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财政
一、财政体制
县级财政体制明清时期，滁州的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田赋为朝廷正供。
民国5年（1916年），滁县设财政局。民国16年，撤销县财政局，翌年，设县地方财政管理处，后又改为局。县局代省财政征收田赋、契税、牙当税、屠宰税及各项杂捐。县的收入除公产、公款外，全靠按田亩附加和摊派。直到民国24年，国民政府明确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滁县始有财政收支预算，但仍未完全执行。民国26年，裁局改科，综理全县行政财务。又分设赋税经征处，专管县内税捐及公产租息。
抗日战争时期，滁县政府流亡在含山县仙踪镇和全椒县西王集等地，县财政以省政府拨款为主。
在中共抗日民主政府管辖区内，财政实行统筹统支制度，按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开支实行供给制，县向专署领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恢复三级财政，重新确定税收分成比例，提高地方所得份额。民国35年滁县财政收入范围为：田赋、营业税50％，契税全部，原有5种自治税捐（即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房捐、筵席娱乐税），财产孳息收入及其它收入等。
新中国建立后，滁县县政府设财政科，1952年更名财粮科。县财政仍实行统收统支，财政收支权属专署，县为报帐单位。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滁县开始成立一级财政预算。1954至1957年，实行“固定收入与固定比例分成收入”的财政体制，本县财政开始按分类分成：（一）固定收入，主要是地方企业收入、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屠宰税、文化娱乐税、车船牌照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和其它收入；（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主要是工商业营业税60％、货物税20％；1954年、1955年结余全部上交省财政，1956年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营业税、工商所得税按10％、公债收入20％分成，1957年商品流通税、工商业营业税、工商所得税按15％、公债收入40％分成。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超收提成”的管理办法。农业税列入县级预算，分成比例降为8％留县，超收按7％分成。同年12月，财政科、税务局、人民银行3家合署办公，1961年分开，财政科改名为财政局。1959年实行“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总收入和总支出挂钩，收支指标一年一定。当年上解86％，县留成14％；1961年上解67％，县留成33％；1963年、1964年上解74％，县留成26％；1967年上解39％，县留成61％。1970年核定滁县总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为28％，超收按30％比例留成，短收也按分成比例分担，支出结余全部留县。1971年实行“收支大包干”的财政体制，核定包干基数，超收按70％提成，支出结余留用，短收和超支自求平衡。1972至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定额上交，超收分成”的财政体制，县定额上交，超收部分按50％比例分成，支出结余归县，短收和超支，由县财政自求平衡。1973年，对公社取消了农业税附加分成，由县集中使用，确保了财政收支平衡。同年4月，财政与税务合并为县财税局。1974至1975年，实行“固定比例留成和超收另定分成比例”的财政体制，又称为“旱涝保收”。固定比例留成按收入完成数2.5％，超收提成为20％。1976至1979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以核定的收入任务和支出指标来确定总额分成，比例为留成45％，上解55％；年终超收部分留成60％，上解40％，取消了固定比例按2.5％留成部分，改为体制分成补贴。1978年财政、税务两局重新分开。1980至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地方企业收入、工商税、农业税、其它各税，作为县包干的固定收入；其它工商各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等）留县使用，不算包干基数。本县收大于支，定额上交，每年递增5％合并上解，余额留县使用。1985年起，省对滁州市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一定五年不变。凡属市财政收入，除上交中央20％外，其余80％作为包干基数，收入包干基数大于支出包干基数部分作为定额上交。当年包干收入超过基数的部分，上交中央20％，省10％，市留成70％。农业税征收实物改为折征代金；农业税“倒三七”收入部分，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
乡镇财政体制1951年7月对乡级财政进行统一管理。1953年，乡（镇）预算列入国家预算内。次年在沙河区试行建立区级财务管理。1958年7至8月，一度建立乡镇财政。1960至1969年，县财政对公社财务不分预算指标，实行报帐制。1969年开始把支出下放到公社，建立支出预算。各公社的帐目、报表健全，大部分公社配备专职会计。1971年在乌衣、大王、施集3个公社试建公社一级财政，并试行财政收支包干。次年，在全县推行公社一级财政，各个年份超收分成略有调整。1980年，增配部分乡财政干部。1985年，全市22个乡镇全部建立乡（镇）财政所，市对乡镇实行三种不同体制：（一）乌衣镇、张浦营乡、皇甫乡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定额上交，一年一定”的体制，其实际收入超计划部分上解中央20％，省10％，财税留成3％，乡留成67％；（二）沙河镇、章广镇、滁东乡、琅琊乡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短收共负，一年一定”的体制，实际收入超计划部分，上解中央20％，省10％，市财政35％，乡留成35％；（三）其余15个乡镇实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超收分成，支出下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体制，其实际收入超计划部分上解中央30％，市42％，乡留28％。实行三种体制的同时，核定了收支包干范围，以调动乡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1986年乡镇财政总收入591.4万元，1987年总收入726.6万元。其中1986年得超收分成41.8万元，1987年得超收分成60万元。
