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昌
朱寿昌，字康叔，宋天长秦栏里(今秦栏镇)人。《宋史》有传，是流传甚广的古代“二十四孝”中的一位。其父朱巽是宋仁宗年间工部侍郎，母刘氏是朱巽之妾。朱寿昌幼时，刘氏被朱巽遗弃，母子从此分离50年。
朱寿昌长成后，出而为官，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通判，岳州、阆州知州，广德知军，河中府通判，鄂州知州，以后又任司农寺少卿、朝议大夫，迁中散大夫等。任阆州知州时，大户雍子良倚财仗势，横行乡里，多次无端杀人而无人敢治其罪，朱寿昌取之正法，百姓叹服。朱寿昌与生母分离后，思念之心萦萦于怀，“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四方打听均无音讯。为此他烧香拜佛，并依照佛法，灼背烧顶，以示虔诚。熙宁初年，传说他母亲流落陕西一带，嫁为民妻，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迢迢，往陕甘一带寻母，并与家人道：“不见母，吾不返矣。”精诚所至，朱寿昌终于在同州找到了母亲。此时老母已70有余，寿昌也年过半百了。刘氏离开朱家以后，改嫁党氏，又有子女数人，寿昌视之如亲弟妹，全部接回家中供养。有人将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上奏神宗赵顼，神宗诏令官复原职。名公巨卿如苏轼、王安石等争为诗文赞美其事。朱寿昌的孝义之名，播于朝野。
朱寿昌与苏轼相与甚熟。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艰难穷困。时朱寿昌为鄂州太守，与黄州隔江相望，时常送去酒食；苏轼亦常为朱寿昌写诗填词，作字作画。当时湖北一带农民穷困，一般人家生养二男一女，再生则溺死，苏轼不忍，特地写信着专人送达朱寿昌，请立赏罚，变此恶习。在《苏东坡全集》中，可查到的苏轼致朱寿昌的信有二十一封、诗八首、词二首，有关朱寿昌的文二篇。其中《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一首，最为传诵。
朱寿昌年70而卒。他弃官寻母一事，历代广为流传。天长秦栏旧有朱孝子墓。明弘治年间，曾立碑于墓侧，嘉靖年间，建孝子祠。今墓、祠均废，仅存清嘉庆二年(1797)所立石碑。
沃田
沃田，明代抗倭将领。山东登州人，武举出身，初任山东登州卫指挥同知，后登武科进士第，嘉靖二十七年(1548)任仪征转运副使，以浙江署都指挥佥事守备仪征。
明嘉靖年间，日本海盗集团大肆劫掠我国沿海地区，并不断深入内地。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十日，倭寇进犯扬州并乘势向西推进，直逼天长。当时天长既无坚固的城防，又无守兵，情势危急。为抵御倭寇，沃田奉命提青州之兵，驻扎于天长县城东六华里之崇家岗。倭寇得知天长有兵拦截，不敢再冒险前进，但不久为扬州方面追兵所逼，不得已由芦龙向天长进犯。沃田领兵与倭寇激战。战至傍晚，倭寇溃不成军，四散于野。沃田命部将加强防备，准备次日再战。次日晨，大雾弥天，咫尺之间不辨人形，倭寇乘机向沃田所部冲杀，以致沃部人马溃乱，首尾不能相顾，沃田于危急中跃马横刀，连杀倭寇数十人，不幸战马陷于泥潭之中，为倭寇所杀。沃田虽死，但倭寇也因遇此恶战而不敢入城肆虐，仓惶离去，天长城的百姓避免了一场洗劫。
沃田殉难后，被安葬在遇难处，朝廷封为镇远将军、都督佥事，子孙世袭指挥使，命建祠于天长。嘉靖三十七年祠建成于天长城东门外之龙兴集，称为沃公祠。至今，天长人民中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沃田的传说，沃田遇难处的一口水塘被称为“洗马塘”，传说沃田曾在此处洗刷战马。民国21年(1932)年9月天长县抗日救国会为激发民众的抗日精神，于沃田墓侧立碑。
王者辅
王者辅，字觐颜，号惺斋，天长北乡人。约生于清康熙年间，父颖哲教书为业。王者辅受读于家，学习勤苦，每逢进城赶集，都要带上所作文章，拜访能诗会文的亲友，进步很快。
清雍正初，王者辅因文品兼优而被安徽学政孙嘉淦荐举入京，雍正六年(1728)授海丰县令。到任后革除陋规，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也曾镇压过起事造反的民众。他生性怪癖，不肯阿谀奉承，好直言，经常触犯上官，被称为“怪尹”。上司来海丰视察，他只是“扫一馆以待”，绝不趋前附后。他的衙署之中仅用7人，一切文案均自己办理，不用幕友。平时布衣素食，外出不坐轿子，骑一匹羸马，带两个皂隶，俸禄之外，一钱不染。由此，他的顶头上司惠州知府将其视为一怪，连上六本弹劾，称其私自动用赋税之款。实则雍正五年海丰县赋税除如数上缴外，尚有剩余，因未得上缴之令，故存之县库，用之于公。王者辅也不示弱，将知府贪赃受贿之事公之于众，上司因王者辅与惠州知府互相揭发，将二人同时解官。王者辅在中丞会审时，与知府当堂质对，致使知府连气带病而逝。王者辅亦因平时触犯权贵甚多，四面树敌，受审过程中戆直不屈，触怒中丞，被判死刑。海丰士绅百姓为救王者辅，筹措资金，偿还了海丰县动支过的赋税款，王者辅方得免于死罪，改判处监禁4年。著名学者蓝鼎元听说王者辅之事后，特撰《怪尹记》一文。
王者辅出狱后，广东巡抚延之为幕僚，并因其操守可信，人才难得而向朝延保荐，于雍正十二年被发往甘肃随军效力。乾隆元年(1736)，授为固安县令。在固安，依然不改刚直之性，被称为“铁匠”。平素俭约，每餐仅一个菜，外出常以烙饼裹胡葱充饥。尽管任固安县令仅9个月，但数十年后，王者辅之子到固安县，当地士绅民众仍未忘记当年的“铁匠”，主动出金资助。
乾隆二年，王者辅由固安县令升顺天府北路同知。次年升宣化知府，宣化有不少皇庄庄头串通官府，盘剥百姓。王者辅到任后，坚不与庄头同流合污，得罪庄头，又被弹劾。乾隆六年降职广东，以司知直隶州补用，历署惠州府知府、钦州知州补、嘉应州知州，最后又以文武官僚不和而失官。乾隆十七年左右，入两江总督庄滋圃幕府，与袁枚同作幕僚。乾隆三十七年左右，又因办案差错，谪戍吉林。
王者辅一生好读书，著述颇富。在任宣化知府期间，曾主持纂修了《宣化府志》。惜在吉林时因家中失火，杂著大都遭焚，仅留一部《读书记事》，这是他步入仕途至逝世前的读书心得，曾由好友蓝鼎元、龚天如校订，但未经刊印，后亦亡佚。
王者辅的流放生活持续了8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左右在吉林去世。身后别无长物，仅余藏书75柜。
陈以刚
陈以刚，字长荃，号烛门，清代诗人，天长龙冈镇人。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父亲去世早，与兄以枞、弟以明均靠祖父抚育长成。陈以刚少时学习刻苦，天资甚高，10岁即能作诗词。
康熙四十七年(1708)陈以刚中举，康熙五十一年得中进士，任池州府(治所在今贵池)教授，并被聘参加纂修《江南通志》。池州知府开办钟山书院，又延聘陈以刚主持其事。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宏词科，升任青田知县。乾隆三年，调任嘉善县知县。据嘉庆《重修嘉善县志·陈以刚传》记载：陈以刚在嘉善期间，为人刚毅，长于断狱，嘉善邻县曾有一大案久审不决，其吏邀陈以刚前往，一审即明。嘉善县商贾较多，市场上度量衡器具标准不一，陈以刚较正市斛，统一其标准，百姓称便，将陈以刚较正的标准市斛称为“天长斛”。他还疏浚河渠，表识古迹，做了不少有益之事。又曾任浙江乡试同考官。乾隆八年，升云南阿迷州知州，时已年近七旬，不久即告老还乡。
陈以刚为人落拓，嗜酒工诗，善书法。中举前即与弟陈以明等互为师友，酬唱往来。任池州教授及青田、嘉善县令期间，公余之暇，手不释卷。告老还乡以后，更与地方文人终日饮酒作诗为乐。他与著名诗人袁枚往来酬唱甚多，袁枚爱买书，而官廨甚小，书籍只得置于堆放户籍文牍的官署之中，陈以刚因此赠袁枚诗云：“六朝山立廉钩外，万卷书横簿领中”。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道陈以刚作诗平和，长于投赠。陈以刚的著作有《池阳人物志》、《清诗品二十五卷》(与以枞、以明同选)、《国朝诗品二十一卷》。诗集有《梅花庵诗》、《退思堂咏菊诗》、《烛门诗集》、《觅闲草》等。以明亦有诗名，有《翠微山人诗集》行世，今俱亡佚。
王贞仪王贞仪，字德卿，号金陵女史、江宁女史，原籍天长县北乡，后迁居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生，祖父王者辅是一位富有学问胆识的中下层官吏，因秉性耿直，不肯阿谀奉承，三次得罪上官而落职。最后被发配吉林，死于戍所。父亲王锡琛在科举道路上屡屡失意，精于医术，曾经汇集临床经验，撰成《医方验钞》稿本4卷。王贞仪童年一度随祖父生活，祖父较开明，不因为她是女子而放弃教育，9岁起就让人教她写诗作文。王贞仪聪颖好学，读书既专且博，对“其中异同离合之必证，名物象数之必晰，义类指归之必加研求”。同时，她生活在政治上屡遭挫折而中落的家庭，对世态人情十分敏感，成熟较早，对社会现实有独特的思考和认识。
乾隆四十四年(1779)，王者辅死于吉林戍所，王贞仪与祖母董氏及父亲等人奔丧塞北，曾于吉林居住4年。她求学于卜谦爻老夫人，并与白鹤仙、陈宛玉、吴小莲等人切磋学问，唱和诗文。她不甘心于男尊女卑封建观念的束缚，认为男女“同是人也，则同是心性”，学问未必尽为男人而设，女子亦应有求知识的权利，反对那种认为女子只能从事饮食缝纫之事的观念。但她对那些附庸风雅，不务实学，无病呻吟，“朝学执笔，暮即自命才女”者，亦不屑与之为伍。她在《题女中丈夫图》一诗中，抒发了自己“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的情怀，希望妇女都有“丈夫之志才子胸”。她还超出一般名门闺秀的常规，向蒙古阿将军的夫人学骑射，“跨马横刀，往来如飞”，练就了“发必中的”的高超本领。
乾隆四十九年，王贞仪随父亲等护送祖父的灵柩回到江宁，随即又与祖母、父亲、伯父等人一同由京都到关西，又由湖北到广东。横贯东西、纵横南北的跋涉，王贞仪领略了祖国山川的壮丽景色，增长了见闻，旷达了胸襟。游历之余，留下大量诗文。其诗质朴无华，直抒胸臆，自称作诗为文“犹之鸟之鸣春，虫之语秋，言所欲言而已”。她对诗学理论，也发表过独特见解；认为作诗“无非写我之志，发我性情而已”，不必拘泥古法，反对“诗非三百汉魏盛唐则不可以为诗之法”的拘迂之见。她的不少诗记录了自己行踪感慨，琅琅可诵，清新流丽，洗尽脂粉气，人称“颇近选体”。纪游诗外，王贞仪也有不少诗作反映了社会现实，如《富春道中值荒旱感成一律》：“千田无复有青黄，赤地空遭旱魃殃。村舍几曾烟出户，富家闻说粟陈仓。逃民大抵填沟壑，野哭安能达上方。蒿目可怜涂殍况，官人犹是急征粮”。再如《太湖罛船四首》写水上渔民生活，颇富生活气息。
乾隆五十一年，王贞仪随祖母到天长旧居，会诸亲友，盘桓数月，耳闻目染家乡的人和事，写下了一些情真意切的诗文。《裕圃记》一文写出在园圃里拜谒从叔夫妇，听其叙述“治圃始末及治圃之乐”。《天长旧居别大姊即次送别原韵》叙姊妹之情，《题天长旧居藏书阁》对先人遗泽抒眷恋之怀。其他《韩国公传》等，虽不能确定是否作于天长，但都是以家乡的人和事为题材，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王者辅去世后，留下的藏书多达75柜，这些藏书，均被王贞仪带回江宁。王贞仪在游历于名山大川的同时，潜心于万卷书海之中。她不仅广泛涉及经史诗文，而且深入了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当时不为人重视的科学领域。乾隆五十八年，王贞仪25岁，与宣城詹枚结婚。詹枚是位青年书生，曾参加编修嘉庆《宣城县志》。结婚以后，王贞仪并未停止读书求学，而且收了一位青年夏乐山作为学习诗文的弟子。她尤其爱读数学家梅文鼎的著作，并加以阐述，写下了许多科学著作，可惜大多亡佚，现存的只有收集在《德风亭初集》卷五、卷六、卷七里的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王贞仪对中国的天文学和历法有很深的研究。她对岁差原理、测定和推算方法有清晰的了解；对里差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原因，也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对日月蚀的成因和地圆的概念，能作生动的论证和通俗易懂的说明。王贞仪十分注重实践，每当晴朗的夜晚，她就坐在院子里观察天象，注意星星的变化及月蚀同望月的关系，她还利用厅堂的挂灯(拟作太阳)、桌子(拟作地球)和屏镜(拟作月亮)的相互位置、距离及其对它们的移动和调整作简单的天文小实验。王贞仪还留下了不少科学普及作品如《地圆论》、《月食解》等。她观测天星气象推断晴雨丰歉，常常得到验证。
王贞仪在数学方面特别是对勾股三角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在《勾股三角解》中反复解释了勾股弦的缘起和三者的关系及计算方法。她承受家学，懂医理，且能切脉治方。她痛斥庸医误人，提出了察脉、视人、因时、论方、相地的医道五诀，并提出了“升者降焉，陷者升焉，虚热者凉补焉，大热者寒化焉，风者散焉，燥者润焉，蓄者破焉，滑者涩焉”等辩证疗法。王贞仪还精于绘画，曾为人作白桃花图。
王贞仪性格直爽，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而取悦于人。女友许燕珍夫人将自己的诗作寄给她，且自鸣得意，王贞仪读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其诗“调高而意率，才大而体浮，律整而气虚，功有余而力不足”。女友白夫人为别人的诗文集向她求序，王贞仪断然拒绝，并直率地批评道：“论其人品不足以序之，论其所学不足以序之，而自忖人何如，集何如，乃欲仪序之乎!”女友方觉如夫人信佛，打算刊印一部装璜精美的《心经》，请她作序，她不仅坦率拒绝：“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并痛责方夫人肯花七八千两银子去修庙布施，却不肯救济灾民和穷苦亲友的伪善行为。
嘉庆元年(1796)，在弟子夏乐山的提议下，王贞仪将自己的诗词文赋编成《德风亭初集》。据记载，王贞仪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德风亭初集》14卷(存者为13卷)《德风亭二集》6卷，《绣线余笺》10卷，《星象图释》2卷，《筹算易知》2卷，《重订策算证讹》1卷、《西洋筹算》1卷、《增删女蒙拾诵》1卷、《沈疴呓语》1卷、《象数窥余》4卷、《文选诗赋参评》10卷。王贞仪对自己的毕生心血十分珍惜，嘉庆二年，她自感不久于人世，对丈夫詹枚说：“你家境贫寒，我先你而去，也并非坏事。只是我平生的手稿，你要交给我的好友蒯夫人，她能帮我传之后世。”当年，王贞仪离开人世，年仅29岁。
王贞仪去世后，詹枚将她的手稿交蒯夫人收藏。蒯夫人是王贞仪在金陵相识的至友，能诗善画，收到王贞仪的手稿后，特地为之制缣珍藏。6年后(嘉庆八年)，蒯夫人把这批手稿交给自己的侄子、著名学者钱仪吉，钱仪吉赞叹“其诗文皆质实，说理不为藻采”，并为《术算简存》一书作序。以后，这批书稿又转于著名藏书家朱绪曾，朱绪曾为其中的《德风亭集》写了跋，著录于《开卷有益斋读书记》中。可惜的是，王贞仪的大部分著作都没能刊行，仅有《德风亭初集》13卷(文9卷、诗3卷、词1卷)后来由蒋国榜收刻于《金陵丛书》。
王贞仪一生只有29个春秋，但她的影响是深远的，朱绪曾说：“自古才女如谢韫，左芬之属，能为诗矣，未闻其文章也。曹大家续汉史矣，宋宣文传周官矣，未闻其通天算也，德卿以一人兼之。”著名学者萧穆说“书史所载，女子聪慧，代不乏人，然未有德卿之能兼资文武，六艺旁通者也。”钱仪吉更称其为“班昭之后，一人而已”。
程煐
程煐，字瑞屏、星华，号珂雪头陀、瑞头陀等。清乾隆十一年(1746)生于县城一富有之家，父亲程树榴是地方士绅，堂弟程虞卿是嘉庆年间举人。程煐系廪生，才智出众，学识渊博，癖好《左氏春秋》，有尊周攘夷思想，擅长诗文词曲。
清代文网严密，文人著作中，凡被认为有讥讽和反对朝廷统治的，必兴大狱。乾隆四十四年，程煐的表弟因与程树榴有隙，摘程煐诗句，控告程树榴父子诽谤朝廷，结果，程树榴以叛逆被杀，程煐死缓，家属发遣北京为奴，财产没收，诗板诗集皆遭焚毁。
程煐入狱后，写了大量诗作，后为人辑录成《瑞屏诗钞》13卷，分装上、下两册，现仅存下册7卷。程煐诗以七律怀古尤负盛名，其秀句名联，一直被人们传诵。如《金陵怀古》咏东晋：“千古伤心五马渡，一时吐气八公山。”咏宋南渡：“上将频呼河北去，小朝偏向浙东移。”又如《虞兮叹》：“汉中声罪三军白，垓下悲歌一剑红。竖子何颜对义帝，美人有面见江东。暗呜气尽阴陵雨，环珮魂归大泽风。惆怅虞兮奈何许，转因儿女惜英雄。”
程煐在天长狱中被囚禁了17年。约在嘉庆元年(1796)遇赦，被流放黑龙江，嘉庆三年被发遣至齐齐哈尔(又名白魁)。当年冬天，因初到北疆，人地生疏，穷困失意之中，创作剧本《龙沙剑传奇》，不出10天，书成。这是一部以神仙道化故事为题材的南戏，全剧共30出，寄托了作者的民族之愤。书成之后，未得出版机会，有若干抄本在少数人中流传。据《黑龙江志稿》记载，程煐还著有《珂雪集》，已亡佚。程煐在齐齐哈尔曾担任副都统玉恒的幕僚，亦受到历任将军副都统的礼遇，与流放当地的文人友情甚深。在当地还娶一蒙古女子为妾，生一女，嘉庆十三年，他与堂弟程虞卿通信，云女已7岁。此后不久去世，由友人刘凤诰(江西萍乡人，曾任吏部侍郎)运其柩归葬天长。
戴兰芬
戴兰芬，字畹香、号湘圃，天长北乡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生，其六世祖戴愬为明代进士，曾任云南楚雄知府等职。因触犯阉党魏忠贤而被罢官回乡，在沂湖滨筑舍定居。父戴景和以教书为业。戴兰芬从小聪颖，读书用功，在父亲躬育下，6岁即能赋诗属对，14岁补博士弟子员，18岁为廪生，27岁在嘉庆戊辰(1808)恩科乡试时，中了举人，一时英姿勃发，益发刻苦攻读。可是科举的道路并不平坦，戴兰芬在此后的10余年中，6次进京考试均名落孙山。道光二年(1822年)，清王朝为清宣宗旻宁(道光皇帝)登基而专设恩科会试，戴兰芬第七次进京赶考，终于考中本科状元——殿试进士一甲一名，时年41岁。
戴兰芬中状元后，按惯例授翰林院修撰。皇帝在乾清官召见他时，详细地问及了他的家世，戴兰芬在回答时讲了家中14代皆为秀才，使得“天颜甚悦”，遂加授“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时戴兰芬的母亲已去世，只父亲一人在天长。老父为防止儿子得志忘义，寄诗道：“百虑尽消樽有酒，一钱如爱我无儿。”戴兰芬得诗，即乞假还乡，迎父入都，朝夕请训，令无意外之忧。戴兰芬供职翰林院期间，恭谨勤勉，父母曾受到皇帝的诰封。未几，父亲又去世。戴兰芬亲自扶柩归葬，庐墓服丧。两江总督琦善慕戴兰芬之名，曾聘请他主持尊经书院讲席。47岁时，父丧期满，任戊子(1828)福建正考官，为朝廷选拔了一批得力干材，象后来成了封疆大吏的林鸿年、何冠英、郭柏荫等，均出其门下。48岁又充任殿试收掌官。次年，简放陕甘学政，典试督学。下车伊始，即纠正当时科举考试中的不正之风，使得“士气为之一振”。50岁，提升为翰林院侍讲，仍在陕甘视学。戴兰芬虽是文士，然极留意经济，供职之余，时时察访，凡有关国际民生的大事“辄与地方大吏熟商行之”。道光十三年(1833)转任侍读，六月再转詹事府右庶子，八月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并奉召还京，充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入京未久即去世，终年52岁。
