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丰塘
安丰塘，古名芍陂(québēi)，位于寿县城南30公里，创建于春秋楚庄王(公元前597年至前591年)年间，南起众兴集的贤姑墩，北至老庙集和戈店，为我国最早见于史册的古蓄水工程。芍陂之名，始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南朝梁置安丰县，芍陂在其境内，故渐以县名代芍陂。至唐代，安丰塘和芍陂两名并传。明以后正史及民间均称安丰塘，芍陂一名知者渐少。
芍陂水源，《水经注》记：“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北入芍陂。”《汉书·地理志》“六安国”条下注：“各溪谷水皆受沘，东北至寿春入芍陂。”《资治通鉴》元胡三省注：“芍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开沟引淠水。”《安徽通志·水系稿》记，芍陂有三源：“一淠水，今湮塞；一肥水，今失故道；一龙穴山水”。清夏尚忠《芍陂纪事·陂水源流考》记：“芍陂之源出自六安龙穴山，首受淠水，南自驺虞石，东自龙池，其水胥注于陂中，由朱灰革、李子湾，至贤姑墩入塘。”
芍陂规模，《水经注》记：“陂周百二十许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芍陂周二百里，迳百里。”《资治通鉴》元胡三省注：“陂迳百里。”《芍陂纪事》亦记：“芍陂周围一百余里。”
灌溉效益，《水经注》、《舆地广记》、《资治通鉴》、《宋史·杨波传》、宋李昉《太平御览》均记“灌田万顷”；《元史·兵志》亦记：“安丰之芍陂，可溉田万余顷。”
芍陂的建筑物，《水经注》记：“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资治通鉴》元胡三省注引《华夷对镜图》：“芍陂……开六门。”隋“更开三十六门。”清存“二十八门。”泄水建筑有众兴滚水坝，凤凰闸和皂门闸，分别流入淠河和瓦埠湖。
芍陂的创建者，北魏《水经注》、唐《通典》、宋《舆地广记》、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均记为孙叔敖。
芍陂建成后，时兴时废，历尽沧桑。芍陂修治，始见《后汉书·王景传》。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庐江太守王景到任后，知“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稻田，景乃督率吏民修起荒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东汉末年，扬州剌史刘馥奉曹操之命“广屯田，修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堰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魏正始二年(241年)四月，吴全琮略淮南，魏征东将军王凌、杨州刺史孙礼与全琮战于芍陂，琮败走，决芍陂，致芍陂工程遭到破坏。
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淮南相刘颂对芍陂修治，《晋书·刘颂传》载：“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南朝宋元嘉七年(430年)，武帝刘裕之侄、豫州剌史刘义欣镇寿阳时，“遣咨议参军殷肃循行修理。有旧沟引淠水入陂，不治积久，树木榛塞。肃伐木开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
南齐建元二年(49O年)，齐高帝肖道成“敕(垣)崇祖修冶芍陂”。
梁武帝肖衍普通四年(523年)，裴邃“始修芍陂”但其侄裴之横带领“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富。豪门贵族侵陂占田，芍陂破坏”。
陈的镇前将军吴明彻攻北齐时“又迮淝水以灌(寿)城。芍陂破坏益甚”。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对梁陈以来荒秽的芍陂，进行较大的改建和整修。《隋书·赵轨传》记述：“芍陂旧有五门堰，芜秽不修。轨于是劝课人吏，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但灌溉面积仍未能达刘宋以前的规模。
