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制度的土地占有
民国时期，土地多掌握在封建剥削阶级手里。据1951年划定的阶级成分，本县地主1293户6791人，占全县人口的2。9％，其土地占全县总数的29。3％；富农1263户76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4％，其土地占总数的9。1％；公堂庙宇953个，其土地占总数的15。6％；小土地出租、工商业者3998户15828人，占全县人口的6。9％，其土地占总数的6。1％；中农18510户91593人，占全县总人口38。9％，其土地占总数的28。8％；贫、雇农25635户102505，人，占全县人口的44。6％，其土地仅占总数的10。7％；其它阶层1790户542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4％，其土地占总数的0。3％。
建国前，地主土地的90％，富农土地的48。7％，中农土地的10％，公堂庙宇土地的97。7％，均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1919年佃种土地占总耕地的59。7％。此外，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给地主、富农帮工以养家糊口。是年，本县靠佣工为主的劳动力1。23万人，占农民人口的17。9％。
地主、富农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是地租。共分货币地租(亦称银租)、实物地租、劳役地租三种，以实物地租为主。实物地租分定租和活租，定租一般每亩每年交租250～350市斤稻谷，活租为当年收获粮四六分成，或对半、六四分成。佃户如种午季，还须交“小租”，一般每亩交租2斗麦或4升油菜籽。
1941——1945年，抗日民主政权辖下的慕英、白象、江坝等乡，曾按二成五或三成的比例，实行减租减息(即减租息25％或30％)，以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
二、土地改革
1950年下半年始，本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7月中旬，抽调县、区干部208人，村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779人，分三批学习土地改革政策。10月中旬至11月底，县委组织县、区、村干部241人，以横山区为中心，在三山、旧县、峨桥4个区的30个村，进行第一期土改。12月初，抽调干部410人，历时两个月，进行荻港、旧县、横山、三山、峨桥5个区66个村的第二期土改。1951年2月下旬，抽调干部368人，历时50天，进行城厢、新林、孙村3个区56个村的第三期土改。7月，抽调干部330人，历时30天，完成第一批46个村的土改结束工作；8月，抽调干部350人，历时35天，完成第二批70个村的土改结束工作；9至10月，完成第三批土改结束工作，并进行前后三批土改复查，整理地籍房产，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
土改根据“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进行，运动全过程分为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份，没收征收和分配财产，复查、整籍发证和组织生产等几个阶段。
土改中，没收地主和征收公堂庙宇、小土地出租及富农出租的多余土地192317。5亩，没收地主多余粮食630697公斤，多余房屋5791间，耕牛502头，农具、家具107534件，追出不法地主分散转移应没收的粮食532447公斤。没收征收的土地财产，作为土改的胜利果实，分配给贫农、雇农和部分中农及农村手工业者。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亦按家庭人口分留同等一份土地。
土改后，地主分留的土地占全县土地的2。31％，富农土地占5。38％，中农、贫农和雇农土地占86。52％，其它阶层土地占5。79％。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热情高涨。土改后的1952年，本县粮食总产比1949年增长51。3％，农业总产值增长7％，人均生产粮食增长50％，棉花增长2。5倍，油料增长32。2％。
三、农业互助合作
【农业生产互助组】土改后，农民生产情绪高涨，但由于生产资料不足，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发生困难，农村出现雇工、放债、买卖土地等新的阶级分化现象。中共繁昌县委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引导农民生产互助。1951年秋，在浮湖、团山、天圩、孙村乡试办葛世玉、张光明、章大谱、张兴仓4个互助组。互助组由几户或十几户组织在一起，共同劳动、换工互助，以解决农户间缺少劳力、耕畜和农具的困难；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私有。分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两种。是年冬，本县共有22个临时互助组(亦称季节或农忙互助组)和1个互助性质的渔业协会。至1955年，常年互助组发展到1540个，入组农户占总农户的39。5％；临时互助组909个，入组农户占总农户的16。9％。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4月，县政府批准试办葛世玉、张光明、章大谱、程道文4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共47户，耕牛8头，土地304亩，县派6名干部驻社帮助工作。同年，部分农民在互助组基础上自发组织14个初级社(称自发社)。办初级社的原则是“入社志愿，退社自由”，社员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交社统一经营和使用，由社按照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和其它生产资料的报酬，社员分工协作集体劳动；产品由社统一分配，社员除土地分红和其它生产资料的报酬外，主要是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获得劳动报酬。批准的初级社土地评产入股，土四劳六分成；耕牛、农具折价入股，三年归还；劳力评定底分记出勤，少数农活死分活记。1955年，初级社发展到844个，1。3856户，占总农户的27。1％；入社耕牛2880头，耕地105306亩。渔业生产合作社3个，入社渔民140户。是年，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分别比1953年增长21。3％和16％，人均生产粮食比1953年增长31。9％。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春，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试办葛世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106户，耕地950亩，耕牛18头。该社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胜利度过当年灾荒。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9月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赞扬葛世玉高级社。
1956年，本县高级社发展到50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8。7％，入社土地占土地总数的99％。至1958年9月，全县高级社155个，其中农业社86个，农茶社13个，蔬菜社3个，农林牧社53个。组织规模最小的有50户，最大有1300户，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8％。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社员土地无偿转归集体所有，耕畜和大型农具折价归社。高级社下设作业区，作业区下设生产队。生产队向作业区或社实行“三包一奖赔”(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生产队实行定额记工和小段包工；收益扣除生产费用、公共积累、国家税收和完成统购任务后，多余按劳分配。粮食分配多采用基本口粮(按人分等定量)与劳动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一般是人七劳三。
高级社发展过快，部分农民缺乏思想准备，干部管理水平跟不上，虽然普遍增产，但少数富裕农民实际收入下降，贫富差距拉大。1956——1958年三年中，年均粮食总产和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7。4％和68。4％，商品粮年均增长28。4％。