戴兰芬著有《望湖轩诗赋》若干卷。其诗《送金诚斋少府》等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民间疾苦，有现实意义。
戴兰芬得中状元，在天长县是“破天荒”的大事，反响甚烈，家乡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如说戴兰芬进京会考本居第九，皇上见其姓名、籍贯有吉祥之意：“天长地久(第九)，代代(戴)兰芬”，遂点为状元；还有说他曾替主充军，代替皇上流放云南等等。这些传说并无根据，但也反映了戴兰芬在天长的影响之大。
宜鼎
宣鼎，字子九，号瘦梅、素梅、香雪道人、金石书画之丐等。清道光十二年(1832)生于天长一殷实之家，老家原在县城外宣家小河头，后住城东沃公祠附近。母亲信佛，又喜欢谈玄。宣鼎幼年时代常听母亲和仆人说因果报应之类的故事，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宣鼎从小过继于人，家境丰裕，受过良好的教育，10多岁即能为人书写匾额条屏，但身体羸弱，患有咯血病。20岁后，继父母相继去世，宣鼎痴迷于读书作字绘画，不理生计，家中遂渐破落，最后甚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20多岁也无法娶亲成家，只身一人在城外泰山庙教书糊口。咸丰五年(1851)又遇荒年，几乎饿死在破庙中。宣鼎为人落拓不群，愤世嫉俗，自叹“抱赤心而鲜鉴，遇白眼其无辜”，家道破落后，一贫如洗，债主临门，恶语相责，亲友们也不愿与之来往，而他却整日忙于搜求秘籍，流连于碑帖字画之中，自号“金石书画之丐”。他还请老师石樵为自己画了一幅画像，画面上一位乞丐身背装满书画的布袋，手持竹竿，蓬头赤足，而旁若无人。可见支持他在穷困潦倒中生活下去的，是他所钟情的艺术事业。
咸丰七年，宣鼎26岁，奉生父之命赘人外祖父母家，与表妹成亲，饥寒交迫的困境稍得解脱。咸丰八年太平军攻占天长，为避战乱，宣鼎携家至高邮湖畔赁宅而居，因八口之家生活无着，到处奔波，一次落水遇险，几乎丧生，幸渔民捞救而脱险。不久，宣鼎即往江南人清军幕府，原望以此养家，但不久，赏识宣鼎的将领殒命，宣鼎归家，依然是囊空裘敝。此后宣鼎即如秋风转蓬，江海飘零，曾至上海等地以卖画为生，又至苏北一带人官府作幕僚。同治五年(1866)在盐城教书，有感于身世凄凉，在金石书画之丐图后写下了《金石书画之丐赋并序》，序云：“弹铗吹箫，嗟来就食，餐风咽露，归去无家”，“生趣既无，古嗜犹存”，充满对世态炎凉的嫉愤和命途多舛的不平。
同治九年，宣鼎应山东桃源县知县孙某之聘为书记，公事之余，开始创作传奇剧《返魂香传奇》。次年入兖州郡滋阳县署为幕僚。某日与友人登高望远，时值深秋，西风逼人，黄花满地，宣鼎问友人今日何日，友人答曰九月二十八，此日正是宣鼎四十岁生日。宣鼎痛感半生零落，一事无成，深受刺激，大病一场。病愈后，开始创作文言小说《夜雨秋灯录》。“取平日目所见、耳所闻、心所记且深信者，仿稗官先书一百余目，每日作文一篇或两篇”(《夜雨秋灯录自序》)，历时3年，完成《夜雨秋灯录》的创作后，离开山东，回高邮，并游苏南一带。
光绪三年(1877)，在宣鼎好友《申报》主笔蔡尔康的帮助下，《夜雨秋灯录》由上海申报馆以仿聚珍版《申报丛书》刊印，全书共分8卷，115篇，书前有蔡尔康的《序》。同时，传奇剧作《返魂香传奇》亦由申报馆印行，共4卷，40折。《夜雨秋灯录》一经出版，立即“价重鸡林，誉隆鹃冠”(蔡尔康：《夜雨秋灯续录序》)，受到小说界的重视。在《夜雨秋灯录》付印的同时，宣鼎又开始创作《夜雨秋灯续录》，光绪六年，仍由上海申报馆刊行，也是8卷，115篇。遗憾的是，宣鼎生前未能看到这部书的出版，由于久被穷愁潦倒的生活所困，一生东奔西走，体质羸弱，他在光绪六年(1880)之前，就已离开了人世。
宣鼎留下一百多万字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在他一生最后的短短6年时间里完成的，由于他一生颠沛流离，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所以，他的创作大都有感而作。《夜雨秋灯录》及《续录)摹仿《聊斋志异》的创作手法，深刻反映了宣鼎所熟悉的普通百姓的命运和清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其中有的抨击了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有的揭露黑暗吏治、讽刺时弊，有的歌颂豪侠，有的取材于神怪传说，还有的描写普通民众的高尚情操，其中以写男女爱情的篇章最为动人。象《麻疯女邱丽玉》已成脍炙人口的名篇。小说情节曲折，文笔丽而不绮，作者还每每于篇末赞语中发出惊世骇俗之说，令人深思。在追摹《聊斋志异》的作品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一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予评介：“……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21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者，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宣鼎的《夜雨秋灯录》问世不久，即遭篡乱，以致长期以伪本流行。《夜雨秋灯录》，《夜雨秋灯续录》分别在光绪三年和光绪六年以仿聚珍版印行后，就没有印过真本，而聚珍本只印了2000册。光绪二十三年，即《夜雨秋灯录》印行二十年后，就有人指出“梅氏(指宣瘦梅)《夜雨秋灯录》即于上海用铅字仿聚珍版式，近日书坊别印石版，并续以二集、三集、杂凑浅率，非梅氏原作也”(邱炜；《菽园赘谈》)。《夜雨秋灯录》的各类伪本中，最常见的版本分为4集，12卷，113篇，其中羼入大量他人作品，属于《夜雨秋灯录》原作的不及一半。影响最大的是光绪二十三年上海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版，此书几经翻刻，以致后来的《辞源》等工具书均著录《夜雨秋灯录》为12卷。而宣鼎的《夜雨秋灯续录》因未能再版，遂长期湮没无闻。
宣鼎在戏曲创作上受汤显祖影响较深，曾作诗云：“稽首临川称弟子”，他的传奇剧作《返魂香传奇》以苏北一带的民间传说和家乡抗倭英雄沃田的事迹为题材，情节奇特，人物性格有奇思异彩，曲词典雅华赡，优美传情。他的《三十六声粉铎图咏》是取材于著名戏曲人物，合诗书画三绝为一体的艺术佳作，表达了作者对传统著名戏曲人物形象的深刻理解和在戏曲理论、技艺上较高的审美观点。由于宣鼎酷爱戏曲，其小说情节也富有戏剧特点，后人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戏曲剧本有十多篇，最著名的《麻疯女邱丽玉》自清末至民国多次被搬上舞台，著名昆曲《病玉缘》、评剧《麻疯女》即据此改编，30年代，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又把它搬上银幕，由著名导演马徐维邦编导，谈英、梅熹、黄耐霜、张琬等著名演员参加了演出。宣鼎的诗作甚多，《清画家诗史》等均有收录。他的绘画受清末上海花鸟画派影响，《清画家诗史》称其“花鸟极超拔，赋色妍丽”，“临古小册颇隽逸”。宣鼎的字画、自刻印等曾为后人精心收藏，惜“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殆尽，目前仅有少量存于安徽省博物馆和天长县文化馆等处。
周正铭
周正铭，原籍安徽天长县东王庙(今属江苏省六合县)，民国元年(1912)，生于天津。父亲周鸿煦在津鲁铁路段供职，母亲陈荃文是基督教徒。
民国13年(1924)，父亲去世，周正铭12岁，被在北洋政府供职的伯父周鸿熙领至北京抚养，入公立第二中学读书。
民国15年3月18日，周正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的北京学生、工人及市民3万余人的集会，强烈抗议日、美、法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要求撤除天津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最后通牒。会后周正铭手执红旗，加入2000多人的游行队伍，赴国务院请愿示威。当请愿队伍行至国务院东辕门时，竟然遭到事先布置的军警枪击，当场被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造成了“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周正铭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在军警的枪口下，全身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14岁(虚岁15岁)，是殉难者中唯一的安徽人。
“三·一八”惨案后，圆明园遗址上建起“三·一八”烈士公墓，碑文上刻烈士姓名，其中第36人为“周正铭，十五岁，安徽天长人，第二中学学生”。周正铭牺牲后，南京国民政府曾发给家属抚恤金。1983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黄让之
黄让之，原名舜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生于天长铜城镇一平民家庭。幼年读书，聪颖勤奋。在天长高等小学读书时，就订阅《新青年》杂志在同学中传阅。
民国9年(1920)到上海做工。民国11年人安徽公学就读，并加入中国国民党。次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上海大学是一所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经办的新型学校，被称为“东方红色大学”。是年，上海大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黄让之即加入，与瞿秋白、邓中夏、张春木(太雷)等人同在一个党小组，当时全上海仅有43名党员。入党后，黄让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民国12年7月担任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包括江苏、浙江两省)执行委员会直属机构——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与杨贤江、阮昭寿、恽代英4人负责学生运动方面的工作。
民国13年夏，黄让之与另一在外读书的天长青年陶振誉回乡，带回大量革命书刊。在青年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成立了旨在团结革命的进步组织“励志会”(后改为“天盱青年同志会”)，并设立图书室，传播马克思主义。
民国15年，黄让之由上海赴广州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工作。6月，北伐军到达武汉，黄让之与湖南王肇湘女士结婚。次年4月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捕杀共产党人。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为了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酝酿成立新的政党，他们开始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活动，正式建党时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也称“第三党”。此时黄让之已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年底，由原总政治部组织处长章伯钧介绍，去北平开展“第三党”组织的筹建活动。到北平后，通过安徽同乡的上层关系，在《民国日报》当编辑，不久，又到北平古物陈列所(今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工作，与周惠生及周新民组成了北平第一个“第三党”小组。
黄让之的活动和组织能力很强，各方面熟人很快多起来。从上层人士到歌舞团的演员，都有来往。“第三党”在北平联络各界人士，发展组织，主要依靠黄让之。他和夫人王肇湘利用安徽、湖南的同乡关系，在大学中发展了不少学生，也联络了知名学者如黎锦熙等人，他们还吸收了河北省政府保安团教导队的一些人，建立了军人小组。这些成员，每两周到黄让之的住所开会一次。为保证小组活动，黄让之等人抽出部分薪金作为活动经费，购置油印机、油墨、纸张进行革命宣传。民国18年冬，因往来的人太多，一度引起侦缉队的注意，幸而有人及时通风报信，黄让之等得以及时转移。
黄让之热情爽直，乐于助人，常用自己的薪金接济同志。民国18年章伯钧到北平开展活动，身无分文，家庭生活多得黄让之帮助。民国22年章伯钧妻子去世，无力安葬，又是黄让之解囊筹款并操办了丧事。
民国19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10月间，黄让之领导的原“第三党”北平小组与进步团体“力社”合并，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北平支部，黄让之为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在黄让之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北平发展了400多名成员，在天津等地也建立了组织。他们的活动，使不少人特别是一些知识界人士认清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面目。民国20年8月19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黄让之等在北平曾多次研究营救对策。11月，邓演达遇害，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遭摧残。加之不久夫人王肇湘因病去世，对黄让之打击很大，活动一度停止。民国22年赴福建帮助第十九路军高级将领蔡廷锴等人组织反蒋，失败后，遭通缉。民国23年因病返回家乡铜城，10月不治逝世，终年32岁。
华林
华林，又名践之，天长铜城镇人。清宣统三年(1911)生于一贫苦家庭，青年时期就读于天长县立初级中学。民国20年(1931)在铜城由朱兆菼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以铜城为基地开展工作，积极创建天长县的共青团组织。经常阅读由南通团组织发来的《红旗》、《铁锤》等刊物，并创办工人夜校，用讲故事等形式宣传红军、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民国23年，天长团县委正式成立，华林为团县委委员。他人品高，讲团结，又善于思索，遇事稳重沉着，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天长青年中有一定威信，对组织的发展和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读到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华林往往如饥似渴，有时竟到了如痴如呆的程度，友人一时称其为“华大呆子”。
民国21年初中毕业，于铜城小学任教。时国民党天长县党部把持教育局，克扣教师工薪，许多教师被排挤失业。华林等人发动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掀起罢课风潮，结果和其他一些教师一起被撤职查办。民国23年6月，天长共青团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华林及朱兆菼等7人先后被捕。年底经营救出狱，在大通、秦栏等地任教，和朱兆菼等人一面寻找组织，一面筹建了以探讨学问名义出现的抗日爱国组织——“今天”学社，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常到县城辅导社员学习《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帝国主义论》、《经济学大纲》、《资本论解说》等革命著作。
为使活动不断进行，民国25年春夏之间，又以“今天”学社成员为基础，建立了“行知”学社。因大部分成员是教师，便以学习研究教育家陶行之学术思想的名义集社活动。当时抗日呼声高涨，社员以各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华林在这些活动中起重要组织作用。民国26年9月学社创办《战生》周刊，华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社论《战乎降乎?》，激发民心。
民国26年11月，“今天”、“行知”、“青光”、“吼声”等学社主要人员举行联席会，筹备成立天长县青年抗日救亡团，华林被推为筹备组负责人之一。此后，尽管家中老母、残妻、幼儿生活难以自理，但为革命需要，华林仍带领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民国28年春。他先进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后又进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四大队学习，因成绩优异，被选拔为抗大总校的政治教员，讲授马列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民国30年又到太行抗大六分校任主任教员。时斗争艰苦，学员边筹粮、边打仗、边上课。华林路上感冒，仍坚持背粮，引起肺炎，因无法及时医治，不幸逝世，终年30岁。逝世后，抗大六分校召开追悼大会，追认他为中共优秀党员。
朱剑霞
朱剑霞，天长铜城镇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活动家。原姓陈，清光绪八年(1882)生于铜城东乡四里岔黄庄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手脚勤快，聪明伶俐，因家庭贫困，也因为封建教育将女子拒之于门外，朱剑霞无法入学读书，十分羡慕那些有读书机会的富家子弟。成年后，从父母之命嫁于铜城镇木工吴长发为妻，吴生性愚拙，患有癫痫病，朱剑霞对此婚姻极为不满。结婚后，为维持生计，曾为人做女佣，主人有文化，朱暗中留心，识字读书。未及两年，即可识常用字，能读一般诗文。铜城的一些读书人感其至诚，多予指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朱剑霞已能执笔写数百字的文章，她将古人联语“友天下士，读古人书”贴在门上，以激励自己读书求知。
清光绪三十四年，安徽省城安庆创办女子师范学堂，该学堂免收学杂费，还供应伙食。朱剑霞听说后，感到是自己学文化受教育的好机会，即赴就读。清宣统元年(1909)结业后返回铜城，与原夫离异，后与铜城崇圣学堂体育教师朱子凡相爱结婚，从此改名朱剑霞。
