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财政
(一)财政体制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国家无统一法律，财政无一定体制。民国21年(1932年)，蒋介石在蒋桂战争、蒋冯之战、中原大战中取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在全国第一次推行统一的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民国27年，日本侵略军操纵各地傀儡政权，强行发行伪钞和军票，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民国30年，国民政府为解决经济危机，改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为中央、县两级财政管理体制，货币依然贬值。
解放后，阜阳县，在不同时期实行了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1950年，国家人员编制、供给标准、收支制度、收支程序、收支项目，均由中央统一规定，实行统筹、统支财政管理体制。地方上小宗收入(如规费收入、公产收入、学产收入等)，可抵充地方财政的不足，大宗收入(如公粮、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等)一律解交中央。1951年，实行财政收支挂钩的管理体制。乡村财政收入来自各种附加税(农业附加为入库公粮的10%，工商附加为正税的15%)。1952年，实行省、地方分级编制年度预、决算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支出(包括有邮电、交通、农业、水利、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社会、机关管理等方面的支出）来自各项附加税、契税和上年结余。同年7月，县财政部门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包、禁、筹”的方针，把乡村行政经费、教育经费全部包下，公粮、地方粮合并征收，取消所有附加税，严禁一切摊派。地方建设方面的必须筹款，报省批准后方可执行。
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乡镇财政并入县级财政。工商、农业等大宗税收全部上交；印花税、利息所得税、车船牌照税、屠宰税、牧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等全部作为县财政收入。征收农业15%的附加税为乡镇筹款，征收所得税10%的附加税为城市筹款。乡镇筹款用于小学校舍修缮(包括校具购置)、开办冬学和补路修桥。城市筹款用于市政建设及各种公益事业。县财政收入不敷支出，由省级财政补发。
1954年，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实行“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支出包干”的管理体制。县级财政收入，分为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固定收入，主要有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车船牌照税、国营企、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等；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主要有农业税、工商税等；调剂收入主要有商品流通税和货物税。分成收入的标准是：农业税，中央收60%，省收40%；工商税，中央收20%，县收80%；工商所得税，中央收20%，省收80%；货物税，中央收50%，县收50%；商品流通税，中央收50%，省收50%。县预算由中央核定，预算中的支出部分，由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支付，不足的差额，由中央划给的调剂收入弥补。这一体制，延续到1957年，虽每年都有变化，但大体相同。
1958年，中央财权下放，实行“以收定支，固定分成，调剂分成，五年不变”的管理体制。地方的财政收入，一是本县的固定收入，主要有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牧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建筑与交通企业收入和其他附加税等；一是本县的统一比例收入；一是调剂比例收入，主要有22%的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和公债发行。在支出方面，县级财政有两种支出：一是地方的正常支出，包括地方经济建设事业费、社会文教事业费、行政管理费等，其使用可根据中央划给的范围，自行安排；一是中央专项拨款支出，包括基本建设费、灾荒救济费。此外，地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增加的流动资金，30%由县级财政拨款，70%由中央拨款和从银行贷款。县级财政的正常支出：一、从地方固定收入中开支，固定收入能够满足正常支出，中央、省不再拨款，多余部分按比例上交中央；二、县级固定收入不能满足正常开支，中央可划给企业分成收入，多余部分按比例上交中央；三、固定收入和企业分成收入仍不能满足正常开支，中央划给一定的调剂收入；四、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调剂收入仍不能满足正常开支，中央给予拨款补助。这一年，在经济领域中刮起浮夸风，带来了收入不实，忽视了综合平衡，财政陷入困难。
1959年，鉴于上年财政上出现的问题，实行了“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即除中央管理的企业(如铁道、邮电、外贸、海关)外，其收入全部划交省管，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不按类别划固定收入、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中央除行政、文教、国防、外援、债务支出外，其他各种支出均由地方负担。地方财政收大于支的部分，按比例上解中央，收小于支的部分，由中央给予补助。上解中央的部分，作为地区调剂，以扶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建设。地方总收入与地方总支出挂钩，地方财政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作为地方总额分成比例；地方当年的财政收入，当年核定。
1961年，遵照中共中央批转的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国家财权集中于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缩小专县、公社财政权限，继续执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实施上下一本帐，安排预算要注意收支平衡。当年的财政超收和节余用于基本建设的必须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
1962年至1964年，财政体制作了改变：一、在抓好大宗收入的同时，抓好小宗收入，实施“总额分成”；二、各项事业经费，地方有权调剂；三、中央对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在保证重点项目的前提下，可自行安排其他项目。
