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育龄妇女生育状况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15—64岁妇女296058人，其中没有生育子女的97272人（其中15—19岁73630人），占32.86％；活产子女1人的15858人，占5.36％；活产子女2人的23692人，占8％；活产子女3人的33182人，占11.21％；活产子女4人的37942人，占12.82％；活产子女5人的33235人，占11.23％；活产子女6人的24882人，占8.4％；活产子女7人的14463人，占4.88％；活产子女8人的8551人，占2.89％；活产子女9人的3802人，占1.28％；活产子女10人以上的3179人，占1.07％。1981年15—49岁育龄妇女243526人，其中未生育的222425人（其中15—19岁73974人），占育龄妇女的91、34％；生育1胎的5346人，占育龄妇女的2.2％；生育2胎的4675人，占育龄妇女的1.92％；生育3胎的4081人，占育龄妇女的1.68％；生育4胎的3206人，占育龄妇女的1.31％；生育5胎及5胎以上的3793人，占育龄妇女的1.55％。
表2315—49岁育龄妇女生育状况

1981年各种文化程度育龄妇女生育比例

二、计划生育的形成与发展
50年代初，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劳动力，因此，在指导思想方面认为人口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供给制干部多子女给困难补助；生育上不适当地学习苏联，鼓励多生孩子，做“母亲英雄”；在医疗上严格限制流产、禁止绝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出现了50年代初、中期的生育高峰。
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会议上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1957年在县城开始出售阴茎套，宣传避孕节育，县医院和妇幼保健站，设置避孕指导门诊。
1962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地恢复和发展，带有补偿性的人口出生急剧增加，出现生育高峰。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1963年，贯彻中央指示，以县卫生科、妇幼保健站、妇联会为主的计划生育指导机构，县医院、保健站、11个区卫生院设计划生育指导门诊，出售避孕套。1964年，按照安徽省委的指示“1964年我省计划生育工作主要在城镇开展，农村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从10月份开始，免收节育手术费，还给受术者一定的休息时间。医疗卫生部门开始应用节育环、阴道隔膜，指导育龄妇女避孕。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状。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制订计划，安排经费，建立机构，做好避孕节育工作。1972年成立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制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人口规划，组织培训专业技术队伍，以公桥、关堂两公社为重点，先行一步，全面掀起群众性的以控制多胎为中心，实行晚婚晚育的计划生育高潮。公桥公社32622人，育龄妇女4378人，实行节育、绝育措施的3484人，占育龄妇女的79.4％；人工引流产159人；未婚青年2201人，都订了晚婚计划。1972年底，许堂、苗集等6个公社，节育率80％以上；朱寨、袁集等8个公社，节育率达70％以上。1973年底，全县育龄妇女104300人，落实节育措施75069人，节育率达72％。
1974—1978年，贯彻“晚、稀、少”的原则，提倡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为晚婚；生育第二个孩子，要间隔4年以上；一对夫妇只生1个孩子，最多两个。一般做法是经过本人申请，群众评议，党支部批准，张榜公布，将晚婚和生育指标落实到人。对两胎以上，坚决落实节制措施，不分配给生育指标。早婚女青年，要上节育环。1976年，全县育龄妇女117746人，落实节育措施101438人，节育率达36.1％。
1979年，人口增长回升。1979年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奖一罚三”的政策。同年6月18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发出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并提出“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同年12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指出：“最好生育一个，这是计划生育工作的战略转移”，并提出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1979年下半年，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改由县革委会直接领导，充实和加强领导力量，编制定为常设机构；并选招83名计划生育专职干部，配备充实到各公社和城关镇，建立起一支计划生育专业队伍。
1980年，贯彻《安徽省实行计划生育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即“十二条”），对只生一个孩子、采取有效节育措施、不再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给予奖励；对生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给予经济限制；干部、职工违背计划生育规定的，给予纪律处分；对接受节育手术的育龄夫妇和开展节育手术有成绩的医务人员，给予经济照顾和奖励。这一规定的贯彻，使全县计划生育工作推向新阶段。
1981年5月9日，省政府将《安徽省实行计划生育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由“十二条”修改补充为“十六条”，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教育为主、避孕节育为主、经常工作为主的工作方针，提出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要求，增加了对独生子女实行“七优先”，即在入托儿所、入学、就医、招工、招生、城市住房和农村宅基地分配优先、独生子女按二人分配住房和宅基地的奖励和照顾的规定，以及生育二胎的具体政策界限和计划生育的限制措施，并把计划生育列为年度生育计划和干部岗位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规定贯彻后，上半年全县育龄夫妇90％以上建立健全了以结扎、引流产为中心的联合合同制，收合同保证金119.72万元，施行男结扎8016人、女结扎8160人、引产1092人、流产3689人；同时对超计划生育的15612人处以超生罚金61.22万元。此次计划生育措施，使全县出生率比上年下降4.76个千分点。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具体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查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时贯彻中央的指示，开展“基本国策宣传月”活动，全面落实奖罚政策，对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凭证男孩每月发抚育费5元，女孩6元，发放到14周岁；农村午秋两季统购粮各照顾25公斤，照顾到14周岁。对无计划生育者，亦实行经济惩罚14年。农村超计划生育三胎者，倒扣承包土地一人份。1983年，全县独生子女家长领证的有12529对，占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的85.9％，有4个区达90％以上。当年奖励承包耕地1万余亩，发奖金2.5万元；同时对超生户倒扣耕地5000多亩，罚金170多万元。
1984—1985年，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和省人民政府修改补充的《安徽省实行计划生育若干规定》（“十八条”），废除合同制，落实“四个一律”：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一律上环，两个孩子以上的一律结扎，超孕一律引产，奖惩政策一律兑现。继续巩固发展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成果，较为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以下。
表241972—1985年节制生育统计

三、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1957年，妇女干部、医疗卫生人员，开始宣传避孕知识。1964年，散发安徽省编印的6种计划生育宣传资料和计划生育宣传员手册。70年代初宣传“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稍后改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以后又改为“晚、晚、少、优”即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全县各级党委、政府把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1983年，县和各乡、村都配备了计划生育宣传员，县、乡两级建立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服务站。在宣传教育的实际工作中，注意抓宣传教育阵地，建立永久性的宣传牌、过街横幅、画廊、开辟广播讲座、电视专题等；集中一段时间，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召开各种会议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和安徽省政府的新政策、新规定；在元旦、春节、青年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开展“五访五问”活动（访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访计划生育受术者、访因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被罚户、访新婚夫妇、访计划生育工作模范人物和问寒、问暖、问母女（子）健康、问家庭困难、问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计划生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纳入“文明村、文明街道、文明单位”的建设；基层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做好面对面的思想工作，与群众交朋友，做群众贴心人，开展谈心活动，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打通不同类型人员的思想。1982年冬和1983年初，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注意宣传教育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帮助独生子女户、计划生育受术者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