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制度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前，土地所有权绝大部分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1930年，全县土地的十分之七被地主占有。1950年，地主富农仅占全县人口10.51％，却占有全县可耕田地60％以上，地主凭借大量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本县地主收取地租的形式主要有，包租（本县较普遍）每租1石田（7亩左右），秋后交租5——7石稻（每石100市斤），最多的交10石；分租兴种时不定租课，秋收时请东家到场监收监打，东佃各半或东3佃7等；议租庄稼成熟后，看收成好坏定租课；大小课贫雇农既要给地主大课，还要承担转租的小课。此外，贫苦农民还要受变相剥削，如寄庄、押租、口号田、过期讨租等，还有特种剥削，如大斗、鸡课、鱼课、茶课等。东“家丧葬嫁娶，佃户除了送厚礼外，还要无代价服劳役，地主清明祭坟，秋后设租，佃户都要办很丰盛的宴席招待。地主还利用囤积的粮食放高利贷、开当铺、经商，榨取农民血汗。此外农民还要向统治者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人头税、保甲税、自卫费、印花费、人事登记费、二五库捐券等。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广大贫苦农民过着缺油少盐，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终年衣不遮体，食不裹腹，贫病交困。
土改前各阶层占有土地统计表

（二）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前，占全县人口84.34％的贫农、中农，仅占有土地29.4％。其中贫农和雇农占全县人口48.75％。占有土地仅3.7％。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土地改革，才有了自己的土地。
苏区土改民国19年，（1930年）——20年（1931年），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进行过3次土改。第一次，19年6——7月在全县范围进行。这次土改没收了豪绅、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及祠堂、庙宇的一切公产、官地，并征收了富农多余的土地。以乡或村为单位，由土地委员会同农协会或乡支会，把没收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和“愿耕种的工人、革命职业家、红军官兵、小贩及其他职业家”，“凡豪绅、反动派已经解决者之家属，确经当地革命团体证明无反动嫌疑者”也可分到土地。对中农，严格按照《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规定，不侵犯其利益。全县近20万人分到了土地。第二次，20年2月。19年5月，县城被国民党军新编第五旅占据。8月，全县大部分地区被侵占、豪绅地主疯狂反攻倒算，收回全部被分掉的土地。19年冬，红军反攻胜利，全县各区乡基层苏维埃政权恢复，20年2月，进行第二次土改，重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农民。在维护第一次土改成果的同时，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皖西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对第二次土改作了更完善的规定，一是按人口和劳力标准分配土地，并把森林、山场分给农民。二是缩小了分田范围，无力耕种的小商贩、手工业工人、革命职业家只分得二分之一的标准田或不分田，除了给红军士兵及为革命而残废的人代耕外，对其他人不采用代耕制，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三是纠正了个别地方把地主赶上山，把富农赶出门的“左”的错误，实行给出路的政策，把最差的土地分给他们耕种，并强制他们为红军代耕。这次土改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影响春耕生产。第三次，20年7月。20年7月1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鄂豫皖全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大会。颁布了《土地法令》。由于张国焘大力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全盘否定皖西苏区的土改，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并开展反富农斗争，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实际上这次土改没有普遍开展，只贯彻了群众拥护的建立“红军公田”的决定，每乡划出1——5石好田作红军公田，并立石碑作标志。
解放后土改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公布后，全县立即开始土地改革。这次土改分几个步骤，第一步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县委在土改前派土改工作队进村，通过访贫问苦，诉苦串连，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和举办积极分子短训班，逐步把农民发动起来，先组织贫雇农小组，逐步发展到包括中农在内的群众性农民协会，开展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斗争。全县参加斗争的群众达20.3万人次，斗争地主和恶霸960人，其中罪大恶极判死刑的286人，判有期徒刑的73人，判管制的349人。追查出长、短枪11支，子弹400多发。第二步是划分阶级成分和没收、征收土地。划分阶级成分前，先集中农会组长以上干部学习政策，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结合本县具体情况，提出典型户，内部评好成分，再交给群众评议、评定，报区公所批准后张榜公布，同时在群众大会上通过。阶级成分划分好后，以乡为单位成立没收、评议、调查、保管小组，没收地主的田地、房屋、粮食、耕畜、农具，征收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和祠堂庙宇的公产。全县共没收土地117035亩，房屋24.9万间，耕畜1040头，农具1900多件，粮食32万多公斤。征收土地64749亩，公房8700问。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按土地改革法第七条规定，不动其占有高于当地每人平均数的土地，并分土地给部分缺地的中农，使他们占有土地的平均数比土地改革前有所增加，从而保证了贫农、雇农与中农的巩固团结，形成了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统一战线，孤立了地主。