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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畜牧业
畜牧业在全县农业生产中始终居第二位。大牲畜年末存栏量，1949—1958年，平均年末存栏8.32万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政府采取保护耕畜，禁宰耕牛的措施。经过土地改革，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生产热情高涨，畜牧业同时稳步发展，在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互助组、农业社积极保护耕畜，加快繁殖增重。这一时期，大牲畜得到稳步增长，平均每年递增1％。1958年“大跃进”，加重耕畜使役，1959—1961年遇到严重自然灾害，耕畜缺乏饲料，无法繁殖增重，一部分牲畜瘦弱死亡，使大牲畜总量下降，1960年年末存栏仅4.22万头，比1958年下降50.5％。1959—1965年，平均年末存栏量5.23万头，比1958年前平均数下降37.1％。1968—1978年，由于人民公社管理过分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牲畜归集体饲养，社员积极性不高，大牲畜一直繁殖增重缓慢，这一时期平均年末存栏量7.52万头，尚未达到1958年前的平均水平。1979年开始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土地、耕畜归农民个人承包使用，大牲畜分到各家各户饲养，繁殖增重归农民个人所有，切实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畜牲业的积极性，1979一1985年，平均年末存栏量10.55万头，平均年递增10.1％。
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平均占15.2％，长期徘徊在自然经济的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调整农业结构，畜牧业产值比重开始提高。
表451949—1985年部分年份畜牧业生产统计
一、大牲畜
1、牛
县境内养牛主要用于使役耕作，黄牛为主，有少量水牛，牛的数量占大牲畜总头数的70％左右。197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养牛不再单纯为使役，开始向肉食型发展，转向商品经济的轨道。1957年黄岗、地城稻改区开始引进水牛，年末存栏189头。1959年引进印度摩拉水牛6头，由于集公社王冲稻改区使役、繁殖。摩拉水牛体型大，挽力强，可单独水田劳作，由于饲料要求高，喜放牧交配，繁殖率低。1959年水牛最多达到1297头，其后逐年减少，1972年尚有149头。随着水稻面积的增加，1974年后水牛逐渐增多，1977年、1978年一度增加到660多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饲养水牛经济效益低，水牛数量逐年减少，1985年全县仅有20头。1978年朱寨区上海下放知识青年以无息贷款购买公母奶牛各1头，是为阜南县饲养奶牛之始。1979年产奶100公斤，1980年产奶150公斤。1981年奶牛死亡，所生小牛卖给太和县。1984年10月，城郊区民安乡农民崔学曾购进奶牛6头，先后生小牛6头，除3头小公牛外，年末共有奶牛9头，当年产奶5450公斤。
2、驴
县内养驴主要供农田使役和运输、拉磨，占大牲畜总量的20.7％。1970年以前，驴的数量占大牲畜总量的比例较高，主要是供农村拉磨加工面粉、油料。面粉、榨油推广机械加工后，驴的数量逐年减少，1971年全县有驴24593头，1985年尚存12082头，平均每年以4.95％递减。其递减的原因，养驴不如养牛效益高，故逐年减少。
3、骡、马