二、财政收支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滁州（析来安、全椒，下同）田赋总收入银27995两9钱9分，米10865石8斗6升，豆703石1斗4升，均随加1耗银；总支出中上解银16994两8钱5分，米10722石7斗8升，豆703石1斗4升，均随加1耗银；存留地方性开支的银11001两1钱4分，米143石零8升，均随加1耗银。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年），田赋、杂捐收支总额均无大的变化，仅在支出项目上略有变动，如裁员停支改为上交，改变支出科目等。咸丰年间（1851～1861年），因屡遭战乱灾荒，田赋收入锐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采取清丈田地、查隐田等方法，从丈出的土地和查出的隐瞒田亩中增加赋税收入。田赋总收入仍比康熙十二年少收1266两4钱7分。
民国时期，县财政沿袭旧制，以田赋和厘金税收入为主，辅以各种附加和杂捐。县财政支出分为县长经费、民政经费、财政经费、司法经费、囚犯经费、警备经费、造串票等7项政务费，由省下拨；用于地方建设费、保安队经费、区公所经费、教育经费等项，均赖附加与摊派。民国17年（1928年），滁县民政经费列为甲等，司法经费列为乙等，财政经费列为丙等，因而核定滁县为“繁缺”。县长俸薪可月支300元，公杂费月支150元，全年为5400元，由省下拨。同年，田赋由中央正供划归地方，但仍为省级收入权限。民国22年，全县收入18.22万元（银元，下同），其中田赋税5.93万元，杂捐17.76万元，上解省7.69万元，存留县地方税收入10.52万元。财政支出，县政府职员经费2.12万元，占全年总支出16.75％；地方建设费4473元，占3.52％；保安经费4.19万元，占33.09％；区公所经费1.14万元，占9.04％；教育经费4.76万元，占37.6％。民国24年，县始有岁入岁出预算。财政收入来源主要靠各项地方杂捐和田赋附加。当年收入预算11.04万元（法币），支出预算11.04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滁县政府恢复财政预决算。民国35年决算收入为2.10亿元（法币，下同），决算支出1.83亿元。民国36年，预算收入支出各8.71亿元。民国37年上半年，正常收支预算增至41.57亿元，“绥靖”临时特别预算为75.40亿元，合计116.97亿元，比民国36年全年总收支上升12.43倍。
新中国建立后的财政收支，分预算内和预算外两条渠道。
预算内全额收入解放初期，县财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税、农业税和其它收入3项。1950年，财政收入156.98万元（折合新人民币计算，下同）。1951年，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合作，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同时，国营企业、合作企业的收入也逐年上升。1952年，财政收入为353.42万元，比1950年增长125.14％。1953年开始进行财政预决算。财政预算收入包括：企业收入、工商税收入、农业税收入、公债收入、其它收入等5大项。同年，县财政收入361.17万元。其中工商税占61.96％，农业税占37.38％，其它收入占0.66％。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工商税收逐年增长，1956年财政收入503.91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入388.78万元，占财政收入的77.15％。1957年工商税收449.76万元，比1956年增长15.68％。1958年工商税收561.67万元，比1957年增长24.88％。1959年财政收入986.1万元。1960、1961、1962年财政收入分别为696.61万元、497.24万元、506.03万元，分别比1959年下降29.36％、49.58％、48.68％。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财政收入逐步回升。1965年财政总收入716.29万元，比1961年增长44.05％。“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企业亏损，财政锐减。1967、1968年两年财政收入没有完成任务。1970年企业收入与工商税收上升，分别为148.48万元、978.28万元，比1969年增长52.24％、7.74％。1971年县财政部门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清产核资，严格财政收支，财政收入稳中有增。1976年，财政收入为1228.22万元，比1971年增长62.4％。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稳定，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1984年为2098.8万元，1985年为3288.67万元，1986年突破4000万元。1987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由高速转入正常，全年财政总收入为4195.9万元，其中工商税3780.9万元，占总收入90.11％；农业税和耕地占用税180.3万元，占4.30％；企业收入190.2万元，占4.53％；其它收入44.5万元，占1.06％。
1950至1987年，全市累计预算内全额总收入44574.07万元，其中企业收入5297.8万元，占11.89％；工商税收入34268.17万元，占76.88％；农业税收入4517.7万元，占10.14％；其它收入490.4万元，占1.1％。财政预算内收入，上缴中央（省）23010.05万元，占51.62％，本市留用21564.02万元，占48.38％。
民国24年滁县地方财政岁入岁出预算表
1950～1987年滁州市全额预算收入表
预算内支出新中国建立后，县财政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流通资金、企业挖潜、工业支出、支农经费、城市维护费、城市人口下放安置费、文教卫科技费、社会抚恤费、行政管理费等。1953年，全县支出69.97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占2.26％，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支出占50.12％，社会优抚支出占5.99％，行政支出占41.59％，其它支出占0.04％。1958年和1959年农村搞“一平二调”，1960年起偿还平调款50.4万元（其中预算内支出25.2万元，清理冻结存款支出9.7万元，预算外支出15.5万元）。1958至1962年，用于工业投资108.7万元，占财政总支出9.69％。1963至1965年，用于推广良种和扩大灌溉面积，支授农业发展生产166.1万元；用于新建自来水厂投资35万元。1966至1970年，城市人口下放费支出195.5万元，占总支出的11.21％。1970年，对“五小”（小水泥、小煤窑、小铁矿、小化肥、小水电）工业投资293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69.60％。1971至1975年，经济建设支出增长幅度较大，共支出802.57万元，占总支出的29.52％。1981至1985年，财政支出持续上升，总支出为6836.84万元，比1976至1980年上升59.85％。1987年财政支出3544.90万元，其中农业支出占15.20％，企业投资支出占11.22％，文教卫科技支出占34.23％，行政支出占11.05％，价格补贴支出占16.75％，其它支出占6.56％。
