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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审判
民国初期，审判工作由县司法科负责，一度由县知事(相当于县长)兼理。之后设司法处，司法处设有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民国35年(1946年)，增设军法室，专门办理特别案件。
民国38年(1949年)1月，设司法科，副县长兼任科长。1950年6月，撤销司法科，成立来安县人民法院，县长兼任院长。法院内设办公室、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1951年，县人民法院配专职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五五一部队和县人民武装部，于1967年5月8日对来安县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7月，来安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成立后，来安县人民法院撤销，审判工作由公安机关军管小组下设的审判组负责。1970年2月，来安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撤销后，审判组隶属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1973年3月，撤销审判组，恢复来安县人民法院；法院内设办公室、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1984年1月增设经济审判庭。1953年至1984年，县人民法院在各区设立基层人民法庭。1985年，水口、半塔、施官，大英、城区5个区均设有基层人民法庭。
民国以来，本县审判机关对各类案件的审判情况记载如下：
刑事审判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县司法科(处)负责办理普通刑事案件，军法室办理特别刑事案件，一般案件由1名审判员主审，书记员记录；重大案件由司法官、军法官主审，审判员协审。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所谓“危害民国”的政治案件则完全不按审判程序办理，常常在严刑逼供后秘密杀害。民国35年(1946年)，本县另设有“特种汇报”机构，主席由县长兼任，调查室主任、县党部书记长、军事科长、中学校长为成员，专门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秘密逮捕、审讯和杀害。
来安县解放后，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县审判机关采用就地公审的形式，审理了一批特别刑事案件(如土匪、恶霸等)。审判机关根据区乡人民政府申报的材料和群众的检举、控诉，进行审核查实；经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后，审判机关组成审判庭，对案犯进行预审，案犯可以申辩，由苦主对质，证人对证。预审结束后，对照政策量刑，并转呈县“反革命案件审判委员会”批准(凡判10年以上徒刑的报专区审判机关批准)，最后召开公审大会。凡判死刑的，就地执行。1949年秋，县审判机关召开首次公审大会，处决了血债累累的反革命、恶霸武孟言和孙乃聪。1951年8月2日，县司法机关在县城北门召开万人“公祭公审(公祭死难烈士，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公审了137名反革命分子、土匪、恶霸，处决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者26名。1953年，县人民法院在水口和大英两区合建第一巡回法庭，在半塔、屯仓和施官3区合建第二巡回法庭。在区乡党政部门配合下，审理普通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此外，在雷官、舜山、张山各设1个审判站。1949年至1953年，全县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1289件。
1955年以后，县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有关规定，审理刑事案件一般要经过法庭调查、辩论、合议，审判等程序，被告在法庭上有申请、辩护、最后陈述和上诉等权利。
1958年至1961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公、检、法机关办案，采取“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的做法，打乱了办案程序。1962年初，这种办法被取消。
1973年3月，县人民法院恢复后，审判员独立审理案件，判决由集体讨论。1980年以后，法院实行独立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1人、陪审员2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凡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县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1983年8月，为了“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采取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联合办案方法，即在公安预审阶段，检察院和法院提前派员参加，了解情况，查核罪证；公、检、法三道程序不变，各司其职，协同办案。重大疑难案件提交联合办公会议(公、检、法、司)讨论，定罪量刑，然后“三员”各司其职，分别办理有关手续。
民事审判
本县解放后至1984年，县人民法院办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婚姻、抚养、赡养、房屋、宅基、债务、赔偿、继承、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等，其中离婚案件比例最大。1950年5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后，要求脱离封建包办婚姻的案件甚多。1950年至1954年，县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2522件，其中婚姻案件1818件，占收案总数的72.1%。1953年，县人民法院派审判人员下乡，在全县设立2个巡回法庭和3个固定审判站，就地解决婚姻案件。1955年至1957年，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523起。其中婚姻纠纷案369件，占受案总数的70%。
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坚持调解为主判决为辅的原则。1950年至1958年，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3191件；其中调解结案的2042件，占受案总数的64%。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事审判机构被撤销，大量的民事纠纷无人过问，致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造成一些严重后果。1973年，县人民法院重建后，恢复了民事审判工作，办理了一批长期未得到解决的疑难民事案件。据1974年元月至1982年底统计，法院共审结民事案件665件。
1980年以后，法院受理的财产权益纠纷案件逐年增加。1980年，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65件，其中财产权益案件16件，占收案总数的24.6%。1984年，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442件，其中财产权益案件172件，占收案总数的38.8%，1985年，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490件；其中财产权益案件221件，占45%。
经济审判
1981年4月，县法院设经济审判庭，到1985年底，共受理经济案件185件；其中购销合同纠纷案156件，货款纠纷案17件，承包合同案7件，运输纠纷案1件，已办结的案件争议标金额达47.65万余元。处理经济纠纷的来信来访150多件(人次)，司法协助30余次，司法建议90余次。
复查平反
1962年3月，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成立复查小组，对1957年至1961年所判处的刑事案件进行复查纠偏。至1963年6月，全县共复查案件1664件。其中冤假案件83件，有罪不应判刑的454件，量刑偏重的12件，错判管制的17件，管制不当的90件，事实不清的12件。“文化大革命”中，本县又出现了部分冤假错案。1979年4月，开始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复查工作本着“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原则，到1980年底，全县共复查案件549件，其中反革命案件103件，维持原判19件，减刑24件，免于刑事处分13件，无罪57件；一般刑事案件446件，维持原判430件，减刑8件，免于刑事处分7件，无罪1件。凡被错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恢复政治名誉；凡无罪释放的干部、工人，均恢复工作，补发工资；无固定收入的给予适当经济补助。
