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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民间艺术
(一)曲艺
民国年间,安徽大鼓、淮北琴书、河南坠子、评书曲艺在农村已很流行。建县以后,曲艺艺人有100余人,均为个体演出者。1965年7月,成立首届曲艺协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曲协停止活动,1979年恢复,1985年改选第五届理事会,有会员38人。在现有曲艺艺人中,职业艺人50名,学员20名,半职业艺人50余名。各区曲艺艺人,或七八人或十余人组成曲艺队,协调、管理曲艺文化市场。平时逢集以地摊形式演出,每说唱一段(俗称“一关子”)收费一次,尔后再唱。每逢庙会、绠会、物资交流会,多由交易所、牙行包场,以招揽生意。农闲时到农村演出,多为集资包场。大鼓书，一人演唱,说唱并重,自击鼓、板，有“立嗓”、“卧嗓”两种唱法,音乐为上下句反复结构,包括上板、慢板、摇板、闪板、紧板、落板等板式,曲目有“段子活”(书帽)和“蔓子活”(长篇)两种,传统曲目多唱历史故事和侠义、公案故事,如《杨家将》、《封神榜》、《说唐》、《水浒》、《三国》、《包公案》、《济公案》、《三侠五义》等,现代曲目有《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琴书,由鲁西传入,一至数人演唱,有扬琴、坠胡、三弦、琵琶、檀板伴奏,曲调有慢板(四句牌子)、悲调(苦条子)、流水、垛子、流水连句等,传统曲目有《反唐》、《十把穿金扇》、《水漫蓝桥》,现代题材曲目有《雷锋》、《烈火金刚》等。坠子,演唱形式有自拉自唱、一拉一唱和对口唱三种,艺人手打檀板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对口时,另一人还打单钹或书鼓;伴奏者拉坠子弦(又称坠琴或坠胡),有的并踩打脚梆作为击节。唱腔有引子、平腔、大、小寒韵、牌子、五字嵌、十字韵、快札板等。唱调基本为七字句,曲目分大中小3种。民国年间和解放初期,有一部分盲人演唱坠子书,以为谋生之道。传统曲目有《大红袍》、《雷公子投亲》、《张廷秀私访》、《玉堂春》等。曲艺艺术成就较高的首推原展沟集大鼓书艺人黄麻子,以说唱《兴唐传》、《三侠剑》闻名遐迩,50年代末到淮南市定居;其他较有影响的艺人有管应朋、刘立成、李守成、汝振先、许可发、武守清、田忠坤、陈成海等。
(二)杂技
30年代,河北省吴桥县杂技艺人来皖演出,胡集区龙湾刘国兰第一个拜师学艺,继之张广锦、房玉堂亦拜师,自此境内始有杂技艺人。以后相继发展胡集区的张可发、张广远,阚疃区的陈怀生、程龙山、崔同春、王怀友、刘国孝、程晋洲、陈学士、王成飞等10个杂技团体,荒歉年,作为外出谋生之道。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杂技艺人不断增多,农忙务农,农闲外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遭批判,限制外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产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多余劳动力寻找致富之路,发挥自身优势,杂技艺术重放异彩,杂技团体纷纷组建,学杂技、演杂技的青少年日趋增多,1982年10月县成立首届杂技协会,25人以上称团,15人以上称队,15人以下称组。1985年全县有杂技艺人3000余人,其中胡集区有1500余人,展沟区有300余人,阚疃区有800余人,其他各区20至60人不等。各杂技团队,亦农亦艺,农忙在家生产,农闲外出表演。除台湾省外,利辛杂技遍演全国各省区,深入山区、草场、集镇和偏远农村演出,深受人们喜爱。旧时传统节目有吃火吐火、穿火门、顶碗、晃板、蹬坛、中幡、马术、走钢丝、上刀山等,近年增加爬竿、蹬梯、钻桶、单车、顶椅子、滚杯、咬花、空中飞人、大型魔术等。著名艺人有胡集区张广锦、阚疃区程晋洲、展沟区房玉堂,艺龄在50年以上。1982年胡集艺人张继敏成立一个大型驯兽团,曾到上海市区公园演出。胡集、阚疃、城郊区相继成立4个飞车走壁团,在本地和外地演出,获得好评。近年来,农村杂技开始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多元化、由分散向组合、由小型向大型发展。
(三)猴戏
十九世纪末,沿西淝河两岸水旱交替,灾荒频仍,饥民不断外流。阚疃集南程小楼灾民逃荒到河南省唐河县,学会驯猴、玩猴，带着猴戏担回到家乡,亲友间辗转传播,在胡集、展沟、阚疃一带迅速发展。民国年间,猴戏与扁担戏、杂技成为西淝河一带灾民谋生的手段。40年代,有二三十副猴戏担,畏于兵荒马乱,戏担不敢远离家乡,以免罹难。50年代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猴戏成为民间娱乐的一种形式,胡集一带从事扁担戏的一部分老艺人弃旧图新,开始演练猴戏,戏担增至二三百副。60年代，艺人不安于“一穷二白”的环境,外出玩猴戏的有三四百副担子,一千余人。1970年“一打三反”,把玩猴戏当作“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打击,县革命委员会派出工作队到胡集、展沟、阚疃等公社搜捕猴子,集中毙杀,仅留下数十只健壮的用汽车运送科研单位用作动物实验。一阵风后,猴戏再起。1975年“路线教育”,县路线教育指挥部派出工作队分赴农村,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下,把猴戏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再次把猴子集中毙杀,将“不务正业”的玩猴人,集中办“学习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除种种禁锢,被压抑的猴戏重新崛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85年胡集区有猴戏艺人2000余名,艺猴1000余只;阚疃区有猴戏艺人600余名,艺猴500余只;展沟区有猴戏艺人214名,艺猴200余只;马店区有少量猴戏担子。