳流氓、阿飞结为团伙，偷盗抢劫、奸淫妇女，谋财害命，各类刑事案件又有上升。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决定，县委统一布署以公安机关为主组织各方力量在全县展开斗争。自8月17日起集中力量，对刑事犯罪分子采取“从快从重”严厉打击。自1983年8月17日至1984年7月20日，抓获各类犯罪分子549名；1984年9月10日至1985年8月10日抓获157名；1986年4月1日至1987年元月22日抓获352名。先后捣毁39个犯罪团伙。缴获赃物有家用电器、金银饰物、手表、自行车等价值93400 元，缴获匕首、雷管、炸药各类犯罪凶器数百件。犯罪分子分别依法受到死刑、有期徒刑、劳动教育、拘留、罚款、教育释放等不同处理。
建国后泾县刑事案件发案破案统计表
八、消防
民间消防组织民国初期，县城有民办消防组织，称“坎济堂”。救火设备有铜管“汲水炮”数支，装置手压泵的“水龙”(又称“洋龙”)1台，存放南街社稷庙内。发生火情随时拖动(或抬运)到现场救火。坎济堂由县城殷实富商捐助部分房产田产，租金租谷收入为该组织费用基金。不敷之数临时募集弥补。公推热心公益公正人士轮流掌管基金的使用及账目。坎济堂不设专职消防人员，将店铺青年店员和工人编为水龙队，每有火情发生，失事人家或左邻右舍鸣锣呼救报警，便一齐出动奔往现场施救。事后，管事者对所有参与扑救人员略给酬劳。
泾县少数较大村镇如茂林、查村等地也有类似民间消防组织，大都以商界或族祠为主，购有“水龙”、“水炮”等救火器械(查济1台水龙，系晚清所制，至今犹存)。
建国后，县、乡各级政府与公安机关把消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工作。1950年，城关镇建立义务消防队，吸收青年店员和街道民兵组成，购置水龙8台，水管带13根及勾、叉、梯、斧、锯等消防器械。除原有房产外又增拨公房以出租收入为消防队经费开支。1952年调整义务消防队组织，城关镇改建为1个消防大队，7个分队，有基本队员25人，设队长、会计，都不脱产，队员轮流值班观察火警。是年马头镇建立2个义务消防队，下分7个消防小组，有队员28人，购置水龙8台，管带4根及其它救防器械。1954年扩大义务消防队，增设纠察分队，全县义务消防员增加到560人。马头镇改建为消防大队，下设7个分队(包括纠察 队)，义务队员253人。其它乡镇亦先后建立义务消防队。1958年城关镇建立消防委员会，加强对义务消防队的组织领导，水龙增至23台。是年，全县有12个乡镇建立义务消防委员会，建立义务消防队76个。与此同时，各公社还成立护林防火委员会，基层生产队建立护林防火小组。全县500余名社员担任护林防火检查员。
1960年后全县义务消防队组织减少至9个，队员356人。嗣后历经整顿、调整，组织和人员时有增减。1982年县成立防火安全委员会，各乡镇与工商企业单位都相应建立安全委员会，建立健全义务消防队。至1987年，全县各乡镇和厂矿企业普遍建立了群众义务消防队，有义务消防队员8000余人，配有消防器械600余件。
公安消防队1965年县公安局建消防队。当时，按义务兵条件招骋临时消防队员4名。1974年3月正式建立泾县消防中队，有消防战士9名，后增配至19名，有消防车1辆，手摇机动泵3台及其它消防器械。中队下设两个战斗班，消防警察实行义务兵役制，按公安警察装备。1982年消防中队编入武警部队序列。同年县公安局增设消防科。科、队合署 办公，统一开展消防工作。中队负责加强战士政治思想教育、军事与业务训练、灭救备战工作。消防科负责对社会防火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各地与单位防火制度、防火组织及设施，建立消防档案，审核建筑工程防火设计等。1987年县公安消防中队已拥有消防指挥车1辆、消防车4辆、手抬泵3台(其中22马力2台，7马力1台)、水带1000米及其它小型消防器材。
县消防中队，多次帮助企业消防队队员进行技术训练，对群众义务消防员进行业务技术指导，直接参加救火实战共260余次。
企业消防队1958年泾县有9个厂、矿企业先后建立专职消防队。队员在本企业职工中调配，人数不等，备有灭火机、水炮等消防器械。至1987年，全县已有县宣纸厂、县造纸厂、建华造纸厂、丁桥卫生纸厂、金竹坑宣纸厂、小岭宣纸厂、县火柴厂、云岭纪念馆、县粮食局、桃花潭酒厂、石油公司、烟草专卖局、医药公司、农机修造厂、县砖瓦厂及马头、景星、白华、小溪4个林场建立消防队19个，配有专职消防队员88名。消防设备及人员经费均由企业负担。县宣纸厂购有消防车1辆，水带数百米等器械，其它厂矿企业都备有消防泵、水带、灭火器械。
火灾预防1950年起，县公安局在城关及较大集镇建立义务消防队的同时，贯彻“以防为主，防消结合”方针，向广大群众开展防火宣传，每年入冬，深入单位、仓库、住宅巡回检查，消除隐患。1958年县消防委员会组织公安、商业、银行、保险等部门成立检查团，巡回检查重点乡镇、单位防火工作。全县有2万多户订立防火公约。街道、公共场所、单位院落普遍设置太平缸、桶。1959年，各公社组织由公安派出所、武装、政法部门参加的检查组219个全面检查，发现电路危险、易燃易爆危险等隐患近3000处，采取措施帮助消除并进一步宣传“防重于救”。1974年起，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布置防火工作。1977年起，对检查发现重大隐患的单位，发出“隐患火险通知书”，限期消除隐患。1980年起，对企业单位防火工作推行层层岗位责任制，按不同岗位制定防火规章要求，责任到人，发生事故以失职追究责任。1986年，企业推行安全预防保卫责任与职工经济利益挂钩的责任制，加强了职工防火责任感。此外，县公安消防部门还给乡镇企业印发国家制定的消防条例，组织学习宣传，增强群众消防意识。各企业单位特别是重点单位如石油公司、棉麻公司、各造纸厂及公共文化娱乐场所消防设施又进一步完备，各单位消防队(组)还对照条例整顿健全，组织消防人员演习训练和技术考核。