唐肃宗时(756——762年)曾“于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宋真宗年间(998——1022年)，崔立任安丰知县，时“大水坏期思塘，立躬督缮修，逾月而成”。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淮南水旱灾害频繁，安丰知县张旨“大募富民输粟以给饿者，既而浚淠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为斗门，外筑堤以备水患”。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江淮行省言：安丰之芍陂可灌田万余顷，乞署三万人立屯，中书省议发军士二千人姑试行之，后屯户增至一万四千四百八名。”因署“芍陂屯田万户府以统之。”
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二年(1414年)，户部尚书邝埜征调两万民工，修安丰塘十六座水门和从牛角坝至新仓铺塌岸一万三千五百余丈。成化二年(1466年)又“修寿州安丰塘”。后来，地方豪强在芍陂上游的朱灰革、李子湾一带筑堤。开陂为田，“屋舍俨然，陂田就毁”。明成化十九年，监察御史魏璋，打击豪强，严惩首犯，并大修堤堰，疏浚上游，整修水门，增建石闸。但为时不久，豪强又占塘为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李昂巡抚江南，决定把朱灰革的五适坝开掉三道，李子湾的四道坝开掉两道。因没彻底解决问题，加之“立法未善，典守稍疏”，豪强照常占种。到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芍陂上游，自贤姑墩以北至双门铺，近三十里的塘身，全被豪强割占为田。当时寿州知州栗永禄虽挖沟为界(名为“退沟”)以示“限制”，但到明穆宗隆庆年间，豪强又将退沟以北到沙涧铺一段塘面占去，知州甘来学“又为新沟以界之”。不久，新沟以北，又被常、赵两姓的豪强占去许多。据《按院舒公碑记》记载，这时候“以古制律今塘，则种而田者十之七，塘而水者十之三”。
万历三年(1575年)舒御史巡按江南，令寿州知州郑琉修治芍陂，“于是渠水复通”。万历十年，黄克缵任寿州知州，驱逐新界沟以北的占田豪强三十余家，收回田地近百顷，“复为水区”。但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芍陂又“大坏”，“门闸荒芜，堤埂崩塌”，“一百余里之全塘，仅存数十里许”(载于《芍陂纪事》)。
清代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寿州知州傅群锡派州佐颜伯珣负责督修芍陂，历时六年。其后，安丰塘屡为山洪所坏。雍正八年(1730年)在众兴集修建滚水坝用以分洪减流，乾隆二年(1737年)建成。乾隆十四年重修芍陂，“疏河道，去淤塞，补崩塌，增埂堤”，“加打石硪，锥土注水，晚注、早视，水满则已，水消更筑”。这种检验硪工办法，曾长期使用。乾隆四十三年，豪强占田恶风又起，一些豪强又在芍陂上游拦河筑坝，断绝水源。到嘉庆初年，芍陂塘埂“崩塌既多，薄削已甚”。时凤凰、皂口两闸渐坏，滚坝亦倾。此后百余年间，虽经修补，但对于遭到严重破坏的芍陂，已经无济于事。
民国年间，社会动乱，战火连年，安丰塘失修，水源枯竭。民国21年至24年，三次塘水干涸，环塘水田不得不改种早粮。民国37年，灌溉面积只有七、八万亩。
新中国成立后，寿县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多次对安丰塘进行整修加固。1951年组织民工2500人，在六安进水口及木厂河段上打坝清淤引淠河水源，做土方10万立方米。1952年冬至1953年春，对濒于颓毁的塘堤进行整修，堤顶高程增到28.5米，顶宽2～3米，最大蓄水量360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扩大到15万亩。1954年大水，工程遭受严重破坏。汛后寿县对水毁工程作了全面规划。当年冬上堤2万多人，培修皂口闸至瓦庙店长17公里的塘堤，堤顶高程加到29米，顶宽4～5米，边坡1：3，并将瓦庙店至众兴滚水坝长21公里的塘河堤堤顶高程加到29～30.4米，顶宽3米，坡度1：2，共做土方27.7万立方米，国家投资14.2万元。1955年，复上堤民工3万多人，进行整修，将皂口闸至瓦庙店的堤顶加宽到6～8米，做土方50万立方米。同时，调整斗门，扩建支斗渠360条，新建较大渠道157条，灌溉面积增加到36万亩。安丰塘原有28个斗门，1955年复堤培堤，将斗门调整为开字门、利泽门、含窨门、互利门、刘惠门、团结门、合作门、新华门、新新门、黄鳝门、上祝子门、下祝子门、沙涧门、枣树门、酒房门、程家门、永福门、庙门、土黄门、生产门、洼水门、双门、土板门、高门等24门。
