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构
明代，治安事务由知县及其属吏分掌。洪武二十五年(1392)在城门乡(今湖滨乡)设巡检司，缉捕盗贼，保护商旅安全。清袭明制。清末全国普设巡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天长设巡警总局，并在较大集镇设12个分局，有职员6人，巡警95人，主管巡警、消防、户籍、禁烟、营膳、卫生等事宜。
民国元年(1912)天长成立巡防营，民国9年，设警察所，县知事兼所长，另设警佐、巡官各1人，警士20人。民国16年警察所扩编为警察局，民国21年裁撤，改设公安科，武装人员并入保安大队，保安大队兼管社会治安。公安科由县政府总务科兼管，有警官1人，长警15人，日常治安工作由县长行使职权，长警办理。不久，县保安大队编入第五行政区(滁县)保安12团，县政府重新组建武装警察队(亦称公安队)，负责治安管理和县政府警卫。民国25年再次将警察队改设为警察局。民国29年初有长警110人。
民国29年4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设军法室，负责根据地的除奸保卫工作。民国30年1月改称保安分处。民国32年2月，天长、高邮两县合并，两县保安分处合并为天高公安局，内部机构先后设有侦察、审讯等科，另有武装警卫队数十人。民国34年8月，日军投降逃离县城，公安局迁入，在城区和铜城市设立分局，大部分区设立派出所。
民国35年8月，流亡在外的国民党天长县政府迁回，10月成立县警察队，有警察3个班。民国36年4月1日成立警察局，人员由3个班扩大到8个班，乡镇也设有警察队，全县有官佐、警察100余人。另外为强化治安，县设自卫大队，区设分队，乡设中队。
民国36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收复淮南解放区。民国37年4月重建天高县公安局，次年元月，公安局迁入天长县城。1967年初公安局瘫痪，5月，被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取代。1973年2月，恢复县公安局。
1949年底，县城建城关分局(后改派出所)，1950年7月，设天长、铜城、汊涧、秦栏、石梁派出所。1952年初，派出所全部撤销，下半年恢复铜城、汊涧、秦栏派出所。1953年在湖滨乡建立水上派出所。1958年成立冶山派出所，恢复城关派出所。1960年冶山派出所改为冶山公安分局，1962年撤销，人员抽至金集，建立金集派出所。1968年8月后，派出所全部瘫痪，人员被抽走，1970年后陆续恢复。1975年建立大圹圩派出所。1981年恢复各区后，6个区皆设派出所。1983年成立县林业派出所。
建国初期，强调各单位内部保卫，内部治安保卫组织受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机构直接领导，各区乡镇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有人员7—11人，街道和村建立治安保卫小组，人员5—7人，机关和厂矿则零星建立。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厂矿普遍建立内部治保组织，职工较多的设治保委员会，少的设治安小组，人数不等。1957年，全县有25个乡镇、131个农业社建立治保委员会，全县建立治保小组614个，有治保干部1027人。1968年全县建立229个治保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内部治保组织一度称人民保卫小组。1978年，全县有治安保卫委员会450个，治安保卫委员2270人。在各区未设派出所之前，区设治安区员，后称公安特派员，1958年后，社(乡)配公安委员，后称人保委员、人保干事、公安员。
二、治安管理
民国初年的警察所，主要负责县城的巡逻打更，处理斗殴、偷盗，巡查赌场、妓院等。当时盘踞在来安、盱眙境内的土匪经常侵扰本县汊涧、张公铺等地，民国13年10月15日，县知事刘沛(云飞)曾率卫队前往汊涧剿匪，击毙匪首林文秀，斩首百余带回县城示众，不少无辜百姓被杀。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长的社会治安极为混乱。县政府及其地方武装面对日军侵犯不战而退，民众时常遭到过境国民党溃散部队的骚扰，西乡一带匪首董星斋、刘思扬、田小少等，以抗日为名，组织别动队，强收民枪，抢劫财物，杀害无辜。民国27年夏，蔡河、杨村、季桥等地的民众武装，在夏雨宜、胡贡球等人带领下，联合围剿，赶走别动队，使当地社会治安始有好转。