重大火灾事故(1)1970年11月8日，位于县城云岭路的服装鞋帽厂学徒工杨某用火柴照明不慎引起火灾。车间、库房存放布匹、胶原材料易燃物品，火势猛力，泾县消防中队及广大居民、工人、干部奋力扑救1个多小时，方被扑熄。共烧毁房屋18间，物资损失折款达10余万元。过失罪犯被拘留法办。(2)1975年12月2日夜10时许，城关南街的城建房管部门仓库邻居职工宿室内变压器起火，蔓延至仓库内油漆、竹木等被燃，立时大火。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2分钟内赶至火场，集中3支水枪、消防泵，两面控制扑救，继有陈村水电站消防队、驻军83410部队、南陵、繁昌、宣城等地消防队均来增援。奋力扑救3个多小时，大火熄灭，周围数百间民房和农机厂幸免大火吞噬。这次火灾共烧毁房屋30间，直接损失14万元。(3)1973年12月12日，苏红公社(现漕溪乡)店街大队二龙坑生产队社员陈某放牛吸烟引起山林大火，火势猛烈，蔓延很快。当时驻该村解放军6287部队闻讯和群众上山扑救。因天气干燥，草木干枯，一时火势失去控制……。县革命委员会和县人武部得到火警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连夜组织机关干部、西阳、汀溪公社民兵近3千人上山扑救，经过26小时的扑救，山火熄灭。扑救中有解放军战士2人、民兵5人牺牲，伤33人，烧毁山林250余亩。
建国后火灾统计
九、看守监管
清时，泾县衙署内设监狱关押囚犯。县有囚田收租谷供应囚粮。
民国间设看守所，同时附设监狱。抗战前所址在城内，抗战爆发后在城东门外设临时看守所和监狱关押人犯。后期迁返城内，在夫子庙内东侧因陋就简建监房5间关押人犯。看守所设所长，有武装看守兵。在押犯日供两餐，放风两次。人犯常被斥骂鞭笞。民国31年除关押人犯外，还关押已决犯198人。泾县地方法院建立后，分置司法看守所。民国32年又在县城王姓支祠设立军法看守所，民国36年配有中尉所长、准尉办事员、上士看守主任、下士看守兵、上等勤务兵各1人和炊事兵2人。
1949年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设立看守所，并增建监房和办公室用房。1973年，按监狱用房标准在县城新建看守所。
1980年，县公安局设立行政拘留所，收管扰乱社会治安，违犯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员。由公安人员监管。
建国后，公安监管部门对罪犯监管，本着改造教育使之成为新人的原则。监督劳动，管教从严，给予人道待遇。县看守所对罪犯收审、管教、改造逐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收押人犯，验明法律依据才予接收登记，并作健康检查，编号入监。警戒看管控制言行，严禁非法活动。注重法制教育，应用广播、黑板报及开会、训话、阅读报纸、组织学习等形式进行政策、法规、时事宣传教育。所内设医务室，患病及时给予医疗。此外，1975～1987年12年中，送犯人去医院治病达250余人(次)，住院治疗30余人(次)，支付医疗费用达2.5万余元。寝食劳动按时作息。已决犯人编入劳动队参加劳动改造，由管教干警监管。1964年看守所劳改队撤销。1987年看守所推行文明管理，进一步加强人犯的思想教育，开展“文明监号”评比，促进人犯严守监规。
明、清时，泾县地方治安由县令掌管，县丞辅佐，并置典史负责缉捕，管理监狱。另在桑坑铺设立巡检司，置巡检1员，弓兵30名，巡察检查，维护治安。后迁县东设茹麻巡检司(今榔桥镇)，清仍其旧。顺治初裁减弓兵18人，十四年(1657)又裁乡兵6人。咸、同间不复存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泾县始设巡警署。三十三年巡警署改称巡警局，辖分局5个(具体分布不详)，配员72人，其中巡警59人。民国2年(1913)巡警局改称警察事务所，设警务长，受县知事指挥监督。民国3年，警察事务所改称警察所，县知事兼任所长。民国5年置警佐充任警察所长，受县知事监督。民国16年警察所改称公安局，掌管全县户籍、警卫、消防、防疫卫生、救灾、护林及渔猎诸事。民国22年撤销公安局在县政府内设公安科，置警官3人，长警14 人。并在马头镇设驻巡所。民国33年公安科裁撤，重新设立警察局，直至解放前夕解体。
1949年4月泾县解放。5月建立泾县人民政府公安局，6月建立城关公安派出所，7月增设茂林镇和马头镇两个公安派出所。1950年全县公安机构逐渐健全，县局内设机构有秘书室、侦察股(含侦察队)、行政股、司法股(又称审讯股)及看守所、公安队。各区配有 公安助理员，各村选定不脱产村治安员。5 月，县公安局内设机构调整为秘书室、调查股、治安股、执行股、看守所和公安队。1951年5 月，马头镇公安派出所改为马头镇水上派出所。5月12日县公安、法院两个看守所合并。1952所5月撤销茂林镇公安派出所。1953年3月又撤销马头镇水上派出所。1954年元月原各区公安助理员改称公安特派员。1956年6月泾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更名为泾县公安局。1957年3月撤销各区公安特派员编制，人员调县局工作。1958年泾县晏公煤炭矿区民工骤增，为此建立晏公矿区公安派出所。同年陈村水库工程上马，翌年建立陈村公安分局。1962年晏公矿区派出所撤销。1963年2月县公安局设专职政治教导员。1966年5月建立水东派出所，原陈村公安分局撤销。11月分别建立茂林和榔桥2个派出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检、法机关受到冲击，于1968年3月15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泾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是年8月，泾县革命委员会又成立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下设政保、秘书、治保和审判4个小组，取代了公、检、法机构职能。1969年11月10日人保组与公安机关军管小组合并，下设秘书、侦破、治保、审判和人民来信来访小组，并将茂林、水东、榔桥、马头等派出所撤销。1971年12月重建水东、榔桥、马头派出所。1973年2月遵照省革命委员会通知，恢复泾县公安局名称。1974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泾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撤销。1975年7月人保组撤销，泾县公安局正式恢复。是年9月重建茂林派出所。1976年马头派出所迁至赤滩。1983年建汀溪、潘村、昌桥、黄村4个派出所。1985年6月设陈村水电站派出所，隶属县公安局。至1987年除县公安局外，基层有城关、潘村、琴溪、昌桥、榔桥、陈村、茂林、云岭、黄村共9个公安派出所。
基层治保组织解放初期结合反奸除霸斗争，加强基层治安管理，全县各乡村先后建立80个治安保卫委员会。还建立县、区联合治保、区与区、乡与乡联防联保组织。相互订立联 防公约，防火防盗，防匪防特。