四、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10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体制。全县共办8个人民公社，下设80个生产大队，569个生产队。公社无偿调用生产资料和劳力，取消社员自留地；生产组织一度实行“军事化”，按营、连、排编制；社员生活一度推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年秋，在东方红人民公社铁门大队推行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试点，后在全县城乡普遍推广，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在生产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下，该社柯冲生产队采取连夜突击挖稻并棵、重复过磅的办法，虚报产量，放出亩产中稻四万三千斤的“高产卫星”，造成不良影响。
此后，全县掀起大办工业(钢铁)热潮，抽调2万名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兴修磅蟹矶拦江大坝和保大圩灌溉渠工程，日上工劳力2。70万人。为在全县五年内实现“七化”(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工业化、水利化、绿化、交通运输车马化、捕鱼机帆化)，1958——1960年三年内的基本建设投资2074万元。其中，农业投资仅195万元，占投资总额的9。4％。在“苦战一年，十年指标一年超额完成”的规划目标下，造成高指标、高征购、低供粮的恶劣后果。全县粮食产量1958年指标为19万吨，实产6。55万吨。高指标不能完成就强迫命令反“瞒产”，指望“达标”就瞎指挥，高指标滋长浮夸风，虚报产量购了“过头粮”。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下降到5。65万吨，比1957年减少2。50万吨，比1950年少923吨。1958——1960三年间，年均征购7000多吨“过头粮”。农业人口实际吃粮标准，由1957年215。5公斤原粮，下降到1960年的153。5公斤。1959年横山公社横东大队减产，社员口粮安排在打二秸稻(脱粒过的稻草再脱粒一次)上，社员打一次吃一餐，打不到就挨饿。1960年春耕时，峨桥公社梅山大队社员每人每天吃4两(200克)泥豆。针对这一情况，县委提出“清、打、动、找、种”(清查仓库、翻打二秸稻、动员互助互济、找小“秋收”、种瓜菜)，以解救饥荒。1959、1960两年，全县耕牛死亡4753头。195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709万元(当年不变价)，1960年下降到1580万元，1961年下降到1259万元。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因饥饿患浮肿病、消瘦病和妇科病者时有发生，农村劳力大量外流。
1951——1958年农业互助合作到农村人民公社化情况

1961年初，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责任田”)，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在峨山公社铁塔大队王村生产队进行午季生产责任田的试点。3月下旬，全县93。8％的生产队推行“责任田”，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大农活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按农活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的办法。是年夏，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规定，实行生产队“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取消分配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翌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全县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农村经济体制，基本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责任田”推行后，农村逐渐恢复生机，农民说“责任田”是“救命田”。1963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l793。5万元，粮食总产达9。02万吨，比1960年分别增加213万元和3。37万吨。
1962年3月下旬，省委发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决议认为，实行“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必须彻底改正。是年底，全县开始改正“责任田”。1963年8月，省委指示要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责任田”改正过来。年底，本县农村“责任田”全部改正。在1964年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基层干部因“责任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斗争。
1964——1965年，各生产队推行劳动定额、小段包工到组的管理方法。1965年比1959年粮食总产增加42。6％，人均生产粮食增长51。9％，棉花增长84。4％，农业总产值增长14。5％。
1966——1976年，农村把搞多种经营和开展家庭副业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个别大队实行两级核算(公社、大队)，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等“左”的做法，后因干部群众抵制，仍改为三级核算；同时提出“学大寨、赶郭庄，三年建设昔阳县”口号，一度推行大寨式“政治评分”方法(即只记出勤天数，一月评一次工分，自报公议，主要凭政治表现)，部分生产队分配口粮“自报公议”，用行政命令推行农业生产措施，分配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生产队增产不增收，农业生产成本增大，生产队公共积累少，农民实际生活无明显改善。三山公社长坝大队汪村生产队，1970年每个劳动工分日值仅0。40元。部分生产队，生产靠贷款，口粮靠回销，生活靠救济。在此期间，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一面抵制“左”的做法，一面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发展粮食生产，用集体力量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行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在一些社队亦有发展。1977年，全县粮食总产按可比口径，比1965年增长31。6％，农业总产值增长45。9％。
推行“责任田”前后两年农业经济状况简表

五、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本县农村开始推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责任制。是年冬，759个生产队午季作物生产实行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的28。2％。1980年，水稻产区36％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其主要形式有“订立合同，包干到户，完成交售，交足集体，余下归己”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棉产区包产到户793个生产队，其主要形式有“包产到户，以田定产，以产记工，以户交产，统一结算”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两种。
1981年，全县农村普遍实行“农业大包干”，逐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责任制革除“大锅饭”的弊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81——1985年，同1977年相比，五年平均粮食播种面积下降9。8％，总产增长9。2％；农业总产值增长34。3％，人均生产粮食增长11。9％，棉花增长12。9％，油料增长6。3倍，肉类增长19。1％，鱼类增长1。62倍。1986年比1985年，农业总产值增加961万元，粮食总产增加8655吨，棉花总产增加426吨，油料总产增加1512吨。
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部分地区实行专业分工，是年始有专业户。1984年，各类专业户2100户，从事专业劳力占总劳力的65％，专业总收入775。33万元；占专业户家庭总收入的79％；专业产品的商品率91％。农村新经济联合体526个，从业人数4000人，人均年纯收入676元。1986年，各类专业户2747户，从事专业劳力占专业户总劳力的63％，专业总收入1568。72万元，占专业户家庭总收入的84。2％，专业产品商品率99％；新经济联合体1165个，从业人数8521人，人均收入1100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