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购销渠道
清及民国，寿地产销货物，以农、副产品为大宗，粮食、油料、棉花等外流者，多东去蚌埠；仔猪、猪肉运销皖西山区，换购耕牛与山货；土纱、土布、小酒、黄烟与铁木制品以地产地销居多。入销之货物，原木、竹、茶、麻、中药材、桐油、生漆、蜡烛、皮纸、生铁、粗陶、扫帚之类来自六安、霍山、舒城等地；桑、柳制农家用具来自颍州、蒙城一带；食盐来自淮安、扬州；釉陶细瓷器具来自苏州、祁门、浮梁；绸缎绮罗来自上海、杭州；至于京广百杂货物与“五洋”商品如皮革、纸张、布匹、煤油、火柴、矿烛、元钉、颜料、肥皂、西药、五金、卷烟等远则取自山西、山东、河北、河南，近则来于上海、蚌埠、芜湖、南京各地。
抗战时期，县城沦陷5年，商品流转方向基本未变，但进出货物锐减。城之北关集(属凤台县辖境)，滨淝通淮，商贩贿通汪伪“绥靖队”转动货物，正阳、迎河等地商贩经疏通关系，据此坐庄收购食盐、棉布、百货，一时生意称盛；城南的兴隆集与陡涧河南岸的北新集(原为荒村小店)亦为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交换商品的市场，贸易以粮、盐、布、牲畜、山货、日用品居多。县城南乡的民间商贩，肩挑手推，夜行昼伏，往返周旋于敌我间，在日伪控制区上窑(今淮南市东)、龙亢(属怀远县)一带购进食盐、砂糖及其他货物，以补充内地商品之不足。
新中国诞生后，商品流通渠道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而有较大变革。
工业品的调拨供货，包括纺织品、百货、五金、化工产品、交通器材、烟酒等。1954年以前由国家统一管理，按行政隶属与经济区划统筹分配输转，寿县经销工业品系由六安地区管理部门按省定“商品流转计划”调拨供货。1955年，实行国营商业“上下一条龙”供货方式，寿县在蚌埠二级站进货，如蚌站缺货，可转向合肥、芜湖二级站补进。县以下由各该商业公司经营批发，并择区、镇建立分销处营办农村供货批发。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农产品、副产品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货源短缺，供应紧张，安徽省人民委员会采取应急措施，实行商品统筹调配，分级管理，并严格控制越省或外省越境采购。寿县经销货物，由蚌埠、合肥二级站按统配额调进。 1971年起，改按行政区划调拨供货，六安地区始设二级站；寿县仍向蚌埠二级站进货(抵减六安站计划配额)，短缺部分由六安、合肥两站补充。
1982年，商品流通实行多渠道经营体制，减少中间环节，不再受行政区划限制。属于计划分配的紧俏商品，如名牌自行车、缝纫机、高档烟酒、电器等，在原安排供货单位短缺时，允许经销单位自行向外地采购；非计划供应的商品，一律自由采购。1983年后，调整价格政策，高低档商品差价拉开，并允许浮动，名牌高档商品一般不再按计划供应。寿县各商业单位始直接与省内外厂商挂钩订货，并与外省有关机构建立购销业务往来关系。
农、副产品购销渠道变革较大。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后，由国家统筹调拨。寿县统购粮、油，除按计划供应当地外，主要调向合肥、淮南、蚌埠与皖西山区。议价粮、油原为国家粮食部门独家经营，由省、地安排调拨销售，1982年起实行多渠道经营，允许自由运销外地，近至淮南、蚌埠，远去苏、浙、塞北等地。统购棉主要调供六安、合肥、蚌埠纺织工业原料。红麻系派购物资，除供应省内麻纺、造纸工业原料外，并通过协议调销北方各省。猪、禽、蛋、鱼等肉食品，1954年起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参与经营，除供应当地市场外，并调销邻近城市；1957年实行派购后，流向基本不变；1984年起取消派购后，猪、禽、蛋、鱼肉食品市场供应量显著增加，私营屠宰业迅速发展，猪肉流向淮南市者居多。
重要物资与生产资料，如石油、煤炭、钢材、化肥、农机等，1980年前，均由国家统筹分配，定点调拨，平价供应。其后，供货渠道增多，平价、议价双轨并行，议价货物可以自由采购。
二、营业网点
清代，商业集中于城关、正阳较大市镇，农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农民生产与生活所需以自产自给为主。民国时期，洋货倾销，因利润较高，经商者渐多，中小商人限于资金，无法与城镇巨商抗衡竞市，而挤向农村中小集镇。城乡商业在自由分散经营条件下，不能形成系统网点。当时城关、正阳两镇商货较为齐全，乡间富裕人家喜庆节日所需物品，多在此两处采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底，区乡基层供销合作社机构基本建立。1955年起，县国营商业公司陆续在各区政府驻地集镇建立分销处或供货点，向基层供销社、私营商店批发工业品及其他生活资料。基层供销社面向群众，经营范围广，所属供应门市部为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综合性零售单位，所属收购站购进棉、麻、土特产品、畜产品等由外贸部门销向国外市场。国营商业与供销商业横向联系，互相协调，购销相济，方便群众，形成县、区、乡三级经营网点的主干，促进了城乡、内外的经济交流。
