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寿州辖区含今寿县、凤台县与长丰县大部分以及淮南市区一部分，仅有耕地71.4万亩(其中官田与卫屯田19.6万亩)。嘉靖之后，历经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诸帝，近百年间，丁口滋增，复移民垦荒，寿州耕地增至382.4万亩。明末战乱频仍，田地多弃荒。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尚存耕地304.3万亩。康熙盛世，弃荒多被垦复。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寿州耕地增至367.9万亩。是年，析州北部故下蔡地置凤台县，划出耕地157.2万亩。雍正以后弃复依旧，亩积续有增减；至光绪年间，寿州实有耕地为268万亩(其中卫田、纲军田51.4万亩)。
明清时代的卫田、纲军田属军屯，为官产，允屯户世代传业，不准买卖。光绪末年至民国23年(公元1934年)，经官府陆续发卖，始全部转为民间私产。
民国17年，国民政府令各地清亩整赋，后又清理卫田。24年统计，全县耕地面积为260.6万亩。抗日战争前期，27年花园口决堤，黄水入淮，寿县低洼地区尽没于水，复以战乱，沦陷区人民多有离乡背井，弃荒成片，耕地面积减至211.6万亩。抗战胜利后，流徙者次第归来，垦荒复田，至37年，耕地增至230万亩。
建国后，1949年秋清查登记耕地，全县344.3万亩。1951年土地改革中核查耕地面积为385.843万亩。1952年整理地籍后，增至405.6万亩。此后，因大规模兴修水利挖压损毁，国家、集体单位基本建设与民用宅基占地，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至1965年将县东部4个区划交新建置的长丰县，拨出耕地119.4万亩，全县尚存214万亩。近20余年来，续有挖压占用。1987年末，全县实有耕地面积为191.1万亩，内有县属国营农林牧企业耕地0.2万亩，省属国营农场耕地7.8万亩。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
1．各阶级阶层土地占有
明清时代，寿县土地大多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入民国，孙中山先生虽有“平均地权”之主张，但迄未见诸实施，封建土地制度原封未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寿县于1950年冬至1951年末，各区乡在土地改革前阶段，分别对土地占有情况作了调查。全县耕地总面积385.843万亩，总人口867589，每人平均占有耕地4.43亩。各阶级阶层占有量为：
雇农：24631户，71436人，耕地31411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0.82％，每人平均0.44亩。
贫农：61420户，262693人，耕地387216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10.2％，每人平均1.47亩。
中农：68776户，389185人，耕地1232535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40％，每人平均3.17亩。
富农：5520户，41527人，耕地347650亩，占全县耕地面积9.1％，每人平均8.37亩。
半地主式富农：1999户，12639人，耕地138863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3.3％，每人平均10.99亩。
地主：9521户，59019人，耕地1522908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39.5％，每人平均25.8亩。
工商业者兼地主：340户，2037人，耕地20297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0.528％，每人平均9.96亩。
小工商业者：1807户，7963人，耕地14213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0.37％，每人平均1.78亩。
小土地出租：4769户，13570人，耕地103527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2.62％，每人平均7.63亩。
其他成份：2067户，7521人，耕地8438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0.22％，每人平均0.46亩。
另有公田、学田、祠田、庙田45785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1.18％。
2．自耕自给
自耕自给农户，存在于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前。民国时，全县约占总户数35％。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鲜与外界交往。吃穿住用自给水平，有上有下，为典型的小农业经济。其稍为富裕者，劳力较强，耕畜、农具较齐全，省吃俭用，仅堪温饱；而贫穷、自给尚不能自足者居多数，其生产资料不全、劳力不足、土地又较少者，难以终岁温饱；所谓“石磙动，锅灶热，肚脐周正三个月”，即其写照(寿地俗语，肚脐扶周正，意为吃饱饭)。
