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机构】解放初期，文物工作由县文教科1名干部分工兼管，1952年起改由县文化馆兼管。主要任务是对境内已被发掘、发现的各类文物进行实地察勘、收集和清理，并报送省博物馆。
1978年，县文教局正式配备一名专职文物干部，每年批拨文物事业专项经费2000元。1980年县文化局正式设立文物组，配专职干部3名，负责境内文物的调查、发掘、保护、清理、征藏工作。
1987年6月，县委、县政府决定并批拨专款，于城内烈士公园处兴建博物馆(同年秋破土动工，次年11月竣工，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
▲文物普查1985年8月初，经宣城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文物普查办公室，以县文化局为主，从有关部门抽调24名干部，组成文物普查工作队。9月上旬，召开了有各乡镇宣传委员参加的宣城县文物普查工作会议(以会代训，为期3天)，常务副县长江吉有作了动员报告，并邀请了地区和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兄弟县专业工作者讲授文物知识，提供普查线索。与会人员联系本县实际，讨论了普查方法和要求。自9月16日起，文物普查工作队，划为四个工作组，分赴城乡四大片，各乡镇宣委和文化站干部就地参加工作。实际参与普查人员为71人，历时45天。在当地党政部门的关心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跋山涉水，访老问贤，足踏实地，寻根探源，计调查了境内的革命遗址及建筑物10处、古建筑和历史纪念建筑112处、古遗址42处、古墓葬28处、石刻、石窟5处。不仅现场拍摄了照片、摹制了拓片，而且处处件件都作了编号登记和初步考证。11月15日于县文化馆举办了本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物展览。其中有近百件极为珍贵的文物，是研究宣城近、现代革命斗争历史和古代文化历史的直接物证。如20年代中期宣城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祖晨烈士的亲笔家书；抗战初期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粟裕同志在本县狸桥地区亲赠房东的银元；抗战后期向阳烈士在县东南乡英勇抗日战场和壮烈牺牲的实地照片；有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使用的战鼓、战刀、铁叉等。历史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石斧、石锛、及打磨石器；汉代的五铢钱、宋代的银元宝、明代的景泰蓝磁器、清代的宣城古城、古楼、古塔、古寺及其他建筑的照片；宋、元、明、清宣城名人梅尧臣、贡师泰、梅文鼎、施闰章等故居、宗祠、墓葬的遗址照片、墓碑拓片；历代名人字画有：北宋书法大家米芾的长幅手卷真迹，明末民族英雄史可法横幅墨宝，清代扬州八怪郑板桥的手书对联，金农的醉僧画屏以及何绍基的亲笔帖、近代翁同和的四条屏等。《文物普查成果展览》展出一周时间，观众达2000余人。