1966年至1970年，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收入全部上交，支出由中央分配。
1971年，实行了“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简称财政收支包干体制)。除必须由中央管理的企业、事业，继续由中央管理外，大部企、事业下放地方管理。地方预算收支指标，由中央下达，收大于支，包干上交(不再按比例分配)；支大于收，中央按包干差额给予补助。超收和支出结余，地方有权支配(1972年又规定，地方超收亿元以下，50%归地方，50%上交中央)。
1974年至1975年，实行“收入按比例留成，超收分成，支出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财政收入按固定比例留给地方(留给地方的超收部分不得超过30%)。财政结余不上交，财政支出，根据核定数字，实行包干。
1976年至1979年，再次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增收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总额分成比例在30%以下的，超收部分按30%分成；总额分成比例在70%以上的，超收部分按70%分成。把地方财政的权力和责任结合起来。1979年，改“增收分成”为“超收分成”。
1980年至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属于地方支出的基本建设投资、农林、水利、工交、商业、文卫、科技事业费以及扶恤救济费、行政费等，以1979年财政决算为依据，实行包干。地方上交比例，由中央核定。地方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税收制度、物价政策、公债发行、工资和奖金标准，由中央统一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变动。
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核定，阜阳县收入基数为942.2万元，支出基数为1439.80万元，上级定补686万元。
(二)财政收入
民国初年，全县民、卫田征正赋银62738.865两，征漕米4745.62石(每石200公斤)。以后，每亩加征正赋银1两，加增耗银1.365两，加征赔款费300文。民国4年，征银1两改征银币2.2875元，征漕米1石改征银币5.36元。每亩计征银币0.0706元，全县共征银币206678.646元。民国24年，正赋1元(银币)，加征附加费1.55元(银币)，划县西境建临泉县后，全县征正赋139936.70元，征附加费216901.89元(银币)，共征356838.59元(银币)。31年，征田赋1元改征小麦70斤(包括军粮麦35斤)，全县共征粮2494.67013万斤。经过土地陈报，全县土地5276074.76亩，应征田赋830983.972元，折粮5816.89万斤(工商税杂税不计在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财政收支逐渐形成了计划内与计划外两条渠道。
1.预算内的收入
1949年至1985年，全县总收入62799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13285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21.1%；工商税收入30221.8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48.12%；企业利润收入1892.7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3%；其他收入214.9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0.34%；债券收入255.7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0.4%；上级补贴12432.6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19.8%；上年结余收入4119.4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6.6%；其他资金376.9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0.7%。按时期分，1949年预算内收入591.9万元，1950年至1952年(3年经济恢复时期)预算内收入1399.4万元，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4580万元，1958年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9423.2万元，1963年至1965年(3年经济调整时期)预算内收入4055.4万元，1966年至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5077.4万元，1971年至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17650.4万元，1976年至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8908.7万元，1981年至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11112.6万元。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农业税收和工商业税收比重不断变化。1949年，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98.3%，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1.7%。3年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41.7%，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58.3%。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总预算收入31%，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69%。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23.79%，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76.21%。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36.7%，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63.3%。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9.9%，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90.1%。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15.4%，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84.6%。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18.1%，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81.9%。
2.预算外收入