3．租佃
租佃关系，实质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土地改革前，寿县约有50％左右耕地联系着这种关系。
出租土地者称“主人家”(俗读尊〈上声〉家)，承租土地者称佃户。租佃土地，经中人、保人说合，由佃户备酒席，请来主人家、中保人议定租佃条件，立文字契约，谓之“写田”。约成，佃户须向主人家送“写田礼”，所需银钱多寡，视田亩而定，通常“一犋牛”之田(50～80亩)，非银币十数元至数十元莫办。另外，尚须缴纳“押板金”，一般数倍于“写田礼”。佃田距主人家庄宅愈远，押板金数额越大，备佃户欠租或“逃匿”时抵偿；佃户退佃时，押板金应如数收回，但主人家多借口不予归还，或按陋规“三年二头烂”，只偿付一部分。又佃户居住主人家庄房，须交一定数量“寄庄粮”，三年六季为一期，期满再议交纳。
地租分两部分，一为实物，一为劳役。
实物部分，以课粮为正租(大租)。寿地分粮比例一般为主佃各半。交租方法有活租、死租两种：所谓活租，即在每季作物将要成熟时，由佃户备“看课酒”席，请主人家(或代理人)、中人前来“看课”，逐坵勘察，估定收成，按原定比例限期交纳租粮；“看课”估成，伸缩性很大，佃户往往吃亏。若佃户与主人家同住一庄，即由主人家监收监打，就场籴粮。所谓死租，即定额租课，系按田亩常年收成议定，不论年成丰歉，佃户都得按定额交纳，不得违约，若逢灾荒凶年，苦不堪言。实物租除课粮外，尚有附带物租，含烧草、修房用草(箔柴、麦筒)、课棉(或土布)、“扫场鸡(鸭)”、年节礼(连二吊猪肉、对子鱼等)；附带物租定额，多在租佃时议定并写入合约。
劳役部分，佃户须为主人家义务修缮房屋、挑水、碓米、抬轿、做其它临时性杂活等，系寿地积年陋习，一般不写入合约。
4．雇工
农业雇工虽属资本主义性质，但较浓厚的封建色彩仍反映在雇主与雇工主仆关系之间。旧时寿地地主、富农家家有雇工。每一雇工平均耕种田地15亩左右。风霜雨雪，起早摸黑，无限劳累。雇工分短工、长工；短工系季节性工，如雇主供膳，则工资甚微；长工皆宿食于雇主家，工资按年计，领工者称“大锹把”，工资稍高，年约米3石(1石为10斗约135公斤)，一般雇工与放牛仔，年工资最高者米2石，最低者仅数斗，有的放牛娃甚至无工资。雇工工期按农历计，二月初二(春耕始)至六月初六(夏收毕)为上期；六月初六(夏种始)至十月初一(秋收秋种毕)为下期。二月初二为上工日，经说合后，雇工是日到位；六月初六为换工日，雇主可以辞退不称意的雇工，或别雇他人；十月初一为歇工日，雇主除留用个别人外，余均辞退。
5．农民生活
民国及其以前，农村存在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生产力低下，贫苦农民本已难得温饱，若逢灾歉战乱，则不免逃荒乞讨，卖儿弃女，甚至冻馁而死。农民有五枷锁身：一为地租，前已备述，二为灾荒，三为高利贷，四为苛捐杂税，五为官役兵差。
①灾荒(人口章中已述，此处略)。
②高利贷。寿地常见者有四种：一为印子钱，借贷方法各地不同，此地多以日计利，见天生息，日利率通常为20％，须逐日交利，此为高利贷的最狠毒者；二为驴打滚利，按月计利，借一还二，逾期不还，则变二为四；三为头里跑利，按月计利，如借100元，先扣利20元，实借80元；四为斗铳子，铳者，原意为斧穿(即斧子受柄处)，由于凿穴等同，引为一本一利等同，多用于粮食借贷。如春季青黄不接时，借1斗粮，午收应还2斗，即本利各1斗，午收不还，秋收按本二利二计，应还4斗。
③苛捐杂税。民国时期，尤其是战争年间，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但土豪劣绅不纳捐税，官宦人家优免捐税，乡保甲长例无捐税，于是皆转嫁、集中于农民。壮丁之捐为害农民尤其惨重(参见税务志·地方捐摊)。
④官役兵差。自古以来，缙绅豪强、官吏生员无丁差之遣，民国未易其辙。平时官役，战时兵差，均为农民所应承，劳民伤财，不计其数。
农民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耕田种地，以民国32年为例，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如按土地占有情况分别计算，一般农民人口占总人口75％，而土地占有比例仅45％，其人均占有粮食不过125公斤，虽全家男女老幼竭尽全力经营副业，亦难以维持常年温饱，农民度日如度荒，糠菜半年粮，当是真实写照。
二、农民土地所有制
1．减租减息、反霸
民国12年(公元1923年)冬，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即领导贫苦农民开展抗租抗税、减租减息运动；18年秋，灾区农民一度实行“二八减租”；36年，县属瓦埠湖以东4个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二五减租”，即按租佃土地实收产量，先给佃方25％后，再由佃东双方对半分。同时，削减地主投放高利贷的利率，明确规定年利率最高不超过10％。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声明地主不得以任何借口收回出租土地，以保障农民生产生活。1949年初，减租减息在全县范围内付诸实施，极大地鼓舞了农民，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1950年，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反霸斗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对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土豪劣绅、土匪头子、封建把头开展斗争。揭露其迫害人民的罪行。对其中有血债、罪恶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通过公审公判，处以死刑。
