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蔬菜肉食购销
一、蔬菜
1976年5月，阜阳市首先组建蔬菜副食品公司，7月，地区盐业公司改为盐业蔬菜公司，至1978年，各县(除阜阳县)盐业公司均改为盐业蔬菜公司，有的县单独成立蔬菜公司，不久又并入盐业公司。80年代初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随着农业经济体制的变化，国营企业不再经营新鲜蔬菜，城市居民在农贸市场自由购销。
二、肉食蛋品
1、猪和猪肉
生猪收购，1949—1954年实行自由收购；1955—1956年实行派养派购，合同收购；1957—1960年实行统一收购；1961—1985年实行派购包销，其中1963—1965年实行派购为主，议购为辅的政策；1985年4月起，实行协商订购、自由成交。建国初期，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即开始收购毛猪，屠宰后供应市场。1953年成立阜阳食品分公司，随后各县、市相继组建县、市食品公司，区建立食品站，实行肉食品专营。1955—1956年，结合农村粮食“三定”，县设立生猪派养派购办公室或办事处，乡有派购员，由食品站会同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农户在一定时期内养猪头数，农民每养一头猪，农业社留给饲料粮80斤。派购实行多养多派，少养少派，不养不派的政策，后来改为自上而下地安排派购计划，再由下而上的商定派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实行包干，多养不多派。1957年11月起，改变社会上的“三把刀”杀猪(指国营公司、供销社、私营屠商)为食品站“一把刀”，并将对私改造中原有杀猪卖肉的屠商，逐步地组织过渡到食品公司，从此开始实行生猪“一条鞭”经营方式。1961年恢复派购，国家允许完成派购任务后多余部分可上市自由出售。1963年7月，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凡属派购计划内的肥猪，按国家牌价收购，凡属完成派购计划以后多余的肥猪，按议价收购，当年收购44.5万头，比上年增长2.7倍。1966年停止议价收购，仍实行派购。1985年4月1日全面放开经营，停止派购。
猪肉供应，1949—1959年，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供应，卖完为止”。1960—1962年，实行“凭票限量供应”。1963—1964年，实行“平价定量供应与议价敞开供应相结合”，1963年议价供应占76.9%。1965—1973年，实行“敞开供应，扩大推销”的政策。1974—1985年3月，实行“凭票定量或凭证限量供应”。1985年4月起，多渠道经营，敞开供应。
生猪调拨，1951—1952年土产公司经营活猪时，由蚌埠中转调往上海、南京及省内芜湖、蚌埠、六安等地。1953年食品出口公司经营活猪时，由蚌埠中转调往上海加工出口。1954年食品公司成立以后，活猪主要调往蚌埠、淮南肉厂，区内主要调拨阜阳、涡阳肉厂。特殊情况，临时调整调拨他地。1966年因蚌埠、淮南肉厂猪多库满，临时改调合肥肉厂近5000头；1967年1月因蚌埠郊区发现疫情，亳县食品公司经商丘中转调拨北京1500头。1980年因蚌埠肉厂腾库，省公司决定北猪南调，将5.88万头活猪在盛夏中调拨到当涂、芜湖、马鞍山、和县、无为、含山、巢湖、肥西、合肥等地。1982年再次组织北猪南调3万多头。1985年生猪经营放开后，阜南、临泉等县将生猪调给省外友邻县。
2、菜牛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生产力，国家对耕牛采取保护措施，严禁私自屠宰。50年代初就提出“先耕后菜”的原则。1954年2月省食品公司通知“禁止收购胎牛(孕牛)，黄牛未超过13岁；或超过年龄而仍有耕作能力者，亦不得收进；未超过年龄而已丧失耕作能力者，经过当地行政部门同意，检验站检验合格者，始可收购。”195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防止滥宰滥杀、保护和发展耕牛的指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畜，确有多余需要出售的，要经过区政府批准”；“无论在牧区和农业区，食品公司在收购牛羊时，都应凭当地淘汰证明进行收购”。1972年10月，商业部、农业部重申淘汰标准，需要淘汰作菜牛处理的，由公社兽医站检验合格，公社批准发证，食品公司统一收购经营。