预算外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于各种税收附加、公房租金和企业利润留成。1949年至1985年全县预算外财政总收入为2018.94万元，其中：工商业税附加为309.4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15.32%；城市公用事业税附加为32.31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1.6%；公房租金收入48.48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2.4%；农业税附加1458.69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72.25%；文化事业收入14.95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0.74%；邮电企业收入3.02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0.15%；企业利润留成98.97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4.9%；其他收入53.12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2.63%。
1949—1985年财政收入总表
表54单位：万元
(三)财政支出
1.预算内支出：1949年至1985年，全县预算内总支出58765.6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7494.2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12.7%；社会文教费支出18856.7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32.1%；行政管理费支出5504.7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9.4%；其他支出981.5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1.7%；上解25928.8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44.1%。
2.预算外支出：其支出主要是用于弥补预算内的资金短缺。1950年至1985年，全县预算外总支出为1728.71万元，其中：补助基本建设投资344.19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19.9%；补助文教事业费596.24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34.5%；补助行政管理费422.93万元，占预算外总出支的24.5%；补助农业建设费11.94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0.7%；补助水利建设费155.46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9%；补助公路建设费34.97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2%；补助粮食差额0.5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0.03%；补助电讯建设费51.2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3%；补助职工住房14.84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0.85%；补助其他支出96.44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5.5%。
1949—1985年财政支出总额表
表55单位：万元
(四)财务管理与财政监督
民国以前，县财政部门的职责主要是经管收支帐目与钱谷出纳，未有明确的监督权限。民国后期，虽颁布了一些制度、法令，均未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赋予财政部门对财务管理和监督之权。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财政部门管理和监督范围越来越大。
1.行政事业财务管理
阜阳解放初期，对国家机关人员实行定员定额供给制，经费由县财政单位统一做出预决算，按月上报核销。
1953年后，逐步建立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制度，统一开支标准，经费实报实销。1954年，改为按规定标准实行年度实报实销制度。1959年，根据单位的性质，分成全额预算、差额补助、自收自支三个类型实行包干。1960年，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行政事业经费实行包干报销。1979年，实行部分预算包干，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水电、自行车修理三项经费进行包干，超支不补，节余留单位使用。1980年，改部分包干为定员定额分项包干。1981年至1984年。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费进行统筹安排，实行预算包干，即：年初核定，分月拨款，分月报销，年终结算，超支不补，结余归单位。
财务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一、单位收支计划的核定与调整；二、按照单位的预算，按月拨付经费；三、控制开支标准；四、审批社会集团购买控制商品；五、审核月、季、年份的报表和年终决算，分析和总结预算的执行情况。
从1958年始，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建立了财务辅导互审制度，归口建立财务辅导组，定期召开会议，交流财务工作经验，开展财务互审，并解答有关问题。
2．企业财务管理
1953年后，对企业的财务管理着眼于利润监交和投资拨款。1960年后，对企业财务的管理着眼于整顿财务和健全规章制度。1970年后，对企业财务的管理，着眼于经济核算、民主理财和清查仓库。1980年后，对企业的财务管理，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益，推行经济责任制。
①国营企业财务检查：阜阳县国营企业多变，一些工厂、公司忽而划属地区，忽而划属阜阳市。1980年后，全县国营企业稳定下来。这些工厂、公司除按规定向财政部门交纳利润，组织企业内的预算收入外，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1958年后，开展了一年一次的商业财务大检查(包括互查和自查)，及时地纠正了部分单位的财务混乱现象。1981年后，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的财务检查制度，在国营工商业中，共查出截留和挤占上交利润5万多元。1982年，遵照国务院的通知，县成立了企业财务检查小组，在全县工交、二轻、商业、供销、粮食、行政、文教、卫生等102个单位开展了财务自查、互查和重点检查。查出一些单位滥发奖金、成本不实、私分现金、截留利润等问题，并对查出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②利润监交：企业利润，1956年，由税务机关催、查、结、报。监交的有企业利润、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等。1957年1月，工业企业利润由主管单位集中解库。同年5月，城市服务企业利润由主管单位集中解库。同年7月，城市服务企业利润解库工作下放，由基层核算单位就地入库，县税务部门负责监交。1958年，确定县税务部门为利润接收机关，以企业的领导部门为交库单位，委托所属的独立核算单位就地解库。税务机关的监交办法是：核定季度财务计划和实际利润，监督企业按足额解交利润，检查企业交款计划执行情况，监督企业按时办理分成结算和补缴超计划利润；办理监缴利润的会计核算及监缴工作。1964年后，县财政单位负责企业利润的解交工作。1983年后，实行了利改税，国营企业(包括县供销社)均改为交纳所得税。