1956年寿县城乡私营商业实现合作化，经销、代销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商业批供货物，充实了社会主义商业经营网点。 国营粮食商业在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后，各级管理站的购进、供应与集贸市场粮油交易所配套，构成本系统专营网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贸易处于半停闭状态，基层供销社扶持农村生产大队建立“亦农亦商”代销、代购店点；集镇合作店组下放资金、人员，在生产大队、生产队开店设点，使商业网点又下伸一步，形成“十里有社，五里有店，二里有点”。
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商业实行多渠道经营，在竞争中，一些国营商业、合作商业改为“专业为主，多项经营”，以扩大经济效益；各行各业兴建营业大楼、综合商场与贸易中心，个体户经营的行栈、店肆、摊点，“风起云涌”遍布城乡，农村中较大的自然村，都有集体或个体经营的小商店，群众购置烟、酒、日用品不必出村，于是网络纵横交错，店点星罗棋布，购销两旺，市场进一步繁荣。
三、集市贸易与庙会市场
寿县集市的形成，由来已久。除城关、正阳、瓦埠、隐贤4大古镇外，尚有大集市13、小集市58处，一般前后左右间隔15—20华里即有1处。集市贸易，旧时上市商品以粮、畜、蔬、陶、杂为大宗，除城关、正阳、迎河、隐贤、瓦埠5处为常市外，余均隔日一集，日出而市，近午乃罢，相邻的集不同日开市。南乡如众兴、三觉诸集，称隔日一市为逢小集，而月中逢五或十日有市则为逢大集。逢大集时，人众物丰，平明开市，日昃方休。至于少数僻壤小集，则有三日一市者(逢三、六、九日)。集贸旧规，百年未易。
清末民初，商务渐繁，座商、行栈、酒馆、茶肆滋增，集市贸易日趋兴盛。盐粮鱼畜山杂诸货，皆有牙行主互市；铁木器具大都产销一体，亦坊亦店；肉食蔬果沿街陈列，任人选购；禽类购销，就地为行，有“戳摸经纪”司秤议价(秤戳以验伤病，手摸以辨肥瘠，故称为戳摸经纪)。
抗战时期，战乱不已，除地处水陆要冲的少数大集镇商贸呈畸形繁荣以外，广大农村的小集市大多陷于萧条冷落、半停滞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多方扶持集市贸易，废止苛捐杂税，取缔投机倒把，打击市霸，稳定物价，使集贸市场正常运行，在稳定中日趋繁荣。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农村集市贸易处于停闭状态。寿县农村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包产到户(即搞“责任田”)，农、副业产品产量迅速回升。同时，国家规定：农民完成统购任务后的余粮可以在交易所自由购销，准许补充食用不足，不准囤积贩运；在“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指导下，各种交易所、经纪行重新开业，蔬果鱼虾等副食品上市量大幅度增加。城关、正阳两处农贸市场日常从事交易人员由300余名增至2000名以上，交易品种由10余个增至120多个，其他乡集亦出现了类似景象。集市贸易的转趋繁荣，活跃了经济，缓解了城乡人民生活与生产上的困难。1964年，全县有45个集镇开设了牲畜交易所，经纪猪、羊，与社队间调剂耕牛的议价购销。1965年初，省有关部门通知关闭粮食市场，撤除交易所，但民间的互通有无禁而不止，多在集市附近自由成交，粮食部门难以掌握动向。“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视为资本主义滋生地而受到禁限；1972年，寿县实行“五日一集，统一开市”，集市贸易再度跌入低谷。1976年后，有所放宽，逐渐恢复隔日一集传统制度。1979年，粮食市场重新开放，统购后余粮，允许自由购销贩运。1980年，农业生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农家副业生产被当作勤劳致富的正当门路。1982年始，商业实行多渠道经营，产销直接见面，同时放宽农副产品派购、统配，使集市贸易迅速发展，不少集镇由原来的隔日一市转变为常日市。现市场商品种类繁多，工、农、副、土特产品一应俱全。
寿县庙会，历史悠久。会期多在春季，通常为1—2日。旧时风尚迷信，焚香顶礼者居多，今则多买卖、游乐者。县城北四顶山，有泰山奶奶庙，即碧霞元君祠，明代已有庙会，名闻遐迩，会期农历三月十五日，如天气晴好，可持续3—5天。庙会期间，豫鲁苏皖的香客、商贩“牵车鼓楫，云集雾会”，城内外旷地，桑货、柳编、竹具、木器、杂货罗列如麻；茶食摊、玩具摊、草药摊比比皆是；马戏、猴耍、杂技、说唱处锣鼓喧天，市场街道万头攒动；而四顶山上下，人流如蚁列，蜿蜒似长龙，皆朝山进香者。1951年，庙会被作为迷信活动而予以取缔。1979年市场开放后，县人民政府用四顶山古庙会组织物资交流大会获得成功，除恢复传统商品贸易与正当游艺活动外，大量工业品进入市场交流，省内合肥、六安、蚌埠、阜阳、淮北、淮南等地区，外省市江苏、浙江、河南、湖北、山东、上海等地均有厂商携货与会，使古庙会盛况空前。每次交流会购销商品与合同成交总额均在千万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