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共列传记、传略９6篇，１００人，其中古代人物1７人；革命群众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革命战争和卫国战争中的知名烈士３３人；学者名流、实业界人士、能工巧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模范、优秀教师、有突出贡献的革命干部３5人；其他闻人１１人；罪大恶极的反动人物4人。
樊若水
樊若水(生卒年月不详)，一名樊知古，南唐池州人，举进士不第，乃于宋开宝七年(974年)投宋太祖赵匡胤。宋将曹彬攻克池州后，奏为替善大夫，遂领池州事。樊若水建议在长江上建一座浮桥，渡宋军伐南唐。建议获准后，他化装成僧人，居于濒江的采石矶，收集江面宽度、风力、流速等资料，并在贵池县境李阳河之石牌口进行架设浮桥的试验。开宝八年，樊在采石矶正式组装跨江大浮桥，3日成功。宋军10万步骑经浮桥渡江，进逼金陵。不久，南唐后主李煜降宋。
胡楚宾
胡楚宾，唐时秋浦人。性格豪放，文思敏捷，喜饮酒，酒酣作文，挥洒自如。唐高宗时，胡楚宾官至右史，他虽喜饮酒，但酒后绝不失言，常有人在他醉酒后探问宫廷人事，他只是望着探问者而不作回答。不久，胡楚宾被升为直学士，参与机密要事。时人称他为“北门学士”。后来在贵池流传着一首民谣：“前有胡楚宾，后有李翰林；词同三峡水，字值万万金”。
胡死后葬秋浦杉邬坑(即今棠溪乡)。有著作《法师魏隆墓铭》、《乐书》及与他人合著的《烈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传世。
伍乔
伍乔，生于五代十国吴乾贞年间(927—928)，贵池县人。喜作诗，其格调“寒”、“苦”。时人对他的诗有“瘦童”、“赢马”的比喻。
南唐保大十三年(955)、伍乔赴金陵应殿试，以“八卦赋”为题写出殿试论文；该赋对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自然现象，旁征博引，进行论述，得到南唐国主李王景的赏识，中进士第一名(状元)。李王景并降旨将伍乔的“八卦赋”张贴于金陵国学门首，供各地士子学习。
殿试后，伍乔初任歙州通判。不久，召入金陵任考功郎，后升至户部员外郎。
开宝八年(975年)。南唐被宋太祖赵匡胤所灭，伍乔不愿出仕，归隐于九华山。卒年不详。
伍乔生前主要著作有：《花蕊夫人传》两篇：一是记交结佞臣、专权受贿的前蜀主王建之妃徐氏，另是记被掳入宋宫为赵匡胤所宠的后蜀主孟昶之妃费氏。另有诗一卷，今已佚。
华岳
华岳(?——约1213)，字子西，贵池县人。原为武秀才。自青年时起，轻财好侠。
南宋开禧元年(1205)，华岳以国学发解中进士；当时，平原郡王韩胄当政，位居左、右丞相之上，权势极显：韩胄胃指理学为伪学，罢逐理学家，这引起了华岳的不满。于是年上书南宋宁宗赵扩，陈述韩胄的过错：“……今予夺之命，黜涉之权，不出于陛下，而出于胄。是吾有二中国也。……”韩闻后大怒，立即将华交付大理寺审理；是时，临安(今杭州)知府傅伯成怜华无辜，予以暂释。不久，继任知府李大异将华岳复置狱中。
开禧三年(1207)。韩胄以攻金兵败求和，被朝廷处死。华始获释，入武学深造。嘉定三年(1210)，华岳在临安参加由宁宗赵扩主持的殿试。经马箭、步箭、弓、刀、石(外场)和默写武经(内场)等考试，中武状元(进士第一)，被任为殿前司。
自韩胄被诛后，南宋由史弥远继任宰相。史媚金求和，日积权势，当朝为之侧目。华岳处“殿前司”这一微不足道的职位，不能施展自身抱负，郁郁不得志。意欲谋杀史弥远，被史事前发觉，华被下至临安府狱。当廷议案状时，宁宗赵扩曾有意宽释华岳。但在史弥远的坚持下，华岳终被杀害。华生前主要著述有：《翠微南征录》十一卷、《翠微北征录》十二卷。
黄观
黄观(1361——1402)，字澜伯，一字尚宾，贵池县上清溪(今属里山乡联盟村)人。其父入赘许家，原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黄观以贡生进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举人。次年三月，黄在南京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的殿试。他在殿试策论中力主巩固边防：“……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无忧，边境无虞。”这些观点，深得朱元璋的嘉许，是年，黄观中进士第一，赐“进士及第”(状元)。
黄观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他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对他有“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的赞誉。
殿试后，黄观任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九年，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是年，经朝廷批准，黄观始由姓许复姓黄。建文元年(1399年)，明惠帝朱允棣改官制，黄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的奏议，与方孝孺等同被朱允火文信任。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独黄当面顶撞朱棣：“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黄子澄为名，起兵北平府(今北京)，沿淮而下，直逼南京，号称“靖难”。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的罗刹矶时，黄观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已去，乃投江自尽。附近人士闻讯赶来急救，但遗体已不见，只获一顶黄观自带的珠丝棕帽。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除诛黄氏九族外，黄的亲朋受监禁、谪戌者达100余人。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监察御史(巡按)龚文奏准，明廷对黄观补谥文贞(时称黄文贞公)。在黄的故居——贵池县上清溪建“黄公祠”。同时复建在永乐元年(1403年)被朱棣降旨毁掉的状元坊(在县城郭西街口，今已圯)。
何绍正
何绍正，字继宗，浙江淳安人。生卒年月不详。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以《春秋》魁乡试，举进士，召为兵部武库司主事，正德九年(1514年)知池州。
正德十二年，经何绍正主持，向各界募捐白银23000余两，修筑府城。扩东南隅，周长1428丈，高2丈5尺，立7门。环城为壕，在东、南、西、北门设月城4座，分建城楼；南通远门上建萧相楼，置钟鼓于其内，以晨昏。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举兵下黄石矶攻池州，何绍正“登陴固守，池州以城郭完备得安”。何还在池州知府任内倡建府学大成殿，修明伦堂，立城北义土冢，重刻宋包拯、吴几复游齐山题刻。并在齐山建书院 ，利用暇日亲临讲学。
何绍正在池州任职8年，于嘉靖元年(1522年)迁任江西参政。
吴应箕
吴应箕(1594——1645)，字次尾，号楼山，贵池县兴孝乡(今属石台县)人。明文学家。崇祯十五年(1642年)试举贡生。吴嗜诗赋，喜游历，足迹遍江淮、吴越之名胜，所到之处，均留诗文，赞颂山河又痛切时弊。他编撰的史论、策论、议，为士大夫争而颂习。吴应箕秉性豪放，“性喜声，使娱乐，不肯一日郁郁作穷悴状”。(《楼山堂集·本传》)。他广结名流，蔑视权贵，对地方劣绅更是深恶痛绝。偶有乡绅找他谈论时事，他总是踞坐自若，置之不理，或“高言指斥，辞气涌射”，故时人称他为“狂生”。
崇祯元年，吴应箕会同池州刘城，太仓(今属江苏)张溥、张采等组成复社，抨击明末弊政，当政者因之切齿谋报。明末，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兴起，后金也自东北多次举兵入关。明军屡战屡败，面临明王朝行将覆亡的时局，吴应箕力主改革政治，他在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时指出：“今之雕绘词章，士自比倡文字外，即不知宇宙更为何书也”。吴在《拟进策》里撰写了《持大礼》、《别邪正》、《谨信任》、《审言术》、《重变更》等10篇文章，对改良政治提出了独到见识。
崇祯十一年秋，在顾杲的创议下，吴应箕、黄宗羲等发动了一百四十余名复社诸生参加签名的《留都防乱揭》，公开揭露魏忠贤阉党余孽阮大铖，使阮大铖狼狈不堪，闭门谢客。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吴应箕获悉清军攻破南京，南明覆亡，便投笔率众起义，进行反清军事活动。义军久攻池州不下，退至皖南山区，扩军训练，向西南迂回，连复建德、东流，与歙县金声领导的起义军相呼应。此时，明唐王朱聿健闻吴应箕战绩，授以池州推官之职，纪监军事，不久，金声战败被执，吴应箕孤军转战祁门、婺源，一面练兵，一面飞檄池州。痛斥清军和降将、降吏。同年，吴应箕 率部在贵池泥湾山口阻击南下的清军，因战事失利而被俘，押解途中，吴谈笑如故，在行至清溪施村水口时被清军杀害。后葬于洪村乌尖山(今属里山乡)。
民国初年，建吴(应箕)、刘(城)二公祠于百牙山，并将池州城西街命名为楼山街。
吴应箕一生著述甚多，有《熹朝忠节传》、《两朝剥复录》、《读书止观录》、《楼山堂集》等。
曹大镐
曹大镐，字兆京，明末清初时贵池县人。其父曹参芳博学砥行，尤精易学，有著作《逊国正气纪》传世。大镐自幼受父亲的教诲，韬略出众。
清顺治二年(1645年)，福王朱由崧偏坐南明天下。巡抚程世昌将大镐推荐给桂王朱由榔，谓“其才可大用”。那时，江西大部地区已被清军占领，朱由榔命大镐前去收拾残局。大镐率领残兵散勇，重振军威，所攻郡县，每战必胜，被授予总兵官，很快又升为直、浙、江、闽4省总督，官至兵部尚书，挂平海大将军印，封为定南候。
顺治八年四月廿一日，大镐率领数骑出闽，行至黄村时，遭到埋伏，终被擒。三十日，被解到章京，清廷劝降，曹坚决不从。他在狱中3月，曾三次上呈《请死书》，书中云：“镐之正气精忠，久已磅礴宇内，执事试思：我国为何如朝廷?公候为何如爵位?大镐为何如人品?而肯柔声下气为人奴隶，节义纲常至今已矣，大镐不扶孰可扶焉!”他在南昌狱中，作家书五封：《上父参公书》、《与长兄彰书》、《与妻方氏夫人书》、《与家人书》、《与五弟大砻书》。在《上父参公书》中，大镐写道：“男镐不肖，两负君亲，徒劳七载，历尽艰辛，恢疆复闽，百战开诚，餐霜宿露，昼伏夜行。身先士卒，万死一生，百折不回，铁石此心……”。顺治八年八月廿一日，曹大镐终被害于章江门外。兄曹大钅监将其尸首运回故里，葬于东坑岭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曹大镐的名字被载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赐谥号忠节。道光四年(1824年)，建忠义祠，并刻有忠节碑。
夏鼎
夏鼎(1635——1715年)，字禹铸，贵池卓溪(今高坦乡乌石坦)人。自幼读书习武，于康熙八年(1669年)得中武举人。四年后，为了进一步求学，再赴京城赶考，夏鼎在京目睹清廷的腐败统治，毅然拚弃功名，回乡从其父夏初明学习医术。从此他热心务医。时人对夏氏父子有“两代以医术济人七十余年”的赞誉。夏鼎晚年，自称“贵池卓溪叟”。应学生的多次请求，他仅用12天的时间，写成儿科专著《幼科铁镜》。
《幼科铁镜》全书共分为六卷，约5万字。夏鼎将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与先父的遗教融为一体，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记述了小儿多种常见病的病理及药方。尤其对推拿、蒸灸、灯火等医术，不但附有图形，还编成歌诀。并将家藏的密诀和秘方75种公诸于世，多为“前人所未发者”，“海内得以传之。”康熙三十四年，《幼科铁镜》经印刷出版，即被抢购一空，成为东南各省的医宗。咸丰年间由于战火兵燹，书板无存。光绪元年(1875年)，谭文卿将其湖南刊印本，交由沈吉田方伯在西安翻刻10部，索者众多，供不应求。光绪二十一年邑人刘世珩为了不使前辈医术湮没，使后世学者有所凭式，将《幼科铁镜》列入《贵池先哲遗书》第27种进行刻印，使这部儿科医学专著在国内广为流传。
夏鼎不但医术高明，且有崇高的医德。他在《幼科铁镜》卷一就开宗明义地写出“九恨”：恨那些不明医理而挑筋割肉的；恨那些不究病理而草率用药的；恨那些不学无术而妒贤嫉能的；恨那些用假药而勒索钱财的等等，并进而指出有13种品德不好的人不可学医。他痛病人之所痛，想病人之所想，表现一个从医者的应有品质。相传康熙钦赐“道学人家”的匾额，曾悬挂于夏氏宗祠。
康熙五十四年，夏鼎辞世。道光十年(1830年)，当地乡亲为了纪念他，将他的墓迁到龟形山上与其妻合葬，并立有墓碑。
郎遂
郎遂(1654—约1739)，字赵客，号西樵子，贵池人。世居城西杏花村，晚年自称杏村老人。
郎遂自幼资质聪颖，学习勤奋，由诸生入太学。20岁时，虽身负异才，不乐仕途，孑身一人，撰修《杏花村志》。他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春月起稿，至康熙二十四年夏授梓成书，先后历经11年。在编纂过程中，他苦心搜集，不遗余力，“凡夫缙绅幸布，无不咨询；巷议街谈，无不茹纳”。《杏花村志》问世后，世人誉为自清以来，纂修村志之起端，乾隆时，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民国初年，邑人胡子正著《杏花村续志》，有诗吊郎遂：“问酒酒乌有，寻花花邈然。可怜郎赵客，空忆杜樊川。风雨诗千首，湖山志一篇。斯人渺何处?芳草自年年。”
郎遂在清乾隆四年(1739年)辞世。生平著作除《杏花村志》外，尚有《杉山志》、《池阳韵记》等。
张士范
张士范，字仲模，陕西蒲城县人。清代举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由中书知池州府，在任11年。任内亲课耕读，体恤民情，他在主持重修池州城南翠微堤(今齐山埂)时，曾直言批评康熙十年(1671年)池州知府朴怀玉，以形家之言，拆毁翠微堤之妄举。他主张“作事谋始，宜顺人情。人情所欲东，不能强之西也”。张曾先后倡修府城南的通济桥、殷家汇永济桥。在翠微堤南建采露亭。乾隆三十八年，延聘府儒学教授倪璜等人纂修《池州府志》，于乾隆四十四年完稿付梓传世。张士范擅长诗文，所到之处，均留墨迹，有诗《游万罗山》刻于万罗山通天门左。
胡金祥
胡金祥(1833—1865)，贵池人，少年时期家贫无以为生，在安庆、贵池江边码头当雇工，曾因参加乡里宗族械斗，被人伤一目，人称“胡瞎子”。
清咸丰四年(1854年)，胡金祥率贵池码头雇工30人投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编入国宗石镇仓部，他因熟悉池州、安庆等地的地理环境，博闻强记，作战勇敢，投军两年后即升为裨将。咸丰六年(1856年)，胡金祥的这支小部队被划归皖东全椒籍太平军将领汪海洋指挥，胡深受汪海洋的赏识，二人相处亲密无间。天京事变发生后，胡、汪随石达开部沿江东进，协助天王洪秀全讨平韦昌辉之乱。叛乱平定后，胡金祥因在军中受到猜忌和排挤，被迫从天京星夜出走，到芜湖金柱关大营，他广出告示，号召皖东、皖南、赣北等地太平军随其南下，开辟新地区。此时，汪海洋也举兵会合，二人率部自皖南转战至广西。
咸丰十年(1860年)，胡金祥和汪海洋脱离石达开部，自桂北万里回师，一直打到湖南道州地区，消灭清军和地方团练3000余人，清将双寿惊呼：“久闻汪海洋为悍贼，今接仗果不其然，其部将‘胡瞎子’尤为凶悍……”，又云：“‘胡瞎子’挥双刀乘马冲杀在前，……马到人到刀到，快若闪电，官军咸畏之”。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胡金祥紧随汪海洋部在浙西湖州边战边退。龙岩一战，胡金祥冲入清军阵地，杀死清将张运兰。战后，被升为朝将，兼左翼长。
同治四年(186５年)4月，胡金祥在广东镇平山区与优势的清军作战，因火炮弹药用尽，兵败被俘，他拒不对清军总兵蒋益丰下跪，英勇就义。时年32岁。
桂迓衡
桂迓衡(1804——1887)，字穆堂，本县人。清嘉庆九年二月生于贵池县梅村。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进士，官至清廷刑部主事，江苏武进知县、泰州知府等职。晚年辞官还乡。75岁时，受贵池知县陆延龄聘请，主纂《贵池县志》，于光绪九年(1883年)成书44卷，出版木刻本(活字)，留传至今；后又受族人公请，主修《秋浦朝汐桂氏宗谱》12卷。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桂迓衡在家乡病逝。
刘瑞芬
刘瑞芬(1827——1892)，字芝田，贵池南山刘村(今属刘街乡)人。清同治初，以诸生入李鸿章幕府，为淮军转运水陆军械，检验西式枪炮。光绪二年(1876年)，代理两淮盐运使，驻节扬州。当时淮北水灾，大批灾民流入扬州。刘瑞芬派员在扬州城外筑圩搭棚，筹粮赈济，计口授粮，使6万多灾民得以平安度荒。不久，刘改任苏松太道。由于上海租界内的外商常仗势侵占华界船埠，清政府的官吏不敢出头干涉，刘瑞芬到任后，亲自主持丈量划分地界，并设专人管理，使得外国人不敢越界滋事。
光绪十一年，刘瑞芬迁三品京堂，驻任英、俄两国公使。次年，他得悉沙俄政府觊觎我国黑龙江漠河的金矿，立刻驰报总理衙门。创议由我国自行开办金矿，以免利权外溢。光绪十三年，刘改任驻英、法、意、比诸国公使。次年，英军入侵西藏，他立即赴英国外交部，力斥英方并交涉英军从西藏退兵事宜。
光绪十五年，刘瑞芬奉召回国，授广东巡抚。光绪十八年，卒于任所。
刘瑞芬生平著作有《刘中丞奏稿》四卷、《西轺纪略》一卷、《养云山庄诗文集》六卷、《青山诗集》六卷。
刘含芳
刘含芳(1840——1898年)字芗林，本县南山刘村(今属刘街乡)人，幼年时从族兄刘瑞芬受学。同治初，随刘瑞芬入李鸿章幕府。在天津引进西洋机械，修造枪械弹药，并在西沽筑军火仓库。光绪初，清政府筹建北洋水师，威海卫、旅顺、大连三个军港的布局设置与建设工程均由刘含芳主持。
光绪九年(1883年)刘含芳调旅顺，统带鱼雷营。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前锋侵占宁海洲城，距烟台仅10余里，烟台城内一日数惊，山东巡抚李秉衡退至莱州，当时驻守烟台的刘含芳则大义凛然地说：“巡抚大臣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今死此矣！”置毒药两盅，准备一旦城陷，就与夫人仰药殉国，他每天官服整齐，布置城防，处理公务，使城内民心得以安定。
光绪二十一年冬，刘含芳被委遣勘收日本还地，到旅大后，他看到自己苦心经营10余年的要塞，全部化为灰烬，愤慨万端，痛哭流涕。不久，即称疾辞官，归居青阳庙前，创刘氏义庄。光绪二十四年，发背疽逝世。
姚捷勋
姚捷勋(1881——1917年)，名国耀，字继之，号默斋。祖居贵池县刘街乡山里姚村，历任清江苏候补道、民国上海巡警总局局长、陆军少将顺天督捕局总办、京兆巡防营务处处长、商务警察厅厅长。民国6年12月逝世，葬江西南昌邓家埠小桂花山。生前曾获三等文虎章，三等嘉禾章。姚捷勋的夫人蔡亦民，为浙湖蔡实甫之女，生一子二女，子名姚克广，女名姚锦萱，姚锦新，锦萱幼殇。
姚震
姚震(1885—?)，贵池人，字次之，清末举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归国后，曾任清政府大理院推事，后依附袁世凯，段祺瑞，充安福国会议员，为安福系骨干分子。民国9年(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下台，被列为“十大祸首”之一。13年，段祺瑞复出，姚被任为法制院院长。16年，任潘复内阁司法总长。次年，改大理院院长，旋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寓居天津。
胡子正
胡子正(1860——1923年)，字东溪，贵池县港口胡村(今属刘街乡)人，青年时期他游学于省内各地。
光绪二十二年(1896)，贵池县成立四乡公所。胡子正被推为所长。
