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汝阴不是今阜阳
道光《阜阳县志·舆地志》三页记：“楚汝阴，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汝阴之名始见。”认为楚汝阴即今阜阳。
经查《春秋左传注》二册819页(杨伯峻编，中华书局印)记：“成公十六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于郑。”顾栋高大事表七之四谓楚国土地止于汝水之南，“汝阴之田”应在今河南郏县与叶县之间，不是阜阳。再者，《水经注》(四册十六页)也说：“汝水又东南过颍川郏县南”。也证明左传中所说的汝阴之田在郏县。另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29—30、45—46图看，春秋、战国时阜阳属胡。
据以上考证，楚汝阴地在今河南平顶山叶县与郏县之间。阜阳在春秋、战国时称胡，鲁定公十五年楚灭胡后，虽属楚地，仍称胡，并未称汝阴。故道光《阜阳县志》所载，阜阳在战国时为汝阴的说法是错误的。
二、秦时汝阴县不属颍川郡和泗水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分封，置郡县。初建天下三十六郡(后增置南方四郡，共四十郡)，郡辖县。当时，胡地建汝阴县，属何郡?旧志说法不一，清乾隆《颍州府志》因袭嘉靖《颍州志》和正德《颍州志》的说法，记载汝阴属颍川郡。而清道光《阜阳县志》则说汝阴属泗水郡。
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应该说秦汝阴县属于陈郡。其根据是：(1)《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9—10页，明确指出汝阴县属陈郡。郡治在今淮阳，辖阳夏(今太原)、柘县(今柘城)、苦县(今鹿邑)、项城(今沈丘)、新阳(界首北)、上蔡(今同)、平舆(今同)、寝县(今临泉)、新蔡、汝阴(阜阳)。颍川郡辖地有颍阴(今许昌市)、许昌(今晏阝城西)、襄城(今同)、郏县(今同)、昆阳(今叶县)、舞阳、尉氏、范陵、新郑，都在漯河以西，中间隔陈郡，设汝阴县与理不通。泗水郡辖今西淝河以东，系今宿县地区，而汝阴在河西，故不属泗水郡。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秦地图》和张传玺、杨济安著《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秦朝疆域图》记载，汝阴属陈郡，邓元诚所著《中华二千年史》，李则刚所著《安徽历史述要》，亦记汝阴属陈郡。
从以上资料看，秦建汝阴县属陈郡是不错的。旧志为什么说汝阴属颍川或泗水郡呢?其原因有：(一)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加强地方防卫，在颍州设颍川卫，有人将颍川卫与设在今许昌的颍川郡相混。(二)《史记·秦始皇本纪》与《资治通鉴》中均没记载秦建立三十六郡，清代修志时，缺少地图与地理资料，就误认为明时的颍川卫和秦时的颍川郡为一地。《辞海》上册44页注“陈郡即楚郡”。道光九年知县周天爵修阜阳县志时，觉察秦汝阴属颍川郡不对，推测它东靠泗水，故又改汝阴县属泗水郡，又错了。
三、东晋刘胤没有做过汝阴王嘉靖十五年和廿六年纂修的《颍州志·秩官志》均记：东晋康帝(司马岳)建元元年(343年)封刘胤(彭城人)为汝阴王。
经查《晋书·刘胤传》：“刘胤字承胤，东莱掖人，元帝(司马睿)命为承相参军，累迁尚书史部郎，江州刺史，后为郭献所害，年四十九岁。未谈到封王，更没有谈到被封为汝阴王。
乾隆《颍州府志·秩官》卷五与乾隆《阜阳县志·秩官》卷七均写：“南齐高帝建元元年封刘胤为汝阴王。”
据《南齐书·高帝本纪》记载：“建元元年(479年)十月，高帝萧道成封彭城人刘胤为汝阴王。”
《梁书·武帝本纪》记载：“武帝天监十四年(515年)汝阴王刘胤甍。
从上述记载情况看，东晋和南齐均有刘胤。从年号看，东晋康帝称“建元”，南齐高帝也称建元。从《南梁书》记载：“汝阴王刘胤薨”的时间看，东晋建元元年距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为一百七十二年，南齐建元元年则距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为三十六年，东晋的刘胤不可能活这么大岁数，说是南齐刘胤可信。而明嘉靖《颍州志》说“东晋康帝建元元年封刘胤为汝阴王”是错误的。
四、南齐宋刘浑系文帝的第十子，封汝阴王的时间应是元嘉二十四年(447年)。
嘉靖十五年《颍州志·秩官》记“文帝元嘉十二年封十皇子刘浑为汝阴王。”嘉靖廿六年《颍州志·秩官》记，“文帝元嘉十二年封十一皇子刘浑为汝阴王。”乾隆《阜阳县志·秩官》记“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封刘浑为汝阴王。”究竟何说为对?
