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颍州志序》
景蒙为颍志，既订定目录矣，乃指示同志仿诸迁固，据诸史传而参诸旧志焉。时则有庠生赵富辈为之采摭，有掌教胡君衮为之编次，有司训韦君孚郑君堂为之校仇，景蒙然后乃敢因而折衷焉。又各为序于右，为论于左，而胡君间亦著论于后，乃加“某曰”二字以别之。其为纪一、表五、志八、传十有二，通二十卷。所谓纪者，述唐虞以来三千八百九十四年之事，其间天人之际，固有小变、中变、大变之殊，斯三变者，即太史公三统大备之意，乃一郡之大纲也。大纲所载，无非郡县之事，郡县有沿革、有疆域、有封爵、有职官与人物。兹欲显微阐幽，苟不系而表之，则年次何由而考，故史虽失编年之法，而今之表则尚存编年遗意也。是故诸表，观乎郡县疆域，而百民之因革封守可考也；观乎封爵，而一郡之大势可考也；观乎职官，而一时用人之得失可考也；观乎人物，而历代人物之优劣可考也。志首舆地，志地理也。班固以十二次配十二野，其古人按星分野，而划野分州者乎。古之民风，系于水土之风气，而其俗系于为政者之好尚焉。故志地理而分野，风俗在其中矣。建置志其城池郡县治与大小署制也，建置为国家之制，故次之；食货志其版籍田制与物产也，而食货为国家之本，故又次之；沟洫志水也，水利不兴，则财用无由而足，故沟洫又次之；民富而后教之，故次之以礼乐。周子曰：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而后和。夫物至各得其理，礼斯著矣；而至于和，乐由生矣，此礼乐自然之本也。若夫玉帛交错，钟鼓铿锵者，特为礼乐之文，与夫二礼所记，诸史所志者，又皆器数之末耳。昔颜子问为邦，而夫子兼取四代礼乐为教，盖斯者，诚为为治所先，为作志所本也。学校，礼官也。所以成教化者在是，故次之以学校。古於教化，乃以兵制辅之，故志以兵卫终焉。其中不志艺文者，以后世文浮於实，垂之不远，不敢与经史并列也；不志刑法者，以唐虞兵刑之官合而为一，故以之附於兵卫也。其列传曰命使、曰过宾、曰名将、曰死事者，观忠也；曰名宦，报功也；曰乡贤，报德也；曰孝义，曰贞烈，崇节也；曰遗逸，尚志也；曰侨寓，尊贤也。凡比皆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之效也。其曰方技，辟异也；曰外传，诛乱也。此即所谓后世礼法不修，下民困苦，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也。夫世有乱臣，而后有忠臣出，此天理之在人心，不待礼法教化而兴者，又不可常理论也。其末有曰：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噫!周子礼乐之论，真有功於圣门，有关于圣教而为为治之所先乎。故作志亦本之，然昔人谓为史传易，为志难，知乎此，则志诚难，而传亦不易也。嘉靖十五年丙申夏五月戊寅象郡吕景蒙序。
万历《颍州志序》
颍无名山大川，而龙渊齿剑钟萃不凡。毋亦汝颍延润之沃衍，妻阝邱、西湖之郁积欤!然一颍也。昔何旷夸、质直，庞乎天地中气也；今何习狙攻谲，天地之中气销铄无余，宁独教化不行，纲纪凌迟哉!文献不足，鉴戒无凭，使人伥伥然，易面而不知所之，则郡乘之系非细事也。旧志，成化间同知庐陵刘公节编集、搜罗、校仇、核而详，质而不俚，衣史才也。久而湮废，鲜有藏者。嘉靖初，州首象郡吕公景蒙取刘公原本，稍加订正，续以新编，议论正大，褒贬不戾，虽多援古典，迂滞而无当於颍，然简确严密，犹为实录。嘉靖中，郡大夫莆田李公宜春增修，多出山人、墨客之手，实损而繁滋，意欹而词芜，大失吕公之旧，行之不远，残缺无遗矣。今所存独吕板在。岁逾五纪，增修阙如，识者不任日落月稀之感。时郡中议重纂述属之仪遭宁尔强氐，比徐元礼氏与不佞兄弟及郡塾二三士共成之。不佞伏枕经年，淹两腊而后脱稿，纲目义例大都如刘吕，间采与论，稍为增饰，虽寡陋无文，然师心戾古凿空而为之不敢也。於吾颍旷夸质直之气，窃谓不无少补云。兹举也。郡大夫晋江述庵林公倡其议。至终其事以奏绩者，则郡大夫扶风厚吾孙公之为也。记之以诏来兹云。万历三十三年岁在乙巳嘉平月郡人张鹤鸣撰。
康熙《颍州志序》