阚疃区的程小楼、三里茆、安绠、刘圩、杨庄、陈庄;胡集区的张常营、龙湾、窝刘庄、刘凤庄等,为猴戏最集中的村庄,尤其程小楼、刘凤庄,几乎家家有猴子,户户会驯猴。1981年以来,在胡集、新张集出现猴子交易市场,已驯成的艺猴每只250-300元不等,未训的猴子每只100-150元。河南省永城、柘城、周口,江苏省宿迁、淮阴等地农民,常来购猴学艺。猴子交易市场的出现,少数艺人以营利为目的,专门到山区捕猴,个别擅自到国家自然保护区捕捉,曾受到严肃处理。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劳力过剩,农民利用猴戏寻求致富之路,每年秋收已毕,三三两两,络绎不绝的掮猴挑箱,东到海滨，西至大漠,北至草原,南到云贵,城市乡村,无所不去,至春节始返;开春回暖,再登旅程,麦收前赶回家乡。传统节目有猴子穿衣戴帽、挂鬼脸(假面具)、推小车、坐旱船、挑花灯、大小空翻、蝎子爬、骑绵羊、上刀山、空中倒挂金钩、“张飞卖肉”、“陈抟老祖卧天桥”、走钢丝、打篮球、骑童车等,艺人也常常表演一些小型杂技、魔术节目。所到之处,鸣锣开场,吸引观众,演出中间或演出结束,向观众收取酬金,或三分五分,或一角两角,不拘多少,不给也行,演出一场,管顿饭吃也可。近来亦有少数农民技艺不精,一人一猴跑“单帮”,牵猴沿门叩头、作揖,乞取钱财,实不足取。1983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摄彩色故事片《玩猴的人》,派人专程来利辛聘请胡集乡大刘村郑庄的青年玩猴艺人郑永河,带着他的猴子赴河南协助拍摄,担任有关猴戏的技术指导,历时5个月,后由郑永桥、郑永江参加,完成全片的拍摄任务。
(四)舞蹈
民国年间,太平时期每逢春节、庙会，较大集镇一般都有群众性的歌舞活动,由集镇上热心文艺的人出面,向店铺、牙行、作坊、货栈募资,招集戏班或方圆艺人排练高跷、旱船、龙灯、狮子舞等。较为有名的有展沟、阚疃、江集、张村、高皇庙、佛镇集、马店集、王市集、孙集、阎集等集镇。展沟集以元宵灯会遐迩闻名,一条街有3个灯班,传统节目有龙灯、狮子、旱船、小车子、跑黑驴、肘哥、老头老嬷打架等,每逢节庆,二龙并出,双狮齐舞,诸般尾随,甚为壮观。阚疃集传统节目有龙灯、哈蜊灯、独杆轿、跑驴、高跷、旱船、小车子等。江集传统节目有三仙舞,用竹篾、彩纸扎制鹤、龟、蚌，由艺人操纵作舞,以锣、鼓、笛、唢呐、二胡伴奏。其他集镇亦大致如展沟、阚疃。民间歌舞,至50年代仍兴盛不衰；“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四旧”而被禁止。80年代初,张村铺、展沟集、高皇庙等集镇复展旧姿。1984年春节,有数班舞蹈队进县城表演,欢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带来的幸福吉祥。张村铺新组织的舞蹈队30多人,精彩表演,博得人们一致赞扬。
(五)民间乐班
民间乐班,俗称“响手班”,主要乐器是唢呐,配以笙、简板、锣、鼓、钹等,民国年间已广泛流行,成为半职业性的民乐艺人。每逢节日喜庆、婚丧大典,聘请一班或数班,吹吹打打,渲染热闹气氛。著名的乐班有江集区栾楼乐班,老艺人栾胖(诨称),能控制气息,吹出优美的箫音,可一连数小时不停地吹奏。传统曲调有《百鸟朝凤》、《全家福》、《柳浪闻莺》、《步步高》、《扒缸》和现代歌曲《社会主义好》、《东方红》、《我是一个兵》、《学习雷锋》等数十种。1985年全县有乐班80多个,各区都有3-5个。
(六)王人农民画
王人,旧称王老人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为区、乡机关驻地。“王人农民画”始于1957年,当时中共王人乡基层委员会书记田弼卿出席省文化工作会议,会上参观巢县司集乡群众诗歌活动得到启发,回乡后即组织农民写墙头诗,宣传推广农业技术,画了许多《玉米人工授粉》、《沤绿肥》、《棉花改良》等农业科学知识图解。1958年为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王人乡(当时区改成乡)党委发动农民献诗、献画，提出“有墙有诗,有诗有画,诗画合一”的口号,从集镇到农村,掀起群众性的诗歌壁画活动。除了墙壁诗画,又创造出田间画廊、道路画廊、聚宝盆、光荣榜、点将台、鼓动牌、跃进灯、席报、锅盖子报等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大街小巷,村村庄庄,诗画满墙,琳琅满目。凡交通要道都有画廊,就连沟河两岸,也用砂礓嵌上诗画。1958年10月中旬统计,全乡写出诗歌137.67万首(多为打油诗、顺口溜),诗画合一达8.7万幅。这一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很快推广到阜阳全县,并蜚声海内外。首先,《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10余幅王人农民诗画和安徽省文化局长钱丹辉的评介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安徽群众文化》、《安徽文化报》、《农民画报》、《农民报》、《美术》等报刊均有报道,发表作品100余幅。安徽省文联、安徽省群众艺术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合编的《阜阳农民画选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58年11月版),入选王人农民画40余幅。王人乡同时选编石印出版《诗画选集》两册,刊出作品132幅。在报刊和出版物上发表作品最多的有储纯一、杨凤江、巩泽民、邵魁一、李益斋、王尚国、蒋庆祥、徐文章等。王人农民画的兴起和宣传报道,产生国际影响。