日本军队占领县城后，伪治安维持会于民国28年1月设立警察所，民国30年改为警察局，民国32年有警察人员133人，其中巡官以上14人，警长10人。警察局长戎君石依附日军、勾结青红帮，组织特工组织一侦缉队，充当日军宪兵队走卒，侦查捕杀抗日志士。县治安维持会及商会还从扬州买来4名妇女设立所谓“慰安所”，供日军淫乐。城内还有许多烟馆、赌场、暗娼，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各界民众团结一致，抗日保家，民主政府的治安机构，有效地打击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侦探、奸细、特务的骚扰。民国29年夏，镇压了曾象坤、张大绶的地主武装暴乱。县政府成立一年，即在天长境内破获汉奸特务组织3个，长期未能平定的匪患基本肃清。根据地内部的民间纠纷，一般经各群众组织调停即可解决。除日伪军几次“大扫荡”给根据地群众带来较大动乱外，社会秩序基本稳定。
民国35年8月，国民党军队重占天长后，调查室、警察局等军警特务大肆捕杀中共党政掉队人员，逃亡地主倒田倒租，官、军、警、特到处敲诈勒索。县政府为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强制使用国民身份证，实行联保连坐法，逐月清查户口。加之苛捐杂税繁多，物价飞涨，以致人心浮动，社会秩序极度混乱。
建国初期，残匪骚扰，会道门活动猖獗，反动谣言四起，县政府和公安局为维护社会安定，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建国后的头3年，相继开展了反匪反霸、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建国初的刑事案件也较多，尤其是盗窃案件持续上升，县公安局于1954年组织两个侦破小组，突击破案。1956年，县公安局在狠抓侦查破案的同时，进行政治宣传，对犯罪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使发案率大为下降。1957年，江苏盱眙等县打击以行乞方式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的“穷江行”活动，200余名“穷江行”成员逃至本县，白天强讨硬要，晚上行窃讹诈，扰乱治安。县公安局在当年10月至11月对“穷江行”活动进行清查，构成犯罪行为的予以逮捕，其余遣送回籍。“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实行所谓“群众专政”，法制遭到践踏，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社会秩序一时未能好转，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增多，刑事案件不断上升。县公安局虽在1980年组织了3次突击侦查，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24起，但刑事案件仍有增无减，团伙作案、流窜作案、拦路抢劫、凶杀、流氓犯罪等恶性案件增多。从1983年8月开始，根据中共中央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与部署，县委、县政府会同公安司法部门，在全县范围内数次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从重从快严惩了一大批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狠刹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1984年全县刑事发案率为万分之二点五三，为建国后最低的一年。
建国初期，县公安局对旅馆、饭店、刻字、照相、收旧、修配、印刷、铸造、理发、镶牙等特种行业进行专门管理，这些行业需经申请、登记，由公安局发放特种营业许可证后方可营业，旅馆每天须将旅客登记循环簿送交公安部门审查。80年代后，特种行业缩小到旅馆、刻字、印刷、收旧及寄售5种。
三、户籍管理
清光绪三十年，天长清查户口，由以往每5年一次审编上报改为每年10月将全县的人丁数和谷物收获数一同造册上报。
30年代，天长县政府将户籍管理同保甲制度合为一体，民国17年和民国23年，两次对全县人口进行普查，分类统计，其中壮丁统计尤详。民国35年国民党军队重占天长后，为强化治安，防范人民解放军，强征壮丁参加内战，户政管理尤为严密，先后颁发多种条例和细则，其户籍登记分设籍、除籍、转籍、迁徙，人口登记分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警察在所辖区内还不定期地进行户口抽查、复查，对中共军政人员家属还制作特种户口调查表，由警察自行填写，严格保密。民国36年6月，对全县17岁以上人员发放国民身份证，身份证附有照片，全县实发122908份。
