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粮油收购
一、粮食自由贸易
建国前，全区各县城及农村集镇，普遍开设私人粮行、粮坊，自由收购运销。阜阳、亳县、界首，为全区最大的粮油集散市场，形成三角鼎立。阜阳城的顺河街、亳县城的涡北街、界首城的光裕街，都有百户以上的粮行、粮坊。粮商收购的粮食、油料，多数沿颍河、涡河运出境外，自西向东流，运至蚌埠、田家庵等地，转销到江、浙、上海。亦有部分小粮贩起旱，用独轮车、肩挑运往蚌埠，转销外地。私营粮商，有经纪商，是粮油买卖的居间人，在固定的街头、集市设立粮食坊子，摆上升、斗、簸箩、踅子、帐桌，为买卖双方说合，收取佣金；有贩运商，这类粮商有一定资金，在粮油上市时到产区集镇、农村收购，再运至中心市场出售，赚取差价；有采运商（粮号），由一些地主、资本家或豪绅名流单独或数人合股经营粮油，设帐房，雇伙计，备仓库，收购大量粮油向外运销；同时也为外地粮商代购代存，赚取交易费和差价。采运商信息灵通，资金雄厚，地方势力大，可以操纵市场；有加工商，收购粮油，开设作坊，加工成品粮油对外批发、零售。
1950年初，成立皖北粮食公司阜阳分公司，下设亳县、界首办事处，并在各县城和大集镇设营业所，随后各县改设粮食支公司。为了稳定粮价，安定人民生活、保障军需，充实库存，国营粮食公司与供销合作社配合，采取公开牌价，大量收购，适时吞吐，利用价格控制私商经营。同一市、同一时间，只挂1个牌价，按规定的购销差率5％灵活掌握。当市场粮价低于国家牌价5％时，国营粮食公司就大量收购，既自已动手收购，也成批购进私营粮商存货。当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牌价5％时，则大量抛售，平抑市场价格。1950～1952年，全区国营粮食公司共从市场收购粮食20.35万吨，其中1950年收购0.41万吨。1951年收购12.21万吨，1952年收购7.73万吨。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取缔私营粮商，取消粮油自由贸易，粮油购销由国家粮食部门专营。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农民在完成粮油征购任务后，国家允许粮油集市贸易，以农民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为主，禁止收购贩运。1984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国家粮油征购的同时开放集市贸易，农民、国营农场在完成征购任务以外的粮油产品都可以上市出售，城乡居民、国营商业、供销社、集体商业、食品、饮食、酿造业，以及有证个体商贩等，均可上市采购。商品成交价，由买卖双方自由议定。国家粮食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粮油市场进行管理，并积极参与贸易活动，进行议购议销，吞吐商品，调节供求，在粮油集市贸易价格暴涨时，实行抛售，以平抑价格，引导正常的购销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二、粮食统购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2月1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成为我国商品粮收购和供应的基本制度。国家向有余粮的国营农场、集体生产单位和农户实行粮食统一收购，全国粮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管理，在粮食紧缺的条件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保障供给、支持建设、稳定市场物价，巩固工农联盟，起了积极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全面增长，粮食紧缺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改革，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搞活农村经济，按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从1985年起，粮食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由粮食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
粮食统购初期，各级党委、政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3年10月，中共阜阳地委、阜阳专员公署成立统购统销办公室，11月起，开展大规模的政策宣传教育。统购办法，由各级政府粮食统购委员会根据各地生产和消费情况，自上而下提出控制数字，以乡为单位向群众宣布，组织群众自报、互评，再由乡粮食管理委员会审查核定，出榜公布，分户造册，组织群众按期送到指定的收粮地点交售。统购的范围，农民现存粮食中除去缴纳公粮和维持生产、生活必需以外可能出售的粮食；非农业户从市场收购的口粮以外多余的粮食；粮商和跨业商人所收购的全部粮食，收购品种有小麦、黄豆、玉米、高粱、稻谷、大米、豌豆、绿豆、豇豆9种。1953年，全区粮食总产量171万吨，与1952年基本持平，而国家粮食收购量达26.33万吨，比1952年多收购43810吨。1954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粮食实行“定产、定用、定售、定供”的办法，即按照种多少田、产多少粮的原则核定产量；按实际需要的原则，核定食用量；按照多余多购、少余少购的原则，核定应售量；按照多缺多供、少缺少供、不缺不供的原则，核实供应量。统购的品种由原来的9种扩大到14种，增加蚕豆、赤豆、泥豆、谷子、荞麦5种，并规定对山芋（红薯，下同）产区可收购部分薯干，由县人民政府根据情况规定适当比例，报请专员公署批准。当年收购薯干7340吨，占统购量的2.8％。1954年全区因水灾粮食减产，总产量比1953年减少30.5万吨，而收购量却与1953年持平，一些乡村购了过头粮，出现同一农户中又购又销的现象。