我国驻苏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7国使馆文化参赞在赴任前来到安徽,由安徽省和阜阳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陪同,到王人乡视察参观,把王人农民画介绍到国外。诗画《牛郎织女永相会》制成铁画,曾在法国巴黎展出。王人农民画和农民画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专题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1958年11月,魏国钦因诗画工作成绩显著,代表王人乡参加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同年12月,王人乡党委副书记田弼卿赴京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荣获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奖状现存县文化局文物组)。1960年王人乡党委书记李英赴京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亦获奖状(今佚)。
王人农民画的艺术特点是有诗有画,诗画结合。绘画技巧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单线平涂,用彩鲜艳。思想内容,开始强调为生产、为政治服务,多具浪漫色彩,富有想象力,如《一棒玉米千斤重》、《一个棉桃二十三斤》等。1959年转向“中心任务是什么,题材就画什么”,逐步趋于求实。
1960年因自然灾害,生活困难,开始冷落消沉。1974年夏,王人诗画活动再起,公社成立诗画办公室,区成立诗画领导小组,组织农民和各行各业的诗画爱好者参加创作活动,大搞诗画上墙。1975年秋,区委组织10余人到陕西户县参观学习,户县有关部门领导接见时说:“1958年我们在《安徽群众文化》上看到你们的事迹和经验,给了我们启发,户县农民画才搞起来的。”1976年县和地区文化部门在王人举办美术创作学习班,阜阳师大美术系派人到王人开门办学,于是又培养一批新的诗画创作积极分子,郭兴义、储可亭、韩恒明、汝洪图、申继英等新秀,作品曾分别参加过县、地、省和全国的美术展出。1974年兴起的群众性诗画活动,延续到1977年,其广度和深度不及1958年,而绘画技巧和诗歌水平远远超过1958年。
1983年王人区文化馆再次组织群众诗画活动,1985年11月29日《阜阳报》发表一整版新王人农民画,其中有汝玉玲的《淮北新貌》、巩伟的《西瓜丰收》、王尚国的《专业户鸡场》等作品,艺术水平较高。
农民画家储纯一,童年起就喜爱绘画,1958年成为王人乡最活跃、最出色的农民画家,至1960年,共画1250幅诗画、34套连环画,创作许多民歌,部分作品在阜阳、合肥、北京展览和报刊上发表。1958年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大会,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大会,后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美术家协会理事,1966年病逝。农民画家杨凤江,王人集人,贫苦农民出身,解放前是单身汉,解放后翻身当了农村基层干部,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结婚成家,与爱人李素兰一同参加民校学习,学会几百个字。杨凤江是王人农民画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60年《安徽群众文艺》发表杨凤江署名文章《学会诗画为政治为生产服务》,在谈到自己学画画、写诗的经过时说:“俺是怎样画画、写诗的呢？还是在五八年的时候,俺在邵庙集看见小学教师画竞赛栏,他只画了几个道子,俺咋看咋不好,心里怪别扭,胆子一壮,就拿笔添了几朵花,加了几条花边,正画着,李素兰来了,她伸手把俺的笔夺去说‘俺也来画’,她接上去又画了几朵牡丹花。俺夫妻俩,就一个在东墙上画,一个在西墙上画。社员车凤注看见了就喊‘都来看杨凤江夫妻画画’,马上跑来一街的人,俺心里热乎乎地一气画完四五个宣传栏,社员们都说这样就好看啦!”杨凤江就是这样走进农民诗画创作队伍的。1958-1960年,他画了许多表扬先进、批评后进、忆苦思甜和宣传生产的画,部分作品在《美术》、《安徽群众文化》、《火箭》、《阜阳报》上发表和《阜阳农民画选集》上刊载。
(七)民歌
民国年间,流传民歌有《为咱穷人打天下》、《发了多少穷光蛋》、《举起大刀齐头钅善》、《饿死不如起来反》、《新打光棍刘洪立》等反映捻军革命斗争的战斗歌；30-40年代,流行的民歌有《鬼子来了咱受欺》、《联合起来去杀敌》、《骂五更》、《闺女媳妇都放脚》等反映民族斗争、民族解放、揭露黑暗社会的时政歌;有《四师师长彭雪枫》、《从今以后当主人》等歌颂人民军队、军民团结的拥军歌;有《一个大嫂卖饺子》、《拾棉花》等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歌;有《五把金针》、《十二月里绣花灯》、《十杯酒》、《踏青》、《小圆房》、《叹五更》等追求婚姻幸福、自由的爱情歌;有《栀子开花月儿圆》、《撒床》等婚礼喜歌;有《打场号子》、《打夯歌》等表现劳动生产的劳动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数万民工奔向工地,创作出《多亏共产党,多亏毛泽东》、《五更调》、《治淮号子》等歌颂党和人民领袖的颂歌；70年代以来,农村出现彩礼风,民间遂产生《相家》、《换亲》、《八字歌》、《嫁个闺女竖座楼》等反对买卖婚姻的抗争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稀巧歌》、《“真理”》、《“大实话”》等讽刺歌；1979年在全县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了歌颂生产责任制的短小民歌,如“责任制,到了田,人人争当技术员;责任制到了户,家家都有村干部;责任制,到了人,懒汉滑头都变勤”。各个时期的民歌的共同特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愿望,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八)剪纸