光绪三十年，胡与邑人王源瀚、高炳麟等共同筹建贵池县立高等小学堂于县城九华街，任该学堂国文教师。光绪三十一年，县高等小学堂改名县立高等小学校，胡任校长。在学校增设音乐、体育、自然等课。现代教学内容，日趋完备。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1911年11月15日)，即武昌首义35天后和省城安庆宣布独立的6 天后，当时贵池知县桂岩(旗籍)已外逃。胡以四乡公所所长身份，邀集绅商学界开会，决定当日在县城悬挂白旗，宣告贵池光复；同时，由胡提议，并经各界人士认可，公举池州知府李永镇兼任贵池县知事。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贵池县临时参事会成立于贵池县署，胡被推为会长。从此，胡团结全县各界人士，配合县知事，设立府、县团防局，修缮四城门，接征赋税。是年十一月初十日，撤县临时参事会，成立县临时议会，胡复被推为议长。
民国元年(1912年)1月3日。胡以县临时议会议长署衔，电贺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月6日，在贵池县临时议会成员中，胡带头剪去发辫，表示拥护共和的决心。
浔军黎宗岳部，于宣统三年九月末奉江西都督马毓宝之命，东下“光复”南京，行至大通留驻。其部属到贵池大肆骚扰，为害甚烈。面对强暴，胡挺身而出，于民国元年2月26日，专电奉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历数黎军暴行，要求严惩祸首。同期，贵池曾几次派代表赴安庆、南京交涉黎军骚扰事件，均由胡主其事。同年3月30日，黎宗岳的亲信，池州府知事胡蕴山下令全城戒严，秘密侦探胡的行踪，拟下毒手。此时，胡正匿于友人家，得免于祸。
民国2年10月10日，胡子正铅印出版了自己的手稿——《池阳光复记》，按编年体叙记了贵池光复期间共104天的大事要闻。
民国4年，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交付出版。胡对编修《杏花村续志》的主旨有一段论述，饱含着无限乡情：“杏花村当其盛则芳联十里，及其衰亦名艳千秋……且后之人，设更有不忘此村者，以怀古之思，作光复之计，俾杏花春雨，重见江南……”(《杏花村续志》“征集诗文小启”和“跋”)。
民国12年胡子正辞世。
刘世珩
刘世珩(1875——1926年)，字聚卿，又字葱石，号继庵。刘瑞芬之子。16岁考取秀才，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光绪二十七年，以道员指分湖北，被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调江苏，委管江南商务局兼南洋保商事宜。
光绪二十九年，刘世珩受清政府委派，前往日本大阪参加第四次劝业博览会，并在东京、名古屋、北海道等地考察日本商业。回国后，他在江宁(今南京市)组织了全国第一个省城商会，开办商业丙等学堂，建江南商品陈列所、劝业工艺局，引进铁机织造毛巾、棉布、提花绸缎。
光绪三十年，清政府欲整理财政币制，美国博士精琦向清政府提出“银价议”的主张，要中国用矿山、铁路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并由外国人主持中国的银行金库、税务机关，刘世珩遵两江总督魏光寿之嘱，撰写了《银价驳议》一卷，力主不能采纳丧权辱国的“银价议”，使精琦之议被诎，此后，刘又根据外国币制和中国国力民习的实情撰成《圜法刍议》一卷，建议将币制改为计数制。国家设统一的钱币发行机构。《圜法刍议》受到执政大臣的重视。光绪三十一年，刘被奏调入京参与财政币制的整理。光绪三十四年，升任直隶财政正监理官。宣统三年(1911年)，升补左参议，仍兼湖北造纸厂总办。
辛亥革命后，刘世珩退居上海，在草鞋滨购地数亩筑“楚园”，以贮金石书画，他所收藏的精品有：宋嘉礻右本篆正二体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七经、南唐乐器大小忽雷，汉建昭雁足灯、黄山第四灯、汲绍行灯、大吉鹿卢灯等，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刘藏书甚多，并精于校刊古籍，共刊有《聚学轩丛书》5集38卷、《暖红室汇刻传奇》51种，《玉海堂影采无椠本丛书》22种、《宜春堂影宋无巾箱本》8种，及《赐书堂汇订刻曲谱》、《一印一砚庐金石丛书》等。此外，他还精心搜集了自唐至清的贵池先贤旧著遗稿31种，整理校勘后刊成《贵池先哲遗书》214卷。刘世珩所校刊的古籍大都为罕见的学术名著、稿本，或濒将绝版的珍本、善本。每书都自撰序跋，勘校精确。
刘世珩素以才识见重于当世，谭嗣同、林旭、张謇、梁鼎芬、王鹏运、吴昌硕、李伯元、况周颐、缪荃孙等与刘交往甚厚。
民国15年(1926年)，刘世珩因咯血旧疾复发，卒于上海。刘生平著作除由他主编的《贵池先哲遗书》外，尚有《贵池沿革表》、《吴应箕年谱》、《刘城年谱》、《双忽雷本事》等。章兆鸿
章兆鸿(1868——1926)，字逵亭，贵池县下一保古塔村(今属阮桥乡团湖村)人，父务农。他在读“经馆”时，常因留恋书山，自带干粮就课桌进食，童试举秀才、廪生。
光绪间，章兆鸿在家乡教私塾，他辛勤教诲士子，注重文章的经世致用。他所写的《试式论》、《启蒙四十法》，一时传为佳作，县境塾师争相传抄。戊戌维新后，章任县立高等小学堂国文教师。宣统间，任安徽第四公学教习。
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十日(11月30日)，在章兆鸿主持下，贵池县成立临时议会。有关章程规划，皆由其执笔。会上，他被推为县临时议会议员。民国元年(1912)元月8日，县临时议会推举章兆鸿为安徽省临时议会议员赴安庆就职，月余后，黎宗岳部骚扰池城，章与胡子正等奔走呼号，抗议黎军残暴，并周密筹划，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控告黎军。民国２年春，章兆鸿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章在北京目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深怀不满。在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时，章将“袁世凯”写成“哀世凯”，一划之差，双关语妙，终使选票作废。嗣后，章参与《天坛宪法》的起草，该草案倡导“内阁制”，企图限制总统权力，遭致袁世凯的怀恨。不久，袁以武力解散国会，章兆鸿离京南归，从此，他脱离了政界。
章兆鸿自奉维俭，淡泊明志。在由北京返池时，他仅带回书籍和字画，别无所蓄。返里十余年，他流连山水，以诗、文自娱，曾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常有书信往还。他所写的题为“桐城古文、徽郡经学甲天下试论述之”的论文，深得章太炎的赏识。《杏花村续志》中收有章兆鸿所写的一首七律诗，其中有“门前狻石声如磬，地下鹅符事已灰”之句，可见他愤时嫉世的心情。章兆鸿生前藏书甚丰，其中有不少是珍本和孤本。进入20年代，章有意续修已中断30余年的《贵池县志》，曾搜集不少地方史料，惜未整理成篇。
章兆鸿虽具“京议员”的身份，但对于故里老人和亲朋故旧一向以礼待之。排难解纷，乐于助人，在县境广受称赞。章兆鸿去世时，邑人章敏斋有挽联云：“屈指数兄弟朋友存亡，东溪去，西萍归。那堪枕被春寒，棠棣又摧花一树；以身负文献纲常责任，邑志修，族谱理。惟涌池塘梦冷，梨村独对月三更”。
钱翰臣
钱翰臣，字墨卿。贵池城内人，清末秀才。民国初，他倡导在湖滩地带，集资圈圩防洪，招佃耕种田地。民国3年(1９14)至民国9年，在他的率领下筑成三万圩，变荒地为熟田。民国13年又筑成万兴圩，保护面积有5万余亩，为当时全县第一大圩，钱因此名振一时。后与东流章大光为圈筑圩堤事引起讼事。受此打击，身体渐衰。30年代初病故。
刘温卿
刘温卿，贵池人，为民国初年财政总长周学熙之夫人，人称“刘夫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周学熙出任天津道。重整天津的慈善机构广仁堂，收容无以为生的妇婴孤寡。此间，刘温卿积极帮助丈夫处理广仁堂中的事务，并在堂中主持创办女子工厂。她依照实习工厂办法，教授堂中妇女及附近女子，从事机器缝纫、编织、刺绣等多种工艺。由于她治厂有方，规模日益扩大。不久，女工多达300余名。
当时，社会风气尚未开通，达官仕宦以劳动为耻辱。但身为贵妇的刘温卿不仅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劳动，而且还动员其女儿亲习劳作。这一举动，倍受时人推崇，称赞她为“服务社会事业之创举”、“实开妇女运动之先河”。
姚佐堂
姚佐堂(1892——1934)，贵池留田人，早年在宣城就读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20年代初，回家乡任塾师及小学教师，乡里人尊称他为“姚四先生”。
民国17年(1928年)，姚佐堂在棠溪结识了从江西过来的革命者张子高等人。在张子高的影响下，秘密参加革命活动。23年，留田暴动失败后，姚佐堂以当地保长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清乡队”多方周旋，力求保释革命同志。后因情况暴露，于农历腊月初九日(1935年1月13日)，遭到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在龙舒河畔与张子高、张子鹏烈士同时就义。
柯天六
柯天六(1895——1934)，1895年生于贵池县紫棣坑(今棠溪乡双桥村)一个农民家庭。30年代初，得以和吴介唐结识，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红军。民国21年(1932年)，中共贵池县委在留田成立，柯天六任县委委员。他积极宣传红军“铲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的政治主张。经常在棠溪地区的西山、双桥、棠溪柯、金元、元坑、留田一带，张贴革命标语和传单。23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柯天六遭国民党军八十八师逮捕，解至贵池县城。他在被关押期间，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0月下旬在贵池北门英勇就义。
檀周贵
檀周贵(1895—1934)，贵池棠溪乡新田垄(今双桥村）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民国9年(1920年)在私塾读书。民国16年至18年，他在西山里坑教书期间，与在魁山韩村教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吴淡甫结识，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檀周贵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西山、双桥一带，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反霸斗争。22年2月，檀周贵任中共贵池县委书记。23年3月，他在当时的地下党联络点老屋檀瓷器店遭县保安队逮捕。敌人派地方绅士、族长檀和平劝降，檀周贵给予严词痛斥。4月在留田老屋檀桥头英勇就义。
陈良臣陈宝善
陈良臣(1897—1934)陈宝善(1899—1934)兄弟，乌沙乡联庄村小西冲人。从小家境清寒，未进过学门。青年时，良臣、宝善兄弟俩双双学成裁缝手艺，为了生计，良臣带着一把剪刀，一把尺，只身赴本县南部山区棠溪乡留田一带，以帮人做衣服为生。后来一檀姓人家以女许之，良臣在留田成了家。民国22年(19２３年)良臣把弟弟宝善接到棠溪，一起做裁缝。
民国23年春，良臣、宝善兄弟二人在中共贵池县委书记李家海等人的启发下，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俩人都当上了二区的交通员。他们以做裁缝手艺为掩护，走家串户，一边为人做衣，一边向别人宣传革命道理。是年2月，贵池县政府派保安队100余人驻守留田，杀害了檀祖贵、曹金狗、姚佐唐、张志高、柯昆祥等许多革命者。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为牺牲的同志报仇。4月，陈良臣、陈宝善等人受李家海命令，诛杀了作恶多端的保长檀孔修，于是引起敌人更大的报复。不久，陈良臣、陈宝善兄弟俩遭到棠溪八保联保主任檀金斗通缉，为了暂时隐蔽，良臣、宝善兄弟俩返回老家，仍以上门为人做衣服为生。并将棠溪地区“遍地开红花”的革命形势向贫苦农民介绍，鼓励他们起来跟国民党和地主斗争。这时国民党保安队已接到捕捉陈良臣、陈宝善的命令，便在乌沙以壮丁点卯为名，将舞鸾乡下三保(即今乌沙乡花园、联庄、新义等村)壮丁集合在乌沙乡联庄村董家大山点卯，点到陈良臣、陈宝善兄弟俩时，他二人不在，当即下令追查，良臣、宝善终于在下三保一甲不幸被捕。敌人严刑审讯，良臣兄弟俩面无惧色，反而嘲笑说：“你们不就是这么几条破枪吗?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看红军来了总要收拾你们”。保安队当天下午就将陈良臣、陈宝善兄弟俩杀害。
凌霄
凌霄(1905—1935)字子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十八日生于贵池里山凌村一户农家，他8岁入私塾读书，13岁考入省立第七师范附小。民国9年(1920年)毕业，以半工半读考入芜湖私立职业学校。当时，新文化在芜湖广泛传播，各种书刊和社团相继出现。他深受影响，参加了当时在芜湖兴起的学生运动，思想认识大提高，又接触了早期在芜湖活动的共产党人，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民国1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党派凌霄去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习。15年，毕业后，初任广州工商缉私队队长，继在广州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16年，参加北伐，屡建战功。先后任连长、营长、团副等职。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凌霄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广州，打入当时的海关税警队从事秘密活动。后因身份暴露，于民国17年2月，回到故乡贵池。
凌霄回贵池后，正处北伐军领导下的革命运动遭到贵池国民党右派的镇压，一些蛰伏在各地的顽固派趁机为虎作伥，制造白色恐怖，面对时局，他感慨万端，经过冷静分析之后，最后选定具有革命传统的贵池县立中学作为活动基地。联络了几个大革命后和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准备建立党的组织。当年冬天，经怀宁中心县委批准，中共贵池特支秘密成立。凌霄当选为特支书记兼组织委员。
中共贵池特支为了唤醒民众，决定加强宣传工作，此间，凌霄或游说于当时的社会公团，或借与好友吟诗作赋，宣传革命道理，反映他当时改造现实的迫切愿望。民国18年春，凌霄在梅龙亲自领导了张贴标语的斗争。他机智地带领赤卫队员把写着“打倒国民党”的传单撒向敌人的关卡，贴上伪军的背脊梁。
贵池县立中学进步师生的活动，使反动当局深感不安。国民党贵池县党部授意县教育局将县党部执行委员胡珩调任该校任校长，借以控制局势，破坏学运，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慨。凌霄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亲自指导中共党员教师组织师生进行斗争，终于迫使胡珩等人他调，代之以思想开明，同情革命的人选，为贵池学运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贵池濒江的馒头山煤矿，有矿工1000余名。他们每天要做12个小时的工，挖一吨煤只得四角线，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为了发动工运，凌霄亲临矿区并选派地下党员洪久儒到矿山，以职工小学教师的公开身份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凌霄在会见工人代表时说：要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光口头上讲不行，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如不能达到要求就举行罢工。凌霄还介绍了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工人罢工的情况，特别强调要组织好、团结好。民国18年2月至5月，在特支的周密组织和领导下，馒头山煤矿先后爆发了两次大罢工，迫使副矿司张炳武等资方让步，实现了每月增加工资两元的要求。
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鼓舞了特支的同志。凌霄决定再深入虎穴，策动兵变，迅速掌握枪杆子。他亲自打入敌自卫团，利用自卫团长黄亚庭和当局的矛盾，达成由黄率领自卫团士兵带枪起义的协议。后因准备工作暴露，兵变未果。
中共贵池特支的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自民国17年秋冬起，国民党贵池清党委员会正式通缉凌霄，反动派扬言：只要捉到凌霄，“一两骨头一两金”，嚣张气焰，愈演愈烈。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缉捕，凌霄终年昼伏夜出，四处为家，栖身于村外丛林、草堆、牛屋之中。20年冬，某日夜，凌霄执行工作任务路过马衙桥，被当地持枪的商团冬防队纠缠，商团中有人认出他是凌子昂，将其关押在天主堂内，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此时，走来一位与凌霄相识的开明绅士说：“凌子昂我认识，但此人不是凌子昂，你们放了他吧”，后经周旋，凌霄才得以脱险。
凌霄能文尚武，少年时代曾习武术，加之黄埔深造，所以贵池人称他有飞墙走壁之功。在白区工作，遇上紧急情况，他常能化险为夷。凌霄在马衙地区工作时，一天，他在童铺一王姓家中开会，马衙乡乡长徐英杰得知，即带领乡丁将王家团团围住，凌霄沉着上楼，敲掉几根屋椽，上了屋顶，敌人朝屋顶开枪。凌霄断然从屋顶跳下，在群敌之中夺路而去。又有一日黄昏时分，凌霄从城内返回里山凌村自己家中，由于乡丁告密，深夜遭到保安队的围捕。他趁村犬狂吠，敌兵嚎叫之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竹篙，从天井缘篙上屋，离了村庄。
民国19年初，当时潜、岳方面的党组织十分需要军事干部。凌霄受安庆中心县委派遣，化名严宽，前往潜山参加请水寨起义。起义后，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王效亭任师长，凌霄任副师长兼参谋长。积极协助王效亭组编战斗序列，配置人员武器，使红军在短时间初具规模。不久，即取得水吼岭战斗的胜利。3月，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三十四师。在战斗中，凌霄除了协助王效亭制定作战计划，部署兵力以外，并亲率第一团冲锋陷阵，迭摧强敌。4月底，在凌霄的大力协助下，成立了潜山县工农革命委员会。7月，红三十四师突破敌人重围，王效亭率主力前往湖北，凌霄则率近百名战士化整为零，分赴皖南各县，开辟新区。
民国20年春，凌霄等执行了安庆特委的命令，在铜陵丁家洲成立铜陵党小组，并任组长，同年11月间，中共徽州工委成立，下辖11个县，凌霄分管军事。当时，共产党员吴介堂从岳西来到贵池，凌霄立即会见了吴介堂，并派他到梅街地区工作，从此点燃了贵池山区的革命火种。21年，徽州工委第二次会议决定，以黄山为中心，扩大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会后，凌霄化装货郎，先后奔赴宣城、贵池、祁门、秋浦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经过凌霄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努力，皖南许多地区成立了农民团、互济会和少先队。
这一年，国民党当局反动气陷嚣张，中共徽州工委书记和祁门、秋浦等地党的领导人先后被捕，工委机关被迫迁往徽州。凌霄与工委失去联系。次年5月，敌人对凌霄的追捕日益加紧，他化名胡建华，以私塾教师的身份作掩护，活动在泾县翟村。其间由于“左”倾路线，贵池党组织几度遭到破坏，凌霄曾写信给当时在贵池任县委书记的洪仁英，劝他到泾县参加党的工作，洪不肯前往，凌霄感叹说：“贪生怕死之辈，不来也罢，看将来中国究竟是谁家天下!”