柴集、三塔、朱寨等岗区饲养较多，南部湾区极少见。俗语有“家无百亩田，不跟骡马缠”，解放前多为地主、富农拥有，贫下中农养不起。1949年全县有马1584匹、骡1017匹，分别占大牲畜总数的2％和1.3％。在人民公社时期，马的数量平均2650匹左右，骡的数量平均650匹左右；1979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骡的数量有所下降，马的数量有所增加，因为马的挽力大，耕作、播种快。可以搞运输，优良马匹售价高，1985年全县有马4393匹。比1978年增加59.4％，平均每年递增6.9％。
二、猪
在县内汉族久有养猪的习惯，是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1949年全县生猪饲养量10.19万头，平均每户养猪0.7头。1949—1957年，平均每年饲养量12.42万头，平均每户养猪0.8头。1958—1960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时期，只准公社集体养猪）不允许社员私养，这一时期平均每年饲养量8.15万头，平均每户0.5头。1961年划小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提倡集体养猪，允许社员私养，生猪词养开始恢复正常。1961—1978年，平均每年递增6.6％，平均每年饲养量29万头，年末存栏量20万头，平均每户饲养1.5头。这个时期曾学习利辛县小叶园生产队养猪经验，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多数因管理不善而失败。1979年开始实行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种植业的兴旺发达为畜牧业提供了充足的饲草、饲料，农民在发展养牛、养羊的同时，大力发展养猪，1979—1985年，平均每年递增1.1％，平均每年饲养量35.8万头，平均每户饲养1.65头。
三、羊
1956年前农村养羊较少，平均每年饲养量0.44万只，平均每户饲养0.03只。农业合作化以后，养羊成为社员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养羊业迅速发展。1957—1978年，平均每年饲养量7.92万只，平均每户饲养0.44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潮泛滥，曾一度把社员养羊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以致少数社队“断养”，只准集体公养，不准社员私养，导致饲养量严重下降，1970年存栏仅有9444只，1971—1973年平均年末存栏也只有1.53万只，县境内羊的饲养种类，山羊占98.4％，绵羊占1.6％。本地山羊属淮北白山羊，易肥，抗病，繁殖力强，板皮质量好，拉力强，弹性好，属优质汉口路皮，出口换汇率高。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号召社员“三大养”（养猪、养羊、养兔），1976—1980年，平均每年以32％的速度递增。1980年羊的存栏量达到92573只，饲养量达到20.37万只，被省列为山羊板皮生产基地县。1981年后饲养量下降，主要受到发展长毛兔的影响。
四、家禽
饲养家禽是县内农村传统养殖业，散养率高，历史悠久，虽其效益不高，但千家万户都养，故其总量在畜牧业中占有一定地位，在“左”倾路线时期，集体经济收入水平低，农村中困难户养几只鸡鸭，是群众接连不断的小宗经济收入，靠几只鸡鸭生蛋，换油换盐，直接调剂着农户的经济生活。1949—1978年，平均每年存栏48.66万只，其中1959—1965年低于平均水平的34％。1971—1978年高于平均水平的23.4％。1979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一部分农民把饲养家禽作为致富脱贫的门路，涌现57家养鸡、养鸭专业户，兴办小型饲养场、孵化场，1985年年末家禽存栏量达到158.8万只，1979—1985年平均增长速度14.1％，平均年末存栏量110.1万只。
五、兔