剪纸艺人多为农村妇女,每个村庄都有三五人会剪鞋花、帽花、衣边花、帘花、窗花等纸花。解放前和解放初,有的艺人将剪好的花样拿到集市上出售,供服饰、鞋、帽绣花用。比较著名的剪纸艺人有马店区刘兰英、蒋振秀、李兆荣、马桂英,西潘楼区陈芳英等,部分剪纸作品曾在县展出。
(九)民间传说
(1)禅阳寺与落风池
马店集西八里庄旁有土谷堆,为禅阳寺旧址,土谷堆下埋有一眼井,叫“落凤池”。相传春秋晚期,楚平王昏庸,听信费无忌谗言,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和兄伍尚,迫使太子建逃往郑国,伍子胥亦被迫逃往郑国,与太子建父子相会。太子建因与晋密谋取郑,事泄被郑定公谋杀,子胥惧郑祸连幼主胜,便携胜及胜母马夫人逃奔吴国。行至楚地,被费无忌侦知带兵追杀,途经一小村,马夫人实在走不动了,孩子又啼哭不止,此时兵喊马嘶,情势危急,马夫人对伍子胥说:“伍将军保幼主先逃吧!”说后,乘子胥不备投井而死。伍子胥悲痛不已,只好搬块石头盖住井口,寻路向吴国方向逃去。18年后(前505),伍子胥领兵伐楚,途经这一带时,小村庄已不存在,打听后才知道被楚兵放火烧尽。子胥寻到水井处,搬掉石块,捞出马夫人尸骨葬于村中,并建庙宇祭祀。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庙宇扩建,由僧人住持香火,取名禅阳寺,香火延续两千余年,清朝时毁于火灾,遂成一土堆。
(2)解甲集
马店集西八里有一所小学叫解甲集小学,春秋战国时这里是一个小村落。传说伍子胥逃难怀抱幼主熊胜曾在此解甲求饭。18年后伍子胥伐楚路过此地,当地人才知道当年解甲求饭的武士就是大将伍子胥。为了纪念他的忠贞,相约在这个地方兴个小集,取名“解甲集”。两千多年来,风云变幻,改朝易代,小集兴衰不定,终至湮灭,而解甲集之名仍深深地嵌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中。
(3)伍子胥打马过乌江
相传伍子胥保太子建幼子胜逃往吴国,来到现在的大李集东南的乌江边,只见江水汹涌,咆哮湍急,近处没有渡船,远处又有追兵,犹豫间,战马似解人意,突然前蹄腾空,昂首嘶鸣,意欲驰骋。伍子胥情急之间,勒紧缰绳,猛拍战马,跃入江中,如轻舟利箭,倏忽间渡到对面。后人为了纪念伍子胥忠贞保主、忍辱负重的高尚品德,于打马渡江处修建了五孔桥和七孔桥。
(4)霸王沟
从涡阳楚店集到利辛城南邵渡口,有一条大沟叫‘车辙沟”,旧称“霸王沟”,传说是西楚霸王推车留下的。相传项羽有一天逃难来到楚店集(旧称楚殿集),正赶上阴雨连绵,道路阻断,不少旱路客商被困,难以入夏水(西淝河古称)乘船贩运。有一盐商愿出高价雇人用独轮车把盐推到西淝河岸上船,因雨水太大,没有人应承。项羽看了看货物,又试了试车子,便答应了盐商。项羽当时十几岁,却生得虎背熊腰,力大无穷,在泥泞的土道上推起车来不觉费力,一口气推了30多公里,直到河岸,把盐车送到船上。项羽推车过后,路陷数尺,雨水顺车辙向南而流,越冲越宽,周围百姓乘势顺车辙疏浚,越挖越深,年复一年,便成了一条大沟。后来人们才知道推车的就是楚霸王,便称这条沟为“霸王沟”。
(5)不怕丢官的夏御史
张村铺人夏之臣,是明朝万历癸未年(1583)进士。明万历十二年(1584),任河间知县,上任后访察民情,修堤建桥,筑路浚沟,县民十分爱戴,后以政绩卓著,升为监察御史。万历二十三年(1595),黄、淮泛滥,下游的四陵(今江苏清江市)水患十分严重。由于清口(即泗口)腰铺高堰阻水,淮河大水不得畅流入海,水害日甚,河臣急得无法。有个姓张的治水大臣,建议辟开堵水的高堰,神宗朱翊大怒,几乎要砍掉姓张的人头。因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三代祖坟都在清口下游的旧龙嘴,一旦决开清口腰铺堤堰,旧龙嘴就要被洪水冲淤。明朝历代皇帝一直听信堪舆家之说,认为黄、淮汇于泗口,皇族陵寝得受真龙天子之气,明朝万代基业全赖于此。自洪武以来,历经十余朝二百多年,治水大臣为了讨好皇上,不是导泻,而是在旧龙嘴上游打坝筑堰,年复一年,越筑越高,打了母堰,又打子堰,耗费银两数百万,旧龙嘴仍然浸在水里。明知打堰筑堤无济于事,百害无一利,但谁也不敢提出扒堰放水。夏之臣受命视察灾情,深知其弊,又深知其险,若直言相谏,必然获罪;若沉默不语,有失监察御史之责;若随声附和,又不愿违着良心,坑害黎民百姓。思虑再三,决定丢官为民请命,便上书直陈利害,指出历代河臣媚上欺下,害国害民,徒信风水之说的弊端。言词激越,慷慨激昂。奏疏送到工部,都为夏之臣担惊受怕,又为夏之臣的直言上书所钦敬。复奏皇上,神宗看到夏之臣冒死直谏,准奏施行。至此,淮河水才能从清口顺流而下。
(6)李舍命探地穴
伍奢古冢,方圆10余亩面积。冢上过去建有前大殿,后大殿,东小楼,西小楼。庙院当中香火池旁有一口大井,黑古窿冬,不知有多深。传说这座古坟是空的,修有地下宫殿,到底大井通到哪里,能够见到什么,各种猜测都有,谁也不敢下去试一试。伍奢冢边有个庙李庄,庄上有个叫李舍命的青年,光棍一条,不信妖魔鬼怪天地神灵,常一人独宿郊野,夜行不惧,不知什么叫“怕”字。遇到乡亲有难,敢以死相拚,人们就送他个外号“李舍命”。还是清朝的时候,有些好奇的人想知道墓下的传说,又没有人敢下去,李舍命自告奋勇,好事者从旁怂恿促成其事,遂备一大筐,四角拴上四根长绳,另系一条细绳拴上铃铛,以便联络。李舍命手持火种坐在筐内,上面由数人拉绳徐徐下降,绳将尽时,筐已到底。李舍命摇亮火种察看周围，只见大筐落在棺上，棺的四角装有4个环子,由4条铁链拉住固定在井壁上，大筐不能再往下落,又见棺材头上放一枚仙桃,其他一无所见,便牵动细绳摇响铃铛，起筐上拉，李舍命见无所取便伸手拿起仙桃,升至井的中央,忽然井水上涌,马上就要淹到脖子,李舍命忙把仙桃丢掉,井水随即下落。李舍命来到地面,把所有经过一一告诉了大家。
