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政界
张洎
张洎(934——997)，字师黯、偕仁，全椒草庵沿河村人(今名)。他行止洒脱，文采清丽，博览佛道书籍。张洎中南唐进士后官礼部员外郎、知制诰，起草诏书，参予机密，深得后主李煜的信任。后担任中书舍人，拜清辉殿大学士。
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太祖赵匡胤灭南唐，张洎跟随李煜作阶下囚。金陵被围时，张洎曾劝李煜拒降，并起草蜡书调遣救兵，被捕后宋太祖责问张洎，并取出缴获的蜡书对证。张洎毫不惧怕，从容地回答：“各为其主，今能一死，尽为臣之份了。”因此受赵匡胤的器重，授官太子中允，入舍人院。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张洎先后出知相、贝两州(相州，今河北邢台、河南林县一带；贝州，今河北与山东交界数县)，数年后回京任礼部郎中。淳化年间，张洎出任太仆少卿，太宗召见他说：以往，太仆少卿乃是闲职，今我赋其为要职，你即是改制后的首任。今后，凡是章奏必经你手后再呈递给朕。不久，又被拜为谏议大夫、大理寺判兼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一时深得信任，太宗赵匡义曾赐诗称赞他为“江东人士之冠”。端拱初年契丹入侵，张洎上表建议练兵聚谷，分屯军队于边塞。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赵匡义任命张洎为参知政事(相当副宰相)，与寇准同列中枢，因政事为寇准主持，遂专修政纪、编纂史籍。次年赐誉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清河郡开国侯。张洎因身为二臣，议事常常迎合太宗意旨，后被太宗察觉，降刑部侍郎，十余日后病逝于京(今开封市)，死后追赠刑部尚书。
张洎有文集50卷流传于世，其中《贾氏谈录》是他为南唐出使赵宋时所记录的贾黄中谈话录，内容多为唐代轶闻。
吴璪
吴璪，字璞生，全椒人，清道光年间拔贡。他年青时苦读兵书，精通书法，朝考后被选任湖北光化县知县。到任后，积案数十件，一月间全部审理清楚。吴璪屡任外员，经常调动，不论在巴东(今湖北西部)、江夏(今湖北东部)，还是在广济，每到一地，他都要兴修水利，治理水患。
一年，广济遇大旱，调吴璪至广济，发放巨款维修护城河，并架设桥梁，赈济饥民。广济州原设抚恤、堤工两局，局员贪赃枉法侵吞救灾、水利款金。吴璪惩的惩、罚的罚，然后，征集河工修复广济渠大堤。大堤合拢时突遇狂风暴雨，堤坝危险，吴璪急令民工用芦柴和泥堵塞决口，但风浪太大，投去的芦泥全被激流卷走。危急之际，吴璪奋身跳入决口，手下官员哭喊救命，众河工为之感奋，遂一起跳入决口塞流，大堤终于筑成。
吴璪生卒年无考。清军镇压苗民李元霸起义时，他昼夜随军，旧病突发，吐血而亡。
汪海洋
汪海洋(1830——1866)，全椒人，民间传为全椒城西南程家市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军事将领。他原系石达开的部将，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出走，汪海洋随之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地。咸丰十年，在广西与彭大顺、童容海等各率所部脱离石达开。咸丰十一年八月，在江西遇见忠王李秀成时，还有20余万人，洪秀全嘉奖这支军队，命名为“扶朝天军”。汪海洋到江西后，即隶属李秀成，随其入浙江、克杭州、守余杭、军功卓著被晋封为康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八月，李秀成经营的一度兴旺的江浙局面处于颓势。其时，清军紧逼杭州，并分兵进攻余杭。担任余杭军务的汪海洋与杭州守将听王陈炳文连营40里以拒之。十一月，清闽浙总督左宗棠来余杭督战，命令将领蓝益澧、杨昌浚、黄少春领兵13000攻余杭城，被太平军击退。年底，大雪不止，汪海洋坚壁不动。清军见天气不利，急谋攻陷太平军五道关卡。第二日，又急攻太平军主阵地——位于余杭城北的林清堰。汪海洋得知，先伏兵于横港截击清军。清军前队深入，后军随之不能止，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清军。清军不敢再逼余杭。
同治三年二月，杭州陷落，余杭孤掌难鸣。汪海洋被迫率部弃城东走，自湖州走安徽入江西，出入广东与江西交界地区。七月，天京失陷后，江海洋以全军隶属侍王李世贤。李命令汪海洋屯兵长汀、连城、上杭三地交界的南阳乡以为犄角。
同治四年正月，清将刘典攻南阳乡，与太平军战于马洋洞，汪海洋率部打败来犯之敌，追至新泉。汪海洋自率身穿黄白号衣的军队2万列阵于田间，刘典领亲兵拼死顽抗。这时，清援军赶到，太平军被迫退至西岸，过河时，淹死多人，汪海洋也几乎被俘，部下拚死救至越山。
新泉遭遇战，汪海洋部损失过半，遂放弃南阳乡走永安、至白沙；因刘典军跟至，再由坎市走龟阳，入平和。五月，李世贤被迫撤离漳州后，一溃于永定剑滩，再溃于广东漳溪，死亡殆尽，逃向永安。相反，海洋部在这一短暂时期，军事发展却比较顺利。四月，汪海洋攻湖南，五月入广东，首破清军于镇平，再攻嘉应州(今广东梅县)；恰逢清将鲍超部霆军哗变，由江西来到广东，海洋招抚之，兵力大增。因之，拟从广东与福建交界地区返回江西，遂从镇平翻越分水坳至广福乡割早稻以充军粮，为清军所阻。八月，李世贤兵败，逃至镇平依附于汪海洋。先世贤在漳州被围时，急令汪救援，汪为保存实力借故不应，世贤兵败，汪惧罪，同时担心兵权为李所夺，刺杀了李世贤。在此之前，六月，丁太阳投降了清军。九月，陆顺得为林正扬出卖，于番禺就义；自此，驰骋闽粤、转战五岭的太平军就仅剩下汪海洋率领的一支孤军了。形势如此险恶，但汪海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矢志如一，誓与清廷决战到底。同治三年十月，汪海洋自赣入闽，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保存了实力。但几次北上，途中均遭堵截。第二年十一月，太平军在江西龙南附近的一次激战中受挫，不久，佑王李远继、奉王黄朋厚叛变后，甘充内奸再度混入了汪海洋军中。
同治四年十二月，汪海洋因数次北上被阻，为借一城过年，休整疲惫之师，突然由连平东走，一日疾行200余里，乘虚攻占粤东重镇嘉应州(今梅县)，大出清军所料。但因势孤力单，清军全力围剿，汪海洋的战略计划无法实现，只得据守嘉应州城。清军不停地赶到，重重设防。
同治五年一月，汪海洋多次率兵出城，往来倏忽，冲击围城清军，屡获胜利。但因清军大至，汪海洋被迫放弃附近的村镇，收缩兵力于城内。十六日(公历2月30日)，汪海洋忽然决定“破釜沉舟”与围城清军决一死战，分兵三路冲出，湘军主力刘典部全力抵挡，太平军前仆后继，英勇奋战，鲜血染红了道路和溪涧。但由于作战计划事先已由叛徒走泄，刘典从叛将丁太阳处得知汪海洋每战必身先士卒的内情，命丁带领清军设置枪炮侧击。当汪海洋率军冲至，丁太阳督军，“枪炮齐施，子如雨注”，汪海洋不幸中弹身亡。太平军战死者无数，清军弃尸河中，总计不少于3000具，蔽江而下，整整五天尚未流尽。
李世贤之后，汪海洋是当时唯一能够统辖全军的将领，他的牺牲加速丁太平军余部的覆灭。
石文进
石文进，字益斋，全椒人，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全椒，石文进和兄长一起外逃，为清乱军掳散。当时石文进年仅九岁，流亡甘肃为当地驻军牧马。长到十几岁加入清军，曾参加镇压王家疃回民起义，抢占义军占领的肃州城(今酒泉)、怀城，以及新疆的乌鲁木齐、昌吉呼图等城。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新疆喀什噶尔封建主金相印叛国，投靠中亚浩罕国，该国派阿古柏入侵新疆。同治六年，阿古柏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同治十年，沙俄乘机侵占新疆伊犁地区。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负责收复新疆。光绪四年，石文进随左宗棠一举攻克沙俄军队盘踞的玛纳斯南城(今新疆绥来县城)，因战功卓著，被赐予“济勇巴图鲁”称号，升任游击将军。光绪七年二月，《中俄伊犁条约》签定后，伊犁收回，石文进坐镇伊犁镇标右营都司，戍守祖国的边疆。在此期间，石文进曾镇压回民起义，杀戮边民，被朝廷提升为伊犁镇标参将。光绪十一年石文进参加勘分伊犁三段界务，与俄人谈判，授以副将加总兵衔。光绪十七年，捕杀零星流匪，受朝廷嘉奖，补任伊犁镇总兵。
石文进善于带兵，常激励士卒，要他们：“平时谙练军法，战时抱持忠愤，有此，战无不克。”
后年老回乡，光绪二十四年，曾在县中练勇备战，以图抗击外国侵略军，后病卒。
邱文江
邱文江(1860—1911)，字宗海，号晚香居士，祖籍福建龙岩，幼年随父经商迁居合肥，后定居全椒古河镇。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邱文江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在古河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因事机不密，被清全椒知县邵正丙率兵镇压，与其子邱御鸣同时殉难。
邱文江自幼读书聪颖，20岁弃学就工，入南京制造局学习机械制图，工作十余年，多有创新。后弃工务农，在全椒古河镇附近购置土地，起名“邱家花园”，兴垦农桑。他在农闲工余之暇常向农民宣传取消帝制，建立共和的民族民主思想，因之，受到地方封建士绅的仇视，难以存身，遂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前后北走颍上、寿县，西至合肥交接王占一、张孟介、吴旸谷、范鸿仙、龚正鹏、王正藩等反清人士，约定分头活动，待机举事。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告捷，邱文江匆匆从和县返回邱家花园，召集同志王甲三等人共谋组织国民军响应武昌起义。他们决定先将滁(县)全(椒)两县光复，并利用邱与张勋部团长左金台有旧，劝左起义，以切断张勋的归路。同时，组织民团敢死大队1000余人，邱御鸣为前敌支队长，在封山寺集中开会，宣布起义计划和纪律。接着他们又秘密地向古河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募集军款，派人到上海购置军火，赶制义旗、袖章。为了寻求配合，邱文江又派次子邱砥青星夜驰往合肥与吴旸谷联系，其时吴已抵达安庆组织起义，遂与合肥孙品三等人协商，孙等当面应允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出兵古河相助起事。
九月底，由沪购运的军火因滁河干涸尚未运到，加之北方数县起义均因异军叛变而陆续失败，约好在十月起义的计划被迫延期。十月初，举义一事被全椒知县邵正丙获悉，遂带兵于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公历12月30日)夜包围了邱家花园，邱文江和邱御鸣不幸披捕，押至古河保甲局审汛。邱文江陈述民族大义，斥责邵残害百姓，助纣为虐的种种罪行，遂与子御鸣一起被处以斩刑。邱文江就义时52岁，子御鸣年仅19岁。
邱景章
邱景章(1872—1920)，字端甫，号苏斋生，世居全椒城内金家巷。邱九岁时父母早丧，16岁入选廪生，18岁中江南乡试二名举人，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进士及第，历任湖南嘉禾、宁乡、清泉等县知县(试署)，后实授邵阳知县、宝庆知府。
邱景章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步。他早年专攻《昭明文选》和五言古诗，成年后精研经史以礼为宗，认为正统儒学是拯救世风的良药。因之，与人胪列西周、秦汉时代44位先儒事迹，准备增祀于孔庙中，请示督学，没予批准。甲午海战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缔结，使邱景章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开始发觉先儒经义无法拯救羸弱的国家，转而研究东、西方译著，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他拥护“康梁变法”，置清廷禁令不顾，在家乡创立社学以倡导改革，并提出“护民智，厚民生，伸民气”的治世之策。南北混战中，邱景章上万言书给南方各省十四都督，其文大意是：“革命在政治不在种族，共和虚君责任内阁，首图弭乱救亡。”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春天，安徽都督柏文蔚(国民党系)聘请邱景章担任自己的政治顾问，邱因故没能赴任。同年出任全椒县首届参议会议长和全椒中学校校长。为了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全椒各界一致要求把“奎光楼”改名为“国光楼”，邱景章书题楹联一副，悬于楼上，轰动一时，联为：
“政革卯酉，统通丑寅；恨老天忒不仁，忍抛却四万万黄民，任南拉丁、西条顿、北海斯拉夫，伺隙争来；攘攘几家儿，腾踔中原，吁何劫运?