1953至1987年，全市累计预算内总支出25039.63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8777.49万元，占35.05％；文教卫科技9166.70万元，36.61％，行政管理支出3628.89万元，占14.49％；社会优抚支出2728.80万元，占10.78％；其它支出737.75万元，占2.91％。
1950～1987年滁州市预算支出表
预算外收支从1951年起，建立预算外收支。正常的主要收入项目是工商税附加、农业税附加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或征或停的有水利集资粮附加、集中企业更新改造资金、县办工业利润留成、其它收入等。支出项目逐年有所增列，形成固定收支渠道。
1950至1987年预算外的收入共计1691.80万元，其中工商税附加441.70万元，农业税附加509.74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272.83万元，集中企业更改资金64.06万元，工业利润留成260.64万元，其它36.36万元。在1980至1987年的8年中，预算外收入共达871.75万元，占37年来预算外总收入51.53％。
预算外资金支出原则是：先收后支，量入为出。自1950至1987年预算外支出累计1666.62万元，相当于预算内总支出的6.66％，其中用于经济建设431.11万元，占25.87％；文教卫生256.47万元，占15.39％；行政支出159.77万元，占9.59％；其它支出154.75万元，占9.29％。
1950～1987年滁州市预算外收入表
1950～1987年滁州市预算外支出表
三、财政管理
预算管理民国24年（1935年），滁县财政局正式办理县级预算。
新中国建立后，全县的财政预决算管理制度，日趋合理。1953年起，县实行预决算制度，从此财政局每年编报预算进行年终决算，报请人民政府审查平衡，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财政部门遵照实施。同时对预算外资金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凡财政部门统一管理的工商税附加、农业税附加、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财政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的工业利润留成及其它收入，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做到先收后支，量入为出。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要求都纳入县财政预算，专户专储，控制使用。“文化大革命”期间，财政管理混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并逐步完善预决算管理制度。1980年起，省对滁州市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大包干体制，县级财政预算设置由条条下达预算指标，改为块块统筹安排。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事业财务工作，主要是解决供给问题。1950年，党政机关供给由实物制改变为以物评价折合代金发给，并以实物价格的上升、下降来规定每月开支标准。次年，由供给制转为包干制。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费实行定员定额的管理办法，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供给标准。开支单位在每月月底前，根据每月支出预算，凭单据报县财政科审核后，转报专署财政科实报实销。
1953年开始，逐步建立县级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统一开支标准，在定额范围内实报实销。1958年改为在规定范围内包干发给。从1962年起，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对于行政和企事业单位购置高档和非生产性商品进行控制，不经审批任意购置的，财政部门有权没收。1963年，行政事业经费按实有人数包干报销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财政制度一度混乱，1972年后逐渐恢复正常。1974年8月，执行《安徽省各级国家机关行政经费管理办法》，行政经费的个人部分按规定实报实销；公用经费部分实行包干。
1980年起，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预算包干、超支不补，结余自留”的办法，按人定额包干，节约留给单位继续使用。对会议费、修缮费、购置费则专项审批，专款专用，专项结算，以控制行政事业费的增长。以后几年中，经费标准有所变动，但增减幅度不大。
1984年底，市财政局下设行政事业财务股，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根据本市行政事业单位不同业务活动规律和收支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一是全额预算管理。实行这一管理形式的单位，除收入上缴国家预算外，对其经费支出或全额经费实行包干，结余留用；或部分经费包干，结余留用。二是差额预算管理。实行这一管理形式的单位，收入抵补支出，支大于收的差额，由国家预算补助。三是自收自支预算管理。实行这一管理形式的单位，经费自收自用，收入不上交，上级也不予补助。四是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按照企业管理的办法进行经济核算，用经济手段管理事业。如市人民政府招待所、滁州宾馆、城建系统的建筑设计室、建设质量管理监督站等单位。
企业财务管理1954年，开始企业财务管理。当时纳入地方预算的国营企业只有新滁砖瓦厂。1957年，县财政对国营企业进行经济核算，利润监缴。1959年财政先后集中资金52万元，兴建和扩建19家工业企业。1960年，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建立企业管理目标，推行班组核算制度。对亏损大、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进行整顿，采取关、停、并等措施，成立“清产核资领导小组”，进行清产核资工作。同时对企业的利润留成作了调整：纺织业由7％提高到8％，轻工业由8％提高到9％，机械工业由15％提高到18％，粮食工业由8％提高到10％。1961年9月，县财政局设立企业财务股，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次年，在改造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同时，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实行节约原材料超产奖励制度，使10家亏损企业亏损额大大减少，11家企业盈利，利润总额73.9万元。1963年，县企业财务管理以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为中心任务。