对富农，则按土地改革法第六条规定，对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动，使历来在农村中作为地主阶级同盟者的富农中立起来，更有利于打击地主阶级。地主土地财产被没收后，分给同农民同样多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令其在劳动中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第三步是划分土地，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对没收和征收的土地，由评议员根据原石、斗和面积大小，参照常年产量评定亩数。以乡为单位分配，草榜公布，经群众评定后插标立界，正式分配田地，发给土地证。1951年春，全县土地改革结束。13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18万多亩田、地、331万多亩山林和粮食、房屋、农具、耕畜等五大财产。丘陵区田地较多的乡，平均每人分到田地2——3亩；山区田地较少的乡，每人平均分到田地1亩左右。
（三）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1954年，本县在全地区率先试办把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转变为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到1956年春，全县4501个初级社转为49个高级社，完成了土地由农民私人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自此，全县32万亩耕地、224万亩山场，除国营农业企事业单位经营的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
（四）全民土地所有制在农用土地中，全民土地所有制占比重较小，1985年，属全民所有制的耕地不足千亩，水面不足5万亩，山场不足10万亩。
二管理制度
土地改革虽然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经济、削弱了富农经济，在政治上彻底打倒了地主阶级，孤立了富农，树立了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在农村中的领导优势，但经营方式仍是个体的小农经济结构，大家都有一点土地和为数不多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土地生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按播种面积计算，1952年，粮食亩产只有128.5公斤，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只有1000多斤。
（一）农民互助组为了发展生产，解决大农具和耕畜等生产资料的缺乏及劳动力分布不均的矛盾，按照自愿、互利、民主管理的三大原则，农村出现了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季节性互助组。互助组是以小衣经济为基础的互助合作组织的初级形式，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经营基础上，实行劳动互助，产品归农户所有。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互相交换使用中的数量和质量不等，不能完全相抵的部分，根据当时的社会工资或当地习惯，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补足。临时互助组一般是3——5户，最多不超过10户。全县1951年938个，1954年2086个，分别占总农户的14.60％和38.20％。特点是忙时互助，闲时单干，农业互助，副业单干。只是简单的记工付酬。随着农民认识的提高，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并有了少量公共财产后，临时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一般是7——10户，最大的20户。全县由1951年98个发展到1954年1251个，分别占总农户的1.40％和23.3％。春夏秋冬，农业、副业都互助，并有全年和分季的农活计划，有常年的评工记分办法，收获的农副产品的绝大部分归各户所有，对组员的劳动实行评工记分，定期结帐，并有少量的公共财产。农户多出的人工和畜工，由少出户付给合理报酬。不允许雇佣劳动等剥削，这已具有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萌芽性质。
互助组一览表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以互助基础较好，领导力量较强的周基运、江选应、项大田等4个常年互助组为基础，试办4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河厂的红星社、诸佛庵的霍新社、与儿街的星火社、孙家畈的五三社）。入社农户66户312人，有水田439亩，旱地109亩，耕牛18条，驴2头，犁29张，耙9张，耖18张，水车3张。1955年底，全县发展到237个，入社农户8058户35700人。1956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前，全县初级社已发展到451个。它是以土地作股入社、耕畜和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交给合作社统一使用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有计划经营，产品由社统一分配。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由社集中掌握，统一使用。分配给社员的，一部分是按入社时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应得的股份分红，一部分是按社员投入的劳动多少付给劳动报酬。土地入股的数量同劳动报酬的比例，一般是“劳六地四”也有实行“劳五五，地四五”和“劳七地三”的。