尔雅方言，春秋朝报；愿吾党休自馁，好准备一双双赤手，算椒伍举、棠专诸、阜陵范亚父，留芳未艾；区区百里境，诞育英杰，是我乡风!”
表达了他爱乡爱国的思想。
邱景章一生热心公益事业，设团防、发灾赈，兴学育才，不遗余力，曾参与光绪《全椒县志》的重修工作。邱景章学识渊博，诗文不宗故常，气势汪洋恣肆，对《马氏绎史》多有考证。著作有《蹯窟诗文稿》、《蹯窟诗话》、《桑梓述记》及《从政随笔》等。
阮明
阮明(1889—1944)，字哲符，全椒赤镇乡大阮村人。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入南京两江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学习，后东渡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法科，回国后任全椒县劝学所所长，曾参加民国九年《全椒县志》的编修工作。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阮明追随李济深任机要秘书、北伐军留守处少将参议等职。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汤山后，阮明仍推荐全椒学人吴承志担任李的家庭教师。民国十八年经李济深介绍，阮明出任浙江海盐县县长，为官清正，次年离任，群众临街送别。民国二十二年11月20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建成立，李济深任主席，公开反蒋，阮明改名“椒青”，参与政务。
“七七”事变后，阮明到处奔走宣传抗日，民国二十八年在桂林曾手书一词勉励女青年，其中两句为：“李秀御夷晋标史册，值斯抗倭当法前烈”。民国三十二年春末，阮明由大后力只身回皖，至蚌埠陈说大义，劝伪省长高冠吾叛离汪伪政权，并作诗一首劝进：“眼前景物成虚幻，梦里河山似有无；不断伤心悲乱世，何甘俯首对狂奴?”离蚌后又返里进行策反活动，被日伪特务获悉。民国三十三年春节后数日某夜，汪伪全椒县第四区区长王德安派士兵刘绍洲等人潜入大阮村，将阮明绑架杀害于距村二里许的圩埂边。牺牲后，县内各界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吊唁。
建国后，凶手王德安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罪恶条中即有“杀害爱国民主人士阮明”一款。1983年，阮明在美国和国内的女儿奉九旬老母之命回乡扫墓，中共全椒县委统战部会同赤镇乡人民政府协助建墓立碑于殉难处。
戚南谱
戚南谱(1898—1951)，学名戚朝阳，字甫亮，全椒赤镇乡下戚村人，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文化程度私塾六年。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戚南谱因受本乡士绅欺侮，负气离乡到芜湖英商开办的安利洋行推销肥田粉，主持浦口分行业务。半年后分行倒闭，无颜回乡，于民国八年春投入保定陆军第二师学兵连当兵。结业后历任排长、连长、师部少校参谋、少校营长等职。民国十六年秋，该部被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方面军指挥方振武在湖北襄阳收编，戚任补充旅第一团中校团副。民国十七年春，戚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第九十五师补充第一团任上校团长，参加了二次北伐。夏，戚南谱团在攻占山东曹县；秋，攻占天津附近杨柳青的战役中受到方振武将军的传令嘉奖。二次北伐后，方振武部被蒋介石缩编，戚为编余人员。民国二十一年春戚南谱考入军委会秘密特工处(民国二十四年后改名为“军统局”)办的政治训练班，后又被选送到特警训练班受训，结业后被派往北平组任组员，负责刺探帮会活动情报。民国二十四年，戚被调往天津站任站员，负责联络工作。秋，任唐山小组组长；后又任山东临沂组通讯组长、兖州通讯组组长。民国二十六年，戚通过关系经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介绍，调任军委会侍从室中校组员。民国三十年，戚重回军统局，5月被派往日占区任上海工警运动组组长。不久因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被捕投敌，戚被迫返回家乡下戚村。回全椒后，戚通过国民党第五行政专员公署的电台与重庆联系，接受戴笠新的指令，纠集120余人在皖东组织了苏皖边区江北行动总队，任总队长；活动于全椒、和县、江浦一带。
这一时期，戚曾迫于和桂系的矛盾，与新四军七师有过合作。同时，也曾配合国民党一七一师对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进攻，先后杀死革命群众十余人并纵火焚烧了具有五、六百年历史的古刹“千人会”。
民国三十三年，戚返回重庆后，转任陆军第五预备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后改任整编一九二师少将副师长。民国三十五年调任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学员，后改任国防部附员。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戚逃往徽州被俘，教育释放后反潜入南京从事地下活动，组织“中国反共陆军警备司令部”，自任司令，先后吸收多人参加该特务组织进行颠覆活动，于1949年11月21日晚被南京市公安局侦缉归案，于1951年3月在合肥执行枪决。
高长柱
高长柱(1902--?)，字石辅，全椒章辉集人，地主家庭出身。民国六年(公元1917)毕业于全椒县第二高等小学校，后又毕业于安庆第一中学校，继在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后在军政两界服务。
民国九年至民国二十六年的十余年间，高曾任连长、参谋科长、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少校大队长、国民讨逆军第九军中校参谋、第四师上校军官连连长、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团上校参谋、新疆宣慰使署上校参谋。抗日战争初，班禅到(南)京，高长柱奉蒋介石命令率一个旅护送班禅回藏，被委任为特派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的少将参军、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代藏事处长及行政院派驻西藏参议、西北调查国防专员等职，后又派驻蒙古任特使。民国二十九年高长柱被分至大别山区立煌(金寨)任安徽省党政军干部人员训练班副教育长、兵役班主任。民国三十年任安徽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不久，升中将。后，又任豫鄂苏鲁边区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议、军委会中将参议。民国三十一年任安徽军管区特别党部书记长，为当时的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民国三十二年与李品仙反目，投靠蒋介石嫡系汤恩伯，在淮北临泉任陆军第十八补训处处长，陆军暂编独立第五旅旅长。民国三十五年任国防部中将部员、高级参议。民国三十六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旅京同乡会干事长(安徽人组织的倒桂系李品仙的组织)。8月4日全椒县竞选国大代表，散发“敬告全县各界书”，勒索地方钱米以收买选票。解放前夕，又伙同陈祖禹等人将全椒地方公米数千石运往南京出售瓜分。1949年10月以后，大陆相继解放，高长柱由广州逃往香港。1950年在港建立苏浙皖鲁边区军政督导公署特务组织，网罗逃亡军官，不断向大陆派遣特务，自任主任。1951年至台湾任蒋记国防部中将部员及行政院设计委员等职，现已去世。
高在大陆期间，曾因精通日语和蒙语，又多年从事军政事务和边疆事务，有所著述。其军政方面的著述有《最新战术原则图表解》、《中国战后国防论》、《中国战后国都论》等八种；边疆事务方面的著述有《边疆问题集》、《中国边疆志》、《战后边疆建设》等八种。高还曾担任过民族杂志《边铎月刊》社副社长兼汉文总编辑。
陈金城
陈金城(1902—1983)，又名陈精诚、陈金黻，全椒县界首街人。
陈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12月考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为该校第二期学员，于第二年8月毕业。民国十八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旅五团一营营长。民国二十年，任开封行营讨逆军第二军团独立第三十三旅六九九团上校团长。民国二十八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六期第四总队少将总队长，后提升为胡宗南部师长。民国三十三年日军发动“湘桂战争”，南进广西，侵贵州危及陪都重庆。陈金城师被空运贵州防堵，与日军激战于独山。日军退出贵州后，陈晋升为军长。10月，陈为陆军大学将官甲级班第一期学员。三十六年，陈为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二期学员。民国三十七年，陈在国民党第二绥靖区服务，先任整编四十五师师长，后任九十六军中将军长。守山东昌潍时，曾说：“城在陈在，城破陈死”。民国三十八年3月27日，九十六军被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击溃，陈被俘。
1959年，中央颁布特赦令，陈金城获释，任江苏文史馆馆员，住南京，提供大量文史资料。1983年1月病逝。
柏承君
柏承君(?—1981年)，字袭侯，辽宁省辽阳县人。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前后随同乡、和县县长刘广沛任卫士班班长，不久，刘保送他到安庆集贤关省军管区军事教育团受训，结业后任和县壮训队中队长。民国二十六年冬，和县县城沦陷，他杀死县长赵永智自称团长，以抗日为名招兵买马抢枪抢钱，盘踞于南乡姥桥一带。同年，被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赵凤藻收编，迄至民国三十四年，他历任国民党皖东地方部队十纵队的支队长、副司令、司令等职。他依恃手下有3000之众，骄横跋扈，屠杀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众，抢占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他的纵容下，其部属拉牛绑票，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凡属十纵队防区，一时商不能旅，农不能耕，群众怨声载道。
柏承君本人凶残至极。他常说：“不杀不能建威。”杀人，是他称霸皖东的唯一手段。民国三十三年，为了和桂系争权夺利，柏承君炮制了震惊皖东的“古河血案”(又称“皖东大屠杀”)。柏利用中共古河区委书记司宗彝叛变投敌之机，指使特工队长杜震亚等逮捕了全椒县国民政府录事李伦才、《皖东日报》编辑张如柏、黄世善以及全椒、和县、含山、巢县、定远、肥东等县青年400余人(内有部分共产党人)，全部关入古河镇邱家花园和十纵队大队部等地。经严刑逼供，将李伦才定为“中共全椒县委书记”，其余人也分别被定为“支书”、“支委”等，邱家花园是柏承君审讯“人犯”的最大“法庭”，四周筑有土墙，碉堡密布，柏承君及其部属在这里对关押人员进行疲劳审讯，使用多种酷刑，如皮鞭抽、夹棒夹、钉指甲、“坐飞机”、挂石锁、灌辣椒水等。柏承君的淫威声、打手的咆哮声和受刑者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邱家花园一变而成了“阎罗殿”。柏承君还对关押者肆意屠杀，定远人王耀琪被绑在邱家花园操场的旗杆上乱刀戳死；东王集农民何朝恩正在田里栽秧，被柏抓走，未经讯问，一弹丧命。民国三十三年7月，柏承君派人将被关押者押至独山脚下和巢县方山大洪岭集体枪杀，一次杀害50余人。柏杀人都是秘密的，被捕者家属从不知被害人中有无自己的亲人，只好到尸场上乱翻，发现尸体被人收完了，即以衣冠葬之，有的事后才知道亲属尚在狱中。这次皖东血案，被捕者400余人，被杀害者近百人，受牵连者不计其数。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柏承君部被整编调固镇驻防。民国三十六年初，全椒、和县部分被害者家属和地方人士向南京国防部控告了柏承君，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将柏逮捕入狱。南京解放前夕，经天主教徒于斌奔走，并使用黄金贿赂，柏得以逍遥法外。柏承君出狱后活动于南京、芜湖等地，后投靠驻屯溪的安徽省流亡政府主席张义纯，进入了省保安司令部。解放军渡江后，柏随张义纯逃亡台湾，任台北市八里乡民众服务馆馆长，1981年在台北市被汽车撞死。
孙一新
孙一新(1904—1946)，曾用名孙发文，出生于古河镇叶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是木工，由于祖辈贫穷没有文化，所以全家勤俭节约扶持孙一新从八岁读私塾直至22岁。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至民国二十六年十年间，他先后在艾塘、王店、王山集、中份王、上份王任塾师，并兼做卷烟手艺。
抗战爆发后，皖东沦陷，孙一新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民国二十八年初，孙一新在古河参加省三工作团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全西工委委员，中共全椒县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中共和含全工委书记等职，主要负责党的秘密工作、情报工作和交通工作。
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孙一新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群众观念。由于一只眼睛残废，所以他在敌占区活动总是夜出晨归。孤山到古河六、七十华里，完全是崎岖不平的山道，孙一新经常子夜间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至各秘密联络点搜集情报。
一次，在一群众家过夜，正好遇到股匪纫：票抓人，孙一新组织好群众转移后已来不及撤走，被迫和几个老乡藏在墙角的草堆中。土匪为了抓人，竟用扬叉向草堆中乱戳，孙一新的头部被戳了一个小洞，鲜血直流。为了不使群众受到损失，他忍着剧痛一直坚持到土匪撤走。从此，老百姓更加爱护孙一新了，他走到哪里，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孙!”