2．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0月，寿县开始土地改革。中共寿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制订了具体规划，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同时成立土地改革人民法庭(各区分庭按规划分批建立)。集中培训县、区、乡各级土改干部369名。中共六安地委从中央美术学院、省高等学校、地委干校等单位请、派来经过培训的人员961名，帮助寿县进行土地改革。全县拥有土改工作队队员1560名。
中央规定土地改革必须遵循“小心谨慎，逐步开展，大胆前进”的方针与“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寿县在具体进行中，步骤有五：一是发动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解除顾虑，提高觉悟，培养积极分子，依靠贫雇农、中农开展对敌斗争；二是按照政策，划分阶级成分；三是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粮食、耕畜、大农具五大财产；四是分配土地与没收地主的财产；五是复查纠偏，发放土地所有证。在具体进行中明确规定：保护中农利益，不得侵犯；对富农仅征收其多余出租部分土地；对地主给予出路，与农民同样分配土地、房屋。
寿县第一批开展土地改革的是南部下塘、三义、三觉、众兴4个区57个乡，历时6个月，于1951年4月胜利结束。10月，第二批三和、曹庵、庄墓、保义、堰口5个区86个乡开始进行。在南4区取得胜利与经验的情况下，势如破竹。1952年初最后一批双庙、瓦埠、双桥、迎河、苏王5个区76个乡亦乘势开展。5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进入全面复查纠偏，处理遗留问题，整理地籍，发放土地所有证最后阶段。
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阶级封建统治势力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通过整籍发证，全县耕地面积增至4056715亩，按土改时划阶级成分计，占有量达到相对平均，统计资料显示：
雇农：耕地311462亩，每人平均4.36亩；
贫农：耕地1013189亩，每人平均3.85亩；中农：耕地1934622亩，每人平均4.97亩；
富农：耕地269172亩，每人平均6.48亩；
半地主式富农：耕地69830亩，每人平均5.53亩；
地主：耕地225883亩，每人平均3.83亩；
工商业者兼地主：耕地2876亩，每人平均1.42亩；
小工商业者：耕地9143亩，每人平均1.14亩；
其他成分：耕地12487亩，每人平均1.66亩；
国有土地(留待分配给转、复、退革命军人与回归人员)：117843亩。
土地改革后，党和人民政府教育、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兴修农田水利，提倡科学种田，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尤其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87年，全县农村人均占有粮食605公斤，为1949年的2倍，人均纯收入279元，为1949年的5倍。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文化娱乐、邮电通信等都有很大进步。
三、集体土地所有制
寿县土地由农民所有制，通过互助合作，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1．农业劳动互助组
土地改革，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寿县农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从1951年冬起，由南向北开展组建农业劳动互助组。率先建成者有三觉区杨相平、朱传平互助组，曹庵区赵发廷互助组，堰口区薛正贤互助组，迎河区沈树云互助组，双桥区王世启互助组，瓦埠区马成舫、马成佑互助组。全县共8个互助组，98户，435人，耕地1741亩。土地改革结束后，1952年秋，全县即已办起12381个互助组，参加农户93604，占总农户52.8％。其中常年互助组2377个，互助合作范围较为广泛，具有一定的组织计划性；其余季节性互助组，多在大忙时建立，农闲时解散。 互助组本着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初时采用“计包工”与“工换工”结算报酬，后改为按工种定分，按出工量记工分，按分定酬，每年午秋两季结算，互抵工分后，少出工户按既定分值付酬。
互助组不但可以调剂使用劳动力、畜力，积累一定数额公共资金(公积金、周转金)，更重要的是培养农民集体劳动习惯与组织经营观念，由此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