1958年，安丰塘纳入淠史杭工程的规划。将原来弯曲狭窄的老塘河裁弯取直，河床全面拓宽挖深，堤身加高培厚，建成以淠河上游大型水库为水源，畅通的淠东干渠，安丰塘则从淠东干渠引水。成为淠东灌区中的中型反调节水库。总库容9100万立方米，兴利库容84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为50年一遇，灌溉面积63万亩，为1949年的8倍。安丰塘主体工程由大坝(塘堤)、老庙泄水闸、戈店、双门节制闸和17座直灌放水口、27座斗门组成。大坝周长25公里，坝顶高程30.7～31米，最大坝高6.5米，坝顶宽6～8米。1962年至1965年，在重要险段做块石护坡15公里。1976年，寿县再次组织26个公社民工和县直机关职工、街道居民共11万人，经过两冬一春，到1977年底自力更生全部完成塘周大坝块石护坡和防浪墙工程。护砌高程27米至29.5米；防浪墙顶高31米，完成砌体6.6万立方米，蓄水位提高1米。老庙集泄水闸，开敞式，3孔，单孔宽2.2米，闸底高程24米，闸门高5米，宽2.8米，安装木平板闸门，最大流量110立方米／秒。戈店节制闸开敞式，3孔，单孔宽2.4米，闸底高程25米，闸门高3.8米，宽2.8米，木平板闸门，最大流量30立方米／秒。双门节制闸，开敞式，3孔，中孔宽5米，边孔各宽3米，进水流量100立方米／秒。安丰塘经扩建、加固、维修累计投资3577万元，其中群众性投资2160万元，完成土方2920万立方米，石方、混凝土13.52万立方米。同时，设置水产养殖场，利用塘区水面养鱼。
二、七门堰
七门堰，位于舒城城关西南17公里的七门岭东面的杭埠河北岸。北宋刘攽撰《七门庙记》载：“初，汉以龙舒之地封信为列侯，信乃为民浚畎浍，以广溉浸，信为始基”。南宋王象之编的《舆地纪胜》载：“西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封伯兄子刘信为羹颉侯，食邑于舒”，“于七门堰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闸，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亩”。明兵部尚书秦明悦《重修七门堰记》云：“舒城之水源出于西山峻岭，势若建瓴，然羹颉侯分封是邑，有见于此，乃创七门、乌羊、三堰，分治为陂、为荡、为沟，凡二百余所，灌本邑之田至二千顷之上”。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羹颉侯刘信于七门山下阻河筑堰，为灌溉之利”。民国《安徽通志》、《江南通志》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均认为七门堰始建于汉初羹颉侯刘信。
七门堰旧有进水口三，一曰七门，二曰乌羊，三曰。
七门堰的进水闸深一丈，宽八尺，堰上有桥名女儿桥，今仅存遗址。堰水经女儿桥东流绕七门山东麓，桑树井湾以下群众沿渠作上五荡，即苏家荡、蛇头荡、洪家荡、银珠荡、黄鼠荡；并作下十荡，即三门荡、洋萍荡、八棱沟、黄泥荡、大格荡、新荡、马饮荡、焦公荡、柳叶荡、鹿角荡引水灌溉。
乌羊堰在七门堰东。嘉庆《舒城县志》载：“乌羊堰座落新河口，东由方家岗下伏虎寺荡灌霍家畈，东过官道共灌田数千石。堰口近被七里河沙涨尽成陆地，遂失考。后人于堰东开包家沟以灌诸田”。堰水至霍家畈分为三支：一支东北经三里街过太平桥、菜花桥北入县河；一支东经小清水桥、铁匠桥，北入县河；一支东过大清水桥、任家湾、梅家荡、粮米铺，入县河。今考：乌羊堰口在龙王庙北侧，俗称龙荡处，庙西有井荡。明代，河南徙七里河，正常年份干汊河无水，堰口遂废。1978年大旱，在龙荡安装抽水机时，挖出带图案的条石，可能是旧乌羊堰口建筑用石，今龙王庙东四十八担(地名)南侧有一小堰口称四刘堰，又叫乌鸦堰，堰水下通包家沟。