孙一新文化程度较高，有讲不完的故事，同志们都乐意跟他一起执行任务。他常常用讲故事的方式对下级进行革命气节观的教育，提高了大家的觉悟。由于孙一新革命坚决，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民国三十二年，他们逮捕了孙一新的胞弟孙宏文，将其吊打致残；随后又逮捕了他的堂弟孙科文并加以杀害。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孙一新革命的决心，为了革命，孙一新断然抛弃家业，将父母、妻儿、弟弟从古河迁至艰苦的根据地山区。
民国三十二年10月，国民党桂系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侵占了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部分地区，这一时期，孙一新负责敌工工作。当时敌工工作既复杂又危险，孙一新灵活地执行政策，在日伪占领区兴云乡建立起特别支部，争取敌乡保长和开明士绅为新四军和游击队提供情报，帮助解决粮饷和军需物资。对县城汪伪政权的上层人物，孙一新也进行了分化瓦解，争取了敌工工作的主动权。
民国三十五年5月，国民党又一次调集重兵侵占路西根据地，路西新四军主力和地方干部被迫北撤。为了坚持路西斗争，四分区地委决定成立和含全工委，孙一新任工委书记。组织上决定让孙一新到含山、巢县一带寻找地方党组织，以为定滁全支队坚持巢县黄山地区游击斗争做好准备。那时，黄山地区已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并进行了“清剿”，定滁全支队被迫分散活动。5月底，孙一新回到石沛桥、谭墩一带寻找定滁全县政府机关，得知已经北撤。这时，原路西根据地到处都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他们挨村逐户地登记，胁迫革命者自首。在这种情况下，孙一新完全可以追寻北撤部队脱离险境，但他想的是服从组织决定，坚持地下斗争。群众也千方百计地掩护孙一新，但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孙一新不幸落入敌手。
孙一新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妄图从孙一新的口中了解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国民政府全椒县长吴亲自出面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要孙一新自首，遭到孙一新严词拒绝。接着，吴又利用叛徒劝降，同样遭到孙一新的斥责。孙一新在敌人的“法庭”上怒斥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盘踞古河，名为抗日实与日伪勾结，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他还厉声斥责敌人的道德法律是“挂羊头卖狗肉”！全椒县国民政府慑于真理和正义，对孙一新既不敢公开判决，又不敢长期关押，遂于民国三十五年12月4日夜将孙一新秘密杀害于北极阁的荒坡上，并将遗体埋入干粪坑中，企图毁尸灭迹。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将孙一新的忠骨移葬，并建墓立碑供人祭扫，为了纪念他，县人民政府曾一度将石沛乡改名“一新乡”。
余德扬、余德霑
余德扬、余德霑世居大马厂山根王村，是民国初年破山口坊坊董、地主余宜之之子，余德扬居长，余德霑为次。
余德扬(1911—1940)，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余宜之死后，余德扬主持家务，经地方人士公推从政，任破山口坊联保主任；并参加国民党，任第五区区党部书记。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底，全椒沦陷后，县国民政府官员闻风而逃，社会秩序混乱，大马厂地区更是土匪猖獗。地方士绅为了保护家产，请余德扬出任五区区长，组织地方武装——区署后备大队，维护地方治安；此间，余曾率部狙击过攻打大马厂的股匪和日军。
民国二十七年中秋，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到达大马厂，团结各阶层进行抗战，余德扬积极配合新四军进行抗日工作。当时，沦陷区到处设立关卡，商品奇缺。同年秋，在四支队军需处的倡导下，由余德扬出面筹办军民合作社，采购商品和军需物资，使战乱中大马厂出现了一时的经济稳定。由于国民政府克扣给养，新四军四支队八、九团到达大马厂后缺衣少食。冬，余德扬以区长名义发动各乡募捐大米1400担(每担160斤)，自己个人捐献200担给新四军。第二年夏，听说新四军九团三合集驻军缺粮，余德扬虽肺病复发，仍带病奔走募集糙米200担、军鞋3600双送给九团；同时，还组织“商抗”募捐棉絮30床、现金300元，以及食糖、鸡蛋、豆腐皮等营养品送给驻大马厂观音庵的新四军四支队后方医院。八团政委林凯为此事亲往区署向余德扬面谢。当驻古河镇的省五区专员李本一得知余德扬为新四军筹集衣物、军粮一事后，几次在电话中警告余，并下令禁止，余德扬则秉持民族大义，置之不理。民国二十八年冬，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分裂，大马厂军民合作社被迫撤销，在这种情况下，余德扬仍将合作社的余资全部捐献给四支队后方医院。同年12月，因时届寒冬，士兵仍未着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亲到大马厂区署，请余德扬设法解决600套棉衣。余德扬当即通知“商抗”及各乡有影响的人士在二湖冲杨村召开紧急会议，余率先捐献200元，会后共募捐600元，订购棉衣600套送交新四军八团军需处。此事被李本一知道后，将余叫到古河专署当面训斥，余以“抗日一家，拥军无过”予以反驳。争论间气愤至极，肺病大发，当李的面吐血不止，才免遭关押，但区长一职被李免去。事后，余德扬被抬回大马厂桥头庵治疗，病情日益严重，驻周家岗的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得知后，数次派人于夜间到桥头庵欲接余至周家岗新四军医院治疗，但由于余德扬的病情已经恶化，不久病逝于桥头庵中。
余德霑(1926—1950)，大马厂小学毕业，日军陷城时才11岁，在家闲居。民国三十一年，余德霑投靠国民党十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柏承君，任柏的卫士。旋即在大马厂一带招收散勇，先后担任二支队分队长、中队长，十纵队特工大队长等职。
任职期间，余德霑勾结十纵队大队长、二郎口牛行老板韦子昆出没于国共交界地区，冒充新四军强拉耕牛，成批赶至南京水西门出售，获取赃款无数。民国三十二年4月，余活埋新四军战士陈世才母亲于大马厂，并同时杀害了陈世才的哥哥陈世金。次年8月，余德霑在东王勒索钱财未逞，遂恼羞成怒，将农民江春荣等三人带到东王集，命令三人站成一纵行。余一枪打去，一人致死，一人重伤，一人神智不清。余德霑流氓成性，民国三十六年，他在一赌场上输了钱，临走时将一个自称大洋的纸包扔在桌上，众赌徒打开后，却是一个人耳朵。余德霑还经常伙同部下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该部征夫不要男人，专要妇女和大洋；年青女子绑去，均遭其强奸，很少幸免。古河血案开始，余德霑受柏承君之命，按名单抓人，严刑逼供。事后，他又挨户逼迫黄庵一带群众“自首”，在每户门前放一盆清水和一面镜子，逼迫群众烧香，并高呼“司令(柏承君)是再生父母”，勒索财物。由于余德霑到处侦抓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曾被陡山乡游击队长冯长明擒获，逃走后大肆进行报复，成了大马厂地区有名的杀人魔王。因其凶残已极，为一地“恶”的象征，以致孩童哭闹，家长常以“余德霑来了”吓止。抗战胜利后，余随部调往固镇，任特务营营长。
余德霑自参加十纵队后，四、五年间杀害共产党员多人，杀死群众100余人，烧毁民房200余间，强拉耕牛40余条，强奸妇女无数。1950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其血债累累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王德安
王德安(?—1951年)，全椒城人。其父绰号王小刀子，是清末县衙的“三班”(捕快、马快、步快)，年老时在县衙间壁以开茶馆为名，专做帮讼生意，诈取不义钱财。王德安因父亲的社会势力横行乡里，人皆畏称他“王小爷”。他读过几天书，但不务正业，无一技之长。尚未成年时，王德安即拜县内有名的安清帮头子赵文华为师，排“悟”字辈，“念三香头”(即第23代)。自此，他以耍流氓混世，赌博奸淫无恶不作，良家妇女遭其奸污者多人。
日军进城初，他逃难在外，往来于三汊河、陈家浅、绰庙集等地，以贩卖大烟土为生。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春，王德安重返县城，广收门徒，带着少数枪支投靠了日本人，组织起汉奸武装——自卫队第四中队，他所收容的士兵大都是在国统区作案不能容身的逃犯。后由于全椒国民政府常备队黎家清中队的叛变投靠，王的实力大增，因之，在县城拥有左右一切的权势，连汪伪县长也奈何他不得。再加之他整天与日本警备队周旋，三天一小宴，四日一大宴，请日本人吃中国“料理”(菜)，日军军官不绝于门，更助长了王的气焰。平民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怕事者则对他闻风丧胆，见之让路，谁敢道个“不”字，轻则毒打，重则丧命。他滥杀无辜在当时是首屈一指，包括杀害了民主人士阮明先生。为了发国难财，他还伙同段义彬在袁家湾于设了一家“和记土膏店”。
建国后，1954年因多种罪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冯长明
冯长明(1912—1943)，全椒三合集玉皇庙保(今冯村)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父母耕种几亩山地为生。冯长明12岁进塾，读了四、五年书，后因家境艰难而中途辍学回家务农，19岁时，被迫离开父母到地主家当长工，苛捐杂税和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在冯长明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元月，驻全椒城的日军300人对大马厂、三合集地区进行疯狂“扫荡”。日军到了冯村，肆意杀戮，临走时还放起了熊熊大火，冯长明家仅有的四间草房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冯长明强烈的仇恨。第二年初，冯长明毅然踏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一边生产，一边工作。
民国二十九年初，冯长明任陡山乡农抗理事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整个精力都用在革命事业上，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号召组织群众武装，冯长明挨家挨户动员20多人组成了陡山乡抗日游击队，冯长明任队长。他带领这支队伍在陡山乡山沿一带为新四军筹集粮款，搜集情报，打土匪，维持治安。3月，皖东国民党军队掀起反共高潮，地方上“土顽”乘机进行反共活功，扬言要捉拿冯长明及其全家，冯长明决然迁家至藕塘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心区。
民国三十年底，周家岗失守。第二年初，桂系一三八师五一二团和十纵队一支队驻进周家岗，并筑起了碉堡。他们不抗日，却对共产党孤山抗日游击队实行三面包围。为了坚持孤山游击斗争，冯长明带领陡山乡游击队在周家岗一带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每当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时，冯长明就带着游击队剪掉他们的电话线，对此，敌人惊恐万状，强迫老百姓看守线路。为了不使群众受到损失，冯长明指挥游击队每次割完电话线后，即叫群众鸣锣点火“报警”，待敌人赶到时冯长明已率领游击队扛着战利品无影无踪了。
冯长明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他经常出没敌人的关卡、碉堡附近捉“舌头”，为新四军搜集情报，致使敌人闻风丧胆，而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冯大胆”的英名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广泛传颂。国民党十纵队特工队长余德霑滥杀无辜，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除掉这个“地头蛇”，冯长明十分注意余的活动规律。一天，他得知余德霑夜宿大马厂九连村，便带领游击队战士连夜包围了余的住处，抓住了余德霑。
由于冯长明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用重金收买亡命之徒打入游击队内部企图杀害冯长明。民国三十三年冯长明已担任大山区游击队副队长。12月6日，冯长明到连塘陈布置工作，由于内奸告密，冯长明被国民党十纵队谢富林部杀害于小刘村。
王永
王永(1913—1943)，又名王尧燮，全椒南屏乡人，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三十二年，蒙冤病逝于陕甘宁边区医院。
王永于民国二十三年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民国二十五年毕业于省立凤阳师范。学生时代他品学兼优，爱读进步书刊，富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师范毕业后任教于全椒武家岗乡村简易小学，后经考试录用于南京中山门小学。民国二十六年南京沦陷，他离职还乡，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8月，秘密前往延安求学。此时，王永已身患肺病，延安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全然不顾，学习刻苦努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第二年3月，王永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分回皖东工作。回到全椒后，他与全椒县国民政府县长王宗正取得了联系，被任命为全椒县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政训股长，王永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深知要壮大革命力量必须把地方武装抓到党的手中，要抓到武装必须组建一支政工队伍。他根据在“抗大”学到的革命知识、与童苏群、何若人一道给抗日自卫军的大队、中队配备了政训员，并一律由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担任。政训股名义上属县政府领导，实际上是按照“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进行工作。这一时期，他们协助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壮大力量，在地方武装中发展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组织群众与恶霸势力和汉奸作斗争，工作非常活跃；因之，王永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人们称他“二县长”。同年，王永等人因和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在斗争策略上有分歧，遂离开全椒再次去延安。
民国二十七年秋，王永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至河南确山县工作，不久，经组织批推又一次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带病学习了一年。民国二十九年春夏之交，王永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边区师范教务科任科长，一年后又调任延安二十里铺小学校长，他与师生关系融洽。民国三十一年，他又奉调延安专员公署一科任科员。几年中，他为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和行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国三十二年7月，在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王永因第二次赴延安途经安徽立煌(今金寨)时，曾被国民党军警拘押过，在康生“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被打成“叛徒”、“特务”，蒙受污辱打击，隐痛在心，不久肺病复发，导致结核性肠炎，医治无效，含冤去世。王永病故后，延安行政院为他进行了“平反”，肯定他是好同志，并在他的墓地四周栽种了松柏，竖立了纪念碑。
徐赓
徐赓(1917—1940)，原名徐寿赓，字孝刘，曾用名吴则持，原籍江苏南京，后定居扬州，职员家庭出身。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他在担任中共全椒县委书记期间，因组织党员撤退，落入敌手，英勇牺牲。
民国二十八年10月，中共苏皖省委为加强对皖东桂系军队的统战工作，派遣刚从国民党一三八师撤出的徐赓担任中共全椒县委书记。徐赓受命后来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古河镇，以古河区动委会指导员的公开身份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古河镇当时是国民党桂系统治皖东的政治中心，徐赓到达后坚持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组织了青年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并在古河镇周围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此外，他还派党员渗入国民党《皖东日报》社，控制了总编和“地方版”编辑的重要职务，积极宣传抗日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了启发农民群众的斗争觉悟，徐赓通过墓层党组织发动石溪乡80户佃农到县城请愿，告发大地主张渭清违反减租减息、发放高利贷盘剥群众等十大罪状，在进步人士国民政府全椒县长朱遂的支持下，取得了“三七减租”斗争的胜利。事后，徐赓又建议在石溪街头树立石碑，并刻上80个佃农的姓名以作纪念。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徐赓组织人员利用合法身份加强对国民政府区乡自卫队的争取工作，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赤镇、周岗两区自卫队300余人枪加入了新四军四支队。
民国二十九年初，皖东国民党积极反共，为防止突然袭击，中共皖东津浦路西省委决定组织古河地区地下党200多名干部、党员有计划地撤离，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徐赓。徐赓接受任务后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大批党员、干部接到他的秘密通知后陆续撤至周家岗、枣岭集地区。2月，撤退工作基本结束，为了对党和同志负责，徐赓决定重返古河检查撤离工作，但由于大批人员的撤离，已引起了古河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同志们再三劝阻，徐赓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前往古河。他说：我要对同志的生命负责。当他完成任务后在返回周家岗的途中，被国民党第十游击纵队谭摹宁部秘密杀害于大墅附近的龙山脚下。
王枫
王枫(1918—1942)，原名王传鼎，湖北沙市人。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王枫在担任中共全椒县委书记期间，为开辟新四军二、七师交通线，在滁河溺水牺牲。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5月，王枫被调到皖东津浦路西担任中共全椒县委书记。当时，驻周家岗的县委处于敌伪顽三方的包围中，斗争相当激烈。为了保卫路西抗日根据地，王枫带领战士白天翻山越岭了解敌情、清剿土匪，夜晚和战士们一起滚草单、睡地铺。长期紧张艰苦的革命生活使王枫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因工作需要，夫妻长期分居。当同志们提起他的个人生活，他回答说：“鬼子不打走，哪来的家啊!”
