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税收
一、税种税率
1、农业赋税
田赋明代万历前，实行两税法，有田赋、丁役、土特产贡品等，分项复杂。嘉靖二十一年(1542)，全县有官民田地112907亩，其中夏粮播种31646亩，收税麦762石；秋粮种植48243亩，收赋米2145石，随粮马草6589包。另有免赋养马田33485亩，派养种马96匹，儿马24匹；草场2538亩，收租银90两；农桑8475株，征蚕丝15.15斤，折绢12匹2丈3尺上缴。劳役负担有银差(出钱交官府雇人充役)征银384两；力差(明初规定丁口在农闲时赴官府服役，后改为出钱雇人)征银1686两，每石赋粮派征劳役银0.89两。此外，还向农民征收土特产贡品和过往官员的临时费用。漕粮和官府派养的马驹也由农民运送京都完纳，不能自运者须缴纳运费。由于赋役沉重，不少农民弃田外流。
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分别归并，按田亩计征赋粮，以赋粮摊派劳役。“土贡”、杂税、马价及其他费用均折银交纳。万历四十六年(1618)，应征收赋粮、马价军饷、里甲均徭、驿传、民壮等“一条鞭”银总额14657两，除优免外，实征10741两。“一条鞭”法简化了田赋征收手续，限制了临时赋役，较明初有所改善。
清初实行丁田分征。康熙四十五年(1706)，实征人丁数为11569。每丁征银0.215两，共征银2487两。民田79541亩，每亩征银0.29两，共征23067两；每亩征麦2合3勺，计征麦183石，征米3升1合，计征米2466石。省卫屯田128658亩，纳屯、耗、协赠等米折价加地丁等银共7916两，外卫屯田59595亩，纳银2435两，人丁和民、卫田赋合计纳银35905两，赋麦183石，赋米2466石。雍正六年(1728)丁银摊入田亩，地丁合一征收银两、粮食，合称“钱粮”。民、卫田赋合计征银31559两，征米10353石。
同治年间，本县因遭兵燹，土地荒芜，田赋大减。原有民、卫田267794亩，荒废92744亩。除因灾缓征外，合计征收民、卫田赋银14802两，比旧额少征16757两。
民国初期，沿袭地丁合一征收银两的旧制。民国3年(1914)改银两为银元计征，每两折银元2.34元，但发给农民的“粮串”上仍开列“漕项”、“电折”、“加津”、“加租”等分项银两，完纳时同正额一并折算银元，由于农民不懂算法，钱粮柜柜书和各乡册书借此欺诈，加重农民负担。民国12年全县实有民、卫熟田283057亩，征收田赋银元91193元，其中民田亩征0.91元，省卫田亩征0.18元，外卫田亩征0.15元，并卫田亩征0.14元。民国18年县政府印发《科征准则》，将以两改元的算法公布于众，意在方便农民，但承办人仍照旧例，并未执行。民国23年县长陶俊彻底废两改元，将缴粮通知单和钱粮串上的正附税都以元、角、分算好写清，经办人难以欺诈，农民称善。
民国29年伪县自治委员会成立田赋经征处，由于日伪政权仅占据县城和少数据点，只能靠扫荡时抢掠和在沦陷区武力强征粮食。
在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分午秋两季征收救国公粮和田赋，总征率为粮食产量的5％。救国公粮3％，出租田由地主负担2％，佃户负担1％，民国31年秋改为三七分租，佃七主三；田赋征2％，由地主、自耕农负担。当年午季征粮8067石，秋季征粮16031石。
民国36年国民党县政府依照民国30年安徽省政府规定，改征收货币为征收实物，按旧串赋额每元征稻24.5公斤，另加省、县级公粮，每元征稻4.75公斤(县1.75公斤，省3公斤)，每元实征稻29.25公斤，每亩熟田征稻26.5公斤，县、省公粮附加在外，民国37年天长即将解放，县政府先后三次降低赋率，由每元征稻24.5公斤，降至21公斤，再降至14公斤、6.5公斤，并在部分地区施行预征。杨村乡板棚保87户农民，旧串赋额294元，除征收民国37年赋粮外，并预征次年赋粮，每元征稻50余公斤。
民国37年，县人民政府也征收公粮田赋(粮赋合一)，夏粮征收标准是：游击基地按实产量征收12％；游击区按估产征收7％有游击队活动的国统区，按估产征收3％—5％，或采取包征办法。秋粮征收标准是：铜城以北的老解放区田亩评为甲、乙、内、丁、戊五等，最高等级每亩征稻27.5公斤，最低等级2.5公斤，其余地区每亩征稻8.5—13.5公斤。每征1公斤赋粮随征0.5公斤公草。赋粮以实物为主，游击地区缴粮不便，可按当地的市价折征代金，当年赋粮共征收大米21.1万公斤，稻谷61.6万公斤，小麦4150公斤，公草12.1万公斤，公逆产收入折成大米6220公斤，稻谷41.2万公斤，黄豆2857.5公斤。另外，为解决前线的军粮急需，向农民借大米、小麦11.4万公斤。
民国38年春，为支援全国解放，对新收复区补征上年秋季公粮田赋，征率为产量的12％，每公斤赋粮随征1公斤公草，除因灾免缓，共补征大米46.59万公斤，小麦118.3万公斤、公草12.08万公斤。
农业税建国后，田赋、公粮统称农业税，是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建国初期，农村中地主富农经济占相当比重，为限制剥削，农业税征收采取了差额较大的累进税制，税率按人均收获量确定，人均7.5—62公斤免征，62.5—500公斤征3％—28％，500.5—750公斤征29％—44％，750.5—1000公斤征45％—60％。当年征收入库粮食1106.5万公斤。
1952年，全县完成上地改革，实行有免征点的24级累进税制，以农业人口人均常年产量计征。75公斤以上起征，税率最低7％，最高30％，共征收入库粮食1146万公斤。
1953年，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3年内农业税稳定在1952年实征基础上，使负担比重在生产逐渐提高的水平上逐步降低。1956年随着初、高级社的建立，以农业社为纳税单位。
1958年，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的纳税单位，改累进税制为比例税制，即依率计征，依法减免，核实征收，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最低为7％，最高为22％。1963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税实行征收到队。同时调低税率，平均税率由占常年产量的15％降为11％。
1981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虽然农户之间产量有高低，但为了保护和鼓励勤劳致富的农民，仍然实行按常产计税的比例税制。
1982年起，实行“实物计征，定价折款征收”，按照近几年正常年景各种粮食收购价，全县确定一个略低于收购牌价的价格，按分配的征收品种任务，一次定价折款到生产队，生产队分解到户，分午秋两季缴款。
几个年份农业税征收数额比较
2、工商各税
明代工商税属杂税，本县开征的税种有商税、酒税、船税、鱼鲜税、工关税、市肆门摊税(营业税)等。嘉靖二十一年，合计征收各类税钞1596锭4贯472文(每锭合5000文)。