民国23年秋，由于叛徒出卖，凌霄在泾县不幸被捕，并被解送贵池县，家人买通狱警，前往狱中探望亲人，凌霄深情对前来探监的妻子说：“革命一定要成功，但我在贵池的仇人甚多(按：指反动派)。因此，我已作了死的准备，望你在我死后，孝敬母亲，带好儿女，我则死而无憾”。凌霄在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向乃祺的劝降和酷刑之下，铁骨丹心，坚贞不屈，于24年1月16日凌晨慷慨就义。
檀炳光
檀炳光(1909—1935)，又名作章，贵池县棠溪乡留田村人。民国18年(1929年)在贵池读书期间，结识了凌霄，遂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回留田进行革命活动。21年，经中共徽州工委批准在留田成立中共贵池县委会，檀炳光任县委书记。
23年，党组织派檀炳光去皖南苏区的太平县柯村，学习政治、军事。同年10月，担任皖赣红军独立团参谋长。他率领200多名农民赤卫队自留田进入西馆(今青阳境内)，直捣国民党武装孙开梅部的老巢。缴获枪支30余条，毙敌多人，并乘胜追击。在九华山、青阳县的杜村等地，与孙开梅残部激战，俘敌多人。古历腊月(即1935年1月)，他参与发动了留田年关暴动，担任指挥“火烧杉山庙”的战斗任务。一举消灭了驻守在杉山碉堡内的国民党武装，保证了红军的联络交通和给养。24年，皖赣红军独立团由高山、石台方向与主力部队会师北上。同年5月，檀炳光率领红军战士在祁门大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遭敌重兵包围，在指挥部队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6岁。
吴介唐
吴介唐，字耐夫，岳西县汤池人。民国15年(1926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同年考入湖北武昌大学。后因家贫辍学，在家乡创办“自强私塾”。后又任集成小学校长。
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安徽省委派王步文回家乡岳西汤池，发展党的组织。经王步文介绍，吴介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即写了一篇《不动心》的文章。文章开头是：“麋鹿在前，而目不瞬，泰山压顶，而身不移。大害也不过杀身，又何足以动吾心也……”。此文当时对他的学生们追求进步，坚定革命意志，影响很大。
民国17年，中共潜山县委决定派吴介唐参加安徽省教育厅举办的县教育局长考试。考试揭晓，吴介唐名列前茅，被任命为潜山县教育局长。他在到任之后，以教育局长的公开身份，与潜山县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开拓教育园地，广播革命种子，为后来的请水寨暴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
民国19年5月，请水寨工农红军攻打潜山县城，引起潜山国民党部对吴介唐的怀疑，并突然将他拘捕关押，后经教育厅长程天放的保释，始免于难。吴介唐出狱后，以行医为名，经盱眙、天长、青阳等地，于20年11月到达贵池丁香地区之红石谭，找到在请水寨暴动失败后转移到江南的刘中一、方振武等人。刘、方二人说：如果找不到关系，我们就回家吧，充其量也不过是自首，我们家里还有老娘妻儿呢。吴介唐说：要实现宏图大志，在困难的时候，就要咬紧牙关，切不可以家室为虑，并当即赋诗：“踏遍长淮过大江，关山处处是吾乡。世乱应忘家室虑，途长愿效犬马忙。”
是年冬，吴介唐与芜湖中心县委接上关系，任贵、秋、东边区县委书记。后芜湖中心县委遭敌破坏，几经曲折，他又与江西省委方志敏联系，成立了皖南特委。民国22年，先后建立了贵、秋、东、石、太、泾、宁、宣等10个县委组织，吴介唐任中心县委书记。同时建立皖南游击总队，配合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纵横千里的万山丛中，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使敌人晕头转向。
民国24年，敌人为了消灭红军，调令正规军七十八师和保安大队，共13000余人，步步为营，大举扫荡。双方血战在贵池留田、青阳柯村一带。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抗日先遣队惨遭失败。吴介唐当时由于足疾加剧，行走艰难，由一人搀扶隐于贵池棠溪的滴水岩，被叛徒出卖，终于不幸被捕。
同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在青阳东门外杀害了吴介唐。他在就义前曾借纸笔书一对联：“为政治翻身，牺牲无愧。干革命到底，流血何妨。”
周炳德
周炳德(1914—1935)，江西人。早年参加方志敏领导的工农红军。民国23年(1934年)10月，受命率驳壳枪队到达贵池留田，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农民武装。中共贵池县委成立后，他任县委军事部长。
周炳德领导的驳壳枪队，开始为8人8支手枪。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屡建战功。是年上半年，击毙了棠溪地区反动的联保主任檀维珍，生俘了保安团一个姓李的副官，处决了刘街长垄的劣绅余炳楼、余境吾，并瓦解了他们的壮丁队。同年冬，在红军独立团火烧杉山庙的战斗中，周炳德率领他的驳壳枪队作为突击队，炸毁了敌人的碉堡，对红军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国24年春，驳壳枪队已发展成为近200人的红军游击大队。7月，周炳德率部宿营于留田大坞的一个野猪棚里，因叛徒檀涤成告密遭反动派逮捕，在刘街村头的大树下英勇就义。
张子高
张子高(1900—1935)，湖北浠水县人。民国17年(1928年)，由江西经皖南泾县到贵池留田，以塾师和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他经常利用作诗和批改作文的机会对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家中精美者，不是作工人。”这是张有感于贫富不均向学生公开批解的一首古诗(按：张改动了后两句)。学生们接受了他的影响，常在深夜里帮他书写、张贴革命标语。
民国23年秋，红军到达棠溪时，张子高等人开办的小学已由留田迁至庄村姚。他除在小学继续任教外，还兼开药铺，以此周济红军交通人员的衣物，筹送川资。留田暴动失败后，同年腊月初九(1935年1月23日)，张子高遭国民党清乡队头目吴辉华逮捕，当夜壮烈牺牲于留田河滩。
王源瀚
王源瀚(1867—1９36)，字涤斋，本县马衙乡岱岭村人。清光绪已丑(1889年)举人。甲午战争间，投观察使刘芗林，充当幕僚，奉调至烟台前往接收被日军占领的旅顺。王目睹清廷腐败，痛恨《马关条约》的签订。写有诗：
残棋一局倩谁收?城下求盟剧可羞。
忍使澎台归蜃窟，更从辽沈划鸿沟。
惊闻裴度遭阻击，转觉邦昌是敌仇。
二万万金输外府，何时操璧问虞候。
愤慨之余，王深感欲使国家昌盛，必须以民主和自治为立国之本，于是，战后回故乡贵池，团结中上层名流，倡导地方自治，创办新学。光绪三十年(1904)，他与章敏斋联名上书《清赋刍言》呈知县，历数田赋“保书制”对自耕农民、中小业主层层加码盘剥的弊端，力主改革田赋，废除保书制，改立“钱粮柜”。此举遭到以知府文明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王、章险遭捕杀。后在旅沪邑人刘世珩(在江南商务局任职)的积极支持下，上告到安徽省臬司衙门。省臬司遂派员赴贵池调查。经查，王等所告属实，采纳了王、章建议，一举废除保书制。
田赋改革后，王源瀚相继在安庆创办省校。在贵池建垦殖试验场，兴办池州府高等小学堂和女子高等小学堂。同期，又受任率陈访先、邵华等公费留日学生赴日本深造。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首义。民国二年(191３年)春，王被选任国会议员，参与制订中华民国约法。袁世凯称帝时，王随议员中反袁派赴广州参加“护法反袁”。
民国10年，王返皖出任省民政厅厅长，后复回国会议事。国会解散后，王南旋上海经商，不久又返故里。民国16年，北伐军沿江东下，贵池驻军骤增。王源瀚创粮食维持会，筹款购芜湖、三河、襄安之米支援北伐军。
民国21年，王源瀚任黄山建设委员会委员，对黄山的建筑布局作过贡献。
民国25年，病逝于上海。
高炳麟
高炳麟(约1866—1936)，字文伯，生于贵池县城内牌坊街(今属九华街)。光绪辛卯科(1891)举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贵池设立教育行政主管机构劝学所，高被委为劝学所总董兼视学员。兴办新学，不遗余力。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他被县各界推举，充任安徽省谘议局议员。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高复被选为安徽省临时议会议员。民国6年，高炳麟任安徽省实业厅厅长。20年代后，辞官归里，多方关注地方公益事业。22年，任贵池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辛亥首义后，高炳麟以省议员身份，建议改县团防局为巡营，“以保安宁，而靖奸暴”比经安徽省都督府批准。
民国元年2月，高作为池州六邑(贵池、青阳、铜陵、石埭、建德、东流)的首席代表，亲赴南京，分别向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府、内务部和陆军部呈递禀文，控告黎宗岳部在池州所犯的暴行。
高炳麟在民国8年，任安徽省实业厅厅长期间，主持编成“安徽省六十县经济调查繁表”。该表详细搜集了民国元年至8年间各县的主要农作物资料，对各类作物的产地、产额、税捐、生产方法和运销等项，均有记载；篇后附有改进生产、经营方法的县体意见，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和资治作用的经济史乘。
民国24年，高炳麟在县财务委员会会议上，建议从本县预备费中动支定额款项，为省第八图书馆(馆址在贵池城内)提供经常费用，从而促成第八图书馆提前开馆。
方瑛
方瑛(1904—1941)，又名科堂，乳名六星、铁梅，本县梅龙乡梅龙村人。出身于手工业家庭。其父方向前，在梅龙街开设豆腐作坊。方瑛20岁毕业于贵池县立中学。后入金陵大学就读，两年后因经济拮据辍学回乡。筹办宗山庙小学，并在该校任教。其时，方结识了中国共产党贵池县委成员王玉成，开始接受进步思想，投入革命宣传活动。
民国27年，日军占领梅龙。驻梅龙日伪大队长吴志和曾出面劝方投靠日军，方断然拒绝。不久，方即遭吴逮捕，押解至日军营地观前祠堂包村。经方的父亲多方托人保释，始获出狱。方出狱后，公开打出“方瑛抗日武装大队”的旗号，在郭港村率领武装小分队与日伪展开斗争。是年冬，日军突然包围方瑛大队部，方部猝不及防，遭受挫折。事后，方别妻抛雏，带领全队赴江北无为县牛埠坚持抗日，方的队伍一到牛埠，便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无为县国民党为扩大势力，派特工人员与方接洽，以“县长”交椅的诺言笼络方瑛，被方拒绝。
民国28年，方瑛部来到桐城东乡陈瑶湖地区，在沿江一带活动，队伍发展到近百人。次年5月，方瑛抗日大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桐怀潜中心县委的领导，与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方瑛任大队长，鲁生任教导员。同年7月，林维先带领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到桐东。方瑛部编为第二大队，方瑛仍任大队长。同年8月，第二大队在新四军挺进团团长林维先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配合，一兴歼灭国民党顽军章淦部一个中队，缴获数十支枪，又重创土顽江子龙部，缴枪70余支，战马两匹。
民国30年(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200多名从皖南突围的干部、战士，辗转来到桐东陈瑶湖。2月14日，桐、庐、无县委和新四军挺进团首长正在开会，突然接到紧急情报：日军以为新四军部过江，于是与国民党紧急配合，在老洲、大通、汤沟等地，调集大批部队并配备四架飞机和四辆坦克准备扫荡陈瑶湖根据地。当时，挺进团一、三大队均转战外地，唯方瑛二大队留守在桐东地区。加上桐、庐、无县委警卫队一起，仅200余人。团长林维先、政委张友来立即命令方瑛派第二大队四连一个排到横山警戒，两个排到营口镇警戒；五连去龙王嘴监视日军，派方瑛亲率六连与皖南来的干部、战士，向龙王嘴与戴山坳之间转移。
2月15日晓，日军分兵两路在炮火掩护下向桐东根据地逼进。其中一路经老洲湾、汤家沟出动，直插水圩湖。方瑛亲率的六连和皖南新四军干部、战士与日军浴血奋战。杀至青山嘴时，天已大亮，六连正准备向周潭后山区撤退时，已被日军包围。方瑛组织全部火力，三次突围，终于将皖南干部、战士护送至后山地区，转移至无为县委控制的安全地带。此时，方瑛仍未撤出战斗，不幸在陈瑶湖傍青山东嘴头(今枞阳县普济圩农场龙王嘴北)中弹牺牲。
章文祥
章文祥(1904—1942)，本县木闸乡万生村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以教书为名，在三棵树进行革命活动，后在地下党组的领导下，建立抗日武装。并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促使三万圩公司的部份伪兵假心向敌，真心向抗日武装。31年，他与新四军干部杨杰在晏塘主持召开会议，与迎面而来的日伪军遭遇，危险关头，他坚持要杨杰离开，自己迎上前去应付敌人，结果被敌人杀害。
汤松柏
汤松柏(1923—1944)，本县双桥乡人。民国31年(1942年)参加革命，不久，任新四军沿江支队三营七连的班长。
民国33年，贵池高脊岭驻有部分日军，上级决定拔除这个敌据点，由七连担任主攻，松柏所在班被指定为突击队，其任务是强占日军机枪阵地。8月的一天，七连战士按预定目标挺进，当突击队快要接近敌前沿时，突遭敌机枪火力封锁。情况紧急。此时，松柏果断地将全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他自己带两名战士冒着敌人弹雨冲在前头，当距敌只有几米时，他命令两名战士停下掩护，自己一跃身冲入敌人掩蔽体内，击毙敌人一机枪手，并用右手将敌另一挺机枪紧紧抓住不放。松柏的英勇行为，鼓舞了战友，突击队和后续部队顺利地发起了进攻，汤松柏不幸被一敌人从背后用刺刀刺穿了腹部，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王世鼐
王世鼐(1902—1943)，字调甫，号心雪，贵池县马牙乡人，11岁时随父王源瀚住旅顺，15岁，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民国8年(1919)，王世鼐在北大毕业前夕，参加了“五四”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后获释。同年秋，王世鼐自费留学美国，获美国爱阿凡大学经济学士和华盛顿大学政治博士学位。旋赴英、法、德、意等国考察政治、经济制度及实业发展，于13年回国。
民国14年王世鼐被委为国务院参议。16年至24年，王世鼐先后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商业司经营科科长、通商科科长、北平市政府参事、中国国际贸易局总务兼编纂、北平政务委员会专员和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其间，王曾于17年分别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和中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荷兰举行的中华合众蚕桑会与第五届国际商会。
民国32年，王世鼐在赴任苏浙皖区烟草专卖局局长途中，患肺炎治疗无效，于同年3月病逝于江西赣州旅次。王世鼐擅长格律诗，著有《猛悔楼诗抄》四卷，收入他的诗作400余首，民国33年3月出版。
杜含芳
杜含芳(1897—1943)，号君衡，又名铁崖，本县茅坦杜村人，是一位才思敏捷的塾师。因排行老二，乡里人尊称他为“杜二先生”。
民国27年(1938年)10月，日军侵占茅坦。杜含芳携家人逃难到青阳老屋章，当时，大批难民流浪异地，饥饿交迫，杜含芳曾多次到刘街向国民党贵池县政府要求救济难民，并编就黄梅戏小唱本《难民自叹》。不久，国民党川军唐式遵部在乌岐山口搭台唱戏。杜含芳亲自登台，头扎“洋绒”毛巾，演唱《难民自叹》。从这以后，《难民自叹》伴随着连天的抗日烽火，在贵池、桐城、怀宁、潜山、青阳、铜陵、南陵等县广为流传，对唤醒民众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32年初，含芳回到家乡茅坦。同年古历二月二十八日(3月28日)，日军指使汉奸朱德明在观前、茅坦一带抓人，含芳先生不幸被捕，于古历三月二十八日被驻贵池日军宣抚班情报主任武田正雄杀害。
吴藩
吴藩(1883—1944)，字伯生，生于贵池县城内儒林巷(今属九华街)。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取秀才，时年15岁。
光绪二十八年吴藩去天津谋事，被安排到直隶银元局任职。光绪二十九年，吴随同该银元局总办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实业。民国4年(1915)，吴藩任湖南银行监理官。因当时政局动荡，他到任不久即辞职，改任湖北大冶水泥厂驻汉口办事处主任。民国8年，吴重入金融界，就任安庆造币厂厂长。同年，他当选为安徽省议会议员。
从民国10年起，吴藩作为资方代理人，进入实业界。他应周学熙的约请，先后担任河南卫辉华新纱厂和青岛华新纱厂经理。20年代末，青岛有8家日商开办的纱厂，华新纱厂面临激烈的竞争，经营状况不善；吴到任后，周详筹划，增添设备，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企业管理，使工厂日见起色，在不少经营环节上可与日商较量，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岛陷于敌手。在沦陷前，青岛市政府决定：炸毁8家日本纱厂，并令华新纱厂迁移内地。当该厂设备运达上海时，“八一三”事变发生，内运交通线完全中断。据此情况，吴藩在英租界购置厂址，重建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和信义机器厂。在上海成为孤岛期间，3个工厂虽属租界区，但日伪对吴藩的迫害时有发生。他经常收到日伪特务的匿名恐吓信(内装子弹)，勒索钱财。
吴藩生前历任政界、实业界要职，但清白自持，深恶旧中国官场种种恶习。他在自印的梅花笺上题句：“问他傲骨何如此?受尽人间冷暖风。”愤时嫉世之情溢于言表!
民国32年，汪伪上海市政府强令低价收购棉纱，信和等厂亏损过巨，被迫停厂。吴藩因此忧患成疾，于33年病逝于上海市。
汪秀璋
汪秀璋(1911—1945)，本县晏塘乡横塘村人。幼年读过私塾，后毕业于乌沙小学。汪秉性爽直，在地方上经常为穷苦百姓鸣不平。地主豪绅对他都有些胆怯，因此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啄木鸟”(意思是很厉害)。

