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阜阳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南与阜南相连，北与太和县相望，西至西北与临泉县、界首县毗邻，东至东南与利辛县、颍上县接壤，腹地为阜阳市。地跨东经115°28′—116°11′，北纬32°45′—33°09′之间。在远古代，这里还是华北陆台南端的海洋。后来，在多次的造山运动中，特别是震旦纪以后的吕梁运动、加里东运动、华力西运动、燕山运动、喜马拉雅山运动，海相地层不断上升，在海浸海退和古河流的冲击下，形成了今天海拔高度在25米至33.5米的西北高东南低的微倾斜平原。全境介于亚热带和暖温带之间，属半湿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四季分明，寒暖相宜，雨量适中，光照充足。具有南北之长，如多年来的年平均气温为14.9℃，年平均降雨895.3毫米，年平均日照2334.6小时(年均可照4429.2小时)，年平均无霜期281天。但也兼有南北之短，如年份之间的降水量不均，常年雨水多集中在6至8月，时有干热风、霜冻、冰雹等灾害发生。
水是一切生物存在、发展不可分离的物质。阜阳县不仅有丰富的地下水，且有颍、泉、茨诸河流灌全境。据出土的文物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他们从渔猎生活走了过来，使用蚌器、骨器、石器从事农业生产。只是年代久远，其部落和氏族的归属已无从查考了。据有关文字记载，西周分地以封诸侯，康王姬钊封功臣陈满后裔在此建胡国(子爵，又称胡子国)。春秋末年，楚国灭胡，胡地属楚。秦灭六国，废分封，置郡县，胡地建汝阴县。西汉末，王莽篡权，改汝阴县为汝坟县。刘秀恢复汉朝统治，复改汝坟县为汝阴县。从此，历代县名相袭。南宋咸淳元年(1256年)，蒙古族忽必烈废汝阴县，县地直隶颍州。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颍州为府，州地建阜阳县，沿续至今。行政区划也经常变动。清代末叶，县下设里，里下设保。民国初年，县下设乡，乡下设保。北伐之后，县下设区，区下设联保(后改为乡)，联保(乡)下设保，保下设甲。阜阳解放后，县下设区，区下设乡，乡下设行政村。1958年后，县下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设生产队。1979年，县下设区，区下设人民公社，再下设生产大队、生产队。1984年，县下设区，区下设乡(镇)，乡(镇)下设行政村民委员会(街道居民委员会)。1985年，全县辖12个区、8个镇、72个乡、11个街道居民委员会，631个行政村民委员会，4794个自然村。计257008户，共1159753人。
历史上，阜阳县一直是通往南北的门户和要道。古有“襟带长淮，控扼陈蔡”（《风土记》）南有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淝之固”。（《淮论》）“水陆辐辏古今舟辑接迹之地”，“实建业之肩胛”（《中都志》）之说，因而这里一直是历代兵家争雄逐鹿之地。春秋时，吴王北征，把胡国作为进攻对象；战国时，楚考烈王为发展自己，迁都于今县城北之钜阳；三国时，魏将邓艾屯田，以汝阴为中心，广开漕渠，实现了兵食交足；西晋时，汉将石勒南图建康，据汝阴课农造舟；唐中和年间，朱温统兵据守汝阴，阻止黄巢起义军西进；南宋初年，金兀术进攻顺昌，妄图打开南下的通衢；清代末叶，曾国藩、李鸿章、袁甲三等把这里当作剿捻战场。……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自西汉高祖刘邦至明朝英宗朱祁镇，共有21名帝王封其兄弟、儿子、功臣到这里为王、为侯、为公、为伯，尽情吞噬这里的民脂民膏。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五个儿子朱栽卤刚生下，就被封为颍王。可这朱栽卤未满月就夭折了。
自建汝阴县以来的2000余年间，这里一直是汝阴郡、颍州、信州、顺昌府、颍州府、安徽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始称安徽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治所。阜阳解放后，县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阜阳地区委员会、阜阳行政专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阜阳分区司令部的驻地。
阜阳县建制时，号称“东西三百里，南北二百里”(见乾隆《阜阳县志》、道光《阜阳县志》)。实际面积9100平方公里。清同治三年(1864年)，划西淝河以东之地入涡阳县；民国24年(1935年)，划九龙沟以西之地建临泉县；1948年至1949年，划小润河以南之地建阜南县，划洄溜以南之地入颍上县；1950年，划宫集以南之地入太和县；1965年，划西淝河以西之地入利辛县；1975年，划阜阳城及其四郊区建阜阳市，1982年，划两河口灌渠以北之地入太和县。1985年，全县面积为1770平方公里。
现在，全县人民遵照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以1770平方公里的大平原为舞台，改革开放，因地因时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描绘着社会主义最新最美的画图。
（二）
阜阳县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县。产小麦、黄豆、高粱、棉花，兼产绿豆、豇豆、蚕豆、花生、芝麻、红芋、烟叶、药草和各种瓜果、蔬菜。1985年，全县有耕地1725154.3亩，农业人口113210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7.6%。