1951年5月县政府指示各区和派出所组建治安保卫委员会。1953年，全县12个区镇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99个，治保员827人。县直14个机关单位同时成立9个治保会，26个治安小组，成员107人。1956年，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选举产生治保员共1148人 。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对全县治保会进行整顿，乡治保会由原来的25个精减为16个，街道和社队治保会由原来的160个增加为175个。1959年结合整顿农业社对全县治保员进行审查，更换不合格人员37人。
1963年根据中央《治保工作细则(草案)》规定，对基层治保会组织又重新整顿调整。1968年至1969年，“文革”动乱导致各地治保组织瘫痪，由造反派专政组织取代。
1970年开始，全县恢复建立基层治保组织，先后建治保委员会200个，治保小组1027个，监改小组89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整顿基层治保组织，农村生产大队成立治保委员会，生产小队成立治保小组。1979年全县247个生产大队治保委员会全部恢复。1981年县直厂矿企业进行整顿健全治保组织。1983年底，县公安局对345名基层治保主任进行集中培训。1985年县公安局表彰先进治保集体20个，治保工作先进个人80人。
70年代，城关、榔桥、茂林等地建立治安联防队，夜间执勤、巡逻放哨，维持治安。1985年后，城关地区率先建立专职治安联防队，担负本地治安巡逻任务。
二、武警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泾县巡警局与5个分局除职员外，有巡警59人。
民国建立后改为泾县警察所，民国7年所下设警备队，有武装队警50人。民国8年警备队改称警察队，配警官4人，警士仍为50名，警士着黑色警服，配备有警棍、绳及少数枪支弹药。民国16年警察队改编为中队，分设第一、第二中队，配备枪支弹药。民国22年警察中队又编为泾县保安中队，属县政府指挥，为地方武装，同时属安徽省保安总队序列。民国33年，县政府撤销公安科，重建县警察局，并建警察队，有警士54人，警官5人，分置5个班，配备长、短枪支30余支。1949年4月解放前夕，县警察局、警察队警政人员及警士随县政府撤退，在榔桥河投诚起义。
1949年5月，以驻城原泾旌太游击队部分战士为主，吸收起义警士4人、招收部分社会青年共60余人成立泾县公安中队，属地方政府领导。1952年6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人员编制按连级设置，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泾县中队”，受上级公安大队与县公安局双重领导。1955年7月改为人民警察队建制，原泾县公安中队改称泾县公安局民警队。1957年县民警战士减编为27人。1959年又改建制为武警部队，属安徽省武装警察总队序列，改称安徽省武警总队泾县中队。1963年又改武警部队为公安部队序列，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泾县中队。1966年公安部队兵种撤销，复又统一编为解放军序列，泾县公安中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泾县中队，隶属县人武部。1975年底县公安中队又改为民警部队序列，属公安系统，又改称为民警中队。1983年起又恢复武警建制，县民警中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宣城支队泾县中队。1987年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徽省总队泾县内卫中队。
三、户政
明、清时期，县衙设主簿管理户籍人丁。本县籍居民长住者为主户，主丁；临时或外迁来境寄居为客户、客丁。按乡、都、图、甲编门牌和户口册籍。县衙总管乡、都、图、甲户数、人丁数。
民国成立后，县警察所、局，总管都、图、甲户籍人口，取消主户客户之分。按年统计增减，间有抽查清查。各户分别立门牌花名册。民国17年(1928)年全县进行人口调查，结合进行户口名册登记。民国20年后，改基层都、图、甲行政建制为乡镇(先为联保)、保、甲建制，10户编为1甲，10甲编为1保，重新逐户登记造册，编门牌序号，称门牌户籍册。一户一纸、一式数份，乡、镇公所配有专职户籍干事，管理本乡户籍。县警察局设有户籍警，总理全县户口册籍，同时制定出生申报、死亡注销、户口迁徙等规定。当时各乡、镇、保、甲征兵、派夫、摊捐收费等，一般按户口册籍确定征缓对象，抽签征集，按人头摊派各种名目费使杂捐。
民国22年始，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加强“反共防奸”措施，按户籍执行“五家联坐法”，即所谓1人犯“法”，5家同“罪”。至民国25年，全县完成“五户连坐法”户门登记。民国29年，县政府进行全县户口总复查，统一印发表册至乡镇，调查登记分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出生、死亡年月、迁出迁入、婚姻等目。民国37年，国民党加紧“反共”，对居民和流动人口加强控制。县政府统一部署各乡镇向所在地居民颁发“国民身份证”。县城及几个集镇由军警、乡自卫队设卡验证，盘查过往行人。至年底，约有三分之二乡镇颁发“国民身份证”。而山区游击地区乡、保无法实施。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泾县国民党军警与乡镇公所自卫队兵常在深夜以搜捕汉奸或“共党份子”为名抽查户口，无辜百姓，动辄遭打骂，或被拘留关押，勒索敲诈。