清代和民国时期，税种增多，税目也逐渐分细。本县先后开征的主要捐税有以下几种：
牙帖税康熙六年规定牙行须到布政司领帖，征收无定额，每年交帖税银十四、五两不等。同治八年(1869)，牙帖税分等定额，规定本县一等210名，每名纳税银9钱；二等174名，每名纳税银6钱，三等70名，每名纳税银3钱。光绪二十八年(1902)，牙帖改名执照，分三等收执照捐和年税。民国以后，执照分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10年为限，执照捐和年税全收；短期1年，为小本经营，只收年税。民国22年，包商承办，分配定额为5880元，实收6050元。
契税清顺治四年(1647)，田地房产买卖典当，由进产户按契银每两纳正税银3分，耗银3厘。光绪三十年春，增至每两价银征正税银6分，耗银6厘，另收契纸费每张银1钱。民国3年，买契按价征9％，典契征6％，另收契纸费每张4角5分，注册费1角，对前清白契只验不税，每张收验契费1元，注册费1角。民国22年实征17329元。民国35年，县政府按契价征收买契6％，典契4％，交换契2％，赠契6％，分割契2％，占有契6％。并按契价收监证费1％。
牲畜、屠宰税嘉庆年间开征牲畜税，凡贸易之牲畜按价征3％；民国3年开征屠宰税，每头牛征0.60元，猪0.40元，羊0.30元。民国23年征收牲畜税4190元；屠宰税11716元。
厘金捐咸丰四年(1854)，天长设厘卡，开始是往来商货钱取其厘，收1％，后发展到3％—5％。民国元年设县厘金局。民国3年收厘捐14700元。民国20年裁厘及类似厘金的捐税。
营业税民国21年开征。物品贩卖业按营业额征0.4％—1％；物品制造业按资本额征0.4％—1.5％，民国26年，征收7937元。烟酒税，按市场3个月内平均批发价格为纳税价格，烟叶按纳税价征50％；烟丝征30％；酒类征80％。民国23年征收3000元。
货物税民国35年开征，从价计征，烟酒100％；迷信品60％；化妆品45％；糖类和麦粉25％；火柴、饮料等20％；棉纱5％；皮毛15％。纳税后，运销国内，不重征税。
县政府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警捐、户口捐、门牌捐、保甲捐、路头捐、壮丁费、路灯费、枪支费、保安费、烤火费、劳军费、客军慰问费等等，不胜枚举，人民深受其害。民国36年，石梁镇鸿泰祥粮行，全年缴纳各项捐、税、费款共150多石小麦。
县抗日民主政府从民国30年至民国34年，亦先后开征牙税、契税、屠宰税、烟酒税和货物检查税。牙税按行佣总收入征1％—2％；屠宰税按价征2％；契税按买价征6％—10％，典价征3％—5％。货物检查税分类从价计征：奢侈品征15％—30％；消费品征10％—15％；日用品征5％—10％；必需品征2％—5％；特种品(抗日民主政府不能加工生产销售出口的军工原料，如猪鬃、薄荷油等)，征50％—100％。
民国28年，日伪县政权成立地方税局和契税局，征收营业税、契税、牲畜屠宰税、蛋税、行商税和船舶装运税等。同时成立复兴事业委员会，开征复兴税，凡集市贸易的家禽、家畜、水产和农副土特产品皆征复兴税，税务人员利用税收敲诈勒索，可以随便制订税率，也可以任意加上“敌嫌”，处以罚款或没收货物。
建国以后，1949年沿用旧税法，废除其中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及特殊规定。1950年，建立新税制，全国统一的税制共14种，本县开征货物税、工商业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7种。1953年，全国工商税收改为12种，本县开征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9种。1958年，简化税制，一些税种合并或停征，至1965年，本县开征的有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6种。1973年，进一步减化税制，本县仅开征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等5种。
1983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县成立利改税办公室，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即把企业上缴的利润，改用所得税的形式上缴国家，按规定纳税后，剩余利润留归企业自行支配。当年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计40户，其中工业企业12户，商业企业23户，省管企业3户，县以下供销社1户，饮食服务业1户。1985年，国营企业全部实行利改税。开征税种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工商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工商税、国营企业奖金税和盐税共8种。
货物税1950年2月开征，应税货物分为烟酒、鞭炮及迷信品、化妆品、饮食品、纤维皮毛用品、工商品、矿产品和竹木等8大类，1958年并入工商统一税。
货物税主要品目及税率
工商业税1950年开征，含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营业税税率：1、按营业额计征1％—3％：2、按营业总收益计征6％—15％；3、按佣金收益额计征6％—15％。所得税依所得额累进计征，开始分为14个级距，后改为21个，依级征收5％—30％不等。1958年并入工商统一税。
工商所得税原为工商业税一部分，1958年列为独立税种，除上缴利润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外，对个体和集体工商业户，按利润所得额征税。各种性质的行业分别计征，税率不同。个体经济为14级全额累进，最低为7％，最高为62％；手工业社和交通运输合作社，实行8级超额累进征收，最低7％，最高55％：供销合作社实行5级累进征收。其税率如下表：
工商一税1958年开征，是原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的税种，税率为10％。工商税1973年开征，在工商统一税基础上演变而来，共分4类44个税目，其中工业类30个，交通运输类1个，农林牧水产品采购类9个，商业零售、服务及其他业务类4个，它是对流转额征收的主要税种。商品由生产到消费，经过许多流通环节，工商税只在出厂和零售时各征一次税，农产品只在采购和商业零售时各征一次税。从1984年起又划分为增值税、产品税和营业税3种。
另外，地方税原有屠宰、牲畜交易、集市交易及车船使用牌照税，除屠宰税和契税外，其他税种已陆续停征。屠宰税开始按重量从价计征12％，后改为按头计征，猪2元，羊0.3元，菜牛等大牲畜4元。1973年12月改由商业部门收购，从价计征3％，集体伙食单位和个人宰杀的从价征4％；契税原按契价征收，买契征6％，典契征3％，赠与契征6％。农业合作化以后，田地不准买卖，契税遂限于房屋买卖或转让，收入甚微，1957年起，归入其他收入项内。
