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信贷
一、工商信贷
建国初期，根据“大出大进，公私两利”原则，一面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取缔、限制私商投机倒把、倒卖金银、哄抬物价和地下借贷汇划活动，一面对私商的正当经营，在资金上给予适当支持，采取活存透支方法，逐步开展质押、信用贷款。1949～1956年，共计发放对私贷款243万元，同时吸收私人企业存款316万元。1952年，积极帮助国营商业解决资金需要，开办了临时周转贷款和押汇、质押贷款，有效地运用银行掌握的信贷、利率，通过贷款的松与紧，利率的高和低，支持了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经济的发展。1953车，银行的工商信贷任务是：按照国家计划，大力促进国营企业发展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信贷工作，一方面有选择地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发展生产，一方面积极支持国营工业的建立、投产。工商信贷工作逐步全面铺开。信贷单位由1953年的9个增加到1957年的185个。工业信贷（包括手工业），1957年为1953年的22倍。商业贷款1957年为1953年的4.8倍。1955年，实行对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银行在资金供应上予以积极支持，密切配合，按国家收购计划，由基层银行直接贷款给收购单位，超计划收购也可以边购边贷，保证了收购资金的需要。
1958年“大跃进”时期，信贷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实际上变成了无条件充分供应信贷资金。工业贷款在全民大办钢铁的口号下，“要多少，贷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贷”。对开采、建炉、冶炼，共发放贷款648万元，到年底，工业贷款由1957年的39.7万元猛增到728万元，为上年的18.4倍；而同期工业总产值只增长1.31倍。严重地破坏了信贷与物资流动相结合的原则。商业信贷，采取“收购多少，供应多少资金”、“在哪里收购，在哪里供应”的措施，由1957年的876万元增加到1600万元，增长83％；而同期商品零售额只增加20％。
1961年下半年，人行在压缩基建支出的同时，严格控制信贷，收回被挤占挪用的信贷资金。到1965年，工业贷款由1958年的728万元下降为203万元，下降72％；而当年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22％。商业信贷采取了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分口管理、分别使用原则，由商业部门和银行共同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吹“需要就是计划”，只讲服务，不讲监督，信贷杠杆作用不能发挥，致使企业挪用信贷资金的现象日趋严重。到1976年底，全县国营商业企业不合理资金占用达到157万元，其中基建挪用65万元，赊销产品40万元，职工借支16万元，亏损占用10万元，其他不合
中国工商银行巢湖支行历年各项存款统计表
续上表
续上表
从1979年下半年起，开始对国营企业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1980～1985年，又对轻纺、建材、交通、服务、旅游、文化等83个项目发放贷款1709万元，使企业增加产值2110万元，新增利润484万元，安置待业知青542人，收回贷款482万元。
自1983年起，建立了企业自补流动资金制度。到1985年，国营工商企业共从生产发展资金中补充流动资金49万元，市直二轻系统集体企业共补充流动资金28.5万元。
1984年，开办了信托业务，以“委托、代理、租赁、咨询”为主，并开展临时拆借业务，在不长的时间内共吸收存款172万元，发放贷款324万元。
二、农业信贷
农业信贷项目有水利、农具、种子、耕畜、肥料以及生活贷款。1954年，发放救灾贷款；1956年，发放合作基金贷款；1957年后，多次发放副业贷款。
1979年底，县农业银行成立，农业信贷由农行管理。贷款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给的信贷资金、储蓄存款和银行自身积累。贷款分为农业贷款和农村工商业贷款两大类。
农业贷款：1980年，农行办理了社队农业、林业、渔业、社员个人生活、社队企业、农机专项和小水电等项贷款，共发放金额458万元。1982、1983年，共发放多种经营贷款437万元，支持了6500多专业户、重点户和300多个经济联合体，发展种植、养殖、加工、运输等。1983年，全市遭受洪水灾害，发放50多万元救灾贷款。1984年，为巩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行组织大量资金投放，发放贷款1437万元，比1980年增长2倍多，其中乡镇企业贷款421万元，比1980年增长近2倍。1982～1984年，共发放扶贫贷款120多万元。
农村工商业贷款：主要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农副产品贷款、预购定金贷款。后又陆续增加技术改造贷款、国营商业小型设备贷款、个体经济户贷款等项目。1982年以前，对粮食、供销、食品、农机等系统的农业基层企业，实行“存贷合一，进货销还”的贷款管理办法，造成企业在资金上吃银行的大锅饭，信贷资金效益低。1983年后，首先在供销系统企业实行“存贷分户”管理，核定企业正常贷款最高限额。限额内贷款给予利率优惠，对超限额贷款农行可以运用上浮利率、控制发放等手段进行调节，促使企业讲究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高利贷
建国前，农村放高利贷者较多，主要是商人、当铺钱庄业主和地主。抗战前，以借贷银元为主，抗战期间逐步改用纸币。后因滥发纸币，物价不稳，通货膨胀，又改为粮食，主要是大米、小麦等。当时，巢城东门外粮行近百家，他们利用代客买卖粮食的机会，在春夏青黄不接之际，以“放稻钱”、“卖青茧”等方式向贫苦农民发放高利赁，春借秋还，利息达三成、五成，甚至一倍以上。巢城放高利贷的周姓首户，经常放出万元以上，利息纯收入有3000元之多。
建国初期，城乡高利贷现象没有绝迹。1952年，本市农村试办7个信用组，1954年开办信用社，有计划有步骤地发放生产和生活贷款，政府还发放救济款、救灾款，解决了农民的生活困难，杜绝了高利贷。