堰，在舒城西门外。光绪《舒城县志》载：“堰在庆成门外窑场西”。堰水东过任大年桥，经周瑜桥、带渚堰、望湖桥，至张陂桥分两支：一支经潘家桥、皂角荡(嘉庆《舒城县志》“称皂角堰”)、九女墩至高桥，入县河，灌田万余亩；一支从任家涵，经七里塘、黄泥荡、九女墩、谢家坝至路里桥入县河，灌田近两万亩。
历代都曾对七门堰进行修治。《安徽通志》载：“东汉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命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实行屯田，循羹颉侯故迹，兴治七门堰，断龙河舒水，灌田千五百顷(清亩15万亩)，利民甚溥。”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县令刘显于龙王荡口作坝引水灌诸堰，开十五荡，豹子湾以上为上五荡，灌田2.4万亩；豹子湾以下为下十荡，灌田9.35万亩。对引水渠实行“疏导修浚，又分闲忙定引水例，董以堰长，民至今遵行之”。由于刘信、刘馥、刘显治水业绩显著，后人蒙受其利，曾于七门堰口建“三刘祠”，并勒石树碑，以志纪念。
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庐州知府马汝砺继“三刘”之后重修七门堰，“疏土桥渠以导水流，开候家坝以顺水势，其余若堰、荡、陂、沟咸以次而治，乃于三门荡立为水则，画以尺寸，使强者不得过取，弱者不致失望”。嘉靖二年(1523年)，舒城县知县刘钦顺增筑洋萍陂旧堤，开新沟以通枧沟、八棱沟。万历初(1572年)舒城县知事陈魁士因县河连年洪灾遂“凿龙王宕石坝放河下七里沟，县河遂淤”，乌羊堰、堰均无法引水。万历三年(1575年)，舒城县知事姚时邻和治农主簿赵应卿，舍郊野、历险阻、访田叟，重修七门堰。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舒城县县令蒋鹤鸣倡开浚县河七十里，乌羊、堰，自堰口开浚引水沟通城壕，下流分灌各荡数十里。嘉庆初(1796～1820年)舒城县民高珍，开渠北通七门堰，以资下十荡引水之利。
清末至民国期间，七门堰灌区工程失修，渠道淤寒，上五荡灌田仅万余亩，下十荡灌田约四万亩。
建国后，七门堰灌溉工程曾经四次大修。1951年，皖北行署水利指挥部派员查勘、规划。1952年元月，舒城县人民政府召开各受益区乡代表会议，成立七门堰工程委员会，县长冯林任主任委员，陶能文任副主任委员，皖北行署水利局彭烈文工程师负责技术指导。第一期工程于同年12月竣工。新开进水渠0.6公里，进水闸至和平闸总干渠3.2公里。并在老堰口女儿西桥0.5公里的七门山脚下，新建进水闸。在老堰口至张庄建长520米、深1.15米的沉沙地。同时，疏竣洪家荡至高沟段老干渠。第二期工程于1952年12月开工，至1954年3月完成。先后兴建洪家荡和平分水闸、高沟解放节制闸、三门荡胜利分水闸、大格荡汇丰分水闸、蛇头荡跌水、银珠荡老虎尾泄水闸、七门堰进口护岸、导水墙等工程以及相配套的排水、放水斗门47座，抬水坝17座，涵洞90处，渡槽1个，便桥20道，同时疏通长53公里干支渠渠道。两期工程共做土方21.2万立方米，石方1.18万立方米；投入经费36.7万元；灌溉面积增到9.64万亩。1954年4月至1957年秋，继续增建和改建涵洞、斗门76座，改建丁坝两道，新开和疏浚干、支、斗渠206条(段)，整修蓄水塘坝1316口，共完成土方106万立方米，石方6600立方米，计用工料费6.3万元，提高输水率30％。1957年秋至1958春，开挖和平闸至孤老店长12公里的西干渠，进口高程(吴淞口)30.261米，纵坡为1／1000～1500，底宽4米，设计水深1.6米，边坡1：1～1.5，设计引水流量4.8立方米／秒，国家投资20万元，完成土方16.63万立方米，扩大灌溉3万亩。1958年底，七门堰灌区灌溉面积扩大到12.46万亩。
1958年至1966年，七门堰灌区内部进行挖潜改造，社队做了大量自办配套工程。其间1961年冬，再次将西干渠和平闸至楚家闸段长11公里干渠的渠底，拓宽1米，增加过水流量1.5立方米／秒。同时，新开自秦家桥地下涵至柏林冲头店全长10公里的灌溉渠(今柏林支渠)，完成土方10万立方米，增灌秦桥、石岗两乡9个村的农田1.47万亩。1962年12月，建秦家桥地下涵，双孔，高4.8米，每孔宽3米，过涵流量51.8立方米／秒。同时建柏林分水闸，分别向柏林、秦家桥、响井愉、五里、华城等五处分水，1963年2月竣工。至此，七门堰灌区包括五岳堰在内，共灌田19.04万亩。1965年6月，增建新街进水闸，闸底高程29.5米，闸顶高程35.1米。闸为开敞式浆砌石闸，双孔，单孔宽2.8米，设计进水深1米，流量6立方米／秒，拦水坝高1.5米时，可引水10立方米／秒。据此，新挖引水渠长525米，联接七门堰中干渠，渠底宽7米，共做土方2.65万立方米。同时，兴建联接在东支渠的新街渡槽，进一步发挥了灌溉效益。