“文化大革命”初期，企业管理水平下降。1972年后，企业管理状况逐步改善。1974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7.4万元，商业企业实现利润248.3万元，农牧企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1100元，成为全地区第一个平衡有余的县。1977年，在各企业清仓查库摸底的同时，开展班组核算，考核各项经济指标，并针对企业的特点和存在问题，制定实施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7项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年底，工业总产值完成1454.2万元，占计划数的110.7％，比上年上升5.76％。次年，县财政从机动财力中无偿支援企业14.6万元，帮助重点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并对造成经营性超计划亏损的3户企业，不予提取企业资金和年终奖金，做到赏罚分明。
1979年，根据省财政厅通知精神，在省对县实现“五五”留成的基础上，制定了《滁县县级地方工业企业利润留成办法》。当年，县财政从上年结余中支援县酒厂、县造纸厂、县食品厂等15家企业14万元，发放小技术贷款11.2万元，增拨流动资金19.3万元，拨给集中更改资金16万元，预拨企业留成款6万元。年底，全县51家预算内国营企业有49家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工业企业上缴利润比上年上升2.4％，商业企业上升12.7％。同年，集体企业财务管理划归县税务局管理。当时全县有各类集体企业390户，国营预算外企业2户，基层供销社25户。1980年起，工业企业更改资金全部留给企业。
1984年，全市15个行业，71户国营企业全部实行利改税办法。同年起，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对预算内工商企业，实行以上交财政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经济承包责任制。当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36.2万元，上交利润87万元，分别比上年107.4万元和66.4万元上升26.82％和31.33％。1985年，市财政对国营预算内企业实行目标承包责任制。在超收返还比例上分别实行两种政策：大中型企业超承包上交的部分，除按规定比例上交中央（省）财政外，其余再按40％返还给企业；小型企业超承包上交部分按85％返还企业。次年，实行目标指标承包责任制，对超承包上交部分按比例33％上交中央（省）财政，其余67％全部返还给企业。1987年，实行利润目标经营责任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上交利税办法，在确定利润目标的同时，确定利润上交基数，超过部分“二八”分成（企业80％，财政20％）或全部留给企业。年底，企业上交利税190.2万元，实现利润732万元。
至1987年底，核定全市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1户：市酒厂；中型盈利企业1户：市油厂；小型盈利企业12户：市磷肥厂、市农机厂、市变压器厂、市黄砂厂、市采石厂、市造纸厂、市玻璃厂、市米厂、市乌衣米厂、市沙河米厂、市汽车修配厂、市食品厂。商业企业核定小型盈利企业7户：市百货公司、市蔬菜公司、市饮食服务公司、市烟酒公司、市粮食商业、市饲料公司、市粮食车队。其他企业核定中型盈利企业4户：市医药公司、市自来水公司、市纺织品公司、市物资局；小型盈利企业5户：市燃料公司、市木材公司、市农机公司、市畜产站、市公共汽车公司。
几个年份滁州市国营工业企业资金效益情况表
四、审计监督
财政监督检查1951年，县人民政府设立检查股，负责对所辖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帐务进行检查和处理。次年，配备专职和兼职监察干部各1人。1955年，县财政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对11家行政单位、3家事业单位、1家企业单位进行了16次程度不同的检查，查出违纪案件34件，其中铺张浪费6件，挪用公款14件，违纪金额6534元。1965年，继续开展抽查工作。
“文化大革命”前期，财政监督受到一定影响。1972年，全县抽调财会人员30人，对101家重点单位进行税收大检查，共查出漏欠税款26.8万元。1975年，财政部门制定了财经纪律检查措施，次年1月，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以自查和互查相结合，共查出挪用税利、流动资金搞计划外基建、请客送礼、挪用公款、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劳保范围等违纪行为20起，查补税款14.8万元。
1981年，县财政局设监察股，配备专职监察人员。1981年8月至1984年1月先后对219家独立核算单位进行了财经纪律大检查，查出各类违纪金额353.5万元。
1985年11月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行政、企事业单位及财务负责人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报告的通知》和《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紧急通知》，部署各单位开展“三查”工作，通过122家单位的自查结果，共查出违纪金额132.2万元。市人民政府组成43个检查小组，组织144家单位进行互查，查出违纪金额153万元。
审计1984年4月，市审计局成立。全市财经纪律的监察和各项审计工作归属该局，财政局只对各行政、企事业单位进行日常财务审查工作。1985年起，市审计局对16家单位进行试审，查出违纪金额130万元。次年对行政、事业单位、商业、粮食、供销社等单位的财务收支，实行定期送达审计，当年审计34家单位，查出违纪金额148万元。1987年，审计了48家单位，查出违纪金额218万元。1985至1987年，共审计了98个单位，审计总额15017万元，查出违纪金额496万元，上交财政20万元。
附：伪财政
日伪时期，伪滁县政府的财政机构和赋税制度，基本上仿照国民政府的陈规。民国28年（1939年）伪滁县政府的岁入、岁出概算为165537元。岁入概算中，包括田赋附加51012元，契税附加7588元，牙税附加919元，牲畜税附加392元，屠宰税附加4060元，县有款产24458元，杂项收入2856元，补助款72926元。岁出概算主要安排行政费70581元，公安费39696元。教育费34608元，建设费7714元，卫生费420元，救恤费706元，杂项支出10763元，总预备费1245元（其中岁入概算少1326元，岁出概算多196元）。所征收的田赋和其它税源范围狭小，仅局限于滁城和乌衣、沙河等津浦铁路沿线地区。日伪军每年在午季和秋收后，到抗日根据地“扫荡”，奸淫烧杀，抢劫粮食和其它物资。从滁城和乌衣两地，用水陆两路把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运往南京等地。
县级以下的机构无预算，采取“以保养乡”、“以甲养保”、“以民养甲”的方法。县里要1元钱，向区里要2元，到乡里要4元，到保里要8元，层层盘剥。摊敛驻军及过境部队的粮草，漫无标准。后部队不收草，要百姓交“草代金”。名目繁多，人民负担沉重。
