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公安
一、机构沿革
清末、民国警政机构清宣统元年（1909），本县成立巡警局。民国2年（1913）改为警察所，县知事兼任所长。木镇、庙前、陵阳3镇设警察分驻所。民国5年，县成立警察队。民国8年，设九华山分驻所，撤庙前分驻所。民国16年，成立县公安局，木镇、陵阳、九华山分驻所改为公安分局，下设6个派出所。民国21年，县公安局改称县政府公安科，分局改称公安驻巡所。翌年，公安科改名警佐室。全县1区16乡，区署置巡官1人，警士30人，受区长领导。乡设警保队，警士12人，乡长兼任队长。民国28年，县政府置政务警察，配警目2人，警士18人。民国30年改为警察队，隶属县府警佐室。民国36年5月，成立县警察局，内设第一科、第二科、督察室。翌年增刑警员1人。
人民公安机关1949年4月24日，县人民政府设公安小组。27日，成立县公安局，内设侦察、司法、社会3股。5月，陵阳区、九华山各设1名公安员，编制隶属县公安局。6月，县公安局改称县人民政府公安局，设行政、侦察、公安3股，辖看守所、公安队。蓉城、庙前、吴潭3区设派出所。1950年，陵阳区、九华山设派出所。翌年6月，公安员改称公安特派员。此后，未设派出所的区乡（公社）均设公安特派员1名，其编制均隶属县公安局。1955年，撤销蓉城、木镇、陵阳派出所，仅保留九华山派出所。1956年5月，局名复改为县公安局，设政保、预审、治安、秘书4股。1957年，复设城关派出所。“文革”初，县公安局被“砸烂”，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3月，裁撤公社公安特派员。翌年3月，县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5月，公检法机关撤销，以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取代，与军管小组合署办公。1969年12月，各公社设人保干事1人，列入公社编制。1973年3月，恢复县公安局。1975年9月，设木镇派出所。1980年8月，公社人保干事改称公安特派员，编制划归公安局。1982年5月，公社公安特派员先后调入派出所或公安局下属单位。翌年12月起，全县乡镇设立公安员，其编制隶属各乡镇政府。1986年7月，设蓉城公安分局。1989年底，县公安局设有一、二、三、四、五科、外事科、秘书科、消防科，辖交警队、看守所、行政拘留所、蓉城公安分局及城郊、木镇、庙前、陵阳、童埠等5个派出所，并领导武警县中队、消防中队和林业（专业）派出所。
二、刑事侦察
清查登记1950年6月，清查登记国民党区分部、三青团分队、特工组主要负责人员。在蓉城、木镇专设登记处，内设宣传、登记、审查3股，由县公安局指导，全县开展登记工作。贴出池州专署布告。县委宣传部召开区委宣传干部会议，布置各区分片召开干部会、群众会，宣传政策和有关登记事项，消除登记对象思想顾虑，号召群众检举揭发。自6月1至30日，登记的有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各级负责人和特务人员共230人。
剿匪反霸解放初期，一些国民党军队溃散官兵结伙为匪，乘社会秩序尚未稳定之机，持枪流窜抢劫，伤害群众，破坏电话线和乡公所住房，扰乱社会治安。阶级敌对分子散布谣言，蛊惑民心。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青阳县委于1949年7月，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剿匪反霸任务。县公安局派出侦察员配合县武装大队，深入敌情、社情复杂地区，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方针，发动群众举报匪情，协助剿匪。县、区下乡工作队（组）配合行动，结合建立村政权，组织群众武装联防。至1950年秋，军民结合共歼土匪21股，130余人。同时，县公安机关根据群众检举和要求，逮捕一批有严重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分子。经过打击，土匪抢劫活动绝迹，社会治安好转。
镇压反革命解放初期，残余反革命分子不甘失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推翻人民政权，复辟反动统治。1949年5月，军统特务朱鹏。反动会道门头子姜保良等为首组织“大刀会”，袭击解放军，夺枪杀人。是年10月2日夜间，谢国祥等为首组织的反动武装在城南暴动，妄图攻占县城。丁长春、郑干等组织反革命武装，于1950年4月，暗杀公安干部马玉忠，抢去手枪、步枪各1支。同月，县法院看守所10名在押反革命犯夺枪逃跑，妄想组织反动武装，继续与人民较量。此外，反动谣言、标语、传单经常出现。为捍卫人民民主政权，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本县于1950年10月，根据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县公安司法机关在县委领导下，抽人组成县人民法庭，各区设分庭，专事审理反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案件。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运动中，采取“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方针，土改工作队密切配合，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过查证核实，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分别进行处理，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对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对罪恶虽大，但能坦白交待，低头认罪，确有悔改表现者，则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或判长期徒刑，给予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机会；对有一般罪恶民愤者，根据具体案情给予应得处分。有立功表现的，一律从轻处理或免除刑罚。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通过运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955年，开展第二次镇反。打击对象主要是第一次镇反漏网的和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暗藏在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内部，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历时1年。
取缔反动会道门解放前，本县反动会道门组织有同善社、一贯道、中华理教分会。解放初反动大刀会的活动，不久即被歼灭。其余反动会道门组织在镇反运动中全部取缔。
附：反动会道门情况