1943年，汪任日伪晏塘保保长，继任晏塘乡乡长。他说：我当乡长，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为了给乡亲们减少点苛捐杂税，我对他们(指日伪军)能糊则糊，能拖则拖。因此，汪在任职期间，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同年，新四军沿江办事处成立。10月间，汪秀璋被任命为沿江办事处“协进会”会长。任职期间，他能准确及时地向抗日民主政府提供日伪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不拘形式的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动员了不少青年参加新四军。
民国34年，沿江办事处决定，利用汪的日伪乡长的公开身份，派他打进三万圩公司任经理。三万圩公司原是大小地主豪绅为了垄断土地对佃户进行剥削的公司。汪任经理后，对共产党领导的减租减息斗争，作出了贡献，使万成、万生、万宝三个圩区的农民生活稍得宽松。同年，6月18日上午9时许，汪秀璋与沿江办事处主任张格等不幸被捕。解至安庆，不久汪被押送到南京，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查根有
查根有(?—1945)，殷汇碧溪村人。性格倔强，不畏强暴。民国30年(1941年)，因逃壮丁，打伤保长，参加了新四军。后被党组织派至殷汇地区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34年8月，汉奸头子桂世和带领伪军数十人将查根有逮捕。押经灌口乡琅山崖时，查根有在五花大绑的情况下，奋力撞倒两名伪军，然后纵身跳下数十米高的悬崖，英勇献身。
汪传国
汪传国(1909—1945)，号尧天。秉性内涵，办事细心。民国29年(1940年)，经汪秀璋介绍，参加新四军。31年，同汪秀璋、吴佩江、吴沦然等在丁家庄成立“协进会”，任新四军沿江办事处秘书。34年6月18日，汪传国与汪秀璋等人因身份暴露被日伪军逮捕，与汪秀璋同时被杀害。
钱益海
钱益海(1920—1945)，驻驾乡驻驾村人。民国30年(1941年)参加新四军，在敌后担任税收工作。33年7、8月间，钱和另外两个同志在茅家渡收税，与两个汪伪军遭遇。他一拳一脚打倒了一个伪军，另一个伪军也被战友打倒，并缴获了两条枪。同年，钱到杜湖收税，发现秋浦河上驶来一只偷运枪支的匪船。他纵身上船，只凭一颗手榴弹便没收了船上10条枪。事后，高岭乡民主政府授予钱益海奖旗一面。34年秋，新四军奉命北撤。钱因患眼疾，来不及跟上部队，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他受重刑不低头，在贵池西门外英勇就义。
程谦友
程谦友(1927—1945)，阮桥乡晓湾村人，少时在枞阳青山学校读书。18岁时，毅然报名参加新四军地方武装组织。同时发动了7名学生参加了新四军。民国34年(1945年)5月30日，他被派到铜山附近的安山吴收税，因保长隐瞒敌情，日伪军突然来到。这时，程自知脱身不得，便叫其他同志从速转移，自己则拔出手枪边打边退，不幸负伤被俘，当即被日军杀害。
胡养蒙
胡养蒙，字赤山，贵池梅埂人，早年在外地求学，民国6年(1917年)至民国8年曾在安庆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和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与同乡王光强在安庆创办“一师义务小学”。10年，胡赴日本留学。13年，官费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专工《罗马法典》，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抗日战争开始后，胡执教于汉口、南京等地。28年，到屯溪任皖南行政干部训练团政治教官。32年，上海政法学院内迁皖南休宁。胡返回学院，继任教授兼管学校食堂。胡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警牌悬于食堂门口，以此告诫师生要尊重伙食管理人员。抗战胜利后，学院迁回上海。胡患病滞留皖南，不久病逝。生前著有《罗马法》、《民法通论》等。
章敏斋
章敏斋(1863—1947)，字学文，别号半湖，本县人，清末学者。章青年时期屡试不第，后改以诗文自娱。曾为同代人刘世珩所编《贵池先哲遗书》作序。清光绪年间，痛恨保书把持田赋，随同王源瀚提倡改革田赋，冒死控告知府文明(旗人)包庇保书，终成胜诉。民国初，潜心著作，著有《贵池掌故文存》十二卷，收罗甚富。抗日战争开始后，贵池沦陷，章时逾古稀，避难至后方山区，达8年之久。此间，曾有人劝其回城与日、伪共事，遭章严词拒绝。当时县长谢某曾赠章匾额一方，题曰“遐年劲节”。抗战胜利后，章回城安度晚年。民国36年(1947年)病逝，终年84岁。
徐天赐
徐天赐(1923—1947)，出生于贵池墩上乡低岭村一个贫苦农家。小时放牛，年青时操理发手艺。民国35年(1946年)，徐在青阳庙前乡西洪岭拜识了当时的新四军游击队领导人胡克南，不久即参加了民兵。他利用理发可以走村串户的条件，宣传革命道理，组织起40多人参加的地方武装。36年，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青阳县独立大队逮捕，关押在庙前乡公所。是年11月11日在施家桥上被敌杀害。
姚介富
姚介富(1889—1949)，字润华，号念祖，贵池县人。世居本县刘街乡荡里姚村，为我国早期造船实业家。姚早年毕业于南京水师学堂，后又公费出国深造，毕业于美国新伦敦电气轮船公司潜水艇制造科和麻省波斯顿理工 大学机械科。回国后，任国营招商局机器制造厂厂长，海军江南造船厂考工科科长等职。抗战时期，姚介富在上海与杨俊生合办中华造船厂，任经理兼总工程师。后又在上海浦东庆宁寺创办华一造船厂。民国34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姚又回到海军部江南造船厂任打捞科上校主任及蒙藏委员会顾问。民国38年逝世。
纪志新

纪志新(1917—1949)，原名纪建华，贵池乌沙镇人。20岁时因家境贫寒，停止学业，做小生意。后在高岭秘密地参加了革命工作。民国31年(1942年)，纪志新随新四军奉调赴江北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纪任三野二○二师独立团团长。37年冬徐州战役中，他负了重伤。38年春，纪志新领导的独立团某连被编为渡江战斗先遣连，准备在安庆—贵池江段参加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战斗。纪志新在医院养伤期间向该连李连长介绍了乌沙镇的地形、位置，建议减少炮击，保护乌沙镇。后由于部队掌握了地形，炮弹大多落在敌阵地和田间，使乌沙镇免遭战火创伤。1949年11月3日，纪志新终因伤势过重，在山东胶东医院逝世。时年33岁。
洪国顺
洪国顺(?—1949)，外号“洪张飞”，祖藉安徽怀宁。洪自幼流落在贵池南部山区丁香树一带，开始以推平板车、贩香油为生，后加入了青邦，并拜青邦头子陈某为师，广交地痞流氓，由结伙抢劫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匪徒。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贵池县政府曾多次派部队围剿洪国顺股匪。但由于剿匪部队军纪涣散，导致兵匪不分，收效甚微。后来，国民党当局，改用“招安”的办法，封洪国顺为“贵池县第四区署联防队大队长”。下辖占坡、大演、丁香、莘田、唐田、牌楼、高坦等乡的乡警队，洪原先率领的匪众也同时编入贵池县第四联防大队。1946年，目不识丁的洪国顺，竟请人代他为国民党莘田乡的反共小报写了“为民先锋”题词。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4月22日，贵池全境解放。同年6月，洪国顺以他的联防大队，乡警队为基础，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和青红帮分子，抢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牌楼战斗中缴获的国民党军队大批武器。在几个月时间内，洪国顺纠集3千余名匪众，编成12个大队，有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并以丁香树胡村为基地，组成所谓“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贵(池)、祁(门)、东(流)、至(德)边区游击指挥部”。洪自封为总指挥。
1949年，在贵池县人民政府布署的反动党团、特、军、警人员登记中，洪国顺曾到贵池进行假登记。他每次进城都带有马匹和兵器，埋伏于十里岗一带。自己单身进城，试图对人民政府的守城兵力进行窥探。回丁香树后，洪国顺指使他在大演乡的匪众，自称“池公区侦察队”，抗拒人民地方武装收缴国民党乡警队的武器，遭到失败；后又在国民党第四区署所在地——小河口，以土匪为骨干，组建了一个所谓“区公所”，又被南下干部大队第四小队收缴了武器。同年古历芒种时节，洪国顺趁区、乡干部到贵池参加午征会议之机，攻入小河土城，袭击了小河口区公所，接着向西又占领了当时至德县的葛公区。在小河、葛公地区，洪国顺匪徒枪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多人。匪势因此大长，严重地阻碍了人民政府的民主建政和本县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1949年中秋节前夕，洪国顺扬言要“打下池州过中秋”。正逢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大队驻贵池。在人民地方武装部队的配合下，轻装进山，开始彻底地剿灭洪国顺土匪。自1949年9月至10月，洪国顺的匪众基本被消灭和瓦解，而洪国顺本人则依靠帮徒，采取户保，人送的办法，得以在红石潭一带隐蔽；1949年10月28日，剿匪部队化装侦察排在丁香区莘田乡东庄保击毙了洪国顺。洪毙命后，贵池县人民政府县长李绍基决定，将洪国顺的尸体拍出照片，张贴于县境各重要路口。全县人心大快，生产热情高涨。
吴胜道
吴胜道(1927—1950)，民国16年(1927年)出生于本县乌沙乡慈云村一个贫苦人家，15岁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３６年，随国民党军某部起义，参加了解放军。作战英勇，后升为连长。38年4月，吴所在的第三野战军某部在枞阳集中，进行渡江作战训练。大军渡江后，由于战斗的需要，吴胜道过家门而不入，随部南下，追歼国民党残余部队。1950年，吴胜道在解放舟山群岛战役中牺牲。
张佩峰张少寅
张佩峰(1887—1950)，贵池县城内九华街人，幼时念了几年私塾。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到当涂县协助其叔父料理店务。三十年，张佩峰在芜湖参加了青帮。三十三年，回贵池做画眉鸟生意，直至民国９年(1920)歇业；同年，张开设“东来旅馆”于九华街。
从民国初年起，张佩峰广收青帮门徒。到民国25年止，在县境各地收“学生”260余人。自称本县青帮首领，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每日在过足鸦片烟瘾后，嘴含香烟，手提鸟笼，在街头闲逛；只要稍不如己意，开口就骂，举手就打。民国年间，张佩峰曾以没有挂画眉鸟笼为借口，怂恿“学生”砸了城里马志成酒馆，逼得店主马志成赔礼道歉，并挂起鸟笼了事。张利用各地“学生”的势力，长期霸占池口“摆渡权”、同安圩(今建国圩)的“打雁权”和茅坦鱼圩的“捕捞权”。各项收入，均由“学生”向他孝敬。张佩峰本来胸无点墨，硬要别人称他为“老先生”。
民国26年，张佩峰担任国民党贵池县党部行动组组长。31年，张又任第三战区第一通讯站(辖贵池、青阳二县)行动组长，与其子张少寅一起，长期刺探新四军游击队的军事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的儿子张少寅当上了“安徽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张佩峰严然以“老太爷”自居，横行乡里，变本加厉，连国民党县长到任都要“拜访”他。
贵池解放前夕，张佩峰假装镇静，仍留城内，经常向逃匿深山的张少寅通风报信。
张少寅(1912—1950)，张佩峰之子。民国19年，张在贵池县中读书时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贵池县委宣传委员。次年，中共贵池党组织遭破坏，张少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叛党，获释不久，张即参加了国民党，在贵池县党部从事“肃反”活动。其间，张少寅仗其父张佩峰的势力，日渐被国民党情报机构重用。
民国27年，张少寅在国民党军一四五师某团任参谋时，与团长柏蔚一起，在贵池后方勒购桐油、青麻等物资运至沦陷区，然后购回鸦片烟土到后方贩卖。28年，张在担任国民党贵池县党部行动组长时，曾派爪牙到同安、大农、三万等圩抢农民稻谷40余担。29年，张少寅接受第三战区第一通讯站派遣，勾结汉奸吴克初刺探贵池境内新四军的军事情报。31年，任国民党贵池县党部调查室专员(亦称“肃反”专员)，曾克扣难民救济粮多次。33年3月，张少寅任“贵池县战时反共锄奸工作队队长”，曾派部下到贵西游击区侦探新四军动态，并策动游击区的一名乡长携带武器叛变。其间，他与贵池县县长葛振东举行“特种会议”，密谋杀害新四军贵东游击大队主要干部五人，抢去公粮30余担和一大批军用物资。35年，张少寅去合肥，任“安徽省参议会驻会委员”。
解放前夕，张少寅潜回贵池，与国民党贵池地方当局策划，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贵池解放后，他化名吴有起逃窜到本县深山一年余。先后在棠溪、牌楼土店上和珂田源头李等处，与盛成功、陈鼎彝等股匪发起武装叛乱。1949年冬，当县公安队赴珂田剿山时，张少寅持枪拒捕，打死公安战士一人，打伤一人。
1950年12月，贵池县人民政府报经池州专署批准，分别判处张佩峰、张少寅死刑。父子二人同时被处决。
柯剑霞
柯剑霞(?—1951)，原名柯开云，贵池桃坡乡峡川柯人。早年离家求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安徽师范学校。宣统元年(1909)，进保定军官学堂炮兵科学习军事。三年毕业后，充任黄鹤楼炮台指挥官及炮兵团副。三年十月，参加了武昌起义，建有战功。
民国5年(1916年)，柯剑霞在浙军中充任师副，进兵皖南，参加倒袁之役。袁世凯死后，柯又于翌年进军津浦路南段，讨伐张勋，充浙军讨逆支队上校参谋。事平后，先后充北京讲武堂兵学教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军军官团上校战术教官、安徽第五旅中校参谋等职。
民国20年至27年，柯先后任涡阳、盱眙、寿县、和县县长和国民政府军令部少将参谋等职。武汉沦陷后入川。30年，调任战史编纂委员会中将副主任委员，指导国民党抗战史的编纂。
重庆解放前夕，柯剑霞申请资遣，领得黄金二两五钱，遂脱离国民政府。于1950年3月回安徽，在安庆定居。1951年病故。
朱德明
朱德明(1913—1951)，化名朱志详，城内牌坊街人。朱于民国31年(1942年)冬投靠日军，被秘密派往本县清溪一带搜集抗日武装部队的情报。32年，朱的汉奸面目公开，任日军贵池县情报室第一情报组长。同年4月，他伙同汉奸曹致和等率日军、伪军20余名，在观前、茅坦两地逮捕无辜群众42名，解至贵池后被驻贵池日军于东门外三羊墩集体枪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十二人惨案”。32年10月，他又伙同汉奸、日军共70余人，在梅龙杀害革命群众王伯汉、刘某、鲍大一、王梅奎4人，同时掠夺群众财物折款200万元(值稻谷230担)。同年，朱又勒索万春乡、高岭乡二万元，三万圩公司稻谷50担，并向大农圩、三万圩公司强赊稻谷800担，小麦100担。卖出后又低价付款，从中克扣。
日军投降后，朱化名遁逃。民国35年(1946年)4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河北单县捕获，遣送回贵池。1951年，贵池县人民法院判处朱德明死刑，并接受梅龙乡人民的要求，将朱德明解至该乡处决。
姚文中
姚文中(1936—1952)，女，祖籍贵池。民国25年(1936年)9月出生于上海，在兄弟姊妹中，文中最小，因此家人都亲呢地叫她“小宝”。

民国38年春，姚文中毕业于上海修明小学，考入建华中学。当时上海刚解放，她积极投入了庆祝解放，建设新中国的各项宣传活动。幼小的心灵憧憬着革命大家庭。通过报考，被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录取，但母亲不放心她小小年纪离开家庭，连哄带骗地留下了她，并答应她以后有好机会再参加革命工作，进入初中后，她还是念念不忘参加革命，经常打听和注意报纸上干部学校招收学员的消息，终于在1949年12月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参军后，文中以革命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努力学习，几年中，她只在为上海驻军演出期间抽空回家探望过两三次，从不随便回家，更没有在家宿过一夜。
解放初期，部队实行供给制。文中的父亲去世早，母亲虽经年为生计操劳，但家庭经济还是很困难。文中把本来就不多的津贴省下来寄给母亲，自己省吃俭用。她人小，发下的棉军装又厚又大，穿在身上手脚都在袖管裤管里，她总是把它卷上几卷，从未叫过苦。
文中善长歌舞，爱读书、写作。入伍后，她在给姐姐姚芳中的信中写道：“路是人走出来的，条件是自己创造的，不能否认在现有条件下发展自己较熟悉的东西。这样，对革命的贡献会更大些。但对生疏的东西也还是要去摸索、去学习，以便将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文中进步很快，1950年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多次申请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前线工作。1952年，她被批准随空政文工团到朝鲜参加慰问演出，9月在赴前线演出途中因车祸不幸牺牲，时年仅16岁。经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批准盛殓遗体，运回祖国，安葬于丹东鸭绿江畔。
纪澹诚
纪澹诚(1875—1952)，字伯侣，贵池舞鸾乡(今乌沙地区)人，排行第五，人称纪五先生或纪老五。纪伯侣少时家贫，他经常利用放牧时间偷听乡里塾师讲课。后被塾师发觉，准其免费就读。20年代中期，纪伯侣曾任北伐军王天培部少将参谋长及五河县县长。约4年后，即解绶还乡。
晚清至民国时期，纪伯侣即以擅长楹联闻名于省内外，他所题西湖苏堤、安庆大观楼、贵池杏花村等名胜楹联，构思新颖，设想超群，士林传诵已达60余年。“此处何幸埋公，黄土一扌不元气在；小阁差堪坐我，青山四壁大江横”。这是纪伯侣题安庆大观楼的名联，相传纪以此联得官。
桐城人吴汝纶(挚甫)有题大观楼楹联：“泛洞庭湖八百里秋波，挂锡来游，三楚云涛携袖底；邀太白楼一千年明月，凭栏远眺，六朝帆影落樽前。”民国36年(1947年)夏，纪伯侣与其后辈谈及此联。纪说：“此联气势豪放，堪称佳作。但从岳阳楼至燕子矶均可悬挂。按此，不算上品。”纪当场吟咏了他另一首题安庆大观楼的楹联：“东望石城春，杜牧何之?故国杏花太零落；南招彭泽饮，渊明在否?隔江杨柳要平分。”吟后，纪伯侣接着说：“我卸掉了五河县长，来到安庆，重游大观楼。当时思归心切，因此方做了这副对子。”“我们写文章，做对子切忌甲地行，乙地也行。若是张三能用，李四也能用，这就不算好诗文。”