1、粮食三定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后，开始实行粮食“三定”，安徽省按照国务院规定制定了《安徽省1955年度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粮食“三定”，“定产”是：以户或农业社为单位，按粮田的数量和单位面积常年产量，结合土地质量、自然条件和经营管理状况，评定粮食的总产量。“定购”是：按评定的粮食产量扣除根据政策规定所留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粮以后的余粮，由国家实行统购。“定销”是：对缺粮户（社）实行粮食供应。粮食购销数字核定后，在一定时期内不变。粮食实行“三定”，可以稳定农民的粮食负担，调动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保证国家有可靠的粮食来源。在具体实施中，安徽省要求必须按照国家颁发的控制数字，只购农民的余粮，不购过头粮；对余粮多的农民，多购多留；对余粮少的农民，少购少留。口粮、种子、饲料粮“三留”的标准，阜阳地区余粮户每人平均口粮180～205公斤，总平均不超过191公斤；缺粮户每人平均口粮160～180公斤；种子按实种粮食面积与实际需要计算，每人每年约为20～35公斤原粮；饲料粮随人走，一般平均每人每年10公斤原粮。“三留”总水平，余粮户每人215～255公斤，缺粮户每人195～230公斤。“三定”办法，春季向农民公布“三定”数字，全年一次计算，分夏、秋两季购留，对缺粮农民一并安排，分期供应。规定常年产量3年不变，统购任务也3年不变，按常年计算后的余粮，只统购80～90％。
全区在“三定”工作中，认真总结实行统购统销以来的经验教训，以乡为单位成立计算评议委员会，选择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干部、群众任评委，以免发生偏差。“定产”从实产入手，以报实产量的地块为标准，计算邻田得出产量，再与“四定”时的产量和春季公布的生产任务比照，逐户计算出户产量，向群众公布。如年成正常，则以当年实产为常产，丰收按实产打折，歉收按实产加成。对余粮户按常年定购，缺粮户按实产定销。依据“三定”办法，全区常年定产185.6万吨，农村三项留粮151.1万吨，其中口粮122.6万吨，种子18.7万吨，饲料粮9.8万吨。农村定销5.2万吨，定销户36.1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24.6％，定销人口170.56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5.7％；应征公粮 17.50万吨，定购余粮18.60万吨，定购占余粮量的84.6％，征购合计36.1万吨，占定产的19.5％。1955～1957年，全区共征购入库粮食123.3万吨，占定购计划的113.5％，超收14.7万吨。其中：1955年入库48.05万吨，超收11.85万吨；1956年因水灾减产，按“三定”政策核减任务15.35万吨，入库20.85万吨；1957年受浮夸风影响，强调超额完成任务，在总产量较1955年减少7.5万吨的情况下，反而多收购6.3万吨，共入库54.35万吨，超收18.15万吨，同期，3年共安排农村供应76.5万吨。
1955年粮食“三定”分县统计表
2、购销差额管理
1958年3月，国家将粮食“集中统一管理”改为“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征购包干基数自1958年至1960年基本不变，丰产不增，小灾不减，层层包干到农业社。1958年浮夸风严重，全区上报粮食产量1000多万吨，实际产量仅205.05万吨，虚报4倍多。全区征购粮食70.7万吨，占实际产量的34.4％，购了过头粮。“高速度，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造成粮食入库时间紧，数量大，质量差，损失严重。这时，农村大兴水利，大办钢铁，粮食收打不及时，不认真，抛撒浪费现象十分普遍。入冬，农村有的已开始断粮。1959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愈演愈烈，产量越报越高。当年全区受自然灾害影响，实际产量仅135.35万吨，国家征购61万吨，占实际产量的45％，界首、阜阳县分别高达61.4％和51.3％。当年对农村销售为32.1万吨，包括种子、饲料在内，农村人均占有粮食（原粮）仅166公斤。加之大办食堂，层层克扣，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区不少农村出现疾病、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等严重情况。浮夸风亦严重影响粮食收购业务，盲目强调速度，不讲质量，有的山芋片刚切晒半日就入库，造成霉烂变质，损失惨重；入库数量争相虚报，不顾事实高调出，导致粮食库存几乎罄尽，1960年5月末，全区粮食仅库存1.3万吨。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纠正浮夸风，层层调减粮食征购的包干基数，使粮油收购开始恢复正常。1961年，农村先后推行责任田，取消公共食堂，农业生产开始复苏，在粮食收购上，贯彻“少购少销”的精神。1961年和1962年，年平均总产量133.4万吨，年平均收购粮食28.25万吨，占总产量的21.2％。1963年粮食收购实行超产超购、加价和议价等办法，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业生产，也充实了国家粮食库存。1963～1965年，粮食年平均总产量137.4万吨，年平均收购量35.4万吨，占总产量的25.8％。1965年5月末，全区国家粮食库存上升到10.45万吨。