1951年以前，农村饲养家兔数量很少。家兔体型小，喜打洞穴居，饲养者多为提供家庭肉食补充，很少成为商品。互助合作时期，人民政府从国外引进一批良种家兔交民间饲养，本地家兔被淘汰，1952—1958年，年末存栏平均14.7万只。1958年后良种兔渐少，至1962年基本绝种，民间饲养少量安哥拉杂交兔。1962—1976年，平均年末存栏量仅0.79万只，一部分作为饲养爱好，一部分作为肉食消费，不能形成商品价值。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号召社员“三大养”，在集体经济之外增加农民的收入，学习阜阳县插花区饲养长毛兔的经验，1977年掀起饲养长毛兔的热潮，当年存栏15.5万只，比1976年增长14.5倍，其后逐年大幅度递增。开始阶段，饲养价格便宜，产毛量低的安哥拉杂交兔，经济效益不高。1980年、1981年外贸部门先后引进西德长毛兔63只，以县畜牧场为繁殖基地，调配技术人员，专事良种繁育，农民也积极花高价购买繁殖西德兔，广泛推广优良品种，至1981年末全县已有西德良种兔6800只，其产毛量高于安哥拉杂交兔的2倍。在生产实践中，群众又自发地用西德长毛兔与安哥拉杂交兔繁育出一大批新的杂交品种。1982年国际市场兔毛滞销，兔毛价格下跌，使群众养兔的积极性受挫，1982、1983年长毛兔存栏量连续两年下降。1984年国际市场兔毛紧缺，兔毛价格上扬，一级兔毛每公斤高达180—200元人民币，是同期小麦价格的400多倍，高额经济效益再次激发养兔热，1985年年末存栏99万只，比1982年增长1.3倍，当年生产兔毛370吨，创产值4000多万元，仅此一项为国家提供税收400万元。
六、畜种改良
旧社会，把家畜配种行业视为“下九流”，人们不愿意饲养种畜对外配种，农村中多为自繁自配，甚至近亲交配，不讲代系，使畜种退化。少数配种户地位低下，自卑卑人，互不传教，配种技术落后。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县有配种户118户，饲养种畜191头。1957年，县成立国营家畜配种站，有科技人员2人，为农村马、牛、羊、猪配种，同时开展科学技术推广，培训民间配种员，交流家畜配种提纯复壮的经验。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民间配种户的种畜作价入社（种猪不入社），由集体经营。人民公社时期，1964年全县有40个家畜配种队，有种畜221头，1968年有60个队，种畜313头，1973年有131个队，种畜361头。1979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牲畜配种由社员家庭承包经营，1985年全县有家畜配种户255户，种畜622头。国营家畜配种站，1965年在公桥、苗集设立2个配种点，1973年网点下伸，在全县设立21个，种畜107头，极大的方便了离县城远的社队配种。1985年区乡配种点保留19个，种畜118头。配种方法，1957年前采用传统方法直接配种。1958年县配种站试验马的人工授精成功。1976年增加牛、猪人工授精项目，使家畜配种技术不断提高。1981年县配种站开始颗粒冻精冷配，使配种技术达到现代科技水平。1985年全县已建立颗粒冻精冷配点8个，冷配母牛1240头，占母牛人工授精1390头的89.2％，加快了黄牛的役肉、役乳型的品种改良。
县配种站先后引进良种家畜有青海马、高血马、苏杂马、伊犁马、秦川牛、南阳牛、黑白花牛、摩拉杂交水牛、关中驴、佳米驴、巴克夏猪、约克夏猪、长白猪、大白猪、杜克洛猪、寒羊、美利奴羊、西德长毛兔－日本大耳内兔等。牛的杂交改良效果最佳的是秦川牛，它发育快，体型大，毛色纯红，肌肉丰满，性情温顺，役用挽力大，持久性强，适应性强等优势。其次是肉用型良种夏洛来猪。本地猪有大虎型、二虎型、油胡芦型等。大虎型体长腿粗，头长皱纹深。尾长皮松，成肥晚；二虎型貌似大虎型，成肥较快；油葫芦型头小嘴尖，四肢细短，成肥快，成熟体重100公斤左右1954年引进巴克夏、约克夏种猪与本地母猪交配，优势显著，10—12月龄成熟，体重250公斤左右，耐粗饲，屠宰率高，胴体达70％左右，很快推广全县。1982年开始杂交优选瘦肉型猪。1984年引进长白、杜洛克与本地母猪杂交。1985年在18个乡镇建立“三化”（公猪良种化、母猪本地化、仔猪杂交一代化）养猪基地，选留本地母猪2101头，繁殖杂交一代仔猪19891头，出栏瘦肉型猪3944头。
七、疫病防治
1、疫病
传染病县兽医站历年门诊病例与1982年全面调查，畜禽传染病有17种。
牛有流行热、炭疽、气肿疽3种。流行热流行规律4—6年1发。流行热俗称“撮腿痧”，1983年发病率达37％，重疫区达56％。1952年炭疽和气肿疽同时发生，病牛17240头，占耕牛总头数的26％。