纪伯侣所撰挽联，同样别出心裁，格调非凡，邑人胡子正、王静甫与纪同属文字交。三人中胡以诗长，王以文名，纪以联胜。民国12年，胡子正逝世，王静甫撰挽联：“知己甚难，辱先生知，惜知有尽；哭公何恸?为地方哭，更哭其私。”纪伯侣撰挽联：“不知素母何修，阆苑为家儿饲鹤；偏怪诗人不幸，云英未老子方雏。”诸友评论说：伯侣次次胜过静甫，这次却反过来了。纪不服，半小时内又重撰一挽联：“遗篇待整，壶园就荒，后死者责；浦水不波，齐山无恙，先生之风。”诸友人皆钦佩纪伯侣的才思敏捷。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愤而投海自尽。在北京开追悼会时，挽联近万幅，其中纪伯侣挽联：“报国一身轻，东海波涛名士血；望家两眼泪，北堂风雨老人心。”纪的挽联成为当时追掉会上的压卷之作。
纪伯侣素来不修边幅，放浪形骸之外，某年夏季的一天，纪赴某公宴，宴厅上，主客都脱下长衫入座。众人瞥见纪的裤子上有一破洞露肉，窃笑之。纪开初尚不知，迨一摸臀部，感到瞬间的尴尬，继而诙谐地笑道：“你们看谁通了，只有我纪伯侣‘通’了!”
纪伯侣为官四年有余，依然是家徒四壁，没有一点积蓄。抗日战争时期，纪的家乡乌沙夹沦陷。他不愿做顺民，只身流浪于皖赣各地，常以代人撰写诗联获微酬而糊口。贵池县国民党政界人物刘启端的父亲刘文辉，本是个普通的“郎中”。约在民国36年，刘启端在其父寿诞之日，托纪伯侣为刘文辉撰写“寿启”，并要他对刘文辉认真的吹嘘一番。纪的“寿启”的起句即曰：“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接着他就秉笔直书了刘文辉行医卖药的实际情况。刘启端看了大为不满，就改请当时的许世英写了。事后纪伯侣感叹说：古代权势者为其先人立传志铭，代笔文人大多是谀词溢美。就连现在的静仁先生(即许世英)也在所难免了。
纪伯侣的晚年，儿孙远游，菽水难求，只得在家教私塾。每一学生收白老布数个，备作他逝世收殓之用。1952年，纪伯侣逝世，终年78岁。他的著作诗集《啸乡劫余集》、《啸乡剩草》传世。
纪建中
纪建中(1931—1953)，贵池县乌沙乡慧云村人，贵池中学学生。1949年秋，纪被选为皖南区贵池中学第一届学生会主席。1950年3月，纪考取华东军政大学；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七十师后勤营二连文化助理教员。1953年7月，在朝鲜高岘牺牲。
洪久儒洪人英孙佐华
洪久儒(?—1960)，贵池县下清溪流坡矶(今属江口乡)人。其曾祖父、祖母、父亲均是前清贡生，以教私塾为生。洪自幼接受庭训，但对旧学却极为不满。迨民国10年(1921年)，借得本家洪人儒小学毕业证书，内加一笔，遂为“洪久儒”。因此，考入安徽省立第七师范就读，入学后洪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
民国13年，洪久儒经同学介绍，与国民党左派人士龙兆云、毕国斌相识，在安庆加入国民党。15年10月，洪会同龙兆云等赴武汉，与驻武汉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办事处光升(光明甫)、沈子修、章伯钧见面，并由他们介绍入党务训练班受训。在训练班期间，洪听取了共产党人恽代英、董必武、李达等讲授的共产主义理论。16年，经教官曹钧(又名曹鸿飞)、同学郭诚淑(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3月，洪久儒应电催返皖，与龙兆云等 在贵池秘密组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大肆搜捕武汉分子(即国民党左派力量)。17年3月，洪被国民党贵池县清党委员会逮捕入狱，一个月后获保释。
洪久儒出狱后在家乡创办流坡矶小学，与从广州回乡的共产党员凌霄、孙佐华等接触。是年冬，凌霄联络孙佐华，以及当时在县立中学任教的洪仁英、刘恩选、吴井江等，以“吃鱼”为名，到洪久儒家开会，秘密成立中共贵池特支，特支成立后，洪久儒任城厢党小组组长。
民国19年，中共贵池县委成立，洪久儒在县委中负责工运。翌年，贯彻“立三”路线，他在发动武装暴动遭到失败之后被通缉。同年9月逃往铜陵，化名洪旭东，与从贵池来铜陵的共产党人在汀家洲一带秘密筹建中共铜陵县委。事被发觉后，于20年返家，重办流坡矶小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22年，洪久儒在革命低潮时脱党，后向国民党县党部办了自首。23年至37年，先后任国民党庐江县政府第一科科员，青阳县第一区区长，贵池县党部秘书，《复兴晚报》社社长，贵池县戡乱委员会委员等职。1950年2月，洪久儒因政治历史问题被贵池县人民法院判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洪人英(?—1958年)，号育三，又名洪仁英，化名柯立三，贵池县里山赤岭人。早年就读于武昌大学，后辍学回乡任教。民国16年(1927年)5月，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7年，洪人英参加由凌霄主持的中共贵池特支成立会议，当选为特支宣传委员。
民国19年8月，在贵池特支的基础上，于贵池城内大井头成立中共贵池县委员会，洪人英任县委书记。是年夏秋之间，根据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的指示，洪人英在白洋附近的象山张村主持县委扩大会议，研究武装暴动计划。会议情况很快被敌人侦悉，贵池县委遂遭到破坏。10月间，中共贵池县委在梅埂改组，洪人英将组织关系交给胡宪友后即与凌霄等人转入铜陵汀家洲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不久因白色恐怖，即离开汀家洲，前往当涂任教。
民国24年夏，洪人英到贵池国民党县党部自首，并加入国民党。36年至37年，先后任国民党贵池县观前区分部筹备委员、区分部书记等职。1958年洪在桐城第二初级中学任教时，因政治历史问题被桐城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孙佐华，又名孙佐夫，贵池县牌楼乡九房村人。生年不详。民国15年(1926年)10月，孙佐华在广东大学(后为中山大学)读书期间，由黄冲伯，凌霄等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北伐军，任连指导员。16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同年10月脱党，回贵池经商。
民国17年6月，从广州回乡的凌霄来到孙佐华家，两人相约后，于同年下半年在安庆找到党的组织关系，并受命返乡“开荒”(建党)。不久，中共贵池特支在流坡矶成立。在此期间，孙佐华任过特支书记。经常在白牙山、西庙和流坡矶一带，秘密进行党的活动。
民国19年8月，中共贵池县委在城内大井头屠宰税务所成立，孙佐华担任县委组织委员。同年10月，县委遭到破坏，他再度脱党，并于22年向国民党当局办了自首。60年代初，孙佐华在贵池牌楼家乡病故。
钱志润
钱志润(1933—1945)，原名钱叶滋，贵池县人。民国38年(1949年)2月，志润年方17岁开始教私塾。7月，弃教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区炮兵十七团卫生所学习，后历任看护员、见习卫生员、卫生员等职。

1954年8月，志润所在部队调往福建厦门岛。9月22日，炮兵奉命以猛烈炮火轰击大、小金门，志润担任了抢救前方伤员的任务。当日晚，部队完成任务转移时，不幸被敌发射的冷炮击中头部，遭受重伤，终因伤势过重，于9月23日牺牲。
王静甫
王静甫(1874—1954)，名惠莲，别号藕塘，贵池县武梁洲(今枞阳县老洲乡)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就读于安徽高等学堂，毕业后回乡。关注地方农田，水利事业，领头圈筑九合圩。因与桐城东乡绅士发生水源纠纷，上诉到省，终获胜诉。民国2年（1913年)，王静甫与钱翰臣一起筹建三万圩垦务公司，开垦面积达1.8万亩，招迁垦民3000多人。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大通驻军黎宗岳部驻池司令官郭伦伯，以勒饷为名，捣毁县议会。事发后，六邑旅省绅商各推代表，密约由省赴南京总统府控告。与此同时，县议员钱寿祺恐祸终不能免，又密请王静甫。二人前往南京呈诉，受到胡汉民的接见，终使六邑代表之目的达成。
王一生勤奋好学，善撰诗联，著有《藕塘诗联稿》。
许传音
许传音(约1879—1959)，字澄之，生于贵池县城内继武巷(今属九华街)。基督教徒。许早年毕业于基督教会举办的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的前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基督教会保送至美国深造，获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文学博士。
返国后，许传音任池州府中学堂英语教师。民国元年(1912)，府中学停办，许至南京任金陵大学英语系讲师、教授，历时达20余年。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陷于敌手。许传音幸避入基督教堂，得免于祸，但对日军在南京所犯的屠杀平民的罪行，心怀悲愤，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许于民国35年秋，以主要证人的身份，飞赴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流利的英语，强烈控诉日本战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时所犯的滔天罪行，当时《中央日报》等报纸均有报导。
1959年，病逝于南京市。
夏友三
夏友三(1899—1960)本县池州镇人，教育工作者，民国16年(1927)毕业于金陵大学。17年，任安徽省《教育公报》编辑。18年，任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训育主任，代理院长。21年，任金陵大学教务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离开金陵回乡任塾师。民国27年秋，日军进犯贵池县城。夏举家随居民迁往县境山区避难。次年，夏目睹难民中广大青少年学业荒废，遂与王少明、李德荫等发起创办临时中学的倡议，得到各界支持。同年秋，“贵池县私立战时中学”在峡川柯氏祠堂成立，由县长谢汝昌兼任校长。夏任教导主任，聘请难民中的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广东中山大学的学生任教师。当年招生90名，开设初中三个班，使用“开明书店”所编印的课本。教学设施因陋就简。为了集资办学，夏每天肩挎招囊袋，内装学校公章和一迭收据，亲登各商贾店号和高门富户，求乞募捐，作为办学经费，以维持学校。开学不久，夏率领学校师生组建的抗日宣传队，到潘桥、桃坡、刘街、梅街等后方，巡回演出。民国29年4月，日军向山区发动“清剿”，战火逼近峡川，严重威胁战时中学安全，夏带领师生披星戴月，餐风宿露，将学校转移。先后到达长垄、花庙等地，沿途坚持教学。同年5月，学校定居庄村姚(今棠溪乡)，并正式复课。9月，首届毕业生32名，其大多数走上抗日前线。同月，学校改为公办，更名为“贵池县立中学”，夏任校长。抗战胜利后，夏奉命率师生将学校迁往县城，嗣后夏辞职离校，前往南京，欲回金陵大学任教，遭校方婉言拒绝，遂改投南京林业实验所任图书馆管理员，继受聘南京东方中学教务主任。后回安徽任南陵中学教师，至解放前夕返里。新中国成立后，夏在本县清溪学区任小学教师。于1960年6月病逝。
毛安乐
毛安乐(1934—1962)，本县殷汇镇人，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放牛，以后虽上了小学，终因家贫辍学。他中等个头，身材不壮，但办事精干。1957年，毛安乐被社员选 为生产队保管员。任职期间，他公私分明，帐目清楚，得到社员的信任。1958年，经推荐到殷汇邮电局工作，先后任投递员、营业员、邮运员等职。乡村邮政，人手少，业务量大，为保证通信质量，他担负起营业兼书信分捡双重任务；白天营业，晚上分捡，即使忙到深夜也无怨言。1960年，因外勤缺人，领导调他任外勤邮运工作，负责殷汇至七里的邮运任务。每日负重几十公斤，行程70华里。3年中，他从不脱班、不丢点、不积压，得到群众好评。
1962年6月9日，，毛执行投递任务至七里时，因连日暴雨，山洪暴发，道路受阻。为了次日正常上班不误点，他决心设法返回殷汇支局，终于乘上了11日的森工站木筏顺水而下，当行至泥湾时，因洪峰凶猛，木筏被卷入水中，毛安乐不幸殉职。
张吉山
张吉山(1902—1966)，河北省行唐县人。民国23年(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村农会、村武会、区委会工作。38年4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南下干部大队到贵池，参加组建贵池县人民政府。
张吉山在贵池先后任县总工会主任、县委工交部长、贵池茶厂厂长、支部书记等职。1956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共贵池县委委员。他在贵池茶厂工作期间，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致力于生产技术改造，使茶厂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县先进单位。
1956年，张吉山患食道癌。接受手术后，组织上多次动员他离职休息养病，他均未同意，坚持带病工作，直到他逝世前夕。
姚克佑
姚克佑(1918—1967)，贵池人，民国26年(1937年)参加革命。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空军航校政治委员、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55年授大校军衔，后晋升为少将。1967年5月5日逝世。
程积善

程积善(1８96—1968)，出生于贵池县晏塘乡一个贫苦人家，少时爱看爱唱黄梅戏。成年后，组成戏班子，他先唱旦角，后又唱生角，唱腔风格独特。抗日战争爆发后，程与同仁一面与日伪周旋深入各地唱戏，一面为当地培养黄梅戏人才。著名演员严凤英曾拜程为师。解放初期，他进入安庆市黄梅戏剧团，任副团长。后又在安庆艺术学校当教师。1958年到1963年，到省黄梅戏剧团工作。“文革”开始后，程没有再登台演出。1968年逝世。他生前演唱过的黄梅戏传统唱腔，已经安徽戏剧界记录整理出版，留于后人。
包九如
包九如(1883—1968)，又名寿南。乡村中医。本县观前乡新湖村人。早年曾赴山东“插苗”(即种牛痘)。而立之年，因遭人暗算，蒙冤入狱。在狱中，包多方设法托人购得医书，刻苦钻研。出狱后，悉心为农村乡亲父老看病，医术不断提高。本县城内和马衙、梅龙、茅坦等乡镇及邻县铜陵、大通、青阳等地找包九如求诊者甚多。
包九如一生主攻妇科，兼治内科、儿科、外科和其他杂症。在行医中，包善于积累临床经验，每治一病例，均留处方和病情记录备查，包对贫苦农民求医，随喊随到。对登门求诊者分文不取；凡重病用药，包都要亲自过目鉴定。如果质量不符，便找店家退换或亲自加工炮制。
新中国成立后，包九如曾两次出席贵池县人民代表大会。垂暮之年，仍抱病为上门求诊的病人切脉处方。
1963年，包已是80岁的老人，仍潜心攻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著作。1968年，在包九如病逝后的第二天，青阳县等地仍有慕名而来的求诊者。
罗光明

罗光明(1903—19７０)，本县马衙乡枫岭村人，出生于贫农家庭，兄弟五人，排行老五。罗年轻时做过木匠，兼种一点零星土地。抗日战争时期，罗光明曾多次为贵东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送信，从枫岭到贵东地区，有40多里路程，为了避开日军的岗哨，他经常钻山林，绕小路，一夜行走一个来回。1949年大军渡江时，罗在村政权主持工作，是年夏，贵池县大同圩因暴雨溃破，饥民成群，衣食无着，刚刚建立起来的区政府号召未受灾的地区支援受灾地区，罗光明拿出自己家中的1700斤稻谷，以枫岭村的名义送到灾区。在他的影响下，其他村也纷纷响应区政府的号召，向灾区损献粮食和生活日用品。入冬以后，罗光明亲自带领本村的精壮劳力，投入大同圩堵口复堤工程，他不畏艰苦，出色的完成兴修任务，多次受到县人民政府的表彰。1950年９月，在贵池县第三届农民代表大会上，罗光明被评为劳动模范，赴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1951年3月，全县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后，罗光明当选为青年团支部书记和村农会主席，他带领本村翻身农民组成全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罗光明互助组。罗光明互助组共25户75人，在农业生产中，注意认真选种、改良土壤，产量比其他农户高出三、四成，当年中共华东局曾组织人员到枫岭参观。1952年，罗光明又以5个互助组的基础，建立了本县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枫岭乡农业社，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罗任支部书记。是年秋，罗作为以贺龙为首的中国农民访苏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并参加了十月革命节莫斯科红场观礼。1953年10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四总团第四分团，赴朝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慰问活动。在以后近20年中，罗光明一直在基层工作。
许婉如
许婉如(1913—1969)，女，本县小学教师，原籍寿县，民国18年(1929年)肄业于寿县省立第六女子职业学校。先后在颖上县女子小学、当涂县护驾墩小学任教。27年，随夫(邑人潘祖训)至贵池县定居。28年，许曾在驻池抗日部队川军某部政治部任职。31年起，在本县农村当小学教师。建国后，先后在城关小学和池师附小(今实小)任教。1957年被评为县优秀教师。１９６０年授予县教学红旗手。许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３年暑期教师备课会上，作过多次讲学和观摩教学，县《教学简报》上有专题介绍她的教学经验。1963年，她被选为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许在教学实践中，专工小学数学教材教法。擅长启发式，讲究语言艺术。自制教具，精于备课，勤于辅导，与学生建立真挚感情。所授教学成绩在全县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文革”中，许遭受迫害，于1969年元月10日含冤去世。1978年12月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朱大藩