初级农业合作社统计表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春，在佛子岭区的柳林河试办全县第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佛子岭农、林、牧高级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毛泽东主席看了这个社的材料后，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所作按语中称赞：“……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从此掀起全县办大社的高潮。1956年1月中旬，县委分两批训练办社骨干，第一批2288人，第二批658人。并抽调佛子岭社队长以上干部42人帮助各区办社。首批在下符桥、与儿街、磨子潭办五星、星火和五三3个高级社。到2月底，全县451个初级社，办成了49个高级社（大多是一乡一社，1957年又分成90个小社，一乡多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8.5％，其中500户以下的9个，500——1000户的30个，1000——2000户的9个，2000户以上的1个。最大的城关区复兴乡的民主社有2225户，最小的大化坪区留驾园乡留星社有只245户。高级社除留给社员少量自留地外，土地全部无代价转为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社员的耕畜、大农具交社统一使用，并经过民主评议，付给合理代价，转为集体所有。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制度，高级社统一制定生产计划，统一进行劳动力调配、经营管理、收入和产品分配。
（四）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9月4日，县委制定了人民公社化初步规划，到9月25日，全县34个乡的90个农业社并成13个乡社合一、工农兵商学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53981户的220136人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其中农业户49298户，商业户949户，市民2789户，平均每社4152户，规模最大的红旗人民公社由原来的6个乡24个高级社10094户合并组成，最小的青枫岭乡灯塔人民公社，由原来3个高级社的1074户组成。原高级社大多改为公社辖的大队。人民公社初期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公社内物资统一调配，社员统一劳动，评工记分，死分死记，收益统一分配，吃“大锅饭”，后改为大队核算。1961年，调整农村人民公社规模，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全县调整为56个人民公社。1963年，大部分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劳动，统一分配，但仍有11个大队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撤区并社，把全县56个公社合并调整为24个，1972年又调整为42个。1983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政社分设，成立乡人民政府，人民公社不再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五）生产责任制公社化后，由于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实行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在农村“共产风”、“浮夸风”愈演愈烈，生产方面盛行瞎指挥、高指标，公社内和公社间大搞“一平二调”，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连续5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村经济衰退，农民生活贫困。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61年，贯彻安徽省委提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责任田”），实行包工到户，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奖减赔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出现转机，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1962年，又把“责任田”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批判，取消了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1963年，改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制。1978年8月，中共与儿街区委转发石河公社《桑家畈责任制》一文，县委派人调查，发现石河公社普遍实行“四定一奖”（根据面积、土质、阳光和劳力多少定产量、定工分、定费用，定副业收入，超奖减赔）的联产承包到组责任制后，作出“已实行的作为试点，但不要推行”的指示。1978年12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已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进行全面调查，制定了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12条原则。1979年下半年，全县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到组的制度，有部分生产队实行联产计酬承包到户的制度。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主要有，包产到组，分组作业，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分组作业，以产记工，超产奖励；“包干”小宗作物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奖减赔等。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完善，包产到组又发展到联产承包到户。1982年，联产计酬的家庭承包制在全县推广，全县农村实行了农、林、牧、副、渔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改革的深入，疏通了农产品流通渠道，除粮食外，大部分农产品和土特产品随行就市；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农村劳力、资金、技术开始横向流动，1985年，按国家标准统计，全县有农村各业专业户628个，新的经济联合体164个。南岳乡8个农民办的外贸食品加工厂总产值由1979年不到万元，发展到1985年上百万元，产品远销日本。打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和半自足式的农业经济格局，向现代化商品经济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