③清仓查库和清产查资：国营工商企业的清仓查库工作，一直是县财政单位的主要工作之一。1958年大办工业，全县有工业企业44家，第一次核定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为765.53万元。1961年，对工业进行了调整，县财政部门对撤下的工厂进行了清产查资，查出亏损和报废产品共230.68万元，损失固定资产8.4万元。1962年4月，县建立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对国营企业机关、学校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查，共清查99个单位，查出积压物资340.3万元，以次充优商品14.6万元，报废商品9.72万元。1972年5月，再次进行了清产核资工作，全县共清查353个单位，查出报废物质9.9万元、固定资产损失37.73万元、报废商品23.35万元、积压物资30.45万元、积压商品233.97万元、乱占流动资金33.20万元。1980年，对全县11家国营工厂进行了清产核资，查出待报废物资30.92万元、固定资产报废76.37万元。报废最多的有：化肥厂19.93万元、颍泉酒厂16.11万元。1983年7月，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管理，企业所需流动资金由银行按信贷政策贷给，国家财政不再拨给流动资金。
④冻结和控制存款：1976年前，为控制贷款投放和平衡财政收支，在1950年、1960年、1976年实行过3次冻结，对解决财政上的暂时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1976年11月，为克服财政困难，对企事业单位的银行存款，一律按帐面余额实行冻结。冻结处理的原则是，大部冻结存款由国家集中掌握使用，对已经参与周转的资金，全部转帐。企业的正式自有流动资金，可继续使用。1981年1月，县人民银行遵上级通知，冻结了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其数额分别是：国营企业存款46.7万元，企业主管单位存款22.2万元，集体单位存款4.6万元，机关团体存款4.6万元，地方财政预算存款67.8万元。经过清理，银行存款比原来增加84.7万元。
⑤财政审计：1984年3月，县成立了审计局，对全县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审查，有效地监督了行政及企事业单位对资金的合理使用。
3．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1961年，建立了行政、事业单位购买高档商品的审批制度，以防滥用资金，缓和了市场上的供需矛盾。1979年7月规定：凡行政及企事业单位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录像机、照像机、高级乐器、高级体育用品及呢绒、收音机、多用机、电唱机等高档商品，需报地区批准，并报省备案。1975年7月规定：集体所有制单位需购上述控制商品，亦需报县财政部门批准。1981年以后，层层建立了控购办公室，由省控购办公室审批的集团购买商品有小汽车、摩托车、轿车、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电影放映机、录音机、录像机、大型音、体器材。县控办审批的集团购买商品有电唱机、电风扇、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桌、凳等。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国家无统一法律，财政无一定体制。民国21年(1932年)，蒋介石在蒋桂战争、蒋冯之战、中原大战中取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在全国第一次推行统一的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民国27年，日本侵略军操纵各地傀儡政权，强行发行伪钞和军票，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民国30年，国民政府为解决经济危机，改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为中央、县两级财政管理体制，货币依然贬值。
解放后，阜阳县，在不同时期实行了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1950年，国家人员编制、供给标准、收支制度、收支程序、收支项目，均由中央统一规定，实行统筹、统支财政管理体制。地方上小宗收入(如规费收入、公产收入、学产收入等)，可抵充地方财政的不足，大宗收入(如公粮、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等)一律解交中央。1951年，实行财政收支挂钩的管理体制。乡村财政收入来自各种附加税(农业附加为入库公粮的10%，工商附加为正税的15%)。1952年，实行省、地方分级编制年度预、决算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支出(包括有邮电、交通、农业、水利、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社会、机关管理等方面的支出）来自各项附加税、契税和上年结余。同年7月，县财政部门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包、禁、筹”的方针，把乡村行政经费、教育经费全部包下，公粮、地方粮合并征收，取消所有附加税，严禁一切摊派。地方建设方面的必须筹款，报省批准后方可执行。
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乡镇财政并入县级财政。工商、农业等大宗税收全部上交；印花税、利息所得税、车船牌照税、屠宰税、牧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等全部作为县财政收入。征收农业15%的附加税为乡镇筹款，征收所得税10%的附加税为城市筹款。乡镇筹款用于小学校舍修缮(包括校具购置)、开办冬学和补路修桥。城市筹款用于市政建设及各种公益事业。县财政收入不敷支出，由省级财政补发。
1954年，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实行“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支出包干”的管理体制。县级财政收入，分为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固定收入，主要有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车船牌照税、国营企、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等；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主要有农业税、工商税等；调剂收入主要有商品流通税和货物税。分成收入的标准是：农业税，中央收60%，省收40%；工商税，中央收20%，县收80%；工商所得税，中央收20%，省收80%；货物税，中央收50%，县收50%；商品流通税，中央收50%，省收50%。县预算由中央核定，预算中的支出部分，由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支付，不足的差额，由中央划给的调剂收入弥补。这一体制，延续到1957年，虽每年都有变化，但大体相同。
