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风俗，是与该地的经济基础，以及文化素养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风俗以及人们的伦理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本志书的“风俗”，就是记载这一演变过程。
岁时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晨起燃“二踢脚”，谓“开门炮”。男女换新衣，中堂设香烛，全家先拜天地、先祖，后拜尊长。古时全天不吃荤。早餐吃扁食。解放后无此忌讳。早饭后，到宗族、亲邻家互贺，逢长辈行叩首礼，平辈或朋友打一稽首，曰：“拜年”。家家人备食品、糖果、花生、瓜子招待，给晚辈压岁钱，以午前为度。集镇有踩高跷、玩旱船、唱戏、说书者。是日，不准扫地，忌动刀剪。初二起走亲串友。初二去外祖父家拜年，初三去姑母家，初四去岳父家。初五旧俗称“破五”，为忌日，忌走亲访友。
解放后，节日中大部分传统习惯仍存、焚香罗拜和部分禁忌已废。“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过“革命化”春节，群众表面虽服从，但私下仍循旧习。70年代末，大年初一，领导干部看望在生产第一线的人员，慰问烈，军属和离、退休老干部，进行军民联欢。
〔立春〕
立春前一日，用彩幢装饰独轮车迎春。立春日，祭芒神，各家作春盘、春饼，饮春酒。此俗30年代中期废。
〔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习食汤圆，观灯、放焰火。
是夜，比户悬灯，灯式品目繁多。儿童打灯笼，示意世代昌兴。农村用黄豆面或麦面蒸灯，外形似兽，色逼真。
城镇有玩高跷、竹马、旱船等，夜晚放焰火。用芒硝、硫磺、柳炭和犁铧尖制成花筒燃放；解放后，焚香磕头渐绝。自60年代起，湖南鞭炮、广东花筒在县内畅销。入夜，全城火树银花，嬉游达旦。“文化大革命”中，花灯、焰火均禁，但人们仍食汤圆，以示全家“团圆”。近年来，花灯、焰火渐兴。
〔二月二〕
涡阳人称二月二（农历二月初二）为“龙抬头”，食凉粉及炒玉米花。天未明，用草木灰在中庭和麦场上撒圆圈，最少三个圈，中间放杂粮一撮或硬币数枚，上覆断砖。谓之“围仓”，以示丰收在望。此节已废。
〔清明〕
户户以柳枝穿馍悬檐下，旧习称此馍到夏至时能治病。是日，男女盛服，携盒酒至郊外，添修祖茔，焚纸钱，祭祖先。祭毕野坐，醉饱而归。
解放后，逢节给祖茔添土之俗仍存，机关学校组织干部、学生祭扫烈士陵墓，缅怀先烈，启迪后人。
〔端午〕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户户门首插艾和葛蒲。在旮旯处点艾叶熏蚊，在墙根角撒雄黄粉杀虫蝎，在小儿耳、鼻、眼窝、肚脐处涂雄黄，防患除病。并用五色线系小儿头颈，谓之“缚花绳”。妇女节前用黄布为外甥或小侄儿们缝肚兜，鞋上绣“虎头”、“五毒(蝎子、蜈蚣、蛇、壁虎、蟾蜍）”，是曰穿戴，谓“避五毒”。姑娘用硬纸叠棱椎形，内放白芷、花椒，外缠各色丝线；或用各色碎布做成香包，内放香料，外缀“同心结”，分赠朋友，日“送香包”。
早餐食汤圆、糖糕、粽子、油条，并在亲友中互赠。中餐设宴，饮雄黄酒。晚餐如平日。