1979年2月，国务院《关于保护耕牛和调整屠宰政策的通知》，对老残耕牛、种牛放宽了淘汰标准和批准权限，“凡菜牛、杂种牛、肉用牛，除种用公牛、繁殖母牛外，不限年龄，育肥后可以出售屠宰。牛的出售屠宰，由生产队或大队决定。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牲畜由公养改为私养，饲养量成倍增长，农民利用养牛繁殖增重，发家致富，饲养黄牛不再单纯为了耕种，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1983年10月，国家决定将农区的牛羊改为议购商品，食品部门对菜牛实行议购议销，并组织多渠道经营。1985年，生猪经营全面放开后，全区牛羊肉加工厂和基层食品站转向菜牛的收购加工，以牛补猪，增加企业效益，随着农村养牛业的发展和市场开放，牛的收购量猛增。乡镇企业、个体、联户办牛羊肉加工厂、屠宰组、屠杀户不断增多，产品远销到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等大城市。
3、菜羊
1949—1960年实行自由购销，国营公司、供销社、私营屠商都可经营。1961年将菜羊列为二类物资实行派购。1963年全区派购任务18万只，占总饲养量的14.4%，实际只收购4.67万只，大批菜羊流入自由市场。1965年专署工商行政管理科、专署商业局发出通知，一律取缔无证商贩，有证的也严禁投机贩运。1985年全面开放经营后，议购议销，食品站、牛羊肉加工厂和个体屠商将产品远销到大中城市。
4、鲜蛋
建国初，鲜蛋自由上市成交，以小商贩经营为主，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零星收购，供应军需。1950—1952年，由供销社、畜产公司收购，外调到上海、天津、青岛、济南等城市。1953年国营食品机构建立后，由食品公司、食品站收购经营，并委托供销社代购。1951年全区收购鲜蛋1136吨，1957年增长到4120吨，平均年递增24%。1958年“大跃进”，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高指标，指窝收蛋，抠“鸡屁股”，搞突击收购“放卫星”，当年收购8877吨，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禽蛋的积极性。1961年1月国家把鲜蛋列入二类物资，实行派购政策。阜阳专区按每个农户养一只母鸡派购鲜蛋0.75公斤，不养不派，派购任务逐级落实到户，填发派购卡，按卡组织交售。1963年，开放集市贸易，禽蛋生产开始恢复，食品机构扩大收购网点，全区增设代购点831个。1965年起，由派购改为统一收购，通过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将收购计划任务“双线”下达，落实到公社、大队、生产和基层食品站(组)，这种办法持续到1985年3月。1985年4月，全面放开经营。
5、家禽
1954年，食品公司为支持生产救灾，在颍上、阜南、涡阳等县灾区组织收购家禽，就地加工腌制，推销和外调。1956年7月，省食品公司在全省确定8个家禽经营县，阜阳、颍上、蒙城3县在其中。1956年收购11.7万只，调往上海。1957年，由于收购价与市场价悬殊较大，当年仅收购8.73万只。1958年“大跃进”，收购高指标，当年收购59.32万只，相当于前两年收购总和的2.9倍。1959年，国家将家禽列为中央集中管理的商品，实行统一收购，当年收购164.9万只，上半年由阜阳冷冻厂加工冻鸡72.2吨。1961年，对家禽实行派购到户，1962年收购45.35万只，1960—1962年累计收购85.44万只，平均每年收购28.48万只，对缓和当时肉食供求矛盾起到一定作用。1963年由于严重水灾，农民储粮备荒，种菜补粮，自发断鸡，当年仅收购15.8万只，完成收购计划的31%。1964年起，不再实行派购，为供应加工出口，实行市场选购奖售布票的办法，当年收购7.5万多只，基本上满足加工出口需要。1965年为支持灾区，发挥“三条渠道”的作用，在食品公司经营的同时，允许供销社、合作店、组组织购运到大中城市销售。1966年秋，全区大旱，市场毛鸡卖不掉，食品机构经营怕亏损，对家禽收购放松。这一问题反映到上级，上海组成工作组在明光和蚌埠设立两个接收点，食品机构才放手收购，调拨给上海。1967—197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年均收购家禽不足600只。1972年起，家禽购销恢复正常，1972—1977年收购量逐年递增。1978年后，食品机构家禽经营量逐年减少，自1980年开放市场，多渠道购销，私人经营活跃，1978—1985年，食品系统累计收购31.66万只，平均每年收购3.96万只。
1949—1985年主要肉食收购量统计表
1949—1985年主要肉食品零售量统计表