县级财政体制明清时期，滁州的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田赋为朝廷正供。
民国5年（1916年），滁县设财政局。民国16年，撤销县财政局，翌年，设县地方财政管理处，后又改为局。县局代省财政征收田赋、契税、牙当税、屠宰税及各项杂捐。县的收入除公产、公款外，全靠按田亩附加和摊派。直到民国24年，国民政府明确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滁县始有财政收支预算，但仍未完全执行。民国26年，裁局改科，综理全县行政财务。又分设赋税经征处，专管县内税捐及公产租息。
抗日战争时期，滁县政府流亡在含山县仙踪镇和全椒县西王集等地，县财政以省政府拨款为主。
在中共抗日民主政府管辖区内，财政实行统筹统支制度，按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开支实行供给制，县向专署领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恢复三级财政，重新确定税收分成比例，提高地方所得份额。民国35年滁县财政收入范围为：田赋、营业税50％，契税全部，原有5种自治税捐（即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房捐、筵席娱乐税），财产孳息收入及其它收入等。
新中国建立后，滁县县政府设财政科，1952年更名财粮科。县财政仍实行统收统支，财政收支权属专署，县为报帐单位。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滁县开始成立一级财政预算。1954至1957年，实行“固定收入与固定比例分成收入”的财政体制，本县财政开始按分类分成：（一）固定收入，主要是地方企业收入、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屠宰税、文化娱乐税、车船牌照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和其它收入；（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主要是工商业营业税60％、货物税20％；1954年、1955年结余全部上交省财政，1956年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营业税、工商所得税按10％、公债收入20％分成，1957年商品流通税、工商业营业税、工商所得税按15％、公债收入40％分成。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超收提成”的管理办法。农业税列入县级预算，分成比例降为8％留县，超收按7％分成。同年12月，财政科、税务局、人民银行3家合署办公，1961年分开，财政科改名为财政局。1959年实行“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总收入和总支出挂钩，收支指标一年一定。当年上解86％，县留成14％；1961年上解67％，县留成33％；1963年、1964年上解74％，县留成26％；1967年上解39％，县留成61％。1970年核定滁县总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为28％，超收按30％比例留成，短收也按分成比例分担，支出结余全部留县。1971年实行“收支大包干”的财政体制，核定包干基数，超收按70％提成，支出结余留用，短收和超支自求平衡。1972至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定额上交，超收分成”的财政体制，县定额上交，超收部分按50％比例分成，支出结余归县，短收和超支，由县财政自求平衡。1973年，对公社取消了农业税附加分成，由县集中使用，确保了财政收支平衡。同年4月，财政与税务合并为县财税局。1974至1975年，实行“固定比例留成和超收另定分成比例”的财政体制，又称为“旱涝保收”。固定比例留成按收入完成数2.5％，超收提成为20％。1976至1979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以核定的收入任务和支出指标来确定总额分成，比例为留成45％，上解55％；年终超收部分留成60％，上解40％，取消了固定比例按2.5％留成部分，改为体制分成补贴。1978年财政、税务两局重新分开。1980至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地方企业收入、工商税、农业税、其它各税，作为县包干的固定收入；其它工商各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等）留县使用，不算包干基数。本县收大于支，定额上交，每年递增5％合并上解，余额留县使用。1985年起，省对滁州市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一定五年不变。凡属市财政收入，除上交中央20％外，其余80％作为包干基数，收入包干基数大于支出包干基数部分作为定额上交。当年包干收入超过基数的部分，上交中央20％，省10％，市留成70％。农业税征收实物改为折征代金；农业税“倒三七”收入部分，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
乡镇财政体制1951年7月对乡级财政进行统一管理。1953年，乡（镇）预算列入国家预算内。次年在沙河区试行建立区级财务管理。1958年7至8月，一度建立乡镇财政。1960至1969年，县财政对公社财务不分预算指标，实行报帐制。1969年开始把支出下放到公社，建立支出预算。各公社的帐目、报表健全，大部分公社配备专职会计。1971年在乌衣、大王、施集3个公社试建公社一级财政，并试行财政收支包干。次年，在全县推行公社一级财政，各个年份超收分成略有调整。1980年，增配部分乡财政干部。1985年，全市22个乡镇全部建立乡（镇）财政所，市对乡镇实行三种不同体制：（一）乌衣镇、张浦营乡、皇甫乡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定额上交，一年一定”的体制，其实际收入超计划部分上解中央20％，省10％，财税留成3％，乡留成67％；（二）沙河镇、章广镇、滁东乡、琅琊乡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短收共负，一年一定”的体制，实际收入超计划部分，上解中央20％，省10％，市财政35％，乡留成35％；（三）其余15个乡镇实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超收分成，支出下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体制，其实际收入超计划部分上解中央30％，市42％，乡留28％。实行三种体制的同时，核定了收支包干范围，以调动乡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1986年乡镇财政总收入591.4万元，1987年总收入726.6万元。其中1986年得超收分成41.8万元，1987年得超收分成60万元。