2．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半社会主义性质集体经济组织，系以劳动互助组为基础建立的。
1952年9月，寿县三觉区权桥乡杨相平常年互助组(13户，45人，耕地233市亩)首先组建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1月，赵发廷、薛正贤、朱传平、王世启4互助组亦接踵办起初级社。1956年秋，全县已有初级社1086个(含蔬菜社4、渔业社1)，入社农户93641，占总农户44.5％。原有劳动互助组已全部转建为初级社，实行计划管理，产品收益统一分配。社员以自有土地入股，在统一经营条件下，通过集体劳动，取得报酬。私有耕畜、大农具一般作价入社，由社从公共积累中分期付款，逐步转为集体所有。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实行评工记分，其方法：按不同农活议定标准工分，按社员劳动时间、完成工活的量与质评记工分，死分活评，同工同酬；并采取小段包工或包工到组等办法，实行工分奖励制度。其收入分配办法，以当年全部收益，在留足种籽、饲料与下年度生产费用后，一般以纯收入的5％作为公积金、公益金，30—40％作为土地股分红，其余(50％以上)作为劳动报酬，按全体社员实做工分核算工分值，分户计算分配。一些初级社还办有集体副业，以增加收入。 3．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系在初级社基础上升级建成。土地与其他大型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由社统一经营管理。土地股及其分红取消后，社员依靠参加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全部收入按劳分配。
1955年秋，中共中央召开省、市、地委书记会议，批判“小脚女人”作风(喻农业生产合作化步子小、进展慢)，要求各地迅速掀起合作化高潮。11月，中共寿县县委召开三级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检查、批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着的缩手缩脚、右倾保守思想作风。要求全体党员“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嗣后，连续举办多期合作化骨干人员训练班，先后培训“办社指导员”与合作社管理人员2077名，分别遣往各初级社领导筹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冬，全县已办起高级社148个，入社农户达174559户，占总户数86.7％；此外，尚有初级社283个，在社农户22488，占总农户数11.2％。1957年秋，初级社全部升级转为高级社，全县共404个高级社；及冬，通过规划，因地制宜调整组并为235个高级社，在社户数206589，占总户数99.6％。土地改革中划为地主、富农成分户经申请批准先后入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建立，农户全部入社，标志着寿县农村土地已由农民个体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4．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底，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共寿县县委决定以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迎接国庆节。经过短暂酝酿规划，9月下旬，全县235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并为25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为基层行政区域，合政权、生产经营于一体，社员代表大会亦即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公社管理委员会亦即基层政权组织与集体经济生产经营领导机构；生产大队、生产队为公社下属组织。
人民公社一切土地、大型生产资料、公共财产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为农业、工业、商业相结合的经济实体，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实行计划管理，其各级组织有相对的经营自主权。
人民公社的经营核算，起初以社为单位进行，劳力、畜力、生产资料统一调配使用，社员在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下，各尽所能，参加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按劳动工分分配收益，如同高级社。1959年始，刮起一阵“共产风”，搞无偿平调，搞生活集体化，大办食堂，吃大锅饭不要钱，加以体制不健全，管理无方，许多社队粮财被分光、吃光、用光，使生产、生活陷入困境。1960年初，将全县农村归并为15个大公社，混乱与困难更甚。1961年春，调整划分为86个公社，生产大队由248个划分为792个，并改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同时，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即责任田)包产到户，始扭转颓势，生产与生活逐渐恢复正常。1962年秋，取消包产到户责任制，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县内仅剩建设公社建设大队，仍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体制，维持至1980年秋农业经济体制全面改革。