3、粮食征购一定三年
1965年10月，国家决定对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采取“一定三年”的办法，以稳定农民粮食负担，促进商品粮生产的发展，鼓励农民多卖余粮、增加收入。一定三年粮食征购基数是根据前三年征购平均数确定。在不变更征购基数的前提下，遇到重灾，适当减免当年任务；遇到丰年，国家通过超产超购超奖办法，适当超购一些。国家下达全区粮食征购基数38.306万吨，合理分解到各县，抽调大批人员，深入调查，帮助区、社把任务落实到生产队，本着“稳定中间动两头”的原则，据实调整征购任务。对生产队的征购基数一定三年，集体分粮人均达不到180公斤的不购；超过的合理征购；完成征购任务后的余粮，按“三、四、三”办法处理，即国家超购30％，集体储备40％，其余30％用于生产队集体开支或分配给社员改善生活。国家超购的粮食按超购价支付。对集体分粮达不到起征点的生产队，不分配征购任务，应缴的公粮，允许用现金抵交。“一定三年”的办法，到1968年期满，国务院通知延期执行，直到1970年，征购基数未作调整。
4、粮食征购一定五年
1971年8月，国家决定粮食征购改为实行一定五年的政策，并核定1971～1975年的粮食征购基数。1971年12月，安徽省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阜阳地区在37万吨粮食征购基数上，增加10％的机动数，省分配全区征购包干基数为42.4万吨，按此基数分解到各县。这一时期，粮食生产较为稳定，年平均总产量256.7万吨，国家收购量年平均56.35万吨，其中征购年平均40.1万吨。较前5年年平均总产量增加42.45万吨，收购量年平均增加10万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粮食征购基数继续稳定在1971年至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又决定从1979年起减少全国粮食征购基数50亿斤。1979年减少征购基数，同时提高统购价格和超购加价幅度，扩大超价收购的比重。由于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调整粮食收购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3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396.2万吨，国家收购达到117.45万吨，其中征购36.05万吨，仅占收购量的30.7％.。1984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409.5万吨，国家收购达130万吨，其中征购29.7万吨，仅占收购量的22.8％。
三、粮食合同定购
1985年起，粮食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省委安排阜阳地区定购原粮34.46万吨，行署参照1983、1984年收购平均实绩，并适当照顾商品率较高的粮食产区，将定购任务分解到各县、市。落实合同定购的方法，采取自上而下安排定购数量，协商到户，张榜公布；再自下而上报落实情况和数量，经县、市一级审定后，由区粮站直接与生产单位、农户签订合同。定购粮食和油料按比例计价，粮食倒“三七”，油料倒“四六”。油脂收购继续实行收料不收油，敞开收购，不封顶。198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380.7万吨，完成定购54.8万吨，占总产量的14.4％，占定购任务的159％。
四、粮食换购超购
1960年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人均向国家交售商品粮超过100公斤部分，加价10％。1961年全面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取消加价奖励，对超产超购的粮食，按50公斤奖售棉布10尺、胶鞋1双。1962年实行计划外以工业品换购的办法，1斤化肥换购1斤粮食，对生产队向国家交售征购任务每750公斤贸易粮，奖售棉布15尺、胶鞋1双和相当2尺布票的针织品。1964年调整粮食超购超奖物资标准，规定每收购500公斤贸易粮，奖售生产队桐油7.5公斤、棉布80尺、化肥40公斤。