历史上，阜阳县农业曾几度兴荣。西汉“文帝”时，这里荒地得以开垦，粮食自给有余。三国时，魏将邓艾于此屯田，广修灌渠和陂塘，遂有“粮食仓箱”之称。唐贞观年间，“薄税敛，以息人”，农业出现繁荣。北宋时，欧阳修、苏轼知颍，修水利，倡农垦，农业再度发展。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约束，农业的发展极为缓慢。特别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三座大山”的重压，长期的战乱，连年的黄泛，农业陷入绝境。直至解放时，在生产上依然使用着古老的犁、耧、锄、耙，人畜并力，粮食平均亩产仅50.3公斤，腐朽的生产关系桎梏着生产力，使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濒于全面崩溃。
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上升至27787.75万公斤。平均亩产172公斤。其后，经过互助合作运动，在水旱交加的195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仍达26480.03万公斤。1958年后，在探索建设的道路上出现了“大跃进”的挫折。1962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全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6年，在划出4个区入利辛县后，全县粮食总产量仍达20119.42万公斤。“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徘徊不前。
1978年后，拨乱反正，全面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农民有了土地使用权和生产自主权，大搞多种经营，大兴科学种田，大办农业机械，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上升至36998.9万公斤，平均亩产292公斤，是1949年的5.26倍；全县林木覆盖率为12.1%，是1949的的4倍；大牲畜发展至7.32万头，生猪发展至56.91万头，分别是1949年的11.06倍、2.11倍。粮油自给有余，并有大量肉类、蛋、禽、水产品、蔬菜供应城市。单一的农业生产正在被农、林、牧、副、渔多元化的新型经济所取代。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得到改善。一部分农民购置了家用电器，住进了砖屋或楼房。
(三)
阜阳县工业基础薄弱，旧社会，“五匠”(泥、木、铁、石、篾)、“四坊”(油、酒、粉、豆腐)遍及城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程晓川在袁寨开办榨油厂，在互相倾轧中夭折。民国6年(1917年)，刘子臣在县城北关外开办大同打蛋厂，倪幼甫在县城西关外开办裕阜打蛋厂，带动了丝织业、酿造业、制革业、印刷业、铸造业、缝纫业、卷烟业、编织业等各类小厂和作坊的发展。民国25年，全县有作坊式的小厂444家。抗日战争期间，屡遭日机轰炸，多数工厂倒闭或内迁，工业一蹶不振。
解放后，人民政府一面扶持私有企业，一面创办卷烟厂、酒厂、油厂、食品厂、棉织厂等国营骨干企业。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除将一些私人小厂和作坊改造成为生产联合社和合作组外，又陆续开办了一批国营工厂。1957年，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1072万元上升至1368万元。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工业产值下降。1960年，对全县工厂进行了调整，在停办一批、合并一批、上交地区一批后，经济效益开始回升。196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上升至3571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工厂无人管理，个体手工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唯有自负盈亏的二轻工业抵制了“左”的干扰，生产得到以维持并有所发展。1975年建阜阳市，县城的工厂划属市管。197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下降到1586万元。
1980年后，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工厂，实行了以承包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使职工的责任与利益直接挂钩，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产品、产量不断提高。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一大批家庭工厂、联户工厂，部门工厂、校办工厂，各以其长，各显其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85年，全县工业已拥有机械、化工、酿造、纺织、食品、服装、印刷、制革、制药、编织、电器、建材、文化用品等14个门类。共有国营工厂9家，集体工厂12家，乡镇工厂503家，家庭工厂34418家，联户工厂2489家，部门工厂22家，中外合资工厂1家；共有从业人员92786人，年工业总产值上升至13136万元。著名的“醉三秋”白酒，3次蝉联安徽省优质名酒称号，获部颁金奖。
在旧社会，阜阳县商业和工业有着类似命运，特别是受儒学影响较严重的地方，民不习商，直到清乾隆年间，江苏、浙江、山西、陕西的客商先后涌来，开办商行，建立会馆，带动了本地人开办专营商店、货栈，一时间商号林立，买卖兴隆。抗日战争期间，县城遭日机轰炸，商店骤减，商业滑坡。民国36年（1947年），资金千元(折合人民币)以上的商店仅56家。其余皆系小本铺、摊。民国37年，许多摊、铺在通货膨胀中倒闭。