工商各税收入情况二、税收附加
农业赋税附加明万历四十六年，因辽东战争军饷不足，在正税之外每亩增银7厘，称辽饷银。清初免征，但在正税银之外，增收耗银10％。民国以后，县内地方事业渐多，附加税也渐重。民国20年以前，每征正税1元，即随征附加0.94元(县政府规定附加不得超过正税100％)。民国24年，共征收田赋附加61100元。其中：自治费9847元，占16.1％；救济院、育婴堂慈善经费1880元，占3.1％；教育经费4447元，占7.3％；义教经费7000元，占11.5％；筑路公债基金3500元，占5.7％；建设费3500元，占5.7％；保安费30926元，占50.6％。合每征正税1元，附加0.93元。民国30年，按旧赋额每元征收附加(稻)10.5公斤(省保安附加1.5公斤，县公用附加3.75公斤，县绥靖附加5.25公斤)，计征收附加(稻)175万公斤。
民国38年，《炳辉县新收复区补征1948年秋季公粮田赋实施办法》规定，粮赋附加每亩征收稻0.75公斤。1950—1951年，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15％—20％。1952年，根据中央规定，不征农业税附加。1953年恢复征收，比例为正税的7％—15％。1955年比正税12％计征。1956年，根据各地常年产量，在正税的18％—35％以内确定附加比例。1957—1960年按正税的15％计征。1961年因灾免征。1962年—1963年，按正税的10％计征。1964年按正税的15％计征至今。
工商税附加民国17年以后，县政府对地方各税征收附加，附加税与正税的比例最高达100％。民国23年，契税的正税额和附加税额同为31560元。民国24年契税附加9600元，牙税附加600元，屠宰、牲畜税附加2400元。民国26年契税附加15780元，牙税附加1483元，牲畜税附加1235元，屠宰税附加26940元。民国28年契税附加11046元，牙税附加1038元，牲畜税附加865元，屠宰税附加1886元。
建国后，工商税附加，按正税1％比例征收。1963年以前，附加收入是预算外地方收入，由地方掌握使用。从1963年起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作为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但此项资金，仍是地方的机动财力，由地方统一使用。农业税附加款，主要用于农村交通、邮电和文化教育事业。工商税附加，主要用于城镇维护和消防、卫生等公益事业。
三、税收减免
农业税减免明清时代，文职吏员、乡绅和贡举生员优免赋役。据旧志载，万历四十六年，全县优免赋役银236两；清顺治年间，全县绅衿优免赋役银4266两，而本县官吏却将优免银摊派在农户头上，虚报优免，后来户部认为数目较大，影响田赋收入，顺治十四年裁减。官吏借口优免裁减，又将原虚报的优免银摊派在田赋内征收，直至康熙十一年。在这16年中，本县农民除纳正税外，又纳重复优免银68261两。
民国以后，规定受灾田亩可以减免田赋，为官吏贪污开了方便之门。民国7年和民国8年，本县官吏虚报水旱灾，要求减免，省派勘察委员来查看，受贿后也虚报灾情，减免田赋共26921元，但大部分被官吏中饱，农民得减免者很少。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府规定：烈属全免；县以上武装的军人家属及一二等残废军人减免50％；区乡武装人员减免10％—30％；农户田在3亩以下的免征；无劳力困难产酌情减免；因天灾、收成不满七成的减免30％，不满五成的减免50％，三成以下的免征。
建国后，农业税减免分社会减免(简称社减，用以照顾困难户和鼓励垦荒)和灾情减免(简称灾减，照顾受灾减产者)，不同时期有不同办法。
建国初，继续实行解放战争时期的减免办法。1952年，安徽省政府规定，凡易垦之生荒，自有收入之年起，免税3年；难垦之生荒免税6年，垦种荒芜3年以上熟荒田地的免税2年。1956年，成立高级社，农业税由集体缴纳，取消对烈军属的农业税减免。1957年对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国营和地方国营农场免征农业税。1961年，对社员自留地和十边地免征。1962年，对受灾减产三成以上不满六成的，分别减免税额25％—75％，超过六成的免征。1978年，对无固定收益土地，按实收产量8％计征。从1979年起，实行起征点以下的减免，规定人均口粮在220—230公斤，分配收入人均50元以下的生产队减征农业税；交纳农业税后，口粮和分配收入降低到起征点以下的实行减免照顾。当年有305个生产队符合减免条件，共减免款额138万元。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减免较少。
工商税减免建国后，为照顾小商贩和集体企业，促进某些工业品的生产，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工商企业，分别作出减免规定。1950年，对于月营业额不满90元或收益额不满60元的摊贩，免征营业税。1955年以前建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减半征收所得税2年；供销合作社在建社初期，免征所得税1年。1959年9月开始，对于工厂试制新产品和利用废品、代用品作原料的产品，给予减税或免税照顾。
1978年1月1日起，对为安置待业青年而新办的集体企业(除生产销售烟、酒、糖、棉纱、鞭炮等高税率产品外)，不分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都免税3年。天长镇待业知识青年兴办的141户企业从1979—1982年，共免征工商税83万元，所得税30万元。1979年8月15日起，对新建的二轻工业和社队企业，从投产之日起，免征3年工商税和所得税，对免税期满，开始征税的企业，起征点为3000元(产值)，在起征点以下的免征。
四、税务管理
农业赋、税征收管理明初，县编造鱼鳞图册，登记田亩，随田定赋。田赋分夏秋两次征收。全县分12都，每都推里长1人，粮长3—4人，负责派役和催赋。后因新垦田亩和丁口的增加，在嘉靖和万历年间先后两次清查丈量，增收新增田亩的赋粮。
清初，沿袭明制，由吏胥催赋与征收。雍正年间采用3联串票，一联送府，一联存县，一联给花户(纳赋户)。县设钱粮柜，内分民柜(征收民田田赋)、卫柜(征收卫田田赋)和销柜(专销陈欠，代收漕米)。有柜书若干人分片负责征收，每年正、二月各地册书将土地买卖的纳粮“过割”和“并户”、“分户”等情况送交柜书登记造串，农产凭串票到柜书处纳粮。分夏秋两次征收，由地保催征，有时派武装催缴。民国23年2月改钱粮柜为田赋经征处，纳税户直接到经征处缴税款，并将原串票上的银两数改为银元数，农民称便。