1964年7月，把换购改为超产超购、超奖。执行加价的原则是：凡全年余粮队，在完成全年征购或增产增购任务后，再多交部分给予加价，加价幅度，油脂按国家统购价加15～25％，粮食按统购价加30～35％。1965年秋，以生产队为单位，每年每人提供商品粮数量（包括公粮在内）超过50公斤部分，加价12％；对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的超额部分，一半奖励物资，一半加价奖励，加价幅度为30％。1966年10月又规定，生产队在完成当年交售任务后，继续出售给国家的余粮，按超购的数量，一半奖现金，一半奖化肥，现金按统购牌价，不分品种，一律加价30％；化肥以硫酸铵为标准，2公斤贸易粮奖售1公斤化肥；如生产队不要化肥，可全部奖给现金。超购超奖的办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激发了多卖超购粮的积极性，支援了国家建设。1966年，全区加价收购粮食5.36万吨，充实了国家粮食库存。1971年12月，省规定在丰收地区通过协商适当购一部分粮食和油脂，取消物资奖售，继续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黄豆、小麦等加价30％，油脂加价20％。由于粮食加价率降低，收购量减少，当年仅收购加价粮2.778万吨。1972年油脂超购加价幅度提高到30％。1978年省委决定凡是完成国家征超购任务的队，一律实行超、议各半计价，超购加价30％不变，议购加价100％。对农民自食有余的粮食，不论什么品种和数量多少，一律加价70％，油料加价75％，油脂加价60％。1979年4月，全面提高粮食、油脂、油料价格的同时，超购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1981年从夏粮征购起，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办法，以户划定征购基数，分季交售，分季结算超购加价款，当年超购粮食24.65万吨，占总收购量的40％。1982年全区超购粮食28.25万吨，首次超过统购数量。1983年取消征购基数，开始实行倒“四六”比例收购食油、倒“三七”比例价收购粮食。
五、粮食议购
粮食议购，是国家在计划指导下市场调节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增加粮食收购、调节社会供求的补充。粮食的议购方式，一是向完成国家征收、统购任务仍有余粮要卖的生产队协商议购，二是在集市上收购落市粮，主要用以供应大中城市、工矿区、交通要道的饮食业，酿酒用粮、工业用粮、饲料用粮，补充和调剂非农业人口的口粮，供应农业人口进城办第三产业所需的口粮，以及在个别地方、个别时间内为了平抑市场粮价而进行必要的销售。1962年实行粮食议购议销时，由供销合作社经营。196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粮食议购议销归口由粮食部门统一经营。“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1972年粮食议购中断，1973年议购粮食1.347万吨，1974、1975年议购数量很少，1978年开始恢复议购。
1950～1985年国家收购粮食总量
1953～1985年统超议定购粮食统计表
六、油脂油料收购
建国初期，油脂、油料自由贸易。1953年，专区和各县相继成立油脂公司，开始国家经营，县以下由供销社代购、代销、代存。1953年11月起，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1月26日省政府发布油脂、油料实行统购统销的规定，禁止私商插手收购；对公私合营的油厂，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由油脂公司或合作社委托加工，在确保国家收购任务完成的前提下，经政府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指定油坊有组织、有计划的代农加工。油脂统购主要贯彻“多余多卖，少余少卖，不余不卖”和“多产多得，增产多留”的政策，随同粮食统购一并进行。统购的品种主要有芝麻、花生、棉籽、菜籽4种。
1955年秋，规定对油料实行定产、定购、定销，要求随同粮食三定工作一并进行，以农业社为单位计算统购，按主要油料的实际产量和国家规定的留量标准（余油社每人每年2.5～3公斤，自足社每人每年2～2.5公斤，缺油社每人每年1.5公斤），留足口油、种子，有余的统购，不余的自给。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准许农民自用油料到市场交易。同年，专区和各县油脂公司撤销，业务并入粮食局，统购工作与粮食同步进行。
1957年，实行派产派购，在油料播种前，由各级政府随同粮食统一部署，下达种植计划和统购任务，正常年景不变，丰歉或重灾作必要调整。1958～1960年，受浮夸风影响，国家收购过多，使农民留量减少，留油标准每人每年0.75～1.5公斤，影响了群众生活。
1961年对油脂统购政策进行调整，纠正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问题，号召借地种油料，达到完成任务、户户自给，鼓励农民多产、多卖、多留，调动农民种植油料的积极性。
1965年10月，油脂收购任务随同粮食征购实行一定三年不变，延期执行到1970年。1971年8月，油脂统购实行一定五年，原包干任务不变。对没有加工能力的社队，可交籽返饼。1976年起，在油脂统购、超购任务中，可交售20％油料，不再返饼，按油饼折率，返给相应数量的标准化肥，即每百公斤芝麻、棉籽、菜籽分别返给化肥54、40、65公斤。
1982年5月，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关于改进油菜籽收购办法的报告》，规定从1983年夏季开始，国家收购油菜籽一律改为40％统购价，60％按超购价结算付款，并实行计划控制的办法。1983年2月，省政府规定从当年秋季开始收购花生、芝麻一律改为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价的办法结算。1984年，国家决定对油菜籽一律按比例价格敞开收购，不封顶，满足群众出售要求。