1958年，中央财权下放，实行“以收定支，固定分成，调剂分成，五年不变”的管理体制。地方的财政收入，一是本县的固定收入，主要有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牧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建筑与交通企业收入和其他附加税等；一是本县的统一比例收入；一是调剂比例收入，主要有22%的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和公债发行。在支出方面，县级财政有两种支出：一是地方的正常支出，包括地方经济建设事业费、社会文教事业费、行政管理费等，其使用可根据中央划给的范围，自行安排；一是中央专项拨款支出，包括基本建设费、灾荒救济费。此外，地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增加的流动资金，30%由县级财政拨款，70%由中央拨款和从银行贷款。县级财政的正常支出：一、从地方固定收入中开支，固定收入能够满足正常支出，中央、省不再拨款，多余部分按比例上交中央；二、县级固定收入不能满足正常开支，中央可划给企业分成收入，多余部分按比例上交中央；三、固定收入和企业分成收入仍不能满足正常开支，中央划给一定的调剂收入；四、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调剂收入仍不能满足正常开支，中央给予拨款补助。这一年，在经济领域中刮起浮夸风，带来了收入不实，忽视了综合平衡，财政陷入困难。
1959年，鉴于上年财政上出现的问题，实行了“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即除中央管理的企业(如铁道、邮电、外贸、海关)外，其收入全部划交省管，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不按类别划固定收入、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中央除行政、文教、国防、外援、债务支出外，其他各种支出均由地方负担。地方财政收大于支的部分，按比例上解中央，收小于支的部分，由中央给予补助。上解中央的部分，作为地区调剂，以扶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建设。地方总收入与地方总支出挂钩，地方财政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作为地方总额分成比例；地方当年的财政收入，当年核定。
1961年，遵照中共中央批转的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国家财权集中于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缩小专县、公社财政权限，继续执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实施上下一本帐，安排预算要注意收支平衡。当年的财政超收和节余用于基本建设的必须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
1962年至1964年，财政体制作了改变：一、在抓好大宗收入的同时，抓好小宗收入，实施“总额分成”；二、各项事业经费，地方有权调剂；三、中央对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在保证重点项目的前提下，可自行安排其他项目。
1966年至1970年，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收入全部上交，支出由中央分配。
1971年，实行了“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简称财政收支包干体制)。除必须由中央管理的企业、事业，继续由中央管理外，大部企、事业下放地方管理。地方预算收支指标，由中央下达，收大于支，包干上交(不再按比例分配)；支大于收，中央按包干差额给予补助。超收和支出结余，地方有权支配(1972年又规定，地方超收亿元以下，50%归地方，50%上交中央)。
1974年至1975年，实行“收入按比例留成，超收分成，支出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财政收入按固定比例留给地方(留给地方的超收部分不得超过30%)。财政结余不上交，财政支出，根据核定数字，实行包干。
1976年至1979年，再次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增收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总额分成比例在30%以下的，超收部分按30%分成；总额分成比例在70%以上的，超收部分按70%分成。把地方财政的权力和责任结合起来。1979年，改“增收分成”为“超收分成”。
1980年至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属于地方支出的基本建设投资、农林、水利、工交、商业、文卫、科技事业费以及扶恤救济费、行政费等，以1979年财政决算为依据，实行包干。地方上交比例，由中央核定。地方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税收制度、物价政策、公债发行、工资和奖金标准，由中央统一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变动。
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核定，阜阳县收入基数为942.2万元，支出基数为1439.80万元，上级定补686万元。
(二)财政收入
民国初年，全县民、卫田征正赋银62738.865两，征漕米4745.62石(每石200公斤)。以后，每亩加征正赋银1两，加增耗银1.365两，加征赔款费300文。民国4年，征银1两改征银币2.2875元，征漕米1石改征银币5.36元。每亩计征银币0.0706元，全县共征银币206678.646元。民国24年，正赋1元(银币)，加征附加费1.55元(银币)，划县西境建临泉县后，全县征正赋139936.70元，征附加费216901.89元(银币)，共征356838.59元(银币)。31年，征田赋1元改征小麦70斤(包括军粮麦35斤)，全县共征粮2494.67013万斤。经过土地陈报，全县土地5276074.76亩，应征田赋830983.972元，折粮5816.89万斤(工商税杂税不计在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财政收支逐渐形成了计划内与计划外两条渠道。
1.预算内的收入