民国年间,安徽大鼓、淮北琴书、河南坠子、评书曲艺在农村已很流行。建县以后,曲艺艺人有100余人,均为个体演出者。1965年7月,成立首届曲艺协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曲协停止活动,1979年恢复,1985年改选第五届理事会,有会员38人。在现有曲艺艺人中,职业艺人50名,学员20名,半职业艺人50余名。各区曲艺艺人,或七八人或十余人组成曲艺队,协调、管理曲艺文化市场。平时逢集以地摊形式演出,每说唱一段(俗称“一关子”)收费一次,尔后再唱。每逢庙会、绠会、物资交流会,多由交易所、牙行包场,以招揽生意。农闲时到农村演出,多为集资包场。大鼓书，一人演唱,说唱并重,自击鼓、板，有“立嗓”、“卧嗓”两种唱法,音乐为上下句反复结构,包括上板、慢板、摇板、闪板、紧板、落板等板式,曲目有“段子活”(书帽)和“蔓子活”(长篇)两种,传统曲目多唱历史故事和侠义、公案故事,如《杨家将》、《封神榜》、《说唐》、《水浒》、《三国》、《包公案》、《济公案》、《三侠五义》等,现代曲目有《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琴书,由鲁西传入,一至数人演唱,有扬琴、坠胡、三弦、琵琶、檀板伴奏,曲调有慢板(四句牌子)、悲调(苦条子)、流水、垛子、流水连句等,传统曲目有《反唐》、《十把穿金扇》、《水漫蓝桥》,现代题材曲目有《雷锋》、《烈火金刚》等。坠子,演唱形式有自拉自唱、一拉一唱和对口唱三种,艺人手打檀板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对口时,另一人还打单钹或书鼓;伴奏者拉坠子弦(又称坠琴或坠胡),有的并踩打脚梆作为击节。唱腔有引子、平腔、大、小寒韵、牌子、五字嵌、十字韵、快札板等。唱调基本为七字句,曲目分大中小3种。民国年间和解放初期,有一部分盲人演唱坠子书,以为谋生之道。传统曲目有《大红袍》、《雷公子投亲》、《张廷秀私访》、《玉堂春》等。曲艺艺术成就较高的首推原展沟集大鼓书艺人黄麻子,以说唱《兴唐传》、《三侠剑》闻名遐迩,50年代末到淮南市定居;其他较有影响的艺人有管应朋、刘立成、李守成、汝振先、许可发、武守清、田忠坤、陈成海等。
(二)杂技
30年代,河北省吴桥县杂技艺人来皖演出,胡集区龙湾刘国兰第一个拜师学艺,继之张广锦、房玉堂亦拜师,自此境内始有杂技艺人。以后相继发展胡集区的张可发、张广远,阚疃区的陈怀生、程龙山、崔同春、王怀友、刘国孝、程晋洲、陈学士、王成飞等10个杂技团体,荒歉年,作为外出谋生之道。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杂技艺人不断增多,农忙务农,农闲外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遭批判,限制外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产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多余劳动力寻找致富之路,发挥自身优势,杂技艺术重放异彩,杂技团体纷纷组建,学杂技、演杂技的青少年日趋增多,1982年10月县成立首届杂技协会,25人以上称团,15人以上称队,15人以下称组。1985年全县有杂技艺人3000余人,其中胡集区有1500余人,展沟区有300余人,阚疃区有800余人,其他各区20至60人不等。各杂技团队,亦农亦艺,农忙在家生产,农闲外出表演。除台湾省外,利辛杂技遍演全国各省区,深入山区、草场、集镇和偏远农村演出,深受人们喜爱。旧时传统节目有吃火吐火、穿火门、顶碗、晃板、蹬坛、中幡、马术、走钢丝、上刀山等,近年增加爬竿、蹬梯、钻桶、单车、顶椅子、滚杯、咬花、空中飞人、大型魔术等。著名艺人有胡集区张广锦、阚疃区程晋洲、展沟区房玉堂,艺龄在50年以上。1982年胡集艺人张继敏成立一个大型驯兽团,曾到上海市区公园演出。胡集、阚疃、城郊区相继成立4个飞车走壁团,在本地和外地演出,获得好评。近年来,农村杂技开始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多元化、由分散向组合、由小型向大型发展。
(三)猴戏
十九世纪末,沿西淝河两岸水旱交替,灾荒频仍,饥民不断外流。阚疃集南程小楼灾民逃荒到河南省唐河县,学会驯猴、玩猴，带着猴戏担回到家乡,亲友间辗转传播,在胡集、展沟、阚疃一带迅速发展。民国年间,猴戏与扁担戏、杂技成为西淝河一带灾民谋生的手段。40年代,有二三十副猴戏担,畏于兵荒马乱,戏担不敢远离家乡,以免罹难。50年代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猴戏成为民间娱乐的一种形式,胡集一带从事扁担戏的一部分老艺人弃旧图新,开始演练猴戏,戏担增至二三百副。60年代，艺人不安于“一穷二白”的环境,外出玩猴戏的有三四百副担子,一千余人。1970年“一打三反”,把玩猴戏当作“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打击,县革命委员会派出工作队到胡集、展沟、阚疃等公社搜捕猴子,集中毙杀,仅留下数十只健壮的用汽车运送科研单位用作动物实验。一阵风后,猴戏再起。1975年“路线教育”,县路线教育指挥部派出工作队分赴农村,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下,把猴戏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再次把猴子集中毙杀,将“不务正业”的玩猴人,集中办“学习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除种种禁锢,被压抑的猴戏重新崛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85年胡集区有猴戏艺人2000余名,艺猴1000余只;阚疃区有猴戏艺人600余名,艺猴500余只;展沟区有猴戏艺人214名,艺猴200余只;马店区有少量猴戏担子。