1949年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建立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居民户籍由所在地公安机关管理；农村人口户籍，由乡(镇)政府民政部门管理。两者均由县公安局统一管理。1951年8月始，以城关东街为试点进行城镇人口调查登记。1953年结合人口普查和普选工作在全县开展户口登记。全县共有57989户213705人登记入籍，分户填发“户口册”。1956年，全县结合第二次普选工作进行户籍核查登记。并始建县党、政、企事业机关公共户口42户，入册人口2012人。1958年根据新颁《户口登记条例》，对全县户籍管理制度进行调整整顿。城镇人口户籍由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管理，农村户籍由公社、生产大队登记造册，专人管理。健全出生申报与死亡注销、迁入迁出转移户籍等制度。同时贯彻执行农转非规定，新出生婴儿随母亲户籍入册，以控制城镇非农人口增长。城镇居民粮油供应增减、转移，一律凭户籍由粮油管理部门核定。户口登记入籍，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临时流动人口，旅客住宿由旅社、饭店登记，探亲访友、行商、做工，一般均须持原居住乡或大队、或单位证明方可暂住并向当地公社或大队申报；城镇来人向当地街道居委会或派出所申报。三年困难时期，全县人口增减变动甚大，户籍管理比较混乱。1962年有6000余人自苏北及本省江淮地区盲流入境。后对其中1800多灾民作了安置帮助渡荒，其余约4千余人被动员返乡。1964年全县结合第二次人口普查工作，重新进行户籍整理登记，对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人口，分别核查登记入册，健全户籍管理制度和人口统计年报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户籍管理出现不正之风，少数人以权谋私，违反规定，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1976年，根据省公安厅有关加强户口管理工作通知精神，县革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清理，清退注销了部分违反规定农转非户口，但仍有少数人利用各种关系弄虚作假，仅1979年“农转非”户口就达615人，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县人民政府组织公安部门严格查核，注销清退329名违反规定的“农转非”户口。进一步健全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吃商品粮人口增长。80年代初，城镇居民由所在地公安派出所逐户颁发“户口簿”。
1985年始，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变更，依据国家有关规定，鼓励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申报自理户口。至年底，全县批准进入城镇的自理户口共2216户，3744人。1986年自理户口增加到2449户，6279人。进城后持自理户口证向所在地街道居委会与公安派出所登记，接受户籍管理。
此外，对常年以船为家的人口实行水上户口管理。1950年7月，由城关、马头公安派出所登记水上户口。至1952年，全县登记水上户口共计259户，1002人，建立分户册籍，实行出生、死亡迁徙等户口变动登记制度。1954年，全县水上户口511户，人口781人。1958年6月进行水上户口清查，登记入籍户口804人。80年代始成立航运公司。船民水上户口由上述组织作为基层管理单位定期清查、核对统计，报告公安部门备案。
清光绪十二年(1886)，泾县就有外国人——法籍天主教传教士入境寄居，开展传教活动。民国初有德籍、西班牙籍传教士来县传教。当时县公署警察局、所，对外国人入境居住进行登记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境外国人增多。县政府于民国32年始，对侨居本县的外国人进行调查登记。参加登记的有县城天主堂西班牙籍神甫，有随芜湖私立广益中学内迁茂林的美籍、加拿大籍基督教徒兼任教师及教会诊所医生4人，另外还有临时进驻茂林、马头两地的韩侨工作队约10余人。抗战胜利后外侨大都离去，仅有西班牙籍神甫继续留居，1954年离境回国。
80年代始，来泾县观光 、旅游、进行贸易或探视亲友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日渐增多。县公安部门遵照国家和县人民政府有关政策规定，对入境人员一律凭护照办理签证手续，登记临时户口。1985年开始，泾县列为对外开放县，外国人与海外同胞来泾，凡持有进入国境护照和有关部门颁发的旅行证，不再办理签证手续，只履行验证。
四、治安管理
禁毒肃毒清初始，泾县就有鸦片为害。清末至民国初期吸鸦片、种鸦片愈演愈烈，从官员至民间吸毒之人数以千计，以县城、马头、翟村、万村、章家渡、榔桥河、厚岸等地居多 ，鸦片馆、土膏店开设铺面，凭照公开经营。官员、富绅之家，普遍有吸鸦片专用床单，烟具齐全。流氓、地痞、兵痞吸毒者更不乏人。西南乡农村亦多种植鸦片。民国前期，县知事虽动议禁毒，但无行动。民国21年始，设“泾县戒烟所”。民国24年，县政府组建“安徽省禁烟委员会泾县分会”，张贴布告，通令禁烟。由公安科办理烟民登记，限期禁烟。但又规定“凡烟民领取戒烟执照者，许可向土膏店购用烟土”，并规定“无照烟民，一经拿获，则依禁烟治罪暂行办法治罪，处以有期徒刑，并科罚金”。是年，全县烟民登记领照达2249人。名为禁烟，实际是收费科捐。抗战军兴，禁烟机构解散。民国28年4月，县政府又颁发布告明令禁烟，对土膏店、烟民限期登记，缴销执照，停止营业。是年全县查封烟馆51家，其中茂林烟馆18家、查村7家、厚岸10家、翟村和万村11家、章家渡5家。全县仍保留10家土膏店领取许可经营证，继续经营鸦片销售。民国29年复又成立戒烟所，规定各土膏店捐资提供禁烟费用。县政府曾派出警员收缴销毁烟灯140只，烟枪130杆，其它烟具56件，限令烟民去戒烟所戒烟，先后有300余人戒烟，但后来多数仍继续吸毒。民国34年明令吊销土膏店执照。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日)，县政府沿成例召开禁烟禁毒会，警察局销毁烟土、烟具、重申禁政。至此全县公开经营的土膏店悉被取缔。数年中，县警察机关先后抓获吸毒贩毒人员58人，实行罚款、判刑、关押，其中处以死刑2人。至民国38年解放前夕，县政府政务报告中还指出“全县仍有少数不肖之徒侥幸偷吸”，一直未能禁绝。