1949年至1985年，全县总收入62799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13285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21.1%；工商税收入30221.8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48.12%；企业利润收入1892.7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3%；其他收入214.9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0.34%；债券收入255.7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0.4%；上级补贴12432.6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19.8%；上年结余收入4119.4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6.6%；其他资金376.9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0.7%。按时期分，1949年预算内收入591.9万元，1950年至1952年(3年经济恢复时期)预算内收入1399.4万元，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4580万元，1958年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9423.2万元，1963年至1965年(3年经济调整时期)预算内收入4055.4万元，1966年至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5077.4万元，1971年至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17650.4万元，1976年至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8908.7万元，1981年至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预算内收入11112.6万元。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农业税收和工商业税收比重不断变化。1949年，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98.3%，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1.7%。3年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41.7%，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58.3%。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总预算收入31%，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69%。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23.79%，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76.21%。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36.7%，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63.3%。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9.9%，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90.1%。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15.4%，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84.6%。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税收占预算总收入18.1%，其他税收占预算总收入81.9%。
2.预算外收入
预算外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于各种税收附加、公房租金和企业利润留成。1949年至1985年全县预算外财政总收入为2018.94万元，其中：工商业税附加为309.4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15.32%；城市公用事业税附加为32.31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1.6%；公房租金收入48.48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2.4%；农业税附加1458.69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72.25%；文化事业收入14.95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0.74%；邮电企业收入3.02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0.15%；企业利润留成98.97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4.9%；其他收入53.12万元，占预算外总收入2.63%。
1949—1985年财政收入总表
表54单位：万元
(三)财政支出
1.预算内支出：1949年至1985年，全县预算内总支出58765.6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7494.2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12.7%；社会文教费支出18856.7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32.1%；行政管理费支出5504.7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9.4%；其他支出981.5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1.7%；上解25928.8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44.1%。
2.预算外支出：其支出主要是用于弥补预算内的资金短缺。1950年至1985年，全县预算外总支出为1728.71万元，其中：补助基本建设投资344.19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19.9%；补助文教事业费596.24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34.5%；补助行政管理费422.93万元，占预算外总出支的24.5%；补助农业建设费11.94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0.7%；补助水利建设费155.46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9%；补助公路建设费34.97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2%；补助粮食差额0.5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0.03%；补助电讯建设费51.2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3%；补助职工住房14.84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0.85%；补助其他支出96.44万元，占预算外总支出的5.5%。
1949—1985年财政支出总额表
表55单位：万元
(四)财务管理与财政监督
