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就业安置
一、就业
建国前，全椒县私营占辅中从业人员的就业途径，主要是入店学徒。学徒称为“相公”，须经人引荐，写“投师纸”(注明“失足落水，概凭天命”字样)，交纳一定数量的拜师礼金。三年满师后，若店主同意可留店作“同事”，才算正式就业。每年正月初五(俗称“财神日”)晚，店主请全体“同事”吃饭，被安排在首席者，即为辞退对象。手工匠人收徒形式与店铺相同，徒弟须遵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俗规，逢年过节要给师傅送礼。学徒满师后，可留店做“伙计”，也可自己开店，但不得转入他人店铺帮工。
建国前我县失业严重，每年因店辅、作坊倒闭和辞退等原因，失业的店员、工匠达工商业从业总人数的40％左右。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至三十七年太和人吴任全椒县长时，大批吴氏乡党涌来全椒就业，三年间，全椒籍工商业者失业率高达50％左右。
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业受到限制。1952年11月，县内共有失业的店员、工匠705人，其中襄河镇333人。12月，县政府召开各业联席会议，贯彻“统一介绍与自找门路相结合”的就业方针，到次年11月，失业人员大多被安排就业(襄河镇安排就业234人)
1958年“大跃进”时期，县工交部在县内主要集镇招收了515名工人，输送到工、商业等部门。至此，建国前从业人员全部得到了就业安排。此外，招收徒工1887人，分配到机械、炼铁、针织、酿酒等工交企业。
1970年，县内开办“五小”工业，急需补充工人，但由于政策规定不得使用农业人口进城当临时工。为之，县劳动部门开始从城镇留城、下放知青中招收工人，其方法是生产队、街道推荐，镇、社审核，县劳动部门批准。1981年招工制度进行了改革，一律通过考试择优招收城镇待业知青。1970年至1984年历年招工人数如下表：
1971年，临时合同工制度改革后，全县有995名临时合同工转为固定工。1972年根据省劳动局下达的转正指标，给338名临时合同工转正。1978年再次将89名农林场季节工转为固定工。
1978年，根据国务院〔1978〕104号文件规定，县内开始办理“退休顶替”工作，工人退休、退职后，可招收其一名子女顶替当工人。1979年4月10日，根据省革命委员会文件规定，国家干部办理退休、退职后，也可招收其一名子女顶替当工人。1983年9月3日，国务院重新规定，只准许工人退休后招收其一名子女顶替当工人，而工人因病退休、退职和国家干部退休、退职后，均不享受此种待遇。1978年至1984年历年退休、退职、顶替人数如下表：
建国后，对县内的社会闲散劳力，均由劳动部门根据企事业单位需要，安排其做合同工。1972年以前，全县共安置闲散劳力充作临时合同工者1333人。1972年又安置280人做计划内合同工。1974年7月24日，县成立社会劳动力管理站，负责安置职工家属(城镇户口)、待业青年(1976年底以前安置的是留城知青)和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做合同工。1974年至1984年，全县共安置做临时合同工者12680人。
1977年以后，由于知青不再下放农村，加之1980年后各工厂陆续满员，对临时合同工需要量逐渐减少，管理站无法安置每年从中学毕业进入社会的大批待业知青，遂于1980年9月16日成立县劳动服务公司，撤销社会劳动力管理站。该公司除继续安置临时合同工外，根据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协助各企事业单位兴办集体经济安置职工子女就业；而其余待业青年，则由服务公司进行培训，引导、扶持他们发展个体经济，自谋职业。从而使每年新增添的待业毕业生、成年青年95％以上得到就业。1979年以后随着城镇经济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开办饮食服务业逐渐增加，到1983年襄河镇就有2000余人进入该镇兴办个体经济。1984年，古河镇为1504名农民办理了自理口粮进入该镇兴办个体经济的落户手续。
二、安置
(一)复退军人
1950年，为做好志愿兵复员安置工作，县成立了转业建设委员会，负责接收与安置复员军人。1949年至1957年，全县共接收复员军人1010名。按照“家住农村的复员军人应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安置政策，安置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629人；对于家住城镇的复员军人，根据“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原则，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381人。
1958年，义务兵开始退伍，为了做好接收与安置工作，县将转业建设委员会改为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迄至1984年底，全县共接收复退转业军人7696名，对于6663名家住农村的复退军人，根据“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全部安置回乡务农。对于1033名家住城镇的复退转业军人，按照“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政策，全部安置到行政、企事业单位工作。