民国29年至民国34年，抗日民主政府采取“划一估租，分等征收”，由乡村粮委组织农会干部和老农将村里的青田抽样估评，根据庄稼长势，划分为5等，按规定等级征收。游击地区按总田亩估算出总产量，由乡保长负责征收。
民国35年至民国36年，县政府设田粮处，将抗日战争前老串上的钱数核算成粮食数字。划分仁和、杨村、汊涧3个赋区，赋区设田粮办事处，分夏秋两季分区征收，由各保保公所发串催征，各乡公所督促检查。
民国37年，人民政府征收农业税以粮食为主，边区和游击区缴粮不便，按当地粮价折征代金，在开征前，区、乡成立征粮委员会，村成立评议委员会，估看收获量后，参照老串，经评议定出纳税等级，造册报乡，集中到区填写串票，按串缴粮。边区以一个组或一个村庄为单位，由各户自报田亩和产量，抽样估评后，定出缴粮数额，确定时间，突击征收。
建国初期，逐户查田评产，参照旧粮串等级，分夏秋两季以户征收。由区、乡财粮助理员负责征收工作。1951年，两次清查“黑田”，调整个别产量与划拨过户工作，共查出“黑田”7万多亩。1952年，在查实田亩产量的基础上，推行常年亩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实行差额较小的全额累进制。1954年起，初级社分户依率计征，高级社以社为单位计征，粮办员同农业社会计统一结算。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以社实行包产计税，以率计征，以法减免，以生产大队为纳税单位。1961年改以生产队为纳税单位，大队会计集中同公社粮办员结算。1965年，安徽省财政厅农业税负担调查组对本县汊涧区15个生产队农业税负担进行调查，基本合理，对个别队负担作了调整。1977年5月县成立农业税负担调整领导组，解决农业税畸轻畸重问题。1978年3月调增平安公社1.5万公斤，大通公社0.65万公斤，秦栏公社0.35万公斤；调减石梁公社1.5万公斤，龙集公社0.65万公斤，新街公社0.25万公斤。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从1982年改以生产队纳税为以户纳税，征购包干任务不变，公粮部分作购粮处理，实行“实物计算，定价折款，征收代金”，公社(乡)财办员按分配的征收实物任务定价折款计算到生产队，生产队分算到各户，各户到粮站缴纳，在征收季节，生产大队(村)和生产队(组)干部投入催征，会计具体负责检查、结算。
工商务税征收管理明初，本县设商税局，主要征收商税、工关税、市肆门摊税(营业税)。起初无税目，税官对通过关口和市场交易的货物任意征税。景泰年间，订出税目，以目征收。后商税局撤销，由县衙户房代收。清代，工商各税皆订出税率，印发或出榜公布。民国年间，多数税种采取划地区定额承包的征收方法，承包人可以委托征收员征收。征收人员为有利可图，所收税款均超出承包额。民国22年，牙帖税承包额5880元，实收6050元；牲屠两税承包额5170元，实收14320元。
民国29年至民国34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铜城、汊涧等地设立货物检查所，区分税种，采取不同的征管方法，驻点征收。营业税分季度征收，每季度终了5日内工商业户向征收机关据实申报本季度营业额或资本额，季终10日后开始征收。营业额和资本较大的工商户建立进销货物簿和现金收付逐日流水簿，供征收机关核查，屠宰税定额按月征收。在小关、西新街(虞洼)、杨村、谕兴、官桥等边区设货物检查流动组，设卡或流动征收，主要征收进出口货物税，已税货物发给税票，加盖查验戳后，在根据地流通不重征税。斗争严峻时，以武装配合征收。在高邮湖上建立武装缉私队，查缉违禁、走私和偷税货物。
1949年，税务部门对本县工商业的类别、资本额和经营情况进行调查，配合市场管理了解外来商贩经营品种和集市贸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征管方法。对本县固定工商业户分任务，驻点或定期巡回征收，对外来的行商摊贩，在集期流动征收，并委托市场管理员代征交易税。1950年至1956年，按“区别税种、区别公私经济、公简私繁”的原则进行征收。工商业税征收管理方法是：小摊贩、手工业及季节性商业户等，实行定税额按月或按季度征收；国营、集体企业及从国营公司或供销社进货，账务比较健全的私人企业实行查账征收；账务不健全的私营工商业户，由税务所、工商联代表和各行业代表组成评议组，各户自报资本额、营业额和所得额，经评议组评议审定，根据评定结果依率计征。屠宰、交易、货物等各税，分别采取屠户代征、乡政府代管，指定交易所代征，收购单位统一缴纳，税务部门查征和查核产量，定期征收，起运时先征税后放行等征收管理方法。
1956年以后，对国营、集体和合作企业等纳税户，按商品名称、税目、时间、数额、税率等内容，订立纳税鉴定，对小商小贩实行定期定额征收，农村实行分片包干、驻点或巡回征收。
1958年，放松税收管理，各种账、表、册和纳税鉴定制度受到严重影响，1961年以后逐渐恢复。
1966年至1971年，税务工作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影响税收。1972年以后加强了征收管理工作，进行税收大检查。1972年，滁县地区财税局税收会查组对本县12个公社58个纳税企业户进行检查，其中有45户偷、漏、拖欠税款28.3万元。接着县财税局组织各税所对社队开展纳税自查，共检查86个纳税企业，都有问题，共偷、漏、拖欠税款12.43万元，当年共追缴入库14.3万元。1973年开展了落实税收政策大检查，深入到全县32个社镇，254个大队，2484个生产队，共检查425个国营和社队工商企业，查补入库税款32.1万元，查补入库屠宰税款2.2万元。1976年，全县开展了税收联查，共检查58户企业，补税30.05万元，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教育、处理，税收管理逐渐正常起来。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增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活跃繁荣。税务部门对个体工商业户潜在的税源估计不足，实征税收只占应征数的30％左右，不少个体户只应付性地缴纳少量的“人情税”、“良心税”，个别工商户抗税不缴。社队企业也有拖欠税款现象。为做好税收征管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规定：国营和集体企业应及时足额缴纳税款，不准挤税增利，逾期不纳税者，按章收滞纳金；个体工商业户实行进货(料)登记和建账建证，使用统一发货票，禁止使用非法票证；对偷漏税和抗税者，给以批评教育，罚款或刑事处分。为增强纳税人的税法观念，依法纳税，先后举办了63期依法纳税学习班，参加学习9342人次，共补缴税款67.3万元。税务部门还本着“信誉第一，择优投放，定期归还，超期收违约金”的办法，投放税务生产周转金，以资促产增收，培养税源。1979年至1985年，投放余额为95.5万元，使企业增加年产值300余万元，增加利润80余万元，为国家多提供税收40余万元。