建国初期，根据“大出大进，公私两利”原则，一面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取缔、限制私商投机倒把、倒卖金银、哄抬物价和地下借贷汇划活动，一面对私商的正当经营，在资金上给予适当支持，采取活存透支方法，逐步开展质押、信用贷款。1949～1956年，共计发放对私贷款243万元，同时吸收私人企业存款316万元。1952年，积极帮助国营商业解决资金需要，开办了临时周转贷款和押汇、质押贷款，有效地运用银行掌握的信贷、利率，通过贷款的松与紧，利率的高和低，支持了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经济的发展。1953车，银行的工商信贷任务是：按照国家计划，大力促进国营企业发展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信贷工作，一方面有选择地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发展生产，一方面积极支持国营工业的建立、投产。工商信贷工作逐步全面铺开。信贷单位由1953年的9个增加到1957年的185个。工业信贷（包括手工业），1957年为1953年的22倍。商业贷款1957年为1953年的4.8倍。1955年，实行对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银行在资金供应上予以积极支持，密切配合，按国家收购计划，由基层银行直接贷款给收购单位，超计划收购也可以边购边贷，保证了收购资金的需要。
1958年“大跃进”时期，信贷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实际上变成了无条件充分供应信贷资金。工业贷款在全民大办钢铁的口号下，“要多少，贷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贷”。对开采、建炉、冶炼，共发放贷款648万元，到年底，工业贷款由1957年的39.7万元猛增到728万元，为上年的18.4倍；而同期工业总产值只增长1.31倍。严重地破坏了信贷与物资流动相结合的原则。商业信贷，采取“收购多少，供应多少资金”、“在哪里收购，在哪里供应”的措施，由1957年的876万元增加到1600万元，增长83％；而同期商品零售额只增加20％。
1961年下半年，人行在压缩基建支出的同时，严格控制信贷，收回被挤占挪用的信贷资金。到1965年，工业贷款由1958年的728万元下降为203万元，下降72％；而当年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22％。商业信贷采取了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分口管理、分别使用原则，由商业部门和银行共同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吹“需要就是计划”，只讲服务，不讲监督，信贷杠杆作用不能发挥，致使企业挪用信贷资金的现象日趋严重。到1976年底，全县国营商业企业不合理资金占用达到157万元，其中基建挪用65万元，赊销产品40万元，职工借支16万元，亏损占用10万元，其他不合
中国工商银行巢湖支行历年各项存款统计表
续上表
续上表
从1979年下半年起，开始对国营企业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1980～1985年，又对轻纺、建材、交通、服务、旅游、文化等83个项目发放贷款1709万元，使企业增加产值2110万元，新增利润484万元，安置待业知青542人，收回贷款482万元。
自1983年起，建立了企业自补流动资金制度。到1985年，国营工商企业共从生产发展资金中补充流动资金49万元，市直二轻系统集体企业共补充流动资金28.5万元。
1984年，开办了信托业务，以“委托、代理、租赁、咨询”为主，并开展临时拆借业务，在不长的时间内共吸收存款172万元，发放贷款324万元。
二、农业信贷
农业信贷项目有水利、农具、种子、耕畜、肥料以及生活贷款。1954年，发放救灾贷款；1956年，发放合作基金贷款；1957年后，多次发放副业贷款。
1979年底，县农业银行成立，农业信贷由农行管理。贷款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给的信贷资金、储蓄存款和银行自身积累。贷款分为农业贷款和农村工商业贷款两大类。
农业贷款：1980年，农行办理了社队农业、林业、渔业、社员个人生活、社队企业、农机专项和小水电等项贷款，共发放金额458万元。1982、1983年，共发放多种经营贷款437万元，支持了6500多专业户、重点户和300多个经济联合体，发展种植、养殖、加工、运输等。1983年，全市遭受洪水灾害，发放50多万元救灾贷款。1984年，为巩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行组织大量资金投放，发放贷款1437万元，比1980年增长2倍多，其中乡镇企业贷款421万元，比1980年增长近2倍。1982～1984年，共发放扶贫贷款120多万元。
农村工商业贷款：主要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农副产品贷款、预购定金贷款。后又陆续增加技术改造贷款、国营商业小型设备贷款、个体经济户贷款等项目。1982年以前，对粮食、供销、食品、农机等系统的农业基层企业，实行“存贷合一，进货销还”的贷款管理办法，造成企业在资金上吃银行的大锅饭，信贷资金效益低。1983年后，首先在供销系统企业实行“存贷分户”管理，核定企业正常贷款最高限额。限额内贷款给予利率优惠，对超限额贷款农行可以运用上浮利率、控制发放等手段进行调节，促使企业讲究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高利贷
建国前，农村放高利贷者较多，主要是商人、当铺钱庄业主和地主。抗战前，以借贷银元为主，抗战期间逐步改用纸币。后因滥发纸币，物价不稳，通货膨胀，又改为粮食，主要是大米、小麦等。当时，巢城东门外粮行近百家，他们利用代客买卖粮食的机会，在春夏青黄不接之际，以“放稻钱”、“卖青茧”等方式向贫苦农民发放高利赁，春借秋还，利息达三成、五成，甚至一倍以上。巢城放高利贷的周姓首户，经常放出万元以上，利息纯收入有3000元之多。
建国初期，城乡高利贷现象没有绝迹。1952年，本市农村试办7个信用组，1954年开办信用社，有计划有步骤地发放生产和生活贷款，政府还发放救济款、救灾款，解决了农民的生活困难，杜绝了高利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