民国三十年底，为了沟通新四军二、七两师的联系，王枫接受华中局和路西区党委的指示，与副书记胡克诚一起负责开辟江全交通线。受命后，他们多次选派人员化装，以石沛桥为起点到含山陶厂七师地区踏勘线路。民国三十一年2月27日，王枫、胡克诚与新四军二师四旅加强排约定在大韩村会合，最后一次勘定线路。由于加强排途中遇敌延误了时间，到达官渡小罗村滁河边时东方已经发白，接应渡船撤走，大家只好借了一只干裂的农用木盆渡河。王枫指挥人员登盆，边渡边舀浸入的河水，前几盆都安全地渡过了河。最后一盆，王枫、胡克诚和摆渡农民总计六人，由于负荷过重，渗水太多，木盆翻沉。王枫因不会泅水，加上身穿皮茄克、佩有手枪及子弹，身负过重沉入水底，经多次潜水抢救，未能找到。此时天已大亮，河岸上的日伪炮楼开始鸣枪，大家被迫离开滁河。在胡克诚的带领下于次日到达陶厂，完成了交通线的开辟任务。路打通了，但王枫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金春祺
金春祺(1922—1949)，全椒城金家巷人，建国前系国立贵州大学助教，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9月28日被国民党贵阳保安司令部暗杀于贵阳图云关。
金春祺自幼聪颖，性格倔强，富有正义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占了东北三省，抗日怒潮席卷祖国各地，当时，年仅九岁的金春祺就在教师的指导下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有一次，他站在凤凰街一家茶馆的大桌上宣传爱国道理，虽然童声稚气，但慷慨激昂，听者无不动容。
民国二十五年，金春祺14岁，从滁县省立八中初中部毕业，考入安庆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第二年抗战爆发，学生疏散各返原籍。冬，全椒沦陷，金春祺开始了流亡生活。民国三十二年，金春祺前往贵州，在贵阳任某厂化验员、市民众教育馆图书管理员工作。民国三十三年夏，考入贵州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民国三十七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助教。
民国三十八年春，国民党政权濒于崩溃，除政治上施以高压外，并在经济上对公教人员和公费学生的助学金和薪金实行克扣和停发。3月26日，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贵州大学进步师生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活命”的爱国民主运动(历史上称作“三·二六事件”)，金春祺的安徽籍同乡史健是这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伙同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下令逮捕史健等领导人，金春祺和他人一道出于对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情以及同乡观念，保护史健并捐款赠物护送史健脱险。贵阳保安司令部获悉此事后，于6月28日逮捕了金春祺等人。
金春祺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对他施以夹指头、灌辣椒水及疲劳审讯等种种酷刑，但金春祺坚不吐实，厉声斥责敌人。9月28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贵阳保安司令部对金春祺下了毒手。这天深夜，天气漆黑不见五指，几个特务突然打开牢门，吼叫着金的名字，叫他“马上转移!”金春祺问“带不带行李?”回答“不带！”这时，金春祺已完全明白特务欲置己于死地了，他挺直身躯，昂起头走出了牢房。特务们将他押到图云关(一说黔灵山)下，用刺刀将他戳倒，并惨无人道地划开他的肚腹，翻肠倒脏。金春祺牺牲时年仅27岁。
1950年1月8日，《新华日报》登载了《血海深仇——国民党匪帮在贵阳的暴行实录》文章，详细报道了金春祺与其他死难者和敌人斗争的事迹及被害的经过。
二、文化界
乐韶凤
乐韶凤，字致和，一字来仪(《明史》为“舜仪”)，全椒人。元末与同乡赵奎、王才、鲁文质、陈旭、陈友等人相处友好，同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春至和州军门拜见朱元璋。这年秋天，起义军从采石渡江，乐韶凤协助朱元璋处理军务；后又跟从太祖攻下金陵。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任命乐韶凤掌起居注。秋天，朝廷首开科举，太祖又命他与詹同、宋濂等五人共同担任京畿地区乡试考官，协助刘基、秦裕伯推行以“四书”文句为题的新科举。洪武四年，改任给事中、中书省员外郎。不久，又升任兵部侍郎，晋升为兵部尚书，与中书省御史台共同制定“教练军士法”。洪武六年秋，改授翰林学士，与承旨詹同一起厘考注释“先师乐章”。同年九月，任历书推纂官，后又作“回銮乐歌”。洪武八年三月，因当时语言过杂，旧韵多起于江南，朱元璋命令乐韶凤制定全国性的统一声韵，乐韶凤用中原雅音正之，取名《洪武正韵》。
后因病去职，不久又与宋濂一起被拜为国子司业，升祭酒。洪武十三年辞官回全椒，不久去世。
憨山
憨山，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另三位为莲池大师、紫柏大师与蕅益大师)，俗姓蔡，名德清，字澄印，全椒三汊河蔡村人。12岁剃发于金陵古长干寺为僧，19岁到栖霞山受禅法，听《华严玄谈》，后又从法会受净土念佛法门。此后，遍游名山大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云游五台山，因爱憨山的奇秀，遂以为号。万历十一年住东海牢山(今青岛崂山)。万历十四年神宗朱钧翊敕将《大藏经》十五部颁天下名山，太后送牢山一部，并建海印寺，请憨山主持。尔后，神宗屡诏不应。万历二十三年以“私修”庙宇罪充军广东雷州，五年始归。在广东期间，曾住持曹溪宝林寺(广东曲江县东南50里)，宣讲禅宗；此间，言利害于采珠开矿使，“珠罢采，粤人颂其德”。晚年住庐山禅林讲解佛法，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一日浴罢，焚香危坐而逝。
憨山佛学思想主张“教三道一”，即宗教为儒、释、道三家，但道理是一个——内圣外王之道。其平生融汇儒、释、道三教，著述极富，主要有：《憨山集》、《双径录》、《性相通说》、《楞严笔记》、《法华经通义》、《大乘起信论直解》、《唯识论解》、《圆觉经直解》、《道德经注》、《观老庄影响论》、《庄子内七篇注》、《中庸直指》、《大学决疑》、《春秋左氏心法》等。憨山对书法也有极深造诣，陶家仪《书史会要》称赞大师书法“真行草”，抗战前商务印书馆曾用珂罗版影印其墨迹。
吴国对
吴国对(1616—1680)，字玉随，号默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曾祖父。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拔贡，十一年顺天府举人，十五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
吴国对及第后，深得顺治皇帝的赏识，授翰林院编修。吴敬梓在《移家赋》中得意地描述顺治对曾祖父的恩宠：“三殿胪传，九重温语，宫烛宵分，花砖月舞”。顺治皇帝曾经亲自赐给“玉局之书”，吴国对深感荣光，即辟“遗园”于全椒城外襄河湾，建“赐书楼”。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吴国对出任福建主考，次年升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读，并提督顺天等处学政。在顺天时，曾颁布仕子守则三条：“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
吴国对擅长书法，其书“兼右军(王羲之)松雪(赵孟頫)所长”，碑版为时人争相摹拓。他知识广博，工诗赋，言论风采为当时士大夫所推重，与一代诗宗王士祯同科进士，过从甚密。王士祯曾在“怀吴编修国对七绝”一诗中叙述了他们的友谊：“平山堂(扬州)边修禊日，鸣洞畔把杯时，南谯(全椒)病客嵌崎甚，为我挥毫醉不辞”(《岁暮怀友人》三十二首之十八)。
吴国对生前很关心全椒的公益事业，曾参与了康熙《全椒县志》的组织、编纂工作。吴国对于康熙十九年去世，留下的著作有《赐书楼集》24卷、《诗乘》数十卷。
吴檠
吴檠(公元1696—1750年)，字青然，号岑华，吴敬梓的堂兄，世居全椒县城半边河。他在青少年时期与吴敬梓情趣相投，来往甚密。金榘在他的《寄怀吴半园(吴檠)外弟》诗中描写了他们相聚的情形：“二三同仁日过从，科跣箕踞互长啸。或斗采戏互手谈，或书赫蹄发墨妙。君家惠连(指吴敬梓)尤不羁，酒酣耳热发狂叫……。”可见吴檠早期性格也有些狂放不羁，但毕竟没有达到吴敬梓的程度；后来，他们终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吴檠赴北京应博学鸿词科廷试，被黜落，回到南京，向吴敬梓夸耀起在京的阔绰，引起了吴敬梓的反感，作《贫女行》嘲讽他：“阿姊居然贾佩兰(喻“功名”)，踏歌连臂月初残。归来细说宫中事，村女如何敢正看！”吴檠后寄寓直隶督学刘公门下。乾隆十年，吴檠50岁时考中进士，官吏部主事。
吴檠诗才颇富，著作有《岑华先生集》、《阳曲词钞》、《清耳珠谈》，还有清散文大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櫆为其亲自作序的《咫闻诗钞》。其中《清耳珠谈》、《阳曲词钞》曾有刻本流传，今已亡佚。
乾隆十五年，吴檠去世。
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粒民，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五月出生于县城风景秀丽的襄河湾。吴敬梓祖籍六合，自转弟一辈起迁居全椒程家市梅花垄下，先务农，后行医。明末清初，吴氏家族开始鼎盛起来，吴敬梓曾祖父和祖父辈有六人进士及第，其中一名榜眼，一名探花。少年时代的吴敬梓思想活跃，他除和仕宦家庭出身的子弟一样接受严格的封建伦理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外，同时，还经常偷窥各种野史笔记、禁书秘本，从中接受了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中批判黑暗现实的优良传统。
吴敬梓13岁丧母，第二年，他跟随父亲吴霖起(一说“嗣父”，见陈美林《吴敬梓》和孟醒仁《吴敬梓年谱》)到苏北赣榆，在父亲的教谕任所生活了七、八年。这一时期，他游历了大江南北许多名城重镇，开阔了视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郁郁不得志的吴霖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吴敬梓正沉溺于丧父的悲哀时，族人为瓜分遗产竟带着打手闯入家门公开抢掠。出于对炎凉世态的蔑视和反抗，吴敬梓选择了放荡形骸的表现形式，做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来。他常常“倾酒歌呼穷日夜”，有时大把大把地将银钱周济穷人，父祖“两万余金”的遗产，不到十年挥霍一光，势利的乡邻嗤笑他，把他视为吴家第一个败类，被乡间“传为子弟戒”。但吴敬梓并不随波逐流、与世沉浮。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高洁奇伟的品行。他横眉冷对社会上那些庸夫俗子的诽谤，照样的“我行我素”，“使灌夫骂坐之气”，“持庄叟物外之思”，直率倔强，傲世凌俗。
在科举道路上，吴敬梓更是命途多舛。虽然他满腹经纶，19岁进学作秀才，但到了30多岁依然未能中举。29岁那年五月，吴敬梓参加在滁州举行的科岁考，虽然名列第一，但由于喜欢发议论、鸣不平，考官说他“文章大好，人大怪”，反受了一场侮辱。乡试又名落孙山，使这个才高气傲的名门子弟在思想深处产生了无穷的愤懑，萌发了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对他来说，而立之年落到“田庐卖尽，不婚不宦”的地步是难以忍受的。为了寻求精神的解脱，雍正十一年二月中旬，33岁的吴敬梓怀着痛苦的心情，惜别了家乡，偕同续妻叶氏乘小舟自襄(河)滁(河)入江，“百里驾此艋艇，一日达于白下”，开始了他后半生定居南京，朝沐六朝烟水，暮浴秦淮霄月的生活。