马属动物有腺疫、鼻疽、传染性贫血3种。县境北部有散发，无流行。
猪有猪瘟、丹毒、肺疫、仔猪副伤寒、仔猪白痢、猪喘气病、传染性肠炎7种。猪瘟为防治重点，其流行范围大、时间长、发病率高。1962年3月，存栏猪58484头，月内发病33592头，死亡21528头，占存栏量的36.8％。猪丹毒多于每年秋末与猪瘟同时流行。猪喘气病曾于1959年全县流行。其他疫病呈散发型。
兔出血性病毒病1种。俗称“兔瘟”，1984年长毛兔大发展，兔毛商贩走村串户收购，将该病传入县境。其特征为发病率高、发病急、病程短，有的突然尖叫，侧身倒卧，四肢划动，头颈反张而骤然死亡。1984年12月至次年元月大流行，直到4月份终止，全县死亡可长毛兔10万多只，占当时存栏量的20％。有的养兔专业户因一次兔瘟而倾栏倒闭。
禽类有鸡瘟、鸡痘、禽霍乱3种。以鸡瘟危害最烈，常在冬春流行。1983年个别乡村因鸡瘟死亡80％。禽霍乱易感染所有禽类，多散发，不呈流行性。
寄生虫病有牛肝片吸虫病、牛焦虫病、猪肺丝虫病、猪肠道寄生虫病、猪囊虫病、球虫病等数种。
牛肝片吸虫病该虫的中间宿主是钉螺，故沿河坡湖洼多雨年份，该病时有发生。患病畜役力降低，逐渐瘦弱以致死亡。
牛焦虫病1980年由湖北购进耕牛传入，及时检疫防治，很快根除。
猪肺丝虫和肠道寄生虫发病较普遍。1982年调查，感染率达80％。普查后把驱虫列为兽医承包防疫内容之一，普遍进行驱虫治疗，虫患迅速下降。1985年县兽医站门诊统计，寄生虫病例占1.8％。
猪囊虫病60年代初始有发现。实行白肉检验制度后，对囊虫病的肉体采取严格的无害处理，发病率下降。1985年城关农贸市场检疫白肉2750头，囊虫病3头，占0.11％。
球虫病对兔、鸡均可危害，尤其对幼兔、雏鸡为害最烈，死亡率达80％。70年代前未引起重视，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引起饲养专业户的震惊，始广泛予以驱虫，给饲呋喃唑酮、磺胺二甲基嘧啶防治，发病率显著下降。
普通病为常发的消化系统疾病。有牛前胃驰缓鼓气积食，马属动物便秘疝痛。尤其春秋农忙役重，疫后暴食，最易发生。据县兽医站门诊统计，1978—1935年，就诊大牲畜4085头，消化系统疾病2614头，占总病例的64％。
2、防治
牛炭疽、气肿疽防疫1952年县内牛炭疽、气肿疽流行，省和专区派遣技术人员来县内检查，及时帮助对疫区进行防疫注射炭疽芽孢苗21928头，气肿疽菌苗18918头，实行疫区严格封锁，病畜隔离治疗，死畜尸体深埋，对被污染的环境彻底消毒。即发张贴防疫宣传画，利用幻灯、广播筒等宣传剥吃死畜肉造成人畜死亡的事例进行宣传教育。对教育不听，故意偷吃或出售死牲畜的个人或单位，及时给以严厉处理。1953年春、夏、冬防疫注射炭疽芽抱苗128567头，气肿疽菌苗110853头，控制了疫情。以后连年注射，1973年停止气肿疽菌苗注射，80年代仍继续炭疽芽孢苗防疫。
猪瘟防疫1955年开始注射预防。县畜牧兽医站以猪瘟肿毒接种家兔，制造猪瘟兔化弱毒湿苗。因无冷藏设备，每天按防疫注射需要，计划接种、采毒、制苗，当天使用。耗费人力、物力。1958年开始使用猪瘟结晶紫疫苗。1961年开始使用猪瘟冻干毒疫苗，有效地控制了猪瘟的流行，但未能根治，流行区出现了慢性猪瘟病，病猪殃缠月余不死，病后生长缓慢。1985年曹集区推行母猪防疫承包，仔猪防疫注射后始许出栏，防疫效果良好。
鸡瘟（新城疫）1961年开始防疫注射，疫病虽略有减少，但未能有效控制。尤其病鸡在市场出售，使疫源扩散，鸡瘟流行。1983年养鸡专业兴起，专业户变传统的散养为圈养，重视防疫，杜绝了病患。1985年全县57家专业户，饲养良种鸡14560只，无一例鸡瘟。
兔瘟1985年开始使用兔瘟灭活疫苗，注射长毛兔37.86万只，保护率达80％，是年兔瘟基本得到控制。
3、畜禽检疫
1955年开始对食品单位生猪调出检疫，由于当时国家对检疫尚无明确法规，单位之间有时关系不够协调，致检疫工作时断时续。1981年成立县家畜检疫站，协同工商、税务、交通等部门在11个区镇实施对交易市场、产地运输和白肉检疫。于边境洪河桥设检疫哨1处，日夜严格把守0908公路干线运输检疫关；市场检疫扩大到22个集镇。1985年国务院颁布《畜禽检疫条例》后，对检疫组织进行整顿和检疫人员业务培训，检疫制度进一步完善。是年检疫大牲畜2179头、生猪36483头、羊379只、兔35735只、禽类1.06万只，肉品检疫大牲畜166头、猪7550头、羊9630只。
4、自繁自养免疫