民国38年(1949年)1月，设司法科，副县长兼任科长。1950年6月，撤销司法科，成立来安县人民法院，县长兼任院长。法院内设办公室、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1951年，县人民法院配专职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五五一部队和县人民武装部，于1967年5月8日对来安县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7月，来安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成立后，来安县人民法院撤销，审判工作由公安机关军管小组下设的审判组负责。1970年2月，来安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撤销后，审判组隶属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1973年3月，撤销审判组，恢复来安县人民法院；法院内设办公室、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1984年1月增设经济审判庭。1953年至1984年，县人民法院在各区设立基层人民法庭。1985年，水口、半塔、施官，大英、城区5个区均设有基层人民法庭。
民国以来，本县审判机关对各类案件的审判情况记载如下：
刑事审判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县司法科(处)负责办理普通刑事案件，军法室办理特别刑事案件，一般案件由1名审判员主审，书记员记录；重大案件由司法官、军法官主审，审判员协审。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所谓“危害民国”的政治案件则完全不按审判程序办理，常常在严刑逼供后秘密杀害。民国35年(1946年)，本县另设有“特种汇报”机构，主席由县长兼任，调查室主任、县党部书记长、军事科长、中学校长为成员，专门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秘密逮捕、审讯和杀害。
来安县解放后，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县审判机关采用就地公审的形式，审理了一批特别刑事案件(如土匪、恶霸等)。审判机关根据区乡人民政府申报的材料和群众的检举、控诉，进行审核查实；经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后，审判机关组成审判庭，对案犯进行预审，案犯可以申辩，由苦主对质，证人对证。预审结束后，对照政策量刑，并转呈县“反革命案件审判委员会”批准(凡判10年以上徒刑的报专区审判机关批准)，最后召开公审大会。凡判死刑的，就地执行。1949年秋，县审判机关召开首次公审大会，处决了血债累累的反革命、恶霸武孟言和孙乃聪。1951年8月2日，县司法机关在县城北门召开万人“公祭公审(公祭死难烈士，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公审了137名反革命分子、土匪、恶霸，处决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者26名。1953年，县人民法院在水口和大英两区合建第一巡回法庭，在半塔、屯仓和施官3区合建第二巡回法庭。在区乡党政部门配合下，审理普通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此外，在雷官、舜山、张山各设1个审判站。1949年至1953年，全县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1289件。
1955年以后，县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有关规定，审理刑事案件一般要经过法庭调查、辩论、合议，审判等程序，被告在法庭上有申请、辩护、最后陈述和上诉等权利。
1958年至1961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公、检、法机关办案，采取“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的做法，打乱了办案程序。1962年初，这种办法被取消。
1973年3月，县人民法院恢复后，审判员独立审理案件，判决由集体讨论。1980年以后，法院实行独立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1人、陪审员2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凡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县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1983年8月，为了“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采取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联合办案方法，即在公安预审阶段，检察院和法院提前派员参加，了解情况，查核罪证；公、检、法三道程序不变，各司其职，协同办案。重大疑难案件提交联合办公会议(公、检、法、司)讨论，定罪量刑，然后“三员”各司其职，分别办理有关手续。
民事审判
本县解放后至1984年，县人民法院办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婚姻、抚养、赡养、房屋、宅基、债务、赔偿、继承、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等，其中离婚案件比例最大。1950年5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后，要求脱离封建包办婚姻的案件甚多。1950年至1954年，县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2522件，其中婚姻案件1818件，占收案总数的72.1%。1953年，县人民法院派审判人员下乡，在全县设立2个巡回法庭和3个固定审判站，就地解决婚姻案件。1955年至1957年，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523起。其中婚姻纠纷案369件，占受案总数的70%。
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坚持调解为主判决为辅的原则。1950年至1958年，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3191件；其中调解结案的2042件，占受案总数的64%。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事审判机构被撤销，大量的民事纠纷无人过问，致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造成一些严重后果。1973年，县人民法院重建后，恢复了民事审判工作，办理了一批长期未得到解决的疑难民事案件。据1974年元月至1982年底统计，法院共审结民事案件665件。
1980年以后，法院受理的财产权益纠纷案件逐年增加。1980年，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65件，其中财产权益案件16件，占收案总数的24.6%。1984年，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442件，其中财产权益案件172件，占收案总数的38.8%，1985年，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490件；其中财产权益案件221件，占45%。
经济审判
1981年4月，县法院设经济审判庭，到1985年底，共受理经济案件185件；其中购销合同纠纷案156件，货款纠纷案17件，承包合同案7件，运输纠纷案1件，已办结的案件争议标金额达47.65万余元。处理经济纠纷的来信来访150多件(人次)，司法协助30余次，司法建议90余次。
复查平反
1962年3月，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成立复查小组，对1957年至1961年所判处的刑事案件进行复查纠偏。至1963年6月，全县共复查案件1664件。其中冤假案件83件，有罪不应判刑的454件，量刑偏重的12件，错判管制的17件，管制不当的90件，事实不清的12件。“文化大革命”中，本县又出现了部分冤假错案。1979年4月，开始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复查工作本着“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原则，到1980年底，全县共复查案件549件，其中反革命案件103件，维持原判19件，减刑24件，免于刑事处分13件，无罪57件；一般刑事案件446件，维持原判430件，减刑8件，免于刑事处分7件，无罪1件。凡被错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恢复政治名誉；凡无罪释放的干部、工人，均恢复工作，补发工资；无固定收入的给予适当经济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