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30年至3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中共沿江地委和沿江中心县委，始终强调加强群众工作，团结沿长江两岸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开明士绅各占三分之一)，争取了一大批抗日民主人士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高脊岭区，请当地塾师王渐石到无为出席皖江区参议会，吸收他任抗日民主政权的区长、副区长；吸收当地士绅汪秀璋担任沿江办事处协进会会长。在洪铺区，通过当地塾师钱国让(又名钱步摇)在他的学生中做工作，吸收了一批青年参加了新四军抗日武装；在蛟口区，聘请绅士吕亚东任堤委会主任。组织民众兴修黄湓圩堤埂；在晏塘区，将乌沙伪区长列入统战对象，在当地上中层人士中影响很大。
在贵池东部抗日游击根据地，党的组织团结大同圩绅士王奇白、石山的绅士章报辉、日伪保长姜云汉等，通过他们为抗日民主政权献计出力，使不少日伪乡保组织成为“真心向我，假心向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茅坦乡姜云汉在为新四军工作期间，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民国34年在随新四军北上途中牺牲。
二、解放战争时期
1948年冬至1949年初，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郑汉、陶若存等，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地区工作部上海工作组关于策应大军渡江的指示，利用到贵池视察之便找到与共产党组织有过联系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章难生，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组织护资、护校、为迎接解放军渡江作准备。此外，国区工作部还通过在国民党省府工作的朱子帆等人的关系，安排与共产党组织有联系的国民党当涂县长操竹友赴任贵池县长，具体负责贵池的内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新中国成立后
贯彻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人民政权机关中广泛地安排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非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和非党劳动人民的代表人物任职。
1956年10月和1957年4月，中共贵池县委统战部两次就政府机关中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问题进行全面检查。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县委于1957年3月发出了关于做好政权政协统战工作的意见。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出现曲折。“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如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原工商业者政策、原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等，遭到全面的破坏，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党的统战工作才得到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1978~1988年的10年中，全县共平反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536人、772个问题。其中改正原错划为右派分子的385人，中右45人，右派言论3人，安置恢复工作的298人，办退休手续的18人，给生活补助的2人。对101名死亡人员，按规定分别给予了抚恤。对347名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所反映的143个问题，按政策给予解决。与此同时，经中共贵池县委统战部推荐，有一百余名党外人士到省、县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任职。
1981年11月，中共贵池县委统战部首次接待本县去台湾人员陈席儒(贵池殷汇镇人)回大陆定居。1982年6月，接待台胞钱叶楼(贵池茅坦乡人)回乡探亲。此后，县委统战部对台办公室为台胞台属寻找亲人牵线搭桥，共接待回贵池探亲的台胞75人，安置去台人员2人，据1988年统计，贵池县在台人员３４３人，其中知名人士有许历农(乌沙镇人，曾任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常委)，赵执中(阮桥乡人，现任中央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等。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至1988年，中共贵池县委统战部门共落实台胞、台属政策，计38人、81个问题。
1986年11月，经中共贵池县委统战部和贵池县人民政协的扶助，黄埔军校同学会贵池县联络小组正式成立。该组织要求其成员，消除余悸大胆地向海内外黄埔同学，尤其是在台湾的黄埔同学进行联络，为促进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通过贵池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同时，中共贵池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每年还采取形势报告会、茶话会、放音象等形式，积极开展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