【出土文物】解放前无资料可稽。解放以后，境内曾先后多次发现地下文物。有的是有关部门根据线索组织发掘，有的是群众偶然挖掘发现。现择具有重要价值的出土文物以时记述如下：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县城东南15公里的孙埠中学教学区，系一台地，俗称小山头。1963年，该校体育教师孙玉璋曾于此地发现一批较为完整的磨制石器——石刀、石斧、石铲、石锛、石箭头等。1978年夏，省、地文物部门曾派员进行了现场考察。1979年秋，省博物馆又派员来该地试掘了一个探方，发现了石箭头、残石锛、陶纺轮、白陶鬲足以及各种纹饰的陶片。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上述出土文物的鉴定，确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不久，在县城西北19公里的团山公社邵村大队学校操场地，又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1985年10月，东乡洪林乡双沟村舒家边发现新石器遗址一处，面积为150×40米长形台地，出土有石锛、石铲、石斧、陶鬲足等。
1987年9月，北乡养贤乡马山方杨村发现新石器遗址一处，面积为500×100米长形坡地，出土有石锄、陶片、石锛、长扁陶鼎足等。
▲西周后期的青铜器1981年10月21日，本县孙埠公社正兴大队社员甘双富、甘双林兄弟俩，在小拐村东沟里挖沙，挖取出四件青铜器。鼎两件：一件重为3.9公斤，腹饰长方和园形重环纹一周；另一件重为0.6公斤，无环纹。鬲一件，重为2.7公斤，绳形双系耳，肩腹部饰重环纹6个；甬钟一件，重3.5公斤。鼎和鬲的底部还有烧过的灰烬。甬钟用槌击之可发出悦耳的声音。四件青铜铜器叠放在一起，埋在沙里，属于窖藏。文物部门根据其制形和纹饰，判断为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的文物。
▲战国时期的椁墓1982年8月中旬，县砖瓦厂工人在县农业银行基建工地(位于县城西南两华里)取土时，发现一座土坑木椁墓，墓口长3.25米，宽2.50米，墓口至墓底深3.30米。墓坑壁整齐光滑，其上无墓道痕迹，上部填“五花”土，近椁盖填青灰泥。葬具为双椁一棺，除盖板腐朽外，其余保存良好。外椁长2.7米，宽1.50米，高0.57米(不包括垫木)；内椁长2.04米，宽0.74米，高0.41米，套于棺之外。棺长1.78米，宽0.51米、高0.38米，外侧无弧度。棺内无人的骨架，随葬品有玉器1件(玉壁、直径为24.5厘米)；陶器14件(鼎2、鬲2、方壶2、盒2、罐4、杯2，均为灰陶，施黑衣、火候低、陶质软)；漆器5件(均为木胎耳杯，墨漆为地，红漆彩绘。其中三个耳杯外侧和部底，有针刻文字，仅可识“周”“文”、“波口”等字)；木俑五件(均用整段大料雕成，头顶宽而偏平，斜肩、细腰，两臂作持物状)；梳篦各一件(均为木质，制作精细，梳20齿，篦81齿)。
在出土的陶鼎中，残存有部份稻粒和数颗果实，均未碳化。经水洗晾干后，由省农学院农学系、园林系鉴定，认为系籼稻和锥粟(又称珍珠粟)。另外，在盒、杯中，还盛置有一些树叶，亦未碳化，经漂洗整平，由省农学院林业系和茶叶系鉴定，认为系以下四种树叶：1.锥粟叶、2.女贞叶(即冬青叶)、3.尾叶冬青叶、4.木犀叶(即桂花树叶)。据埋葬方法、葬具以及器物上的彩绘图案，文物专家们鉴定为战国晚期墓葬。
▲唐代的铜龙1972年3月间，境北敬亭公社农民于盘龙山(距县城十华里)放炮取石时，在半山腰约一米多深的黄土层内，发掘了一批铜龙(当时收集了16条，现藏于省博物馆内)。这批铜龙，均系青铜质，表面多流金。其中有一条长为13厘米，通高8厘米，腹扁园、尾残，作站立状；有四条长为15.3厘米，通高8厘米，腹扁而长，有麟甲，锯齿形脊，尾下垂卷于后左腿上；有5条长为10.8厘米，通高5.7厘米，腹长而园，长条形脊，尾下垂卷于后左腿上，作奔驰状；有六条长为14.5厘米，通高5.6厘米，腹扁园作弧形，有麟甲，锯齿形脊，尾长卷，作奔驰状。这批铜龙，制作都较精细，形象栩栩如生，在全国尚不多见。根据其形状特征和制作技巧，经有关部门专家鉴定为唐代的工艺品。