阚疃区的程小楼、三里茆、安绠、刘圩、杨庄、陈庄;胡集区的张常营、龙湾、窝刘庄、刘凤庄等,为猴戏最集中的村庄,尤其程小楼、刘凤庄,几乎家家有猴子,户户会驯猴。1981年以来,在胡集、新张集出现猴子交易市场,已驯成的艺猴每只250-300元不等,未训的猴子每只100-150元。河南省永城、柘城、周口,江苏省宿迁、淮阴等地农民,常来购猴学艺。猴子交易市场的出现,少数艺人以营利为目的,专门到山区捕猴,个别擅自到国家自然保护区捕捉,曾受到严肃处理。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劳力过剩,农民利用猴戏寻求致富之路,每年秋收已毕,三三两两,络绎不绝的掮猴挑箱,东到海滨，西至大漠,北至草原,南到云贵,城市乡村,无所不去,至春节始返;开春回暖,再登旅程,麦收前赶回家乡。传统节目有猴子穿衣戴帽、挂鬼脸(假面具)、推小车、坐旱船、挑花灯、大小空翻、蝎子爬、骑绵羊、上刀山、空中倒挂金钩、“张飞卖肉”、“陈抟老祖卧天桥”、走钢丝、打篮球、骑童车等,艺人也常常表演一些小型杂技、魔术节目。所到之处,鸣锣开场,吸引观众,演出中间或演出结束,向观众收取酬金,或三分五分,或一角两角,不拘多少,不给也行,演出一场,管顿饭吃也可。近来亦有少数农民技艺不精,一人一猴跑“单帮”,牵猴沿门叩头、作揖,乞取钱财,实不足取。1983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摄彩色故事片《玩猴的人》,派人专程来利辛聘请胡集乡大刘村郑庄的青年玩猴艺人郑永河,带着他的猴子赴河南协助拍摄,担任有关猴戏的技术指导,历时5个月,后由郑永桥、郑永江参加,完成全片的拍摄任务。
(四)舞蹈
民国年间,太平时期每逢春节、庙会，较大集镇一般都有群众性的歌舞活动,由集镇上热心文艺的人出面,向店铺、牙行、作坊、货栈募资,招集戏班或方圆艺人排练高跷、旱船、龙灯、狮子舞等。较为有名的有展沟、阚疃、江集、张村、高皇庙、佛镇集、马店集、王市集、孙集、阎集等集镇。展沟集以元宵灯会遐迩闻名,一条街有3个灯班,传统节目有龙灯、狮子、旱船、小车子、跑黑驴、肘哥、老头老嬷打架等,每逢节庆,二龙并出,双狮齐舞,诸般尾随,甚为壮观。阚疃集传统节目有龙灯、哈蜊灯、独杆轿、跑驴、高跷、旱船、小车子等。江集传统节目有三仙舞,用竹篾、彩纸扎制鹤、龟、蚌，由艺人操纵作舞,以锣、鼓、笛、唢呐、二胡伴奏。其他集镇亦大致如展沟、阚疃。民间歌舞,至50年代仍兴盛不衰；“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四旧”而被禁止。80年代初,张村铺、展沟集、高皇庙等集镇复展旧姿。1984年春节,有数班舞蹈队进县城表演,欢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带来的幸福吉祥。张村铺新组织的舞蹈队30多人,精彩表演,博得人们一致赞扬。
(五)民间乐班
民间乐班,俗称“响手班”,主要乐器是唢呐,配以笙、简板、锣、鼓、钹等,民国年间已广泛流行,成为半职业性的民乐艺人。每逢节日喜庆、婚丧大典,聘请一班或数班,吹吹打打,渲染热闹气氛。著名的乐班有江集区栾楼乐班,老艺人栾胖(诨称),能控制气息,吹出优美的箫音,可一连数小时不停地吹奏。传统曲调有《百鸟朝凤》、《全家福》、《柳浪闻莺》、《步步高》、《扒缸》和现代歌曲《社会主义好》、《东方红》、《我是一个兵》、《学习雷锋》等数十种。1985年全县有乐班80多个,各区都有3-5个。
(六)王人农民画
王人,旧称王老人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为区、乡机关驻地。“王人农民画”始于1957年,当时中共王人乡基层委员会书记田弼卿出席省文化工作会议,会上参观巢县司集乡群众诗歌活动得到启发,回乡后即组织农民写墙头诗,宣传推广农业技术,画了许多《玉米人工授粉》、《沤绿肥》、《棉花改良》等农业科学知识图解。1958年为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王人乡(当时区改成乡)党委发动农民献诗、献画，提出“有墙有诗,有诗有画,诗画合一”的口号,从集镇到农村,掀起群众性的诗歌壁画活动。除了墙壁诗画,又创造出田间画廊、道路画廊、聚宝盆、光荣榜、点将台、鼓动牌、跃进灯、席报、锅盖子报等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大街小巷,村村庄庄,诗画满墙,琳琅满目。凡交通要道都有画廊,就连沟河两岸,也用砂礓嵌上诗画。1958年10月中旬统计,全乡写出诗歌137.67万首(多为打油诗、顺口溜),诗画合一达8.7万幅。这一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很快推广到阜阳全县,并蜚声海内外。首先,《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10余幅王人农民诗画和安徽省文化局长钱丹辉的评介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安徽群众文化》、《安徽文化报》、《农民画报》、《农民报》、《美术》等报刊均有报道,发表作品100余幅。安徽省文联、安徽省群众艺术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合编的《阜阳农民画选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58年11月版),入选王人农民画40余幅。王人乡同时选编石印出版《诗画选集》两册,刊出作品132幅。在报刊和出版物上发表作品最多的有储纯一、杨凤江、巩泽民、邵魁一、李益斋、王尚国、蒋庆祥、徐文章等。王人农民画的兴起和宣传报道,产生国际影响。我国驻苏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7国使馆文化参赞在赴任前来到安徽,由安徽省和阜阳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陪同,到王人乡视察参观,把王人农民画介绍到国外。