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后期，本地区就开始出现农业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等弊端，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后来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有增无减，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徘徊状况。很多贫困地方农民人均年收入仅有几十元，长期陷入“吃粮靠回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困境。每到冬春，一些农民就外出逃荒要饭，大片农田无人耕种。其间，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力图寻找新的途径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但由于当时“禁区”林立，所采取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78年，本地区在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过程中，广大农民又想起60年代初实行的“责任田”办法。部分生产队采取瞒上不瞒下的方法，秘密地搞起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批继承革命传统、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干部，发现农村萌发出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做法，从心底里加以肯定、同情和支持。以王郁昭为核心的中共滁县地委对农村出现的生产责任制十分重视，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加坚定了地委支持农民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信心。在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滁县地委决定各县先搞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开。然而，地委决定一传达，许多生产队便自发地干起来了，从而拉开了滁县地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本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体上经历了“联产计酬、包产到组(户)、包干到组(户)三个阶段”。
一、联产计酬
1977年冬开始，本地区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时，在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同时，各地普遍推行了“一组四定”责任制，即以生产队为单位划分若干个作业组，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亦称小段包工，定额管理，但不联产。这种办法较之过去的“死分死记”、“大呼隆”干活是一个进步。由于这种办法不联系产量，农民的个人责任不明确，在评工记分上仍然存在很多矛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因此，一些地方在推行“一组四定”责任制过程中，借鉴合作化时期实行的“三包一奖”和60年代初的“责任田”办法，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1978年3月，凤阳县马湖公社前倪生产队在公社书记詹绍周的支持下，采取“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费用包干，节约归组”办法，受到农民的欢迎。在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周围10个生产队都实行了“联产到组”责任制。是年6月，全公社48个生产队中有42个生产队实现了这种生产责任制。当年大旱，凤阳全县粮食大幅度减产，而马湖公社却保持平产，有几个生产队还增了产。是年初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实行“联产到组”后；当年粮食也比上年增产2万公斤，增产42%。天长县新街公社在抗旱中将棉花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责任制；当年亩产皮棉35公斤以上，比上年增产50%。这些地方“联产计酬”的做法，得到省委书记万里的肯定和支持。是年10月，滁县地委要求各县先进行试点后再推行。到年底，全地区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队达到5611个，占全地区生产队总数的26.7%。实行油料作物责任到人的生产队2730个，占全地区生产总数的13%。1979年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正当全地区由点到面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并加了编按语，指责联产计酬责任制“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向广大干部和农民泼了一瓤冷水，引起一些思想波动。此时正在滁县地区视察工作的万里以极大的勇气热情支持滁县地区的做法，从而消除了干部和群众的疑惑，联产计酬责任制得以顺利发展。是年底，全地区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生产队发展到16688个，占全地区生产队总数的73.6%。
二、包产(干)到组
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比不联产的做法前进了一步，但农民的物质利益不能直接体现出来，生产积极性仍不能充分发挥。因此一些地方的农民在讨论实行“一组四定”或“联产计酬”时就认为不如搞“包产到组”，于是他们自发地实行了“包产到组”责任制。1978年，全地区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有2881个，占全地区生产队总数的13.7%。包产到组在产量、工分和费用等方面的计算上太复杂，太烦锁，所以一些地方又提出包干到组的做法。1979年2月，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农民首创了“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即把上交国家的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计算到作业组，剩下的都归作业组分配。农民高兴地称道:“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大包干。这种办法简便易行，该拿的拿在明处，该得的农民心中有数，干部省心，社员放心，农民越干越有劲。是年3月，全地区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12142个，占全地区生产队总数的51%；实行包干到组的2779个生产队，占12.7%。此后，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全地区普遍推开，至年底，全地区68%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
三、包产(干)到户