▲宋代的银元宝1964年6月26日下午，宣城地区建筑安装公司三工区的工人在新盖的政法大楼东南侧，距楼房约50米处的围墙基脚下，发现一个园腹的陶罐，罐内存放着一批银元宝，50两重的9个，10两重的4个。每只元宝上面都铸有不同的款识，文字清晰可辨。发掘的地方，为南宋左丞相吴潜(里人称为“吴状元”)的故居。据元宝上的文字考证，均为甘肃、山西、广东等省所辖地方交纳的粮银和饷银，可能是朝廷国库中支付的俸禄或赏金。这批元宝疑为吴潜后人所窖藏。
▲明代的铜钟1969年秋，在城内东门挖防空洞时发掘(现存置于县人武部大院内)。经钟身铭文辩认，系城内东岳庙募置的庙钟，明代化成6年(公元1470)在南京铸造。铜钟通高1.6米，重约千斤，质地为黄铜，钟顶铸双龙钮，钟身有铭文，与清光绪《宣城县志》载录完全相符，距今500年，除钟钮龙头损坏外，余皆完好。
▲明代的木制水车1983年10月中旬，境南周王乡净逢行政村小煤窑民工在朱大村南山坡挖掘煤井时，挖至60米深处，在一古旧矿井丁字形巷道内，发掘一辆木制手摇水车。车身通长5米，宽20厘米，除部份车叶腐朽外，车厢和车龙骨基本完好，车厢板长420厘米，宽16厘米。两边厢板均有毛笔书写的清晰字样，一边为“崇祯拾壹年岁在戊寅仲夏月吉旦(即公元1638年5月)”；一边为“上泽朱氏仰汉置用”。在水车不远处，同时还发现一只盛满煤块的篾箩筐、一根竹杠和几只粗瓷碗。经初步考证，这辆水车系当年采掘煤矿时，作为矿井排水之用而留存下来的。
【馆藏文物】自解放起至1987年末，由县文物部门在境内先后征集收藏的石器、陶器、瓷器、金、银、铜、铁、玉器以及字画、文献等各类文物计一千余件。现择馆藏珍品文物列表如下：



【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敬亭山南麓宋建双塔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底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至1987年，县人民政府先后3次行文，分批公布境内地面文物保护单位合计36处。详见下表：


附：宣城广教寺双塔勘查(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喻唯国)
1974年8月，我们应安徽省宣城县革命委会的邀请，对这个地方的广教寺双塔进行勘查，并且还对建造年代作出鉴定。在宣城会同了县革委会和文化馆的同志们，对双塔作了初步调查。
广教寺(院)双塔在宣城北面的敬亭山南麓，新筑的铁路在他的旁边不远处经过。这地方在历史上很有名，唐宋的诗人，有很多描写这里的景物诗篇，现在是宣城的风景区。根据清嘉庆《宁国府志》(宣城在清代是宁国府府治)：“广教寺在城北五里敬亭山南，唐大中已(宣宗三年，公元849年)刺史裴休建佛殿，前有千佛阁、慈氏宝阁……宋太宗赐御书百二十卷，僧惟真建阁贮藏，郝允李建观音殿，并梅尧臣记。元末尽毁。明洪武初僧创庵故址，辛未(明太祖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立为丛林……今古寺虽墟，两浮屠(塔)犹峙于山门前，土人亦名双塔寺。今大殿又废，存石佛殿二进且就圮。(乾隆志)”知道广教寺开始建于唐代，到了清乾隆年间几乎全部毁坏了，祗余下双塔和石佛殿，现在石佛殿也早就没有了(注：石佛殿毁于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在大殿废基后查到了几块宋代的瓦，其中有两块是“重脊滴水”，形状花纹都完好，这种“滴水”在目前的遗物中比较少见，应该将它好好保存。