自繁自养，可减少因交易扩大疫情和因购进畜禽而介入传染病，是控制疫病传播的重要方法。县内除必要的良种畜禽引进外，自繁完全可供自养。1985年全县大牲畜130718头，其中能繁殖的母畜73521头，占畜群的56.2％。全年繁殖幼畜29466头，年内出售和自宰肉畜4783头，死亡930头，年纯增23753头，可满足饲养。能繁殖的母猪18892头，全年繁殖仔猪377840头，年出栏18.83万头，补充饲养有余。禽类孵化房167处，年孵雏禽266.48万只，供饲雏鸡不缺。
八、畜牧企业
阜南县畜牧良种场于1960年兴办，位于地城区王大湖，属县示范农场的一个作业区，1978年改为畜牧良种场。改制后以繁殖秦川牛为主，1979年秋改以繁殖西德长毛兔为主。该场先后引进良种畜有巴克夏、约克夏猪、长白猪、秦川牛、南阳牛、印度摩拉哥水牛、关中驴、西德长毛兔等。1982年为县内养殖专业户提供良种兔360只，1984年提供487只，销往外省、县218只。
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平均占15.2％，长期徘徊在自然经济的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调整农业结构，畜牧业产值比重开始提高。
表451949—1985年部分年份畜牧业生产统计
一、大牲畜
1、牛
县境内养牛主要用于使役耕作，黄牛为主，有少量水牛，牛的数量占大牲畜总头数的70％左右。197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养牛不再单纯为使役，开始向肉食型发展，转向商品经济的轨道。1957年黄岗、地城稻改区开始引进水牛，年末存栏189头。1959年引进印度摩拉水牛6头，由于集公社王冲稻改区使役、繁殖。摩拉水牛体型大，挽力强，可单独水田劳作，由于饲料要求高，喜放牧交配，繁殖率低。1959年水牛最多达到1297头，其后逐年减少，1972年尚有149头。随着水稻面积的增加，1974年后水牛逐渐增多，1977年、1978年一度增加到660多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饲养水牛经济效益低，水牛数量逐年减少，1985年全县仅有20头。1978年朱寨区上海下放知识青年以无息贷款购买公母奶牛各1头，是为阜南县饲养奶牛之始。1979年产奶100公斤，1980年产奶150公斤。1981年奶牛死亡，所生小牛卖给太和县。1984年10月，城郊区民安乡农民崔学曾购进奶牛6头，先后生小牛6头，除3头小公牛外，年末共有奶牛9头，当年产奶5450公斤。
2、驴
县内养驴主要供农田使役和运输、拉磨，占大牲畜总量的20.7％。1970年以前，驴的数量占大牲畜总量的比例较高，主要是供农村拉磨加工面粉、油料。面粉、榨油推广机械加工后，驴的数量逐年减少，1971年全县有驴24593头，1985年尚存12082头，平均每年以4.95％递减。其递减的原因，养驴不如养牛效益高，故逐年减少。
3、骡、马
柴集、三塔、朱寨等岗区饲养较多，南部湾区极少见。俗语有“家无百亩田，不跟骡马缠”，解放前多为地主、富农拥有，贫下中农养不起。1949年全县有马1584匹、骡1017匹，分别占大牲畜总数的2％和1.3％。在人民公社时期，马的数量平均2650匹左右，骡的数量平均650匹左右；1979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骡的数量有所下降，马的数量有所增加，因为马的挽力大，耕作、播种快。可以搞运输，优良马匹售价高，1985年全县有马4393匹。比1978年增加59.4％，平均每年递增6.9％。
二、猪
在县内汉族久有养猪的习惯，是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1949年全县生猪饲养量10.19万头，平均每户养猪0.7头。1949—1957年，平均每年饲养量12.42万头，平均每户养猪0.8头。1958—1960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时期，只准公社集体养猪）不允许社员私养，这一时期平均每年饲养量8.15万头，平均每户0.5头。1961年划小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提倡集体养猪，允许社员私养，生猪词养开始恢复正常。