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前体制
历代政府多以土地为对象征收田赋。唐中叶改行两税法后，户税敛钱，地税征粮。宋将户、地两税统一按田亩征收。明代和清代，田赋为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明代，国家实行统收统支，初期田赋征粮尽解国库。州、县设户房管理钱粮，协助知州、知县征解。其中漕米尽解京城。万历九年(1581年)，除田粮尽征尽解外，又按丁(成年男子)征银，按杂贡、徭役、协济等项分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实行“一条鞭法”后，徭役、土贡等折银征收，也并入田赋征课。清代摊丁入地，称地丁钱粮。清康熙年间建立安徽省后，颍州征银大部解安徽省布政使司，地方留20%左右。漕米仍解北京。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改征银元，国家税解中央，地方税解省，杂捐留地方财政开支。民国17年，阜阳等各县财政经费由安徽省财政厅统收统支。民国24年(1935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支系统法》，建立县级财政，各县政府设财务科、征收处、金库、财委会，分别负责管理、征收、保管和审核监督。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通货膨胀，粮价猛涨，民国30年(1941年)7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定各省田赋一律改征实物，法币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或小麦1斗5升。民国31年(1942年)，根据当时抗战割据形势，实行县自治财政。中央、省、县实行分税制。抗战结束后，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国民党政府为发动内战，继续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并把原有地方摊派并入田赋。田赋征实扩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大大加重了对广大农民尤其是佃农的剥削。
二、建国后体制
建国初，国家实行“税收统支”的财政体制。1950年，国家人员编制、供给标准、收支制度、收支程序、收支项目，均由中央统一规定，统筹统支。地方上小宗收入(如规费收入、公产收入、学产收入等)，可抵地方财政的不足。大宗收入(如公粮、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等)一律解交中央。1951年，实行财政收入挂钩的管理体制。乡村财政收入来自各种附加税，其中农业附加为入库公粮的10%，工商附加为正税的15%。1952年，实行省、地方分级编制年度预算、决算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支出来自各项附加税、契税和上年结余。同年7月，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包、禁、筹”的方针，把乡村行政经费、教育经费全包下来，公粮、地方粮合并征收，取消所有附加税，严禁一切摊派。地方建设方面的必须筹款，报省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乡镇财政并入县级财政，“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地方税、公产、规费和罚没款等杂项收入划归地方财政。收入按规定项目和比例留县，支出由省核定指标。年终省、县结算，差额由省拨补。1954年，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实行“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支出包干”的管理体制。县级财政收入分为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调节收入。县级预算由中央核定，预算中的支出部分，由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支付，不足的差额，由中央划给的调剂收入弥补。这一体制，延续到1957年，虽每年都有变化，但大体相同。
“二五”期间，1958年中央财政管理权限下放，实行“以收定支，固定分成，调剂分成，五年不变”的体制。这一年开始“大跃进”，在经济领域中刮起严重的浮夸风，带来了收入不实，忽视了综合平衡，地区和各县财政陷入困难。1959年，鉴于上年出现的问题，实行了“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1961年，国家财权集中于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缩小县以下基层财政权限，继续执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实施上下一本帐，安排预算要注意收支平衡。当年财政超收和节余用于基本建设的，必须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
三年调整时期，从1963年起，根据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财政体制作了改变：一、在抓好大宗收入同时抓好小宗收入，实施“总额分成”；二、各项事业经费，地方有权调剂；三、中央对地方的基建投资，在保证重点项目的前提下，可自行安排其他项目。
“三五”时期，1966年至1970年，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收入全部上交，支出由中央分配。
“四五”时期，1971年至1973年实行财政收支包干体制，即“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超支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1974—1975年，又改为“收入按比例留成，超收分成，支出包干。”
“五五”时期，1976—1979年阜阳地区再次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增收分成”，同时，实行固定比例留成作为地方机动财力。从1980年起，实行“增收分成加基数比例留成”体制，如当年实际收入比上年实际收入增长，按上年实际收入数计算；如当年实际收入比上年实际收入减少时，按当年实际收入数计算。
“六五”时期，1981年仍沿用1980年实行的财政体制。从1982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包干范围按中央对省的规定划分执行，以1980年财政收支决算数为基础，作为地区财政收支包干基数的依据，扣除上交中央的企业基本折旧基金和其他工商税后，按总额的23%上划中央，其余77%作为地方财政收入包干基数，一定三年不变。包干收入超过包干基数部分，地方分成55%，其余上交省财政。1983年起，将卷烟、酒类产品的工商税划为中央预算收入。每年烟、酒税收的增长部分，上交中央60%，省10%，年终单独结算。从1985年起，国家划分中央和地方收支范围，省对县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县对乡财政所实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支出下拨，超收分成，结余留用，超支不补，一年一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