民国以前，县财政部门的职责主要是经管收支帐目与钱谷出纳，未有明确的监督权限。民国后期，虽颁布了一些制度、法令，均未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赋予财政部门对财务管理和监督之权。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财政部门管理和监督范围越来越大。
1.行政事业财务管理
阜阳解放初期，对国家机关人员实行定员定额供给制，经费由县财政单位统一做出预决算，按月上报核销。
1953年后，逐步建立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制度，统一开支标准，经费实报实销。1954年，改为按规定标准实行年度实报实销制度。1959年，根据单位的性质，分成全额预算、差额补助、自收自支三个类型实行包干。1960年，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行政事业经费实行包干报销。1979年，实行部分预算包干，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水电、自行车修理三项经费进行包干，超支不补，节余留单位使用。1980年，改部分包干为定员定额分项包干。1981年至1984年。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费进行统筹安排，实行预算包干，即：年初核定，分月拨款，分月报销，年终结算，超支不补，结余归单位。
财务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一、单位收支计划的核定与调整；二、按照单位的预算，按月拨付经费；三、控制开支标准；四、审批社会集团购买控制商品；五、审核月、季、年份的报表和年终决算，分析和总结预算的执行情况。
从1958年始，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建立了财务辅导互审制度，归口建立财务辅导组，定期召开会议，交流财务工作经验，开展财务互审，并解答有关问题。
2．企业财务管理
1953年后，对企业的财务管理着眼于利润监交和投资拨款。1960年后，对企业财务的管理着眼于整顿财务和健全规章制度。1970年后，对企业财务的管理，着眼于经济核算、民主理财和清查仓库。1980年后，对企业的财务管理，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益，推行经济责任制。
①国营企业财务检查：阜阳县国营企业多变，一些工厂、公司忽而划属地区，忽而划属阜阳市。1980年后，全县国营企业稳定下来。这些工厂、公司除按规定向财政部门交纳利润，组织企业内的预算收入外，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1958年后，开展了一年一次的商业财务大检查(包括互查和自查)，及时地纠正了部分单位的财务混乱现象。1981年后，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的财务检查制度，在国营工商业中，共查出截留和挤占上交利润5万多元。1982年，遵照国务院的通知，县成立了企业财务检查小组，在全县工交、二轻、商业、供销、粮食、行政、文教、卫生等102个单位开展了财务自查、互查和重点检查。查出一些单位滥发奖金、成本不实、私分现金、截留利润等问题，并对查出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②利润监交：企业利润，1956年，由税务机关催、查、结、报。监交的有企业利润、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等。1957年1月，工业企业利润由主管单位集中解库。同年5月，城市服务企业利润由主管单位集中解库。同年7月，城市服务企业利润解库工作下放，由基层核算单位就地入库，县税务部门负责监交。1958年，确定县税务部门为利润接收机关，以企业的领导部门为交库单位，委托所属的独立核算单位就地解库。税务机关的监交办法是：核定季度财务计划和实际利润，监督企业按足额解交利润，检查企业交款计划执行情况，监督企业按时办理分成结算和补缴超计划利润；办理监缴利润的会计核算及监缴工作。1964年后，县财政单位负责企业利润的解交工作。1983年后，实行了利改税，国营企业(包括县供销社)均改为交纳所得税。
③清仓查库和清产查资：国营工商企业的清仓查库工作，一直是县财政单位的主要工作之一。1958年大办工业，全县有工业企业44家，第一次核定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为765.53万元。1961年，对工业进行了调整，县财政部门对撤下的工厂进行了清产查资，查出亏损和报废产品共230.68万元，损失固定资产8.4万元。1962年4月，县建立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对国营企业机关、学校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查，共清查99个单位，查出积压物资340.3万元，以次充优商品14.6万元，报废商品9.72万元。1972年5月，再次进行了清产核资工作，全县共清查353个单位，查出报废物质9.9万元、固定资产损失37.73万元、报废商品23.35万元、积压物资30.45万元、积压商品233.97万元、乱占流动资金33.20万元。1980年，对全县11家国营工厂进行了清产核资，查出待报废物资30.92万元、固定资产报废76.37万元。报废最多的有：化肥厂19.93万元、颍泉酒厂16.11万元。1983年7月，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管理，企业所需流动资金由银行按信贷政策贷给，国家财政不再拨给流动资金。
④冻结和控制存款：1976年前，为控制贷款投放和平衡财政收支，在1950年、1960年、1976年实行过3次冻结，对解决财政上的暂时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1976年11月，为克服财政困难，对企事业单位的银行存款，一律按帐面余额实行冻结。冻结处理的原则是，大部冻结存款由国家集中掌握使用，对已经参与周转的资金，全部转帐。企业的正式自有流动资金，可继续使用。1981年1月，县人民银行遵上级通知，冻结了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其数额分别是：国营企业存款46.7万元，企业主管单位存款22.2万元，集体单位存款4.6万元，机关团体存款4.6万元，地方财政预算存款67.8万元。经过清理，银行存款比原来增加84.7万元。
⑤财政审计：1984年3月，县成立了审计局，对全县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审查，有效地监督了行政及企事业单位对资金的合理使用。
3．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1961年，建立了行政、事业单位购买高档商品的审批制度，以防滥用资金，缓和了市场上的供需矛盾。1979年7月规定：凡行政及企事业单位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录像机、照像机、高级乐器、高级体育用品及呢绒、收音机、多用机、电唱机等高档商品，需报地区批准，并报省备案。1975年7月规定：集体所有制单位需购上述控制商品，亦需报县财政部门批准。1981年以后，层层建立了控购办公室，由省控购办公室审批的集团购买商品有小汽车、摩托车、轿车、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电影放映机、录音机、录像机、大型音、体器材。县控办审批的集团购买商品有电唱机、电风扇、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桌、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