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禁烟。吸毒贩毒人员慑于人民政府政策威严，多数自动禁戒，少数吸毒极深与不法分子虽百般隐蔽偷吸偷售，终未逃脱人民监督，一一受到制裁和改造。至1950年底，吸毒贩毒违法行为基本绝迹。1965年，琴溪乡山日山西河生产队有外地迁入农民许家贵贩毒，县公安机关及时查获，收缴烟土43.6克及烟具2件。同年在包合、厚岸一带发现农民私种罂粟2915棵，公安机关与当地政府及时进行查处全部销毁。1986年，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彻底铲除罂粟禁绝鸦片烟毒的通知》，1987年5月至8月，组织公安警政干部445人，分成114小组在全县宣传发动查禁种植罂粟和偷运贩毒不法行为，共查获种植罂粟8045棵，全部铲除销毁，对种植人员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理。
禁止赌博泾县在解放前赌博恶习普遍存在，集镇赌风较为严重，以赌为生的流氓赌棍颇不乏人。抗日战争前，茂林镇每年农历九月二十四神会(南坛会)之际，四乡赌徒云集，多达数百人，公祠、敞厅、广场摆赌桌数以百计，持续一二月。其他各地每逢神戏庙会之际普遍开设赌场。此外城乡大户操办红、白喜事和乡村农闲时都有聚赌恶习。赌法常为押四门宝，摇单双，推牌九之类。常年参赌多为赌棍、地痞流氓、劣绅恶少之徒。民国时，县政府屡颁布告禁止，警察机关亦屡有查禁，但多徇私受贿，加以包庇，明禁暗许，屡禁不绝。地主富商家打麻将赌博则常年不断。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颁令严禁，公安机关严厉查禁，抓获赌资赌具一律没收，对参赌者一般给以批评教育，少数屡教不改赌徒视情节处以罚款、或书面悔过、或拘留、劳教、严加制裁。50年代全县赌风基本收敛。60年代初赌博恶习复萌。“文革”期间赌风愈演愈烈。赤滩地区出现木材自由市场，四方商人掮客云集，一时赌风炽盛。榔桥、童疃、孤峰、蔡村、古坝、查济、琴溪等地边远山村和集镇时有聚赌发生，虽有查禁，但禁而不绝。近数年城乡经济迅速发展，一些不肖之徒仍在暗中赌博，并有少数党员、干部、职工参与赌博，恶习蔓延。经全县上下综合治理，严查打击，赌风受到抑制。
禁止卖淫宿娼解放前，县城与一些主要集镇有少数暗娼卖淫。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一些职业妓女流入县内卖淫，县政府及治安部门虽布告禁止，但禁而不严，半明半暗卖淫不绝。如县城的鸿宾旅馆，皖南旅馆；茂林的中南旅馆、新民旅馆；马头的翠华楼旅馆，经常为四方客商、军官、流氓、恶少招来娼妓，嫖宿乱淫。此外，城镇之中还有散居偏僻街巷暗娼在家接待嫖客。政府军警偶有查禁，少数抓获加以监禁，罚以劳役，但犯人只略施贿赂，便徇私不管。直至解放前夕仍禁而不绝。
解放后加强治安管理，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卖淫宿娼基本禁绝。近年来由于受到黄色书刊、淫秽录像等不健康因素影响，县城车站附近和沿干线公路少数个体旅店中，暗中卖淫、嫖客宿娼之事偶有所闻。公安机关结合综合治理对旅店加强管理，认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严厉查禁。这类情况明显减少。
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理民国27年(1938)县政府颁布告，规定民间枪支弹药实行登记管理。而有弹药枪支者多为土豪劣绅，名谓自卫，实则乱施淫威，欺压无辜。仅有登记，管而不严。建国后，县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明令收缴，全县私家散存的枪支、弹药，包括战争遗留的炮弹、枪弹，收缴数目不详。1958年，结合全县“政治大清查”，收缴枪支180支，子弹165发。1961年，全县又收缴长短枪5支、土枪27支、子弹395发。“文化大革命”期间军管部门收缴了各派枪支弹药。1978年，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非军用枪支管理的通知》，规定猎枪登记。全县共登记2000支，全部编号打印，造册登记，颁发枪证。1981年，由县人民武装部统一收回原配发民兵枪支集中管理。1983年收缴枪支2 支，手榴弹2枚、子弹198发。县公安局并对机关、企业保卫部门用枪全面清查登记。1984年，县公安局发出《关于彻底清查收缴散存在社会上的爆炸物品、炮弹和凶器的通知》并作广泛宣传。1987年对全县单位用枪健全枪支登记制度，并进行安全检查。
50年代始，县公安局对矿山、公路、农水部门所有雷管、炸药等爆炸品进行管理，使用单位建立保管、领用等一系列制度，事故较少。1958年，由于对爆炸品管理不严，事故屡有发生。1962年，县各有关部门在全县进行安全大检查，尤其是爆炸品检查。嗣后县公安部门对爆炸品采取统一保管，专人管理，健全存放、领发等制度。1973年，又对使用单位制定“放炮五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改变规定的次数、放炮时间；不准超药量放炮；不准在人员集中地点放置雷管；装炮不准吸烟；不准丢失、转借变卖爆破材料。1983年查出水利包工头潘孝本私卖炸药、雷管、导火索，牟取暴利，公安部门依法逮捕，予以法律制裁。1985年，县公安局对全县使用爆破物品的31个单位进行全面检查。同时举办爆破员学习班培训考核，给101名爆破员发给合格证，对319个使用、储存和销售单位全面审查，符合安全规定发给许可证。爆炸物品管理自此更趋健全。1986年又对城乡27个烟花炮竹生产单位进行安全检查，对其中符合安全生产规定的19个厂家颁发许可证。其余限期整顿，直到符合规定方准生产。单位与个人销售烟花炮竹，无论平时节日，均须公安部门检查批准，发给“销售许可证”和工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才准销售，无证悉予取缔。
特种行业管理民国期间，县警察机构对旅店、刻字、照像、娱乐场所等特种行业进行管理。饭店旅社专设“循环薄”登记住宿客旅，逐日报警稽查。警察人员经常入店盘查住宿旅客。
建国后，县公安部门对特种行业实行新的办法管理。50年代管理行业为旅馆、娱乐、照像、刻字、钟表、理发、浴池、茶酒馆、车行等10种。1958年调整为照像、刻字、旅店、饭馆、印刷、废品收购、修理等7个行业。1963年特种行业管理减为旅店、废品收购、修理、刻字、印刷5个行业，全县共51家。1985年，特种行业管理减为旅馆、刻字、废品收购3种行业。