涡阳人以端午节为一年之大节。饮雄黄酒、缚花绳、避五毒等虽已早废，但门首插艾、早餐食糖糕、粽子，并互相赠贺之俗尚在。是日重中餐，分家的儿女节前要以鸡、肉及酒孝敬父母。近年，端午节往岳父母家送礼之风渐盛。
〔六月六〕
是日，购鱼鳖在水中放生，意可化龙。晨起，以冷水和“六一散”“、自糖饮之，意为可不伤暑。此俗抗日战争后废。晾晒书画衣被之俗，虽不定于此日，因农历六月酷暑，至今仍在月内搬箱晒衣，以防霉变。
〔七月七〕
是日，有女儿的人家，盛水一碗，放在暴日下，命女儿投小针入碗，再视水底日影变动，以此预卜其手艺。是夜，妇女陈设瓜果，捏绣花针，对月穿线，以穿入者为巧。此习俗在民国初年废。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谓“鬼节”，家家扫墓，也有办“盂兰盆会”，诵经放焰口，超度亡灵。此俗在20年代已断迹。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各家备月饼，瓜果，在亲人中互赠，午餐设宴饮酒，至夜全家团聚，焚香祭月，分尝月饼、毛豆等，玩至中夜。
涡阳人以中秋为一年的大节，素来隆重。儿女要在节日买肉、鸡、酒、月饼、水果等孝敬长辈。礼品以双数为吉利。1958年前，尚有全家设筵赏月俗。中餐颇丰，以食公鸡为主；晚餐一般烙焦馍，喝糖稀饭。1958年后，夜筵渐消。
〔重阳〕
农历九月九日，县城内士绅宴赏秋菊，吟菊花诗，登高远望。此俗抗日战争后废。
〔十一月〕
农历十月一日，如清明仪式祭扫祖茔。此俗延至今日仍存。
〔腊八〕
农历十二月初八为“腊八”。早餐以五谷并各类副食品煮粥，日“腊八粥”。信佛教者，是日布施穷人。此俗至今，煮粥原料变为面条、大米、花生米、麻花、粉丝、猪肉或羊肉等。城乡有：“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办”之说。
〔祭灶〕
“官祭三，民祭四”，即指农历十二月二十三与二十四日为祭灶日。是日，各家扫尘拂舍，焚香点蜡，以饴糖泡米花制糖饼奉灶君，并率家小罗拜，言：“辛甘臭辣，灶君莫言。”现祭灶活动已为少见。
涡阳农谚：“腊八、祭灶，新年快到，闺女要花，小孩要炮，老妈子吃着桂花糕，老头子戴着新毡帽。”祭灶之后，就要开始打扫卫生，制作过年食品。
〔除夕〕
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为除夕。是日，换桃符、贴春联、易门神。人夜，明烛烧香，具礼祀神，合家聚餐。后围炉环坐至达旦，谓“守岁”。午夜时，放爆竹，曰“关门炮”；长辈分压岁钱，多少不定。
除夕为传统节日，古之风俗，多数仍存。节前，购置物品，备新年用。如二十六、七日，家家磨绿豆、炸丸子、麻花、麻叶和家常鱼。入夜时，炊烟飘绕，油香四溢。二十八、九日蒸馒头、枣花、枣山、宰鸡、煮肉。与旧俗不同的是，除夕，全家聚餐由夜晚移至中午。
祝祭
〔婚嫁〕