1967年，七门堰纳入杭埠河灌区规划。是年元月，杭北干渠从团结闸切断西干渠，直入七门堰中干渠。从此，七门堰改从杭北干渠引水。七门堰西干渠汤家嘴至和平闸上段报废还田，下段各级渠道均被西支渠利用。原七门堰总干渠因长期不引水而淤塞；团结闸以下至舒城城关各级渠道，均被杭北干渠所利用；七门堰进水闸也因杭埠河上游建龙河口水库，下游河道拓宽，中游大量采砂，河床日益下降，堰口无法引水，而完成其历史使命。
七门堰灌区早有用水制度，明朝刘显首定引水例，即上五荡用忙水，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起至七月底使堰水灌田；下十荡用闲水，每年八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底，引堰水灌塘、灌陂、灌田。忙水和闲水制度的确定，“使强者不得过取，弱者不致失望”。但弊在堰水上余下缺，互不调剂，故时有纠纷、械斗。民国17年(1928年)，乌羊堰下游与上游因要水发生械斗，死伤9人。民国33年大旱，下十荡与上五荡在洪家荡发生武装冲突，死伤3人。建国后，于1954年实行计划用水，上下荡均用忙水，从而彻底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上下游用水矛盾。
水费征收标准：旧例分正扶水、挂扶水。全使用堰水田的正扶水，每石收谷一斗。以引塘为主，堰水为辅的挂扶水，上五荡每个车水埠收糙米约为今100市斤，下十荡每石田只征收稻谷5升。各荡收的水费，只作荡长补贴；工程整修另行摊派，每年清淤整治需工两万个，皆由农民负担。1954年，七门堰水费分为三等：自流放水田和一盘车车水田为一等，每亩征收稻谷28市斤；两盘至三盘车水田为二等，每亩征收稻谷23市斤；四盘至六盘车水田为三等，每亩征收稻谷15市斤。1956年改定为五等，以人民币为汁算单位。自流和一盘车为一等，每亩征收1.8元；两盘至四盘车水田为二等，每亩征收1.45元；五盘至六盘车水田为三等，每亩征收0.95元；一级抽水机提灌田为四等，每亩征收0.72元；两级抽水机提灌田为五等，每亩征收0.5元。全灌区一律分等造册，由县统一布置征收，统一使用，主要用于管理人员工资和工程维修配套。1967年，杭北灌区建成后，水费征收执行灌区统一标准。
三、水门塘
水门塘，位于霍邱陈家埠北。《资治通鉴》元胡三省注引《华夷对镜图》载：“芍陂……与阳泉、大业并孙叔敖所作”。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曾经整修，故又名大业陂。始建时面积约1.2万亩，后因失修淤积和豪强侵占，到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霍邱县知县张海实勘，塘周19.8里，面积8500亩。当即垒土堆为界，土墩以内为塘，土墩以外为田，以限侵占，今陈家埠北面的两大土墩是其遗迹。但侵占难限，到民国末期，面积只有4500亩，塘内淤浅，沦为荒塘。建国后，霍邱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拨款重建水门塘，恢复塘面5000亩。1958年开挖史河灌区，沣东退水渠穿过水门塘，隔堤将塘的面积缩小五分之三。后因沣东干渠渠尾水源不是，水门塘以下灌区经常受旱。1967年拆除塘内隔堤，增建进出水闸和四周放水涵，加高塘埂，库容扩大到1040万立方米，成为史河灌区沣东干渠的中型反凋节水库。水库坝长7895米。坝顶高程32米，最大坝高6.39米，顶宽4.5米，内坡1：2.5，外坡1：3。1975年续建时，筑防浪台52座，并将内坡1：2.5改为1：5。水库南端建2孔单孔宽为2米的进水闸，进水流量10立方米／秒。北端建2孔单孔宽为1.6米退水涵，最大泄量20立方米／秒。同时，在水库四周建灌溉放水涵7座，向黄岗、陈家埠、青铜(龙)门、大莫店等支渠送水。水库设计灌溉面积9.08万亩，由于进水闸上游引水渠两岸渠堤高程不足，不能按规划引水蓄水，实灌面积年均仅2.5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