1976年5月，阜阳市首先组建蔬菜副食品公司，7月，地区盐业公司改为盐业蔬菜公司，至1978年，各县(除阜阳县)盐业公司均改为盐业蔬菜公司，有的县单独成立蔬菜公司，不久又并入盐业公司。80年代初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随着农业经济体制的变化，国营企业不再经营新鲜蔬菜，城市居民在农贸市场自由购销。
二、肉食蛋品
1、猪和猪肉
生猪收购，1949—1954年实行自由收购；1955—1956年实行派养派购，合同收购；1957—1960年实行统一收购；1961—1985年实行派购包销，其中1963—1965年实行派购为主，议购为辅的政策；1985年4月起，实行协商订购、自由成交。建国初期，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即开始收购毛猪，屠宰后供应市场。1953年成立阜阳食品分公司，随后各县、市相继组建县、市食品公司，区建立食品站，实行肉食品专营。1955—1956年，结合农村粮食“三定”，县设立生猪派养派购办公室或办事处，乡有派购员，由食品站会同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农户在一定时期内养猪头数，农民每养一头猪，农业社留给饲料粮80斤。派购实行多养多派，少养少派，不养不派的政策，后来改为自上而下地安排派购计划，再由下而上的商定派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实行包干，多养不多派。1957年11月起，改变社会上的“三把刀”杀猪(指国营公司、供销社、私营屠商)为食品站“一把刀”，并将对私改造中原有杀猪卖肉的屠商，逐步地组织过渡到食品公司，从此开始实行生猪“一条鞭”经营方式。1961年恢复派购，国家允许完成派购任务后多余部分可上市自由出售。1963年7月，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凡属派购计划内的肥猪，按国家牌价收购，凡属完成派购计划以后多余的肥猪，按议价收购，当年收购44.5万头，比上年增长2.7倍。1966年停止议价收购，仍实行派购。1985年4月1日全面放开经营，停止派购。
猪肉供应，1949—1959年，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供应，卖完为止”。1960—1962年，实行“凭票限量供应”。1963—1964年，实行“平价定量供应与议价敞开供应相结合”，1963年议价供应占76.9%。1965—1973年，实行“敞开供应，扩大推销”的政策。1974—1985年3月，实行“凭票定量或凭证限量供应”。1985年4月起，多渠道经营，敞开供应。
生猪调拨，1951—1952年土产公司经营活猪时，由蚌埠中转调往上海、南京及省内芜湖、蚌埠、六安等地。1953年食品出口公司经营活猪时，由蚌埠中转调往上海加工出口。1954年食品公司成立以后，活猪主要调往蚌埠、淮南肉厂，区内主要调拨阜阳、涡阳肉厂。特殊情况，临时调整调拨他地。1966年因蚌埠、淮南肉厂猪多库满，临时改调合肥肉厂近5000头；1967年1月因蚌埠郊区发现疫情，亳县食品公司经商丘中转调拨北京1500头。1980年因蚌埠肉厂腾库，省公司决定北猪南调，将5.88万头活猪在盛夏中调拨到当涂、芜湖、马鞍山、和县、无为、含山、巢湖、肥西、合肥等地。1982年再次组织北猪南调3万多头。1985年生猪经营放开后，阜南、临泉等县将生猪调给省外友邻县。
2、菜牛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生产力，国家对耕牛采取保护措施，严禁私自屠宰。50年代初就提出“先耕后菜”的原则。1954年2月省食品公司通知“禁止收购胎牛(孕牛)，黄牛未超过13岁；或超过年龄而仍有耕作能力者，亦不得收进；未超过年龄而已丧失耕作能力者，经过当地行政部门同意，检验站检验合格者，始可收购。”195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防止滥宰滥杀、保护和发展耕牛的指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畜，确有多余需要出售的，要经过区政府批准”；“无论在牧区和农业区，食品公司在收购牛羊时，都应凭当地淘汰证明进行收购”。1972年10月，商业部、农业部重申淘汰标准，需要淘汰作菜牛处理的，由公社兽医站检验合格，公社批准发证，食品公司统一收购经营。1979年2月，国务院《关于保护耕牛和调整屠宰政策的通知》，对老残耕牛、种牛放宽了淘汰标准和批准权限，“凡菜牛、杂种牛、肉用牛，除种用公牛、繁殖母牛外，不限年龄，育肥后可以出售屠宰。