附:历年复退转业军人安置人数统计表
(二)下放知青
1962年，根据中共中央的调整方针，县成立精简办公室，开始精简下放城镇居民、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到农村务农，当时随父母下放的城镇知青有162人(内含上海精简来我县务农者92人)。1969年6月14日，县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成立“五·七”小组，办理城镇知青插队落户工作。1970年9月，改“五·七”小组为“五·七”办公室。1972年元月，更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1968年11月12日，我县第一批下放知青——全椒中学128名城镇毕业生办理手续至农村插队落户；随后，全县各中学城镇毕业生均分期分批到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2月25日起，上海、马鞍山等城市知青也陆续来我县插队落户。1977年，城镇知青下放工作停止，十年间全县共安置到农村插队的城镇知青7822人，其中县内2354人、上海3182人、马鞍山1921人、其它地市125人、外地转入240人。安置形式：1.建立知青点，全县共编成插队小组461个、青年队七个，社办茶林场35个，集体安置知青4969人；2.自选地点单身插队3015人。安置经费：1968年每人发放230元，用于建房和购买生产、生活用具；1969年减为180元，其中建房70元、伙食60元、生产生活用具50元；1973年增至450元，其中建房200元、生活费120元、其他130元。此外，每人还拨给建房的专用木材0.3立方米。1968年至1977年，全县共下拨安置经费350万元、木材3000多立方米，建房3000余间。
1970年至1980年，知青办对下放知青进行统筹安排，全县先后有7848名下放知青迁离农村。其中招收为固定工的2875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至大、中专院校学习的724人，提拔转干的五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266人，病退、特困返城的3470人，转外地的491人，死亡17人。1980年，知青办并入劳动局，1982年根据县政府政发〔82〕2号、144号文件，劳动局分两批将未安置的147名已婚下放知青全部招收为集体所有制工人。1984年又将随父母下放的上海知青89人(下放户)全部招收为集体所有制工人。
附1:下放知青插队人数统计表
附2:下放知青离队人数统计表
建国前，全椒县私营占辅中从业人员的就业途径，主要是入店学徒。学徒称为“相公”，须经人引荐，写“投师纸”(注明“失足落水，概凭天命”字样)，交纳一定数量的拜师礼金。三年满师后，若店主同意可留店作“同事”，才算正式就业。每年正月初五(俗称“财神日”)晚，店主请全体“同事”吃饭，被安排在首席者，即为辞退对象。手工匠人收徒形式与店铺相同，徒弟须遵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俗规，逢年过节要给师傅送礼。学徒满师后，可留店做“伙计”，也可自己开店，但不得转入他人店铺帮工。
建国前我县失业严重，每年因店辅、作坊倒闭和辞退等原因，失业的店员、工匠达工商业从业总人数的40％左右。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至三十七年太和人吴任全椒县长时，大批吴氏乡党涌来全椒就业，三年间，全椒籍工商业者失业率高达50％左右。
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业受到限制。1952年11月，县内共有失业的店员、工匠705人，其中襄河镇333人。12月，县政府召开各业联席会议，贯彻“统一介绍与自找门路相结合”的就业方针，到次年11月，失业人员大多被安排就业(襄河镇安排就业234人)
1958年“大跃进”时期，县工交部在县内主要集镇招收了515名工人，输送到工、商业等部门。至此，建国前从业人员全部得到了就业安排。此外，招收徒工1887人，分配到机械、炼铁、针织、酿酒等工交企业。
1970年，县内开办“五小”工业，急需补充工人，但由于政策规定不得使用农业人口进城当临时工。为之，县劳动部门开始从城镇留城、下放知青中招收工人，其方法是生产队、街道推荐，镇、社审核，县劳动部门批准。1981年招工制度进行了改革，一律通过考试择优招收城镇待业知青。1970年至1984年历年招工人数如下表：
1971年，临时合同工制度改革后，全县有995名临时合同工转为固定工。1972年根据省劳动局下达的转正指标，给338名临时合同工转正。1978年再次将89名农林场季节工转为固定工。
1978年，根据国务院〔1978〕104号文件规定，县内开始办理“退休顶替”工作，工人退休、退职后，可招收其一名子女顶替当工人。1979年4月10日，根据省革命委员会文件规定，国家干部办理退休、退职后，也可招收其一名子女顶替当工人。1983年9月3日，国务院重新规定，只准许工人退休后招收其一名子女顶替当工人，而工人因病退休、退职和国家干部退休、退职后，均不享受此种待遇。1978年至1984年历年退休、退职、顶替人数如下表：