1956～1985年油脂收购统计表
建国前，全区各县城及农村集镇，普遍开设私人粮行、粮坊，自由收购运销。阜阳、亳县、界首，为全区最大的粮油集散市场，形成三角鼎立。阜阳城的顺河街、亳县城的涡北街、界首城的光裕街，都有百户以上的粮行、粮坊。粮商收购的粮食、油料，多数沿颍河、涡河运出境外，自西向东流，运至蚌埠、田家庵等地，转销到江、浙、上海。亦有部分小粮贩起旱，用独轮车、肩挑运往蚌埠，转销外地。私营粮商，有经纪商，是粮油买卖的居间人，在固定的街头、集市设立粮食坊子，摆上升、斗、簸箩、踅子、帐桌，为买卖双方说合，收取佣金；有贩运商，这类粮商有一定资金，在粮油上市时到产区集镇、农村收购，再运至中心市场出售，赚取差价；有采运商（粮号），由一些地主、资本家或豪绅名流单独或数人合股经营粮油，设帐房，雇伙计，备仓库，收购大量粮油向外运销；同时也为外地粮商代购代存，赚取交易费和差价。采运商信息灵通，资金雄厚，地方势力大，可以操纵市场；有加工商，收购粮油，开设作坊，加工成品粮油对外批发、零售。
1950年初，成立皖北粮食公司阜阳分公司，下设亳县、界首办事处，并在各县城和大集镇设营业所，随后各县改设粮食支公司。为了稳定粮价，安定人民生活、保障军需，充实库存，国营粮食公司与供销合作社配合，采取公开牌价，大量收购，适时吞吐，利用价格控制私商经营。同一市、同一时间，只挂1个牌价，按规定的购销差率5％灵活掌握。当市场粮价低于国家牌价5％时，国营粮食公司就大量收购，既自已动手收购，也成批购进私营粮商存货。当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牌价5％时，则大量抛售，平抑市场价格。1950～1952年，全区国营粮食公司共从市场收购粮食20.35万吨，其中1950年收购0.41万吨。1951年收购12.21万吨，1952年收购7.73万吨。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取缔私营粮商，取消粮油自由贸易，粮油购销由国家粮食部门专营。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农民在完成粮油征购任务后，国家允许粮油集市贸易，以农民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为主，禁止收购贩运。1984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国家粮油征购的同时开放集市贸易，农民、国营农场在完成征购任务以外的粮油产品都可以上市出售，城乡居民、国营商业、供销社、集体商业、食品、饮食、酿造业，以及有证个体商贩等，均可上市采购。商品成交价，由买卖双方自由议定。国家粮食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粮油市场进行管理，并积极参与贸易活动，进行议购议销，吞吐商品，调节供求，在粮油集市贸易价格暴涨时，实行抛售，以平抑价格，引导正常的购销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二、粮食统购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2月1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成为我国商品粮收购和供应的基本制度。国家向有余粮的国营农场、集体生产单位和农户实行粮食统一收购，全国粮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管理，在粮食紧缺的条件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保障供给、支持建设、稳定市场物价，巩固工农联盟，起了积极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全面增长，粮食紧缺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改革，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搞活农村经济，按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从1985年起，粮食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由粮食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
粮食统购初期，各级党委、政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3年10月，中共阜阳地委、阜阳专员公署成立统购统销办公室，11月起，开展大规模的政策宣传教育。统购办法，由各级政府粮食统购委员会根据各地生产和消费情况，自上而下提出控制数字，以乡为单位向群众宣布，组织群众自报、互评，再由乡粮食管理委员会审查核定，出榜公布，分户造册，组织群众按期送到指定的收粮地点交售。统购的范围，农民现存粮食中除去缴纳公粮和维持生产、生活必需以外可能出售的粮食；非农业户从市场收购的口粮以外多余的粮食；粮商和跨业商人所收购的全部粮食，收购品种有小麦、黄豆、玉米、高粱、稻谷、大米、豌豆、绿豆、豇豆9种。1953年，全区粮食总产量171万吨，与1952年基本持平，而国家粮食收购量达26.33万吨，比1952年多收购43810吨。1954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粮食实行“定产、定用、定售、定供”的办法，即按照种多少田、产多少粮的原则核定产量；按实际需要的原则，核定食用量；按照多余多购、少余少购的原则，核定应售量；按照多缺多供、少缺少供、不缺不供的原则，核实供应量。统购的品种由原来的9种扩大到14种，增加蚕豆、赤豆、泥豆、谷子、荞麦5种，并规定对山芋（红薯，下同）产区可收购部分薯干，由县人民政府根据情况规定适当比例，报请专员公署批准。当年收购薯干7340吨，占统购量的2.8％。1954年全区因水灾粮食减产，总产量比1953年减少30.5万吨，而收购量却与1953年持平，一些乡村购了过头粮，出现同一农户中又购又销的现象。