朱剑霞在安庆求学期间，正值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清光绪三十三年7月同盟会会员秋瑾和徐锡麟联络会党分别在安庆、绍兴起义，朱剑霞深受影响，痛感清政府腐败无能。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朱剑霞在此前后赴上海投身革命行列，组织了女子北伐队，担任后方运输和前线救护等工作，以后又组织募捐队。当时曾作诗寄给铜城诗人吴吟秋：“二百余年仇恨深，普天同愤国沉沦，若论女子从军者，我是千秋第一人”。
民国2年(1913)，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朱剑霞在上海同革命党人继续从事地下反袁斗争。据传民国4年11月曾参加谋刺袁世凯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活动，事败后为避搜捕，东渡日本。在日本曾寄回《七律·秋兴八首》致铜城故友，述志抒怀。年余后返回上海。
民国6年，朱剑霞在上海创办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并以此作为活动基地。次年，在上海组织女子救国会，以后又与上海各界妇女组织成立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在“五四”期间还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为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上海组织了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教斗争，朱剑霞组织学生成立纠察队，给游行的学生送饭、维持秩序，散发传单和宣传演讲。民国11年，朱剑霞又组织成立了上海女子参政协进会。
民国14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妇女团体于6月5日下午在勤业女子师范联合成立了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向警予、宋庆龄参加了会议，该团体一方面致力援助惨案中的学生，一方面致力于男女平权。民国16年3月，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北伐军解放上海，朱剑霞组织了女界战士慰劳会，任会长。
朱剑霞热心教育事业，她创办的勤业女子师范学校，设师范学校、初中、小学和政治四科，特别注重招收贫寒子女，学费多予减免。该校还曾设立义务班两个，一班为小学班，二班为工艺学习班，聘请高等技师传授缝纫机织、中医、刺绣、花边抽纱等工艺，一律不收学费，凡有志于学而家庭困难者，均可入学。该校在风雨飘摇中坚持了10多年，民国16年曾借校庆十周年之际发起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募捐兴学活动。是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汪精卫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朱剑霞曾掩护过共产党员黄让之等。
民国25年，朱剑霞因患病赴九华山静养，寓居寺院，经济上由挚友李振亚之子李铭接济。后至上海李铭家中休养，民国30年卒于南京，享年59岁。胡国章
胡国章，又名百平，天长护大乡(今永丰乡)人。民国11年(1922)3月出生于贫寒的雇农之家，自幼放牛，13岁起读过两年私塾，后随父兄劳作。
护大乡位于天长县城北郊，民国27年底，日军占据天长县城后，即在护大乡之护城桥设立据点，常驻伪军百余人。日伪军经常下乡抢掠，强征强收，本地土匪、青帮、流氓同日伪汉奸相互勾结，为害乡里。民国29年，胡国章的父亲因缴不起繁重捐税，被抓进日伪据点，遭受严刑拷打，死里逃生。国仇家恨，使胡国章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国31年，中共天长县委派人来护大乡开展工作，成立护大乡抗日民主政府。胡国章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说服群众丢掉“花钱买安，甘当顺民”的消极想法。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胡国章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捐税斗争，并成立单线哨、嘹望哨、盘查哨，在接近据点的地方设立“耳目”，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民国33年初，胡国章及李树斋、刘志祥、郑连富等9人组成检查队，以十几枚手榴弹作武器，负责查哨和捕捉汉奸，成为半武装组织。不久组成护大乡民兵中队，胡国章担任中队长。
民兵中队成立后，胡图章走村串户，调查了解，说服群众献出20余支枪，500余发子弹，还通过内线从县城搞到一批武器弹药，武装了民兵。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教育感化敌伪人员，作为内线，及时提供情况，配合武装斗争。5月的一天，伪保安队副汪二贤窜到护大乡侦察，被嘹望哨发现，胡国章立即带领民兵将其捉住，处死。不久，县城伪保长周玉田窜到护大乡政府，并对民兵积极分子的家属进行威胁，胡国章只身前往，将其抓获，就地处决。胡国章亲手处决两名汉奸，使群众看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坚定了斗争的信心。日伪人员也不敢轻易下乡。同年午收后的一天，数十名日伪军从蒲西乡抢掠返回，胡国章带领民兵在五里冲伏击，打伤敌人多名，日本军丢下抢来的7条耕牛和粮食衣物，逃回县城。一天深夜，胡国章带领民兵在县武装的配合下，突袭护城桥据点。胡国章乘岗哨交接班之机，在内线的带领下摸进据点，打死哨兵，然后接应部队冲进据点。屋内的伪军正在聚赌，抗日武装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另一个内线的伪军班长将灯吹灭，带头缴枪投降。这次战斗未放一枪，俘虏伪军48名，缴枪50余支，子弹万余发。胡国章还多次摸进县城，在洼子街和西外街，打死哨兵，夺取枪枝，闹得县城的日伪军心惊胆寒，群众称他“胡大胆”。胡国章和他的民兵中队先后同日伪军作战20余次，多次袭击护城桥据点，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午收后不久，胡国章担任中共护大乡支部书记、乡长。
民国33年9月，天高办事处在铜城镇举行万人民兵大检阅，胡国章带领护大乡民兵接受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等党政军领导的检阅，并作了集体刺杀和射击表演，天高办事处奖励锦旗一面，授予胡国章“民兵英雄”光荣称号。罗炳辉师长亲自将一枝德国造步枪奖给他。民国34年3月，淮南苏皖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在来安大刘郢召开，胡国章和他的战友郑连富、刘志祥被授予“护城桥下民兵三英雄”称号，奖给中正式步枪一枝。大会期间，淮南大众剧团根据胡国章等人的事迹，突击赶排大型小调剧《护城桥下》向代表汇报演出，胡国章和护大乡民兵的斗争事迹很快传遍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会后，胡国章积极抓好民兵的组织训练，身先士卒投入对敌斗争。民国34年5月4日，他只身一人，来到护城桥北的坟地里，击毙桥头上的日军一名。日伪军对胡国章和护大乡民兵恨之入骨，决意报复。次日凌晨，200余名日伪军“扫荡”护大乡。胡国章带领民兵分3个战斗小组同敌人周旋，掩护群众转移。战斗至10时，民兵李之信负伤。胡国章抢救李之信转移至薛家大沟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岁。
胡国章牺牲后，中共天高县委在三花庄为他举行了追悼会。7月，天高支队一举拔除护城桥据点。不久，中共炳辉县委、炳辉县人民政府将护大乡改为“国章乡”，以为纪念。
郭兆元
郭兆元，原名任寰，号振寰，又名郭铎，天长便益人，清宣统三年(1911)生。祖、父辈均靠租种地主土地活口。父亲又是地主的轿夫，地位低下。为使子孙不再受气，便节衣缩食让儿子读书。郭兆元入学虽迟，然勤奋好学，先在农村私塾就读，后转入天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民国17(1928)年，因成绩优异，小学未毕业就越级升入刚刚创办的天长县立初级中学。当时天长中学的学生思想活跃，郭兆元曾同进步青年陈舜仪等一起，将向学生家长逼债的地主劣绅郁铸璜绑缚游街。不久转赴扬州读初中，后又转镇江读高中。假期曾参加天长旅外学生会活动。
高中毕业后，郭兆元考取中央大学教育系。因家境贫寒，每日三餐在小饭摊就食，而学习益发刻苦，课余终日留图书馆钻研。平素着粗布衣服，与那些西装革履的学生适成鲜明对照。在校期间因成续优异，名列“优等生”，获校方助学金。又于校外兼课并替富家子弟补习，得些收入，终至卒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郭兆元在大学学习期间，受“教育万能”思想的熏陶，相信教育是改造人类、推动社会进化的动力，决心献身教育事业。
民国25年，郭兆元大学毕业，应镇江实验小学之聘任教员。次年秋，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镇江吃紧，遂回乡设塾馆教书。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郭兆元目睹大好河山遭到蹂躏，共产党人带领民众奋起抗日，思想感情产生巨大变化，意识到：不赶走侵略者，不改变社会现实，光靠办教育，是推动不了社会进步的。
民国27年，天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郭兆元出任委员会工作团团长及天长县政府督导员等职。主编了宣传抗日的《战时读物》和临时课本。民国29年4月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郭兆元任宣教科副科长。后历任路东文抗常务理事、淮南师范校长、路东专员公署教育处长、淮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副处长等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路东地区的教育基础本来薄弱，至沦陷时，教育已处停顿状态。郭兆元和根据地的教育工作者，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的指导下，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体系，使得路东根据地的教育面貌为之一新。过去国民党政府一味盲目地封闭取缔私塾，郭兆元了解到根据地不可能以很大的人力财力兴办教育，而当时农村私塾较多，是可以利用的普及教育力量，问题是要对之加以改进。在他的主持下，根据地推行学区辅导制，废止私塾教学中死记硬背、体罚学生等做法。根据地先后举办了三届暑期教师讲习会，两届冬学运动，一届冬学研究会，一次路东各县运动大会，团结并教育了路东广大教育工作者，提高了业务水平。他对淮南中学的重建，以及社会教育诸如妇女识字班的规划等等都有所建树。在他的主持下，淮南根据地教育课本编成，使学生学有所本。他事业心强，常说：“我恨不得把一天时间化做两天来用”，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奔波，以致积劳成疾。日伪军“扫荡”时，常常带病涉水转移，使病情日益严重。治病期间，适逢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郭兆元极为兴奋，竟不顾重病在身，坚持骑驴回专署工作。谁知刚走二三里，即汗如雨下，气喘不止，虚弱得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民国34年9月4日逝世，终年34岁。
郭兆元平时生活俭朴，他的夫人在他逝世后泣不成声地说：“他有一件棉袍子，读书时穿的是它，八年打鬼子穿的是它，现在进棺材穿的也是它，他常说‘只要能把鬼子打走，节省一文钱也是好的’。”郭兆元逝世后，天长县政府于石梁区举行追悼大会。行署、专署派代表出席了追悼会，他家乡的蔡河小学一度被命名为“任寰小学”，以志纪念。
罗炳辉
罗炳辉，原名德富，自字宿星，汉族人。原籍湖南邵阳，清光绪二十三年冬月二十九日(1897年12月22日)生于云南省今彝良县大河乡阿都村。7岁入私塾读书，10岁时因家境维艰而辍学务农，少年时代的罗炳辉以有胆识、性刚烈闻名乡里，因与土霸结仇，民国4年(1915)冬离家出走，至昆明投入滇军炮队，次年参加讨袁护国之役。民国9年被选作云南军阀唐继尧、唐继禹的随行军士，备受倚重。次年2月云南倒唐，二唐经越南流落香港，罗炳辉随行任副官掌管财务，分文不苟。因在越南亲见帝国主义罪恶和亡国奴的痛苦，在港目睹军阀腐败，国势日颓，遂抛弃金钱利禄，只身返国，至桂林投奔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滇军总司令朱培德部，被编入军官将校队。民国11年讨伐叛军陈炯明的战役中，他在粤北战场日行二百里，救滇军于覆灭之境，极得朱培德信任。在民国15年北伐战争中，他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二营营长，随军出粤经湘入赣，攻城夺地，英勇作战，战功显赫。大革命失败后，他悲愤迷惘，飘流于上海、香港、广州。
民国18年6月，罗炳辉应滇军故旧金汗鼎电召，任江西省吉安县靖卫大队队长。7月，中共党组织派赵醒吾找他，畅谈三日，他毅然与旧世界决裂，经中共赣西南特委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0月15日领导了著名的吉安起义。年底，与彭德怀、黄公略会合于遂川，次年二月与朱德、毛泽东会合于东固山区。起义后，他历任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红六军第二旅旅长、红三军第二纵队司令员。6月，朱、毛红军整编为三个军，他任红十二军副军长，7月升军长。后又兼福建军区总指挥、红二十二军军长、红九军团军团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战功卓著，被授予红星勋章。在两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罗炳辉是十个著名的红军将领之一，以擅用奇兵、疑兵著称。长征中，他率红九军团为全军后卫，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炳辉于民国26年底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民国27年底，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辅佐陈毅司令员，开创茅山根据地。
民国28年5月，罗炳辉与叶挺渡江北上。7月任第五支队司令员，后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辟皖东敌后，打击日伪。民国30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二师副师长、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率二师主力部队和全区地方武装，与日伪军英勇作战，创建、发展和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民国28年8月，罗炳辉率五支队进入津浦路东后，曾转战于天长汊涧、大通、张公铺、杨村、秦栏一带，打击日伪军，民国29年4月进抵铜城，发动群众，安抚绅商，号召团结抗日，帮助成立了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9月，军民团结战斗，粉碎了万余日伪军的津浦路东大“扫荡”。“皖南事变”后，二师设师部于紧邻天长的盱眙县黄花塘，后迁来安县大刘郢，皆以天长为东方屏障。他领导或指挥的诸多战役、战斗，如民国30年4月“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反点线连续作战”中的谢家集战斗、金牛山战斗；民国32年6月的谢家集攻坚战、8月的桂子山战斗；民国34年2月的粉碎日军打通淮河交通线企图的诸战斗、6月东沟战斗和8月20日解放天长城，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给天长人民以极大鼓舞。天长有千余人先后加入新四军。
罗炳辉治军极严，频繁组织大会操、大比武，提高了部队战斗素质。他编写的《指挥员熟用手册》、《碉堡作战》、《民兵战术》、《几打几不打》、《关于三角式据点构筑和守备之要领》等著作，他创造的“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军事理论，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军政人才。
罗炳辉常给部队和地方学校学员讲课，带领学员在战争中经受锻炼。他带头从事生产，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他关心群众疾苦，每到一处都要询问收成好不好，征粮重不重，发现问题，马上解决。每逢农忙、灾荒或大雪封门，他都召集部队讲话：“人民是军队的母亲。现在母亲有了困难，要你们帮助，要你们到母亲那里去尽孝道。”天长老人至今犹记民国33年9月罗炳辉在铜城主持万人民兵大检阅、劳模大会和百团大会演的勃勃英姿。
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10月3日，罗炳辉率部由石梁等地出发，北上山东。先后任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转战鲁南。成功地指挥了界河战役、临(城)韩(庄)战役和枣庄战役。民国35年6月21日下午5时许，病逝于峄县兰陵镇，年仅49岁。
民国35年6月29日，苏皖边区政府发布政令，将天长县改名为“炳辉县”，以为纪念。1950年，人民政府在山东临沂为他修建了宏伟的陵墓，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都亲笔题词。1959年，天长县亦曾设立罗炳辉纪念馆。
陈舜仪
陈舜仪，原名国凤，民国元年(1912)2月出生于天长县城南门街，后全家迁居杨村务农。陈舜仪先是就读于杨村初级小学，毕业后转入县城私立志成小学高级班。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诚笃纯朴，乐以助人，深得同辈爱戴。民国17年小学毕业后，入天长县立初级中学，不久又转入扬州中学学习。