朱大藩(1916—1970)，名价尘，江苏新沂县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读私塾。民国31年（１９４２年），参加革命工作。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乡长、区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兵站分站长、贵池县兵役局副政委、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委员等职。195５年荣获三级解放勋章。在解放战争时期，朱参加过淮海战役攻打碾庄的战斗，素有“飞毛腿”之称。

朱大藩在贵池任县委宣传部长期间，能做到关心和帮助知识分子。“文革”中，他因坚持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反对“顶峰论”，遭到折磨和批斗，但他临危不惧，据理力争，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王启文
王启文(1916—1973)，江苏邳县人，出生于八路区小王庄一个农民家庭。民国27年(1938年)，日本侵略军入侵。王启文于是年参加了八路军。入伍不到一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警卫排长、警卫连长，武工队长和侦察参谋等职。作战中曾三次负伤。民 国34年，王在新四军三师抗大六分区任警卫连长时，因与暗藏的特务分子作斗争，受到上级奖励。
新中国成立后，王启文于195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贵青铜采供站站长、森工局局长、贵池县森工局局长、木材生产指挥部党组副书记等职。
1958年，王启文任贵池县森工局长。他自己不知疲倦地工作，但对下级工作人员的甘苦，却能体贴入微。他文化不高，秘书写总结和工作报告时，他经常亲自坐在人秘股门口，不准闲人来打扰。他一贯公私分明，手中虽然掌握全县木材生产购销的大权，然而自己家中的家俱都是破旧的，也不为亲友之请开一线方便之门。
1959年，王任木竹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负责将山区的大量木材水运到池口，木材被扎成木筏，顺水流冲入江，名曰：“赶羊”。山区降暴雨时，正是“赶羊”的好机会，也是最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此时，王启文已身患肺气肿病。但每次“赶羊”，他都是和工人在一起，从不落后，从詹大区的黄头岭、黄花岭、鬼推魔直到池口木材转运入江处，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他忘记空间和时间，只要有林木生产的社队他就去。有一年古历除夕，王启文跟班“赶羊”到池口上岸后回家，家中正等着他吃年饭。
王启文在任木竹生产副指挥长期间，时值经济困难时期，干部职工的生活很艰苦，他带领职工办起了副业队，养猪养鸡，改善生活，每逢节假日食堂加餐，他总借故回家就餐。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所谓“走资派”的狂潮席卷了森工战线，王启文也被造反派批斗了几十次，有时被罚跪长达4个小时，而他仍坚持原则，使一些无理的要求没有得逞。
王因长期带病工作，积劳成疾，加上枪伤复发，于1973年1月14日逝世。
董希白
董希白(1906—1974)，贵池县马衙乡峡山老屋董村人，14岁在贵池读完小学，后去上海徐家汇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民国18年(1929年)秋，由北京中法大学保送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律。留学期间，他参加了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22年秋，董回国后，任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上海三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在沪时，他曾因积极翻译外国进步书刊，被人告密，于27年4月到江南投身革命队伍 。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员、苏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太东县县长、东台县县长、苏中一分区副专员；华中大学、苏南公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
全国解放后，董希白于1949年底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先后任条约委员会主任秘书、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国际法律研究所所长。1964年，董希白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期间，遭“四人帮”迫害，被遣送到合肥，剥夺了工作权利。他因此抑郁成疾，于1974年病逝，终年68岁。董希白的生前著作有：《现代比利时政治》，翻译著作《战后国际政治条约集》、《种族与历史》等。
欧阳良助
欧阳良助(1900—1975)字寰，安徽省秋浦县(今东至县)奠龙乡(今高山乡)人。民国7年(1918)，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主攻数学。“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武昌高师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
民国11年，欧阳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先后任省立第四农业学校(宿县)、省立第五中学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均在芜湖)数学教师。14年，他与宫乔岩、李克农、钱杏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芜湖创办私立民生中学；不久，民生中学被安徽省警察厅视为“宣传赤化”，勒令停办，欧阳愤而参加了国民党。
民国16年初，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从江西出发，沿江东下，2月4日攻占秋浦县城，成立国民党(左派)秋浦县党部，欧阳被推为常务委员。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安庆的十军王天培下令缉拿国民党(左派)秋浦县党部成员，欧阳被迫出走武汉。7月，“宁汉合流”汪精卫背叛革命，大批革命志士惨遭屠杀，欧阳机智地回到安徽。
民国18年初，欧阳的胞弟欧阳惠林在安徽大学读书，以“共党暴动案”被军事当局逮捕；欧阳在安庆联合其他被捕学生的家长，呼吁各方营救。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终使被捕学生“取保”获释。此时，他目睹国事日非，不甘与国民党右派为伍，毅然辞去国民党秋浦县党部执行委员，重执教鞭。从民国18年至26年，他先后在贵池、六安、阜阳等六个县(市)的八所学校任教。
“七七”事变发生后，安徽省政府在秋浦县创建省立第四临时中学，这时，欧阳正从颍州师范(阜阳)回家度寒假，旋即就任该校教师。临中开学不久，奉命迁湖南，他携妻挈子，跋涉数月，于民国27年8月随学校抵达长沙；其间，欧阳与在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胞弟欧阳惠林相会，在畅叙手足情谊的同时，他进一步明确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从民国27年至34年，欧阳先后任国立第八中学高中第三部(湖南洪江)、高中第二部(湖南永绥)教员，并任八中第二部主任及八中分校校长。在抗战八年中，八中僻处湘西，师生生活异常艰苦，但抗战必胜的信念使欧阳安贫乐道，处之泰然。
民国35年秋，国立八中部份师生迁贵池，并就地招收新生建校，改名为安徽省立贵池中学，欧阳被任为校长。他老成持重，讲究气节，对学生循循善诱，对国民党贵池县地方当局不卑不亢，虚与周旋。同时还适时地支持本校学生的正义行动。
民国38年4月，贵池解放前夕，为了挫败国民党溃军的骚扰，欧阳与贵中全校师生坚守岗位，全力保护教学设施，迎接解放。7月，省立贵池中学与贵池县中学合并，改名皖南区贵池中学(1952年又改名为安徽省贵池中学)，欧阳续任校长；为解放初期学校的课程改革和教职员工的思想改造，他遵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并提出不少的积极建议，使贵中教学秩序井然，学习气氛浓郁。
1950年6月，欧阳出席皖南区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拥护人民政府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发言。在安徽省第一、二、三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欧阳均被推为委员，从民国38年(1949年)9月至1953年4月，贵池县举行了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欧阳是历届会议的代表之一。
1959年7月，欧阳被选为贵池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963年１1月，经选举欧阳连任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全县大政、要事的协商。在1956年12月举行的贵池县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上，欧阳被选举为贵池县副县长，分管全县的文教工作。自是年至1966年上半年，他连任三届副县长。
欧阳为人忠厚，慎独寡言，在担任副县长期间，他广泛联系全县文教界人士，以自身几十年的经历和休会，谆谆劝导知识分子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语重心长，情真意挚。1964年4月，贵池县文化馆为了普及群众歌咏活动，举办“革命歌曲比赛”。组织县直有关单位参加，作为副县长的欧阳，时年已逾六旬，也参加了县人民委员会合唱队，带头登台，引吭高歌，一时传为佳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欧阳以“历史问题”受到冲击，“下放”至县示范农场。1968年8月，欧阳的相依为命的老妻张瑞雯，因长期思念远在台湾的爱子，忧郁病故。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摧残，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初衷不改。他仍坚信“曙光在前头”。老伴去世后，欧阳孤独一人由农场迁至城内，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通过电台，呼唤在海峡彼岸从事科技工作的爱子。在与友人、学生闲谈中，其中心内容就是：切盼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渴望他唯一的儿子早日归来。
1975年春节前夕，欧阳良助赴南京探望胞弟欧阳惠林，因舟车劳顿，感受风寒，并引起肺炎等症，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75年3月8日在南京市逝世，其骨灰迎回贵池，安葬在县城南郊公墓。
李应明
李应明(1921—1977)，山西省武乡县石盘乡玉品村人，出生在一个雇农家庭。少年时，父子二人同给地主家打长工。
民国29年(1940年)，李应明参加了八路军。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八路军太行军区警卫营战士、班长、侦察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排长、排长、副连长。1951年至1953年赴朝作战，任六十军警卫连连长。
19５６年7月转业到地方，任贵池县税务局副局长、马衙锰矿矿长、县矿管局仓库主任等职。
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身经大小战斗50余次，参加过9次攻坚战，负过三次伤，立过三次战功。解放战争时期，李应明在晋中战役南庄战斗中，在大部队未突破敌人防线时，带领9个战士冲入敌阵地，奋战两天一夜，有效地掩护了主力部队的进攻，被授予特等功一次，当时的武乡县政府曾赠送“勇冠三军”金字匾到李应明家，并派剧团慰问演出。
1977年9月20日，李应明因车祸不幸逝世。
包明锦
包明锦(1957—1978)，本县观前乡郑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包入小学读书时，正是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高潮，包明锦邻居王腊梅大娘是五保户，大娘的柴、水由包明锦包挑，口粮由包明锦从队里领回碾成米挑到她家。包明锦升入中学后，经常从家里带菜给住宿学生吃；放学时遇到下雨，主动让同学跟他共伞，并护送到家。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学开拖拉机，包不熟练，撞在篮球架上，别人问，如果前面是一个人，你怎么办?包回答说：“我宁肯翻车，也不能撞人!”中学毕业后，包明锦主动在晚上为队里站岗放哨，维护治安。第二年，他被选定当民办教师，他自感责任重大，制定了自学计划，把小学语文、数学重新学习一遍，遇到难题即请教老教师。任教期间，明锦对弱智学生加倍体贴，耐心辅导，他关心学生生活，每天从两里外的林场挑开水给学生喝。冬天，从山上拾柴烧火给学生烤。一个星期日，他在队里劳动，听说有学生在闸口玩水，赶忙将学生找到学校，耐心进行安全教育。1978年5月25日下午劳动课，包带领学生在附近浚井。回到教室正欲喝水，忽听学生大喊：“包月明落水了!”便闻声冲出校门，跨过高埂，不顾社员劝阻，跃入塘中，因不习水性，用力挣扎摸索学生，终于在塘底抓住了包月明，随即将他托出水面，包月明获救了，但包明锦却沉入水底，被打捞上岸时已停止了呼吸，年仅21岁。

包明锦牺牲后，公社党委举行了7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中共贵池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学习包明锦英勇献身精神。1979年1月，授予他“模范教师”的光荣称号。”
董爽秋
董爽秋(189６—1980)，原名桂阳，本县马牙乡人。秉赋聪颖，学习奋进。在中学时，因家境困难，经常辍学，实际学习不足五个学期，但还依时通过了毕业考试，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民国6年(1917)，董爽秋迫于生计，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充当练习生(学徒)。8年返回安庆，考取了公费留学。同年，他与周恩来同乘海轮赴法国，在里昂大学就读。因里昂生活费用高昂，不堪负荷，董于10年转赴德国，在柏林大学主攻“植物分类”。16年，被授于博士学位。在德国留学期间，董经常与朱德、徐冰等一起学习马克思著作，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董爽秋在德学成准备回国时，适逢国内“四·一二”事变，他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因此不能不暂避比利时，直至民国17年秋，他改名爽秋，几经周折返国。同年，就任安徽大学植物系教授。从民国20年起，董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先后任生物系主任兼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教授和教务长等职。
民国20年5月，广东各派军阀之间矛盾尖锐，无暇顾及进步书刊的传播；董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独力秘密翻译《资本论》(德文版)，夜阑人静，他全神贯注地工作，每译完部份篇章，即领子侄们学习，并亲作辅导，董爽秋经常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太深刻了，我确是百读不厌。”
抗日战争初期，董爽秋在贵州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民国27年，董亲率一个宣传队，从昆明到滇缅公路边境，进行抗日宣传；其间，他积极支持长子董玉清、内弟吴苏辉等三人奔赴延安，报考抗日军政大学。后董玉清等均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
抗日胜利后，董爽秋调至兰州大学。兰州解放前夕，他曾掩护过一名进步学生逃离国民党特务的虎口，而他自己却被当局列入黑名单。
兰州解放不久，董爽秋被调至长沙，先后担任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和湖南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1953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任湖南分团副团长，亲赴朝鲜，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董爽秋为人耿直，乐于助人，对中、青年教师提出的学术疑难问题，总是深入浅出地讲解，不厌其烦；他甚至对湖南某些厂家的进口设备说明书，也作了译文上的精心校勘。董爽秋常年手不释卷，曾参与编辑《中国植物图谱》。撰写有《中国古代学者的进化思想》、《今天地球上还有生命自然发生吗?》等论文，译著有《植物生态学》和《植物分类学》。晚年，董还致力于文字学的研究，写成《中国文字源流考》(初稿)。
董爽秋生前曾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他还被推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和湖南省生物学会理事长。
1980年4月，董爽秋患肺气肿症病逝于湖南省长沙市。
龙兆云
龙兆云，祖籍桐城，民国4年(1915年)与兄迁贵池池阳镇继武巷内定居。他自幼聪明好学，17岁时学做砖瓦工。能为新建屋宇门楣描绘山水、人物。工余时，常与邻居中的学生一起学习课文。不久，即考入贵池城内养正小学，因年龄较大，被列为该校高级班旁听生。
民国11年，龙兆云结业于养正小学，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当时“五四”新文化已在安庆传播，他因热心新文化活动，于民国14年起，开始秘密参加校外的社会活动。是年5月，在芜湖教会学校中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龙兆云偕同王世英，张鹏飞等 人以安徽省学联代表身份到达芜湖，对芜湖教会学校学生的正义斗争表示支持。