同善社：民国10年（1921），安徽同善社派桂锦堂、杜品安来本县组织、吸收信徒17人，左一连任善长，方宗矩任副善长，袁子宜任总理，掌理事务，在陵阳曹家湾、庙前、九华山设事务所。民国13年，被县政府取缔，改名“同德善堂”，善长改称首事，转入秘密活动。民国17年，又被取缔，再改名“先觉祠”。此后，因多数信徒退道而消亡。民国23年，由查风标、曹绍征主持恢复事务所，并分文武两坛。文坛即“乩坛”，利用开乩拜佛、求神保佑等迷信活动，骗取群众钱财；武坛以传授武术为名，组织大刀会。文武两坛共发展信徒3000余人，分布于九华、陵阳、蓉城。杨田、丁桥等地区。民国34年2月，查凤标、曹绍征等推举同伙朱同义做“皇帝”，在陵阳率领大刀会暴动，被县政府派兵平息，查封事务所。民国35年，安徽“大祥林号”（省同善社改名）走向反共，要求国民党批准成立部队，参加“戡乱”，安徽省政府因而允许公开活动，青阳县政府于是释放大刀会案犯。查风标，曹绍征重新组织“先觉祠”，迁往九华山活动，1953年被取缔。
大刀会：民国37年11月，安徽“大祥林号”号首黄导衡来九华山，召集青阳、贵池、太平、泾县、桐城等县同善社首领聚会，策划开办武坛，组织大刀会。是年12月，本县反动乡绅姜保良先后赴安庆、芜湖找朱鹏（军统特务）联系组织大刀会事宜，回来即在西馆、庙前两地开办武坛，首批吸收50余人。1949年5月18日夜间，朱鹏从贵池带领大刀会武装匪徒90余人来西馆，与姜保良、姜万祥、刘作波、刘作模等计划扩大反动组织，将大刀会改称“皖西人民自卫军独立第四团”。朱鹏自任司令，姜保良、姜万祥分任正副团长，下编营、连、排。此后大刀会发展加快，几天就发展匪徒1千余人（有被胁迫参加的），蔓延周围22村，增编一个团（自称刘团）。配有轻机枪、步枪及刀矛等武器。匪徒集中时，头裹白巾（有“佛光普照”四字），身穿黑衣裤，腰系白纱带，自吹“菩萨保护，刀枪不入”。5月29日，县大队配合池州独立团前往清剿。交战中毙匪308人（含匪首2人），俘匪188人，缴获各种武器一批，大刀会被彻底摧垮。“镇反”运动中，匪首姜保良、姜万样和有重大罪行的连长以上骨干分子，先后逮捕法办。经过政策宣传，文武两坛信徒共1752人，向公安机关自首或登记退道。
一贯道：民国36年，石玉民来本县传道，不久即被县政府取缔。翌年，苏向荣（贵池人）到九华老田村传道，吸收道徒数人。是年冬，苏静波在蓉城、杨田等地收徒传道。民国38年2月，孙安甫（河北保定人）到陵阳上章村与李守炉、李鑫武一起传道。一贯道传入本县虽时间不久，但发展很快，至解放前夕，设有佛堂26处，共发展道徒千余人，分布于蓉城、杨田、陵阳、九华等地，解放初期仍有活动。1950年2月，陵阳地区以李守炉为首“开轧”一次，有坛主等负责人26名参加，李守炉散布反动谣言，蛊惑人心。“镇反”中，县人民政府明令取缔会道门组织，一贯道徒532人向公安机关登记退道，反动道首22人逮捕法办。
中华理教会：民国18年，由杨得胜、詹荣光在蓉城吸收10余人入会，杨得胜任会长。翌年，被县公安局查封。民国20年，县警察队长陈汉民和青帮把头夏朝宗在蓉城大圣庙设“理堂”，成立理教分会，陈汉民任会长。民国24年，陈汉民辞职，理教分会停办。民国25年，杜渭川、朱树芬在九华山成立理教会，自任正副会长，聘请纪耀西（南京人）传教，并在蓉城设理教分会，共发展会员百余人，入会者多数是机关职员和农民。民国27年，日军进犯本县，理教会解散。民国30年，纪耀西主持恢复理教会，发展会员60余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为南京理教总会搜集皖南新四军情报；抗日胜利后，又为国民党县政府效劳，1951年，曾由中华理教总会换发会员证和理教会章。1958年9月，县公安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并予取缔。
打击刑事犯罪解放初期，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常有发生，对社会治安秩序危害很大。县公安机关侦捕一批抢劫、盗窃、杀人、放火等犯罪分子后，刑事犯罪活动有所收敛。
1955年，根据中央和省关于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指示，集中侦捕一批各种刑事罪犯。曾由本县和石台、太平县联合侦查的朱世炳盗匪集团，在这次搜捕中捕获归案。经过打击，刑事发案率下降，当年第二季度发生各种刑事案件86起，第四季度减少到16起。1956年社会治安形势力解放后最好的一年。
1958年，根据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组织一次侦破战役。一年中，侦破凶杀案1起、纵火案1起、盗窃案20起等，破案率为100％，积案基本扫清。是年，发动群众打击流窜犯，查扣外流人口194人。其中反革命分子109人、刑事犯罪分子46人、地主分子7人、富农分子1人、来历不明者31人。经审查，押送原籍处理100人、依法逮捕20人、实行劳动教养3人、教育后责令回原籍47人、待处理24人，从而减少发案因素。
1960年，农村小偷小摸现象较普遍，仅5月份就收到报案材料1462份，绝大多数是社员偷取生产队仓库、食堂少量粮食，在处理上以批评教育为主，仅对极少数屡教不改，造成很坏影响的，酌情给予刑事处分。
“文革”初期，公安工作被“群众专政”所取代，刑事案件实际无人管，打砸抢事件时有发生。1968年3月，公安机关实行军管后，恢复刑侦，社会秩序逐步好转。
8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中继续发展，刑事发案率上升。有的结成流氓团伙，寻衅滋事，聚众斗殴，伤害人身；有的数人勾结一起，拦路抢劫，追逐调戏妇女，严重扰乱社会秩序。1983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决定，县公检法机关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紧密配合，依照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开展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公检法联合办公，各司其职，集中统一行动，捕判一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摧毁流氓团伙和盗窃集团30个，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6万余元。经过3年严打斗争，社会治安秩序好转，刑事发案率与严打前3年相比，下降57.4％，人民群众安全感普遍增强。
1989年11月，按照公安部扫除“六害”统一部署，对卖淫嫖娼、拐卖妇女、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违法犯罪活动开展了斗争。县成立扫“六害”斗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公安机关为主，从检察、文化等部门抽人集中办公，全县19个乡镇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县委宣传部、县扫黄办公室、广播站、影剧院等单位通力合作，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广泛宣传。年末统计，查获“六害”案件400余起。对违法人员分别予以拘留审查、治安处罚、劳动教养、警告等处理，没收了一批放像机、淫秽录像带、淫秽画刊和各种赌具，罚款82500元，遏制了“六害”蔓延。
三、治安管理
户籍管理宣统元年（1909），县巡警局接管户口。宣统三年，颁布《户籍法》，进行户口清查。民国初期，县警政机关设户政股（科）管理户籍。民国17年（1928），县成立户口调查处。民国35年，县政府布置清乡查户，重新编组保甲，制发“国民身份证”，控制人民，破坏革命。
解放后，废除旧户籍制度。1949年4月底，县人民政府制定《各区乡保清查户口实施办法》，全县清理户籍。此后，县公安局又以行政村、街道居委会为单位，调查登记城乡户口，建立户口册，集中存放于乡镇政府，并陆续发放户口簿。1958年，贯彻《户口登记条例》，城镇户口由公安派出所主管，农村由人民公社代管。1984年政社分设后，乡人民政府管理户口，办理人口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事宜。