二、财政收支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滁州（析来安、全椒，下同）田赋总收入银27995两9钱9分，米10865石8斗6升，豆703石1斗4升，均随加1耗银；总支出中上解银16994两8钱5分，米10722石7斗8升，豆703石1斗4升，均随加1耗银；存留地方性开支的银11001两1钱4分，米143石零8升，均随加1耗银。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年），田赋、杂捐收支总额均无大的变化，仅在支出项目上略有变动，如裁员停支改为上交，改变支出科目等。咸丰年间（1851～1861年），因屡遭战乱灾荒，田赋收入锐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采取清丈田地、查隐田等方法，从丈出的土地和查出的隐瞒田亩中增加赋税收入。田赋总收入仍比康熙十二年少收1266两4钱7分。
民国时期，县财政沿袭旧制，以田赋和厘金税收入为主，辅以各种附加和杂捐。县财政支出分为县长经费、民政经费、财政经费、司法经费、囚犯经费、警备经费、造串票等7项政务费，由省下拨；用于地方建设费、保安队经费、区公所经费、教育经费等项，均赖附加与摊派。民国17年（1928年），滁县民政经费列为甲等，司法经费列为乙等，财政经费列为丙等，因而核定滁县为“繁缺”。县长俸薪可月支300元，公杂费月支150元，全年为5400元，由省下拨。同年，田赋由中央正供划归地方，但仍为省级收入权限。民国22年，全县收入18.22万元（银元，下同），其中田赋税5.93万元，杂捐17.76万元，上解省7.69万元，存留县地方税收入10.52万元。财政支出，县政府职员经费2.12万元，占全年总支出16.75％；地方建设费4473元，占3.52％；保安经费4.19万元，占33.09％；区公所经费1.14万元，占9.04％；教育经费4.76万元，占37.6％。民国24年，县始有岁入岁出预算。财政收入来源主要靠各项地方杂捐和田赋附加。当年收入预算11.04万元（法币），支出预算11.04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滁县政府恢复财政预决算。民国35年决算收入为2.10亿元（法币，下同），决算支出1.83亿元。民国36年，预算收入支出各8.71亿元。民国37年上半年，正常收支预算增至41.57亿元，“绥靖”临时特别预算为75.40亿元，合计116.97亿元，比民国36年全年总收支上升12.43倍。
新中国建立后的财政收支，分预算内和预算外两条渠道。
预算内全额收入解放初期，县财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税、农业税和其它收入3项。1950年，财政收入156.98万元（折合新人民币计算，下同）。1951年，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合作，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同时，国营企业、合作企业的收入也逐年上升。1952年，财政收入为353.42万元，比1950年增长125.14％。1953年开始进行财政预决算。财政预算收入包括：企业收入、工商税收入、农业税收入、公债收入、其它收入等5大项。同年，县财政收入361.17万元。其中工商税占61.96％，农业税占37.38％，其它收入占0.66％。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工商税收逐年增长，1956年财政收入503.91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入388.78万元，占财政收入的77.15％。1957年工商税收449.76万元，比1956年增长15.68％。1958年工商税收561.67万元，比1957年增长24.88％。1959年财政收入986.1万元。1960、1961、1962年财政收入分别为696.61万元、497.24万元、506.03万元，分别比1959年下降29.36％、49.58％、48.68％。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财政收入逐步回升。1965年财政总收入716.29万元，比1961年增长44.05％。“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企业亏损，财政锐减。1967、1968年两年财政收入没有完成任务。1970年企业收入与工商税收上升，分别为148.48万元、978.28万元，比1969年增长52.24％、7.74％。1971年县财政部门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清产核资，严格财政收支，财政收入稳中有增。1976年，财政收入为1228.22万元，比1971年增长62.4％。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稳定，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1984年为2098.8万元，1985年为3288.67万元，1986年突破4000万元。1987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由高速转入正常，全年财政总收入为4195.9万元，其中工商税3780.9万元，占总收入90.11％；农业税和耕地占用税180.3万元，占4.30％；企业收入190.2万元，占4.53％；其它收入44.5万元，占1.06％。
1950至1987年，全市累计预算内全额总收入44574.07万元，其中企业收入5297.8万元，占11.89％；工商税收入34268.17万元，占76.88％；农业税收入4517.7万元，占10.14％；其它收入490.4万元，占1.1％。财政预算内收入，上缴中央（省）23010.05万元，占51.62％，本市留用21564.02万元，占48.38％。
民国24年滁县地方财政岁入岁出预算表
1950～1987年滁州市全额预算收入表
预算内支出新中国建立后，县财政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流通资金、企业挖潜、工业支出、支农经费、城市维护费、城市人口下放安置费、文教卫科技费、社会抚恤费、行政管理费等。1953年，全县支出69.97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占2.26％，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支出占50.12％，社会优抚支出占5.99％，行政支出占41.59％，其它支出占0.04％。1958年和1959年农村搞“一平二调”，1960年起偿还平调款50.4万元（其中预算内支出25.2万元，清理冻结存款支出9.7万元，预算外支出15.5万元）。1958至1962年，用于工业投资108.7万元，占财政总支出9.69％。1963至1965年，用于推广良种和扩大灌溉面积，支授农业发展生产166.1万元；用于新建自来水厂投资35万元。1966至1970年，城市人口下放费支出195.5万元，占总支出的11.21％。1970年，对“五小”（小水泥、小煤窑、小铁矿、小化肥、小水电）工业投资293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69.60％。1971至1975年，经济建设支出增长幅度较大，共支出802.57万元，占总支出的29.52％。1981至1985年，财政支出持续上升，总支出为6836.84万元，比1976至1980年上升59.85％。1987年财政支出3544.90万元，其中农业支出占15.20％，企业投资支出占11.22％，文教卫科技支出占34.23％，行政支出占11.05％，价格补贴支出占16.75％，其它支出占6.56％。