1、粮食三定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后，开始实行粮食“三定”，安徽省按照国务院规定制定了《安徽省1955年度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粮食“三定”，“定产”是：以户或农业社为单位，按粮田的数量和单位面积常年产量，结合土地质量、自然条件和经营管理状况，评定粮食的总产量。“定购”是：按评定的粮食产量扣除根据政策规定所留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粮以后的余粮，由国家实行统购。“定销”是：对缺粮户（社）实行粮食供应。粮食购销数字核定后，在一定时期内不变。粮食实行“三定”，可以稳定农民的粮食负担，调动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保证国家有可靠的粮食来源。在具体实施中，安徽省要求必须按照国家颁发的控制数字，只购农民的余粮，不购过头粮；对余粮多的农民，多购多留；对余粮少的农民，少购少留。口粮、种子、饲料粮“三留”的标准，阜阳地区余粮户每人平均口粮180～205公斤，总平均不超过191公斤；缺粮户每人平均口粮160～180公斤；种子按实种粮食面积与实际需要计算，每人每年约为20～35公斤原粮；饲料粮随人走，一般平均每人每年10公斤原粮。“三留”总水平，余粮户每人215～255公斤，缺粮户每人195～230公斤。“三定”办法，春季向农民公布“三定”数字，全年一次计算，分夏、秋两季购留，对缺粮农民一并安排，分期供应。规定常年产量3年不变，统购任务也3年不变，按常年计算后的余粮，只统购80～90％。
全区在“三定”工作中，认真总结实行统购统销以来的经验教训，以乡为单位成立计算评议委员会，选择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干部、群众任评委，以免发生偏差。“定产”从实产入手，以报实产量的地块为标准，计算邻田得出产量，再与“四定”时的产量和春季公布的生产任务比照，逐户计算出户产量，向群众公布。如年成正常，则以当年实产为常产，丰收按实产打折，歉收按实产加成。对余粮户按常年定购，缺粮户按实产定销。依据“三定”办法，全区常年定产185.6万吨，农村三项留粮151.1万吨，其中口粮122.6万吨，种子18.7万吨，饲料粮9.8万吨。农村定销5.2万吨，定销户36.1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24.6％，定销人口170.56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5.7％；应征公粮 17.50万吨，定购余粮18.60万吨，定购占余粮量的84.6％，征购合计36.1万吨，占定产的19.5％。1955～1957年，全区共征购入库粮食123.3万吨，占定购计划的113.5％，超收14.7万吨。其中：1955年入库48.05万吨，超收11.85万吨；1956年因水灾减产，按“三定”政策核减任务15.35万吨，入库20.85万吨；1957年受浮夸风影响，强调超额完成任务，在总产量较1955年减少7.5万吨的情况下，反而多收购6.3万吨，共入库54.35万吨，超收18.15万吨，同期，3年共安排农村供应76.5万吨。
1955年粮食“三定”分县统计表
2、购销差额管理
1958年3月，国家将粮食“集中统一管理”改为“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征购包干基数自1958年至1960年基本不变，丰产不增，小灾不减，层层包干到农业社。1958年浮夸风严重，全区上报粮食产量1000多万吨，实际产量仅205.05万吨，虚报4倍多。全区征购粮食70.7万吨，占实际产量的34.4％，购了过头粮。“高速度，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造成粮食入库时间紧，数量大，质量差，损失严重。这时，农村大兴水利，大办钢铁，粮食收打不及时，不认真，抛撒浪费现象十分普遍。入冬，农村有的已开始断粮。1959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愈演愈烈，产量越报越高。当年全区受自然灾害影响，实际产量仅135.35万吨，国家征购61万吨，占实际产量的45％，界首、阜阳县分别高达61.4％和51.3％。当年对农村销售为32.1万吨，包括种子、饲料在内，农村人均占有粮食（原粮）仅166公斤。加之大办食堂，层层克扣，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区不少农村出现疾病、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等严重情况。浮夸风亦严重影响粮食收购业务，盲目强调速度，不讲质量，有的山芋片刚切晒半日就入库，造成霉烂变质，损失惨重；入库数量争相虚报，不顾事实高调出，导致粮食库存几乎罄尽，1960年5月末，全区粮食仅库存1.3万吨。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纠正浮夸风，层层调减粮食征购的包干基数，使粮油收购开始恢复正常。1961年，农村先后推行责任田，取消公共食堂，农业生产开始复苏，在粮食收购上，贯彻“少购少销”的精神。1961年和1962年，年平均总产量133.4万吨，年平均收购粮食28.25万吨，占总产量的21.2％。1963年粮食收购实行超产超购、加价和议价等办法，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业生产，也充实了国家粮食库存。1963～1965年，粮食年平均总产量137.4万吨，年平均收购量35.4万吨，占总产量的25.8％。1965年5月末，全区国家粮食库存上升到10.45万吨。