在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的同时，各地出现多种形式责任制，有的实行油料、棉花等部分作物包产到户，有的则偷偷地全部实行了包产到户。1978年10月，来安县十二里公社前郢生产队，在县委书记王业美的支持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其做法就是将集体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定产量、定工分、定费用、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由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1979年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全队共20户，当时有2户无人在家)农民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将全队耕地按人口承包到户，耕牛、大农具作价分到户，国家征购任务、还贷资金、公共积累以及各负责人员补助款，按承包土地面积分摊到户。并订立协议:第一实行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任何人对外透露；第二、交售粮油时，该给国家的按时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留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时装孬、拖欠；第三，万一走漏风声，队长为此而坐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协议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小岗生产队搞大包干到户的事被公社发现后，劝他们再拢起来，小岗人未同意。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对小岗生产队的做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小岗农民创造的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得以发展。是年秋，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达到6.62万公斤，比上年增产5倍多，油料产量1.76万公斤，是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饲养生猪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这个生产队全年征购为0.14万公斤，过去23年从未交过一斤，当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5万公斤，出售油料1.25万公斤，是任务的80多倍。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生产队留储备粮5000多公斤，公共积累150多元。小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到户的做法很快传到全区各地，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1979年8月，全地区实行包产(干)到户的生产队87个占全地区生产队总数0.4%，至年底发展到2179个生产队。是年底召开的安徽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包干到户责任制，消除了干部怕错农民怕变的思想顾虑，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得到了迅速发展。1980年4月，全地区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发展到11549个，占全区生产队总数的48.8%。1982年下半年，全地区2.4万多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实行大包干到户责任制，打破了长期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得到迅猛发展，结束了农村经济长期低水平徘徊的状态，农业生产获得连年持续增产。1980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达16.25亿公斤，比上年增长13.6%，第一次实现全地区人均粮食超千斤；油料总产0.75亿公斤，比上年增长52%,1981年全地区粮食总产达到90.44亿公斤，比上年净增4亿多公斤，向国家出售商品粮6.92亿公斤。1986年全地区粮食产量达到28.44亿公斤，比1979年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农民人均产粮达到900多公斤。全地区7个县先后被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1986年以后，全地区平均每年向国家出售商品粮10亿公斤左右。
滁县地区农民创造的“大包干”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办法，因而它被当作农村改革的模式在全国农村推广。小岗生产队按有红手印的协议书后来被列为珍贵文物，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本地区实行农业大包干责任制后，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为了使广大农民不断地由温饱走向富裕，在逐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增产的前提下，各地不失时机地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引导农民面向市场，因地制宜，不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1983年秋，本地区要求各地在种好现有耕地、稳定粮油棉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开发荒山、荒地、荒水，允许有能力的农民承包集体荒山造林或开辟果园，承包集体水面养鱼或养殖特种水产品，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村中出现了多余劳动力和闲散资金，农民中的生产能手和知识青年开始寻找新的生产门路。1984年各地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积极发展了乡镇企业，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大力扶持各类专业户。有的农民把家庭副业扩大为主业，有的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务工经商，或者从事运销、建筑、服务等行业，农村中的专业大户不断涌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5年，滁县地委、行署根据全地区农村经济大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个稳定，三个大发展”的战略措施，即粮油棉稳定增长，开发性农业大发展，城乡工业大发展，职业教育大发展。全面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走种(种植业)养(养殖业)加(加工业)相结合，农工商一条龙的发展路子。各地根据地委、行署的部署，鼓励农民搞好土地转营(调整种植业结构)，粮食转化(发展畜牧业、粮油加工业)劳力转业(剩余劳力务工经商)，经营转活(面向市场需求)等项工作，积极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即鼓励农民开辟小果园、小桑园、小竹园、小鱼池、小作坊、小饲养场等，发展商品经济。1980年，滁县地委、行署又提出实行农业企业经营的新路子，就是把核算制度引向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供销一条龙为经营形式，以社会化服务体系为连接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桥梁，从而做到生产讲成本，投入讲产出，经营讲核算，产品讲增值，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最大的目标效益。为此，各地狠抓科技投入和科教兴农工作，制定了农科教三位一体规划，把人才培养体系，科技推广体系和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融为一体。同时加强农村服务体系建设，全地区所有乡镇都建立了“六站一公司”，即农技站、农机站、农经站、水利水产站、畜牧兽医站、林果站、乡镇企业供销公司。这些措施对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全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商品蔬菜基地、蚕桑基地、畜牧业基地、水产品基地、水果基地、用材林和经济林基地等。1983年，全地区农业总产值13.67亿元，其中种植业1.11亿元，占81.8%，林牧副渔业占18.2%。1988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与林牧副渔业之比为73.7比26.3；1992年变化为67.9比32.1。1983年全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为1.72亿元，1985年上升到9.23亿元，1987年突破20亿元大关，1992年达到81.44亿元，超过农业总产值1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