历代人口和3次人口普查情况见第三章《人口》。
禁烟、禁赌禁烟：光绪三十四年（1908），县设禁烟局，并附设戒烟诊所，县署明令禁止吸、卖鸦片，禁烟局会同巡警分批传见烟民，指往戒烟诊所受戒。宣统二年（1910），县署禁止种植罂粟、熬制烟膏。至民国元年（1912），种烟、卖烟户禁绝，吸毒者大大减少。民国3至15年，战事迭起，县禁烟机构撤销，烟毒重新泛滥。民国17年，复设禁烟局，颁布禁烟条令。是年冬，撤禁烟局，由县政府直接查禁。民国19年，禁令废弛，县设特税机构，实行寓禁于征政策，烟毒复又蔓延。民国24年，县成立禁烟分会，下设戒烟所，烟民限期入所受戒。民国27年，禁烟分会撤销，县政府民政科增设禁烟股。民国29年，恢复戒烟所，设床位40张，配医生2人。是年12月，县政府在朱备店枪决鸦片烟贩1名。民国34年，县政府查封烟膏店11家。民国36年后，烟膏店半公开营业，有些军政官吏从事贩毒走私活动。
解放初，县人民政府宣传吸毒危害性，劝告烟民戒吸鸦片，禁止买卖烟土。1950年春，政务院颁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县公安机关发动群众开展禁烟活动，收缴烟土、烟枪，拘捕处理拒禁吸毒分子。自此，烟毒根绝。
禁赌：民国时期，本县城乡赌博风行，以打麻将、打纸牌、掷骰子、推牌九、摇单双等方式聚赌，县政府虽有禁令，实际上禁民不禁官。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严禁赌博，追缴赌具，并宣布废除一切赌债，城乡赌博禁绝。60年代初，重新出现赌博歪风，县政府发出禁赌布告，赌风收敛。1978年，农村大刮赌风，向城镇蔓延。公安机关自1979至1982年，查处赌博153起，治安处罚316人。此后赌风有所收敛，有的转入隐蔽。1986年春，再次集中打击赌博活动，抓获赌徒267人，没收赌具52件、赌资2795元。1989年12月，扫“六害”斗争中，对赌博活动再次进行严厉打击。
特种行业管理清末，本县巡警局对旅店、旧货、银号、金店等行业实行管理，旅店和旧货行业为管理重点。旅店每天将旅客登记簿送警方审查，对带有武器、违禁物品或言行可疑之人须向警方报告，违者罚款甚至责令停业。旧货店（估衣、古玩等）收买货物均详记簿册，供警方查阅。官署印信和军用物品禁止收购。卖主之物如与警方抄发的窃案单相同者，随时报警检查，不报则按违警一律处理。民国时期，警察机关沿袭清末管理方法，并将煤油、汽油、花爆及理发、浴室、印刷、剧场、佣工介绍所等行业列入管理。
解放初期，公安部门将旅店、浴室、中西药房。医院、诊所、面馆、五金机械修理、刻字、寄售摊、印刷、照相、戏院等行业列为管理范围。其中旅店、刻字摊、印刷社、寄售摊为管理重点。1978年，根据《城市治安管理工作细则（试行草案)》，管理范围调整为旅店业（含浴室）、旧货业（含废品收购）、印铸刻字业（含眷写、晒图、拍摄文件资料）、修理业等。1985年12月，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调整为旅店业（宾馆、饭店、招待所、浴室等）、刻字业、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和信托寄卖等行业。
旅店增设、改号、迁址、职工增减、歇业、转业，悉按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办理、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刻制公章，均先向公安机关备案，再到指定刻字社（店）承制。生产性废旧金属，限基层供销社收购。寄卖物品限信托寄卖店经营，严禁收购和寄卖来历不明之物。
改造四类分子1950年，县公安局审定反革命分子共553人，其中依法管制444人，交由群众监督改造。1951年土改结束后，各区乡自行批准管制一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由于政策界限不够明确，监督生产与依法管制不分，管制范围扩大，经县公安局审查，对被错管者作了纠正。
1956年，根据《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有关精神，”四类”分子按其守法表现，确定为候补社员、监督生产和依法管制三类，由基层治安保卫组织依靠群众加强监督改造，实行“月考查”、“季评审”、“年总评”制度，经济上与社员同工同酬。1958年12月年终总评，38％地富反坏分子摘掉帽子，转为正式社员。“文革”中，四类分子评审工作停顿。
1978年，贯彻全国公安会议修订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工作细则（试行草案）》，对四类分子改造工作加强，建立帮教小组，进一步落实管教、监督、改造措施。1979年，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摘除地主、富农分子帽子问题的决定，本县成立办公室，领导此项工作。至1981年底，完成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摘帽工作。
基层治保组织1951年，全县128个行政村和蓉城4个街道居委会，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翌年，以乡为单位建立治保会，村设治保小组。1958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设治保会，生产队设治保小组。1984年，政社分设，村民委员会设治保会，3～11人组成；生产队治保小组，3～5人组成。厂矿、企事业按行政管理单位或生产组设立治保组织。
基层治保组织，是公安机关依靠群众做好治安工作的群众性组织。主要任务是密切联系群众，宣传防特、防盗、防火，协助政府和公安机关管制、监督、改造四类分子，发动群众制订爱国公约、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自建立起，在协助公安部门肃清反革命分子，管制和监督改造四类分子，严防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成绩显著。1983年“严打”斗争和1989年扫除“六害”斗争中，在配合公安司法机关打击刑事犯罪，帮助教育失足青少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89年，全县基层治保委员会218个，治保小组1034个，共计4033人。
安全保卫责任制1981年，开始在较大厂矿、企事业等单位推行安全保卫责任制。至1989年，公安机关列管的内部单位全部实行。其中有县丝绸总厂、百货、石油公司、银行等13个单位，建立治安承包责任制。责任制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多数厂矿企业将治安保卫工作订入厂规厂约，列为企业管理组成部份，层层负责实施；二是实行经济承包单位建立治安承包责任制，责任到人，奖罚兑现；三是机关学校和小型企业单位，将安全保卫工作纳入岗位责任制。单位建立安全保卫责任制后，治安秩序明显改观。公安机关多次召开现场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推动此项工作健康发展。
四、交通管理
1987年6月，交通监理工作划归县公安局管理。1988年1月，成立县公安交通警察队，警员18人，配有机动监理车4辆，摩托车2辆。
车辆管理1988年，进行机动车辆年度检验，共检大、小型汽车、摩托车。轮拖、简易三轮车、挂车、轻骑等619辆，占应检车辆（8以辆）69.2％，审验驾驶员1048人。1989年，共检车辆854辆，占应检车辆83.4％，强制报废15辆。驾驶员审验换证1350人，占应审人数98.2％。对个体车辆和客车，坚持半年审验一次。