国民党政府在严格管理户籍的同时，还强化保甲制度，从民国35年8月至民国37年底，先后3次推行“保甲纵横连坐法”，5户连保切结，甲、保逐级切结保证，要求不当“匪”、不窝“匪”、不通“匪”、不济“匪”，知“匪”即报，知“匪”即捕，实行白色恐怖。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和各主要集镇设立派出所，1953年增设水上派出所。派出所设户籍警，管理户籍。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户籍管理逐步正规化，城镇户口由派出所统一划段(街道)管理，建立门牌号码，并发放户口簿，农村户口则划片管理。1955年3月1日，全县水陆居民全部进行户口登记。
1957年整顿全县户口，城镇更换户口簿、户口底册，天长、铜城、汊涧三镇更换门牌。派出所健全户口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移入、移出和变更等项登记制度。乡人民政府则建立人口出生、死亡、迁入、迁出4种登记制度。1959年，人民公社确定专人管理户政工作，大队有户口册，公社有户口总册。
1959年至1961年，天长出现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内流、外流严重，公安、民政部门及时组织收容遣送。1964年结合第二次人口普查，本县重新整顿户口，解决人、户不一的问题。
1978年以后，下放知识青年纷纷回城，冤假错案大量平反，加上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实，户籍管理部门除做好正常工作外，认真落实农转非(农)政策，截止1985年底，全县共解决农转非户口594人。
四、监所管理
清朝末年，县监狱设在县城宣家巷内，有监房2栋10间。民国年间，在原监外围扩建8间新监，形成内、外监。监房十分简陋，阴暗潮湿，臭虫甚多。每个监房中间置一木笼，犯人关在笼中。监狱卫队20人，由于看守不严，经常有犯人越狱逃跑。民国36年，国民党县政府将被日军破坏的监狱作了修缮，被省定为三等军法看守所。
建国后，看守所设在胭脂山北侧，有监房14间。劳改队设在东门泰山庙内，关押被判处5年以下罪犯及未决犯，并执行收押、提审任务。1958年，在县城东门泰山庙增建10间监房。1974年，看守所迁址重建，有房屋17间。1983年，为配合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看守所新建10间监房，现作为临时行政拘留所。
建国初期，看守所管理形式简单，对犯人上刑、打骂较多。从1953年开始，加强了对犯人的思想改造，劳改队和看守所订有报纸，供犯人学习阅读。并设医疗室，为犯人治病、防病。生活方面，在吃饱的前提下，注意改善伙食。1956年秋季，洪水威胁县城，看守所将犯人撤出县城达半月之久，未发生任何事故。
五、消防
建国前，天长没有专门消防机构，县城和较大集镇有自发的民间消防组织，并置有数量不等的水龙和其他消防器材。民国初年，县城内设有多处消防水龙点，由两三人负责管理。水龙点内有水龙(民国初年有“洋龙”2架，“土龙”12架)、火搭、火球、火钩、斧子、锯子、水桶、安全铜帽等器材，县政府拨有一定数量的消防费。遇有火灾，群众自发往救，挑1担水可得1根水筹，凭筹可到县财务委员会领取报酬，抬龙的人亦有报酬。水龙点管理人员每人每年发给4元钱浆洗费。
日军占领天长后，消防经费由商会筹集，水龙点管理人员的报酬被取消。许多消防器材被盗被损，无人过问。民国35年，国民党县政府再次占领天长时，县城消防工作由警察局代管，消防工具修理费在城乡住户中筹集，水筹子款项由警察局付给，救火者可在浴室免费洗澡1次。
建国后，县城各街道都成立了义务消防组织，县公安局将县城消防器材全部收回维修，并添制1架机龙及其他器材。1950年，各区镇相继成立消防委员会，由义务消防员组成抬龙、挑水、情报、抢救4个小组。1952年春县公安局购置一辆救火车。1954年公安局和邮电局协同拟定“00”号为火警电话。1957年，成立县消防领导小组，配合公安局对一些重点单位进行防火检查，并对410名义务消防员进行整顿培训。每年夏冬两季，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都进行防火宣传，制定防火措施，检查落实。