1953至1987年，全市累计预算内总支出25039.63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8777.49万元，占35.05％；文教卫科技9166.70万元，36.61％，行政管理支出3628.89万元，占14.49％；社会优抚支出2728.80万元，占10.78％；其它支出737.75万元，占2.91％。
1950～1987年滁州市预算支出表
预算外收支从1951年起，建立预算外收支。正常的主要收入项目是工商税附加、农业税附加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或征或停的有水利集资粮附加、集中企业更新改造资金、县办工业利润留成、其它收入等。支出项目逐年有所增列，形成固定收支渠道。
1950至1987年预算外的收入共计1691.80万元，其中工商税附加441.70万元，农业税附加509.74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272.83万元，集中企业更改资金64.06万元，工业利润留成260.64万元，其它36.36万元。在1980至1987年的8年中，预算外收入共达871.75万元，占37年来预算外总收入51.53％。
预算外资金支出原则是：先收后支，量入为出。自1950至1987年预算外支出累计1666.62万元，相当于预算内总支出的6.66％，其中用于经济建设431.11万元，占25.87％；文教卫生256.47万元，占15.39％；行政支出159.77万元，占9.59％；其它支出154.75万元，占9.29％。
1950～1987年滁州市预算外收入表
1950～1987年滁州市预算外支出表
三、财政管理
预算管理民国24年（1935年），滁县财政局正式办理县级预算。
新中国建立后，全县的财政预决算管理制度，日趋合理。1953年起，县实行预决算制度，从此财政局每年编报预算进行年终决算，报请人民政府审查平衡，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财政部门遵照实施。同时对预算外资金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凡财政部门统一管理的工商税附加、农业税附加、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财政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的工业利润留成及其它收入，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做到先收后支，量入为出。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要求都纳入县财政预算，专户专储，控制使用。“文化大革命”期间，财政管理混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并逐步完善预决算管理制度。1980年起，省对滁州市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大包干体制，县级财政预算设置由条条下达预算指标，改为块块统筹安排。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事业财务工作，主要是解决供给问题。1950年，党政机关供给由实物制改变为以物评价折合代金发给，并以实物价格的上升、下降来规定每月开支标准。次年，由供给制转为包干制。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费实行定员定额的管理办法，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供给标准。开支单位在每月月底前，根据每月支出预算，凭单据报县财政科审核后，转报专署财政科实报实销。
1953年开始，逐步建立县级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统一开支标准，在定额范围内实报实销。1958年改为在规定范围内包干发给。从1962年起，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对于行政和企事业单位购置高档和非生产性商品进行控制，不经审批任意购置的，财政部门有权没收。1963年，行政事业经费按实有人数包干报销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财政制度一度混乱，1972年后逐渐恢复正常。1974年8月，执行《安徽省各级国家机关行政经费管理办法》，行政经费的个人部分按规定实报实销；公用经费部分实行包干。
1980年起，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预算包干、超支不补，结余自留”的办法，按人定额包干，节约留给单位继续使用。对会议费、修缮费、购置费则专项审批，专款专用，专项结算，以控制行政事业费的增长。以后几年中，经费标准有所变动，但增减幅度不大。
1984年底，市财政局下设行政事业财务股，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根据本市行政事业单位不同业务活动规律和收支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一是全额预算管理。实行这一管理形式的单位，除收入上缴国家预算外，对其经费支出或全额经费实行包干，结余留用；或部分经费包干，结余留用。二是差额预算管理。实行这一管理形式的单位，收入抵补支出，支大于收的差额，由国家预算补助。三是自收自支预算管理。实行这一管理形式的单位，经费自收自用，收入不上交，上级也不予补助。四是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按照企业管理的办法进行经济核算，用经济手段管理事业。如市人民政府招待所、滁州宾馆、城建系统的建筑设计室、建设质量管理监督站等单位。
企业财务管理1954年，开始企业财务管理。当时纳入地方预算的国营企业只有新滁砖瓦厂。1957年，县财政对国营企业进行经济核算，利润监缴。1959年财政先后集中资金52万元，兴建和扩建19家工业企业。1960年，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建立企业管理目标，推行班组核算制度。对亏损大、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进行整顿，采取关、停、并等措施，成立“清产核资领导小组”，进行清产核资工作。同时对企业的利润留成作了调整：纺织业由7％提高到8％，轻工业由8％提高到9％，机械工业由15％提高到18％，粮食工业由8％提高到10％。1961年9月，县财政局设立企业财务股，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次年，在改造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同时，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实行节约原材料超产奖励制度，使10家亏损企业亏损额大大减少，11家企业盈利，利润总额73.9万元。1963年，县企业财务管理以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为中心任务。