为提高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1988年举办驾驶员学习班11期，参加学习人数共1057人次，其中有违章肇事补习班1期67人。学习主要内容有《道路管理条例》、《机动车技术检验标准》及交通安全常识，并进行测验。1989年，举办驾驶员学习班9期，培训1306人，占驾驶员总人数98.3％。此外，全县组建驾驶员交通安全学习联组46个，交警队经常派员到各联组，了解情况，辅导学习。
安全监督1988年春，在县政府领导下，发动司法、文化、城建、广播、保险等部门配合，采用大幅标语、墙报、宣传栏、幻灯、广播等多种形式，并出动宣传车2辆，宣传《道路管理条例》，讲解交通安全常识。为加强城区交通管理，在车站前公路交叉口建立岗亭，维持交通秩序。根据县政府制定的《城区道路交通规划》，在主要街道、路口设立交通标志牌13处，计39块，划设交通标线3000米，以防事故发生。
是年夏，开展清路障、保安全突击月活动。每天派人出车上路检查，采取教育和强制措施，制止占路打场晒粮等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清除占路放晒桑杆、麻筋、红花草（种）及违章建筑、堆放砂石等路障共240处。1989年午收前，抽出交通干警3人，交通管理员6人，组成清障小组，上路检查清除路障。
1989年1月，在蓉城、庙前、五溪、木镇、丁桥等5乡镇，聘用交通管理员共17人，常年进行道路安全管理。
1988至1989年，以“纠违章、压高速、排阻塞、保畅通”为中心，以318国道为重点，开展路查路检活动。两年出动警力3315人次，出动路查车1093辆次，查验机动车10619辆次，处理违章驾驶员2614人次。其中，吊销驾驶证5人、治安拘留23人、送军事部门处理2人，违章罚款93087元。
交通事故1988至1989年，共发生事故252起，死41人，伤176人，直接经济损失346323元。事故原因一是年轻的驾驶员技术水平不高，制动使用不当，造成侧滑翻车；二是违反会车规定，互不让道或抢道，造成两车相撞；三是阴雨天经过路滑地段时，思想麻痹，疏忽大意，造成翻车。1989年与1980年相比，事故发生次数下降20％，死亡人数上升27.8％，受伤人数下降20.5％，车物损失上升23％。318国道汽车流量大，交通事故屡有发生。1989年4月18日，乔木乡境内发生一起两车相撞重大交通事故，死4人，重伤1人，一辆车报废，损失折款3万元。
五、消防
消防组织民国时期，本县无官办消防机构，仅蓉城镇有“水龙宫”，“乌龙宫”2个民办救火会，由商会管理。解放后，县公安局作了清理整顿，继续发挥其作用。1950年，蓉城、木镇、庙前、陵阳4乡镇建立义务消防队，由公安派出所或区公安员直接指导。1956年，国营企事业单位成立职工义务消防队（组）。1965年4月，县公安局建立公安消防队，队员8人，为本县历史上第一个专业消防组织。“文革”开始后，消防队处于瘫痪状态。1969年3月，重新建立县公安消防队，队员实行义务兵役制。队长、指导员仍属地方编制。1978年2月，根据中央规定，消防队改为部队建制，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青阳县消防中队”，有消防警察17人。1987年，县公安局增设消防科，企事业单位设消防大队，下设商业，粮食、供销、缫丝、麻纺、林业等6个中队，共有队员178人，中队长配专职，指导员由各单位分管领导兼任。蓉城、木镇、庙前、陵阳1乡镇成立义务消防队，共有队员92人。
装备建设解放前，民办救火会备有压水机、帆布管、水龙头、梯、桶等救火器具。1953年，动员商民捐款，为义务消防队购置一批灭火用具。1957年，县人民委员会拨款1.5万元。给义务消防队整修、添置设备。1965年，县人委拨款为公安消防队购置解放牌消防车1辆。1985年，县人民政府拨款12万元，为消防队新建459平方米车库、宿舍楼。1986年，自筹资金2.1万元，建550平方米简易宿舍。1989年，有新旧消防车各1辆、货车1辆、吉普车1辆、通讯设备1套、体育训练器材1套。
防火监督解放前，救火会建立“打火更”制度，每夜派人走街串巷，以敲打竹筒为信号，宣传防火。解放后，一度沿用这一制度，组织居民轮流值班，宣传内容有：“小心火烛，家家防火”、“水缸挑满、灶前扫清”等，提醒居民夜防火灾。1958年，全县开展防火宣传月活动，城乡召开居民会、社员会、妇女会，宣传防火。1965年县公安局组织干警下乡，会同基层治保会、义务消防队宣传防火，并印发消防监督条例和消防标语，购买防火幻灯片2套，委托县电影队带到农村进行映前宣传。是年，全县组织安全大检查3次，查出火险隐患125条，建议改正。山林地区重点检查护林防火公约，修订和落实防火措施。“文革”前期，消防工作停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消防工作加强。配专职防火员，多次对厂矿企业和要害部位的消防设施与存在问题进行检查，督促处理一些火险隐患。宣传消防法规和消防常识，增强了社会防火意识。
六、监所管理
清代及民国初期，本县没有监狱，详情无考。民国12年（1923），县署司法科附设监狱，置典狱员、狱卒等人员。民国26年，县司法处成立，管辖监狱。民国30年7月，改为看守所，并附设监狱，管狱员改任看守所长兼监长。
解放后，废旧监所，于1949年4月设立县公安局看守所。5月，县司法处设看守所（后为法院看守所），均配所长、看守员等若干人，1951年10月，两所合并，由公安局管理。1980年3月，另设行政拘留所，配副所长1人，与看守所合署办公，关押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受治安拘留处分的人员。
解放初期，监管制度不健全，看管松懈。监内犯人随意走动不受约束，家属探望犯人或送日用品时，不予严格监视，以致发生反革命犯通过家属与监外反动分子通信联络，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暴动。法院看守所在10名在押反革命犯夺枪逃跑事件后，提高警惕，建立健全各项监管制度，加强看管。1957年后，纠正重关不重教的偏向，注重犯人思想改造。组织犯人学习报纸，收听广播，选读《毛泽东选集》有关文章。公检法负责干部常到看守所对犯人训话，进行政策法律教育，指明前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法制建设的加强，监所管理工作进一步改进，羁押犯人，坚持按法办事。1987年，实行监房承包责任制，包教育、包管理、包安全。管教人员经常找犯人谈话，了解掌握犯人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每月25日，召开管理人员会议，分析研究犯人思想言行，采取对策，布置下一步工作。每逢节日之前，由所长集合犯人训话，进行形势和守法教育。
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囚犯经费专款专用，禁止克扣、挪用。犯人口粮标准略高于一般居民。监房经常保持清洁卫生，空气流通。所内配备医生1人，专为犯人防病治病。随时纠正管教人员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提倡文明管理。
附：姚家圩劳改农场
1951年8月，池州专署公安处劳改大队在本县姚家圩建立劳改农场，有劳改犯100余人。是年12月，犯人调往普济圩农场劳改，姚家圩农场移交县公安局，县局劳改股将原在城东乡建兴村建立的劳改队犯人30余名，全部迁至姚家圩农场劳动。此后，凡判短期徒刑及老弱犯人均在此服刑。1956年底停办。1958年，重新建场，置场长1人，管教。生产、会计干部4人，有水田700亩、旱地40亩。犯人从事农业、畜牧、水产、手工等劳动，生产自给，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7万元。1963年，因犯人陆续刑满释放，农场撤销。1964年起，判徒刑一年以下犯人留看守所劳改，其余犯人分别送往省监狱和省属劳改单位服刑。