1976年7月，县专业消防组织——消防中队正式建立，共有12名消防战士，配置了一些先进的消防器材。1978年，购买1部泡沫水罐消防车，提高了消防能力。专业消防队成立后，义务消防力量仍在加强，全县组建义务消防队131个，义务消防员达1500余人。商店、仓库、厂矿均制定有消防制度，配有泡沫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县化工厂、轧花厂等重点消防厂家还购有轻便消防车。

1976—1985年全县重大火灾情况
六、重大治安活动纪实
禁烟清末至解放前夕，天长城乡皆有嗜食鸦片者，县城和各集镇开设有数十家烟馆。民国16年和民国20年，县政府曾两次成立禁烟委员会，下设戒烟所，限令烟民人所戒烟，但禁而不绝。民国23年，全县有烟民858人，其中男810人，女48人，多数为地主、富农及城镇工商业者、无业游民。
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对贩卖、吸食鸦片者实行统一管理、寓禁于征、创造条件、逐步戒绝的方针。淮南行政公署设有禁烟局，县设禁烟股，对一时难以戒绝的烟民限期领取戒烟执照，持执照在土膏店购限额土膏。土膏行、店必须按章纳税，领取执照后方可营业。民国32年，戒烟局在汊涧镇举办戒烟试点，分期分批勒令烟民进所戒烟。此后铜城等地也实行强制戒烟。到民国33年，根据地基本禁绝。
民国35年7月，新四军北撤后，吸毒者死灰复燃，多达千余人。12月，县政府成立禁烟协会，次年1月又成立禁烟宣传委员会，颁发布告，登记烟民。还派出戒烟巡回队，携带戒烟药物去各乡镇集中施戒，但收效甚微，反生许多弊端，不少党政官员也嗜烟如命，并从事鸦片交易。
建国初，禁烟由县公安局负责，各区、乡政府配合，张贴布告，严禁种植罂粟和贩卖鸦片，取缔烟馆，收查销毁烟具、烟土，大力宣传吸烟的危害。据1952年天长镇调查，建国前全镇有烟馆23家烟民102人，建国初烟馆已关闭5家，余下烟馆仍秘密出售鸦片。公安部门在宣传、批评、教育后，对少数屡教不改，烟瘾极大扰乱社会治安的烟民，采取关押措施，强制施戒。到1953年戒绝全县吸鸦片的恶习。1960年前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少数农民偷种罂粟，并有零星贩卖、吸食烟土之事发生，公安部门及时查获禁止。
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建国初期，县内仍有国民党残余势力3000余人，残匪和反动会道门首领的活动也很猖獗。国民党县调查统计室主任王佩英潜逃外地后，指使余党在县内组织“中国反共青年救国同盟会”、“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兄弟会”等组织。这些匪特散匿于全县各地，不时骚扰民众。1950年9月12日晚，10余名土匪持枪将张铺宓盛祥布店抢劫一空。1951年3月，成立县剿匪指挥部，县长许彩文任指挥，县委副书记汤序朋任政委。各区乡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县、区、乡同时成立情报机构，以军事清剿加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群众性剿匪运动。部队抓点，民兵抓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组织民兵打更放哨，监视嫌疑分子，清查户口，迅速清除了县内国民党残余势力，逮捕了王佩英等9人，通过召开公审大会，将王佩英等人枪决，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剿匪的同时，全县进行大规模反霸运动，各区乡纷纷召开公审大会，斗争恶霸。据统计；全县召开斗争会180余次，参加斗争恶霸9万人次，斗争会控诉了恶霸335人，匪特410人，对458人进行了判决。
1950年11月，全县开展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6月，共逮捕反革命分子543人，经过38次公审，处决141人，判处徒刑123人，释放交群众管制188人。
1955年7月，县公安局组织26人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重新审理，逮捕155人。
取缔反动道会门建国前本县有安清帮、一贯道、同善社、先天道、花兰会、理堂等10种道会门组织。安清帮形成于清末民初，其成员多在扬州、高邮等地人帮后回县收徒，县内船行、渔行、旅馆、挑抬等把头大都在帮。县衙差役和一些无业游民、不法之徒亦多入帮以取得靠山为非作歹。日伪盘踞县城期间，该帮为伪警察局长戎君石操纵，成为替日军效劳的工具，建国前停止活动。