陈舜仪青年求学时期，正处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他积极投入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斗争。他曾带领群众与地主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深得地方群众的拥戴。30年代初，天长建立共青团组织后，陈舜仪在与共青团组织和进步同学的接触中，受到革命启蒙教育。民国22年，陈舜仪因家境窘迫，辍学回家，先后在仁和、张铺、铜城小学任教师，秘密阅读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籍，受到了革命理论的熏陶。次年6月，陈舜仪一度赴皖西谋职，当地群众对红军活动的传说，使陈舜仪深受感动，不久回天长。天长的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为继续革命活动，于24年春创办’了“今天学社”，陈舜仪被推选为理事。民国25年春夏之际，他又参加了“行知学社”，组织成立了“青光学社”。他通过学社在龙冈、沂湖、杨村一带团结不少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秘密阅读革命书籍，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政治上成熟早、沉稳忠厚，很自然地成为天长青年运动的核心人物。
民国26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陈舜仪与杨村乡乡长、开明人士夏雨宜一道在家乡组织民练，保家抗日。同年秋，他又与行知学社成员参加在县城组织的军事训练，立意走武装抗日的道路。南京失守后，行知、青光等学社成员主张成立统一的天长青年抗日救亡团，陈舜仪被推为筹备人之一。不久，天长一批青年奔赴延安，他从天长的实际出发，决定留在家乡，就地组织群众抗日。民国27年4月，部分赴延安的青年返回天长，他与周元斌、徐显祖等一道发起组织天长青年救国会，任理事，同时举办天长青年战时训练班。是年夏，天长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陈舜仪任总干事。他利用自己后备二营副营长的合法身份，积极发展群众武装，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使杨村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基地。陈舜仪广泛结交各方面人士，特别是积极争取、团结了朱雨江、夏雨宜、董筱川、胡贡球等地方中上层人士共同抗日。他还与抗日爱国武装陈文部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争取与之通力抗日。
民国28年6、7月间，中共苏皖省委派周利人来天长一带开展工作。此时天长县城已经沦陷，陈文部队于8月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打垮，青年救国会亦已停止公开活动，局势十分混乱。周利人到天长后，很快找到陈舜仪，并以杨村一带为立足点，开展活动。8月，陈舜仪由周利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掩护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他受党组织的指示，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第五区区长，并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积极发展秘密武装。民国29年1月，中共天长县中心县委成立，陈舜仪为县委委员，负责统战、行政工作。同月，国民党加剧与共产党摩擦，党组织要陈舜仪率秘密武装与新四军五支队八团二营合编。陈舜仪在合编的准备工作中，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国民党四处搜捕。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到天长南乡及仪征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在此期间，他通过在国民党仪征县政府供职的董筱川为党筹款，购置枪枝、弹药。他在得知国民党天长县政府密谋改编杨村后备营的紧要关头，及时潜返杨村，和夏雨宜商定了“炸营”暴动的对策，保存了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民国29年4月，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陈舜仪任县长，同时担任中共天长县委委员。夏收期间，大通、季桥发生地主武装暴乱，陈舜仪临危不乱，在中共路东省委的领导和新四军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及时组织了镇压。9月，组织根据地军民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日军对天长的大“扫荡”。他带领全县人民开展春荒借粮斗争，进行生产自救。同时，坚决贯彻“三七”分租、“二五”减租等各项政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他尤为注重，团结各界人士，搞好统战工作。由于他待人谦虚，平易近人，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他舜仪同志，老百姓称他为“陈四先生”，而一些长者直呼其名，很少人有称他县长。他注重调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建设沤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民国30年，中共路东省委表扬他是联系群众的模范。
民国32年2月，天长、高邮两县合并，成立天(长)高(邮)办事处，陈舜仪被任命为天高县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天高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夏末，入中共华中党校参加整党整风学习。民国33年10月，任盱眙县县长，次年5月任中共盱眙县委书记、县长兼县总队政委。
民国34年8月，日本军队投降。9月，陈舜仪担任淮南津浦路东专员公署(后改称华中苏皖边区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他早年患有肺结核病，由于长期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加之根据地生活艰苦，以致病情日益严重。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身体没有什么，工作要紧”，还叮嘱副专员周元斌：“凡重大事务必亲自过问，不要轻信汇报”。民国35年春，病情恶化，卧床不起。临终前，依然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同年夏逝世，终年34岁。在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华中分局送来了“模范党员”的唁轴。
梁明伦
梁明伦，天长县便益乡梁家营人。民国7年(1918)出生于地主家庭，民国2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4年冬任中共天长县委(后改炳辉县委)书记。民国35年9月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梁明伦幼年读私塾，15岁进入县立第一中心小学高级部读书，毕业后考入天长县立初级中学。这期间，日本军队正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梁明伦决心以报效祖国为己任，常以岳飞《满江红》词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激励自己。民国24年，梁明伦联络青年学生通电声援。梁明伦在天长县立初中读书期间，曾在校图书馆帮助工作，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和革命文艺作品，同时与周元斌、何大启等人共同组织了“准备学社”。梁明伦为人忠厚，当时的农村青年，能读中学的属凤毛麟角，他不以此自傲，每逢寒暑假回家，仍与昔时的乡村伙伴亲密往来，向他们介绍新文化、新思想，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他虽然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但懂得农民甘苦。民国25年农村旱情严重，主动劝说祖父减免佃户的租谷。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明伦在家乡的交通要道口设立壁报栏，自编自写，宣传抗日。民国27年秋，参加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民国28年春在家乡参加县抗日后备团，从事武装抗日的活动。
民国28年夏，中共苏皖省委派周利人来天长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团为中共党组织所掌握。梁明伦开始在党的方针、路线指导下开展活动，并阅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9月，经周利人、陈德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到铜城做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后由党组织介绍到来安半塔，入新四军江北政治部教导队学习。
民国29年4月，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梁明伦回县任石梁区指导员。民国30年9月被调到条件艰苦的第四直属区任副区长，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后任沂湖等区区委书记。
民国32年夏，梁明伦奉调去中共淮南区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担任学习班长。次年6月回县。7月，中共天高县委为开展整风运动，调集区、乡干部百余人组织了第一期整风大队，梁明伦任党支部书记。他认真贯彻党的整风情神，使整风学习对提高干部阶级觉悟和斗争水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0月，梁明伦任中共天长县委副书记兼城市工作部部长，不久任天高县委城工部长，在侦察敌情，瓦解伪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民国34年冬，梁明伦担任天长县委(不久改称炳辉县委)书记。他与县委、县政府的同志发动群众严惩汉奸，于民国35年2月处决了伪商会会长舒子宽、南晏七乡伪乡长郑乐斋两名罪大恶极的汉奸。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6月，县委决定以石龙乡为土改试点，梁明伦深入农村，向群众作宣传，斗争破坏土改的不法地主。在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等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军队大举侵犯淮南津浦路东解放区，天长是国民党军队和淮南主力部队激战的重点地区。梁明伦组织全县民工，投入支前。调拨粮草，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夜以继日地工作。月底，淮南党政机关和军区主力部队及天(长)高(邮)地区党政机关干部撤至三河以北。8月下旬，中共淮南区委为了不让国民党军队站稳脚跟，决定由天长、高宝两县部分干部组成“天高游击支队”，打回天长配合主力部队十六团开展游击战，并决定由梁明伦任游击支队政委。9月5日，梁明伦与支队长林青率支队成员50余人由沂湖到李家河头登陆，向西活动。此时天长已重新建立国民党政权，国民党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不断“清剿”，疯狂迫害未及撤走的共产党干部及其家属，大小据点林立，一片白色恐怖。梁明伦率领的游击支队于9月7日夜攻打大通，未克，处境十分艰难，加之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被迫分散行动。9月10日，梁明伦率领支队一部分成员在小陆庄(今大通乡小店村)被敌包围，遂分四个小组突围，梁明伦等3人化妆突出陆庄向北，准备经南王庄到北王庄，敌人发觉后紧迫不舍，梁明伦的警卫员被俘。梁明伦与队员范杏舒向西撤退，傍晚到小胡庄，隐藏在一个竹园里，准备到天黑再行动。敌保长钱祥带6名自卫队员追到小胡庄后，因坏人告密，梁明伦、范杏舒被发现，二人分头突围。梁明伦且打且退，到一土地庙旁与敌对峙，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枪杀。
民国37年中共天长工委率游击队打回天长，处决了杀害梁明伦的主要凶手和告密者。次年春，中共天长县委、县政府在石梁为梁明伦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
戴星甫
戴星甫，原名宗枢，字星甫，天长县龙冈镇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父戴荩臣，为晚清秀才，家中开设广生堂药店，有四子，戴星甫排行居三，故人称戴三先生。戴星甫幼承庭训，苦读《四书》、《五经》，十八九岁从兴化名医魏小泉学中医。兴化地湿，夏日多蚊，戴星甫常置灯帐外，身屈帐内夜读、抄书不辍，5年学成，背弓而目近视，加之他生性好静，讨厌世俗应酬，因此，背后人又呼之“戴三瞎子”。
戴星甫兴化学成后，即回龙冈家中坐堂行医。他重视医学理论的探讨，对中医经典著作《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均曾下苦功攻读，深得要领，对魏小泉家传私授的临床经验，尤能心悟力行。他将“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之说改为“熟读王叔和，还要临症多”，认为学问经验兼得始得称为良医。
戴星甫40岁左右医术趋于成熟，以擅长治疗疑难杂病、温病重症而誉满江淮。他的脉学造诣甚深，诊脉时不兼询病情，不许旁人插问、交谈，端坐平息，合目凝神，三部九候，一丝不苟。对危重病人．不仅循鱼际，究尺肤，尚详切趺阳，每诊一人，约需20分钟。戴星甫认为：脉势从容不迫，至数均匀为有“胃”气；脉势柔和而有力为有“神”；尺脉重按能应指者，是为有“根”。常对学生说：“病危虽险，而脉有‘胃’、‘根’、‘神’者，皆可救药。”
民国31年(1942)夏、秋间，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患温热病，高烧长期不退，身上隐隐可见斑疹，且偶说胡话。由于日军对根据地封锁严密，西药紧缺，师卫生部部长宫乃泉等虽精心治疗，病情并未好转。戴星南详细检查后，断为“阳明腑实症”，直接用大承气汤通腑泄热。其中主药生大黄一味即用至100克，中药店惧药量过重，擅自改配熟大黄，又减分量，服用后并不见效。戴星甫坚持用生大黄100克入方中，并亲自监煎视服，果然便通热退，转危为安。
解放战争时期，戴星甫一度寓居天长城内行医。时有松柏堂药店女主人，称自成年以来，每次小便牙齿即痛，便完则痛止。曾在扬州医疗好长时间，没有效果，近二十年耻于求医。戴星甫为她开六味地黄丸作汤，力补骨脂9克，服5剂痛即减轻，再服5剂再也不痛了。他的学生对此怪病机理不解，他说：“肾司二便，主骨，齿为骨之余，溺时齿即痛，肾虚也。此症书中无记载。辩证推理得之耳。”
戴星甫有很深的鸦片烟瘾，由于吸毒成癣，以致身懒力衰，每日傍午才起床，一天看病不过七八人次。
戴星甫古文功底甚深，书法有黄山谷风，曾手抄《魏小泉医案》6册，全篇无一错字、漏字和涂改。他书写处方十分考究，喜用八行纸书写。每当为病人诊察完毕，即引经据典大发议论，口授学生以毛笔正楷先写脉案，脉、因、证、治皆备，洋洋一二张纸，犹如论文；次写方药，定用量，审阅后如满意，即在末页左上角亲笔写明药的剂数，下角盖个方寸许的压脚印。有时自己执笔，书法工整洒脱，常有人作珍品收藏。戴星甫著有《临床验证手录》一书，惜未印行。民国37年2月8日，戴星甫逝于小金沟(今江苏金湖县)，终年52岁。
王兆澄
王兆澄，字子明，天长铜城镇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一小商之家。自幼勤奋好读，于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于民国12年(1923)被选送日本公费留学，攻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化系。在校期间，以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对中国皮蛋进行研究，有《皮蛋之研究》，《落葵之研究》等论文。民国14年东京大地震中，衣服、书籍、器具全部被毁，并被日本青年打伤，一度回乡休养，曾于县城城隍庙向群众讲析地震情况，宣传科普知识。
王兆澄民国15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于民国22年至民国25年在中央大学任教授，民国29年至民国32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民国34年至民国37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此外，还曾任教于南通学院、湖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曾协助上海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兴办味精厂，为扬州某药店配制“消治龙”药膏经上海某制药厂生产销售。又运用生物化学知识在湖北枣阳县鹿头镇公立实用农校培植过果木，在上海研制数种维生素，还曾运用化学方法制作调味酱油。抗日战争期间，曾资助过抗日团体，并曾在湖南桃源县为抗日军队研制压缩饼干。
民国37年8月，王兆澄受国立师范学院代院长谢扶雅之聘，由浙江大学转国立师范学院(时设于湖南衡山之麓的南岳镇)任博物系主任、教授。当时，国民党统治已摇摇欲坠，国立师范学院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各种进步学社，开展革命活动。民国38年5月，国民党政府眼见湖南解放在即，企图将国立师范学院迁至广州，中共党组织领导学生开展了“反迁院”斗争，原任院长被吓跑。由于地下党的支持和进步师生的拥戴，王兆澄被推为代理院长。为了进一步开展护校、护产斗争，中共地下党组织组织师生群众成立了应变委员会，王兆澄被推为主任。应变委员会始终在党组织的掌握之下，其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均为共产党员。