清末、民国警政机构清宣统元年（1909），本县成立巡警局。民国2年（1913）改为警察所，县知事兼任所长。木镇、庙前、陵阳3镇设警察分驻所。民国5年，县成立警察队。民国8年，设九华山分驻所，撤庙前分驻所。民国16年，成立县公安局，木镇、陵阳、九华山分驻所改为公安分局，下设6个派出所。民国21年，县公安局改称县政府公安科，分局改称公安驻巡所。翌年，公安科改名警佐室。全县1区16乡，区署置巡官1人，警士30人，受区长领导。乡设警保队，警士12人，乡长兼任队长。民国28年，县政府置政务警察，配警目2人，警士18人。民国30年改为警察队，隶属县府警佐室。民国36年5月，成立县警察局，内设第一科、第二科、督察室。翌年增刑警员1人。
人民公安机关1949年4月24日，县人民政府设公安小组。27日，成立县公安局，内设侦察、司法、社会3股。5月，陵阳区、九华山各设1名公安员，编制隶属县公安局。6月，县公安局改称县人民政府公安局，设行政、侦察、公安3股，辖看守所、公安队。蓉城、庙前、吴潭3区设派出所。1950年，陵阳区、九华山设派出所。翌年6月，公安员改称公安特派员。此后，未设派出所的区乡（公社）均设公安特派员1名，其编制均隶属县公安局。1955年，撤销蓉城、木镇、陵阳派出所，仅保留九华山派出所。1956年5月，局名复改为县公安局，设政保、预审、治安、秘书4股。1957年，复设城关派出所。“文革”初，县公安局被“砸烂”，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3月，裁撤公社公安特派员。翌年3月，县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5月，公检法机关撤销，以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取代，与军管小组合署办公。1969年12月，各公社设人保干事1人，列入公社编制。1973年3月，恢复县公安局。1975年9月，设木镇派出所。1980年8月，公社人保干事改称公安特派员，编制划归公安局。1982年5月，公社公安特派员先后调入派出所或公安局下属单位。翌年12月起，全县乡镇设立公安员，其编制隶属各乡镇政府。1986年7月，设蓉城公安分局。1989年底，县公安局设有一、二、三、四、五科、外事科、秘书科、消防科，辖交警队、看守所、行政拘留所、蓉城公安分局及城郊、木镇、庙前、陵阳、童埠等5个派出所，并领导武警县中队、消防中队和林业（专业）派出所。
二、刑事侦察
清查登记1950年6月，清查登记国民党区分部、三青团分队、特工组主要负责人员。在蓉城、木镇专设登记处，内设宣传、登记、审查3股，由县公安局指导，全县开展登记工作。贴出池州专署布告。县委宣传部召开区委宣传干部会议，布置各区分片召开干部会、群众会，宣传政策和有关登记事项，消除登记对象思想顾虑，号召群众检举揭发。自6月1至30日，登记的有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各级负责人和特务人员共230人。
剿匪反霸解放初期，一些国民党军队溃散官兵结伙为匪，乘社会秩序尚未稳定之机，持枪流窜抢劫，伤害群众，破坏电话线和乡公所住房，扰乱社会治安。阶级敌对分子散布谣言，蛊惑民心。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青阳县委于1949年7月，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剿匪反霸任务。县公安局派出侦察员配合县武装大队，深入敌情、社情复杂地区，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方针，发动群众举报匪情，协助剿匪。县、区下乡工作队（组）配合行动，结合建立村政权，组织群众武装联防。至1950年秋，军民结合共歼土匪21股，130余人。同时，县公安机关根据群众检举和要求，逮捕一批有严重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分子。经过打击，土匪抢劫活动绝迹，社会治安好转。
镇压反革命解放初期，残余反革命分子不甘失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推翻人民政权，复辟反动统治。1949年5月，军统特务朱鹏。反动会道门头子姜保良等为首组织“大刀会”，袭击解放军，夺枪杀人。是年10月2日夜间，谢国祥等为首组织的反动武装在城南暴动，妄图攻占县城。丁长春、郑干等组织反革命武装，于1950年4月，暗杀公安干部马玉忠，抢去手枪、步枪各1支。同月，县法院看守所10名在押反革命犯夺枪逃跑，妄想组织反动武装，继续与人民较量。此外，反动谣言、标语、传单经常出现。为捍卫人民民主政权，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本县于1950年10月，根据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县公安司法机关在县委领导下，抽人组成县人民法庭，各区设分庭，专事审理反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案件。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运动中，采取“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方针，土改工作队密切配合，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过查证核实，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分别进行处理，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对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对罪恶虽大，但能坦白交待，低头认罪，确有悔改表现者，则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或判长期徒刑，给予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机会；对有一般罪恶民愤者，根据具体案情给予应得处分。有立功表现的，一律从轻处理或免除刑罚。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通过运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955年，开展第二次镇反。打击对象主要是第一次镇反漏网的和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暗藏在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内部，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历时1年。
取缔反动会道门解放前，本县反动会道门组织有同善社、一贯道、中华理教分会。解放初反动大刀会的活动，不久即被歼灭。其余反动会道门组织在镇反运动中全部取缔。
附：反动会道门情况
同善社：民国10年（1921），安徽同善社派桂锦堂、杜品安来本县组织、吸收信徒17人，左一连任善长，方宗矩任副善长，袁子宜任总理，掌理事务，在陵阳曹家湾、庙前、九华山设事务所。民国13年，被县政府取缔，改名“同德善堂”，善长改称首事，转入秘密活动。民国17年，又被取缔，再改名“先觉祠”。此后，因多数信徒退道而消亡。民国23年，由查风标、曹绍征主持恢复事务所，并分文武两坛。文坛即“乩坛”，利用开乩拜佛、求神保佑等迷信活动，骗取群众钱财；武坛以传授武术为名，组织大刀会。文武两坛共发展信徒3000余人，分布于九华、陵阳、蓉城。杨田、丁桥等地区。民国34年2月，查凤标、曹绍征等推举同伙朱同义做“皇帝”，在陵阳率领大刀会暴动，被县政府派兵平息，查封事务所。民国35年，安徽“大祥林号”（省同善社改名）走向反共，要求国民党批准成立部队，参加“戡乱”，安徽省政府因而允许公开活动，青阳县政府于是释放大刀会案犯。查风标，曹绍征重新组织“先觉祠”，迁往九华山活动，1953年被取缔。