“文化大革命”初期，企业管理水平下降。1972年后，企业管理状况逐步改善。1974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7.4万元，商业企业实现利润248.3万元，农牧企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1100元，成为全地区第一个平衡有余的县。1977年，在各企业清仓查库摸底的同时，开展班组核算，考核各项经济指标，并针对企业的特点和存在问题，制定实施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7项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年底，工业总产值完成1454.2万元，占计划数的110.7％，比上年上升5.76％。次年，县财政从机动财力中无偿支援企业14.6万元，帮助重点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并对造成经营性超计划亏损的3户企业，不予提取企业资金和年终奖金，做到赏罚分明。
1979年，根据省财政厅通知精神，在省对县实现“五五”留成的基础上，制定了《滁县县级地方工业企业利润留成办法》。当年，县财政从上年结余中支援县酒厂、县造纸厂、县食品厂等15家企业14万元，发放小技术贷款11.2万元，增拨流动资金19.3万元，拨给集中更改资金16万元，预拨企业留成款6万元。年底，全县51家预算内国营企业有49家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工业企业上缴利润比上年上升2.4％，商业企业上升12.7％。同年，集体企业财务管理划归县税务局管理。当时全县有各类集体企业390户，国营预算外企业2户，基层供销社25户。1980年起，工业企业更改资金全部留给企业。
1984年，全市15个行业，71户国营企业全部实行利改税办法。同年起，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对预算内工商企业，实行以上交财政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经济承包责任制。当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36.2万元，上交利润87万元，分别比上年107.4万元和66.4万元上升26.82％和31.33％。1985年，市财政对国营预算内企业实行目标承包责任制。在超收返还比例上分别实行两种政策：大中型企业超承包上交的部分，除按规定比例上交中央（省）财政外，其余再按40％返还给企业；小型企业超承包上交部分按85％返还企业。次年，实行目标指标承包责任制，对超承包上交部分按比例33％上交中央（省）财政，其余67％全部返还给企业。1987年，实行利润目标经营责任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上交利税办法，在确定利润目标的同时，确定利润上交基数，超过部分“二八”分成（企业80％，财政20％）或全部留给企业。年底，企业上交利税190.2万元，实现利润732万元。
至1987年底，核定全市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1户：市酒厂；中型盈利企业1户：市油厂；小型盈利企业12户：市磷肥厂、市农机厂、市变压器厂、市黄砂厂、市采石厂、市造纸厂、市玻璃厂、市米厂、市乌衣米厂、市沙河米厂、市汽车修配厂、市食品厂。商业企业核定小型盈利企业7户：市百货公司、市蔬菜公司、市饮食服务公司、市烟酒公司、市粮食商业、市饲料公司、市粮食车队。其他企业核定中型盈利企业4户：市医药公司、市自来水公司、市纺织品公司、市物资局；小型盈利企业5户：市燃料公司、市木材公司、市农机公司、市畜产站、市公共汽车公司。
几个年份滁州市国营工业企业资金效益情况表
四、审计监督
财政监督检查1951年，县人民政府设立检查股，负责对所辖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帐务进行检查和处理。次年，配备专职和兼职监察干部各1人。1955年，县财政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对11家行政单位、3家事业单位、1家企业单位进行了16次程度不同的检查，查出违纪案件34件，其中铺张浪费6件，挪用公款14件，违纪金额6534元。1965年，继续开展抽查工作。
“文化大革命”前期，财政监督受到一定影响。1972年，全县抽调财会人员30人，对101家重点单位进行税收大检查，共查出漏欠税款26.8万元。1975年，财政部门制定了财经纪律检查措施，次年1月，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以自查和互查相结合，共查出挪用税利、流动资金搞计划外基建、请客送礼、挪用公款、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劳保范围等违纪行为20起，查补税款14.8万元。
1981年，县财政局设监察股，配备专职监察人员。1981年8月至1984年1月先后对219家独立核算单位进行了财经纪律大检查，查出各类违纪金额353.5万元。
1985年11月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行政、企事业单位及财务负责人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报告的通知》和《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紧急通知》，部署各单位开展“三查”工作，通过122家单位的自查结果，共查出违纪金额132.2万元。市人民政府组成43个检查小组，组织144家单位进行互查，查出违纪金额153万元。
审计1984年4月，市审计局成立。全市财经纪律的监察和各项审计工作归属该局，财政局只对各行政、企事业单位进行日常财务审查工作。1985年起，市审计局对16家单位进行试审，查出违纪金额130万元。次年对行政、事业单位、商业、粮食、供销社等单位的财务收支，实行定期送达审计，当年审计34家单位，查出违纪金额148万元。1987年，审计了48家单位，查出违纪金额218万元。1985至1987年，共审计了98个单位，审计总额15017万元，查出违纪金额496万元，上交财政20万元。
附：伪财政
日伪时期，伪滁县政府的财政机构和赋税制度，基本上仿照国民政府的陈规。民国28年（1939年）伪滁县政府的岁入、岁出概算为165537元。岁入概算中，包括田赋附加51012元，契税附加7588元，牙税附加919元，牲畜税附加392元，屠宰税附加4060元，县有款产24458元，杂项收入2856元，补助款72926元。岁出概算主要安排行政费70581元，公安费39696元。教育费34608元，建设费7714元，卫生费420元，救恤费706元，杂项支出10763元，总预备费1245元（其中岁入概算少1326元，岁出概算多196元）。所征收的田赋和其它税源范围狭小，仅局限于滁城和乌衣、沙河等津浦铁路沿线地区。日伪军每年在午季和秋收后，到抗日根据地“扫荡”，奸淫烧杀，抢劫粮食和其它物资。从滁城和乌衣两地，用水陆两路把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运往南京等地。
县级以下的机构无预算，采取“以保养乡”、“以甲养保”、“以民养甲”的方法。县里要1元钱，向区里要2元，到乡里要4元，到保里要8元，层层盘剥。摊敛驻军及过境部队的粮草，漫无标准。后部队不收草，要百姓交“草代金”。名目繁多，人民负担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