民国38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国民党政府为了强迫国立师范学院南迁，断绝该院经费，强行疏散师生。党组织通过应变委员会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派学生代表数十人赴衡阳向国民党省政府及中央银行请愿，据理力争，要求拨款维持师生员工的生活，湖南省政府托辞应由国师负责人及财会人员出面方可拨给经费。王兆澄毅然率领该院出纳组主任张震中、会计估理员周等四人赴衡阳领取经费1.3万元(银元)。此时，国民党白崇禧军队溃退衡岳一带，兵荒马乱。王兆澄为保证运款安全，同意张震中通过在衡阳国民党空军的熟人，请其运输兵团派车运款，并于启程之前晚设宴招待运款官兵。8月10日，王兆澄等运款回南岳。行至九涧桥附近，埋伏此地的一群持枪匪徒突然窜出，强令停车，将王等五人赶下汽车，绑缚于树，车上银元被悉数掳去，然后将王兆澄等五人全部枪杀。匪徒持枪欲射时，王兆澄大呼“我是院长，要杀杀我，不要杀别人!”匪徒离去时，会计周尚未气绝，临终对赶来现场的国师同事说“凶手就是在衡阳国军中的熟人。”可见这是国民党军队针对国师师生反迁院斗争制造的一起血案。
王兆澄一生专心治学，洁身自好。平时笃信基督，待人和善。国立师范学院师生及所在地群众将王兆澄等五人厚葬于南岳衡山之白龙潭，并为之立碑，长沙名士骆鸿凯撰《五人墓碑记》。
王佩英
王佩英，字绍雄，天长汊涧人。民国6年(1917)生，父亲开渔行出身，后在国民党天长保安队做军需官。王佩英自小生性强横，人称“二少爷”。民国21年(1932)在私立志成小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时15岁。民国23年在县初级中学读书时，因煽动学生闹事，反对进步校长宣啸秋而被开除学籍，回家后帮助父亲开粮行、车行。抗日战争开始后，一度参加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不久觉得并无升官发财之望，即回汊涧。民国28年于国民党天长后备二团任营长，该营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顽固派。民国29年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王佩英随国民党军队逃至蒋坝，先充少尉服务员，后又至流亡的国民党天长县政府任科员。
民国33年，王佩英被调往国民党安徽省党团训练班受训，结业后任国民党天长县党部代书记长。日本投降后，天长为新四军收复，王佩英任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县调查室专员，辗转于扬州、南京一带，多次潜入天长联系反共力量，伺机还乡。民国35年7月随国民党军队进入天长县城。当时调查室对外称农村工作队，王佩英任队长，又兼特种汇报行动队长。王佩英等还乡后，首先在全县强行建立特务机关，在区乡设农村工作组，四处捕杀共产党干部和无辜百姓。民国37年春，王佩英带人在周家渡“清剿”，因怀疑农民萧文礼“通共”，当场将其枪杀，且不顾萧妻怀中尚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将萧妻无端杀害。民国35年冬，中共天长县委副书记周庆生等3人被王佩英逮捕，严刑拷打后遭枪杀，共产党员陈国仁被其活埋。到解放前夕，王佩英与其手下共逮捕共产党干部和群众1000余人，杀害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百余人。王佩英还借“清剿”之机大肆敲诈勒索，对平民百姓，动辄加以“匪干”、“匪属”罪名，索要钱财，遇有违抗者即放火烧房或逮捕。民国37年，他借口成立“天生公司”，派特别行动队赴各乡收募股金，搜刮钱财5000余万元，均人私囊。不久又成立“文化服务社”，并与他人合伙鲸吞全部股金。两年间，王佩英勒索钱财折合稻子数万石之多。王佩英的暴行，使天长形成了一片白色恐怖，普通百姓提到王佩英三个字即心惊胆战。
天长解放前夕，王佩英埋下枪枝弹药随国民党军队逃至江南，企图伺机反扑。全国解放后，王佩英化名沈仰禹潜伏于扬州、徐州等地，积极联络余党，建立反动组织“反共青年救国会”。1951年在徐州从事反革命活动时被逮捕，1951年3月10日，皖北人民法院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王佩英死刑。死到临头，仍不改反革命的死硬态度，3月21日执行枪决时，故作从容不迫状，观者无不切齿怒骂。
杨旭初
杨旭初，天长郑集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生，因承继外祖父张姓，曾名张庆升。长成后，又因身材魁梧，排行第一，被呼为“杨大汉”。杨姓在当地为望族，自杨旭初曾祖起，即行医乡里，此后世代相传。
杨旭初秉性聪慧，6岁随四叔读私塾，勤奋刻苦，攻读10年，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16岁，从父攻医，先读基础医著，继攻四大医学经典著作，又博览医学专著、临床书籍，渐能运用“阴阳”、“五行”、“四诊”、“八纲”、“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理论分析病理。父亲诊病时，他总不离左右，专心习察临床实践，尽得父亲治疗杂症及针灸之长。遇到疑难病症，父子共商对策，父亲常以其见解为是。有时父子对难，杨旭初常能难倒父亲，父亲每每感叹“我不如旭初”。约18岁，又随大伯父见习妇科，从二伯见习儿科，由于聪悟勤快，进步甚显，深得二位伯父赞许。
19岁时，杨旭初单独开业行医。他敢于破先人成规而独辟蹊径。一年夏天，一位身似火炭的病人慕名求医，病人双目赤红，哼声不止，谵浯时发，脉象洪数。病家曾遍延群医，均感束手无策，杨旭初初诊即断为暑热入营，有内闭外脱之危，但并不用药，只令速灌西瓜汁数碗，随即转危为安。杨旭初逐渐声名大振，求医者络绎不绝。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专程去淮安拜名医张梓平为师，讨教调理病症之专长。由于他基础好，学习中又能融会贯通，医术日臻纯化。及至学成归来，更是声誉远播，足迹遍及郑集、冶山及临近诸县，南京、苏州、镇江、常州乃至上海、杭州等地也有病者前来求医。
杨旭初以家学为基础，且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中医内、外、妇、幼各科均有建树，攻克许多疑难杂症，对噎嗝病、鹤膝风、痞块、肠痈、肺痨、血崩、痔瘘等尤有独特疗效。治疗中，既谨小慎微，又不拘泥常规旧法。对病家直言不讳，能治则治，不能治即劝其早理后事，人称他能断生死。一次，镇江来一病人，卧床年余，大便溏泄，脐团隐痛，百般医疗无效，经其诊断，为阴寒气滞，仅用艾炙神阙穴数次，立见奇效，不日即愈。一次出诊途中，杨旭初偶过一户人家，见一壮年男子僵卧昏迷，奄奄一息，全家围哭，并已备好棺木。杨旭初断为湿温，浊邪弥漫三焦，尚可得救，遂劝慰家人不要着急，并以自携紫雪丹和以药汁强灌，很快复苏，继以药物调治，终获痊愈。
抗日战争时期，杨旭初曾任抗日民主政权东南办事处医学会理事长，在根据地六合、冶山、郑集一带行医，为中共党政军干部和新四军指战员防病治病，曾受到陈毅、罗炳辉等人的接见和勉励。这时期，他体会到西医的优点和科学性，觉得只有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方能更好地发扬祖国的传统医学。民国27年(1938)10月，他曾于六合仿板桥道情调作词三首，其中第二首道出了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科学倡，精解剖，透司光，发明技巧春潮涨，防腐杀菌消炎烈，验血听诊注射强，贯通中外何时尚，满腔热臆钧人寿，拯济斯民获健康。”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
民国37年，杨旭初移居六合，不久改名张子阳迁居镇江，在“清心施诊所”行医。解放初期，被作为逃亡人员押回天长，在公安部门监护下，县人民政府安排他在县城土地庙开诊并派张波随其学习。不久，被安排在县卫生院工作。县人民政府对他十分关怀，1953年7月，专门给予他每月8.4万元伙食费和40万元购买中医书籍的补助，以解决他工作和学习困难。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杨旭初决心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群众服务。因为医术高，门诊量大，他几乎每日都要起早带晚。一次，大通乡柳沟村一复员军人前来就医，病人在部队时因误服药物，以致昏迷，救治之后遗有失哑症，不能说话，曾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医疗无效，复员返里。杨旭初当即以针刺哑门、风府等穴，另开一帖化痰、化瘀、透窍药方，服用后吐出痰涎血水半面盆，昏迷入睡，家人甚恐。次日清晨，患者开始说话，闻者莫不惊喜。
1955年6月29日，杨旭初因病猝然逝世。他一生著述甚多，曾撰《妇科择要》、《儿科择要》、《杂病论治》、《秋燥论》、《补秋燥论》、《医方摘萃》等，均未出版，今仅存《补秋燥论》及《医方摘萃》残稿。
金士善
金士善，字丽泉，天长长兴集人。清光绪三年(1877)生，14岁起攻读医书，20岁为乡里塾师。讲授之余潜心于医典草药，乡人有患常见病者，金士善每每按药书草图寻来草药．以后又常按症处方，甚有效果。长兴集一带地处荒山僻野，交通闭塞，百姓缺医少药，深受贫病交加之苦，金士善学医识药、救人济世之心更加坚定。25岁起毅然辞去馆师，专攻医学，博览《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熟读《温病条辨》、《神农本草经》等。28岁于长兴集开业行医。
金士善谦恭和顺，谨慎不苟，十分注重医德。他常用孙思邈的名言激励自己并教诲门生：“凡为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见彼苦恼，若已有之。”在医术上深研理论，勤于实践，不久即在当地有了影响，行医足迹遍布天长、六合、仪征一带。他平日洁身自好，布衣素食，不饮酒、不吸烟。遇到特别穷困的病人，他不仅不收诊费，还在药方上角注明药方由他付钱，因此人呼之“金善人”。
金士善尤善调理脾胃之病，平素施用参苓白术散一方有独到之处。有病人王某，素有脾胃虚损之象，曾为内弟婚娶操劳过度，加之厚味贪杯，以致身体、双目皆黄，尿如栀汁，大便不调，饮食减少，气短微喘，倦怠嗜卧，数月不能自愈。曾以龙胆泻肝汤、菌陈蒿汤类治之，除目黄稍减外，而肤黄纳差、神萎气怯之象益发加剧。金士善详察病情后说：“大黄山栀之类，虽可入肝经，清温热，但大苦大寒，必然先伤脾胃。脾胃是先天之本，标实不去，本虚难愈。刻下正是溽暑连阴，天湿与脾胃交困，因此病情加剧。应当先补脾胃之本，以克因虚而湿气稽留之邪。”处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少量黄柏，病者服半月即告痊愈。金士善在妇科病医治方面效法明代张景岳，更擅长经带，立论施治，遣方用药，多注重温补。有一妇女，年40而不孕，以圣愈汤加宣郁通经汤寓攻于补，仅诊三次即怀胎妊子，传为佳话。
金士善为人厚笃，从不卖弄玄虚表现自己。在医学上主张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搞门户之争。一次他去江苏樊集药店应诊，刚至街头，忽然窜出数人，口出秽言，以阴沟淤泥掷污其棉袍大褂。金士善明白，这是当地庸医因嫉妒而策动的闹剧。虽然他少时习武，有过人之力，但此时伫立无言，亦无怒色，一笑置之。至药店后，脱去外衣，照常务诊。
金士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天长医学会副理事长。建国后，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学会理事。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虽已年迈，越发精神振奋，常常废寝忘食。不仅在医疗服务上毫不松懈，更以极大的热忱培育中医后备队伍。先后收弟子10余人，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他曾经自书对联“栽培心上地，涵养性中天”和中堂“聪明正直”，以为座右铭。
金士善一生积累验方医案甚多，晚年由学生整理成医案数卷，“文化大革命”中散失。1966年逝世，享年89岁。
宋乃冰
宋乃冰，河南省西平县人。民国10年(1921)出生于地主家庭，民国28年9月参加新四军，同年12月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江北军政干校排长、第八团某连政治指导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化教员、区委副书记、区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坚持了凤阳山武装斗争，曾任中共淮南津浦路西中心县委委员兼四工委书记、定凤怀县县长、凤阳县县长、凤阳县委书记兼县长等职。
1952年1月调至皖北行署任人事处科长，同年皖南、皖北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宋乃冰先后担任省委生救办公室秘书组长、省林业厅副厅长等职。
1959年以后，因“左”倾路线的摧残，天长县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1960年底，宋乃冰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安排，来天长调查“五风”的灾害。他多次深入基层，深入农户家庭，摸清第一手资料，如实向省委回报了情况。1961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任命他为天长县委书记。
宋乃冰作风稳健，平易近人，体察民情，重视调查研究。为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1962年夏天，他乘车到界牌，然后步行经马岔河、长亭、子胥、蒲东，沿途与基层干部和农民促膝谈心，食宿都在大队或生产队。1963年，由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农村卖了一些“过头粮”，群众生活受到了影响。宋乃冰顶着压力，向上级反映了实际情况，要求下拨救济粮、款，同时带领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为了研究圩区的农业生产，他到湖滨公社的生产队蹲点，在炕坊食宿，长达一个多月，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宋乃冰坚持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政策，纠正极左路线，使得天长县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渐趋安定。
宋乃冰十分爱惜人才，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主持县委工作，但不包揽一切。重大会议，总让大家多说一些话，自己不作长篇报告。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己写讲话材料，较少要秘书起草报告。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他强调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搞无情打击。凡涉及需要纪律处分的县管干部，他往往要亲自过问。在他主持县委工作期间，天长县有一批优秀的一般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1964年，宋乃冰先后被派往全椒县黄集、定远县藕塘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在这次运动中，由于党的政策失误，把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扩大了打击面。宋乃冰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嘱咐工作人员不要夸大农村干部的错误事实，不要纠缠枝节问题，要看主流，保护了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社教期间，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经常身背粪筐拾粪并参加其他劳动。
宋乃冰刻苦好学，知识面宽，能够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干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不少受害者食不能纳，夜不能寐，精神上十分痛苦。宋乃冰虽不能出面阻止，但只要有机会，便做疏导工作。有一次，他对一位所谓“黑线”人物说：“有错误要接受人们的批评，但是饭要照吃，觉要照睡——你们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还差得远呢!”寥寥数语，使受害者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可是在这场灾难中，宋乃冰本人却未得到解脱。由于长年奔波在农村，1966年起他肝部患病，先后几次住院，未能治愈。1967年夏，病情加剧，可是，“造反派”把他强行从病床上拉起来批斗，使病情格外加重。弥留之际，在南京鼓楼医院恳求身边的同志说“立即把我送回天长，和40万人民再见一次面。”7月30日含冤去世，年仅46岁。
朱超
朱超，天长铜城人，民国17年(1928)生。少年时代是抗日儿童团员，民国32年(1943)于淮南中学毕业后，入抗日民主政权兴办的淮南半塔织布厂工作。民国33年8月加入新四军，民国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随部队转战于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参加过莱阳、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因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先后5次立功受奖。