大刀会：民国37年11月，安徽“大祥林号”号首黄导衡来九华山，召集青阳、贵池、太平、泾县、桐城等县同善社首领聚会，策划开办武坛，组织大刀会。是年12月，本县反动乡绅姜保良先后赴安庆、芜湖找朱鹏（军统特务）联系组织大刀会事宜，回来即在西馆、庙前两地开办武坛，首批吸收50余人。1949年5月18日夜间，朱鹏从贵池带领大刀会武装匪徒90余人来西馆，与姜保良、姜万祥、刘作波、刘作模等计划扩大反动组织，将大刀会改称“皖西人民自卫军独立第四团”。朱鹏自任司令，姜保良、姜万祥分任正副团长，下编营、连、排。此后大刀会发展加快，几天就发展匪徒1千余人（有被胁迫参加的），蔓延周围22村，增编一个团（自称刘团）。配有轻机枪、步枪及刀矛等武器。匪徒集中时，头裹白巾（有“佛光普照”四字），身穿黑衣裤，腰系白纱带，自吹“菩萨保护，刀枪不入”。5月29日，县大队配合池州独立团前往清剿。交战中毙匪308人（含匪首2人），俘匪188人，缴获各种武器一批，大刀会被彻底摧垮。“镇反”运动中，匪首姜保良、姜万样和有重大罪行的连长以上骨干分子，先后逮捕法办。经过政策宣传，文武两坛信徒共1752人，向公安机关自首或登记退道。
一贯道：民国36年，石玉民来本县传道，不久即被县政府取缔。翌年，苏向荣（贵池人）到九华老田村传道，吸收道徒数人。是年冬，苏静波在蓉城、杨田等地收徒传道。民国38年2月，孙安甫（河北保定人）到陵阳上章村与李守炉、李鑫武一起传道。一贯道传入本县虽时间不久，但发展很快，至解放前夕，设有佛堂26处，共发展道徒千余人，分布于蓉城、杨田、陵阳、九华等地，解放初期仍有活动。1950年2月，陵阳地区以李守炉为首“开轧”一次，有坛主等负责人26名参加，李守炉散布反动谣言，蛊惑人心。“镇反”中，县人民政府明令取缔会道门组织，一贯道徒532人向公安机关登记退道，反动道首22人逮捕法办。
中华理教会：民国18年，由杨得胜、詹荣光在蓉城吸收10余人入会，杨得胜任会长。翌年，被县公安局查封。民国20年，县警察队长陈汉民和青帮把头夏朝宗在蓉城大圣庙设“理堂”，成立理教分会，陈汉民任会长。民国24年，陈汉民辞职，理教分会停办。民国25年，杜渭川、朱树芬在九华山成立理教会，自任正副会长，聘请纪耀西（南京人）传教，并在蓉城设理教分会，共发展会员百余人，入会者多数是机关职员和农民。民国27年，日军进犯本县，理教会解散。民国30年，纪耀西主持恢复理教会，发展会员60余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为南京理教总会搜集皖南新四军情报；抗日胜利后，又为国民党县政府效劳，1951年，曾由中华理教总会换发会员证和理教会章。1958年9月，县公安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并予取缔。
打击刑事犯罪解放初期，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常有发生，对社会治安秩序危害很大。县公安机关侦捕一批抢劫、盗窃、杀人、放火等犯罪分子后，刑事犯罪活动有所收敛。
1955年，根据中央和省关于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指示，集中侦捕一批各种刑事罪犯。曾由本县和石台、太平县联合侦查的朱世炳盗匪集团，在这次搜捕中捕获归案。经过打击，刑事发案率下降，当年第二季度发生各种刑事案件86起，第四季度减少到16起。1956年社会治安形势力解放后最好的一年。
1958年，根据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组织一次侦破战役。一年中，侦破凶杀案1起、纵火案1起、盗窃案20起等，破案率为100％，积案基本扫清。是年，发动群众打击流窜犯，查扣外流人口194人。其中反革命分子109人、刑事犯罪分子46人、地主分子7人、富农分子1人、来历不明者31人。经审查，押送原籍处理100人、依法逮捕20人、实行劳动教养3人、教育后责令回原籍47人、待处理24人，从而减少发案因素。
1960年，农村小偷小摸现象较普遍，仅5月份就收到报案材料1462份，绝大多数是社员偷取生产队仓库、食堂少量粮食，在处理上以批评教育为主，仅对极少数屡教不改，造成很坏影响的，酌情给予刑事处分。
“文革”初期，公安工作被“群众专政”所取代，刑事案件实际无人管，打砸抢事件时有发生。1968年3月，公安机关实行军管后，恢复刑侦，社会秩序逐步好转。
8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中继续发展，刑事发案率上升。有的结成流氓团伙，寻衅滋事，聚众斗殴，伤害人身；有的数人勾结一起，拦路抢劫，追逐调戏妇女，严重扰乱社会秩序。1983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决定，县公检法机关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紧密配合，依照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开展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公检法联合办公，各司其职，集中统一行动，捕判一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摧毁流氓团伙和盗窃集团30个，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6万余元。经过3年严打斗争，社会治安秩序好转，刑事发案率与严打前3年相比，下降57.4％，人民群众安全感普遍增强。
1989年11月，按照公安部扫除“六害”统一部署，对卖淫嫖娼、拐卖妇女、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违法犯罪活动开展了斗争。县成立扫“六害”斗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公安机关为主，从检察、文化等部门抽人集中办公，全县19个乡镇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县委宣传部、县扫黄办公室、广播站、影剧院等单位通力合作，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广泛宣传。年末统计，查获“六害”案件400余起。对违法人员分别予以拘留审查、治安处罚、劳动教养、警告等处理，没收了一批放像机、淫秽录像带、淫秽画刊和各种赌具，罚款82500元，遏制了“六害”蔓延。
三、治安管理
户籍管理宣统元年（1909），县巡警局接管户口。宣统三年，颁布《户籍法》，进行户口清查。民国初期，县警政机关设户政股（科）管理户籍。民国17年（1928），县成立户口调查处。民国35年，县政府布置清乡查户，重新编组保甲，制发“国民身份证”，控制人民，破坏革命。
解放后，废除旧户籍制度。1949年4月底，县人民政府制定《各区乡保清查户口实施办法》，全县清理户籍。此后，县公安局又以行政村、街道居委会为单位，调查登记城乡户口，建立户口册，集中存放于乡镇政府，并陆续发放户口簿。1958年，贯彻《户口登记条例》，城镇户口由公安派出所主管，农村由人民公社代管。1984年政社分设后，乡人民政府管理户口，办理人口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事宜。
历代人口和3次人口普查情况见第三章《人口》。