管理办法各时期不尽相同。50年代凡经营特种行业者，一律先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登记，经审查批准颁发许可证，再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许可证。公安机关定期检查。如有违章经营，视情节给予处罚或停止营业处分。凡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者一律取缔。1980年，全县经审核许可经营特种行业的共119户。1983年全县仅个体经营旅店业的就达54户，来往住店人员复杂，登记制度不严，任意接宿不明身份人员，行窃、宿娼时有发生。个体经营废品收购业务者有的违反规定，任意乱收金属制品，甚至收购偷窃赃物，勾结销赃。针对上述情况，公安机关及时对违法经营的旅店进行责任追究和处罚。1986年，全县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规定国营、合作、个体各自经营范围细则。1987年在城关地区成立整顿特种行业领导小组，对个体旅店实行“统一登记，分户住宿”制度。对经营废旧物品收购者，实行从业人员审查登记，规定监督收购职责。是年10月，县城特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后重新颁证，加强了系列管理。
五、镇反、肃特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为维护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匪特及取缔反动组织运动。
进行反动党团骨干登记全县解放初人民欢欣鼓舞，但反动党团及特务、军、政残余骨干分子不时造谣扰乱民心。县、乡政府一面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一面由县公安局开展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军、政特务人员登记，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进行“靠拢政府，遵纪守法”教育。给以生活出路，使之解除顾虑，放下包袱，协助政府检举坏人坏事。至9月底，全县有483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了登记和被管训。少数隐匿分子在以后历次运动中，先后被检举受到处理。
剿匪肃特解放时，部分国民党残余特务、反动军政官员与武装土匪不及逃走。解放后有的隐名埋姓潜藏蛰伏，有的辗转山区，纠集勾合，秘密组织反动武装，持枪抢劫，威胁群众，破坏生产，策划反革命武装暴动，杀害革命干部。县公安局在中共泾县县委统一部署下展开侦察，泾县县大队配合解放军部队进行剿匪肃特斗争。半年中(1949年5月～10月)破获武装特务、反革命组织4个—苏浙皖赣边区反共同盟军司令部、中国反共同盟皖南分团泾县支团、反共军江南游击队司令部、中国反共救国军，其成员无一漏网，其中首恶分子由司法部门依法惩办。1955年经过周密侦察，先后又抓获隐藏潜逃的国民党县党部特务头目徐世梁等人依法惩处。
1949年9月，黄村木桥上出现反动标语，不久，又发现国民党特务电台信号3处(一处发自城关，两处发自马渡桥一带)，同月10日、10月15日、16日，先后在湖冲铺、鸡子岭、水东(今陈村镇)地带发生武装匪徒抢劫客商案件3起。还发现有武装匪特出没于泾县、旌德、宁国、南陵等边界山区，散发反动传单和标语，秘密集会，发展组织，网罗爪牙，搜集武器进行反革命活动。县公安局在县委统一部署积极侦破，县大队进行清剿，配合解放军部队，先后歼击了潜伏的几股匪徒、活捉匪首盛守福(国民党泾县党部肃反专员、特务)。12月，在泾、南边界破获盟军反共军江南游击司令部直属独立团，捕获陈跃庭、吴玉章2名首要分子。到1950年元月，全部成员24人被一网打尽。2月，又破获代号为“3861”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东南办事处”反革命武装，抓获匪徒15人。同月，又破获“山东国民革命义勇军”反革命组织，抓获首要分子马冠槐。1951年4月又破获“国民党青年特务工作队”组织，8名成员全部抓获，继又破获“苏浙皖边区反共救国军指挥部泾旌宁纵队泾县支队”反革命组织，抓获首犯及成员22名；8月又破获以芮锦庭为首的匪特24人，全部成员无一漏网。至1952年底，历时3年，隐匿各地的匪特基本肃清。
镇压反革命在“剿匪肃特”斗争的同时，1950年11月，县委、县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根据国家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认真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公安部门配合当地政府深入调查，依法逮捕反革命罪犯，由县人民法院审理，分别依法判处徒刑和管制。
1956年下半年到1958年，全县进行了内部“肃反”斗争和山区大清查工作，查出一批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劳动教养、管制。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出现扩大化，其中部分人员被重判错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分别得到平反纠正。
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民国10年(1921)前后，泾县开始有会道门组织，最早为“同善社”，民国9年筹备，11年正式成立。该组织设堂收徒，推举堂首，先在榔桥一带活动，后至县城。民国14年改名同善堂。社徒最多时达440余人，解放初尚有200余人。他们设有商店、机坊，积聚经费，定期开堂讲道，烧香叩头、结盟立誓，宣扬迷信，蛊惑民心。民国26年，“天德圣教”传入县西包村一带，有大教首、教首15人，先后发展教徒近200人，集会传教，宣扬神道，迷惑愚弄百姓骗取金钱财物。民国28年，由宣城传来“先天道”，从蔡村、泉峰等地扩展至城关一带，立道首，收道徒，发展70余人。他们开坛传道，饰神装鬼，念咒画符，烧香立誓，编造谣言，宣扬封建迷信，恫吓群众。民国36年传入“一贯道”，由城及乡，吸收地方流氓和国民党军政党团反动分子入道，收徒300余人。有大小坛主39人，设有坛址，置“沙盘”占坛，烧香传道。