1、农业赋税
田赋明代万历前，实行两税法，有田赋、丁役、土特产贡品等，分项复杂。嘉靖二十一年(1542)，全县有官民田地112907亩，其中夏粮播种31646亩，收税麦762石；秋粮种植48243亩，收赋米2145石，随粮马草6589包。另有免赋养马田33485亩，派养种马96匹，儿马24匹；草场2538亩，收租银90两；农桑8475株，征蚕丝15.15斤，折绢12匹2丈3尺上缴。劳役负担有银差(出钱交官府雇人充役)征银384两；力差(明初规定丁口在农闲时赴官府服役，后改为出钱雇人)征银1686两，每石赋粮派征劳役银0.89两。此外，还向农民征收土特产贡品和过往官员的临时费用。漕粮和官府派养的马驹也由农民运送京都完纳，不能自运者须缴纳运费。由于赋役沉重，不少农民弃田外流。
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分别归并，按田亩计征赋粮，以赋粮摊派劳役。“土贡”、杂税、马价及其他费用均折银交纳。万历四十六年(1618)，应征收赋粮、马价军饷、里甲均徭、驿传、民壮等“一条鞭”银总额14657两，除优免外，实征10741两。“一条鞭”法简化了田赋征收手续，限制了临时赋役，较明初有所改善。
清初实行丁田分征。康熙四十五年(1706)，实征人丁数为11569。每丁征银0.215两，共征银2487两。民田79541亩，每亩征银0.29两，共征23067两；每亩征麦2合3勺，计征麦183石，征米3升1合，计征米2466石。省卫屯田128658亩，纳屯、耗、协赠等米折价加地丁等银共7916两，外卫屯田59595亩，纳银2435两，人丁和民、卫田赋合计纳银35905两，赋麦183石，赋米2466石。雍正六年(1728)丁银摊入田亩，地丁合一征收银两、粮食，合称“钱粮”。民、卫田赋合计征银31559两，征米10353石。
同治年间，本县因遭兵燹，土地荒芜，田赋大减。原有民、卫田267794亩，荒废92744亩。除因灾缓征外，合计征收民、卫田赋银14802两，比旧额少征16757两。
民国初期，沿袭地丁合一征收银两的旧制。民国3年(1914)改银两为银元计征，每两折银元2.34元，但发给农民的“粮串”上仍开列“漕项”、“电折”、“加津”、“加租”等分项银两，完纳时同正额一并折算银元，由于农民不懂算法，钱粮柜柜书和各乡册书借此欺诈，加重农民负担。民国12年全县实有民、卫熟田283057亩，征收田赋银元91193元，其中民田亩征0.91元，省卫田亩征0.18元，外卫田亩征0.15元，并卫田亩征0.14元。民国18年县政府印发《科征准则》，将以两改元的算法公布于众，意在方便农民，但承办人仍照旧例，并未执行。民国23年县长陶俊彻底废两改元，将缴粮通知单和钱粮串上的正附税都以元、角、分算好写清，经办人难以欺诈，农民称善。
民国29年伪县自治委员会成立田赋经征处，由于日伪政权仅占据县城和少数据点，只能靠扫荡时抢掠和在沦陷区武力强征粮食。
在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分午秋两季征收救国公粮和田赋，总征率为粮食产量的5％。救国公粮3％，出租田由地主负担2％，佃户负担1％，民国31年秋改为三七分租，佃七主三；田赋征2％，由地主、自耕农负担。当年午季征粮8067石，秋季征粮16031石。
民国36年国民党县政府依照民国30年安徽省政府规定，改征收货币为征收实物，按旧串赋额每元征稻24.5公斤，另加省、县级公粮，每元征稻4.75公斤(县1.75公斤，省3公斤)，每元实征稻29.25公斤，每亩熟田征稻26.5公斤，县、省公粮附加在外，民国37年天长即将解放，县政府先后三次降低赋率，由每元征稻24.5公斤，降至21公斤，再降至14公斤、6.5公斤，并在部分地区施行预征。杨村乡板棚保87户农民，旧串赋额294元，除征收民国37年赋粮外，并预征次年赋粮，每元征稻50余公斤。
民国37年，县人民政府也征收公粮田赋(粮赋合一)，夏粮征收标准是：游击基地按实产量征收12％；游击区按估产征收7％有游击队活动的国统区，按估产征收3％—5％，或采取包征办法。秋粮征收标准是：铜城以北的老解放区田亩评为甲、乙、内、丁、戊五等，最高等级每亩征稻27.5公斤，最低等级2.5公斤，其余地区每亩征稻8.5—13.5公斤。每征1公斤赋粮随征0.5公斤公草。赋粮以实物为主，游击地区缴粮不便，可按当地的市价折征代金，当年赋粮共征收大米21.1万公斤，稻谷61.6万公斤，小麦4150公斤，公草12.1万公斤，公逆产收入折成大米6220公斤，稻谷41.2万公斤，黄豆2857.5公斤。另外，为解决前线的军粮急需，向农民借大米、小麦11.4万公斤。
民国38年春，为支援全国解放，对新收复区补征上年秋季公粮田赋，征率为产量的12％，每公斤赋粮随征1公斤公草，除因灾免缓，共补征大米46.59万公斤，小麦118.3万公斤、公草12.08万公斤。
农业税建国后，田赋、公粮统称农业税，是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建国初期，农村中地主富农经济占相当比重，为限制剥削，农业税征收采取了差额较大的累进税制，税率按人均收获量确定，人均7.5—62公斤免征，62.5—500公斤征3％—28％，500.5—750公斤征29％—44％，750.5—1000公斤征45％—60％。当年征收入库粮食1106.5万公斤。
1952年，全县完成上地改革，实行有免征点的24级累进税制，以农业人口人均常年产量计征。75公斤以上起征，税率最低7％，最高30％，共征收入库粮食1146万公斤。
1953年，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3年内农业税稳定在1952年实征基础上，使负担比重在生产逐渐提高的水平上逐步降低。1956年随着初、高级社的建立，以农业社为纳税单位。
1958年，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的纳税单位，改累进税制为比例税制，即依率计征，依法减免，核实征收，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最低为7％，最高为22％。1963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税实行征收到队。同时调低税率，平均税率由占常年产量的15％降为11％。
1981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虽然农户之间产量有高低，但为了保护和鼓励勤劳致富的农民，仍然实行按常产计税的比例税制。
1982年起，实行“实物计征，定价折款征收”，按照近几年正常年景各种粮食收购价，全县确定一个略低于收购牌价的价格，按分配的征收品种任务，一次定价折款到生产队，生产队分解到户，分午秋两季缴款。
几个年份农业税征收数额比较
2、工商各税
明代工商税属杂税，本县开征的税种有商税、酒税、船税、鱼鲜税、工关税、市肆门摊税(营业税)等。嘉靖二十一年，合计征收各类税钞1596锭4贯472文(每锭合5000文)。