旧时婚姻多由媒人提亲，介绍男女双方家庭、年龄、性格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经双方家长同意，由男方正式请出“四大媒红”，求婚时，男方家长备“谢允帖”，由媒人送给女方家长。帖内向女方表达仰慕之意。女方回帖，俗称“谢允”。男女双方换庚帖，俗称“传书”。传书时，男方宜备首饰、布匹作聘礼，女方则答以书籍、帽子等物，多寡随意。传书后，男方请原媒到女方征求结婚日期，俗称“要生日”。女方若不同意，则另选吉日。婚期已定，百事纷来。首先约定花轿、响手(奏乐的工人）。期前十一、二日，男女须请媒人、舅舅、迎客(必须是女性）及其他至亲厚友。漏落一人，必至见怪。女方须请送客，最合适的送客是女方叔父、舅舅或近亲。婚前一日，响手导花轿至女家，女家备酒席招待。俗称“过轿”。至期，城镇富庶之家，嫁女穿红衣，着艳裙，戴眼镜，蒙红头巾，入轿，响轿在前，嫁妆随后。嫁妆有小四件、单八件、巧十三。花轿行至男家，由男家铺一席，设供案，焚香奏乐，鸣鞭炮，新婚夫妇面南背北，女上男下双拜天地。礼毕，设宴款待宾客。宴前，设帐桌记帐。至亲者礼重；贫穷的至亲，由“大总”记空头帐，俗称“内收”。宾客之中以“送客”、新郎舅父为最重，招待均需至敬尽礼。宴前由新郎向宾客致礼道谢。当晚，诸亲友欢聚，唱送房歌，戏耍新郎、新娘，至夜方散。次日上午，新妇对婆家的父母及一切尊长行开拜礼，也有结婚之日即行，古谓之“庙见”。受拜者须给见面礼(钱），多少不等。下午，新夫妻同往男家祖坟烧纸跪拜，名曰：“烧喜纸”。婚后第3天，女家请至亲，由媒人引导，往男家瞧看嫁女，曰“三天瞧”。婚后第六天，女家接女婿和女儿作客，男家备肉、酒、果品、鸡或鱼“四首礼”，由媒人引导到女家，午后新婚夫妇同回。至满月，新婚夫妇同到女家，日“回门”，向所有的尊长行叩拜礼，受拜者亦给见面钱，多少不等。女方家长设筵招待，并请人作陪。婿下午即回，女须住28天后回婆家。新婚前后历经八个环节，均有媒人作公，每次都备整席筵请，谓之“媒八嘴”。
1951年，颁布《婚姻法》。实行婚姻自主，父母和他人不准干涉包办。结婚仪式大为简化，领结婚证后向人民领袖行鞠躬礼，入洞房即成夫妻。机关单位职工，一般安排在节假日举行；农村大多数选择农闲的双头日子。女方不要男方彩礼，男方也不要女方嫁妆。70年代后，旧习渐起，仍有不少人循俗行事，尤以农村为甚。
80年代，农村订婚，女方要彩礼甚重。一般要见面礼50元至100元，瓦房3间，缝纫机1台，自行车1辆，衣服4至8套，鞋袜、毛线衣另外。女方陪嫁一般有小4件、单8件，另有被单、衣物等。换花轿为汽车，以鞭炮或录音机代乐工。城内条件更高，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个别还要照相机，故称“三转、一响、一卡哒”。近年来，陪嫁需有大立柜、五斗橱、写字台、梳妆台、电视机，沙发等几十条腿。迎亲时雇汽车招摇过市，播放音乐，滥放爆竹。虽有旅行结婚者，但仍要收礼侍客，少则几桌，多则几十桌。此习奢侈浪费，有待易改。从简办婚事和不要彩礼、退彩礼者也有，但为数甚少。
回民婚姻，与汉人大体相同。只是男方：‘谢允”后，要择出两个“主麻日”，请女方选定。结婚日，男方须请阿訇参加婚礼，并由阿訇念“女歌”。婚后三日天未明，女家要将新娘接回，当日中午，需送回婆家，名日：“偷三”。婚后一个月为“归宁日”。伊斯兰教规定：本族人不准与外族通婚。解放初，《婚姻法》虽已颁布，回族人若与汉族人通婚，长辈仍百般阻挠。1957年后，回汉两族通婚已视为正常。
〔生育〕
女子临产，娘家送红糖若干斤，谓之“催生糖”。产后九天报喜，以鸡蛋染红馈赠，为2至4个，男单数、女双数。至第12天，亲友来送“宗米”，一般为小麦(喻根深叶茂之意），小儿服装、被褥、红糖、米花之类。因添人进口，宴客的席面比婚丧嫁娶讲究。第28日，产妇由生父接回娘家，谓之“接满月”。未满月之前，产妇忌进他人宅院，若入他家，则被认为“晦气”，须由产妇放炮除晦。此习虽系蔑视妇女之风俗，但至今尚存。