民国间，泾县还先后传入“天福教”、“中华礼教会”等会道门。分别吸收道徒、门徒、立教规，形成恶势力，会首教首称主称爷，称霸一方欺压善良，危害社会治安。
解放后，一贯道、大刀会、先天道、天德圣教等会道门敌视人民政权，与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勾结串通，沆瀣一气，继续开坛活动，吸收发展成员，制造散布反动谣言，抗拒政令，蛊惑民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人民检举揭发反动会道门种种罪行。县公安部门1951年始按照“争取会众，打击道首，瓦解组织”政策宣传教育，发动登记退道退会。1952年起，分别予以取缔。其中首恶“一贯道”道首依法判处死刑，11名坛主恶棍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和管制。1956年，原“先天道”道首再次纠合“一贯道”、“中华理教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救济长生堂”，发展道徒，经侦察予以取缔。”。
六、改造地、富、反、坏分子
建国后，中共泾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依照国家颁布“土改”法令，在全县进行土地改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与危害社会的坏分子，有的公然抵制政令推行，有的暗地破坏，造谣惑众，群众纷纷诉苦检举。县公安机关对于有一般罪行的不法地、富和反、坏分子依法实行地方管制或监督改造。1950年～1951年，由公安机关宣布管制的地、富、反、坏分子583名。1956年11月改由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公安机关对全县管制分子进行重新审查，对其中改造表现好的上述“四类分子”宣布摘帽为社员的共321人。1958年后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对其余未摘帽的“四类分子”改为公社管制。实行政治上区别对待，教育改造；经济上一视同仁，同工同酬；生活上给予出路的政策。公社、(后由生产大队)治安组织管制“四类分子”，定期训话，年终评审，平时参加生产队(组)劳动，接受社员监督。城镇四类分子由公安派出所、街道居委会监督改造，定期开会训话。1958年受阶级斗争扩大化影响，全县“四类分子”增加到3095人。1959年3277人。“右派分子”也纳入管制，合称“五类分子”。1962年全面评审“四类分子”，全县“四类分子”减少为2702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出现随意“戴帽子”的错误做法。1978年9月始，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摘掉地、富、反、右帽子问题的指示，泾县成立专门机构复查纠正，评审摘帽1558名，缓摘14名。至1983年全部摘帽，全县已无“四类分子”，监管工作完全结束。
七、打击刑事犯罪
建国后，全县刑事案件除反革命破坏活动案件外，主要是抢劫、盗窃、纵火、强奸、杀人等。1954年，全县共发生刑事犯罪案14起，全部侦破。1956年全县发生刑事案件56起，其中盗窃案件29起，占52％。1962年始至1865年，刑事案件明显减少。“文革”期间社会动乱，刑事案件发案上升，打、砸、抢与恶性凶杀等刑事案件外，还发生歹徒抢劫、纵火、强奸等刑事犯罪活动。80年代始，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诱惑，本县城乡少数好逸恶劳流氓、阿飞结为团伙，偷盗抢劫、奸淫妇女，谋财害命，各类刑事案件又有上升。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决定，县委统一布署以公安机关为主组织各方力量在全县展开斗争。自8月17日起集中力量，对刑事犯罪分子采取“从快从重”严厉打击。自1983年8月17日至1984年7月20日，抓获各类犯罪分子549名；1984年9月10日至1985年8月10日抓获157名；1986年4月1日至1987年元月22日抓获352名。先后捣毁39个犯罪团伙。缴获赃物有家用电器、金银饰物、手表、自行车等价值93400 元，缴获匕首、雷管、炸药各类犯罪凶器数百件。犯罪分子分别依法受到死刑、有期徒刑、劳动教育、拘留、罚款、教育释放等不同处理。
建国后泾县刑事案件发案破案统计表
八、消防
民间消防组织民国初期，县城有民办消防组织，称“坎济堂”。救火设备有铜管“汲水炮”数支，装置手压泵的“水龙”(又称“洋龙”)1台，存放南街社稷庙内。发生火情随时拖动(或抬运)到现场救火。坎济堂由县城殷实富商捐助部分房产田产，租金租谷收入为该组织费用基金。不敷之数临时募集弥补。公推热心公益公正人士轮流掌管基金的使用及账目。坎济堂不设专职消防人员，将店铺青年店员和工人编为水龙队，每有火情发生，失事人家或左邻右舍鸣锣呼救报警，便一齐出动奔往现场施救。事后，管事者对所有参与扑救人员略给酬劳。
泾县少数较大村镇如茂林、查村等地也有类似民间消防组织，大都以商界或族祠为主，购有“水龙”、“水炮”等救火器械(查济1台水龙，系晚清所制，至今犹存)。
建国后，县、乡各级政府与公安机关把消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工作。1950年，城关镇建立义务消防队，吸收青年店员和街道民兵组成，购置水龙8台，水管带13根及勾、叉、梯、斧、锯等消防器械。除原有房产外又增拨公房以出租收入为消防队经费开支。1952年调整义务消防队组织，城关镇改建为1个消防大队，7个分队，有基本队员25人，设队长、会计，都不脱产，队员轮流值班观察火警。是年马头镇建立2个义务消防队，下分7个消防小组，有队员28人，购置水龙8台，管带4根及其它救防器械。1954年扩大义务消防队，增设纠察分队，全县义务消防员增加到560人。马头镇改建为消防大队，下设7个分队(包括纠察 队)，义务队员253人。其它乡镇亦先后建立义务消防队。1958年城关镇建立消防委员会，加强对义务消防队的组织领导，水龙增至23台。是年，全县有12个乡镇建立义务消防委员会，建立义务消防队76个。与此同时，各公社还成立护林防火委员会，基层生产队建立护林防火小组。全县500余名社员担任护林防火检查员。