3、粮食征购一定三年
1965年10月，国家决定对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采取“一定三年”的办法，以稳定农民粮食负担，促进商品粮生产的发展，鼓励农民多卖余粮、增加收入。一定三年粮食征购基数是根据前三年征购平均数确定。在不变更征购基数的前提下，遇到重灾，适当减免当年任务；遇到丰年，国家通过超产超购超奖办法，适当超购一些。国家下达全区粮食征购基数38.306万吨，合理分解到各县，抽调大批人员，深入调查，帮助区、社把任务落实到生产队，本着“稳定中间动两头”的原则，据实调整征购任务。对生产队的征购基数一定三年，集体分粮人均达不到180公斤的不购；超过的合理征购；完成征购任务后的余粮，按“三、四、三”办法处理，即国家超购30％，集体储备40％，其余30％用于生产队集体开支或分配给社员改善生活。国家超购的粮食按超购价支付。对集体分粮达不到起征点的生产队，不分配征购任务，应缴的公粮，允许用现金抵交。“一定三年”的办法，到1968年期满，国务院通知延期执行，直到1970年，征购基数未作调整。
4、粮食征购一定五年
1971年8月，国家决定粮食征购改为实行一定五年的政策，并核定1971～1975年的粮食征购基数。1971年12月，安徽省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阜阳地区在37万吨粮食征购基数上，增加10％的机动数，省分配全区征购包干基数为42.4万吨，按此基数分解到各县。这一时期，粮食生产较为稳定，年平均总产量256.7万吨，国家收购量年平均56.35万吨，其中征购年平均40.1万吨。较前5年年平均总产量增加42.45万吨，收购量年平均增加10万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粮食征购基数继续稳定在1971年至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又决定从1979年起减少全国粮食征购基数50亿斤。1979年减少征购基数，同时提高统购价格和超购加价幅度，扩大超价收购的比重。由于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调整粮食收购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3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396.2万吨，国家收购达到117.45万吨，其中征购36.05万吨，仅占收购量的30.7％.。1984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409.5万吨，国家收购达130万吨，其中征购29.7万吨，仅占收购量的22.8％。
三、粮食合同定购
1985年起，粮食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省委安排阜阳地区定购原粮34.46万吨，行署参照1983、1984年收购平均实绩，并适当照顾商品率较高的粮食产区，将定购任务分解到各县、市。落实合同定购的方法，采取自上而下安排定购数量，协商到户，张榜公布；再自下而上报落实情况和数量，经县、市一级审定后，由区粮站直接与生产单位、农户签订合同。定购粮食和油料按比例计价，粮食倒“三七”，油料倒“四六”。油脂收购继续实行收料不收油，敞开收购，不封顶。198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380.7万吨，完成定购54.8万吨，占总产量的14.4％，占定购任务的159％。
四、粮食换购超购
1960年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人均向国家交售商品粮超过100公斤部分，加价10％。1961年全面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取消加价奖励，对超产超购的粮食，按50公斤奖售棉布10尺、胶鞋1双。1962年实行计划外以工业品换购的办法，1斤化肥换购1斤粮食，对生产队向国家交售征购任务每750公斤贸易粮，奖售棉布15尺、胶鞋1双和相当2尺布票的针织品。1964年调整粮食超购超奖物资标准，规定每收购500公斤贸易粮，奖售生产队桐油7.5公斤、棉布80尺、化肥40公斤。