清代和民国时期，税种增多，税目也逐渐分细。本县先后开征的主要捐税有以下几种：
牙帖税康熙六年规定牙行须到布政司领帖，征收无定额，每年交帖税银十四、五两不等。同治八年(1869)，牙帖税分等定额，规定本县一等210名，每名纳税银9钱；二等174名，每名纳税银6钱，三等70名，每名纳税银3钱。光绪二十八年(1902)，牙帖改名执照，分三等收执照捐和年税。民国以后，执照分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10年为限，执照捐和年税全收；短期1年，为小本经营，只收年税。民国22年，包商承办，分配定额为5880元，实收6050元。
契税清顺治四年(1647)，田地房产买卖典当，由进产户按契银每两纳正税银3分，耗银3厘。光绪三十年春，增至每两价银征正税银6分，耗银6厘，另收契纸费每张银1钱。民国3年，买契按价征9％，典契征6％，另收契纸费每张4角5分，注册费1角，对前清白契只验不税，每张收验契费1元，注册费1角。民国22年实征17329元。民国35年，县政府按契价征收买契6％，典契4％，交换契2％，赠契6％，分割契2％，占有契6％。并按契价收监证费1％。
牲畜、屠宰税嘉庆年间开征牲畜税，凡贸易之牲畜按价征3％；民国3年开征屠宰税，每头牛征0.60元，猪0.40元，羊0.30元。民国23年征收牲畜税4190元；屠宰税11716元。
厘金捐咸丰四年(1854)，天长设厘卡，开始是往来商货钱取其厘，收1％，后发展到3％—5％。民国元年设县厘金局。民国3年收厘捐14700元。民国20年裁厘及类似厘金的捐税。
营业税民国21年开征。物品贩卖业按营业额征0.4％—1％；物品制造业按资本额征0.4％—1.5％，民国26年，征收7937元。烟酒税，按市场3个月内平均批发价格为纳税价格，烟叶按纳税价征50％；烟丝征30％；酒类征80％。民国23年征收3000元。
货物税民国35年开征，从价计征，烟酒100％；迷信品60％；化妆品45％；糖类和麦粉25％；火柴、饮料等20％；棉纱5％；皮毛15％。纳税后，运销国内，不重征税。
县政府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警捐、户口捐、门牌捐、保甲捐、路头捐、壮丁费、路灯费、枪支费、保安费、烤火费、劳军费、客军慰问费等等，不胜枚举，人民深受其害。民国36年，石梁镇鸿泰祥粮行，全年缴纳各项捐、税、费款共150多石小麦。
县抗日民主政府从民国30年至民国34年，亦先后开征牙税、契税、屠宰税、烟酒税和货物检查税。牙税按行佣总收入征1％—2％；屠宰税按价征2％；契税按买价征6％—10％，典价征3％—5％。货物检查税分类从价计征：奢侈品征15％—30％；消费品征10％—15％；日用品征5％—10％；必需品征2％—5％；特种品(抗日民主政府不能加工生产销售出口的军工原料，如猪鬃、薄荷油等)，征50％—100％。
民国28年，日伪县政权成立地方税局和契税局，征收营业税、契税、牲畜屠宰税、蛋税、行商税和船舶装运税等。同时成立复兴事业委员会，开征复兴税，凡集市贸易的家禽、家畜、水产和农副土特产品皆征复兴税，税务人员利用税收敲诈勒索，可以随便制订税率，也可以任意加上“敌嫌”，处以罚款或没收货物。
建国以后，1949年沿用旧税法，废除其中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及特殊规定。1950年，建立新税制，全国统一的税制共14种，本县开征货物税、工商业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7种。1953年，全国工商税收改为12种，本县开征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9种。1958年，简化税制，一些税种合并或停征，至1965年，本县开征的有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6种。1973年，进一步减化税制，本县仅开征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等5种。
1983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县成立利改税办公室，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即把企业上缴的利润，改用所得税的形式上缴国家，按规定纳税后，剩余利润留归企业自行支配。当年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计40户，其中工业企业12户，商业企业23户，省管企业3户，县以下供销社1户，饮食服务业1户。1985年，国营企业全部实行利改税。开征税种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工商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工商税、国营企业奖金税和盐税共8种。
货物税1950年2月开征，应税货物分为烟酒、鞭炮及迷信品、化妆品、饮食品、纤维皮毛用品、工商品、矿产品和竹木等8大类，1958年并入工商统一税。
货物税主要品目及税率
工商业税1950年开征，含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营业税税率：1、按营业额计征1％—3％：2、按营业总收益计征6％—15％；3、按佣金收益额计征6％—15％。所得税依所得额累进计征，开始分为14个级距，后改为21个，依级征收5％—30％不等。1958年并入工商统一税。
工商所得税原为工商业税一部分，1958年列为独立税种，除上缴利润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外，对个体和集体工商业户，按利润所得额征税。各种性质的行业分别计征，税率不同。个体经济为14级全额累进，最低为7％，最高为62％；手工业社和交通运输合作社，实行8级超额累进征收，最低7％，最高55％：供销合作社实行5级累进征收。其税率如下表：
工商一税1958年开征，是原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的税种，税率为10％。工商税1973年开征，在工商统一税基础上演变而来，共分4类44个税目，其中工业类30个，交通运输类1个，农林牧水产品采购类9个，商业零售、服务及其他业务类4个，它是对流转额征收的主要税种。商品由生产到消费，经过许多流通环节，工商税只在出厂和零售时各征一次税，农产品只在采购和商业零售时各征一次税。从1984年起又划分为增值税、产品税和营业税3种。
另外，地方税原有屠宰、牲畜交易、集市交易及车船使用牌照税，除屠宰税和契税外，其他税种已陆续停征。屠宰税开始按重量从价计征12％，后改为按头计征，猪2元，羊0.3元，菜牛等大牲畜4元。1973年12月改由商业部门收购，从价计征3％，集体伙食单位和个人宰杀的从价征4％；契税原按契价征收，买契征6％，典契征3％，赠与契征6％。农业合作化以后，田地不准买卖，契税遂限于房屋买卖或转让，收入甚微，1957年起，归入其他收入项内。