1961—1978年，平均每年递增6.6％，平均每年饲养量29万头，年末存栏量20万头，平均每户饲养1.5头。这个时期曾学习利辛县小叶园生产队养猪经验，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多数因管理不善而失败。1979年开始实行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种植业的兴旺发达为畜牧业提供了充足的饲草、饲料，农民在发展养牛、养羊的同时，大力发展养猪，1979—1985年，平均每年递增1.1％，平均每年饲养量35.8万头，平均每户饲养1.65头。
三、羊
1956年前农村养羊较少，平均每年饲养量0.44万只，平均每户饲养0.03只。农业合作化以后，养羊成为社员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养羊业迅速发展。1957—1978年，平均每年饲养量7.92万只，平均每户饲养0.44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潮泛滥，曾一度把社员养羊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以致少数社队“断养”，只准集体公养，不准社员私养，导致饲养量严重下降，1970年存栏仅有9444只，1971—1973年平均年末存栏也只有1.53万只，县境内羊的饲养种类，山羊占98.4％，绵羊占1.6％。本地山羊属淮北白山羊，易肥，抗病，繁殖力强，板皮质量好，拉力强，弹性好，属优质汉口路皮，出口换汇率高。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号召社员“三大养”（养猪、养羊、养兔），1976—1980年，平均每年以32％的速度递增。1980年羊的存栏量达到92573只，饲养量达到20.37万只，被省列为山羊板皮生产基地县。1981年后饲养量下降，主要受到发展长毛兔的影响。
四、家禽
饲养家禽是县内农村传统养殖业，散养率高，历史悠久，虽其效益不高，但千家万户都养，故其总量在畜牧业中占有一定地位，在“左”倾路线时期，集体经济收入水平低，农村中困难户养几只鸡鸭，是群众接连不断的小宗经济收入，靠几只鸡鸭生蛋，换油换盐，直接调剂着农户的经济生活。1949—1978年，平均每年存栏48.66万只，其中1959—1965年低于平均水平的34％。1971—1978年高于平均水平的23.4％。1979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一部分农民把饲养家禽作为致富脱贫的门路，涌现57家养鸡、养鸭专业户，兴办小型饲养场、孵化场，1985年年末家禽存栏量达到158.8万只，1979—1985年平均增长速度14.1％，平均年末存栏量110.1万只。
五、兔
1951年以前，农村饲养家兔数量很少。家兔体型小，喜打洞穴居，饲养者多为提供家庭肉食补充，很少成为商品。互助合作时期，人民政府从国外引进一批良种家兔交民间饲养，本地家兔被淘汰，1952—1958年，年末存栏平均14.7万只。1958年后良种兔渐少，至1962年基本绝种，民间饲养少量安哥拉杂交兔。1962—1976年，平均年末存栏量仅0.79万只，一部分作为饲养爱好，一部分作为肉食消费，不能形成商品价值。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号召社员“三大养”，在集体经济之外增加农民的收入，学习阜阳县插花区饲养长毛兔的经验，1977年掀起饲养长毛兔的热潮，当年存栏15.5万只，比1976年增长14.5倍，其后逐年大幅度递增。开始阶段，饲养价格便宜，产毛量低的安哥拉杂交兔，经济效益不高。1980年、1981年外贸部门先后引进西德长毛兔63只，以县畜牧场为繁殖基地，调配技术人员，专事良种繁育，农民也积极花高价购买繁殖西德兔，广泛推广优良品种，至1981年末全县已有西德良种兔6800只，其产毛量高于安哥拉杂交兔的2倍。在生产实践中，群众又自发地用西德长毛兔与安哥拉杂交兔繁育出一大批新的杂交品种。1982年国际市场兔毛滞销，兔毛价格下跌，使群众养兔的积极性受挫，1982、1983年长毛兔存栏量连续两年下降。1984年国际市场兔毛紧缺，兔毛价格上扬，一级兔毛每公斤高达180—200元人民币，是同期小麦价格的400多倍，高额经济效益再次激发养兔热，1985年年末存栏99万只，比1982年增长1.3倍，当年生产兔毛370吨，创产值4000多万元，仅此一项为国家提供税收400万元。
