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救济
民国20年(1931年)，县政府拨出73万斤(36.5万公斤)面粉，救济重灾区灾民。运送中层层剥皮，灾民所得不及一半。
民国32年2月，县政府压价抛售高粱、黄豆1182石(每石200公斤)，作为“救济”。粮食进入市场，被巨贾豪绅抢购一空，而后高价出售。4月发赈灾款(法币)17.6万元；12月再发赈灾款(法币)279.33万元。一半以上被乡、保长造册冒名领去。民国34年春，县政府拨粮100万斤(50万公斤)令灾民修堤，实行以工代赈。设想“勤者日可获麦七至八斤，至少亦在四、五斤以上，而间接依赖工赈生活者，当在万人之上。由于主事者不廉，在层层剥削后，灾民所得无几”见(民国34年县救济委员会《工作报告》，今存于省档案局)。
1950年7月，大水成灾，中共阜阳县委书记姜克率领全体干部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堵河堤决口132处，救出灾民65290人，把363万公斤救济粮、22.8万元(中州币)救济款、24.5万公斤食盐、1160万吨煤炭、1.85万公斤棉絮及时发到群众手中。灾后，以秋补夏，发放荞麦种34.5万公斤、马铃薯种5万公斤、菜籽5万公斤。
1953年4月，小麦遭霜打。中共阜阳县委、县人民政府立即派出生产救灾工作团，分赴各地领导生产救灾，向困难户发放了42.5万公斤救济粮和177万元救济款。
1954年，暴雨、冰雹成灾。全县共发救济款110.12万元、救济粮42.25万公斤、木材8百立方米、毛竹1.7万根、房箔2万领、芦席2.9万张、麦筒及茴草23.5万公斤，支援灾民重建家园。
1960年，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县人民政府先后向各人民公社的食堂发放255.28万元救济款、9.87万公斤救济粮、1943万吨煤炭。由于管理不严，一部分被基层干部侵占。
1965年，全面审查了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领取1次性补助退职的3140名职工的生活情况，对其中的91人进行了定月救济，至1985年，共发补助和救济89.55万元。对起义投诚的6人，宽释的6人，特赦的1人，按月进行生活补助，至1985年，共发生活补助费5.52万元。1978年，中共阜阳县委还规定了发放救济的补助费的8条纪律，即：坚持大公无私，严禁多占多吃；坚持实事求是，严禁虚报冒领；坚持按缺补差，严禁平均分配；坚持民主评议，严禁独裁专断；坚持救济到户，严禁他人代领；坚持专款(物)专用，严禁乱批乱拉；坚持财经纪律，反对马虎从事；坚持按章办事，严禁徇私舞弊。
1975年，泉河决堤。中共阜阳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派出1621名干部参加抢险，为灾民搭临时庵棚3.12万个。灾后，发放177万元，支援灾民办砖瓦窑厂18个、水泥预制厂8个，并扶植种植业专业户30个、养鸡养鸭专业户235个。其中389户当年人均收入超千元。店集乡的联户花炮厂，年获利5万元，人均增收1200元，酒坊村的蔬菜生产专业户，当年人均收入7000元，甩掉贫困帽子。
1979年，农业实行联产承包，救济重点转向“扶优”(享受优扶待遇的烈属、军属及伤残军人)、“扶贫”(生活贫困户)。至1985年，用救济款1029.5万元，扶植烈属、军属及伤残退伍军人2345户，扶植生活、生产有困难的农民3176户。
(二)社会救济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亓长乐创办善工会，发展会员近万人。在灾歉年施粥51次；丰收年共修路12条，建桥42座。
民国2年(1913年)，理学大师范绍彭创办志悟堂，以劝善为宗旨，宣传戒烟(鸦片)，开展施药、掩骨活动。10年中为穷人治病13420例。
民国6年，张泽甫、宁丹澄、杨继余等人捐地360亩，创办阜阳县民间慈善会，并于各大集镇设分会，先后施粮295石(每石200公斤)、施粥32次、施棺木38具，并多次修桥补路。
民国7年，崇济川创办红十字会，发展会员300多人，先后向灾民施粮、施粥、施药821次，并施棺木(多系称之为“匣子”的薄棺木)132具。
1949年，广大翻身农民饮水思源，主动为烈属、军属代耕代种。1950年，广大农民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强帮弱，有帮无，当年建立2000多个临时和常年互助组，解决了缺人力、畜力户的困难。农业合作化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对鳏、寡、孤、独困难户，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教、保医(简称“五保”)。1958年，插花、大田等人民公社主动建了敬老院，深受群众欢迎，很快在全县推广，至1985年，全县敬老院发展至94所，使7959位鳏寡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靠。不能入院者，每人每年供应粮300公斤，柴600公斤，食油3公斤，零用钱60元。
除此，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先后17次为灾区开展捐献活动，计捐款2943万元，捐粮413万公斤，捐衣2.43万件，捐被922条，唐山地震时，除捐款捐物外，还接收伤员5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