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二
1991年秋，欣悉庐江新修县志告成，承嘱为撰序。坚辞未荷同意，谨陈数语志盛，并伸祝贺之忱!
修志为明时胜事，人生难得一遇。地方志八千余种，其书亦非随时随地可得。忆幼年偶见《庐江县志》，后就学县立第一高小，尝摘取资料作本地风光的讲演。校长陶尔侯先生谓可补乡土教材之不足。是为平生接触并利用地方志的开始，忽忽已七十余年。三十年代初，为词人晏殊父子、张孝祥、吴潜……等作评传、年谱或述评。时客居省会安庆，常就省立图书馆或赴南京龙蟠里图书馆借阅地志。翻检渐多，既惊为古籍史部之瑰宝，亦发现其不足之处，下焉者不但体例不纯，且芜滥多误。适有李君撰《庐江风土志》载于省图书馆之《学风》月刊，内容诸多错误。旅省同乡惧其以讹传讹，嘱为文纠正。遂撰《正讹》一篇，经编辑部商得双方同意，略去关于文字的指摘，将订正事实部分发表。即此一事，可见旅外人士对家乡修志向来至为关心。抗日战争期间，省县修志皆停顿。及抗战胜利，我县始编印《庐江文献初编》及《二篇》各一册，为修志准备资料。按我幼年所见县志为最晚之续修本，刻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新志记载闻以1985年为下限，前后时间相距已及百年，可见修志一次之不易。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与倡导下，新修地方志事业曾于五十年代中期起步，但经“文化大革命”中断多年，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修志工作始在全国普遍展开，庐江亦迎头赶上。其全部历程约分三个阶段，即大胆创新，放手修改和反复审定。地方志为记载某一地区有关自然、社会、人文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经过历代修志者的努力，累积了诸多经验。但时代不同，要求亦变，自不能陈陈相因。庐江新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贯彻于修志的每一环节。首先表现在其体例的突破常规，不仅详今略古，更能除旧更新。人物方面，已不见大批甚至几卷有氏无名的所谓节妇；人口方面，旧志一般只寥寥数语述及。新志却特列专篇，细分章节，详述其民族姓氏，发展分布以至普查控制。全志就自然和社会各方面，如：地质、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矿产、能源、水利、交通、农林、工商、金融、赋税，以及文化教育、城镇建设等皆旧志所未及或未详者，予以新的科学论述。秉笔诸同志意气风发，在广泛采访，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兴酣墨饱地成稿百万余字。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1988年6月，各有关方面群贤毕集，再予评议，一致肯定这一丰硕成果。修志领导暨秉笔同志则虚怀若谷，认真研究所提意见，而进入放手修改阶段。按“起草”与“定稿”的要求不同，前者不嫌繁富而后者则重在求精。于是不惜改变结构，大刀阔斧，对其可有可无或取材欠妥以至辞浮于义者，悉予削改。由博反约，益见精练。凡得数十万言而大功基本告成。继此又进入反复审定阶段，特组成审稿班子，负责从思想内容到语言表达，都加以严格检查斟酌。除查考可疑事实，重检称引资料外，并对个别篇章进行补充甚至重写，如方言篇即其一例。自1989年开始至次年终审凡三次，而修改则连前共达五次。群策群力，使一部既承前志精华又具时代和地方特色之庐江新志卒底于成，洵为建国以来之盛举。其中不仅有关经济等多方面的记载，可作今后地方事业发展的参考依据；尤其晚清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为旧志所未及收录的一些名将，如：出师朝鲜阻日侵略的吴长庆；甲午之战壮烈殉国的海军提督丁汝昌；镇南关抗法大捷而政府求和，悲歌“兄弟一军归故里，河山百战送蛮夷”的潘鼎新。这些人物的英雄事迹，皆大有助于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我少小离乡求学，中岁旅居各地工作。建国以来，竟未暇一履故土，时深怀乡之情。喜闻本县修志并承以学术委员见命，敬恭桑梓，义不容辞，自忖从1906年入世以来，所有耳闻目见者在时间上正合于修志之需要。游踪所至，偶有一得与故乡有关者，如：多与各地人士接触，因而得知哪些是地方字和庐江口语中尚有少数字不读入声之故。在东川白沙见馋岩大字，称誉兴学者为“今之文翁”，因知吾乡文翁化蜀影响之深远。诸如此类点滴，似亦可作不择细流之助。不料限于种种条件，献替无多。甚至评议盛会，适因病未能参加，仅陈书面意见而未尽欲言，尤深惭悚!
当前，一部社会主义新型的庐江县志已陈献在读者面前。作为长期旅外而又时切乡思的庐江老民，自以为亦与有光荣。倘承广大读者在肯定成就同时，进而匡其不逮，使其得列于史志宝库，更好地为祖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则不仅符合致力编审者精益求精之旨，也是热爱故乡，关心地方新志者之所感望!