禁烟、禁赌禁烟：光绪三十四年（1908），县设禁烟局，并附设戒烟诊所，县署明令禁止吸、卖鸦片，禁烟局会同巡警分批传见烟民，指往戒烟诊所受戒。宣统二年（1910），县署禁止种植罂粟、熬制烟膏。至民国元年（1912），种烟、卖烟户禁绝，吸毒者大大减少。民国3至15年，战事迭起，县禁烟机构撤销，烟毒重新泛滥。民国17年，复设禁烟局，颁布禁烟条令。是年冬，撤禁烟局，由县政府直接查禁。民国19年，禁令废弛，县设特税机构，实行寓禁于征政策，烟毒复又蔓延。民国24年，县成立禁烟分会，下设戒烟所，烟民限期入所受戒。民国27年，禁烟分会撤销，县政府民政科增设禁烟股。民国29年，恢复戒烟所，设床位40张，配医生2人。是年12月，县政府在朱备店枪决鸦片烟贩1名。民国34年，县政府查封烟膏店11家。民国36年后，烟膏店半公开营业，有些军政官吏从事贩毒走私活动。
解放初，县人民政府宣传吸毒危害性，劝告烟民戒吸鸦片，禁止买卖烟土。1950年春，政务院颁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县公安机关发动群众开展禁烟活动，收缴烟土、烟枪，拘捕处理拒禁吸毒分子。自此，烟毒根绝。
禁赌：民国时期，本县城乡赌博风行，以打麻将、打纸牌、掷骰子、推牌九、摇单双等方式聚赌，县政府虽有禁令，实际上禁民不禁官。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严禁赌博，追缴赌具，并宣布废除一切赌债，城乡赌博禁绝。60年代初，重新出现赌博歪风，县政府发出禁赌布告，赌风收敛。1978年，农村大刮赌风，向城镇蔓延。公安机关自1979至1982年，查处赌博153起，治安处罚316人。此后赌风有所收敛，有的转入隐蔽。1986年春，再次集中打击赌博活动，抓获赌徒267人，没收赌具52件、赌资2795元。1989年12月，扫“六害”斗争中，对赌博活动再次进行严厉打击。
特种行业管理清末，本县巡警局对旅店、旧货、银号、金店等行业实行管理，旅店和旧货行业为管理重点。旅店每天将旅客登记簿送警方审查，对带有武器、违禁物品或言行可疑之人须向警方报告，违者罚款甚至责令停业。旧货店（估衣、古玩等）收买货物均详记簿册，供警方查阅。官署印信和军用物品禁止收购。卖主之物如与警方抄发的窃案单相同者，随时报警检查，不报则按违警一律处理。民国时期，警察机关沿袭清末管理方法，并将煤油、汽油、花爆及理发、浴室、印刷、剧场、佣工介绍所等行业列入管理。
解放初期，公安部门将旅店、浴室、中西药房。医院、诊所、面馆、五金机械修理、刻字、寄售摊、印刷、照相、戏院等行业列为管理范围。其中旅店、刻字摊、印刷社、寄售摊为管理重点。1978年，根据《城市治安管理工作细则（试行草案)》，管理范围调整为旅店业（含浴室）、旧货业（含废品收购）、印铸刻字业（含眷写、晒图、拍摄文件资料）、修理业等。1985年12月，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调整为旅店业（宾馆、饭店、招待所、浴室等）、刻字业、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和信托寄卖等行业。
旅店增设、改号、迁址、职工增减、歇业、转业，悉按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办理、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刻制公章，均先向公安机关备案，再到指定刻字社（店）承制。生产性废旧金属，限基层供销社收购。寄卖物品限信托寄卖店经营，严禁收购和寄卖来历不明之物。
改造四类分子1950年，县公安局审定反革命分子共553人，其中依法管制444人，交由群众监督改造。1951年土改结束后，各区乡自行批准管制一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由于政策界限不够明确，监督生产与依法管制不分，管制范围扩大，经县公安局审查，对被错管者作了纠正。
1956年，根据《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有关精神，”四类”分子按其守法表现，确定为候补社员、监督生产和依法管制三类，由基层治安保卫组织依靠群众加强监督改造，实行“月考查”、“季评审”、“年总评”制度，经济上与社员同工同酬。1958年12月年终总评，38％地富反坏分子摘掉帽子，转为正式社员。“文革”中，四类分子评审工作停顿。
1978年，贯彻全国公安会议修订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工作细则（试行草案）》，对四类分子改造工作加强，建立帮教小组，进一步落实管教、监督、改造措施。1979年，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摘除地主、富农分子帽子问题的决定，本县成立办公室，领导此项工作。至1981年底，完成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摘帽工作。
基层治保组织1951年，全县128个行政村和蓉城4个街道居委会，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翌年，以乡为单位建立治保会，村设治保小组。1958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设治保会，生产队设治保小组。1984年，政社分设，村民委员会设治保会，3～11人组成；生产队治保小组，3～5人组成。厂矿、企事业按行政管理单位或生产组设立治保组织。
基层治保组织，是公安机关依靠群众做好治安工作的群众性组织。主要任务是密切联系群众，宣传防特、防盗、防火，协助政府和公安机关管制、监督、改造四类分子，发动群众制订爱国公约、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自建立起，在协助公安部门肃清反革命分子，管制和监督改造四类分子，严防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成绩显著。1983年“严打”斗争和1989年扫除“六害”斗争中，在配合公安司法机关打击刑事犯罪，帮助教育失足青少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89年，全县基层治保委员会218个，治保小组1034个，共计4033人。
安全保卫责任制1981年，开始在较大厂矿、企事业等单位推行安全保卫责任制。至1989年，公安机关列管的内部单位全部实行。其中有县丝绸总厂、百货、石油公司、银行等13个单位，建立治安承包责任制。责任制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多数厂矿企业将治安保卫工作订入厂规厂约，列为企业管理组成部份，层层负责实施；二是实行经济承包单位建立治安承包责任制，责任到人，奖罚兑现；三是机关学校和小型企业单位，将安全保卫工作纳入岗位责任制。单位建立安全保卫责任制后，治安秩序明显改观。公安机关多次召开现场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推动此项工作健康发展。
四、交通管理
1987年6月，交通监理工作划归县公安局管理。1988年1月，成立县公安交通警察队，警员18人，配有机动监理车4辆，摩托车2辆。
车辆管理1988年，进行机动车辆年度检验，共检大、小型汽车、摩托车。轮拖、简易三轮车、挂车、轻骑等619辆，占应检车辆（8以辆）69.2％，审验驾驶员1048人。1989年，共检车辆854辆，占应检车辆83.4％，强制报废15辆。驾驶员审验换证1350人，占应审人数98.2％。对个体车辆和客车，坚持半年审验一次。