工商各税收入情况二、税收附加
农业赋税附加明万历四十六年，因辽东战争军饷不足，在正税之外每亩增银7厘，称辽饷银。清初免征，但在正税银之外，增收耗银10％。民国以后，县内地方事业渐多，附加税也渐重。民国20年以前，每征正税1元，即随征附加0.94元(县政府规定附加不得超过正税100％)。民国24年，共征收田赋附加61100元。其中：自治费9847元，占16.1％；救济院、育婴堂慈善经费1880元，占3.1％；教育经费4447元，占7.3％；义教经费7000元，占11.5％；筑路公债基金3500元，占5.7％；建设费3500元，占5.7％；保安费30926元，占50.6％。合每征正税1元，附加0.93元。民国30年，按旧赋额每元征收附加(稻)10.5公斤(省保安附加1.5公斤，县公用附加3.75公斤，县绥靖附加5.25公斤)，计征收附加(稻)175万公斤。
民国38年，《炳辉县新收复区补征1948年秋季公粮田赋实施办法》规定，粮赋附加每亩征收稻0.75公斤。1950—1951年，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15％—20％。1952年，根据中央规定，不征农业税附加。1953年恢复征收，比例为正税的7％—15％。1955年比正税12％计征。1956年，根据各地常年产量，在正税的18％—35％以内确定附加比例。1957—1960年按正税的15％计征。1961年因灾免征。1962年—1963年，按正税的10％计征。1964年按正税的15％计征至今。
工商税附加民国17年以后，县政府对地方各税征收附加，附加税与正税的比例最高达100％。民国23年，契税的正税额和附加税额同为31560元。民国24年契税附加9600元，牙税附加600元，屠宰、牲畜税附加2400元。民国26年契税附加15780元，牙税附加1483元，牲畜税附加1235元，屠宰税附加26940元。民国28年契税附加11046元，牙税附加1038元，牲畜税附加865元，屠宰税附加1886元。
建国后，工商税附加，按正税1％比例征收。1963年以前，附加收入是预算外地方收入，由地方掌握使用。从1963年起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作为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但此项资金，仍是地方的机动财力，由地方统一使用。农业税附加款，主要用于农村交通、邮电和文化教育事业。工商税附加，主要用于城镇维护和消防、卫生等公益事业。
三、税收减免
农业税减免明清时代，文职吏员、乡绅和贡举生员优免赋役。据旧志载，万历四十六年，全县优免赋役银236两；清顺治年间，全县绅衿优免赋役银4266两，而本县官吏却将优免银摊派在农户头上，虚报优免，后来户部认为数目较大，影响田赋收入，顺治十四年裁减。官吏借口优免裁减，又将原虚报的优免银摊派在田赋内征收，直至康熙十一年。在这16年中，本县农民除纳正税外，又纳重复优免银68261两。
民国以后，规定受灾田亩可以减免田赋，为官吏贪污开了方便之门。民国7年和民国8年，本县官吏虚报水旱灾，要求减免，省派勘察委员来查看，受贿后也虚报灾情，减免田赋共26921元，但大部分被官吏中饱，农民得减免者很少。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府规定：烈属全免；县以上武装的军人家属及一二等残废军人减免50％；区乡武装人员减免10％—30％；农户田在3亩以下的免征；无劳力困难产酌情减免；因天灾、收成不满七成的减免30％，不满五成的减免50％，三成以下的免征。
建国后，农业税减免分社会减免(简称社减，用以照顾困难户和鼓励垦荒)和灾情减免(简称灾减，照顾受灾减产者)，不同时期有不同办法。
建国初，继续实行解放战争时期的减免办法。1952年，安徽省政府规定，凡易垦之生荒，自有收入之年起，免税3年；难垦之生荒免税6年，垦种荒芜3年以上熟荒田地的免税2年。1956年，成立高级社，农业税由集体缴纳，取消对烈军属的农业税减免。1957年对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国营和地方国营农场免征农业税。1961年，对社员自留地和十边地免征。1962年，对受灾减产三成以上不满六成的，分别减免税额25％—75％，超过六成的免征。1978年，对无固定收益土地，按实收产量8％计征。从1979年起，实行起征点以下的减免，规定人均口粮在220—230公斤，分配收入人均50元以下的生产队减征农业税；交纳农业税后，口粮和分配收入降低到起征点以下的实行减免照顾。当年有305个生产队符合减免条件，共减免款额138万元。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减免较少。
工商税减免建国后，为照顾小商贩和集体企业，促进某些工业品的生产，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工商企业，分别作出减免规定。1950年，对于月营业额不满90元或收益额不满60元的摊贩，免征营业税。1955年以前建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减半征收所得税2年；供销合作社在建社初期，免征所得税1年。1959年9月开始，对于工厂试制新产品和利用废品、代用品作原料的产品，给予减税或免税照顾。
1978年1月1日起，对为安置待业青年而新办的集体企业(除生产销售烟、酒、糖、棉纱、鞭炮等高税率产品外)，不分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都免税3年。天长镇待业知识青年兴办的141户企业从1979—1982年，共免征工商税83万元，所得税30万元。1979年8月15日起，对新建的二轻工业和社队企业，从投产之日起，免征3年工商税和所得税，对免税期满，开始征税的企业，起征点为3000元(产值)，在起征点以下的免征。
四、税务管理
农业赋、税征收管理明初，县编造鱼鳞图册，登记田亩，随田定赋。田赋分夏秋两次征收。全县分12都，每都推里长1人，粮长3—4人，负责派役和催赋。后因新垦田亩和丁口的增加，在嘉靖和万历年间先后两次清查丈量，增收新增田亩的赋粮。
清初，沿袭明制，由吏胥催赋与征收。雍正年间采用3联串票，一联送府，一联存县，一联给花户(纳赋户)。县设钱粮柜，内分民柜(征收民田田赋)、卫柜(征收卫田田赋)和销柜(专销陈欠，代收漕米)。有柜书若干人分片负责征收，每年正、二月各地册书将土地买卖的纳粮“过割”和“并户”、“分户”等情况送交柜书登记造串，农产凭串票到柜书处纳粮。分夏秋两次征收，由地保催征，有时派武装催缴。民国23年2月改钱粮柜为田赋经征处，纳税户直接到经征处缴税款，并将原串票上的银两数改为银元数，农民称便。
民国29年至民国34年，抗日民主政府采取“划一估租，分等征收”，由乡村粮委组织农会干部和老农将村里的青田抽样估评，根据庄稼长势，划分为5等，按规定等级征收。游击地区按总田亩估算出总产量，由乡保长负责征收。