幼孩周岁后，由德高望重的人，集百家之布做衣赠之，曰“百家衣”。还有用红布做圆形项圈(俗称脖圈），套在小孩颈上，以示娇贵。还有娇儿留辫子的。小儿12岁时抹脖圈、剃辫子，须设宴招待亲朋。此风在农村至今仍有。(祝寿）
涡阳为耆老祝寿年为“66”、“71”、“73”、“80”。俗称“六十六吃块肉，七十一吃只鸡，七十三吃条鲤鱼猛一窜”。
年至66岁，儿女和至亲，在农历正月初六或十六，为老人送点红点的小馒头66个、饺子66只，只准多不准少。猪肉6.6斤，少则3.6斤或1.6斤(以上均为市斤），总之要带“六”字，并带点心数包前往祝寿。71岁，祝寿期改为农历正月初一或十一、不送饺子，把肉换成鸡。73岁，祝寿期改为农历正月初三或十三，礼品同71岁寿，唯将鸡换为鲤鱼一条，意为让老人吃条鲤鱼，度过所谓“七十三不死鬼来缠”之生死关口。至老年，庆80、90岁，祝寿期改为农历正月初八，初九，礼品为白面蒸的寿桃。富裕之家送寿衣、彩幛或玻璃匾。
解放前，仅儿女和至亲为老者祝寿。近年连邻居，朋友均为送之。礼品有改为送钱者，一般10元，多则不限。
〔丧葬〕
丧葬规模，视家庭经济情况而定。
老人年迈，下辈着手制寿材。木质为：一柏、二杉、三梓楸，次者为桑，槐，忌用楝木。棺底厚四寸，帮五寸，盖六寸为上乘，俗称“四五六”式，还有“二三四”、“四四五”等式。漆生漆，要求三遍。寿棺将成，好友以仪物来贺，喜其成又祝其不即用。此俗为县境特有，俗称“翻棺材底”。寿衣一般要求3至5件。穿单不穿双，意黑，常为蓝、红两色，上下衣棉絮宜厚。初死，不可举哀，须给死者整好衣服。棺内放草木灰，底铺表芯纸或其它陪葬物。老年女性，由孝子光脚去死者娘家报丧。入殓时，死者背垫一铜钱，为“垫背钱”。口噙一铜钱，为“噙口钱”。手中拿饼子，曰“打狗饼子”。脸蒙1纸，为“蒙脸纸”。棺头上放盏点燃铁灯，曰“引魂灯”。放一小罐，内装面条，上覆1蒸馍，插筷1双，曰“蜜蜂罐”。入殓毕，全家方可尽情痛哭。之后，往亲戚家报丧，至亲可启棺轮流瞻仰死者遗容。第三日，亲属视毕，用箔贴以棺材口，俗称“封材口”。是日下午，全家穿粗布白衣，俗称“孝服”。子穿孝袍戴撮头帽，孙戴羊角帽，重孙帽上缀红绒；女儿穿孝袍顶白头巾，女婿带“拉尾巴帽”。来吊唁的亲朋，奠仪以纸箔为主，交往深厚的加祭菜，俗称“摆三牲”，即鸡一只，肉3.3斤，纸3.3斤。死者家属陪吊客而哭。第三日晚，全家哭入附近神庙，或村外的三岔路口粘钱，俗称“送三”。其仪式是：用木托盘斜立地面，死者亲属逐一向死者祷告，告以未了之事如何办等。祷告毕，以中指按一铜质圆钱，在托盘中上下推动，略一粘着，便以为死者灵魂已至，举家痛哭，尽哀始还。此俗，部分农村仍存。
葬地及出葬日期，均由阴阳先生按八卦选定。埋葬时实行家祭礼，一切仪式均由地方上较有声望者指导。若父母死亡，出嫁之女除摆“三牲”外，还要请乐队，扎纸人纸马等物。富庶之家，还有请和尚道士诵经，超度亡灵者，曰“亡棚会”。
安葬时以木弓、黍矢及五谷少许撒棺盖上。由长子扛幡。男性在前，女性在后，至村口停棺，长子“摔老盆”，领棺下地，女眷止步，尽哀即还。至墓地，长子引棺在墓穴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为“划地为宅”。之后，背棺入穴，在墓前跪拜焚纸。葬毕皆还，即宴谢吊唁的亲朋。