初到南京，吴敬梓寓居板桥以西的秦淮水亭，继续挥霍着江北田产，终日茶馆酒楼与“君子高宴”，以文会友，这为他了解南京的风土人情提供了便利。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春，吴敬梓托病拒绝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不久又放弃了诸生籍，从此断绝仕途，走上了终生困厄的文学创作道路。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39岁的吴敬梓开始了《儒林外史》的创作。这一时期，吴敬梓的生活异常艰难，他为了倡修泰伯祠以正世风，卖掉了最后一点家产——全椒老屋。此后，全靠卖文和亲友接济过活，有时数日无米下锅，“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生活的艰辛缩短了他与劳动人民的距离。他深入民间，走访百姓，和他们同劳动共呼吸，积累了大量的生活原型和创作素材。他在贫困面前仍乐观自若、清高兀傲。冬天，无衣御寒夜长难耐，他常身披旧袄与朋友昂首高歌，从秦淮河北步至古冶城下，还诙谐地称其为“暖足”。祖辈“门生故吏半天下”，他却安于贫穷“不以屑意”。吴敬梓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以文学为武器，用了整整十年时间(一说14年)创作了《儒林外史》这部数十万字的宏篇巨制。30余万字的《儒林外史》用讽刺的笔调、犀利的笔锋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使读者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糜烂和污秽不堪。小说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对杜少卿、沈琼枝这样一些轻视功名利禄、鄙视科举制度、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给予了巨大的热情和厚爱。尤其是杜少卿，似有吴敬梓自己的影子。为了深刻地揭露科举制度的虚伪和腐朽，吴敬梓还塑造了一批醉心功名、丑态百出的旧知识分子形象。特别是范进中举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充分表现了旧社会知识分子悲惨的命运。文中含着泪，藏着哭，寄托了作者对科举制度枷锁下桎梏着的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乾隆十四年《儒林外史》脱稿，这年，吴敬梓已经49岁了。
吴敬梓定居南京期间，曾先后游历过安庆、芜湖、苏州、杭州等名城胜迹，晚年，经常往来于宁扬之间。扬州是古老的文化名城，为吴敬梓所深爱。乾隆十九年吴敬梓54岁，最后一次旅居扬州，寄居在后土祠附近。农历十月二十八日，他和友人饮酒欢聚后，薄暮中归去，不料睡后痰涌，不及救治，这位一代文豪永远阖上了他那双愤世嫉俗的眼睛，结束了孤峭凌厉的一生。他死时，身边仅有几个典当衣物的小钱，寡妻幼子无力安葬他的尸骨，全靠朋友周济，才得以归葬；墓址在南京雨花台南麓花田中(一说清凉山下)。
吴敬梓死后，《儒林外史》开始流传。吴敬梓的著作，除《儒林外史》外，今天可见的还有《文木山房集》诗文四卷、集外诗31首、联句一首、文两篇。
吴烺
吴烺(1719一?)，字荀叔，吴敬梓的长子。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南巡，迎銮诏试赐举人，宫中书舍人、宁武府同知。吴烺曾随刘湘奎学习天文算学，与江苏吴县精于天文的褚寅亮是好友。平生著述甚多，除诗文《杉亭集》外，还有科技著作《周髀算经图注》(乾隆三十三年刊印，用西洋方法补证古算经，颇有实用价值)、《勾股算法》以及《五音反切图说》等。
吴烺与父亲吴敬梓的感情很深，他少年时家道已经贫困，不得不出门“自力于衣食”。吴敬梓曾在《病中忆儿烺》一诗中写过父子离别的思念：“有如别良友，独念少寒衣。”乾隆二十年，吴敬梓逝世后的第二年，吴烺托王又曾校阅父亲的《文木山房诗文集》，王又曾作了序文，吴敬梓的轶文轶事才得以传世。
吴烺的《杉亭集》曾由清代古文家姚鼐作序。吴烺另有一部分诗词《春华小草》、《靓妆词钞》附录在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后(仪征方山尊刊印)。
金兆燕
金兆燕，字钟越，号棕亭，全椒城人。小时聪明过人，人称神童。青年时，壮游黄山等名山大川，开阔了眼界，所作诗词奇崛雄伟，名震淮扬。乾隆初年，金兆燕由举人出任扬州府学教授，提倡风雅，嘉勉后进，悉心培养人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非常爱慕金兆燕的文才气度，请入官署，作文谈经，卢见曾的许多词章大都出于金兆燕之手。金兆燕不但善作诗赋词章，同时还工曲律，曾经作“旗亭画壁诗”，卢见曾非常珍爱，付梓刊印，传播于世。行家评论他的诗文：“磅礴如潮州(韩愈)，信屈如柳州(柳宗元)，其绵渺常随陆(机、云)谢(眺、灵运)；而取材于骚经尤多，散文皆有法度。” 金兆燕的家庭并不富裕，但他思想活跃，开朗好动，喜欢交结，喜欢谈笑，时人都戏称其为“喜鹊”。有人讥讽他的好客是俗商气，他一笑置之。他待人以诚，做官后，投靠他的亲戚有十多家。金兆燕20几岁起就仰慕吴敬梓的人品学识而追随吴敬梓，后来与吴敬梓成了忘年交。金兆燕和吴敬梓是几代的老亲，金兆燕的父亲和吴敬梓既是表兄弟又是连襟，吴敬梓在生前曾得到他许多帮助，特别是晚年。吴敬梓逝世后，他非常悲伤，作诗哀唁：“燕也骨肉亲，能不摧肝脾！”并且，首先刊刻了《儒林外史》(金“刻本”已散佚)。他的《棕亭词钞》存有不少的吴敬梓生平史料，为后人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提供了方更。金兆燕在扬州时，还与中国画坛上的杰出人物，“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过一段友谊。他们经常在一起“吟风啸月”、笔走“龙蛇”，可见金兆燕的才能和爱好是极其广泛的。
金兆燕的仕途道路并不平坦，虽然早就才名“誉满江淮”，可直至50多岁才考中进士，官国子监博士，后升任监丞。金兆燕还做了另外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分校《四库全书》，为古代书籍的整理和编纂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金兆燕的著作除以上说的《棕亭词钞》外，还著有《国子先生全集》，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清代著名学者沈德潜和吴锡麟曾为他的《赠云轩诗钞》作过序文，该书刊行于世。
吴鼒
吴鼒(1755—1821)，字山尊、及之，号抑庵、达园、南禺山樵，全椒城人，清代著名骈文家。七岁时即能诗文，年12为诸生冠首，23岁获选拔贡入国子监，游镇江焦山作“听潮歌”，丹徒人王文治惊服其才，与他结为忘年交。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应廷试朝考受业于大兴人朱筠门下。一次游玩扬州，巧遇扬州知州伊秉绶主盟扬州诗坛，会集文士在平山堂饮酒赋诗，吴鼒不清自入，索纸笔，顷刻间成诗数十韵。坐中客大为倾倒，清吴鼒入席高会。他32岁时中乡试副榜，再拜体仁阁大学士朱珪为师，悉心钻研学业五、六年，乾隆五十七年中举。七年后，考中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嘉庆帝曾向朱珪问及新科进士，朱首先荐举吴鼒。朱珪曾经告诉别人说：我亲手取的进士中，经学得鲍桂星，词章得吴鼒。
嘉庆二十一年，吴鼒出任广西乡试主考，物色了一批人才，受到嘉庆皇帝的器重，委派他编修《八旗诗》，纂修《高宗实录》，皆为当时佳本。一日，嘉庆帝于偏殿召集文臣撰写“褒忠祠碑文”，吴鼒站在殿下片刻立就，嘉庆大喜，提升他为侍读学士。为官十载，经他手所撰写的文告，无不超越时人，就是体仁阁大学士朱珪奉命撰写的文字，亦多半出自吴鼒之手。
吴鼒不仅诗文好，而且知识广博，他遍览经籍，对佛学也有钻研，平生无遗学。他治学崇尚实际而鄙薄考据，擅长骈文。诗有盛唐法度：宏深如张说，峭幽如杜牧，初仿晚唐，终归韩愈。特别五言长古浩翰无涯，气魄最大，每作必有新意，不落陈俗。吴鼒还工书善画，书法有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的俊逸之气，画具黄山谷的神韵。休官后，他寓居扬州西园，主讲“紫阳”、“梅花”书院，能成为他的学生，在当时是仕子的一大幸事。闲暇时，吴鼒好收藏、揣摩宋元古籍珍本，并亲自校勘影印。所藏的珍本有《韩非子》、《晏子春秋》、《玉海》、《文苑英华》诸种。他还与志同者搜辑《全上古八代文》，校定《全唐文》，又辑录齐焘、洪亮吉、吴锡麟以及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八人的文章为《清代八家四六文》刊刻行世。然而，吴鼒对自己的著作要求极其苛刻，生平常说；“字不可上石，文不可上木。”自己的著作从不拿出来刊印。门人刘逢禄、费廷瑛觉得湮没可惜，录编了他的诗文20余卷。
晚年，退居全椒襄河边，筑“达园”养息其间。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吴鼒病逝，去世后，有《夕葵书屋诗文集》版梓，可惜咸丰年间为兵火所毁。后来，薛春黎重新整理吴鼒的旧稿，鲍康刊定《抑庵遗诗》，薛时雨与梁肇煌共同收集编订《吴学士文集》(文四卷、诗五卷，光绪八年即1882年由江宁藩署开雕)，这样，吴鼒的诗文总算没有全部散佚。
薛时雨
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号澍生，因祖居桑根山，晚年又号桑根老人。薛时雨幼时精读诗文，博览群书，治学不宗门户。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登进士第，授浙江嘉兴知县。上任后遇大旱，百姓无粮纳税，薛时雨下令停征，上司催粮令屡下，他置若罔闻，被撤职罢官。因之，浙江人人都说；“清官者，首推薛嘉兴。”
太平军攻下浙江后，薛时雨担任李鸿章的幕僚，遇湘、淮两支地主武装勾心斗角，薛时雨为了封建王朝的利益竭力从中调停。驻守嘉兴的太平军将领准备叛变投清，正迟疑不决，薛时雨只身诱降，使太平军受到了很大损失。因对清廷有功，经左宗棠奏请，补授杭州知府掌浙江粮储道，并赏赐顶戴花翎。上任初，杭州刚从义军手中夺回，大战刚过百业凋敝，薛时雨采取招集流亡，鼓励百姓复业的政策，经济有所恢复。他还建立东城讲学所，招文士授课于西湖。浙省布政、按察二使外出，薛时雨代行两司公务，因之同僚嫉妒暗中诋毁，被调任乡试主考，不赴。
去官后，在杭州崇文书院讲学三年，接着又主讲于江宁尊经书院。有人议论他滥收弟子，他说：“培育人才不等于使用人才，用才宜严，育才宜宽。”由于他在兴办教育方面做出了成绩，浙江人和江宁人分别在杭州西湖和南京清凉山为他建造住舍，皆名“薛庐”；此外，嘉兴的“烟雨楼”、滁州的“醉翁亭”都曾收有他的画像。薛时雨主讲金陵时，经常往来于滁州琅琊古道，因仰慕欧阳修的学识人品，捐资重修醉翁亭，修建了亭馆四周的花墙，以及酿泉上的小桥，人称“薛老桥”。
薛时雨亡故于南京，遗著有《藤香馆诗删存》、《西湖橹唱》、《江欸欺乃词》及《札记》。
金家庆
金家庆(1861—1921)，字子善，世居县城儒学巷。金家庆的父亲是个举人，去世早；母亲鲁氏，怀宁人。金家庆考中秀才后，决意弃却功名，随母迁居怀宁舅父家。成年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曾在清末著名的政治家、翻译家严复家中担任19年家庭教师，深为严复器重。金家庆对清政府腐败的政治深恶痛绝，不愿为官。他一生以教书为生，拒为权贵作画，因之，粗衣素食，生活比较清苦，且家庭杂务亲自动手，无丝毫名家的架子。
金家庆才气最高者为画。他对于花卉、翎毛、山水、草虫无不精能，其中山水绝佳。他的山水苍秀雄厚，有尺幅千仞之势，称道当时，曾在全国国画比赛中名列第二(近代大画家黄宾虹名列第一)，黄宾虹赞其画“得力古人甚深”。全家庆早年绘画多事临摹，后迁居北京，与当时书画名家交往，画技日益精深，并形成了独具一格、“清润生动”的艺术风格。晚年，对于精妙的小幅虫鸟着意追求，取得了很深的造诣。其书法，有人认为犹胜于画，也受书坛推崇。
邓家成
邓家成(1861—1930)，艺名邓寿亭，绰号“邓癞皮”，祖籍全椒小集。邓家成自幼习武，年轻时曾在上海镖局当东路镖头，武艺威望俱高。后因不愿替朝廷和富商卖命，用石灰烧瞎双目，组织邓家马戏班，带领一子(广义)、两女(剑翘、剑平)共50余人闯荡江湖，卖艺谋生。主要节目有“镖打金钱”、“弹射弹子”、“马拾银元”、“勇上刀山”、“巧走钢丝”等高难惊险节目，在鲁、皖、苏、鄂、赣、浙、川等省颇有名气。
夏秉钧
夏秉钧(1866—1933)，字伯和，名医，县城人。
夏秉钧自幼苦读书史，品学兼优，因父亲是县衙皂班差役，按清律不得应考“进学”，绝了仕进之途，给他幼小的心灵以很深的刺激。随之，愤然学医，从师于名噪一时的全椒西乡中医汤南亭、徐来仪。汤、徐二人传授他《明医指掌》、《瘟疫论》等医书，并告诫他：“医者应动脑善悟，书要熟读但不可多看，多看了会无可适从。”学成后，他自己又对内、难、伤寒、金元四门医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还悉心研究了温病方面的医术，取各家之所长，融汇贯通。由于他勤于钻研，医术逐渐精深，声誉四播，远近数县慕名而来就医者终日不绝。夏伯和对待中医学“四诊”尤重“切诊”，他曾说：“我临症诊脉，如临大敌，口不乱言，目不斜视，一团精神全凝聚在三指上，所以在‘脉学’方面略有心得。”他的医学著作有《履冰室医稿》，但未能成篇，且于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
夏秉钧行医有很高的责任感，因之名其室日“履冰室”，意取医者操握他人性命，其业“如履薄冰”，当审慎小心，不可有丝毫马虎。由于幼年不能进学的刺激，他对达官贵人存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报复心理。贫穷人家请医，他可步行出诊甚至少收药费，而官宦人家请医必以重金轿请，还常常摆摆“架子”，以解心头的积愤。
汪文弼
汪文弼(1875—1932)，字右卿，晚年号竹居居士，县城人。汪文弼自幼随父客居淮阴，14岁父丧，遵遗命习医，先后从苏北名医刘景芳、赵小楼求学，19岁学成，奉母命返原籍全椒行医。
汪文弼在苏北习医时，温病术在全椒尚未为多数医者知晓，以致温病患者仍作伤寒症论治，贻误甚多。文弼回乡后屡用温病术迭起危症，从而引起本县医界重视，温病术渐在县内播开。汪文弼精于内科，擅辨治腑脏病症，尤长理疗，同时在妇科、小儿科方面也有较深的医术。汪文弼注重医德，常送医送药不收酬劳，其确定处方总是冥思苦想反复斟酌，有疑虑的必细加诊视，以求最佳用药。他的学生很少，从他学医者必经严格考察，他曾说：“对无能者我不能授之以刃，以增加我的过失。”光绪末年，汉口流行瘟疫，汪文弼应聘前往，日夜辛苦，救活许多垂危病人。但数月后，汪自己却染上重疾，经半年调治方才痊愈。汪文弼鄙视科举，一心钻研医学。他工诗书、善丹青，并有较深的古文知识，终日手不释卷。朋友劝他专攻医书，他说“中医贵在融汇贯通”，因之，时人皆称其为“儒医”。