建国后，对县内的社会闲散劳力，均由劳动部门根据企事业单位需要，安排其做合同工。1972年以前，全县共安置闲散劳力充作临时合同工者1333人。1972年又安置280人做计划内合同工。1974年7月24日，县成立社会劳动力管理站，负责安置职工家属(城镇户口)、待业青年(1976年底以前安置的是留城知青)和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做合同工。1974年至1984年，全县共安置做临时合同工者12680人。
1977年以后，由于知青不再下放农村，加之1980年后各工厂陆续满员，对临时合同工需要量逐渐减少，管理站无法安置每年从中学毕业进入社会的大批待业知青，遂于1980年9月16日成立县劳动服务公司，撤销社会劳动力管理站。该公司除继续安置临时合同工外，根据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协助各企事业单位兴办集体经济安置职工子女就业；而其余待业青年，则由服务公司进行培训，引导、扶持他们发展个体经济，自谋职业。从而使每年新增添的待业毕业生、成年青年95％以上得到就业。1979年以后随着城镇经济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开办饮食服务业逐渐增加，到1983年襄河镇就有2000余人进入该镇兴办个体经济。1984年，古河镇为1504名农民办理了自理口粮进入该镇兴办个体经济的落户手续。
二、安置
(一)复退军人
1950年，为做好志愿兵复员安置工作，县成立了转业建设委员会，负责接收与安置复员军人。1949年至1957年，全县共接收复员军人1010名。按照“家住农村的复员军人应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安置政策，安置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629人；对于家住城镇的复员军人，根据“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原则，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381人。
1958年，义务兵开始退伍，为了做好接收与安置工作，县将转业建设委员会改为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迄至1984年底，全县共接收复退转业军人7696名，对于6663名家住农村的复退军人，根据“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全部安置回乡务农。对于1033名家住城镇的复退转业军人，按照“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政策，全部安置到行政、企事业单位工作。
附:历年复退转业军人安置人数统计表
(二)下放知青
1962年，根据中共中央的调整方针，县成立精简办公室，开始精简下放城镇居民、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到农村务农，当时随父母下放的城镇知青有162人(内含上海精简来我县务农者92人)。1969年6月14日，县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成立“五·七”小组，办理城镇知青插队落户工作。1970年9月，改“五·七”小组为“五·七”办公室。1972年元月，更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1968年11月12日，我县第一批下放知青——全椒中学128名城镇毕业生办理手续至农村插队落户；随后，全县各中学城镇毕业生均分期分批到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2月25日起，上海、马鞍山等城市知青也陆续来我县插队落户。1977年，城镇知青下放工作停止，十年间全县共安置到农村插队的城镇知青7822人，其中县内2354人、上海3182人、马鞍山1921人、其它地市125人、外地转入240人。安置形式：1.建立知青点，全县共编成插队小组461个、青年队七个，社办茶林场35个，集体安置知青4969人；2.自选地点单身插队3015人。安置经费：1968年每人发放230元，用于建房和购买生产、生活用具；1969年减为180元，其中建房70元、伙食60元、生产生活用具50元；1973年增至450元，其中建房200元、生活费120元、其他130元。此外，每人还拨给建房的专用木材0.3立方米。1968年至1977年，全县共下拨安置经费350万元、木材3000多立方米，建房3000余间。
1970年至1980年，知青办对下放知青进行统筹安排，全县先后有7848名下放知青迁离农村。其中招收为固定工的2875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至大、中专院校学习的724人，提拔转干的五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266人，病退、特困返城的3470人，转外地的491人，死亡17人。1980年，知青办并入劳动局，1982年根据县政府政发〔82〕2号、144号文件，劳动局分两批将未安置的147名已婚下放知青全部招收为集体所有制工人。1984年又将随父母下放的上海知青89人(下放户)全部招收为集体所有制工人。
附1:下放知青插队人数统计表
附2:下放知青离队人数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