解放后，民主政府一成立，立即开办国营大淮商店，经营粮、布等生活用品，保障了供应。1950年2月至1953年元月，阜阳城先后建立百货、盐业、土产、棉布、煤炭、畜产、石油、油脂、食品、中药材共10个国营阜阳分公司和办事处。这对于稳定物价、恢复经济、保障供给起到了积极作用。1955年，对全县私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共建立9个公私合营公司(商店)、248个合作商店、263个合作组，对个体商户实行了登记管理。
1958年后，因极“左”路线干扰，在经营上片面强调计划性，在所有制问题上，强调“越公越好”；在管理上统得过死，经营单位无自主权。商业极不景气。
1980年后，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对商业实行了“稳步进行、逐年深化”的改革。首先，确认了全民、集体、个体三种商业同属社会主义商业体制，开创了国家、集体、个体办商业的新局面。继而在国营和集体商业内部实行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和租赁制，并逐步开放了市场，放开了价格，拓宽了供销渠道，打破了计划单一、进货渠道单一的格局，使商业发展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985年，全县15个公司(11个国营公司，4个合作社公司)，105个门市部，25个基层供销社，524家合作店、组，7512家个体商贩的商品零售总额上升至1.6743亿元，是1949年的14.58倍，是1978年的2.5倍。
(四)
解放前，阜阳有阜蚌、阜涡、阜亳、阜颍几条公路，抗日战争时，被毁坏殆尽。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修复、新建公路的同时，将砖碴路面全部改为砂礓路面，实现了晴雨通车。1958年前后，新建了通往各区的支道，进一步拓宽了干道，将砂礓路面改为油碴路面。1978年后，新修乡道31条，形成了干道、支道、乡道公路网络。在发展公路的同时，还注意改善运输工具。1950年，成立县汽车运输公司，开始了汽车运输。1957年，实现了运输工具轴承化。1978年后，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机动车量成倍增加，至1985年，全县有客运汽车198辆、货运汽车476辆，还有一大批四轮拖拉机、三轮机动车。汽车客运量上升至684.7万人次，汽车货运量上升至44.26万吨。阜阳至濉溪至淮南的铁路建成通车后，铁路的货运量、客运量已分别是全县总运输量的78%和7.7%。
阜阳县水运也得到发展。1950年后，次第疏浚了颍河、泉河、茨河，并新挖了茨淮新河，新建了一批码头、船闸。最大的七里河码头可供30艘500吨驳船同时装御。1952年，成立国营华东内河轮船公司安徽淮河公司阜阳办事处，有客、货轮15艘。1956年，建立18个船民运输中队、107个运输小队。1958年，成立阜阳县水上运输社。1975年，水上运输社交给阜阳市管理后，尚有一个插花船队。计有一艘轮船、10条驳船，年均运货量74.5万吨。
1957年建阜阳飞机场，翌年2月与合肥通航，每周6班。1984年10月后改为每周2班。1958年至1985年，共飞行4331次，客运143949人次，货运40.922万吨。此外，民航客机还担负了灭虫、救灾任务。
阜阳县建立邮传机构较早：战国设邮驿，唐代增设水驿，北宋设驿站，清代初年设铺递。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设颍州府邮局，宣统元年(1909年)设颍州府电报局。民国元年(1912年)改上述两局为阜阳县邮局和阜阳县电报局。解放前夕，对外有8条邮路，全靠人力挑运。全县10个电话通话点，有电话交换机66门。电报多为国民党党政机关服务，设备简陋。
解放后，先后开通了省际、省内、县内的邮路、电话线路、有线电报线路、无线电报线路。邮电设备不断更新，邮、电线路不断增加。至1985年，全县有15个邮电支局、13个邮电所，84个邮政代办所和售票处。各邮电支局和邮电所均可办理平挂函件、包裹邮寄、货币汇兑和长、短途电报、电话业务。长途邮件有火车、汽车托运，短途邮件有摩托车、自行车运送。农村电话交换机增至1140门；共有22条有线电报线路，实现了收、发报自动化。普通电报每日有7个投递频次，加急电报随到随投。邮路、电话线路、有线电报线路和无线电报线路不断加长，形成了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人民生活的邮电网络。
解放前，生活、生产所需能源，主要来自秸柴，但也从外地购进少量的石油和煤炭。解放后，调进大量石油和煤炭，但仍不能满足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55年大办沼气，在全国率先使用沼气烧饭、照明，为开辟能源闯出了新路。其后，研制了多种类型的节能灶，被国家农牧渔业部评为节能改灶合格县。以后，多渠道地引进石油、煤炭，电力也发展起来，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缓解。至1985年，全县农村变电所发展到9个，有98.95%的乡和71.76%的行政村用上了电。
(五)
阜阳县旧有“欧苏旧治，淮泗名区”之称。在县城南出土的殷商铜器“龙虎尊”和在双古堆出土的西汉竹简“苍颉篇”，标明了在欧、苏之前，这里文化已相当发达。蔡齐知颍，破仁宗皇帝“非藩镇不得立学”的例规，奏准创办西湖书院，开全国州办书院之先例。其后，欧阳修、吕公著、苏轼等重臣文豪相继知颍，兴利革弊，悉心扶植教育，文风昌盛，人才倍出。在此以后的700余年间，付梓问世著作计152部，4567卷。傅林的《音韵管见》，王拙的《两朝实录》，王廉的《京都岁时记》，王钰的《七朝国史》，卢晋的《五经考易》，均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清代末叶，经济衰败，文化走向下坡。19世纪中期，县内虽涌现不少革新人物，办学堂，开报馆，设诊所，建武馆，但在当时，他们“教育救国”的壮志只能换来个抱憾终生。解放前夕，全县境内仅有公私立中学15所、公私立小学113所(不含保国民小学)，文化设施极为简陋。