次日，孝子到送葬礼诸家叩头，曰“谢孝”。第三日圆坟，全家同往，大力修筑，丧葬即告结束。如属幼丧，父母尚在，当时即葬，不举行上述仪式。
丧主例须家居，不便外出，亦不能执业。交往较厚者，备宴请其出孝，俗称“抹孝帽”。农历年关，头一年大门不贴对联，第二年贴蓝纸斗方，第三年贴紫纸斗方，三年后方可贴红纸对联。守孝期间，不参加一切庆贺仪式，三年期满。另外，如果死了儿女，还有“解恼”之俗。
解放后，提倡办丧事从简，废除旧俗。七、八十年代，城镇办丧事，一般实行搭灵棚、送花圈、挽幛，燃放鞭炮，开追悼会，然后安葬入士。
60年代末，平整土地，将坟墓迁至沟岭或废地，有的实行深葬。1977年，县建火葬厂一座，并备有机动汽车一辆接尸体火化。同年11月9日，县革命委员会公布“废除土葬，实行火葬”的6条规定。但至今火葬者为数甚少。
回民丧葬，人亡时曰“五常”，称死者为“亡人”。报丧后，吊唁者例送香沫或长香。“亡人”停放第三日，家庭请点传师为“亡人”淋浴两遍。亡男，请男侍；亡女，请女侍。，‘亡人”淋浴后，要裹白布。贴身所裹白布称“小褡袢”，长3米；外面所裹白布称“大褡袢”，长约5米；脚裹布长2.7米，其它用布1.8米，计用白布12.5米。裹白布全过程称“达葬”。“亡人”达葬后，不用棺木，将“亡人”放入“经匣”。出殡前，请阿訇颂经，送葬者在阿訇面前抛硬币(或铜钱）。埋葬“亡人”时，阿訇随送葬队伍，将收集的硬币撒在地面。孝子不扛纸幡，经匣上覆盖花篮。墓用砖砌。至墓地，抽出经匣底板，“亡人”落入墓内。富者，墓内放一柏木踏步，并挂帐子。贫者无力砌墓，也可挖一土墓，名曰“偏堂”。坟头为平顶。葬后7天、40天、百天、周年为“亡人”念经、添坟，并炸“油香”之类食品分送亲朋。家庭
〔成员〕
涡阳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封建礼教根深蒂固，喜多代同堂，以人口众多为佳，故多早婚。家境富庶者，儿子结婚，仍不分出。民国初期，城内有五代同堂之家，竟达40多口人。抗日战争时期，虽屡遭战乱，仍有合6兄弟为一家者，达四、五十口人。以长子或幼子当家理财。全县每家人口均在5口以上。至60年代中期，县境每户人口平均为三、四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急增，1982年人口普查，县境每户人口，少者4人，多至9人。独子若与长辈分家，为亲邻所嗤。近年家庭日趋小型化。
〔妇女地位〕
清道光、咸丰年间，县境女子受封建礼教影响，慕“节义”，常有殉夫之事。捻军失败后，此风稍息。民国初年，城镇居民之家，仅少数妇女从事手工行业，妇女中普遍缠足。1935年，提倡放足，虽逐户查劝，成效甚微。多数女子依附丈夫生活，故有“女儿乐，女儿欢，寻个女婿管吃穿”之说。
解放后，妇女参加工作者与日俱增。因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妇女的家庭地位逐渐与男子趋于平等。在农村，家庭一切事情由男子决断的状况，亦日趋减少。
家务，解放前为妇女理尽。农村妇女要下地干活，哺乳孩子、烧锅做饭、缝补洗浆，其繁重劳动甚于男子。解放后，双职工家庭男女各自分摊家务。
涡阳旧风，请客设宴，男女分桌，家庭如来亲朋，妇女下厨，宴请时，由男子陪伴。此风农村仍存。