宛敏灏
1991年11月
于芜湖赭山安徽师范大学
修志为明时胜事，人生难得一遇。地方志八千余种，其书亦非随时随地可得。忆幼年偶见《庐江县志》，后就学县立第一高小，尝摘取资料作本地风光的讲演。校长陶尔侯先生谓可补乡土教材之不足。是为平生接触并利用地方志的开始，忽忽已七十余年。三十年代初，为词人晏殊父子、张孝祥、吴潜……等作评传、年谱或述评。时客居省会安庆，常就省立图书馆或赴南京龙蟠里图书馆借阅地志。翻检渐多，既惊为古籍史部之瑰宝，亦发现其不足之处，下焉者不但体例不纯，且芜滥多误。适有李君撰《庐江风土志》载于省图书馆之《学风》月刊，内容诸多错误。旅省同乡惧其以讹传讹，嘱为文纠正。遂撰《正讹》一篇，经编辑部商得双方同意，略去关于文字的指摘，将订正事实部分发表。即此一事，可见旅外人士对家乡修志向来至为关心。抗日战争期间，省县修志皆停顿。及抗战胜利，我县始编印《庐江文献初编》及《二篇》各一册，为修志准备资料。按我幼年所见县志为最晚之续修本，刻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新志记载闻以1985年为下限，前后时间相距已及百年，可见修志一次之不易。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与倡导下，新修地方志事业曾于五十年代中期起步，但经“文化大革命”中断多年，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修志工作始在全国普遍展开，庐江亦迎头赶上。其全部历程约分三个阶段，即大胆创新，放手修改和反复审定。地方志为记载某一地区有关自然、社会、人文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经过历代修志者的努力，累积了诸多经验。但时代不同，要求亦变，自不能陈陈相因。庐江新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贯彻于修志的每一环节。首先表现在其体例的突破常规，不仅详今略古，更能除旧更新。人物方面，已不见大批甚至几卷有氏无名的所谓节妇；人口方面，旧志一般只寥寥数语述及。新志却特列专篇，细分章节，详述其民族姓氏，发展分布以至普查控制。全志就自然和社会各方面，如：地质、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矿产、能源、水利、交通、农林、工商、金融、赋税，以及文化教育、城镇建设等皆旧志所未及或未详者，予以新的科学论述。秉笔诸同志意气风发，在广泛采访，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兴酣墨饱地成稿百万余字。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1988年6月，各有关方面群贤毕集，再予评议，一致肯定这一丰硕成果。修志领导暨秉笔同志则虚怀若谷，认真研究所提意见，而进入放手修改阶段。按“起草”与“定稿”的要求不同，前者不嫌繁富而后者则重在求精。于是不惜改变结构，大刀阔斧，对其可有可无或取材欠妥以至辞浮于义者，悉予削改。由博反约，益见精练。凡得数十万言而大功基本告成。继此又进入反复审定阶段，特组成审稿班子，负责从思想内容到语言表达，都加以严格检查斟酌。除查考可疑事实，重检称引资料外，并对个别篇章进行补充甚至重写，如方言篇即其一例。自1989年开始至次年终审凡三次，而修改则连前共达五次。群策群力，使一部既承前志精华又具时代和地方特色之庐江新志卒底于成，洵为建国以来之盛举。其中不仅有关经济等多方面的记载，可作今后地方事业发展的参考依据；尤其晚清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为旧志所未及收录的一些名将，如：出师朝鲜阻日侵略的吴长庆；甲午之战壮烈殉国的海军提督丁汝昌；镇南关抗法大捷而政府求和，悲歌“兄弟一军归故里，河山百战送蛮夷”的潘鼎新。这些人物的英雄事迹，皆大有助于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我少小离乡求学，中岁旅居各地工作。建国以来，竟未暇一履故土，时深怀乡之情。喜闻本县修志并承以学术委员见命，敬恭桑梓，义不容辞，自忖从1906年入世以来，所有耳闻目见者在时间上正合于修志之需要。游踪所至，偶有一得与故乡有关者，如：多与各地人士接触，因而得知哪些是地方字和庐江口语中尚有少数字不读入声之故。在东川白沙见馋岩大字，称誉兴学者为“今之文翁”，因知吾乡文翁化蜀影响之深远。诸如此类点滴，似亦可作不择细流之助。不料限于种种条件，献替无多。甚至评议盛会，适因病未能参加，仅陈书面意见而未尽欲言，尤深惭悚!
当前，一部社会主义新型的庐江县志已陈献在读者面前。作为长期旅外而又时切乡思的庐江老民，自以为亦与有光荣。倘承广大读者在肯定成就同时，进而匡其不逮，使其得列于史志宝库，更好地为祖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则不仅符合致力编审者精益求精之旨，也是热爱故乡，关心地方新志者之所感望!
宛敏灏
1991年11月
于芜湖赭山安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