1964年7月，把换购改为超产超购、超奖。执行加价的原则是：凡全年余粮队，在完成全年征购或增产增购任务后，再多交部分给予加价，加价幅度，油脂按国家统购价加15～25％，粮食按统购价加30～35％。1965年秋，以生产队为单位，每年每人提供商品粮数量（包括公粮在内）超过50公斤部分，加价12％；对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的超额部分，一半奖励物资，一半加价奖励，加价幅度为30％。1966年10月又规定，生产队在完成当年交售任务后，继续出售给国家的余粮，按超购的数量，一半奖现金，一半奖化肥，现金按统购牌价，不分品种，一律加价30％；化肥以硫酸铵为标准，2公斤贸易粮奖售1公斤化肥；如生产队不要化肥，可全部奖给现金。超购超奖的办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激发了多卖超购粮的积极性，支援了国家建设。1966年，全区加价收购粮食5.36万吨，充实了国家粮食库存。1971年12月，省规定在丰收地区通过协商适当购一部分粮食和油脂，取消物资奖售，继续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黄豆、小麦等加价30％，油脂加价20％。由于粮食加价率降低，收购量减少，当年仅收购加价粮2.778万吨。1972年油脂超购加价幅度提高到30％。1978年省委决定凡是完成国家征超购任务的队，一律实行超、议各半计价，超购加价30％不变，议购加价100％。对农民自食有余的粮食，不论什么品种和数量多少，一律加价70％，油料加价75％，油脂加价60％。1979年4月，全面提高粮食、油脂、油料价格的同时，超购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1981年从夏粮征购起，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办法，以户划定征购基数，分季交售，分季结算超购加价款，当年超购粮食24.65万吨，占总收购量的40％。1982年全区超购粮食28.25万吨，首次超过统购数量。1983年取消征购基数，开始实行倒“四六”比例收购食油、倒“三七”比例价收购粮食。
五、粮食议购
粮食议购，是国家在计划指导下市场调节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增加粮食收购、调节社会供求的补充。粮食的议购方式，一是向完成国家征收、统购任务仍有余粮要卖的生产队协商议购，二是在集市上收购落市粮，主要用以供应大中城市、工矿区、交通要道的饮食业，酿酒用粮、工业用粮、饲料用粮，补充和调剂非农业人口的口粮，供应农业人口进城办第三产业所需的口粮，以及在个别地方、个别时间内为了平抑市场粮价而进行必要的销售。1962年实行粮食议购议销时，由供销合作社经营。196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粮食议购议销归口由粮食部门统一经营。“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1972年粮食议购中断，1973年议购粮食1.347万吨，1974、1975年议购数量很少，1978年开始恢复议购。
1950～1985年国家收购粮食总量
1953～1985年统超议定购粮食统计表
六、油脂油料收购
建国初期，油脂、油料自由贸易。1953年，专区和各县相继成立油脂公司，开始国家经营，县以下由供销社代购、代销、代存。1953年11月起，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1月26日省政府发布油脂、油料实行统购统销的规定，禁止私商插手收购；对公私合营的油厂，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由油脂公司或合作社委托加工，在确保国家收购任务完成的前提下，经政府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指定油坊有组织、有计划的代农加工。油脂统购主要贯彻“多余多卖，少余少卖，不余不卖”和“多产多得，增产多留”的政策，随同粮食统购一并进行。统购的品种主要有芝麻、花生、棉籽、菜籽4种。
1955年秋，规定对油料实行定产、定购、定销，要求随同粮食三定工作一并进行，以农业社为单位计算统购，按主要油料的实际产量和国家规定的留量标准（余油社每人每年2.5～3公斤，自足社每人每年2～2.5公斤，缺油社每人每年1.5公斤），留足口油、种子，有余的统购，不余的自给。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准许农民自用油料到市场交易。同年，专区和各县油脂公司撤销，业务并入粮食局，统购工作与粮食同步进行。
1957年，实行派产派购，在油料播种前，由各级政府随同粮食统一部署，下达种植计划和统购任务，正常年景不变，丰歉或重灾作必要调整。1958～1960年，受浮夸风影响，国家收购过多，使农民留量减少，留油标准每人每年0.75～1.5公斤，影响了群众生活。
1961年对油脂统购政策进行调整，纠正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问题，号召借地种油料，达到完成任务、户户自给，鼓励农民多产、多卖、多留，调动农民种植油料的积极性。
1965年10月，油脂收购任务随同粮食征购实行一定三年不变，延期执行到1970年。1971年8月，油脂统购实行一定五年，原包干任务不变。对没有加工能力的社队，可交籽返饼。1976年起，在油脂统购、超购任务中，可交售20％油料，不再返饼，按油饼折率，返给相应数量的标准化肥，即每百公斤芝麻、棉籽、菜籽分别返给化肥54、40、65公斤。
1982年5月，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关于改进油菜籽收购办法的报告》，规定从1983年夏季开始，国家收购油菜籽一律改为40％统购价，60％按超购价结算付款，并实行计划控制的办法。1983年2月，省政府规定从当年秋季开始收购花生、芝麻一律改为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价的办法结算。1984年，国家决定对油菜籽一律按比例价格敞开收购，不封顶，满足群众出售要求。
1956～1985年油脂收购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