诗画《牛郎织女永相会》制成铁画,曾在法国巴黎展出。王人农民画和农民画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专题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1958年11月,魏国钦因诗画工作成绩显著,代表王人乡参加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同年12月,王人乡党委副书记田弼卿赴京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荣获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奖状现存县文化局文物组)。1960年王人乡党委书记李英赴京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亦获奖状(今佚)。
王人农民画的艺术特点是有诗有画,诗画结合。绘画技巧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单线平涂,用彩鲜艳。思想内容,开始强调为生产、为政治服务,多具浪漫色彩,富有想象力,如《一棒玉米千斤重》、《一个棉桃二十三斤》等。1959年转向“中心任务是什么,题材就画什么”,逐步趋于求实。
1960年因自然灾害,生活困难,开始冷落消沉。1974年夏,王人诗画活动再起,公社成立诗画办公室,区成立诗画领导小组,组织农民和各行各业的诗画爱好者参加创作活动,大搞诗画上墙。1975年秋,区委组织10余人到陕西户县参观学习,户县有关部门领导接见时说:“1958年我们在《安徽群众文化》上看到你们的事迹和经验,给了我们启发,户县农民画才搞起来的。”1976年县和地区文化部门在王人举办美术创作学习班,阜阳师大美术系派人到王人开门办学,于是又培养一批新的诗画创作积极分子,郭兴义、储可亭、韩恒明、汝洪图、申继英等新秀,作品曾分别参加过县、地、省和全国的美术展出。1974年兴起的群众性诗画活动,延续到1977年,其广度和深度不及1958年,而绘画技巧和诗歌水平远远超过1958年。
1983年王人区文化馆再次组织群众诗画活动,1985年11月29日《阜阳报》发表一整版新王人农民画,其中有汝玉玲的《淮北新貌》、巩伟的《西瓜丰收》、王尚国的《专业户鸡场》等作品,艺术水平较高。
农民画家储纯一,童年起就喜爱绘画,1958年成为王人乡最活跃、最出色的农民画家,至1960年,共画1250幅诗画、34套连环画,创作许多民歌,部分作品在阜阳、合肥、北京展览和报刊上发表。1958年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大会,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大会,后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美术家协会理事,1966年病逝。农民画家杨凤江,王人集人,贫苦农民出身,解放前是单身汉,解放后翻身当了农村基层干部,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结婚成家,与爱人李素兰一同参加民校学习,学会几百个字。杨凤江是王人农民画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60年《安徽群众文艺》发表杨凤江署名文章《学会诗画为政治为生产服务》,在谈到自己学画画、写诗的经过时说:“俺是怎样画画、写诗的呢？还是在五八年的时候,俺在邵庙集看见小学教师画竞赛栏,他只画了几个道子,俺咋看咋不好,心里怪别扭,胆子一壮,就拿笔添了几朵花,加了几条花边,正画着,李素兰来了,她伸手把俺的笔夺去说‘俺也来画’,她接上去又画了几朵牡丹花。俺夫妻俩,就一个在东墙上画,一个在西墙上画。社员车凤注看见了就喊‘都来看杨凤江夫妻画画’,马上跑来一街的人,俺心里热乎乎地一气画完四五个宣传栏,社员们都说这样就好看啦!”杨凤江就是这样走进农民诗画创作队伍的。1958-1960年,他画了许多表扬先进、批评后进、忆苦思甜和宣传生产的画,部分作品在《美术》、《安徽群众文化》、《火箭》、《阜阳报》上发表和《阜阳农民画选集》上刊载。
(七)民歌
民国年间,流传民歌有《为咱穷人打天下》、《发了多少穷光蛋》、《举起大刀齐头钅善》、《饿死不如起来反》、《新打光棍刘洪立》等反映捻军革命斗争的战斗歌；30-40年代,流行的民歌有《鬼子来了咱受欺》、《联合起来去杀敌》、《骂五更》、《闺女媳妇都放脚》等反映民族斗争、民族解放、揭露黑暗社会的时政歌;有《四师师长彭雪枫》、《从今以后当主人》等歌颂人民军队、军民团结的拥军歌;有《一个大嫂卖饺子》、《拾棉花》等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歌;有《五把金针》、《十二月里绣花灯》、《十杯酒》、《踏青》、《小圆房》、《叹五更》等追求婚姻幸福、自由的爱情歌;有《栀子开花月儿圆》、《撒床》等婚礼喜歌;有《打场号子》、《打夯歌》等表现劳动生产的劳动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数万民工奔向工地,创作出《多亏共产党,多亏毛泽东》、《五更调》、《治淮号子》等歌颂党和人民领袖的颂歌；70年代以来,农村出现彩礼风,民间遂产生《相家》、《换亲》、《八字歌》、《嫁个闺女竖座楼》等反对买卖婚姻的抗争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稀巧歌》、《“真理”》、《“大实话”》等讽刺歌；1979年在全县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了歌颂生产责任制的短小民歌,如“责任制,到了田,人人争当技术员;责任制到了户,家家都有村干部;责任制,到了人,懒汉滑头都变勤”。各个时期的民歌的共同特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愿望,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八)剪纸
