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量土地被地主、富农垄断。全县岗区约有千亩左右的小片柏林，湾区几百亩小片柳林、桑杈林和近万亩杞柳，县境北部约有万亩左右的小片竹林，多数为地主、富农拥有，普通农民仅在屋前场后、园边坟滩有少量零星树木，广大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没有土地植树造林。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县内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有了植树造林的基本条件。土地改革后，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农民大力植树造林，谁栽树归谁所有。1953年，贯彻自采种、自育苗、自栽树的“三自”方针，鼓励农民多栽树、栽好树。1954年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土地实行作股入社，树木归社员私有不入社。1956年初级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私有的生活资料和零星的树木仍属社员私有。1958年9月，全县兴办11个人民公社，提倡“一大二公”，社员私有的树木全部收归公社集体所有，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搞“一平二调”，任意砍伐成材树木由公社使用，未成材的树木被砍伐送大食堂作烧柴，林木遭到一次严重浩劫，不少村庄成为无树木的“光腚庄”，1961年5月，纠正“左的错误，把人民公社划小，纠正“共产风”，把无偿砍伐平调社员的树木，作了适当赔偿，划小的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明确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植树造林，归集体所有；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留地或集体组织指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并允许继承。这一政策规定，有效地调动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使被碗破了宜林地，很快恢复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再次泛滥，在1975年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中，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在路线教育的重点社、队，把社员所有的林木果树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大小树一律编号、登记，收归集体所有，不同意入公的社员，含着眼泪把果木和未成材的幼树连夜砍掉，直到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一“左”的做法才得以制止。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1979年全县开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对集体所有的林木管理放松，并出现乱砍滥伐现象。在不断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同时，1982年开始稳定林权，全县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开展林业“三定”（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制发“林权所有证”，签订承包合同。对集体林木采取树随地走、树按人分、专业承包3种形式，有效地保护了集体林木，制止了乱砍滥伐，恢复了林业生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