汪文弼的著述，医术方面有《默庵医案选》、《竹居医话》数卷，抗日战争期间毁于兵火；另作《竹居诗稿》也已散佚。
杨尘因
杨尘因(?—1961)，号雪门、烟生，全椒城仙鹤街人，生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前后，前清举人杨攀龙之子，小说《新华春梦记》的作者。
杨尘因自幼聪慧，年14进学，时值孙中山先生倡导旧民主主义革命，遂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并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受《申报》报馆经理史量才之聘，担任该报副刊编辑，因而结识了在沪做寓公的原北洋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唐向杨尘因提供了有关袁世凯称帝活动的电文及新华宫内的一些内幕，杨便用章回体小说写成了《新华春梦记》，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当时正值南北对峙，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了避免袁氏丑闻外泄，遂派人到上海向各书店收购此书，并出5000块银元托人向杨尘因收买版权，杨尘因乃迁居租界，避而不见。由于该书被袁氏大量收买，因之社会上只有少量流行。《新华春梦记》为灰蓝色封面，书名下方署有“杨尘因著，张冥飞校评”字样。《新华春梦记》是一部描写袁世凯复辟帝制始末的历史小说，多以史实为据，以辛辣、诙谐的手法揭露了袁世凯强奸民意、卖国求荣的行径，以及筹安会的丑行。作家还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蔡锷讨袁之义举，以及蔡的爱情生活(1985年3月10日，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对该书进行再版，改名《新华春梦》，作适当删节、改动，删节本为64.9万字)。由于《新华春梦记》揭露了袁世凯在新华宫内的丑恶生活，因之影响很大。吴稚晖在叙言中说：“杨子的《新华春梦记》史实甚详，可惜以稗史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提到过该书，蔡东藩著述的《民国演义》引用了《新华春梦记》的大量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杨尘因回全椒避难。12月，任县临时参议会秘书。民国二十八年，应聘任教于“省立三临中”、霍丘师范。抗战胜利后任嘉山中学教师，均教授国文。建国初，杨尘因应旧友周信芳、欧阳予倩之邀，出任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剧。该院撤销后，改任上海戏曲学校顾问，在编研处从事资料整理工作。由于他阅历广泛，知识渊博，校内同行都把他当成“活字典”，有不懂的问题就请教他。这一时期，他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并与苏雪安、伍月华等人合写过剧本。
杨尘因生前与梅兰芳、周信芳、苏曼殊、柳亚子、欧阳予倩等文学、艺术大师友善。他能编能唱，善评京剧，据说曾为梅兰芳、欧阳予倩等人编写过剧本。杨尘因与苏曼殊的交往很深，当时，苏曼殊和杨尘因在上海颇有名气，人称苏为“文豪”，杨为“铁嘴”，可见杨尘因是能言善辩的。
杨尘因生得魁梧，他懂武术、善气功，曾著有《江湖廿四侠》在申报副刊上连载。杨尘因因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性格上又受吴敬梓的影响很大，因之狂放不羁、不修边幅、挥金如土，家无隔夜粮也从不知愁。他嗜烟如命，除睡眠外从不离口。他抽烟不分优劣，有时将香烟拧成烟丝，放在火盆上烧闻，谓之“过瘾”，因之自号“烟生”。他还常穿西装忘了打领带，穿袜子一只黑的一只白的，但他对学生和蔼可亲，常与学生论今谈古，讲京剧，说奇侠故事，因之，学生们都愿意接近他。
杨尘因于1961年病逝于上海，《羊城晚报·花地》专栏曾载有纪念他的文章。
董衡仲
董衡仲(1892—1962)，原名文铨，全椒城西门小桥湾(今宝林路)人。
董衡仲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民国八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县后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第二高等小学校、全椒县立初级中学校数学教员、女子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迁往程家市。日本投降后，学校迁回县城，他均随校搬迁，任教未辍。民国二十九年全椒县立初级中学开办简易师范班，董任该班班主任。当时，国民党全椒县第十三区分部设在该校，校长、教员多为国民党员，区分部书记竭力劝其入党，均遭拒绝。教学之余，董衡仲喜欢收藏古籍及名人字画，法帖颇丰，日军占领县城后，损失殆尽。民国三十七年10月，董任全中简师班主任兼理校长职务。时正值淮海战役，人心惶动，他极力安定师生情绪，使学校秩序井然，直至全椒解放。解放后，继续任教于全椒中学、全椒师范，1962年1月因病逝世。
董衡仲青年时期尤其追求进步，“五四”运动以后，他经常在县内进步刊物《改良浅语》上发表文章，宣传破除迷信、妇女解放和白话文。他毕生从事教育，桃李满天下。学生中，建国后有多人担任党政军及文化界重要职务。
盛德纯
盛德纯(1895—1975)，又名盛颂文，县城南门大街人。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盛德纯于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学习水利工程，民国九年毕业。毕业后先任宿县农校教导主任，后奔丧回乡。时值县立中学校经费拮据无人接办，盛经家乡父老敦请，出任校长。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用高薪由外地聘请了国文、数学、体育、英语教师多名。妻子范梅溪为了支持他，将娘家陪嫁财物全部交出以垫支学校经费。同时，在盛德纯的主持下，将校内国光楼进行了整修，为师生创造了较好的教学环境。
民国十六年，盛德纯在省建设厅从事公路工程工作，担任芜(湖)屯(溪)、合(肥)巢(县)两条公路施工的主任工程师。民国二十年大水，先后担任导淮委员会测量队队长、全国救灾委员会第十二区工赈局(皖淮工赈局)主任工程师；工程结束后，调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技士。民国二十三年盛应冯玉祥、杨虎城之邀，至陕西开发大西北，担任泾洛工程局设计工程司主任，为泾惠、洛惠两渠的修建，贡献了力量。民国二十五年盛德纯返回安徽工作，任省水利处处长(后改为水利局，连任局长)，直至解放。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防堵日军南侵，不顾人民死活，炸毁了花园口大堤，造成了大范围的黄泛区。事后，盛德纯兼任淮域工赈委员会主任工程师，奔走于尚未沦陷的阜、颍数十县筑堤防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了长江复堤工程局，盛负责主持修复安徽段江堤，冬春农闲组织群众修堤，夏秋组织防洪，终年奔走于修防工地，颇有劳绩。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留任，初任皖南行政区水利局顾问工程师、皖北行政区水利局规划科科长。1952年，任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1953年起，他参加了中国水利志的编写工作，并完成了安徽水利志的编写任务。此间，他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积极参加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先后被选为安徽省民革候补委员、委员、常务委员，省政协委员和省科协委员。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后来备受委屈的十余年间，他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和对共产党信赖的态度工作和生活。1975年盛德纯因病逝世，1979年经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批准，撤销了1958年对盛德纯的错误处分决定，并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朱皆平
朱皆平(1898—1964)，原名朱泰信，出生于县城东门大街一个诗书世家。
朱皆平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夏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考入交通部部立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预科，民国十三年毕业于卫生工程门获学士学位。次年，考取安徽省官费留学生，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市政卫生系，专攻城市规划和市政工程，后又转该校医科攻读微生物学。民国十六年夏赴法，入巴黎大学医科公共卫生学院续读微生物学和公共卫生。后经杜嘉利克教授介绍入巴斯德学院实验室研究水的微生物学。
民国十九年8月回国，任江苏省建设厅工程师。次年至民国三十一年夏被唐山工学院聘请，先后任卫生工程系副教授、教授，土木系代理主任。民国三十一年8月至次年8月，任国民党中央工作竞赛委员会专家委员兼主任秘书。在此期间，与杨铭鼎、过祖源等发起成立“中国卫生工程学会”，与茅以升、竺可桢、李四光等同时被聘任为中央训练团高级班专家讲师。民国三十三年8月至三十七年6月，先后作为湖北、湖南省政府高级技术顾问，主持武汉及大长沙区域规划工作。民国三十七年7月至次年6月，复被聘任为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借教于长沙克强学院，教授市政规划和卫生工程。同年任湖南大学水利系教授。1950年元月，被华东工业部调任淮南工业专门学校卫生工程专业讲座(高级教授)，兼淮南煤矿技术顾问。1953年8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总局特级工程师。1954年10月至1964年6月，任中南土木工程建筑学院营造系、道路工程系教授，1961年后兼任该校给水排水实验室主任(该校1958年改名湖南工学院，1959年改名湖南大学)。
朱皆平著述颇丰，留学期间，作为《中学生杂志》的专栏作者，向国内介绍了大量欧洲科技见闻。在巴斯德学院实验研究期间，与当时世界名微生物专家、他的导师杜嘉利克教授合作的“对辩别真假大肠菌群的微生物手术研究报告”，发表在《法国卫生学报》上，并在法国国家医学会年会上宣读，被邀参加1930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微生物学会年会。民国十九年至次年，草拟了《江苏省水检设施计划》、《镇江“入口门”填河成街计划》、《镇江城市规划》、《镇江下水道规划》、《江苏省工程建设区分区计划》，并著述《水与卫生》、《城市沟渠工程概要》出版。在唐山任教期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卫生工程实验室，他是在国内讲授城市规划的第一个中国教授。这一时期，发表了《教育工程与国防建设》等论文，在全国工程师年会上宣读。在鄂、湘时期，主要的论文有《城市建设之新观点》、《我国城市复兴之途径》等。建国后在淮南期间，著有《卫生工程》；在湖南大学最后九年里，发表了“沉淀理论”和“污水处理”论文七篇，另完成了一部专著《水卫生生物学》；此外，培养了我国第一个水卫生生物学研究生，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
1961年6月9日，朱皆平因脑溢血症病逝于长沙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常宗会