1960年后全县义务消防队组织减少至9个，队员356人。嗣后历经整顿、调整，组织和人员时有增减。1982年县成立防火安全委员会，各乡镇与工商企业单位都相应建立安全委员会，建立健全义务消防队。至1987年，全县各乡镇和厂矿企业普遍建立了群众义务消防队，有义务消防队员8000余人，配有消防器械600余件。
公安消防队1965年县公安局建消防队。当时，按义务兵条件招骋临时消防队员4名。1974年3月正式建立泾县消防中队，有消防战士9名，后增配至19名，有消防车1辆，手摇机动泵3台及其它消防器械。中队下设两个战斗班，消防警察实行义务兵役制，按公安警察装备。1982年消防中队编入武警部队序列。同年县公安局增设消防科。科、队合署 办公，统一开展消防工作。中队负责加强战士政治思想教育、军事与业务训练、灭救备战工作。消防科负责对社会防火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各地与单位防火制度、防火组织及设施，建立消防档案，审核建筑工程防火设计等。1987年县公安消防中队已拥有消防指挥车1辆、消防车4辆、手抬泵3台(其中22马力2台，7马力1台)、水带1000米及其它小型消防器材。
县消防中队，多次帮助企业消防队队员进行技术训练，对群众义务消防员进行业务技术指导，直接参加救火实战共260余次。
企业消防队1958年泾县有9个厂、矿企业先后建立专职消防队。队员在本企业职工中调配，人数不等，备有灭火机、水炮等消防器械。至1987年，全县已有县宣纸厂、县造纸厂、建华造纸厂、丁桥卫生纸厂、金竹坑宣纸厂、小岭宣纸厂、县火柴厂、云岭纪念馆、县粮食局、桃花潭酒厂、石油公司、烟草专卖局、医药公司、农机修造厂、县砖瓦厂及马头、景星、白华、小溪4个林场建立消防队19个，配有专职消防队员88名。消防设备及人员经费均由企业负担。县宣纸厂购有消防车1辆，水带数百米等器械，其它厂矿企业都备有消防泵、水带、灭火器械。
火灾预防1950年起，县公安局在城关及较大集镇建立义务消防队的同时，贯彻“以防为主，防消结合”方针，向广大群众开展防火宣传，每年入冬，深入单位、仓库、住宅巡回检查，消除隐患。1958年县消防委员会组织公安、商业、银行、保险等部门成立检查团，巡回检查重点乡镇、单位防火工作。全县有2万多户订立防火公约。街道、公共场所、单位院落普遍设置太平缸、桶。1959年，各公社组织由公安派出所、武装、政法部门参加的检查组219个全面检查，发现电路危险、易燃易爆危险等隐患近3000处，采取措施帮助消除并进一步宣传“防重于救”。1974年起，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布置防火工作。1977年起，对检查发现重大隐患的单位，发出“隐患火险通知书”，限期消除隐患。1980年起，对企业单位防火工作推行层层岗位责任制，按不同岗位制定防火规章要求，责任到人，发生事故以失职追究责任。1986年，企业推行安全预防保卫责任与职工经济利益挂钩的责任制，加强了职工防火责任感。此外，县公安消防部门还给乡镇企业印发国家制定的消防条例，组织学习宣传，增强群众消防意识。各企业单位特别是重点单位如石油公司、棉麻公司、各造纸厂及公共文化娱乐场所消防设施又进一步完备，各单位消防队(组)还对照条例整顿健全，组织消防人员演习训练和技术考核。
重大火灾事故(1)1970年11月8日，位于县城云岭路的服装鞋帽厂学徒工杨某用火柴照明不慎引起火灾。车间、库房存放布匹、胶原材料易燃物品，火势猛力，泾县消防中队及广大居民、工人、干部奋力扑救1个多小时，方被扑熄。共烧毁房屋18间，物资损失折款达10余万元。过失罪犯被拘留法办。(2)1975年12月2日夜10时许，城关南街的城建房管部门仓库邻居职工宿室内变压器起火，蔓延至仓库内油漆、竹木等被燃，立时大火。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2分钟内赶至火场，集中3支水枪、消防泵，两面控制扑救，继有陈村水电站消防队、驻军83410部队、南陵、繁昌、宣城等地消防队均来增援。奋力扑救3个多小时，大火熄灭，周围数百间民房和农机厂幸免大火吞噬。这次火灾共烧毁房屋30间，直接损失14万元。(3)1973年12月12日，苏红公社(现漕溪乡)店街大队二龙坑生产队社员陈某放牛吸烟引起山林大火，火势猛烈，蔓延很快。当时驻该村解放军6287部队闻讯和群众上山扑救。因天气干燥，草木干枯，一时火势失去控制……。县革命委员会和县人武部得到火警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连夜组织机关干部、西阳、汀溪公社民兵近3千人上山扑救，经过26小时的扑救，山火熄灭。扑救中有解放军战士2人、民兵5人牺牲，伤33人，烧毁山林250余亩。
建国后火灾统计
九、看守监管
清时，泾县衙署内设监狱关押囚犯。县有囚田收租谷供应囚粮。
民国间设看守所，同时附设监狱。抗战前所址在城内，抗战爆发后在城东门外设临时看守所和监狱关押人犯。后期迁返城内，在夫子庙内东侧因陋就简建监房5间关押人犯。看守所设所长，有武装看守兵。在押犯日供两餐，放风两次。人犯常被斥骂鞭笞。民国31年除关押人犯外，还关押已决犯198人。泾县地方法院建立后，分置司法看守所。民国32年又在县城王姓支祠设立军法看守所，民国36年配有中尉所长、准尉办事员、上士看守主任、下士看守兵、上等勤务兵各1人和炊事兵2人。
1949年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设立看守所，并增建监房和办公室用房。1973年，按监狱用房标准在县城新建看守所。
1980年，县公安局设立行政拘留所，收管扰乱社会治安，违犯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员。由公安人员监管。
建国后，公安监管部门对罪犯监管，本着改造教育使之成为新人的原则。监督劳动，管教从严，给予人道待遇。县看守所对罪犯收审、管教、改造逐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收押人犯，验明法律依据才予接收登记，并作健康检查，编号入监。警戒看管控制言行，严禁非法活动。注重法制教育，应用广播、黑板报及开会、训话、阅读报纸、组织学习等形式进行政策、法规、时事宣传教育。所内设医务室，患病及时给予医疗。此外，1975～1987年12年中，送犯人去医院治病达250余人(次)，住院治疗30余人(次)，支付医疗费用达2.5万余元。寝食劳动按时作息。已决犯人编入劳动队参加劳动改造，由管教干警监管。1964年看守所劳改队撤销。1987年看守所推行文明管理，进一步加强人犯的思想教育，开展“文明监号”评比，促进人犯严守监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