民国15年（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左派)由秘密而公开，龙兆云在安庆经常出入于省党部，与委员黄梦飞往还甚密，经黄介绍加入国民党，并与在安庆就读的贵池学生洪久儒、毕国斌等回乡，暗中组织贵池国民党县党部。
民国16年春，北伐军六军林伯渠、程潜部进驻贵池，龙兆云奉派任贵池首届党部(左派)指导员。北伐军进驻贵池之前，贵池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有龙兆云掌握的左派，也有持西山会议派观点的右派和其他派别，六军政治部主任李世璋旗帜鲜明的支持龙兆云，并在城内赵家洋房召集各派集会，宣布成立以毕国斌、翟长林、刘玉珍(女)等7人为首的左派县党部，龙兆云作为上级党部的代表参加了左派县党部的工作。
左派县党部挂牌后，首先在当时的第七师范和第七中学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学生们在北伐军的领导下，开展了打倒土豪胡萃九和捣毁清溪厘金卡的斗争，相继工会、商会、农会和妇女会成立，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军阀县长徐传友。在北伐军政治部的领导下，龙兆云在贵池城内桃花山主持了斗争徐传友的大会，使人民群众对革命的认识大为提高。
3月下旬，北伐军六军离开了贵池。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安徽也发生了“四·二六”清党，左派省党部被捣毁，由马元风、余凌云等西山会议派取而代之，马、余之流为了向蒋介石邀功，电告贵池县长徐传友，要捉拿左派成员龙兆云、陈文思等归案，当时城内四门紧闭，龙兆云在工会和商民的帮助下，利用绳索翻城而去。不久，在安庆高花亭被国民党贵池县清党委员会逮捕。
龙兆云被捕后遭受严刑拷打，以“共党关系”的罪名与三位革命者一同被判处死刑。当时安庆驻军为刘兴部。该部驻大渡口某团营长与贵池“义和源”老板汤光华相识。经汤多方恳求，尽情应付，得将龙兆云按“因病缓期羁押”处理，而另外三位革命者则壮烈牺牲。同年冬，龙兆云由汤光华以“义和源”字号出保开释，回桐城老家养病，不数日，国民党省府追查“龙兆云具保开释”一案，下令传保人，龙兆云闻讯后化名方宗道，逃往皖南广德县，以教私塾为生。抗日时期，龙兆云经当时的皖南行署戴戟介绍，先后在抗日动员委员会、宁国县葫芦寺区供职。在葫芦寺时，因被人诬告入狱。获释后隐居旌德县，至1980年病逝。
高节文
高节文(1901—1982)，贵池城内古舜街人，民国14年(1925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前身)中文系。抗日战争前，先后执教于桐城中学、凤阳五中、连云港东海中学和安庆高级中学。抗战开始，高转辗皖南和大别山区，在第一、第七、第八三所联中任教多年。34年，受聘在芜湖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其间，高节文与李则纲共事于文献委员会，高任总干事。36年，高应李辛白、陈延生之约，回贵池共同创办了昭明国学专科学校(建国后改称江南文化学院)，高任校长并亲授古代汉语。
1950年江南文化学院停办，高转至池州师范学校任副校长。1951年，奉命赴华北军政大学参加学习。学习后，经邓初民举荐，调至山西大学教授以先秦文学为主的古代文学，获副教授职称。
1965年，高节文因患病退休，1976年携眷回家乡贵池 ，1982年病逝。
高遗著手稿有：《朱子四书集注补正》、《大众语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学概论》、《现代汉语》、《汉字辨疑》、《庄子天下篇注解》、《老子明义》、《墨子思想》、《孟子注解》、《唐宋元明文学家年谱》、《杨家将故事考证及其对民间的影响》等十二部(篇)。
吴学衡
吴学衡(1907—1982)，字君平。祖籍桐城，出生于贵池县城内。
民国15年(1926)，吴学衡毕业于省立第五职业学校(校址在贵池)。此时，其父吴发元要他辍学经商，吴醉心书海，不从父命，于同年秋考入安庆第一中学高中部。16年秋，吴学衡又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平朝阳法学院，18年，转学至辅仁大学预科班，24年，吴以法学士毕业于辅仁大学。后经名画家黄宾虹的推荐，吴学衡南下任国民政府监察院书记官(时院长为于右任)。25年，吴升任监察院秘书(简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随监察院迁重庆。民国34年日军投降，吴东归南京，仍在监察院任职。其间，曾有人劝吴学衡参加国民党。他不屑一顾地说：“靠左道旁门起家者，终不能成正果。非我所取。”38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吴学衡作为监察院驻沪办事处的留守人员，对国民党当局要其去台湾的威胁不为所动，坚守岗位，并妥善保管了大量档案资料，移交给人民政府。
解放以后，吴学衡从事教育工作，在南京市第一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直至1974年退休，吴长期客寓外地，常思叶落归根。他所寄的《水调歌头》其中有：“……空对春光相忆，归梦逐尘沙……何日齐山重上?潇洒扌颉红霞……”对故乡贵池充满着依恋之情。
1982年，吴学衡在南京逝世，生前主要著述有：《原始图腾考证》和《袁世凯称帝始末》。
柯象峰
柯象峰(１900—1983)，名森，贵池县城内郭西街人。12岁入南京金陵中学。毕业后，升入金陵大学，主攻经济学。民国12年(1923)，以文学士毕业于金大，留校任助教。

民国16至19年，柯象峰在法国留学，被法国里昂大学研究院授予博士学位，旋就任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员，20年回国，在金陵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国内首创)，任该校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兼校教务长。
民国36年，柯象峰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赴伦敦讲学，不久，由英赴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研究员，并在芝加哥大学、美国人口局研究人口问题。37年，柯回国，继续在金陵大学任原职。全国解放以后，柯象峰在南京大学外语系从事英语教学。1978年9月，南京大学重建经济系，柯被调任经济系人口研究室教授。
柯象峰毕生从事社会学研究，对人口问题，贡献尤多。解放前，他曾三次到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解放后，他数度上书中央主管部门，就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提出了周详的建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期间，他也未停止过对我国人口问题的探索。
柯象峰坚持真理，注重气节。解放前，国民政府上层人士曾数度要他当“立法委员”等高官，他均婉言谢绝。民国36年，南京城内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如火如荼，青年学生经常处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监视之下，柯对此深表同情。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声望，与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有理有节的较量，从虎口中救出了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进步学生谢建中(中共秘密党员，解放后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柯象峰精通英语、法语，能看俄文书籍。在不少年度的寒暑假期，他放弃休息，为校内外学生补习外语，有求必应，不收分文学费。
民国35年，联合国成立后，中文被指定为大会通用语言之一。柯受联合国秘书处的委托，在民国36—37年(1947—1948年)间，将中东地区国家有关条约的英文本全部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寄至联合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除挨斗、劳动，还抽时审校了一本英汉字典。他说：“这本字典错处不少，不给改过来，会贻误读者啊。”70年代以后，柯象峰时年已逾七旬，还经常背诵日语单词，力图在外语学习领域再有突破。
柯象峰生前与国内知名人士交往甚笃。20年代末，他在法国里昂结识了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彼此经常来往，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在中央大学执教，亲自画“马”赠柯象峰。当时，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亦在重庆，与柯过从甚密，曾给柯亲笔题赠“吾爱华西坝，风云聚学人……”的条幅。我国著名社会学学者费孝通，是柯象峰的同行和挚友。解放后，费孝通曾设想调柯至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以便就近研究人口问题，旋因费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此举未果。
1980年，80高龄的柯象峰仍坚持伏案，寄出题为“移民边疆，加强国防的伟大战略意义”的论文，发表于《南京大学校刊》。这是他治学几十年的最后一篇著作。1982年12月，即柯象峰逝世前的10个月，他寄信给远在美国洛杉矶的大妹柯蔚岚，劝她回国定居，兴办教育。信中说：“……台北终久要回归祖国。你们应有明鉴……寄人篱下，岂是上策?……回来吧!协助我在南京办几所学校……”
1983年10月23日，柯象峰病逝于南京市。他生前是中国人口学会顾问、中国社会学会顾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顾问，并是九三学社社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贫穷问题》、《中国人口》(解放前由正中书局出版)。主要译作有：《欧文选集》、《黑格尔选集》(解放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青山
朱青山(1921—1983)，安徽省巢县柘黄区朱家村人。自幼家贫，过流浪生活，后又给地主帮工，倍受压迫，养成直言快语、好打不平的性格。17岁时逃荒在外。民国29年(1940年)4月参加新四军。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二师战士、班长、排长、第三野战军25军某部副连长、副营长。参加过扬州江圩战斗、苏中战役、莱芜战役和后来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战斗中，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曾7次负伤，为二等乙级残废。
建国初期，朱青山在任皖南军区池州军分区贵池县独立营营长期间，积极参加剿灭洪国顺土匪的斗争，为民主建政和恢复发展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1952年，朱青山任贵池县第一任武装部长。后相继在贵池任民政局长、县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贵池县委委员、县委顾问等职。1983年11月2日病逝。
张德福
张德福(1909—1984)，出生在山东诸城县程戈庄乡一个贫农家庭。少时失学，民国31年(1942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曾荣获“英雄战士”的光荣称号。1949年，张随所在部队来贵池，参加剿灭洪国顺土匪的战斗。任炮兵连连长，转战于贵池丁香树、小河口、莘田等地。
1949年秋，张德福转业到贵池地方工作后，先后任乡指导员，县交通局局长和县委工交部副部长。1959年至1961年，他率领民工1000余名，修筑殷汇至横店，潘桥至石门高的公路，在施工过程中，始终和民工打成一片，吃在工地，睡在工棚，直到最后出色地完成任务。为打开山区大门，发展贵池经济作出了贡献。
1983年，张德福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池县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离休后回原籍休养，同年8月在山东故乡病逝。终年76岁。
梁文芳
梁文芳(1916—1984)，河北省平山县人。民国29年(1940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3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调贵池工作。历任区土改工作队组长，副区长、区长，中共贵池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长，贵池中学副校长，县委统战部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梁文芳在贵池工作30多年来，克己奉公，生活俭朴。能上能下，联系群众。在贵池各界人士中留下良好的印象。1984年7月14日因病逝世。
李永和
李永和(1924—1984)，河北省行唐县人。民国13年(1924年)10月出生于贫农家庭。34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35年，因作战负伤，转业地方工作。1949年4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领导的南下干部大队到达贵池，为接收国民党县政府的126名南下干部之一。先后任贵池县殷汇区农会主任、县公安局局长、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县农办主任、县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曾当选中共贵池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李永和自南下后，在贵池县工作时间达35年。1984年7月29日因病逝世。
方国华
方国华(1904—1984)，乳名荣厚，贵池城东嘉琅方村(今里山乡白沙村)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出生在铜陵大通黄家衙佘家大屋。父亲方少洁是大通镇一家杂货店的工人，因家境贫寒，生活无着，方国华兄弟姐妹六人，夭折四人，仅他和一个妹妹幸存。

方国华 7 岁丧父。 一家人靠母亲帮工维持生活。 他9岁入小
学读书，14岁失学，在大通镇和悦州占万隆烟铺当学徒。21岁时被老板辞退，回到家乡贵池方村帮工放牛。但他自幼好学，即使是在野外放牛，也手不释卷。
民国14年(1925年)，方国华经亲友介绍，在贵池西门外的乡村师范当了校役。16年春，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使方国华萌发了革命思想。他瞒着母亲，和学校几个工友一起报名参加了北伐军，编入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当士兵。三个月后，随军到了江西南昌。这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三军军长朱培德也被蒋收买，接受了改编。
18年10月，朱培德部在福建武坪和由广东到武坪的红军稍有接触即向东撤退。当时，方国华所在的班担任尾押民夫的任务。一个阴雨黄昏，他们在路旁一间茅屋里集会，决定把民夫放了，然后一起奔向武坪县高屋村，集体参加了红军。
参加红军以后，正如方国华在自传中叙述的：“我感到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大不相同。红军中官兵平等，支队首长和其他干部、战士对我们都很亲热。因此，我们很愉快，从此下定革命决心，行军不觉累，三九天赤脚下操也无怨言。”“到红军部队不久，我跟班里的同志学会了打草鞋，解决了穿鞋的困难。”“在作战中，我抱着牺牲的决心，因此也很勇敢。”20年5月，红军党组织在江西宁都接受方国华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工作学习更紧张，进步更快。23年，国民党向中央苏区进行五次残酷围剿，军事斗争十分紧张。此间，方国华担任一军团六十四师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他在每次反围剿中都是不分昼夜地工作。一边参加战斗，一边利用战斗间隙，为部队筹粮筹饷。
２３年，红军长征时，方国华随部队进入四川和贵州遵义、桐梓等地。长征途中，他一度调任桐梓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部队打下卓别基后，党组织又决定他搞民运工作。随朱瑞、刘晓为红一军团过草地的先头部队。24年，红军的部队出草地到了陕北苏区，由于东北军对苏区的围剿，红军粮饷又遇到严重困难，方国华不顾劳累，在定边完成了一周内筹粮300担的任务。
民国26年秋，方国华随红一军团一师开赴华北抗日。他先后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井陉煤矿攻坚战、涞灵战役和东田堡、黄土岭、雁宿崖等歼灭战。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振，当地青年抗日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军，独立团扩充为三个团，由1000人扩充到6000人。因此，部队在供给方面的矛盾又突出了，粮食、担架奇缺，武器弹药不足。许多新战士的子弹袋都是空的。这使当时担任民运科长的方国华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他带领全科战士深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给一些开明的地主挂匾额，促使他们为抗战贡献财力、物力。根据群众反映，在灵丘的南山，有阎锡山的武器库。但隐蔽很深，不知具体地点。方国华得知情况后，带领战士，在山上山下寻找了几天几夜，终于在一条山沟里发现了隐蔽的洞口。一下子找出两座炸药库。内有山西造的冲锋枪和其他枪炮子弹，手榴弹等，为红一军团的抗战立了奇功。当时一军团一师独立团长杨成武在一次大会上高兴地宣布：“这一下子打鬼子不愁没有子弹了，我们的子弹三年也用不完。”