常宗会(1898—1985)，原名常万元，国内著名的农业蚕桑畜牧专家，全椒谭墩乡枣树刘村人。他早年就读于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作为安徽学生会的代表到上海加入了全国学生总会，积极投身于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亲自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同年底赴法勤工俭学，获得法国南锡大学理科博士学位。民国十四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蚕桑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与东南大学农科合办的蚕桑试验场场长、南京市公园管理处主任，从事农业、蚕桑方面的教学、科研与生产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级农牧专业人才。抗日战争中，他在昆明担任蚕桑改进所副所长兼生产农场场长期间，曾引进美国烟草良种。民国三十五年被选为国大代表，次年任河北国营农场及国营湖北金水农场场长。后因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愤然辞去一切职务，前往大洋洲考察农业。新中国刚刚建立，他就怀着赤子之心于1949年11月返回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北京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1950年起，先后任哈尔滨农学院教授、南京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南京市畜牧兽医站顾问、江苏省畜牧兽医协会理事等职。1953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常宗会是我国蚕桑和畜牧界的耆宿，毕生致力于农业畜牧科研实践，所著的《中国养猪法》等科学论著在国内外出版。抗战期间，他在云南协助建立云南烟草熏烤厂和制烟厂，研制出“七七”、“重九”、“双十”等名牌香烟，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建国后他因病在家休养，也从未停止过研究工作，并在他住宅园内建立改良猪、鸡的小型实验牧场，与学生合作写出了近30万字的《中国养鸡法》论著。
常宗会是一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备受迫害，但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在每次省政协会议上，都向党和政府提出中肯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改良我国畜牧事业大声疾呼。他不顾年老体衰，经常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并利用亲友在国外工作的有利条件，在引进畜牧良种工作中主动地承担起桥梁作用。1978年，他的长子，现任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协会会长常党生博士根据他的要求，就回国探亲之便，携带400支由新西兰国际友人改良的“牛冷冻精液”赠送给农林部，作为改良中国肉牛试验之用。1980年他又从港澳爱国同胞那里引进150只“巴布可克”雏鸡，赠给南京市家禽研究所。
1985年8月8日，常宗会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南京工人医院。
张汝舟
张汝舟(1899—1982)，名渡，字汝舟，号二毋居士(取“毋欲速毋见小利”之义)，国内学术界著名学者，全椒县章辉乡南张村(该村建国前属合肥县)人。张汝舟少时家贫而颖异好学，赖宗族资助读书。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在校成绩优良，毕业后无力升学，被荐至江浦县三虞村任塾师，获交于林散之先生，一见莫逆。民国十五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受业于溧水王冬饮、蕲春黄季刚、苏州吴霜崖等著名学者门下，学业日进。民国十九年毕业后，历任合肥省立六中、省第一临时中学、湘西永绥国立第八中学高中部国文教员。民国三十年任湖南兰田国立师范学院讲师一年，副教授三年。民国三十四年秋，任贵州大学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至贵阳师范学院，1959年复回贵大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于1971年9月被遣返故里南张村赋闲。1979年除夕彻底“平反”，于次年春被聘任为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分校中文系顾问。1981年冬，贵州省教育厅邀请张返黔讲学，未能成行，于1982年1月22日因脑溢血溘然病逝于滁州师专。
张汝舟青少年时代就好学敏思，勤于写作，经60余年教育、科研工作的不断努力，完成书稿近300万字。他学问广博，著述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考据学、佛学等各个领域，均有独到见解。尤其对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更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星历观，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张汝舟早期著述大多属于声韵、训诂、考据诸方面，以声韵见长。他宗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发扬了章(太炎)、黄(侃)学派声韵训诂学的成就。声韵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近十种。抗日战争期间，为适应教学需要，开始撰写语法方面文章，他从中国固有的章句训诂入手，归纳出一套颇有特色的简明文言语法体系，对汉语语法学作了新的探索。他在汉语语法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六种，论文十余篇。训诂考据是张汝舟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主要著作有八种之多。此外，古代天文历法是他学术中最有成就的部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烂灿的明珠，长期以来受“四象”、“三正论”、“岁星纪年”、“三统历”、“积年术”以及“占卜术”的影响，蒙上了历史尘埃，失去了应有的光彩。张汝舟60岁后开始从事古天文历法的研究，他独排纷纭不已的各家之谈，另辟蹊径，以天文科学数据、地下出土文物和典籍记载为依据，多年研究，精心推求，终于考证出《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宝书(四分历)，《汉书·律历志·次度》为制定这部历法的天象依据。并按照这一理论顺利地解决了文史典籍中一系列有关古天文历法问题，从而使中国古天文历法重放异彩。他还运用自己的研究体系，撰写了《西周考年》，批判了日本天文史学者新城新藏对武王克商时间的错误论断，把我国信史年代提前了40年。他的古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和论文除《西周考年》外，还有《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历术甲子篇〉浅释》、《〈殷历〉朔闰谱》、《〈殷历朔闰谱〉的使用》、《〈殷历·甲子蔀〉朔闰推演法》、《〈三统历与殷历〉章蔀对照表》、《〈夏小正〉校释》、《谈〈豳风·七月〉的用历》、《西周经朔谱》、《春秋经朔谱》等。张汝舟由于长期受到冤假错案的压制，言以人废，著述得不到发表，除少数付梓外，绝大多数著述都是油印稿。根据中央迅速抢救老一辈学者专长的精神，1982年5月，以贵州大学为主成立了“张汝舟教授遗著整理小组”，整理出版张汝舟的遗著。
张汝舟为人平易纯朴、恭谨谦逊，朋友知交肝胆相照。在学术问题上，对青年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对权威人士，亦不盲从。他治学勤奋，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就有“博及群书张汝舟”的雅誉。他虽奉佛茹素，但治学勤奋无纤介出世之想，为人处事有强烈的是非感，因此深受朋辈及后学的尊崇和爱戴。在国立八中任教时，主持校务的国民党中央委员、CC派骨干分子邰华曾劝其入党为官，张则以“君子群而不党”相答。他对国统区前来学校“视察”、狐假虎威、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客给以白眼。他经常在教室内痛斥那帮权贵：“这些衮衮诸公，肚大腰圆，只知发国难财，而不能真正办好教育，我看他们都是白痴。”面对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眼见贪官污吏横行，他痛心疾首，常说：“这些人纵贪欲而殃及于民，仁者岂忍？肆凶残而祸返诸己，智者不为！”要学生们在抗战艰苦的年代，刻苦钻研学问，好好做人，做到“咬得菜根，百事可成”。民国三十八年，贵州大学学生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张汝舟冒着生命危险去省府面见贵州省国民政府主席谷正伦，当面抗议国民党政权乱捕学生运动领袖的暴行。张汝舟衷心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研教育事业，他一生忠于职守，从不计较个人恩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经年，著述不能发表，他深以所学不能对祖国有所贡献为苦。在《临江仙》一词中他写道“有身难许国，空下董生帷”，深感报国无门，苦闷心情溢于言表。1956年冤案“平反”后，他高兴地作了《归途雨霁》一诗，用“雨后更觉草鞋轻，要趁斜阳赶一程”的诗句自励。“文化大革命”中，他重遭厄运，遣返故乡后，以古稀之年不甘闲居，仍聚乡村小学教师讲学于茅房草舍，自编讲义散发四方不取分文。“十年浩劫”过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彻底昭雪。1979年，他以81岁高龄振臂高呼要“且逐牛郎泛一槎”，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说“要动养，不能静养”、“浪费时间就是犯罪”。当安师大滁州分校聘请他执教时，他欣然前往，提携青年教师不辞劳苦。在此期间还主持了由山东大学、南京大学、贵州大学等十余所院校师生参加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会，担任主讲；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把他的古天文历法体系全部勾勒出来。当时他已82岁高龄，身体虚弱，行动都已困难，但精神极为振奋，表现出一位学者对学术的忠诚和责任感。1981年冬，张汝舟受邀返黔讲学。他身受不测之冤20余年，本人受难，子孙遭累，令人心寒，但他却不计个人恩怨，立即做好返筑准备。他说：“贵州是我第二故乡，我要对得起贵州人民。”正是这种心怀祖国和人民的宽广胸怀和“要趁斜阳赶一程”的精神，才使他不论身处何境而“耕耘”不止，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张汝舟在学术界及其他各界担任的职务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汉语大词典》安徽编纂处复审顾问、安徽省高等院校古汉语研究会顾问、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特邀名誉理事、安徽省政协委员。
印新珉
印新珉(1904—1969)，女，全椒县城人，全椒襄滨女子小学校长，一生瘁力于教育事业。她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毕业于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民国十九年返回家乡，出任襄滨女小校长。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全椒沦陷，印新珉同妹妹一起流亡重庆。南京解放后，她参加将军庙军事学习班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下关二板桥小学任教师，1969年病故。
印新珉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诗书门第，自幼天资聪慧，奋勉自强。她性格沉静刚毅，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解放，虽生活道路坎坷，一生未嫁，但视野开阔，从不拘泥于个人私事，把毕生精力集中于教育事业上。她是无党派人士，愿接受进步事物。在她担任襄滨女小校长期间，除确定育才目标，制定校训、校歌外，还选聘进步青年来校执教，经常利用晨会、节日或课堂向学生讲述民族英雄的史迹，国耻纪念日的由来；讲述女革命家秋瑾、工人领袖林祥谦、顾正红的英勇事迹。她还在教授《我们可爱的祖国》一课时，绘制中国地图，告诉学生东三省的位置，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暴行，勉励学生立志洗雪国耻，驱逐日寇。为了宣传抗日，印新珉要求各科教学插入新内容，如音乐课增添了《新女性》、《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进步歌曲。《毕业歌》教唱后，校园里经常传出“……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歌声。东北沦陷后，女小师生在印新珉的带领下，经常上街宣传抗日、民国二十四年元旦，为了捐款救济东北灾民，女小师生在夫子庙参加全城中小学售票公演，演出抗日话剧《侠女佣》、民族大团结舞剧《各族人民大团拜》等。“西安事变”以后，印新珉在全校晨会上说：“西安发生的这件事，对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是有一定意义的。”