双塔平面是四方形，相距百尺左右，东塔比西塔略大一些(东塔每边2.65米，西塔每边2.35米)。7层计残高20米多。四面开门，在底层东塔东面和西塔西面都不开门。塔的内部每层用木楼板，中间是空的，没有塔心柱和其他的建筑装饰。从我们现有已知道的宋代双塔实物中，象这种仍旧沿用着唐代四方形平面的，祗有这样一个例子。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和历史发展的一个较重要的实物，同时也是安徽省的一座重要文物建筑。(注：1956年被列为皖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双塔的外观很是挺秀，外轮廊线稍微带有抛物线，它具有着宋塔应有的神态与风貌。塔是砖造的，半木檐，每层都有腰檐平座，外观是模仿木结构形式。柱、枋、斗拱都反映了宋代建筑的特征，每层原有半木制的腰檐，现在损毁得很多，几乎全部都要进行修缮。残存的一些木制的角梁，和出跳用的斗拱，是今后修缮中的重要依据。塔每面用间柱划分为3间，中间的园拱门，转角园形的角柱有“巷杀”、“侧脚”，阑额上有补间铺作一朵，出华拱一跳。二层在补间铺作的两旁正中位置上有两根心柱，这种形式，还保存着唐代的老做法。角柱上有转角铺作，各层檐部用叠涩砖和凌角牙子砖并铺以斗拱来承托出檐，檐部上为平座，它是用叠涩砖砌成。塔面多佛像砖。塔的顶部现在已全损坏，从清嘉庆《宁国府志》载敬亭山图上的双塔，和现在的情况差不多，这说明为时已很久了。依照宋塔的一般形状来说，这塔的顶应该是四角攒光，上面有刹干和塔饰，刹干从6层开始，下面用木过梁承托着，这些早已不存了。由于塔顶毁坏，所以对塔身的保护，有着很大的影响。
塔的内部面积很小，各层是用简单的木梯上下，两塔的二层在东西壁面上。分别砌着宋代苏轼(东坡)所写的《观自在菩萨如意轮陀罗尼经》刻石，石是横长方形，书体是正楷。东塔的一块剥蚀得比较厉害，西塔的一块，在四缘还装配着砖框。这二刻石从嵌法来看，并非后来补入的，塔壁墙身内放置着木骨，用以加固，灰缝为石灰加黄泥。塔身的结构尚完好，不过东塔顶层看去已有裂缝，并且上部向西北微有倾侧。西塔的西北面，由于风雨的侵蚀，剥蚀得较严重。
建造年代：从二塔的平面、外观、结构和建筑细部手法来看，应该是宋代建筑。据清嘉庆《宁国府志》记载，广教寺在宋太宗时，封建帝王曾赐御书，著名的诗人梅尧臣为记，梅是宣城人，著有《宛陵集》。那么这个寺在宋代应该是有相当地位的寺院了。现在从东西两塔所嵌的苏轼的手书刻石上面的署款均为“元丰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眉阳苏轼书以赠宣城广教院模上人。”宋神宗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苏轼书经赠广教寺的大和尚，这个墨迹就藏在寺中。再根据二刻石的后跋上所说：“绍圣三年元月旦日宛陵乾明寺楞严讲院童行徐怀义摹刊普劝众生同赠善果”。则知道过了15年到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乾明寺楞严讲院的徐怀义把它摹刻上石，而又将二石分别置于东西二塔上。这件事是与双塔建造年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佛教中有“陀罗尼可以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堵波(塔)中……”更可以“于四衢道造堵波，安置陀罗尼……”的记载。而这两座塔的形制又较小，比幢高得也不太多，放在广教寺的通衢大道口，用它来置陀罗尼经，这种处理的方法、与佛书上所说的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苏轼用他所书的经藏之名山，也是过去僧侣与文人互相吹捧标榜的一种手段。塔内壁粉刷部分也已脱落。外壁剥蚀得更甚，从已呈露的地方来看，砖的尺寸并非一致，但是都是属于建造时的原物。因此，从塔的形制，结构和细部手法再和这二刻石来相证明，在没有发现其他记载之前，我们初步鉴定它是北宋绍圣三年(哲宗十二年、公元1096年)所建。
补记：1982年夏，县文物部门邀请南京工学院刘叙杰副教授登塔测绘，发现东塔第五层内还嵌有佛像，每面各一对，有的保存尚完好。并写出《安徽宣城广教寺双塔调查及整修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