吾颍居河之南、江之北，盖中原股肱郡也。故宋都汴梁，既属甸服；明都建叶，隶留司。虽平野无山，而众川环绕，灵秀斯钟，贤豪夙喜宦游，俊杰时多蔚起，其称文献之邦，由来旧矣。第时有治乱，地有废兴，政绩有盛衰，民风有厚薄，皆藉州乘一书，以昭劝戒。在宋，远无可考，明成化间，同知刘公节尝纂之。嘉靖时修於判官吕公景蒙，万历时修於张大司马，增补於宁符卿，刘方伯诸先正。迨至清朝顺治初，州守王公天民续修於兵燹之后，其间刻写多讹，自是以来，又六十余年矣。若弗及今记载，将宦游之贤，蔚起之俊，忠孝廉节之懿美，不几湮没失传耶，诚士大夫之责也。岁已未，余蒙圣恩予归还乡，抱恙杜门，人事俱废，乃与同里缙绅先生商定搜辑，爰属门下士武林王生锡重修，增删编次，阅一载告成，命工开雕，亲加订正，后有同志嗣而辑之，庶时地政绩、民风，了如指掌，而旧邦文献不类杞宋之无徵也已。康熙五十五年岁次丙申孟秋月觳旦，予告光禄大夫、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级，郡人鹿祐谨序。
乾隆《阜阳县志序》
职最亲民莫如县。县有志以核疆理，考古今信。凡山川、城池、乡鄙、田赋、物产、户口、风俗、职官、学校、祠祀、武备、关津、邮传及先贤耆旧、忠孝节烈，可法可传。艺文可备掌故者，谨录於篇。其有传疑，宁缺毋滥，义同国史，所以兴教化，厚风俗，俾士民咸知敦伦力本，讲让型仁，典至重也。阜阳虽新置邑，疆理四至，实得颍州之全，即秦汉所置汝阴县，千数百年至宋金未改，逮元省入颍州。有明因之，国朝升州为府，名虽不同，而州所治地未尝稍有盈缩，疆理厥为旧哉。城即胡子国，夏侯婴所封，邓艾屯田所驻，唐宋以来题咏甚多，欧、苏、晏、吕诸公游览啸歌。刘锜奋勇出奇破敌之处，犹可想见。巨川有长淮、汝、颍、沙、淝，遗迹有妻阝丘、细阳、任城、西湖、百尺堰，自昔号为原沃衍。岁壬申，余膺圣天字简命来守是邦，适当府志告成，惟府所统州县前皆有志，而府郭新设阜阳独缺焉。虽州有旧志，记载亦多讹舛，县令潘尹爰有创修之举，用延其执友王君麟徵。俾典其事，晨夕商榷，阅六月告成。余受而观之，见其搜图籍，订异同，纲罗散佚，觉县名虽新，地则汝阴之旧。志稿虽据旧志，体例增捐维新也，十余门所列根本炳然，于县职寓教斯民，所当兢兢加之意者，为益甚巨。潘君以名孝廉调繁是邑，起废举坠，善政日新，於斯志可窥其一端云。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知颍州事胡格谨序。
道光《阜阳县志·序》
志之体，创于班氏，列史沿其例，厥后详地理者多因之，以名编。方今圣人在上，版舆清谧薄海同风，一统省府志外，凡属县寓分区，罔不辑志书以征文献，非徒以侈名胜，饰僻陋，矜著述之能云尔也。古今政治之因革，斯民习尚之异同，设教保邦之不可一日缓，其以师前事，树典型，端风化，备考证搜罗者，咸属为政所必资，故虽非史体，而用较诸史尤切近焉。阜阳县志自乾隆二十年潘世仁修后，迄今七十余年，遗闻故实渐即湮没。道光四年，因奉文辑通省志，遂有重修之议。予方设局经始，旋因事中辍，丙戌岁冬，前升县刘君庄年允邑人之请，仍以此书属予主纂。予夙有心斯邑，爰应之不辞，三易寒暑，乃克成轶。其所谓考据之详博，体例之谨严，因地制宜之经纬，与前人大手笔万万不逮。而于斯邑之一切关要利赖处，身所亲历，目所经验，窍悉为补辑，以信今传后。古人可作，或亦能鉴于心。则夫稽舆地而识古今区划之宜；考食货、风俗，而求斯民性情之所欲所恶；观学校、武备，而仰副国家牖民兴行，安益求安之深心；有职官、宦业，以为前事师；选举、人物，以为庠序；教崇风化而有烈女；综考证而有艺文，广搜罗而存杂志。皆冀后之莅此者，酌时宜而施之，庶非是言尔。兹以剞劂者浚事，谨弁言于首以为序。若必远征博引，谓三代时之九丘，亦即九州志者，窃恐邻附会穿凿之讥，予固费敢出也。道光九年季夏朔日前知县事李复庆谨序。
《阜阳县志续篇·序》