印新珉除担负学校的领导事务外，还不顾体弱多病，坚持教授国文等课程。她多年患有癫痫病，常常在讲课时发作。发病时，她坚持不离教室，只让学生送上一杯开水，闭目休息一下又继续上课。学生常感动得不忍心再听下去，纷纷起立要求自习。印新珉的教学重视学以致用、文道统一。为了教育学生学习要持之以恒，她就选授了王安石的《伤仲永》、《论语》中的《学而》；为了教育学生珍惜时光，就选授了朱自清的《匆匆》；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选授了周敦颐的《爱莲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了适应国事要求，选授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都德的《最后一课》等。此外，她教学善于因势利导，寓教于乐。她曾选授了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先有声有色地朗读，后疏通课文，给学生以极强的印象。在教授《爱莲说》一文后，她要求学生按照文章内容，在美术教师的指导下，画一幅莲花图，并将一学生的图画选入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壁报，还在该画上题写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激发了学生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
印新珉自己是三十年代的新女性，因之，一向提倡妇女解放，重视对女学生的培养。她经常教育学生，“过去留下来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对女子的侮辱和歧视。我们女孩子要有自尊心，要自己看重自己，要相信男子会做的事，我们女子也一定会做，而且要学得做得更好。你们要以木兰、秋瑾为榜样，长大了做有作为的人，绝不做社会的花瓶，男子的装饰品。”为培养女孩子献身社会的能力，印新珉在襄滨女小内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办事机构，使之成为社会管理机关的缩影，并取名“襄滨市”。自治会的学生负责办壁报，组织文体活动，检查清洁卫生，巡察公共秩序，排解学生纠纷，从事园艺活动和学生储蓄工作。因此，自治会的学生被教师誉为“小大人”，在县内中、小学中有着广泛影响。
七年间，印新珉在襄滨女小这块园地上精耕细作，迎来了桃李满园。她的女学生中获得大学、专科文凭的有近十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一人，高级工程师一人；此外，更多的是一些象她一样毕生瘁力于教育事业的女教师。
三、英雄模范
禹成荣
禹成荣(?—1942)，人称禹拳师，全椒城人，回族。少时在南京一家皮货店当学徒，该店与“清初八大剑侠”之一的甘凤池故居一巷之隔，受甘凤池反清精神影响，少年时代的禹成荣便酷爱武术，因其身体素质较好，为甘凤池的传人童清泉所赏识，收为徒弟，学到一身正宗“少林功夫”。后，又从“神枪李”学会了使花枪。他为了刻苦练习气功、硬功、童子功，竟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因之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痰包”，于是“禹痰包”便喊出了名。禹成荣年逾花甲时，为发扬民族武术不遗余力，一度担任过全椒县立中学校国术教师，当时县内向他投师学艺的青年有数十人。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5月，日军调动盘踞在滁县、来安、全椒、定远等地的驻军向定远藕塘和全椒周家岗新四军根据地进犯。驻全椒城的日军一出动，就抓民夫搬运弹药，他们抓不到青壮年就抓老人。禹成荣此时已经年迈，和城内其他老人一起被抓去背运子弹箱。禹成荣在日军的刺刀威胁下，一天一夜，饿着肚子翻山越岭，走到离周家岗不远的钓鱼台，又累又饿，已是寸步难行。日军此时正陷入新四军的包围中，急欲突围，见他拖延时间，便暴跳如雷，用刺刀对准他的心窝，逼着他向前。禹成荣见状，恨得咬牙切齿，猛伸双臂挣断了套在肩头的背带绳，弹箱砸在石头上，子弹撒落一地。禹成荣向日本人厉声喝道：“野狼！别想用我们背来的子弹打我们中国人！”日本兵一怔，立即端起刺刀向他的胸部凶狠刺去，禹成荣一闪身，让过敌人的刺刀，趁日本兵站立不稳之机飞起一脚，踢中了日本兵的腹部，只听一声惨叫，顿时一命呜呼。另一个日本兵居高临下，也挺枪向禹拳师刺来，禹成荣迎着来势，猛地一脚将其步枪踢飞，随即跃至敌人身后，双手抓住日本兵的后腰将其高高举起，用力抛向石壁，敌人的脑浆和鲜血立时涂满了山石。禹拳师豪迈地大笑道：“哈哈！我不但够本了，还赚了一个！”紧接着，又一个日本兵哇哇大叫着向他直冲过来，想一刀把禹拳师刺死。禹拳师急弯腰闪过刺刀，一膛腿扫去，敌人立即倒地，枪也落在地下。禹成荣就势用一只手按住敌人，腾出另一只手，象铁钳一样狠命钳住敌人的咽喉，敌人顿时毙命。突然，“砰”的一声枪响，禹成荣遭到了远处日本兵的枪击，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了。
在禹拳师和日本兵搏斗时，该股日军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已仓惶溃逃，新四军某部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禹成荣的遗体，将其精心地掩埋好，并列队致哀。
吴元道
吴元道(1937—1961)，出生于全椒县城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他尚未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出生两年后，母亲也不幸早亡。吴元道是在哥哥、嫂嫂的抚养下长大的，从小就养成了劳动人民淳朴的感情和作风。
1950年，吴元道小学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第二年下乡帮人放牛。1953年经街道居委会的安排，学习石工手艺。由于他能吃苦耐劳，多次受到组织上的表扬。1954年8月，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因身体瘦弱不适宜作石匠工作，经领导研究，调县建筑工程处改学木工，这期间，他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1959年，中央发出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他在单位第一个报名“支边”。9月，和县内其他青年一起离开家乡奔赴新疆某牧场，被分配担任牧养员工作。他每天起早摸黑辛勤工作，经他放牧的羊群，每头都是膘肥体壮，年终被评为“五好战士”。1960年12月，他被调往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大队任交通民警。1961年8月29日11时，在执行任务中为抢救将被汽车撞倒的群众和阻止肇事汽车被车辆撞伤，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
吴元道牺牲后第二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为他举行了由全体干警参加的追悼大会，表彰了他的事迹，并于当天将他的遗体安葬于市郊红雁池北山坡。
施金山
施金山(1942—1959)，全椒南屏公社三费村(今中心乡)人，出生子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50年冬土地改革，施金山家分得了九亩土地，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常常靠在母亲身边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施金山从小就给人放牛，他曾对父亲说：“要是家里有条牛我一定把它放得又高又壮。”11岁那年，施金山的愿望实现了，他当上了社里的饲养员，第一次放起了“自家”的耕牛。自此，施金山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这件工作上来，他常常半夜起来拉着牛到山岗上吃露水草。夏天天气热，他一天数次将牛牵到塘里“打汪”。晚上蚊虫咬得牛噼哩叭啦地直拍打，施金山砍来蒿草，用烟逐走蚊虫，让牛安静地睡觉。由于精心饲养，他放养的耕牛在三伏天也很少掉膘。
拔金山饲养的耕牛原来是他人放养的，满身虱子和癞子。他毫不介意，接过来用心饲养。为了给牛治虱子，他从父亲那里偷偷地拿了两角钱买来篦子给牛梳篦。为了治癞子，他不但买药给牛擦洗，还下河捉黑鱼，用鱼肠子替牛治疗。社员们都夸他说：“金山一天到晚除了在牛身上打转转外，别的什么心思也没有。”
施金山工作认真负责，眼睛里容不得半星“灰”。一次当他发现有个饲养员把料豆拿回家，而给牛吃的“草包子”没有几粒豆子时，气愤地大声责问那个饲养员。在事实面前，那个饲养员只好承认了错误，并归还了料豆。由于施金山热爱耕牛，精心地喂养耕牛，因此，深得社员们的信任。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施金山每次都被评选为模范饲养员。
建国后，他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起了巨大变化，使他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他不断追求进步，自费买来共青团章程和英雄人物传记学习，以团员的标准和烈士的事迹来要求、激励自己，因之他在生命危急的关头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1959年元月19日晚十时，三费生产队饲养组的五间草屋里拴着18条耕牛，饲养员都睡下了。夜间，有两条耕牛顶角，一饲养员起床拉牛，临睡时用手招风熄灯，不慎将煤油灯打翻在干草上，火舌迅速蔓延，刹时间四间牛屋烧起了熊熊烈火。施金山一骨碌爬起来，连衣服也没有来得及穿就投身火海抢救耕牛，自己饲养的三条耕牛脱险后，他又再次冲入烈火中。这时火势愈猛，房屋全部烧着，火直向他身上扑来，他把一条耕牛拉到门口时，火舌已经喷出门外，牛见状拼命后退，一拉一退，牛绳断了，牛又惊叫着退回屋里。这时，屋顶上燃烧的草块纷纷下落，屋梁也烧得噼啪作响，看看就要整个下塌，可是施金山什么也没想，又返身冲入烈火中。屋里剩下的五条耕牛横冲直撞，将施金山撞倒在墙角里，顷刻之间，燃烧的房顶砸了下来，就这样施金山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施金山牺牲后，共青团全椒县委追认他为共青团员，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表彰施金山的精神，并发出“关于组织全省青年学习施金山同志共产主义思想”的决定。
李仕刚
李仕刚(1960—1978)，全椒周岗人，县磷肥厂工人，回族，小学文化程度，1978年为抢救农民周兴富而牺牲。
1977年8月，李仕刚被招入县磷肥厂搅拌车间二班任搅拌工。他工作认真负责，不怕吃苦，能团结同志，因之，经常受到厂领导和工人们的表扬和称赞。搅拌工作劳动强度大，氟化氢气体对人体有危害，但李仕刚从不叫苦叫累，也从未要求过调换工种，他认为这项工作虽苦，但总得有人来做。一次，火车从铜陵运来硫酸到了乌衣车站，时间已很晚了，李仕刚又刚刚下班，但为了使生产能够正常进行，他二话没说，连牙具也没来得及拿，就随大家一起跟车到乌衣搬运硫酸，直到深夜12点才回厂。
1978年夏天，县内遇到了大旱，全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力以赴，旱口夺粮；磷肥厂后边的五里墩电灌站抽水机昼夜不停。8月15日凌晨，李仕刚正在工班上操作，突然听到电灌站方向有人呼救，全班14名工人在车间副主任和班长的带领下，迅速放下手中工具翻过两米高的护厂墙奔至出事现场。原来十字公社社员周兴富和电灌站司机戴锦平因电路超负荷跳闸，抽水机突然停转，二号机闸阀不及关闭，造成出水管回水倒流。为防止回水冲毁水泵、电机，他们用木板于出水口堵截回水，但因管道吸力过大，两人全部被吸附在出水管口上，生命垂危，一女工在岸上大声呼救。见到情况危急，李仕刚等八名工人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奋力抢救，戴锦平首先脱险，接着大家又全力抢救周兴富。为了降低水位，使周不致被水淹没，一号机此时开始打开排水管阀门，回水迅速倒流，管口处形成激剧涡漩，岸上人高呼“危险！”但李仕刚为了抢救农民兄弟及早脱险，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他奋力抗住激流向周兴福身旁移去，接近周后，他双脚尚未站稳，就急忙去拉周兴富，不幸被激剧的涡流吸进了深达20米的水管内，身体被泵叶绞成碎块，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李仕刚牺牲后，县委立即指示县抗旱指挥部、县工业局、县磷肥厂等有关部门、企业组成丧葬领导小组，并召开追悼大会进行表彰；除工人外，附近主动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农民就有近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