〔文化结构〕
清末，唯有富庶之家才有小学毕业生。城内一般家庭，十有八、九都是文盲；农村识字者，以村落为计。民国期间，城内多数家庭每户有一小学毕业生。上中学者均为富庶人家子弟。解放后，有文化的家庭渐增。高中毕业生在全县每百户家庭中，1964年占1.5户；1982年7月，占11户。初中毕业生在全县每百户家庭中，1964年占11户；1982年7月，占55户。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后，部分农民子女中途辍学。文盲多系女性。
〔离弃〕
旧时，若夫妻离婚，女方父兄等要纠众示威。若女方自尽，其夫往往被杀。也有报复殴辱，辗转仇讼，酿命倾家。
解放后，夫妻离婚，主要为家庭经济纠葛或感情不和而致。也有男方嫌女方不生育，或生女孩而虐待女方；或某一方道德水平低下，视婚姻为儿戏等等。
生活方式
〔习尚〕
县境原为四县接壤之地，因水旱灾害，官府压榨，故民风强悍、诚直，拳勇好武，朴实仗义。立县后，虽经文化启迪，但部分家庭仍重武轻文。本世纪五十年代后，增设学校，加强治安，转化民风，县境始行文武并重。
〔交往〕
县人交往，重信义。捻军结捻时，捻首都是行侠尚义之人，故能交接四方，一呼百应。延至解放后，交往仍重信义，但多以互惠为条件。
探望病人，应在上午。下午意为夕阳西下，不宜探望。此俗至今仍存。
〔娱乐〕
下棋、听说书、看戏、来“六州”，为民间日常娱乐方式。“六州”即在地上划横竖各6条直线，成棋盘格状，任选一物作子，两人对奕，以逐出对方子为胜。
本世纪50年代初，电影传入县境，渐为普及。青、老年人娱乐方式悬殊甚大。老年人喜听戏曲，青年人爱看电影，听流行歌曲。
〔时间概念〕
县境因工业落后，长期以来，民众思想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概念。农村以看太阳而定上、下午。本世纪60年代起，农村开会仍以看太阳为准。70年代末，农村有钟表者逐渐增多，时间概念增强。县城机关、工厂，上、下班习惯以钟点定时间。由于机关干部和工人影响，大部分市民也习惯于定时作息。县城的商店，不再是日出而开门，日没而落锁。古会
县内逢古会处，主要在县城、义门、高炉、龙山，会期一般在麦收前。1957年前，逢会时，县内外客商云集，少者数千人，多者万人以上。集上百货土产俱全，市面繁荣，还有剧团演出节目，热闹非凡。1958年后，县里以妨碍生产，破除迷信为由，取消会期。70年代后期，古会改为物资交流会，逢会传统逐步得到恢复。
陋习
〔烟毒〕
清末民初，涡阳为罂粟产区，吸烟最盛。城内有烟土行三、四家，烟馆10余处。
烟馆分官开、私开两种。宫开烟馆称“民膏局”，以丁志培、王准庆开设的最大。设在西关邮电局旧址，门面两间。馆内备烟灯、烟枪，日夜营业，入馆抽烟者络绎不绝。私开的烟馆，西关的刘麻成最有名。
解放前，涡阳人以鸦片为应酬品，嗜者普遍。富家在家中卧床吸大烟；贫者在街上铺席烧烟。乞丐吸“回笼烟”，既吸入他人鼻孔喷出的烟气。故涡阳有：“铺狗皮，枕砖头，鸡蛋壳子淋蜡油”之谣。
清末民初，烟价昂贵。一个泡大则几十个铜钱，小则几个铜钱。1934年禁烟时，烟价涨至一、二块大洋1两，最高卖到20块大洋1两。当时县城有一富商刘来斌，因吸烟花光家财，夏日光脊梁，冬日披麻袋，沿街乞讨。