解放后，阜阳县的教育、科技、卫生、广播、文化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在教育方面，有幼儿园29所，小学590所，普通中学110所，中等专业及职业学校19所，另外设有成人教育机构。1985年，中小学在校生共220365人，中专及职业中学在校生4321人。初步普及了小学教育，许多初、高中毕业生成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尖兵。
在卫生方面，县属医院3所，区属医院12所，乡属卫生院80所，并设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计划生育指导站。1985年全县共有专业医务人员2876人。较大的工厂、学校有医疗室，行政村有诊所。消灭了天花、伤寒、梅毒等传染病，有效地控制了疟疾、钩虫等地方病的蔓延。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
在文化方面，建有县中心文化馆1个，区文化中心12个，乡镇文化站80个。有电影公司1个，电影放映队67个，影剧院19个。有专业剧团1个，业余曲艺队12个。纪念馆2个，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各1个。创作出大批文艺作品，有的发表在国家和省级报刊，有的出版了专集、专著。农民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大放异采。全县共架广播线路1200公里，县、区、乡均建有广播站，区乡通播率为100%，行政村通播率为97%。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大批进入农民家庭。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得到改善。
在科技方面，全县建立县、区、乡三级科技网，拥有各类科技人员8752人，其中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1375人。研究和推广了近200项科技成果，其中10项分别受到国家、省和地区的表彰。
在体育方面，1966年前，体育设施比较齐全，学校、工厂、机关均有小型运动场地，并有专项体育队。不定期地举办长跑、球类、棋类等体育比赛。1980年后，武术学校、武术班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的人进行习武强身。1950年至1985年，在省、地举行的体育运动会和各类体育比赛中，阜阳县代表队9次获总分前三名，15次获单项冠、亚军。
(六)
阜阳县人民具有勤劳、刚毅、正直、淳朴的美德。在历史长河中，他们依靠勤劳和智慧，创建了与杭州西湖齐名的颍州西湖，为历代墨客骚人称道。欧阳修自扬州改知颍州，见到颍州西湖胜状，便道：“愿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见欧阳修《西湖戏作示同游者》)；苏轼自杭州迁知颍州，看到颍州西湖景色，慨叹：“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见苏轼《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晏殊、苏辙、曾巩、陈师道、李先事、刘体仁、张养性、王道增、宁中立等文坛巨匠来此泛舟，留连忘返，写出千百首讴歌诗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阜阳人民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将颍州西湖迁建于同水系的三十里河。不久，一个崭新的园林将呈现在世人面前。阜阳人民的刚毅、正直和淳朴，具体表现在敢与同黑暗、邪恶进行斗争。秦朝末年，这里人民在邓宗领导下，参加陈胜、吴广发动的大泽乡起义，反抗秦王朝暴政。南宋初年，这里人民积极援助宋将刘锜的八字军，粉碎了金兀术的进攻，赢得顺昌大捷。元朝末年，这里人民踊跃参加刘福通的红巾军，模扫千里淮北，动摇了元朝的统治。晚清时期，这里人民参与结捻，打得清军焦头烂额。武昌起义，这里人民首先响应，宣布颍州独立，颍州府知府惊慌遁逃。土地革命时期，这里人民在中共皖北特委领导下，举行了震撼两淮的“四·九”起义。抗日时期，这里人民坚定支持抗日军队，多次挫败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人民主动参军参战，在枪林弹雨中，用扁担、小车，把100多万公斤面粉、7.5万公斤猪肉、10万公尺白布、15万双军鞋送到淮海前线。抗美援朝时期，这里人民争相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有178名烈士长眠于朝鲜战场……这一曲曲反黑暗、反压迫、反侵略的乐章，正激励着阜阳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向前。
解放后，阜阳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刚毅、正直、淳朴的美德，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伟大成就。虽然前进道路上有过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纠正了“左”的错误，总结了历史教训，前进的步伐比任何时候都扎实，都稳健。阜阳人民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这样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自己的翻身解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人民的共同富裕。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开放，全力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阜阳人民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