六、畜种改良
旧社会，把家畜配种行业视为“下九流”，人们不愿意饲养种畜对外配种，农村中多为自繁自配，甚至近亲交配，不讲代系，使畜种退化。少数配种户地位低下，自卑卑人，互不传教，配种技术落后。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县有配种户118户，饲养种畜191头。1957年，县成立国营家畜配种站，有科技人员2人，为农村马、牛、羊、猪配种，同时开展科学技术推广，培训民间配种员，交流家畜配种提纯复壮的经验。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民间配种户的种畜作价入社（种猪不入社），由集体经营。人民公社时期，1964年全县有40个家畜配种队，有种畜221头，1968年有60个队，种畜313头，1973年有131个队，种畜361头。1979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牲畜配种由社员家庭承包经营，1985年全县有家畜配种户255户，种畜622头。国营家畜配种站，1965年在公桥、苗集设立2个配种点，1973年网点下伸，在全县设立21个，种畜107头，极大的方便了离县城远的社队配种。1985年区乡配种点保留19个，种畜118头。配种方法，1957年前采用传统方法直接配种。1958年县配种站试验马的人工授精成功。1976年增加牛、猪人工授精项目，使家畜配种技术不断提高。1981年县配种站开始颗粒冻精冷配，使配种技术达到现代科技水平。1985年全县已建立颗粒冻精冷配点8个，冷配母牛1240头，占母牛人工授精1390头的89.2％，加快了黄牛的役肉、役乳型的品种改良。
县配种站先后引进良种家畜有青海马、高血马、苏杂马、伊犁马、秦川牛、南阳牛、黑白花牛、摩拉杂交水牛、关中驴、佳米驴、巴克夏猪、约克夏猪、长白猪、大白猪、杜克洛猪、寒羊、美利奴羊、西德长毛兔－日本大耳内兔等。牛的杂交改良效果最佳的是秦川牛，它发育快，体型大，毛色纯红，肌肉丰满，性情温顺，役用挽力大，持久性强，适应性强等优势。其次是肉用型良种夏洛来猪。本地猪有大虎型、二虎型、油胡芦型等。大虎型体长腿粗，头长皱纹深。尾长皮松，成肥晚；二虎型貌似大虎型，成肥较快；油葫芦型头小嘴尖，四肢细短，成肥快，成熟体重100公斤左右1954年引进巴克夏、约克夏种猪与本地母猪交配，优势显著，10—12月龄成熟，体重250公斤左右，耐粗饲，屠宰率高，胴体达70％左右，很快推广全县。1982年开始杂交优选瘦肉型猪。1984年引进长白、杜洛克与本地母猪杂交。1985年在18个乡镇建立“三化”（公猪良种化、母猪本地化、仔猪杂交一代化）养猪基地，选留本地母猪2101头，繁殖杂交一代仔猪19891头，出栏瘦肉型猪3944头。
七、疫病防治
1、疫病
传染病县兽医站历年门诊病例与1982年全面调查，畜禽传染病有17种。
牛有流行热、炭疽、气肿疽3种。流行热流行规律4—6年1发。流行热俗称“撮腿痧”，1983年发病率达37％，重疫区达56％。1952年炭疽和气肿疽同时发生，病牛17240头，占耕牛总头数的26％。
马属动物有腺疫、鼻疽、传染性贫血3种。县境北部有散发，无流行。
猪有猪瘟、丹毒、肺疫、仔猪副伤寒、仔猪白痢、猪喘气病、传染性肠炎7种。猪瘟为防治重点，其流行范围大、时间长、发病率高。1962年3月，存栏猪58484头，月内发病33592头，死亡21528头，占存栏量的36.8％。猪丹毒多于每年秋末与猪瘟同时流行。猪喘气病曾于1959年全县流行。其他疫病呈散发型。
兔出血性病毒病1种。俗称“兔瘟”，1984年长毛兔大发展，兔毛商贩走村串户收购，将该病传入县境。其特征为发病率高、发病急、病程短，有的突然尖叫，侧身倒卧，四肢划动，头颈反张而骤然死亡。1984年12月至次年元月大流行，直到4月份终止，全县死亡可长毛兔10万多只，占当时存栏量的20％。有的养兔专业户因一次兔瘟而倾栏倒闭。
禽类有鸡瘟、鸡痘、禽霍乱3种。以鸡瘟危害最烈，常在冬春流行。1983年个别乡村因鸡瘟死亡80％。禽霍乱易感染所有禽类，多散发，不呈流行性。
寄生虫病有牛肝片吸虫病、牛焦虫病、猪肺丝虫病、猪肠道寄生虫病、猪囊虫病、球虫病等数种。