1934年，实行禁烟。先将各机关烟灯一律肃清，公务员吸食鸦片者，应予免职。后逐渐行及民众，并设立戒烟所。行至两年，虽有成效，但仍未彻底铲除。吸食鸦片者由明转暗。后戒烟办法甚烈，对屡教不改者，枪毙近10人。1939年，县城设一戒烟所，经费5千元，医生1人，床位30张，入所戒烟141人。
抗日战争期间，地方政府管理松弛，吸烟者渐增。1948年解放时，虽严令禁种罂粟，但种植者仍有，吸食者不断。50年代初，在义门集东北的杨楼，办一戒烟劳改场。1955年后，县内吸食鸦片者方绝。
〔赌博〕
解放前，涡阳赌博分公开聚赌和私人设局两种。公开聚赌，在城内划有专地，为开宝、牌九、纸牌、骰子，以开宝为最盛。私家设局，多为麻将。
立县前，窑(姚)街子与文明巷接口处是雉河集公开聚赌场所。立县后移至城中，即现人民影剧院门口。赌者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人。当时，“街头巷尾，常呼卢喝雉，一般妇女，亦乐而不厌。”
设私局者，也可参与赌博。主要是“打头”，即抽胜者十分之一，以烟茶供客。城内设较大私局的马廷臣，每晚可“打头”几十块大洋。次之是王杰三，设在南关。另外，大商号后堂内，也多设赌局，“打头”百分之四、五，为号内学徒的薪水。时有“谁买牌，谁发财，只许打头不许来”之谣。
民国初期至30年代，赌博在涡阳视为行业，输赢大至数万元。城内一姓孙者，赌博后数十间房屋典卖至尽。西关一姓李家，还不清赌输之债，上吊自尽。历任国民党县长，嚷禁赌，但春节却公开放赌，延至农历二月二日止，谓之“官赌”。故赌风日炽。1934年，取缔公开赌场。但设在私家的赌局依旧行赌。1938年，国民党县政府逃离县城，城内赌风大炽。后战事频繁，赌博之风稍为收敛。解放后，人民政府严禁赌博，涡阳赌博之风基本杜绝。1970年后，用扑克、牌九、麻将赌钱者又有抬头。1980年后，加强管理，赌风渐煞。
〔娼妓〕
涡阳县城自民国初年开始有公开娼妓。
涡阳妓女有“扬州帮”、“河南帮”之分。自苏、扬一带拐买而来的，不缠足的为“扬州帮”；自北方拐买而来，缠“三寸金莲”的为“河南帮”。经营方式有三种：一是在店家租房赁屋，自卖自收；二是终身卖与鸨儿；三是与老鸨儿签订合同，俗称“捆的”，期满后可以离开。
本世纪30年代初，城内妓院有10多家。最大的一家设在西关当典街的“刘家店”，有妓女10多人。另有南门内盖的第一楼、雉河旅馆，均开店蓄娼。暗娼多在城西北角炮台下。1934年，曾下令禁娼，饬劝改业，关闭公开妓院。外地妓女陆续离涡，当地妓女由明转暗。1938年，县城连遭日军轰炸，大部分妓女迁至界首。涡阳解放后，娼妓方绝。
〔占卜〕
县境东北青疃集一带，每年年末，有人以黄雀叼签卜凶吉。其法是以纸制成签，签内绘12属相，每相3张，1张腾达，1张坎坷，1张平妥，共36张。每签薄厚不一。先饿所养黄雀(或白玉鸟)，后以食诱之，使其形成条件反射，教以叼签。
术者持黄雀，每入一村，都宣称黄雀叼签，神通广大，凶吉皆卜。若有人问卜术者必先问其属相，视其服装、兴致，察颜观色，决定其属相好坏。然后平摊36张签于笼前，黄雀视术者手势，衔出其一，必是卜者所属之相。例如：问卜者属龙，而貌相富厚，则使黄雀叼出在天之飞龙，表示前途腾达；若貌似贫穷，则必使黄雀叼出潜水困龙，表示前途艰难。其术粗成如此，仅能在农村游转。1938年后，此术渐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