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县古为王都、府治，乃水陆辐辏之地。此地商业的兴起，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徙都来此时，已是万户大邑。1957年在县城东南近郊出土的“鄂君启金节”，为楚商业一斑之证。鄂君，楚之贵族，楚怀王许之拥有车50乘、船150艘之庞大商队，贸易范围东及江淮，南临彭蠡，西达巴蜀，北抵河洛，凭节免税就舍。
2000余年来，寿县为政治、军事重镇，城池完好，廨宇常新。明代，州城4门皆泊商船，护城河波岸10里，悉以石条砌垒，降深以丈计，西北两方尤深(旧时西门外湖水汪洋)，巨舟锚泊其下，仅略见桅梢。城内4条大街，满布座商行庄门市，城西北隅的小长街，客商行栈林立，酒馆茶肆错落，为商家、船户憩息与洽谈生意之处，税课局亦驻其间(今北街西侧有税务司巷)。
后，黄水屡夺淮，泥沙淤积，湖床升高，西门河道逐渐壅塞，载重之舟难以入泊；而洪水数坏城，继以兵燹，小长街市肆荡然，遂沦为菜圃。清及民国，县城商业集中于南北两街与东西街口，客商货船则多泊驻于南北两关。
县西正阳关，扼淮、淠、颍水汇流处，东下扬州，南溯大别山，西入桐柏，北上颍阜，数百年来为四方货物中转、集散地。爰有“皖北秦淮”、“小上海”之别称。鸦片战争以后，舶来品涌入中国，销往内地；清光绪年间，正阳已有数家公司、商行与外商挂钩经营进口商品，如煤油、火柴、矿烛、肥皂、元钉、细布等(泛称“五洋)。入民国，正阳已是洋货内销鄂东、豫南、皖西、皖北的转口港埠。县城商家经营洋货，尚晚于正阳10余年。昔日寿县商业之所以繁荣，正阳关起着“龙头”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县城沦陷，正阳偏安一隅，外地商家纷纷迁入，借舟楫之利，交流货物；而内地陕陇客商亦多来此推销方物，采购时货。及至民国30年(公元1941年)后，因日本侵略军一再骚扰，税征兵差繁苛，又经年困于洪水，是以客商日稀，生意逐渐萧条。
县东南瓦埠镇，踞东淝河左。古时客货盐粮，输转繁忙，为往来船舶、客商憩息与货物转销的港埠。明代至清乾隆、嘉庆时，河下帆樯林立，市肆人群熙攘，贸易十分兴盛，有“金瓦埠、银正阳”之说，可见当时瓦埠商业地位之高。后来东淝河南段河道渐见淤阻，商贸始日趋冷落。
县西南隐贤镇，扼淠水中游，明清时代亦商业大镇。4条大街青石铺路，市肆民居栉比鳞次，宛若县城。河畔连舟接筏常首尾数里，茶麻竹木丝布贸易兴隆。长街店铺惯于凌晨掌灯营业，谓之“露水市”。抗战期间，属安全地区，省立、私立两所中学设此，更为古镇生意增色。
民国28—34年间(公元1939—1945年)，日本侵略军3次占据县城，县政府暨所属机关移驻保义集，城关商家亦纷纷下迁，于是堰口、保义、迎河等较大集镇商业一度兴盛。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寿县城关工商界力图重整旧业，东山再起，但战乱中多有损失，元气大伤，方勉力经营，而内战重开，法币恶性贬值，物价一天数涨，人谓钞票如废纸，而商家虽不厌其多，但亦畏惧难以脱手；销货容易进货难，何况税捐如山!时局动荡，商步维艰，凋蔽之势，城乡雷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县城举行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县长赵子厚着重阐述了工商业政策，要求消除疑虑，重振经济，全县工商界积极响应。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寿县商业大有发展。1956年寿县开展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合作化，千百年来私商统治市场地位为国营商业、集体商业所取代。从此，寿县商业步入全面繁荣境界。
1982年实行商业经济体制改革，个体户商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而重新发展。国营、集体与个体商业在竞争中各务其业、各展所长，主渠与分流配套，网点疏密有间，进一步促进了寿县商业全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