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县建县前，乃四周各县之边缘，远离经济文化中心。虽早已废科举兴学堂，辖境内学校仍屈指可数，而私塾却遍布村镇。当时的私塾大多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家塾”，或称“包馆”，由一户或几户，延请有名或有声望的塾师，教其独家或数家子弟，这样的学东，多系殷实富户，宾东双方，须先议定合同，馆期多为一年，馆金较高，学东提供房舍设备及生活待遇。一是“村塾”，或称“散馆”。在一个区域一村或数村内，由热心教育人士，设法提供房舍，如租赁私房，或利用祠堂庙宇设馆，附近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儿童均可入学。一名塾师，教十数名或数十名学生，分别议定束修标准，分季交纳。这类塾师多为启蒙教育，不一定要高水平，故收入微薄。私塾从蒙学开始，一般都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为基础教材，进一步教授必修课《四书》。学生稍长，授以经书、古诗、文之类，也有教《幼学琼林》、各类尺牍和珠算的。作业分别有作对联、作诗、作文、大小楷等。这些课程，不光普遍使用，还沿袭了不知多少代。教学方法，对蒙童只教识字、背诵，不讲解。学到《四书》时，教师“开讲”，即把课文串讲一遍，次日要求学生“回讲”，要求能背诵、能默写。在“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好徒”的传统观念支配下，一般塾师大都使用体罚，如“打手心”、“面壁”、“罚跪”。平时塾师对学生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以保持“师道尊严”。私塾教学虽多宣扬旧礼教旧观念的内容，但对传播我国文化，教育人们掌握使用文字工具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0年代初，安徽省政府教育厅发布第一四七二号训令(民国21年8月3日)，“一面促私塾之改良，一面取缔不良之私塾”，并推行八条办法，公布施行。明光地方士绅，受社会形势和新文化潮流影响，要求本镇私塾改良，组织了“私塾促进会”，会址设明光李氏祠堂，入会塾师70多人，指定李大任(号隐如)为会长。通过促进会的作用，各私塾作出多种改良措施，有时私塾增加了“国文”“笔算”唱歌”“体操”等课程，做到古今兼备，互不偏废。条件好的私塾还规定学生穿制服，参加游行(宣传抗日)。1938年初，县城及铁路沿线各集镇沦陷，在农村，私塾还有所发展。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弥补学校之不足，适应战时特点，群众还办了一些私塾。据盱凤嘉县(潘村、古沛等区)统计，1940年，当地就有私塾60多所，学生700多人。随着学校的逐步恢复和兴办，私塾也相对减少，据1949年上半年解放后的统计，城乡仅有私塾133所，塾师133人，学生1908人。1951年，有的私塾已改为民办小学，1952年，政府采取“包下来”政策后，我县私塾即绝迹。
民国以来，县境内曾涌现不少知名塾师，30年代前后，主要有明光的秦建候、吴梦岭、李紫东、戴庚熙，三和集的王恩和、李仲平，柳巷的吴荫南，古沛的彭坦如，多年设馆于自来桥、津里、旧县一带的纪树滋、姚逸之、王树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