阜阳为晏、吕、欧、苏公游宴啸歌之地。旧称：“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泉甘而风气和”，傥亦泱泱乎大国之风也欤!顾其有志，则自明成化间始，至清乾隆二十年，邑侯潘世仁，乃因郡乘，以作县志，更七十余载，道光已丑，续修一次，即周天爵大令所谓“四阅寒暑而始成编”者。屈指至今，又一百十有六年矣。回溯此百余年来，於国际间，则有：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与夫一九三九——一九四五之两次世界大战。於对外，则有：鸦片之役、英法联军之役、甲午之役、庚子之役，迄最近八年抗战抵卸侵略；於对内，则有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辛亥前后历次“民族解放”，乃至“政体革新”运动；又有讨袁、护法，讨伐贿选及民十五至十七年连年北伐之“肃清军阀，完成统一”运动。盖政教礼俗，国计民生，靡不被厥影响，而呈显著之更革。即在一乡一邑，若城市、乡鄙、田赋、户籍、秩官、选举、学校、风习、关津、驿递等，亦无一不舆之俱转，蜕变损益，往往名是而实非焉，设於记载，竟付阙如，后之来者，其将何以辑逸阐隐，徵文考献，证得失而昭鉴戒也哉?麟来是邦，为三十年某月，适值抗战最艰苦之际。阜阳虽卒免沦胥，而敌骑固数鼠扰；且终岁在敌伪环伺之中，“四面楚歌”，何暇计夫述作?然或对往昔有所借镜，则同光间事，知者已寡，矧道咸两朝之前言往行，故老无复存者，其因革兴替，潜德幽光，不几皆随事变，而湮灭莫考耶。爰於去岁某月，谋之荐绅先生暨革命前辈，先将过去搜罗未编之稿，增补而汇辑之，付诸欹劂，藉免散佚；命曰：“续编”，亦聊表不及澈底重修，姑作旧志之貂续云尔，乃规模甫具，而麟调庐江；弹指间九月，欣闻斯编已将付印，於以知继任者之苦心扌耆拄，或诸同人之辛勤纂辑，其功盖有不可没者，不禁澈扬感奋而识其缘如此。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凤台廖麟谨序
《阜阳县志续编》序
地志之修仿于九邱，盖政书也。以年代而记政事之得失者，谓之曰史；以地域而载事物之变革者，谓之曰志。此分名盖自汉书始，而其原旨亦起自远古。三坟、五典者史也，九邱者志也。欧西文化后於中土，地志之作始於希腊，晚於九邱者数千年，次于禹贡者亦千余年矣!中国自汉而后代必有史，而以地志附之，如水经、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志、通志、一统志等，虽均为专修，但多属片段或系私家著述。至明代始，由皇家明令修纂一统地志。至此，志与史并立，而省、府、厅、州、县亦各修专志，地志之详，於斯为备，并各国无比者盖亦伟矣。缘修志之目的，所以鉴往知来，兴利除弊，重建设而附之。以传记者此又以史附於志之创也。史以人为主，地附之，志以地为主，人附之。以人为主，故史重得失；以地为主，故志详因革。虽叙法不同，其为政书则一也。意使后之从政者睹历代建置之艰难也，应如何鉴别已往，计划将来，而善设现实也。阅水利道路，各志因时代而变易，应如何沟引疏通平治条理，使农无水旱之忧，行乏道难之叹。教育应如何普及而精进，工艺应如何兴发而充实，过剩之人口应如何利用之，以使其有业而成，既庶且富。土地物产又如何而使其地尽其利，物极其用。旧习俗应如何别其适与不适，教导之、光大之、改良之、条理之，而使之合於现代之生存，且不废往昔之良规，是皆修志所必须因地制宜之事。而又为从政者所以读志观时而日夕警惕其责任者也。
阜阳地处中原，文化开发远自周秦，但其有志实始於清季，迄今凡三修。坚来也晚，此次续修县志，盖起于民国二十四年南兼县长岳峻，书未成，值倭乱，稿多散失，继又起于民国三十三年，廖前县长麟延揽耆宿硕学，爬疏旧志，搜集新闻，主馆事者为刑采岑先生，总纂述者乃吕先生荫南也，阅年，坚来斯土，知县志有关于一县之兴革甚钜也。与当时诸君子力谋其成，仅半载，凡成志十四种，图六幅，约计数十万言，现为战胜建国之期，斯志之成，其裨益於县政者曷可限量，坚何人，斯既乐观其成，敢不警惕於时代之伟大，当事诸君子纂述之勤劳，与夫历代行贤修志之至意，而日置一部於案头，与政府法令参合而考计之，以图有益於本县政事、民俗之兴革也，是爰为之序以自勉焉。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怀远郭坚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