《宋书·文帝本纪》和《南史记一》均记：“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十一月，文帝刘义隆封第十子刘浑为汝阴王”。乾隆《阜阳县志》所记是正确的，嘉靖十五年《颍州志》记的时间是错误的，嘉靖廿六年《颍州志》记“刘浑为文帝十一子”也是错误的。
五、刘体仁没被封为汝阴王
嘉靖十五年《颍州志·秩官志》和嘉靖廿六年《颍州志·秩官志》均记：“刘体仁，文帝幼子，元嘉二十九年封为汝阴王。”
查《南史纪一》和《宋书·建安王刘体仁传》：“元嘉二十九年，年十岁，立为建安王，食邑二千户，至三十九岁，太宗赐死。”故嘉靖两部《颍州志》所记均谬。
六、东魏的颍不是颍州
嘉靖十五年《颍州志·郡纪志》记：“西魏遣大将王思政入据颍州，东魏高岳堰决氵有水灌城，颍陷。”“武定五年正月司徒侯景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景入据颍。”把“颍”均说为颍州。
据《水经注》记：“洧水，又东南过长社县故城北，郑之长葛邑也。洧水又东南分为二水，一水东迳许昌县。”从此说明洧水在许昌附近，颍州历史上从未有洧水，“洧水灌城”实指河南长葛，不是今阜阳。
历史地图集(四册55—56)所标，东魏之颍州在今河南许昌北长葛县。再从当时东魏的疆域看，东界只到陈郡北，即今之沈丘和亳县。阜阳当时属于南梁。
经查《北史·周本纪第九》：“魏文帝大统十四年，东魏将高岳围王思政颍川，十五年春，帝遣大将军赵贵帅师援王思政。高岳堰洧水以灌城，颍川以北皆为陂泽，救兵不得至，元月颍川陷。”从这段史实看，“颍”是指“颍川”。明嘉靖《颍州志》所记误也。
七、王祚任颍州刺史的时间是周不是汉。
嘉靖十五年《颍州志·名宦志》卷十四与嘉靖二十六年《颍州志·宦业》均记：“王祚州刺史，改知颍州，疏通通商渠。”
乾隆《阜阳县志·宦业志》卷十记载：“王祚，周，华州刺史，改镇颍州，州境有通商渠，距淮百里，岁久湮塞，祚疏导，遂通舟楫，郡无水患。”
道光《阜阳县志·舆地志》卷二记载：“王代、王祚知颍州，疏导通商渠，更名清河……”但未讲明具体朝代。
以上几部志书所记时间，各不相同，究竟王祚任颍州刺史的时间是汉是周或是别的朝代，幸《宋史》为王祚儿子王溥立了传。
《宋史·王溥传》载：“王溥字齐物，并州祁人。父祚，为郡小吏，有心计，从晋祖入洛，掌监铁案，以母老解职归。汉祖镇并门……历周，为随州刺史……移治商州……显德初置节州节度，以祚为刺史，未几，改镇颍州。……州境旧有通商渠，距淮三百里，岁久湮塞，祚疏导之，郡无水患……”
从王溥传记看，其父王祚当了晋、汉、周、宋四个朝代(960—937共23年)的官。他任颍州刺史，疏导通商渠，是周世宗显德年间(954—958)。乾隆《阜阳县志》记的是对的。嘉靖两部《颍州志》记的时间是错的。
八、大明兵取颍州不是元顺帝至正十六年
嘉靖十五年《颍州志·郡纪志》与嘉靖廿六年《颍州志·物异志》同记：“大明兵取颍州的时间为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年)四月。”
《元史纪四》与乾隆《阜阳县志》卷一，道光《阜阳县志·摭史》卷廿三，均记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四月(1366年)，大明兵取颍州”。再从红巾军的战史和《明史·纪一》证明，公元1356年红巾军正在河南、山东等地转战，朱元璋在苏皖长江沿岸活动，这时不可能派兵来取颍州。起义军只用韩林小明王“龙凤”年号，直至元顺帝至正廿六年(1366年)，小明王死后，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定国号为“明”。才有了“大明兵”称谓。所以，“大明兵取颍州的时间应为元顺帝至正廿六年(公元1366年)之后。据此嘉靖两部《颍州志》所记时间不确。
九、傅友德封颍国公的时间不是洪武十四年
乾隆《颍州府志·秩官志》卷五与乾隆《阜阳县志·秩官志》卷七同记：“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封傅友德为颍国公”。
经查《明史·太祖本纪》、《功臣进表一》及《明史·傅友德传》均记为：“洪武十七年(1384年)论平云南功，进封傅友德为颍国公，禄三千石，世袭，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赐死爵除。”
可见，乾隆《颍州府志》与乾隆《阜阳县志》所记“洪武十四年封傅友德为颍国公”时间有错。
十、亳县从颍州划出时间不是弘治六年
嘉靖十五年《颍州志·郡纪志》卷一记：“明弘治六年(1493年)革亳，领颍(上)、太(和)二县。”
查《明史·地理志一》记载：“亳州，元属归德府。洪武初，以州治谯县省入，寻降为县，属归德州。六年属颍州，弘治九年十月复升为州。徐学林编《安徽建置沿革》115页，亦记“亳县于弘治9年10月升为亳州”。
根据以上考证，亳县在明朝从颍州划出升州的时间应为弘治九年。嘉靖十五年《颍州志》记载有错。
十一、《阜阳县志续编》记述饥疫时间不确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灾异志》卷十三记载：“咸丰十七年，大饥，继以大疫。”
按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及《清史稿·文宗本纪》记载：“文宗咸丰称帝仅十一年(1851—1861年)，可见民国《阜阳县志续编》记咸丰十七年有错。据查，咸丰七年，山东、河北……有大饥。大饥、大疫应是咸丰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