全国解放后，朱超于1955年被授大尉军衔。1956年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1962年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航空学校卫生所长。1964年调入四川新津，任空军775部队卫生所长。在部队卫生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受到上级和同志的好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朱超对当时一片混乱的现象感到不可理解。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以稳定局势。但朱超所在部队竟发展到介入地方武斗，致使混乱态势加剧。朱超对此忧心忡忡，曾对领导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一次部队所在地新津县的造反派组织与成都某大学路过此地的一批“红卫兵”发生冲突，部队介入，领导要朱超带枪参加行动，被朱超拒绝，并指出这是极端错误的行动。武斗结束，朱超积极抢救受伤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死伤惨景使朱超惨不忍睹。出于坚持党的原则和人道主义，朱超再次向上级表示自己反对武斗的意见，并对“文攻武卫”这一口号提出疑问。再加上后来朱超主持筹备一次画展，有人提出应突出“文化革命旗手”江青，遭到朱超反对，表示应当突出的是毛主席。因此，朱超被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多次受到人身摧残：批斗、跪三角铁、脖子上套着铁丝吊起沉重的铁盘、棍棒毒打……，家被封抄，本人被送入监狱。1968年7月19日，朱超在残酷迫害中含冤去世。朱超所在部队革命委员会在“左”的路线影响下，还宣布朱超为反革命，并将其清除出党，开除军籍。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牛棚”，后又投入监狱。
1978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朱超家属多次上访，要求平反。1979年7月30日，中共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委员会决定，彻底推倒原775部队革命委员会强加给朱超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推翻将朱超清除出党、开除军籍的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定为革命烈士。
吕荧
吕荧，原名何佶，笔名吕荧，天长新何庄(今仁和集乡)人。民国4年(1915)11月25日出生于一地主家庭，7岁起在家读私塾，民国17年去南京，在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中学期间，爱好文学，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阅读鲁迅等人作品和苏联小说。民国24年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大学期间写诗，又写文艺评论文章，是北京大学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民国26年北平沦陷后，吕荧随流亡学生赴武汉，民国27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结识了胡风等文艺界知名人士，胡风还在《七月》杂志为他发表短篇小说《北中国的火炬》。是年，又与罗烽等结伴赴延安，至西安时因国民党封锁了道路，遂去山西临汾“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后因身体多病，难以适应，于民国28年去西南联大复读。民国29年，开始以吕荧的笔名发表译作和文艺理论文章。民国30年大学毕业，民国31年至民国34年在四川教中学，与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胡风、邵荃麟、冯雪峰、骆宾基等联系甚多。民国35年春，任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与一些进步教授创办《时代周刊》，进行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的宣传，遭到校方保守势力的攻击，民国36年夏愤然离校，辗转至台湾师范学院任教授。
自民国30年大学毕业到民国38年全国解放前夕，吕荧发表大量译著和论著，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翻译俄国普希金等人的作品，评介苏联文学，研究国内革命文学等。民国32年译著《普希金论》(卢那察尔斯基著)由远方书店出版。民国33年重庆云围书屋出版他翻译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民国34年，他和夫人潘俊德以“泥土社”的名义，自费出版论文集《人的花朵》，书中对鲁迅、艾青、田间、曹禺等革命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作了探讨研究。民国36年，译著《普希金传》(吉尔波丁著)、《叙述与描写》(匈·卢卡契著)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民国38年，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吕荧离开台湾经香港至北京，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到北京后，即以欣喜的心情撰文指出：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文艺工作者应将表现新现实、新人物作为自己的新课题。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国解放后，去大连深入了解工人文艺的情况并辅导创作。1950年应邀至山东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教授文艺学、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等课程，11月任中文系主任。此间，发表不少关于新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同时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文艺理论研究。1952年3月完成文艺论文集《关于工人文艺》和译著《列宁论作家》(均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正当吕荧以十分的热情投入新中国文艺事业之时，厄运袭来。1951年11月，《文艺报》发表文章，以“左”的观点，点名批评吕荧所谓在文艺理论教学中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具有诗人气质、性格倔强的吕荧对这样的批评难以接受，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以致被认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山东大学召开批判大会数次，形成运动的声势。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不想扩大事态，几次劝说吕荧，象征性地做一点自我批评，以便解脱，但吕荧坚决不肯做违背心愿之事，并于1952年春不辞而别，拂袖离去。
1952年冬，吕荧应老友冯雪峰之邀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特约翻译。1954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担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顾问至1956年。在此期间，翻泽出版了《列宁与文学问题》、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并以主要精力从事美学研究。1953年7月完成美学论文《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对蔡仪的“美是客观”的观点提出批评，在国内美学界较早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的观点，认为美是主观的。这一时期吕荧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论文结集为《艺术的理解》和《美学书怀》两个集子出版。
正当研究与翻译不断取得成果之际，吕荧又一次被卷入政治漩涡。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胡风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其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务。心口如一的吕荧不满这种做法，立即登台发言，指出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不应等同于政治问题，当场遭到斥责，被赶下台。6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指出：还有一部分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站起来替胡风辨护的就是这个吕荧”。19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吕荧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直至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著名美学论文《美是什么》(毛泽东亲自校阅了该文的“编者按”)，才公开为其平反，恢复声誉。
在长时间的隔离审查中，吕荧精神上遭受严重摧残，导致严重的精神分裂症。1959年以后，身体时好时坏，加之家庭破裂，单身生活几不能自理。肖军、聂绀弩等人时常去探望他，吕荧的桌上、床上、沙发上到处堆着书，乱放着香肠、罐头、面包，烟灰缸里灭掉的烟蒂叠成塔形，屋里弥漫着中药味，有时甚至不肯让朋友进屋。病情严重时，神智不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坚持学术研究，1962年发表了《关于“美”与“好”》的美学研究论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吕荧再遭迫害，被作为“胡风分子”投进劳改农场。临行，带去英文打字机和一包包蜡烛，准备在农场从事写作和翻译。但在农场，他被视为“疯子”，受尽非人的折磨。平时他既不带《毛主席语录》，又不肯“早请示晚汇报”，被作为大会小会斗争的靶子，常遭斥责、谩骂和殴打。整日沉默寡言，闭目静坐以示抗议。他囚室的门前是一片苗圃和稻田，田畦上有株开着白花的茨菇，瘦弱不堪的吕荧常披着零散的衣衫，拄一根柳条，绕着那株白花转，一转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与花对话，不断喃喃称赞“真美，真美!”1968年冬天病情严重，身体瘦弱得只有50多斤，得不到治疗。1969年3月5日，于冻饿中逝世于北京清河农场，终年55岁。1979年公安部为其平反。1984年，由其学生李希凡等发起，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以为纪念。
夏雨宜
夏雨宜，原名建鼎，字禹彝，后改雨宜，天长杨村乡人。清光绪31年(1905)2月生，早年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为优材生。毕业后，有感于农村闭塞落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遂放弃去南京升学的机会，留在家乡办学。大革命风潮中，常在少年学生中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带领学生上街贴标语、打菩萨。大革命失败后，去上海开办钮扣厂，很快亏本，仍回乡教书。民国17(1928)年8月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因不满国民党组织内各派系争权夺利，而与之脱离关系。
民国26年，日本侵略军骚扰天长县城，国民党天长县政府望风而逃，天长西北一带土匪蜂起，社会动荡不安。夏雨宜在进步青年陈舜仪等人的影响下，积极组织群众武装保家抗日。民国28年春，天长县政府组建抗日后备团，天长北乡为后备第四团，杨村、季桥的民众武装编为第四团的第二营，又称杨村后备营。夏雨宜被推为营长兼杨村乡乡长，陈舜仪任副营长。是年夏秋，中国共产党在天长建立地方组织，杨村后备营成为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武装。夏雨宜曾多方掩护共产党员进行地下活动，为训练地方干部、筹集粮饷等创造条件，使得杨村一带成为天长抗日活动的基地。
民国29年4月，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夏雨宜任税务局长。民国31年2月，天长县参议会成立，被推为副参议长，同时兼任铜城市市长、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夏雨宜为人忠厚平和，当地群众大事小事都愿意与之商量，甚至家中夫妻不和、婆媳吵架，也要备一顶轿子去请“夏先生”来处理。党组织和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十分尊重夏雨宜的意见，特别是在团结地方中上层人士齐心抗日方面，夏雨宜做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兼任县惩奸委员会副主任。民国35年夏，国民党军队向淮南解放区发动进攻，夏雨宜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报纸公开发表声明，予以声讨。并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构筑城防工事。天长城失守后，毅然随党组织北撤。并在斗争最艰苦的阶段，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7年8月，随淮南机关北撤到河北故城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皖北地区解放后，夏雨宜被分配到皖北行署工作，他积极要求回县办试验农场。民国38年8月被批准担任炳辉县建设科长。此时天长解放不久，灾荒严重，百废待举，为保证来年春耕大生产顺利进行，县政府实行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夏雨宜组织指挥了大圹圩复堤工程，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不顾天寒地冻，坚持在工地上，使工程顺利竣工。1951年6月起担任炳辉县副县长，并一度代理县长工作，不久赴北京政法干部学校学习。1954年6月任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安徽农村深受其害。夏雨宜目睹党中央的失误给农民带来严重灾难，心情难以平静。1956年起，他多次给有关领导写信反映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粗暴。1957年在大鸣大放运动中，一贯忠厚平和的夏雨宜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他在给邓子恢的信中指出：“合作化未搞好，增产是下面谎报的，农民生活未提高，特别是春荒没有饭吃”，对当时安徽农业“三改”(改变季节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中的简单化作法，也表示了异议。指出：“三改”改得群众没有饭吃，学生不能上学，改种马铃薯失败了，双铧犁不能耕地，买来的蒙古马死了，还尖锐地说，再这样下去，“群众只有三条路：一、逃荒要饭；二、自杀上吊；三、官逼民反”。这些铮铮忠言却给夏雨宜带来了灾难。1958年反右派后期，他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行政降五级的处分，被发配到偏僻的劳改农场——樊洼蚕场。这时，一些亲友纷纷劝他回乡过过安逸的日子算了，但夏雨宜坚信自己向党进言没有错，党也不会冤枉他，遂接受组织安排，在樊洼蚕场认真学习，参加劳动，为蚕场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62年，夏雨宜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和职级。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的“右派”问题又被翻了出来，被视为反党分子和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而实行“群众专政”。1968年起被隔离审查，其间大小批斗会、拳打脚踢无数次，本来体弱多病的身体被摧残得皮包骨头，只剩下一口气。1969年6、7月份，被仓促释放回家，但又不准住院治疗，以致1969年12月1日含冤逝世。
戴恺
戴恺，原名以治，天长龙冈镇人。民国8年(1919)生，自幼读书，后做学徒，民国29年(1940)8月参加革命，先后在高宝县军事科、天高县保安处任侦察员、科员。民国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炳辉县天长镇派出所所长、铜城市公安分局长。民国35年8月，任淮南游击支队参谋，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武装斗争。在攻打大通镇时，部队打散，戴恺左腿负伤，他以惊人的毅力，返回部队。此时，部队正向山东撤退，戴恺的伤口由于未及时医治化脓生蛆，他拄着双拐，忍着伤痛，带领一部分伤残人员随军北撤。
民国36年2月，戴恺随军南下收复淮南，先后任金沟区和铜城区副区长、区长等职。全国解放后，任石梁区、金集区区委书记。1952年10月任炳辉县副县长。不久即带领5000民工参加治理淮河的泊岗引河工程，任工程指挥所副指挥兼第五大队大队长，他深入工地，现场指挥，同民工一起住工棚、睡地铺，苦战5个月，提前完成任务，并节约经费1.5万元，受到上级嘉奖。1953年4月任炳辉县县长。
天长地处丘陵地带，易涝易旱，每遇大水，县城先受威胁。1954年大水后，县委、县政府下决心根治水患。戴恺熟悉天长的地理环境，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决定系统改造白塔河。首先拓宽疏浚下游，直通高邮湖，保证出水畅通，确保县城安全；随后，以白塔河为主，并在铜龙河、杨村河、川桥河、王桥河、秦栏河等上游配套兴建中小型水库，使之能排能灌。这些设想，是建国后天长最早的治水蓝图。