牛肝片吸虫病该虫的中间宿主是钉螺，故沿河坡湖洼多雨年份，该病时有发生。患病畜役力降低，逐渐瘦弱以致死亡。
牛焦虫病1980年由湖北购进耕牛传入，及时检疫防治，很快根除。
猪肺丝虫和肠道寄生虫发病较普遍。1982年调查，感染率达80％。普查后把驱虫列为兽医承包防疫内容之一，普遍进行驱虫治疗，虫患迅速下降。1985年县兽医站门诊统计，寄生虫病例占1.8％。
猪囊虫病60年代初始有发现。实行白肉检验制度后，对囊虫病的肉体采取严格的无害处理，发病率下降。1985年城关农贸市场检疫白肉2750头，囊虫病3头，占0.11％。
球虫病对兔、鸡均可危害，尤其对幼兔、雏鸡为害最烈，死亡率达80％。70年代前未引起重视，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引起饲养专业户的震惊，始广泛予以驱虫，给饲呋喃唑酮、磺胺二甲基嘧啶防治，发病率显著下降。
普通病为常发的消化系统疾病。有牛前胃驰缓鼓气积食，马属动物便秘疝痛。尤其春秋农忙役重，疫后暴食，最易发生。据县兽医站门诊统计，1978—1935年，就诊大牲畜4085头，消化系统疾病2614头，占总病例的64％。
2、防治
牛炭疽、气肿疽防疫1952年县内牛炭疽、气肿疽流行，省和专区派遣技术人员来县内检查，及时帮助对疫区进行防疫注射炭疽芽孢苗21928头，气肿疽菌苗18918头，实行疫区严格封锁，病畜隔离治疗，死畜尸体深埋，对被污染的环境彻底消毒。即发张贴防疫宣传画，利用幻灯、广播筒等宣传剥吃死畜肉造成人畜死亡的事例进行宣传教育。对教育不听，故意偷吃或出售死牲畜的个人或单位，及时给以严厉处理。1953年春、夏、冬防疫注射炭疽芽抱苗128567头，气肿疽菌苗110853头，控制了疫情。以后连年注射，1973年停止气肿疽菌苗注射，80年代仍继续炭疽芽孢苗防疫。
猪瘟防疫1955年开始注射预防。县畜牧兽医站以猪瘟肿毒接种家兔，制造猪瘟兔化弱毒湿苗。因无冷藏设备，每天按防疫注射需要，计划接种、采毒、制苗，当天使用。耗费人力、物力。1958年开始使用猪瘟结晶紫疫苗。1961年开始使用猪瘟冻干毒疫苗，有效地控制了猪瘟的流行，但未能根治，流行区出现了慢性猪瘟病，病猪殃缠月余不死，病后生长缓慢。1985年曹集区推行母猪防疫承包，仔猪防疫注射后始许出栏，防疫效果良好。
鸡瘟（新城疫）1961年开始防疫注射，疫病虽略有减少，但未能有效控制。尤其病鸡在市场出售，使疫源扩散，鸡瘟流行。1983年养鸡专业兴起，专业户变传统的散养为圈养，重视防疫，杜绝了病患。1985年全县57家专业户，饲养良种鸡14560只，无一例鸡瘟。
兔瘟1985年开始使用兔瘟灭活疫苗，注射长毛兔37.86万只，保护率达80％，是年兔瘟基本得到控制。
3、畜禽检疫
1955年开始对食品单位生猪调出检疫，由于当时国家对检疫尚无明确法规，单位之间有时关系不够协调，致检疫工作时断时续。1981年成立县家畜检疫站，协同工商、税务、交通等部门在11个区镇实施对交易市场、产地运输和白肉检疫。于边境洪河桥设检疫哨1处，日夜严格把守0908公路干线运输检疫关；市场检疫扩大到22个集镇。1985年国务院颁布《畜禽检疫条例》后，对检疫组织进行整顿和检疫人员业务培训，检疫制度进一步完善。是年检疫大牲畜2179头、生猪36483头、羊379只、兔35735只、禽类1.06万只，肉品检疫大牲畜166头、猪7550头、羊9630只。
4、自繁自养免疫
自繁自养，可减少因交易扩大疫情和因购进畜禽而介入传染病，是控制疫病传播的重要方法。县内除必要的良种畜禽引进外，自繁完全可供自养。1985年全县大牲畜130718头，其中能繁殖的母畜73521头，占畜群的56.2％。全年繁殖幼畜29466头，年内出售和自宰肉畜4783头，死亡930头，年纯增23753头，可满足饲养。能繁殖的母猪18892头，全年繁殖仔猪377840头，年出栏18.83万头，补充饲养有余。禽类孵化房167处，年孵雏禽266.48万只，供饲雏鸡不缺。
八、畜牧企业
阜南县畜牧良种场于1960年兴办，位于地城区王大湖，属县示范农场的一个作业区，1978年改为畜牧良种场。改制后以繁殖秦川牛为主，1979年秋改以繁殖西德长毛兔为主。该场先后引进良种畜有巴克夏、约克夏猪、长白猪、秦川牛、南阳牛、印度摩拉哥水牛、关中驴、西德长毛兔等。1982年为县内养殖专业户提供良种兔360只，1984年提供487只，销往外省、县218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