民国34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方国华时任晋冀军区政治部副政委。鉴于蒋介石阴谋挑起内战，晋冀成立了野战四纵队，方国华和政委王平一道编入纵队，北进执行保卫张家口的战斗，后又参加了新堡安攻坚战。
全国解放后，方国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干部部副部长，基本上结束了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1950年冬，他经组织同意，轻装简从，回到家乡贵池，拜望了父老乡亲和当年在牧场放牛的伙伴。1955年9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授予方国华少将军衔。此后，他仍在军内从事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
1963年，方国华离职休息。但他仍然十分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教育子女和抵制不正之风等方面，都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对党对人民的忠诚。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和战争环境，方国华39岁才结婚，在全国解放后，他48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他把对子女的爱全部倾注到对他们的培养教育上，使他的五个孩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思想熏陶。他坚持让孩子在学生时期，吃普通饭菜，穿普通衣服，学校离家远，孩子中午不能回家，就带干粮、馍馍充饥。大女儿上中学时穿上一件打补丁的裤子，孩子嫌难看，不愿意穿，方国华执意不予迁就，有一次两个儿子在干部俱乐部院内摘了几朵花，被方国华知道后，他狠狠地批评了孩子，并要他们向花园管理人员道歉。方国华自1963年离休后至1978年以来，一直坚持自己洗衣服，缝补袜子。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也自己洗衣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方国华自有一套小工具，平时将散落的铁钉、铅丝捡起来，收藏好，遇有用处，就自己动手修修打打。子女们看了，开始很不理解，方国华就给他们讲长征时无鞋穿，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的故事。方国华的几个子女走向社会后，一个时期社会对高干子女反映很差，方国华因此忧心忡忡。他写信给远在各地的儿子、女儿，告诫他们：“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不能靠父母、靠关系，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由于方国华坚持对孩子言传身教，他的孩子已有4个人成为共产党员和工作上的标兵，先后多次立功受奖。《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军事测绘》等报刊为此曾作过多次报导。
方国华要求家人和子女过俭朴的生活，但对他人却慷慨解囊相助，他向学校捐款，送烤火炉，向警卫战士家中寄钱寄物。
1984年3月24日，方国华在天津逝世。终年80岁。
许和平
许和平（1961—1984)，1961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造船工人家庭。1979年高中毕业。198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他每年军、政、文考核，均取得优良成绩，曾5次受到嘉奖，并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是许和平超期服役的第二年。他全家五口，仅靠父亲1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因此，家中来信希望他早点回乡为父母分忧解难，就在这时，许和平随所在部队接受了驻守祖国的南疆老山前线的任务。

临战前，许和平任所在部队二排四班班长。他在战前训练中，每天身负50公斤重的行装，领着全班战士在高山峻岭昼夜奔袭、宿营，获得了班进攻考核“班长指挥”第二名的好成绩。
1984年10月，许和平所在的连队接受了坚守一一六高地的任务。他凭着熟练的军事技术，主动寻机歼敌。时值12月10日，他在哨位上透过薄雾发现前方50米左右的敌人高地上有一名越军探出身来又缩了回去，许和平放下冲锋枪，操起火箭筒，身贴地面进行观察。当这名越军再次露头时，凶猛地起身，对准工事，扣动扳机，一声轰响，越军工事顷刻被炸塌，敌人也同时毙命。许和平料定敌人要出来运尸体、修工事。下午，果然有两名越军露了头，又被他击毙。
上阵地后，许和平成为全连第一个击毙敌人的战斗员，受到团、师首长的表彰，上级任命他为一排代理排长，给他记了三等功。许和平任代理排长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他在坚守一一六高地的17个昼夜中，那里战况最危急，他就出现在那里。12月20日，敌人一发凝固汽油弹落在我阵地弹药存放点附近，引爆了一个手榴弹箱，威胁着其他弹药。在这危急时刻，许和平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海，将一箱箱弹药往外搬，他的脸上、手上多处烧伤，仍不下火线。20日至21日，越军一个连四次轮番向一一六高地进犯，许和平带伤坚持战斗，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仅他一个人就击毙了8名越军。
许和平在多次战斗中先后6次负伤，有的伤口已经化脓，右小腿还留着敌人的弹片。23日凌晨，许和平下阵地汇报情况，首长看到他化脓的伤口，要他住院治疗。他感激地望着首长，摇头说：“感谢首长的关怀，可是，我不能离开一一六高地，因为我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如果此时换人指挥作战，部队伤亡更大。”部队首长采纳了许和平的建议，于是，许和平迎着死神的挑战，重返阵地。
1984年12月24日，许和平带领第一突击组在一一六阵地前出击拔点。在向敌隐蔽火力点靠近时，越军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许和平倒在血泊之中，壮烈牺牲。
许和平烈士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授予他一等功臣的光荣称号。中央军委领导在视察一一六高地时，高度赞扬了坚守阵地的指战员“打了恶战，打了漂亮战”、“值得全军同志学习。”
高真华
高真华(1960—1985)，贵池棠溪乡石门村人，生于1960年5月。1980年1月入伍。198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10月，高真华随所在部队侦察分队进入云南老山前线，参加对越反击战。他在4个多月的战斗生活中，不畏艰险，不怕吃苦，9次深入敌前抵近侦察，出色完成任务，在火线上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85年2月11日凌晨，我军进攻小分队在向一○四阵地秘密接敌中，突遭敌军炮火拦截，班长壮烈牺牲，高真华右臂被炸伤。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他沉着应战，接替班长指挥战斗，带领全班，冲向一○四阵地。在进攻部队迅速冲到一○四阵地一号高地山腰时，高真华多处中弹负伤。他忍着剧痛，继续匍伏前进，在离攻击目标只有几米的地方，终因伤势过重，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谢树荣
谢树荣(1903—1985)，原籍安徽省青阳县。幼时随父迁居贵池，15岁时，跟父学习木雕手艺，至２０岁时，手艺已很精湛。贵池西庙供奉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全身雕象，就是他与其父一起雕刻的。因此稍有名气，人称“谢雕匠”。抗战前，谢树荣应约进入九华山，从事各种名号菩萨的雕刻。他的雕刻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成为贵池、青阳一带享有声誉的“三支半凿子”中的一支，为九华山佛事活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军侵占贵池后，谢树荣携全家到贵池下清溪避难。为谋生计，他改行做了木匠。日军投降后，谢树荣又应邀为贵池万罗山古寺雕刻菩萨象。此时，他在贵池城关南门开了一个雕匠铺，雕些菩萨、古代戏剧人物和花鸟等出售。
解放后，贵池县黄梅戏剧团上演现代题材的剧目，谢树荣帮助剧团制作了大量的现代戏道具，继续以其高超的手艺为人民服务。1985年，谢树荣于贵池城内逝世。
黄煦东
黄煦东(1924—1985)，池州镇人，民国32年(1943年)毕业于芜湖广益中学。同年二月参加本县教育工作。建国前，黄执教于池阳镇小学。建国后，先后任大路、马衙等小学教师及长垄小学校长，县实验小学教导主任。1984年享受讲师待遇。他从风华正茂到两鬓霜白，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教龄达40余年。

1983年，黄受命编写《贵池县教育志》。他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先后赴南京、上海查阅文史档案。他还跋山涉水，深入贵池山区，征集到珍贵的文献资料——《池阳光复记》(为桂崇俭珍藏)和一部分海外文献资料，为编纂新县志填补了辛亥革命时期史料的空白。
江势猛
江势猛(1924—1986)，本县解放乡白洋村人。民国35年(1946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班长。在作战中，多次身负重伤，为一等甲级残废，残存在他左胸部的弹片，时经近40年，由于体质方面的原因，未能取出。
1950年，江势猛转业回到家乡贵池工作后，先后任城厢区助理员，中共乌沙区委宣传委员、副书记、书记，县检察院副院长，人事局长，基建局副局长，县人大七届常务委员，县工会主席等职。1983年曾被中共贵池县直机关委员会评为优秀党员。
江势猛虽身经百战，荣立过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但他不居功骄傲，转业地方后，工作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一家4口人，长期挤在爱人单位分配的不到50平方米的住房居住，离休时也未向组织提出解决住房的要求。
1986年4月30日，江势猛因病突然逝世。遗体火化时，才在他的骨灰内，用磁铁找出两块残存地弹片。
方曙东
方曙东(1927—1986)，本县阮桥乡人。1949年12月在四川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某部汽车一团战士，后升任班长、排长和连指导员。1951年至1954年，先后立三、四等功各两次。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随军驻西藏拉萨。1962年，西南边疆发生战事时，方在前线担任运输工作。1964年5月，转业至西藏自治区办公厅车队任指导员。

1972年9月，方调回家乡，在中共池州地委办公室任汽车管理员。他在任职期间，不仅有条不紊地管理和调度车辆，还经常为地委领导夜间出车，使别的驾驶员晚上得到休息。1979年11月的一天深夜，职工王秀兰的孩子暴病，请求用车，方当即亲自开车将孩子送往县医院，又转至池州医院，直至凌晨两点，孩子终于脱险。
1980年，方曙东调任贵池县交通局副局长，1983年退居二线任督导员。1984年底，贵池县高坦大桥动工兴建，方曙东是工地负责人之一，其妻认为丈夫身体不好并已退居二线，劝他不要再挑重担，方对此并不放在心上，卷起铺盖，住到离家近百里的建桥工地。在工地上，方是个忙人，工人中有了工伤，他要亲自登门慰问，职工家庭发生纠纷，他要出面调解；建桥物资被盗，他冒着严寒，带领执勤人员日夜兼程追踪破案。由于住宿饮食不便，加上夜晚值班，工作劳累，他终于病倒了。经过住院诊断，医生发现方又患上肺结核病，但在病情稍有稳定之后，方又拎着药品到建桥工地。
1986年3月，方曙东第二次发病住院，4月上旬，大桥第三号大拱圈尚处保养期，第四孔土牛拱胎正在成型。此时，气候反常，连续三天大雷雨，致使河水 上溢，建桥工地出现了险情。4月9日，方不顾医生劝阻，毅然出院，冒雨赶到工地，随即投入排险。10日上午，大雨未停，工地上60多人一边排水下草包，一边监视桥墩桥孔，直到傍晚才收工。吃过晚饭，方与职工庞锡祥等回到住地，方打了洗脚水准备洗脚，但放下洗脚盆又上了工地，庞锡祥、江光胜也尾随而去。此时，从上游滚滚而下的洪峰，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桥拱下土牛胎。防浪的草包被冲跑。二号墩上游圆头护土已被冲走。7时许，第三孔土拱胎冲失严重，整个桥拱有倒塌之险。方关照庞锡祥不要上桥，留在桥头监视，自己与江向桥上走去。他在第二号桥墩上查看填土是否被冲，先看上口，又看下口，当走上第三拱圈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方、江所站的桥拱因土胎溃决，全部向河心倒塌，二人同时坠入汹涌的河心，江几经挣扎，才抓住一块浮板获救，方曙东却被洪水卷入河底，以身殉职，时年59岁。
吴瑞田
吴瑞田(1927年—1987年)，出生在桐城县老梅区瓦竹乡一个船民家庭。成年后，随其父闯荡江湖，以帮客商运输货物为生计。

民国38年(1949年)3月初，吴瑞田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参加渡江战役。他先将船上的母亲和弟弟安置回原籍，然后就和父亲吴忠启一道驾驶自家的木船，到枞阳县白荡湖训练基地集中训练。结束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第十一军渡江船队。瑞田驾驶的是13吨木船，由其父吴忠启掌舵，自己划浆。船上还装有许多黄土和棉花，作战斗时掩体和补漏之用。4月21日下午5点多钟，第十一军奉命渡江，吴瑞田父子的船载有指战员25名，在枞阳铁板洲冒着连天的炮火起渡，大约一个小时到达长江南岸，这时，船上解放军就跳下水，奔跑着向敌人射击，瑞田的船又立即驶回江北，连夜往返两趟运送解放军，胜利完成运送解放军渡江任务。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1军33师签发给瑞田《渡江参战功绩证》上面记载着：“夜间抢渡长江，送部队往返3次，胜利完成任务。奖银币1元及香烟，增发大米60斤。”
贵池县解放后，吴瑞田为贵池县航运公司职工，定居贵池。1983年退休，1987年逝世。
翟长林
翟长林(1904—1987），本县人，世居贵池城内，教育工作者，先后任小学教师、校长。民国16年(1927年)翟经龙兆云介绍，秘密加入国民党，并参与筹建国民党贵池县党部(左派)，任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遁走蚌埠。18年，翟在李辛白主办的安徽公学附小任教，后赴南京任教育局科员。抗日期间，返回故乡，先后在贵池山区黎村、高坦任小学校长和县立中学教师。抗战胜利后，任池阳镇小学校长。35年，翟长林迁居上海，在市红光建筑五金厂任职。新中国成立后，翟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晚年悉心为家乡编史修志撰写文稿。1987年6月1日，病逝于上海。
崔成旺
崔成旺(1921—1987)，山西省襄垣县人。民国35年(1946年)9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到贵池县工作，历任区委书记、检察院检察长、财贸政治部主任、民劳局长、纪委副书记等职。
崔成旺在贵池工作期间，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人称“铁公鸡”。他在县民劳局长任内，有些上级领导人找他行“方便”，干不符人民利益的事，都给崔成旺顶了回去。对农村中的困难户、残疾人和烈士子女，崔十分关注，总是不厌其烦地对照政策，请求上级批准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崔的女儿下放农村插队，知识青年回城时，一些知青家长纷纷找门路，争取子女早日招工回城，身为民劳局长的崔成旺却不提女儿回城之事，直到同时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都全部回城了，他的女儿才最后一个被招工进城。
崔成旺在贵池县工作34年，1983年离职休养，1987年2月因病逝世。
刘长胜
刘长胜(1931—1987)，安徽蚌埠人。民国20年(1931年)4月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34年10月，在山东邹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卫生班长，野战医院护士等职。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至1953年回国休养。
195５年，刘长胜从部队转业到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1956年随蚌埠市组织的医疗队到贵池。同年，正式调入贵池县血防站，长期在县境南部山区的梅村乡和刘街乡查病、治病。他的足迹踏遍梅村、刘街的山山水水。
1982年刘长胜离职休息。但他放弃安度晚年，仍继续带领一批待业知识青年，在灌口乡马草深等三个疫病流行村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经过3年奋战，消灭钉螺面积达5万平方米。
1987年４月，刘长胜带病在马草深村开展春季查螺灭螺。4月8日早晨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在村外山下逝世。刘长胜逝世使当地村民十分悲痛，有近2000人前往他逝世的地方表示哀悼，省、地、县卫生、血防单位送了花圈。
曹明德
曹明德(1913—1988），山东省莱阳县人，商店学徒出身。民国34年(1945年)在中共东莱县委会任炊事员，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南下安徽。1953年调贵池县工作，先后任粮食局长、县委财贸部副部长等职。
19５９年至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工作出现严重的浮夸风，曹明德身为粮食局长，坚持按照实际情况制订工作计划，总结工作经验，并如实向中共贵池县委和上级粮食部门汇报各项粮食数字。他的汇报与当时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左”倾错误针锋相对，使当时的个别领导人很不满意，但人民群众却称赞曹明德坚持讲真话，不怕丢官，不怕挨批斗的大无畏精神。曹明德任粮食局长多年，从不搞假公济私，不沾公家的便宜，职工说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1981年离职休养，1988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