1956年6月，戴恺调任中共嘉山县委第一书记，8月任蚌埠地委农工部副部长，1957年初复任嘉山县委第一书记。4月调回炳辉任县委第一书记。1958年起戴恺带领县委一班人，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大办水利”的号召，自力更生，系统治水，改造天长的河山。当年春，仅用四个月建成天长第一座中型水库——川桥水库，当年受益。继之釜山、时湾、跃进、大通、焦涧、安乐、官桥等若干座中型水库和小型水库相继上马。这些工程建成后，为天长的水利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戴恺主持下的炳辉县委迟迟未动。后在地委的催促下县委开过一次全委会搞“大鸣大放”，地委根据“鸣放”记录和大字报上的只言片语。向戴恺暗示，全委会上4名发言的属“右派言论”。戴恺多次向地委陈述这些同志的本意，在他的坚持下，4人中仅1人被定为“右派”。在以后的运动中，戴恺也尽可能地保护了一些干部。1958年春，秦栏乡由于缺粮，不少农民浮肿，患青紫病。而在反右斗争的政治压力下，人们不敢讲真话。戴恺从外地开会返县后，得知此事，立即赶到秦栏深入到农户看望，断定为缺粮所致，他当即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页纸，写条子给重病号解决粮食，并连夜召开村干部会议，要他们讲真话，报缺粮数字。回县后，他让网县后，他让县长陈克荣和粮食局长再去详细调查，顶住压力将实情上报地委，解决了部分农民口粮和种籽问题。是年6月，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来县视察，县委书记处书记吉诏宏根据天长农村的实际和县委集体讨论的意见，汇报了有水栽秧、无水种旱粮的两手打算，结果被打成“右派”。戴恺当时在省开会，上级要求他回来对吉诏宏进行批判，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戴恺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是仗义直言，据理力争，表示县委的打算没有错，就是错了也是县委集体讨论的意见，不能由哪个人负责，为此被降为第二书记，并受到批判。秋，戴恺被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由行政14级降到17级，蒙冤受屈，离开天长到蚌埠大红山劳动。1959年底，戴恺任蚌埠专区多种经营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4月任滁县专区多种经营办公室副主任，10月代理滁县县委书记；1963年8月，调至省农垦厅潘村湖农场任党委书记；当时农场水利设施落后，连年亏损，连工资都发不出。加之遭受水灾，一片汪洋，干部职工士气低落。附近农民经常到农场地里收庄稼、砍树木，场群关系也十分紧张。戴恺到任后，带领职工在烂泥地里点稻种，秋后，收稻谷150余万公斤，黄豆100多万公斤，减少了亏损，解决了当年职工的吃饭问题。接着，根据农垦“16条”，全面推行包干到队，定额到人，实行多劳多得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场党委领导全场职工开展有计划地兴修水利，改变了农场水利落后的面貌。1965年摘掉了亏损的帽子。在1963年底到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为帮助附近农村改变贫困状况，缓和场群关系，戴恺带领农场干部到嘉山县潘村区帮助地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农民学习有关文件，制定生产规划，还用农场的拖拉机、良种、牛草支援周围社队，使当地农村的生产得到发展，改善了场群关系。戴恺在社员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文化大革命”中，每当农场“造反派”批斗戴恺时，周围群众都赶来参加，暗中保护。
戴恺孝敬父母，严格要求子女，注意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不谋私利，生活上艰苦朴素。在天长工作期间，全家7口人，住在县委机关最简陋的三间草房内。到1971年逝世，所有家当只有几只纸板箱。农场在他的领导下，连年丰收，他家7口人，口粮紧张，他没有从农场买过一斤粮。有一次家属从百货公司买了一斤照顾的白糖，受到他的批评。农场大忙时，家属小孩都到地里参加义务劳动。
1971年元月，戴恺调任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第5团(龙亢农场)副政委。7月12日，战争年代负伤的左腿，小腿发麻，并迅速蔓延至膝盖以上，当日至蚌埠部队医院治疗。下午5时病情恶化，晚间即昏迷。醒来后他惦记着农场的工作，谈到农场的管理、生产安排，哪些拖拉机需要维修等，讲了一夜，却没给自己的妻子、70岁的老母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留下一句话。13日下午5时逝世，享年51岁。
戴恺逝世后，龙亢农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工作过的潘村湖农场也举行了追悼活动。
宣啸秋
宣啸秋，原名耀，天长城内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生于地主家庭。17岁考取秀才，19岁补廪生，22岁考入安徽师范学堂，24岁考取清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拔贡，赴京参加朝考落第后，回乡从事教育工作。
民国元年(1912)年，宣啸秋被公推为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次年，安徽督军倪嗣冲为拥护袁世凯称帝，下令停学办团(练)，宣啸秋坚决低制，在不给经费的情况下坚持上课。宣啸秋早期办学，遵循孔孟之道，以“诚、勤、睦、任、新”五字治校，倡“德、智、体、美、群”五育，重伦理道德，以德才兼备、品学兼优为培养目标，学生不分贵贱，贫寒子弟可免费施教。他办学有方，治校谨严，盱眙、来安、六合、仪征、高邮等邻近各县学生争相就读。
“五四”运动时期，宣啸秋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思潮，重视教育界的新思想、新方法，注意阅读富有时代气息的《申报》、《教育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向导》等书刊。教育思想由孔孟之道逐渐演进到“学以致用”和杜威的实用主义。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对宣啸秋影响也很深。他曾将陶行知的白话诗“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都不是好汉”作为校训。
民国14年，天长地方封建势力挪用学校经费兴办保卫团，以镇压农民运动，引起师生极大愤慨，全县教师宣布罢教，而封建势力施展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教师队伍，企图使大部分教师复课。为与封建势力抗衡，一批有正义感的教师共同筹办私立志成小学，宣啸秋积极支持，帮助筹措经费，并献出自家住宅，使小学顺利开课。志成小学先后开办近6年，不仅以良好的成绩赢得声誉，而且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鼓舞了进步师生的士气。是年6月，宣啸秋赴安庆就任安徽省教育厅第二科主任科员、第三科科长等职，民国16年返回乡里，筹建天长中学。民国17年，天长县第一所初级中等学校终于创立，宣啸秋任校长。天长中学的创办不仅对地方教育事业影响很大，而且对天长思想、文化的进步也起了重要作用。他采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反对钳制思想自由。他延聘中国共产党党员陈洪缙和进步人士孙晓村来校任教，这些教员在天长中学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开阔视野，活跃思想，组织进步团体，使天长中学成为天长进步思想的摇篮，许多学生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宣啸秋的进步思想倾向和办学方针，引起国民党天长县党部及地方封建势力的仇视，他们想方设法要从宣啸秋手中夺走学校这块阵地，但慑于宣啸秋在地方上的威望不好下手。民国19年暑假，宣啸秋在南京读书的儿子宣国华和一批进步青年以“天长旅外学生会”的名义回乡进行进步活动，出版油印小报《三言两浯》抨击时政，国民党天长县党部和天长县政府将宣国华等四人逮捕，并解赴省城安庆受审，宣啸秋赴安庆营救，自己亦受牵连，一度被捕入狱。天长当局则乘机免去宣啸秋校长职务，声称：“宣啸秋再当中学校长，天长就要赤化了。”民国21年，省教育厅复委宣啸秋为天长中学校长。
宣啸秋不仅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而且坚持民族立场，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做过不少有益的社会工作。清宣统三年，他在一次大会上率先剪去辫子，启发民众，宣传革命。民国4年后，每年5月9日国耻日，宣啸秋都率领全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不当亡国奴”、“抵制日货”等口号。民国14年“五卅运动”，他曾领导师生积极参加支持上海罢工工人的斗争。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宣啸秋目睹国民党政府内汉奸、亲日派的所作所为，让学生选读文天祥《正气歌》，以提高民族气节。民国22年，他在安庆营救宣国华时，不怕风险，为当时被捕在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柳湜寻保，使之获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长中学停办，宣啸秋任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采纳进步青年周元斌等人的建议，创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动员旬刊》，编印《战时读物》，以作宣传抗日的教材。民国27年10月，周元斌因宣传抗日遭天长县政府逮捕，宣啸秋积极营救，使之很快获释。民国29年，宣啸秋移居扬州。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利用其声望，委以天长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同年，担任安徽省参议员。民国36年回乡后，担任过天长教育会理事长，参加过伪“国大”代表的竞选(后宣布退出)，还主持过全县救济物资的分配工作。
天长解放后，宣啸秋拥护并积极支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的侄女婿王佩英是原国民党天长县特务头目，解放前夕畏罪潜逃，宣啸秋想方设法打听到他的下落，并及时向公安部门检举，将其迅速捉拿归案。为表彰宣啸秋的大义灭亲之举，行署公安局曾派人至天长向宣啸秋颁发奖状。1951年，宣啸秋以年近七旬之高龄，重新任教于炳辉中学。教学更加严谨认真，他曾自我总结：“没有缺过一堂课，没有积压过一篇作文，没有上过一次无准备的课，没有离开过学校一天。”1956年宣啸秋任炳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他曾为搜集本县的文化遗产而致函县人民委员会，提出过宝贵的意见。1957年任炳辉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8年退休后寄寓扬州，1971年逝世，终年85岁。
卜万苍
卜万苍，天长谕兴乡卜家营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在扬州长大，由江苏第五师范肄业。父亲死后，与母亲回到谕兴。民国10年(1921)母死，先依大哥生活，后变卖田产，到上海谋生。先在电料行学徒，后从中国电影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摄影师、美国侨民哥尔金学习摄影，并一同拍摄滑稽短片《饭桶》。民国13年1月，加入中华影片公司担任摄影师，为公司摄制了第一部影片《人心》。后又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制成《新人的家庭》。
民国15年，黎民伟等创办的民新影片公司由广州迁往上海，卜万苍应邀为其导演了《玉洁冰清》，这是他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影片的成功，使主角张织云一举获得了“电影皇后”桂冠，他自己也结束了摄影师的生涯。不久，卜万苍复应张石川力请，受聘为明星公司导演，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完成了《未婚妻》、《良心复活》、《挂名的夫妻》、《湖边春梦》、《美人关》等6部影片。为拍好《挂名的夫妻》，卜万苍力主公开招考女主角，并独具慧眼，大胆启用新人阮玲玉，使她后来得以成为光照影坛十余年的天才演员。
民国17年后，卜万苍先后为新人、汉伦、慧冲等小公司拍摄了《小侦探》、《矮亲家》、《两矮争风》、《父子英雄》、《歌女恨》等数部影片。他还与欧阳予倩共同创办星光影片公司，于次年拍成《同心劫》。民国19年8月，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正式组成，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制片口号。卜万苍加入其中，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桃花泣血记》、《一剪梅》、《人道》等片。这些影片虽然不乏进步因素，受到观众的欢迎，但由于中国早期电影风气所染，大都带有明显的“欧化”倾向，特别是民国21年上映的《人道》，一度受到左翼电影评论工作者的批评。
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国电影界神侠武打、卖弄大腿的面貌为之大变。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电影工作者热忱帮助和引导卜万苍走上宣传进步、革命运动的行列。特别是田汉，自卜万苍帮助他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部影片《湖边春梦》后，俩人成为艺术创作上的挚友，他对卜万苍的影响很大。民国22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卜万苍被选为执行委员。这期间，思想和创作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与田汉合作，相继推出《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的女性》、《母性之光》等进步作品。其中《三个摩登的女性》被认为是左翼电影运动首批优秀影片之一，与《狂流》等一起，被誉为“具有伟大未来性的萌芽，是对群众投掷了几颗强烈的炸弹”。《母性之光》则因其进步倾向，一度在广州等地被禁映。同年11月，所谓“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艺华公司，“警告”上海各影院不准放映田汉、沈端先、卜万苍等导演、编剧、主演的电影，“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卜万苍没有怯退，坚持为艺华公司拍摄了《黄金时代》、《凯歌》以及《新人道》等进步影片，鼓舞了群众团结抗战的志气。民国25年1月，他还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
民国26年“八一三”的炮火，烧遍了上海租界以外地区，租界成为“孤岛”，政治环境更为险恶。卜万苍坚持进步，在张善琨的新华(华新、华成)影片公司导演了《乞丐千金》、《貂婵》、《情天雪泪》、《木兰从军》、《西施》、《碧玉簪》、《苏武牧羊》、《秦良玉》、《潇湘夜雨》、《宁武关》、《相思寨》、《野蔷薇》、《家》等10余部影片，其中多数为历史题材，借古喻今，表现了爱国主义的热情。尤其是《木兰从军》，观众盛赞它“透过历史，给现阶段的中国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怎样去奋斗，怎样去争取胜利”。该片连映数十日而爆满不衰，引起极大轰动。民国30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孤岛”沦陷。卜万苍随公司先后加入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摄制了《重见光明》、《博爱》、《渔家女》及《红楼梦》等，并在成都、重庆等地导演了不少舞台剧。
民国37年，卜万苍移居香港。作为首席导演，以近两年时间、百余万元巨资，为永华电影公司拍摄了《国魂》，接着，又制成《大凉山恩仇记》。
1951年，卜万苍创办泰山影片公司，先后拍制了《女人与老虎》、《淑女图》、《妇人心》、《七姊妹》等片，并发掘和培养了石慧、葛兰、李嫱、钟情等一大批著名影星。1953年后，他还导演了《碧血黄花》、《长巷》、《苦儿流浪记》等。1963年卜万苍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赵五娘》，时已年届六旬。他从影40余年，前后拍片50余部。
息影后，卜万苍转为电视台导演。1966年，香港丽的电视台创办首次电视音乐艺术训练班，卜万苍作为导演和指导老师，发现并亲自指导培养了后来成为著名歌星的奚秀兰，使其成为风靡一时的“民歌皇后”。
1974年，卜万苍因病在香港逝世。
朱雨江
朱雨江，原名朱淞，字雨江，后以字行。天长铜城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毕业于安徽省高等农业学校。民国9年(1920)起在家乡任小学教师、校长。民国14年春，天长县政府为了增加地方封建武装的经费，在各学校开学月余后，突然宣布削减教育经费，以充军饷。全县教师义愤填膺，全县范围内掀起罢教风潮。朱雨江亦愤然辞去所任铜城小学校长之职，与政府抗争。民国15年起，担任天长县图书馆馆长。
民国16年初，朱雨江由人介绍，在南京登记加入中国国民党。民国17年起担任国民党天长县指导委员会常委。朱雨江主持指导委员会期间，发展大批国民党党员，建立健全了基层组织，还成立了各种行业工会，召开过全县党员代表大会。
民国19年秋，朱雨江及其指导委员会在地方派系的争斗中失势，指导委员会成员星散。他先去北平安徽中学任教，民国23年，转至合肥庐州中学图书馆任管理员，民国27年回天长任国民党铜城区区长。在此期间，因被县长许汉伯告以吞匿公款而入狱，后逃出监狱，安徽省政府下令通缉，朱雨江至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以后，朱雨江以开明士绅的身份被动员参加抗日工作。先在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任职，民国30年1月津浦路东参议会成立，先后担任第一、第二届参议会副参议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任职期间，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开展各项工作，争取地方知名人士回归，组织优抚优属、慰劳部队。民国31年，为打破日军对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朱雨江曾积极联络私营手工业者与新四军二师供给部联办自强卷烟厂。