牛的出售屠宰，由生产队或大队决定。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牲畜由公养改为私养，饲养量成倍增长，农民利用养牛繁殖增重，发家致富，饲养黄牛不再单纯为了耕种，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1983年10月，国家决定将农区的牛羊改为议购商品，食品部门对菜牛实行议购议销，并组织多渠道经营。1985年，生猪经营全面放开后，全区牛羊肉加工厂和基层食品站转向菜牛的收购加工，以牛补猪，增加企业效益，随着农村养牛业的发展和市场开放，牛的收购量猛增。乡镇企业、个体、联户办牛羊肉加工厂、屠宰组、屠杀户不断增多，产品远销到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等大城市。
3、菜羊
1949—1960年实行自由购销，国营公司、供销社、私营屠商都可经营。1961年将菜羊列为二类物资实行派购。1963年全区派购任务18万只，占总饲养量的14.4%，实际只收购4.67万只，大批菜羊流入自由市场。1965年专署工商行政管理科、专署商业局发出通知，一律取缔无证商贩，有证的也严禁投机贩运。1985年全面开放经营后，议购议销，食品站、牛羊肉加工厂和个体屠商将产品远销到大中城市。
4、鲜蛋
建国初，鲜蛋自由上市成交，以小商贩经营为主，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零星收购，供应军需。1950—1952年，由供销社、畜产公司收购，外调到上海、天津、青岛、济南等城市。1953年国营食品机构建立后，由食品公司、食品站收购经营，并委托供销社代购。1951年全区收购鲜蛋1136吨，1957年增长到4120吨，平均年递增24%。1958年“大跃进”，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高指标，指窝收蛋，抠“鸡屁股”，搞突击收购“放卫星”，当年收购8877吨，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禽蛋的积极性。1961年1月国家把鲜蛋列入二类物资，实行派购政策。阜阳专区按每个农户养一只母鸡派购鲜蛋0.75公斤，不养不派，派购任务逐级落实到户，填发派购卡，按卡组织交售。1963年，开放集市贸易，禽蛋生产开始恢复，食品机构扩大收购网点，全区增设代购点831个。1965年起，由派购改为统一收购，通过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将收购计划任务“双线”下达，落实到公社、大队、生产和基层食品站(组)，这种办法持续到1985年3月。1985年4月，全面放开经营。
5、家禽
1954年，食品公司为支持生产救灾，在颍上、阜南、涡阳等县灾区组织收购家禽，就地加工腌制，推销和外调。1956年7月，省食品公司在全省确定8个家禽经营县，阜阳、颍上、蒙城3县在其中。1956年收购11.7万只，调往上海。1957年，由于收购价与市场价悬殊较大，当年仅收购8.73万只。1958年“大跃进”，收购高指标，当年收购59.32万只，相当于前两年收购总和的2.9倍。1959年，国家将家禽列为中央集中管理的商品，实行统一收购，当年收购164.9万只，上半年由阜阳冷冻厂加工冻鸡72.2吨。1961年，对家禽实行派购到户，1962年收购45.35万只，1960—1962年累计收购85.44万只，平均每年收购28.48万只，对缓和当时肉食供求矛盾起到一定作用。1963年由于严重水灾，农民储粮备荒，种菜补粮，自发断鸡，当年仅收购15.8万只，完成收购计划的31%。1964年起，不再实行派购，为供应加工出口，实行市场选购奖售布票的办法，当年收购7.5万多只，基本上满足加工出口需要。1965年为支持灾区，发挥“三条渠道”的作用，在食品公司经营的同时，允许供销社、合作店、组组织购运到大中城市销售。1966年秋，全区大旱，市场毛鸡卖不掉，食品机构经营怕亏损，对家禽收购放松。这一问题反映到上级，上海组成工作组在明光和蚌埠设立两个接收点，食品机构才放手收购，调拨给上海。1967—197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年均收购家禽不足600只。1972年起，家禽购销恢复正常，1972—1977年收购量逐年递增。1978年后，食品机构家禽经营量逐年减少，自1980年开放市场，多渠道购销，私人经营活跃，1978—1985年，食品系统累计收购31.66万只，平均每年收购3.96万只。
1949—1985年主要肉食收购量统计表
1949—1985年主要肉食品零售量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