民国35年至民国36年，县政府设田粮处，将抗日战争前老串上的钱数核算成粮食数字。划分仁和、杨村、汊涧3个赋区，赋区设田粮办事处，分夏秋两季分区征收，由各保保公所发串催征，各乡公所督促检查。
民国37年，人民政府征收农业税以粮食为主，边区和游击区缴粮不便，按当地粮价折征代金，在开征前，区、乡成立征粮委员会，村成立评议委员会，估看收获量后，参照老串，经评议定出纳税等级，造册报乡，集中到区填写串票，按串缴粮。边区以一个组或一个村庄为单位，由各户自报田亩和产量，抽样估评后，定出缴粮数额，确定时间，突击征收。
建国初期，逐户查田评产，参照旧粮串等级，分夏秋两季以户征收。由区、乡财粮助理员负责征收工作。1951年，两次清查“黑田”，调整个别产量与划拨过户工作，共查出“黑田”7万多亩。1952年，在查实田亩产量的基础上，推行常年亩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实行差额较小的全额累进制。1954年起，初级社分户依率计征，高级社以社为单位计征，粮办员同农业社会计统一结算。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以社实行包产计税，以率计征，以法减免，以生产大队为纳税单位。1961年改以生产队为纳税单位，大队会计集中同公社粮办员结算。1965年，安徽省财政厅农业税负担调查组对本县汊涧区15个生产队农业税负担进行调查，基本合理，对个别队负担作了调整。1977年5月县成立农业税负担调整领导组，解决农业税畸轻畸重问题。1978年3月调增平安公社1.5万公斤，大通公社0.65万公斤，秦栏公社0.35万公斤；调减石梁公社1.5万公斤，龙集公社0.65万公斤，新街公社0.25万公斤。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从1982年改以生产队纳税为以户纳税，征购包干任务不变，公粮部分作购粮处理，实行“实物计算，定价折款，征收代金”，公社(乡)财办员按分配的征收实物任务定价折款计算到生产队，生产队分算到各户，各户到粮站缴纳，在征收季节，生产大队(村)和生产队(组)干部投入催征，会计具体负责检查、结算。
工商务税征收管理明初，本县设商税局，主要征收商税、工关税、市肆门摊税(营业税)。起初无税目，税官对通过关口和市场交易的货物任意征税。景泰年间，订出税目，以目征收。后商税局撤销，由县衙户房代收。清代，工商各税皆订出税率，印发或出榜公布。民国年间，多数税种采取划地区定额承包的征收方法，承包人可以委托征收员征收。征收人员为有利可图，所收税款均超出承包额。民国22年，牙帖税承包额5880元，实收6050元；牲屠两税承包额5170元，实收14320元。
民国29年至民国34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铜城、汊涧等地设立货物检查所，区分税种，采取不同的征管方法，驻点征收。营业税分季度征收，每季度终了5日内工商业户向征收机关据实申报本季度营业额或资本额，季终10日后开始征收。营业额和资本较大的工商户建立进销货物簿和现金收付逐日流水簿，供征收机关核查，屠宰税定额按月征收。在小关、西新街(虞洼)、杨村、谕兴、官桥等边区设货物检查流动组，设卡或流动征收，主要征收进出口货物税，已税货物发给税票，加盖查验戳后，在根据地流通不重征税。斗争严峻时，以武装配合征收。在高邮湖上建立武装缉私队，查缉违禁、走私和偷税货物。
1949年，税务部门对本县工商业的类别、资本额和经营情况进行调查，配合市场管理了解外来商贩经营品种和集市贸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征管方法。对本县固定工商业户分任务，驻点或定期巡回征收，对外来的行商摊贩，在集期流动征收，并委托市场管理员代征交易税。1950年至1956年，按“区别税种、区别公私经济、公简私繁”的原则进行征收。工商业税征收管理方法是：小摊贩、手工业及季节性商业户等，实行定税额按月或按季度征收；国营、集体企业及从国营公司或供销社进货，账务比较健全的私人企业实行查账征收；账务不健全的私营工商业户，由税务所、工商联代表和各行业代表组成评议组，各户自报资本额、营业额和所得额，经评议组评议审定，根据评定结果依率计征。屠宰、交易、货物等各税，分别采取屠户代征、乡政府代管，指定交易所代征，收购单位统一缴纳，税务部门查征和查核产量，定期征收，起运时先征税后放行等征收管理方法。
1956年以后，对国营、集体和合作企业等纳税户，按商品名称、税目、时间、数额、税率等内容，订立纳税鉴定，对小商小贩实行定期定额征收，农村实行分片包干、驻点或巡回征收。
1958年，放松税收管理，各种账、表、册和纳税鉴定制度受到严重影响，1961年以后逐渐恢复。
1966年至1971年，税务工作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影响税收。1972年以后加强了征收管理工作，进行税收大检查。1972年，滁县地区财税局税收会查组对本县12个公社58个纳税企业户进行检查，其中有45户偷、漏、拖欠税款28.3万元。接着县财税局组织各税所对社队开展纳税自查，共检查86个纳税企业，都有问题，共偷、漏、拖欠税款12.43万元，当年共追缴入库14.3万元。1973年开展了落实税收政策大检查，深入到全县32个社镇，254个大队，2484个生产队，共检查425个国营和社队工商企业，查补入库税款32.1万元，查补入库屠宰税款2.2万元。1976年，全县开展了税收联查，共检查58户企业，补税30.05万元，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教育、处理，税收管理逐渐正常起来。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增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活跃繁荣。税务部门对个体工商业户潜在的税源估计不足，实征税收只占应征数的30％左右，不少个体户只应付性地缴纳少量的“人情税”、“良心税”，个别工商户抗税不缴。社队企业也有拖欠税款现象。为做好税收征管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规定：国营和集体企业应及时足额缴纳税款，不准挤税增利，逾期不纳税者，按章收滞纳金；个体工商业户实行进货(料)登记和建账建证，使用统一发货票，禁止使用非法票证；对偷漏税和抗税者，给以批评教育，罚款或刑事处分。为增强纳税人的税法观念，依法纳税，先后举办了63期依法纳税学习班，参加学习9342人次，共补缴税款67.3万元。税务部门还本着“信誉第一，择优投放，定期归还，超期收违约金”的办法，投放税务生产周转金，以资促产增收，培养税源。1979年至1985年，投放余额为95.5万元，使企业增加年产值300余万元，增加利润80余万元，为国家多提供税收4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