民国35年，国民党军队向淮南解放区大举进攻，朱雨江在随中共党政机关北撤中掉队，辗转至南京、上海一带。民国38年上海解放前夕去山东，再度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当年7月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农林处副处长，1950年，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后任淮河工程处处长、皖北水利局副局长。1952年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54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在此前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954年中国民盟安徽省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安徽省支部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56年起任政协安徽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委。平时工作严谨，待人忠厚，注重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1978年11月14日因病于合肥去世，终年85岁。
陈从德
陈从德，天长永丰乡双庙村人，民国32年(1943)生。出身贫苦，解放后读书至高小毕业，回乡务农。平时乐以助人，村子里有些“五保”老人行动不便，陈从德成年累月地帮他们挑水。谁家盖房砌屋，总少不了陈从德帮忙。1964年，群众一致推选他当生产队会计，当会计期间，帐目清爽，每年年终分配时，陈从德都给各户送去一张清单，写清各户的出勤数、工分数及分红数，一目了然，群众们十分满意。1970年，双庙大队设立代销店，陈从德被推选为代销员，他以店为家，忠于职守，服务热情。代销店规模小，有些商品时常短缺，社员买不到的东西，即使是零星小商品，他也想方设法专门进货。
1979年7月25日，夜黑如漆，陈从德在代销店值班，10点多钟，两名抢劫犯以震耳的雷声作掩护，扳掉代销店的窗棂，钻进店内行窃。陈从德借着闪电掠过的光亮，发现了歹徒的身影，迅速起身。手持篾刀的歹徒立即以刀威胁：“把店里的钱全部交出来，否则要你的命!”遭陈从德厉声痛斥。歹徒与陈从德相持片刻，见陈从德不肯屈服，即向陈从德头部猛砍一刀，顿时五寸长的刀口鲜血飞溅。为保护公共财产不受损失，陈从德强忍伤痛，上前与歹徒夺刀，并大声呼救：“捉强盗，捉强盗！”可是雷声淹没了他的呼喊。陈从德被篾刀割伤7指，身上也多处受伤，但他以惊人的毅力与两名歹徒继续搏斗，从柜台内打到柜台外，从内屋打到外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终因负伤过重，流血过多而牺牲。黎明时分，有人在代销店外见有血从屋内流淌出来，迅速入内察看，发现陈从德已被害，全身的刀伤竟有160多处。
1980年10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追认陈从德为革命烈士，永丰公社为陈从德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
孙士宝
孙士宝，天长釜山乡漂牌村人，1965年出生于一农民家庭。从小受雷锋等英雄人物事迹的影响，乐于助人。在小学读书时，为了使同学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他每天提前到校，把教室、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学校劳动时缺少工具，他缠着家里人，硬是从父母手中夺走工具，分给同学们使用。遇到刮风下雨，他就把路远不便回家的同学留在家中食宿。每到热天，他都在自己家中烧好开水，挑到学校给同学们喝，自己却累得满头大汗。
1981年夏天，孙士宝初中毕业，回乡学做木工，他经常为村里的群众义务修理农具，随叫随到，分文不收。1982年6月，孙士宝随师傅到新街公社李坡大队做木工活，社员吴登榜得了肺病，父亲年迈体弱，妻子患重感冒恶寒发烧。当时正是栽秧大忙季节，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秧田灌满了水，不能下田栽秧，吴登榜急得直跺脚，妻子急得淌眼泪。孙士宝闻讯后，在晚上10点多钟干完木工活后，骑车赶回家，说服父母亲，让姐姐去帮忙，又连夜骑车联系同学打增援。第二天大干一天，栽完了二亩四分地的秧。1983年2月6口，本村一家失火，孙士宝第一个冲向现场，爬上房顶，切断火源，手脸均被划破。
孙士宝不仅乐于助人，心中还常想着为国家作贡献。家中的公粮，每次都是孙士宝催着缴售，从不拖延。一次，孙士宝发现自家的生猪缴售任务没完成，不顾父母反对，硬是把留着过年的一头肥猪赶到食品站出售。他做木工活回来，母亲给他做点好吃的，可他得知家中鲜蛋派购指标未完成，就再也不肯吃鸡蛋，母亲心疼儿子，直流眼泪，可也只得把鸡蛋拎去缴售。孙士宝的父亲对人说：“人家是父教子，我们家是子教父啊!”连生产队的队长也称孙士宝是队里的“名誉队长”。
1983年4月30日下午4时许，天空乌云密布，气温骤然下降。虞洼乡潘营村一个14岁的女孩蒋桂兰，坐澡盆在水库里驱赶鸭群，不慎翻盆落水。此时，正在附近做木工活的孙士宝恰巧出门，听到呼救声后，顾不得回屋招呼同伴，就拼命向300米外的出事地点飞奔而去。他一边奔跑，一边脱衣服，来到水库边，穿着来不急脱掉的衬衣和鞋袜，一头扎进4米多深的冷水中，一口气游了30多米，一把将女孩托出水面。此时女孩的棉衣已被水浸透，身子越来越沉，在水面上扑腾了几下又沉了下去。孙士宝潜入水中，再次将她托出水面，托着她向岸边奋力游去。由于急速奔跑，体力消耗过大，再加上孙士宝正患感冒，身体虚弱，被凉水一激，身体抽筋，力不能支，和蒋桂兰一同逐渐下沉。闻讯赶来的农民迅速放下鱼桶，以手作浆，向他俩划去。此时孙士宝和蒋桂兰均已耗尽气力，生死关头，孙士宝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再一次用头把蒋桂兰顶出水面，蒋桂兰在露出水面的一刹那，抓住了鱼桶，而孙士宝却再也无力浮出水面。当人们跳入水中将他打捞上岸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年仅18岁。
5月3日，釜山、虞洼两个乡的1000多名男女老少为孙士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共青团天长县委作出在全县青少年中开展向孙士宝学习的决定，共青团滁县地委授予孙士宝为“舍己救人的优秀青年”称号。6月21日，共青团安徽省委根据他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吴铸人
吴铸人。原名寿金，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生于安徽盱眙县(今属江苏)大通镇(今属天长县)一地主家庭。父亲系前清秀才。吴铸人少年时代于天长县官立高等小学毕业，又就读于盱眙第九中学、芜湖中学等，后毕业于北京大学。
民国13年(1924)，吴铸人在北平参加“中山主义实践社”，为骨干分子，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中山主义实践社”是中国国民党在北平青年学生中的外围组织，大革命时期，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以后其成员迅速分化，民国16年以后，大部分成员均为蒋介石统治集团服务。
民国16年，吴铸人任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同时任私立大同中学校长。民国17年，吴铸人任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长。民国18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山主义实践社的成员与蒋介石的派系发生矛盾，吴铸人被迫于民国19年赴英国留学，获牛津大学农业经济硕士学位。回国后，投入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民国24年曾任江苏省政府经济视察员。“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奉命去扬州用欺骗手段平息扬州学潮。民国25年服务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陈果夫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处长，执掌国民党的人事大权，吴铸人为该处第九组组长，负责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学员的通讯、调查。民国33年，陈果夫建议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设立高级班，调训国民党党政机关的高级职员，借以拉拢力量，网罗亲信，并派吴铸人为高级班学生通讯处处长，让他根据各地区学员分布情况，组织高级班毕业学员通讯组，定期集会、汇报。这种通讯组织规模庞大，布置严密，是CC派控制人事的特务网络。民国34年第三处撤销，通讯组织系统移交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同年5月，吴铸人作为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代表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经济组成员，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列席了国民党六届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中央全会。在民国35年3月的六届二次和民国36年3月的六届三次中央全会上为组织审查委员会委员。
民国35年，吴铸人作为中央派系势力代表，参加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的竞选。与代表地方实力派的前任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争夺激烈。在“中统”势力的支持下，吴铸人当选为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此后，吴铸人在北平即与许惠东明争暗斗。吴铸人上台后，利用以前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学员的关系，网罗亲信。同时利用手下的“中统”力量，积极反对共产党。民国37年组织建立了“清共先锋队”，并多次组织反对共产党的游行示威。民国35年4月，北平市出现了由进步势力组成的“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开展斗争。协进会决定于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讲演会，揭露国民党不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同意单方面召开“国大”的非法性。吴铸人迅速召集各区党部负责人联席会议，部署警察、宪兵和“三青团”特务冲击会场，打伤进步教授陈谨昆，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音乐堂事件”。同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女大学生沈崇被两名美国水兵强奸的“沈崇事件”，北平学生和各界人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吴铸人以共产党员黄华(时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在游行队伍中担任指挥一事为口实，胁迫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写报告向军事调处执行部抗议，后遭执行部共产党代表叶剑英的严词痛斥。吴铸人在北平期间，还主办过《周论》杂志，经营过一个农场。
民国37年，吴铸人当选为伪国民代表大会立法委员。当时围绕总统、副总统选举，国民党内各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宗仁和孙科是副总统的竞争者，孙科得到CC派的支持，又有蒋介石撑腰，吴铸人虽然身为CC派成员，不得不支持孙科，但暗中仍为李宗仁介绍选票。当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吴铸人辞去市党部主任委员之职去台湾。在台湾期间，吴铸人仍为“立法委员”，1984年逝世。
郁国城
郁国城，原名鹄城，字志鸿，著名硅酸盐专家。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生于天长县城一地主家庭。民国18年(1929)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任汉口商品检验局技术员。民国19年至民国21年任天长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兼师资养成所所长。民国21年留学德国，先后在德来斯登工业大学、汉努佛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民国26年毕业于德国布来斯工业大学化学系，获工学博士学位。当年4月，满怀报效祖国之心回国，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次年10月任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工程师和研究所长，民国30年12月任重庆耐火材料厂厂长。在此期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想通过兴办实业为祖国效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郁国城于民国34年11月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派往东北任接收委员。眼见大批接收大员鲸吞敌伪财物，掠夺人民财产，造成工厂停工，物价飞涨，郁国城对国民党及其政府产生了怀疑，他后来曾对人说：“国民党垮就垮在腐败上”。民国35年郁国城任当时国内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辽宁水泥公司经理，民国37年12月又担任资源委员会水泥资源调查团主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水泥业务委员等。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胁迫资源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去台湾，但郁国城已认清国民党的本质，决心留在大陆从事自己热爱的耐火材料研究。
全国解放后，郁国城在国家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1952年调至北京钢铁研究院。1962年到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工作，准备系统全面地开展耐火材料基础理论研究，组成了研究组，配置了有关设备。1966年冶金部在洛阳建耐火材料研究所，郁国城将科研组和部分设备带到洛阳，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正当郁国城埋头钻研之际，“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降临，他在一夜之间变成“反动学术权威”，并因其在国民政府任过职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郁国城为人耿直，脾气倔犟，对此难以接受，被从家中赶出，住进一间小工棚，每天打扫厕所。其书籍、资料则被查抄散失。
1978年，郁国城得以平反，研究所重新为他配备助手，添置设备。此时的郁国城虽年届七旬，但决心抓紧研究，希望在有生之年把我国的硅酸盐研究水平提高一步。晚年他主要从事指导转炉炉渣对炉衬侵蚀机理和氧化物烧结机理课题的研究，他的“氧化镁双空位与烧结机理研究”被国家科委定为硅酸盐工学学科规划中的重点项目。郁国城治学严谨，待人平等，即使在自己的助手、学生面前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平时十分注意国内外研究界的新动向。生前收集了大量资料，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水平。他眼界开阔，力图以物理学来研究发展硅酸盐，对当代有关的科学知识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对一些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的研究课题，提出了大胆的设想。
郁国城一生撰写各类学术论文40余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1978年起，他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整理为《碱性耐火材料理论基础》一书(1982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5年因患前列腺炎，经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7岁。逝世前两天，仍在关心研究工作的进展。在病床上请前来探望的同志帮助查找资料，与他指导的研究生讨论毕业论文的撰写问题。他病逝前为洛阳耐火材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国家技术二级)、中国金属学会理事、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硅酸盐学报》编委、材料科学丛书编委、中国现代冶金丛书编委、中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学术委员会顾问。生前还曾担任洛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委员会委员。郁国城逝世以后，家人遵其所嘱，将其生前购置的所有图书资料全部献给研究所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