剪纸艺人多为农村妇女,每个村庄都有三五人会剪鞋花、帽花、衣边花、帘花、窗花等纸花。解放前和解放初,有的艺人将剪好的花样拿到集市上出售,供服饰、鞋、帽绣花用。比较著名的剪纸艺人有马店区刘兰英、蒋振秀、李兆荣、马桂英,西潘楼区陈芳英等,部分剪纸作品曾在县展出。
(九)民间传说
(1)禅阳寺与落风池
马店集西八里庄旁有土谷堆,为禅阳寺旧址,土谷堆下埋有一眼井,叫“落凤池”。相传春秋晚期,楚平王昏庸,听信费无忌谗言,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和兄伍尚,迫使太子建逃往郑国,伍子胥亦被迫逃往郑国,与太子建父子相会。太子建因与晋密谋取郑,事泄被郑定公谋杀,子胥惧郑祸连幼主胜,便携胜及胜母马夫人逃奔吴国。行至楚地,被费无忌侦知带兵追杀,途经一小村,马夫人实在走不动了,孩子又啼哭不止,此时兵喊马嘶,情势危急,马夫人对伍子胥说:“伍将军保幼主先逃吧!”说后,乘子胥不备投井而死。伍子胥悲痛不已,只好搬块石头盖住井口,寻路向吴国方向逃去。18年后(前505),伍子胥领兵伐楚,途经这一带时,小村庄已不存在,打听后才知道被楚兵放火烧尽。子胥寻到水井处,搬掉石块,捞出马夫人尸骨葬于村中,并建庙宇祭祀。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庙宇扩建,由僧人住持香火,取名禅阳寺,香火延续两千余年,清朝时毁于火灾,遂成一土堆。
(2)解甲集
马店集西八里有一所小学叫解甲集小学,春秋战国时这里是一个小村落。传说伍子胥逃难怀抱幼主熊胜曾在此解甲求饭。18年后伍子胥伐楚路过此地,当地人才知道当年解甲求饭的武士就是大将伍子胥。为了纪念他的忠贞,相约在这个地方兴个小集,取名“解甲集”。两千多年来,风云变幻,改朝易代,小集兴衰不定,终至湮灭,而解甲集之名仍深深地嵌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中。
(3)伍子胥打马过乌江
相传伍子胥保太子建幼子胜逃往吴国,来到现在的大李集东南的乌江边,只见江水汹涌,咆哮湍急,近处没有渡船,远处又有追兵,犹豫间,战马似解人意,突然前蹄腾空,昂首嘶鸣,意欲驰骋。伍子胥情急之间,勒紧缰绳,猛拍战马,跃入江中,如轻舟利箭,倏忽间渡到对面。后人为了纪念伍子胥忠贞保主、忍辱负重的高尚品德,于打马渡江处修建了五孔桥和七孔桥。
(4)霸王沟
从涡阳楚店集到利辛城南邵渡口,有一条大沟叫‘车辙沟”,旧称“霸王沟”,传说是西楚霸王推车留下的。相传项羽有一天逃难来到楚店集(旧称楚殿集),正赶上阴雨连绵,道路阻断,不少旱路客商被困,难以入夏水(西淝河古称)乘船贩运。有一盐商愿出高价雇人用独轮车把盐推到西淝河岸上船,因雨水太大,没有人应承。项羽看了看货物,又试了试车子,便答应了盐商。项羽当时十几岁,却生得虎背熊腰,力大无穷,在泥泞的土道上推起车来不觉费力,一口气推了30多公里,直到河岸,把盐车送到船上。项羽推车过后,路陷数尺,雨水顺车辙向南而流,越冲越宽,周围百姓乘势顺车辙疏浚,越挖越深,年复一年,便成了一条大沟。后来人们才知道推车的就是楚霸王,便称这条沟为“霸王沟”。
(5)不怕丢官的夏御史
张村铺人夏之臣,是明朝万历癸未年(1583)进士。明万历十二年(1584),任河间知县,上任后访察民情,修堤建桥,筑路浚沟,县民十分爱戴,后以政绩卓著,升为监察御史。万历二十三年(1595),黄、淮泛滥,下游的四陵(今江苏清江市)水患十分严重。由于清口(即泗口)腰铺高堰阻水,淮河大水不得畅流入海,水害日甚,河臣急得无法。有个姓张的治水大臣,建议辟开堵水的高堰,神宗朱翊大怒,几乎要砍掉姓张的人头。因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三代祖坟都在清口下游的旧龙嘴,一旦决开清口腰铺堤堰,旧龙嘴就要被洪水冲淤。明朝历代皇帝一直听信堪舆家之说,认为黄、淮汇于泗口,皇族陵寝得受真龙天子之气,明朝万代基业全赖于此。自洪武以来,历经十余朝二百多年,治水大臣为了讨好皇上,不是导泻,而是在旧龙嘴上游打坝筑堰,年复一年,越筑越高,打了母堰,又打子堰,耗费银两数百万,旧龙嘴仍然浸在水里。明知打堰筑堤无济于事,百害无一利,但谁也不敢提出扒堰放水。夏之臣受命视察灾情,深知其弊,又深知其险,若直言相谏,必然获罪;若沉默不语,有失监察御史之责;若随声附和,又不愿违着良心,坑害黎民百姓。思虑再三,决定丢官为民请命,便上书直陈利害,指出历代河臣媚上欺下,害国害民,徒信风水之说的弊端。言词激越,慷慨激昂。奏疏送到工部,都为夏之臣担惊受怕,又为夏之臣的直言上书所钦敬。复奏皇上,神宗看到夏之臣冒死直谏,准奏施行。至此,淮河水才能从清口顺流而下。
(6)李舍命探地穴
伍奢古冢,方圆10余亩面积。冢上过去建有前大殿,后大殿,东小楼,西小楼。庙院当中香火池旁有一口大井,黑古窿冬,不知有多深。传说这座古坟是空的,修有地下宫殿,到底大井通到哪里,能够见到什么,各种猜测都有,谁也不敢下去试一试。伍奢冢边有个庙李庄,庄上有个叫李舍命的青年,光棍一条,不信妖魔鬼怪天地神灵,常一人独宿郊野,夜行不惧,不知什么叫“怕”字。遇到乡亲有难,敢以死相拚,人们就送他个外号“李舍命”。还是清朝的时候,有些好奇的人想知道墓下的传说,又没有人敢下去,李舍命自告奋勇,好事者从旁怂恿促成其事,遂备一大筐,四角拴上四根长绳,另系一条细绳拴上铃铛,以便联络。李舍命手持火种坐在筐内,上面由数人拉绳徐徐下降,绳将尽时,筐已到底。李舍命摇亮火种察看周围，只见大筐落在棺上，棺的四角装有4个环子,由4条铁链拉住固定在井壁上，大筐不能再往下落,又见棺材头上放一枚仙桃,其他一无所见,便牵动细绳摇响铃铛，起筐上拉，李舍命见无所取便伸手拿起仙桃,升至井的中央,忽然井水上涌,马上就要淹到脖子,李舍命忙把仙桃丢掉,井水随即下落。李舍命来到地面,把所有经过一一告诉了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