人民公社配给社员少量自留地，最多不超过全队总耕地面积15％。自留地收益为社员生活所需的另一来源。
因社队多不善于管理经营集体生产，不能充分调动劳动积极性，存在做活“大呼隆”，社员出工不出力，生产队“数脊梁板给工分”等现象，按劳分配原则不能认真贯彻，使集体收益不能稳定增长，农民生活长期停滞于低水平，形成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局面。寿县人民公社体制在勉力坚持25年后，终于1983年宣告解体。
5．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系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实行以家庭(户)为单位承包经营；承包户有较大经营分配自主权，从而解放丁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生产关系与管理形式，适应现有经济条件，符合寿县乡情民心。其发展形成过程：
1961年，一度实行“责任田”，包产到户，使陷于困境的农业生产得以复苏，农民称之为“救命政策”，后来被当作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批判、废弃。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并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草案〉》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次年初，中共寿县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即组织力量在双桥、彭城、谷贝、三觉4公社试行“联产责任制”，在坚持“队为基础”的原则下，实行分组作业，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生产队，安排到作业组管理使用。作业组向队交产，超产归组，分配核算仍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这一改进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而受到欢迎。试点结束，当年5月，全县已有5777个生产队(占总数68％)实行了作业组联产责任制。然而，这种办法在实施中，存在着做活“小呼隆”，劳动者责任不明，劳动利益不能全部直接体现，劳力与智慧没有充分发挥，分配也不尽合理，农民称之为“吃二锅饭”。此时，有外县实行联产到户责任制消息传来，县内部分生产队自动解散作业组，改为包产到户。其做法是：田亩、产量、费用、工分、上缴产量五定到户，超、减产全奖全赔，生产队按定包上缴产量核算分配。至1980年春，全县三分之二生产队实行这一办法。其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分组作业。
农民自觉地进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并使之日益深化。1980年夏季，安丰、三觉、炎刘等区部分生产队，率先实行按人头计算，将耕地(使用权)、耕牛、大型农具以及其它生产资料分摊到户，同时将农业税、农副产品统派购任务、水费、各项上缴社队提留款亦按田亩产量计算分摊到户，并以合同形式固定下来。这种办法，简便易行，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免去包定到户计算分配一系列繁琐事务，已不再是基本核算单位。农民按合同规定，直接交纳税金，出售农副产品，缴付社队提留各款，实现了经营自主，直接分配，皆大欢喜。然而，少数干部忧心忡忡，认为这将导致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复辟，试图以“五统一”、“按地区定比例”加以限制，但农民未予理会。及秋，全县8753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面貌日新一日。
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建制后，各乡、行政村纷纷建立各种社会性为农村经济服务的新经济组织，从事科技咨询、信息交流、良种推广、植物保护、传授养殖技术、防治病虫害、产品推销、农机配套、生产资料购销等业务；同时，乡镇企业、个体专业户、工商业户，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1987年，全县已组建为农服务的新经济联合体312个，农村专业重点户增至494个(包括畜牧业、林业、园艺业、水产养殖业、运输业、建筑业、轻工业等)，另有乡(镇)村办企业480家，联办、户办工商业16803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