为提高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1988年举办驾驶员学习班11期，参加学习人数共1057人次，其中有违章肇事补习班1期67人。学习主要内容有《道路管理条例》、《机动车技术检验标准》及交通安全常识，并进行测验。1989年，举办驾驶员学习班9期，培训1306人，占驾驶员总人数98.3％。此外，全县组建驾驶员交通安全学习联组46个，交警队经常派员到各联组，了解情况，辅导学习。
安全监督1988年春，在县政府领导下，发动司法、文化、城建、广播、保险等部门配合，采用大幅标语、墙报、宣传栏、幻灯、广播等多种形式，并出动宣传车2辆，宣传《道路管理条例》，讲解交通安全常识。为加强城区交通管理，在车站前公路交叉口建立岗亭，维持交通秩序。根据县政府制定的《城区道路交通规划》，在主要街道、路口设立交通标志牌13处，计39块，划设交通标线3000米，以防事故发生。
是年夏，开展清路障、保安全突击月活动。每天派人出车上路检查，采取教育和强制措施，制止占路打场晒粮等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清除占路放晒桑杆、麻筋、红花草（种）及违章建筑、堆放砂石等路障共240处。1989年午收前，抽出交通干警3人，交通管理员6人，组成清障小组，上路检查清除路障。
1989年1月，在蓉城、庙前、五溪、木镇、丁桥等5乡镇，聘用交通管理员共17人，常年进行道路安全管理。
1988至1989年，以“纠违章、压高速、排阻塞、保畅通”为中心，以318国道为重点，开展路查路检活动。两年出动警力3315人次，出动路查车1093辆次，查验机动车10619辆次，处理违章驾驶员2614人次。其中，吊销驾驶证5人、治安拘留23人、送军事部门处理2人，违章罚款93087元。
交通事故1988至1989年，共发生事故252起，死41人，伤176人，直接经济损失346323元。事故原因一是年轻的驾驶员技术水平不高，制动使用不当，造成侧滑翻车；二是违反会车规定，互不让道或抢道，造成两车相撞；三是阴雨天经过路滑地段时，思想麻痹，疏忽大意，造成翻车。1989年与1980年相比，事故发生次数下降20％，死亡人数上升27.8％，受伤人数下降20.5％，车物损失上升23％。318国道汽车流量大，交通事故屡有发生。1989年4月18日，乔木乡境内发生一起两车相撞重大交通事故，死4人，重伤1人，一辆车报废，损失折款3万元。
五、消防
消防组织民国时期，本县无官办消防机构，仅蓉城镇有“水龙宫”，“乌龙宫”2个民办救火会，由商会管理。解放后，县公安局作了清理整顿，继续发挥其作用。1950年，蓉城、木镇、庙前、陵阳4乡镇建立义务消防队，由公安派出所或区公安员直接指导。1956年，国营企事业单位成立职工义务消防队（组）。1965年4月，县公安局建立公安消防队，队员8人，为本县历史上第一个专业消防组织。“文革”开始后，消防队处于瘫痪状态。1969年3月，重新建立县公安消防队，队员实行义务兵役制。队长、指导员仍属地方编制。1978年2月，根据中央规定，消防队改为部队建制，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青阳县消防中队”，有消防警察17人。1987年，县公安局增设消防科，企事业单位设消防大队，下设商业，粮食、供销、缫丝、麻纺、林业等6个中队，共有队员178人，中队长配专职，指导员由各单位分管领导兼任。蓉城、木镇、庙前、陵阳1乡镇成立义务消防队，共有队员92人。
装备建设解放前，民办救火会备有压水机、帆布管、水龙头、梯、桶等救火器具。1953年，动员商民捐款，为义务消防队购置一批灭火用具。1957年，县人民委员会拨款1.5万元。给义务消防队整修、添置设备。1965年，县人委拨款为公安消防队购置解放牌消防车1辆。1985年，县人民政府拨款12万元，为消防队新建459平方米车库、宿舍楼。1986年，自筹资金2.1万元，建550平方米简易宿舍。1989年，有新旧消防车各1辆、货车1辆、吉普车1辆、通讯设备1套、体育训练器材1套。
防火监督解放前，救火会建立“打火更”制度，每夜派人走街串巷，以敲打竹筒为信号，宣传防火。解放后，一度沿用这一制度，组织居民轮流值班，宣传内容有：“小心火烛，家家防火”、“水缸挑满、灶前扫清”等，提醒居民夜防火灾。1958年，全县开展防火宣传月活动，城乡召开居民会、社员会、妇女会，宣传防火。1965年县公安局组织干警下乡，会同基层治保会、义务消防队宣传防火，并印发消防监督条例和消防标语，购买防火幻灯片2套，委托县电影队带到农村进行映前宣传。是年，全县组织安全大检查3次，查出火险隐患125条，建议改正。山林地区重点检查护林防火公约，修订和落实防火措施。“文革”前期，消防工作停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消防工作加强。配专职防火员，多次对厂矿企业和要害部位的消防设施与存在问题进行检查，督促处理一些火险隐患。宣传消防法规和消防常识，增强了社会防火意识。
六、监所管理
清代及民国初期，本县没有监狱，详情无考。民国12年（1923），县署司法科附设监狱，置典狱员、狱卒等人员。民国26年，县司法处成立，管辖监狱。民国30年7月，改为看守所，并附设监狱，管狱员改任看守所长兼监长。
解放后，废旧监所，于1949年4月设立县公安局看守所。5月，县司法处设看守所（后为法院看守所），均配所长、看守员等若干人，1951年10月，两所合并，由公安局管理。1980年3月，另设行政拘留所，配副所长1人，与看守所合署办公，关押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受治安拘留处分的人员。
解放初期，监管制度不健全，看管松懈。监内犯人随意走动不受约束，家属探望犯人或送日用品时，不予严格监视，以致发生反革命犯通过家属与监外反动分子通信联络，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暴动。法院看守所在10名在押反革命犯夺枪逃跑事件后，提高警惕，建立健全各项监管制度，加强看管。1957年后，纠正重关不重教的偏向，注重犯人思想改造。组织犯人学习报纸，收听广播，选读《毛泽东选集》有关文章。公检法负责干部常到看守所对犯人训话，进行政策法律教育，指明前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法制建设的加强，监所管理工作进一步改进，羁押犯人，坚持按法办事。1987年，实行监房承包责任制，包教育、包管理、包安全。管教人员经常找犯人谈话，了解掌握犯人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每月25日，召开管理人员会议，分析研究犯人思想言行，采取对策，布置下一步工作。每逢节日之前，由所长集合犯人训话，进行形势和守法教育。
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囚犯经费专款专用，禁止克扣、挪用。犯人口粮标准略高于一般居民。监房经常保持清洁卫生，空气流通。所内配备医生1人，专为犯人防病治病。随时纠正管教人员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提倡文明管理。
附：姚家圩劳改农场
1951年8月，池州专署公安处劳改大队在本县姚家圩建立劳改农场，有劳改犯100余人。是年12月，犯人调往普济圩农场劳改，姚家圩农场移交县公安局，县局劳改股将原在城东乡建兴村建立的劳改队犯人30余名，全部迁至姚家圩农场劳动。此后，凡判短期徒刑及老弱犯人均在此服刑。1956年底停办。1958年，重新建场，置场长1人，管教。生产、会计干部4人，有水田700亩、旱地40亩。犯人从事农业、畜牧、水产、手工等劳动，生产自给，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7万元。1963年，因犯人陆续刑满释放，农场撤销。1964年起，判徒刑一年以下犯人留看守所劳改，其余犯人分别送往省监狱和省属劳改单位服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