道会门中历史长、分布广、活动猖獗的是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民国32年2月，由刘星魁、孙连康从扬州来天长传办。设立崇华坛，孙、刘二人为坛主，点传师赵玉波，属扬州道长门寿仁领导。在“万教归一”，“信教不分种族”的口号下，为日军效劳。日军投降后，一度停止发展。民国35年底，恢复活动，至民国37年几乎遍及全县城乡。
一贯道的大小头目欺骗群众入道后，不择手段骗取财物。入道道徒须交纳入道费、供果费、香火费、经常费、功德费等，许多人被弄得倾家荡产。一贯道大小道首自称“罗汉下凡”，男道首以“摸脐传道”为名，奸淫妇女，女点传师亦多以同样形式同男道徒通奸。民国38年初，一贯道散布谣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血流长江边，最苦盱(眙)来(安)天(长)”，破坏生产和支前工作。
1949年和1950年，县公安局对一贯道两次进行登记取缔，查出分布在全县24个乡镇的点传师66人，坛堂主334人，道徒道众3859人。由于处理从宽，加之脱道不彻底，使一贯道在1951年再次活跃起来，他们利用封建迷信活动，欺骗、拉拢落后群众，并唆使一些落后分子，骗钱财，扰乱社会治安。1953年，县公安局进行第三次取缔，对聚众闹事，写过悔过书又重新活动的职业道首予以坚决打击，处决了包括刘星魁在内的罪大恶极的道首，同时在各区乡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教育道徒，4888名道徒自动脱道，其中履行登记脱道的2366人，举手脱道的2522人。经过三次取缔，全县共处理各类道首158名，处决道首9人，其中点传师5人，坛堂主4人；判刑67人，其中点传师11人，坛堂主56人；管制76人，其中点传师7人，坛堂主69人。
平息反动政治谣言1953年9月初，“毛人水怪”反动政治谣言从江苏省盱眙县传人，并很快风行全县。谣言称：毛人白天变成干部，晚上变成毛人，走路飞快，割男人的生殖器、女人的乳房，剖孕妇的肚子，还挖人的眼睛去做原子弹。一些坏分子，趁机大肆宣传，助长了谣言的流传，闹得全县惊恐。农民几家、十几家地集中在一起睡觉，床头放着扁担、锹、叉等自卫工具，一有风吹草动就鸣锣敲盆，齐声喊打，常常互相惊扰，以致误伤，严重影响了生产和社会秩序。9月11日，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发出辟谣提纲，抽调机关干部协同县公安局全力以赴到各地向群众宣传教育，同时采取严厉措施，狠狠打击乘机捏造与扩散谣言的坏分子，处决2人，逮捕关押7人。经过50天的努力，谣言逐渐平息下去。
“四类分子”改造在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对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匪首、道首和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镇压，对大部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即“四类分子”)则实行监督改造，在政治上给予出路，使他们重新做人，体现了宽大政策。
1956年，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实行分工负责，包干管理的方法。对全县“四类分子”进行评审，表现好的摘掉帽子，作为农业社的正式社员，当年全县6103名“四类分子”中有2928人被作为正式社员。
1959年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对“四类分子”重新评审，又排出“四类分子”4848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抓阶级斗争，县公安军管小组成立打击美蒋特务办公室，开展深挖“牛鬼蛇神”运动，把“四类分子”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批斗，许多50年代摘了帽子的人，重又戴上“黑四类”的帽子。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他们的子女在入党、参军、升学、提干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979年，对“四类分子”重新清理、复查和评审，为1158人摘掉帽子，对1576名错戴“四类分子”帽子和1286户错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全部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