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本县没有司法行政机构。
建国初期，砀山县人民政府设司法科。司法事宜由其执掌。1950年6月划归人民法院，其司法行政事务由人民法院办理。1956年设立法律顾问处，公证处，调解工作时有开展，1958年律师、公证工作先后停止办公。1980年10月，我县重建司法科，1981年7月改名为司法局，至1984年，公证、法律顾问处、宣传、调解机构进一步完善。
一、法制宣传
1984年司法局设立法制宣传股，具体负责法制宣传事务。当年，通过法制课有400000人次受到法制教育，并设墙报、办展览进行法制宣传。到1985年，有法制宣传员2976人，分布全县各个区、乡。宣讲团160个，进行普法文艺演出101次，发放普法书籍60000册，报刊资料12750份，办法制培训班107期，广播讲座364次，全县群众受教育面达95%以上。
二、律师
1956年砀山县人民法院设法律顾问处，律师1名，1958年法律顾问工作停止。1981年司法局重设法律顾问处，开展民事代理、辨护、代写法律文书，进行法律咨询以及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等工作。1985年，进行民事纠纷代理36起，经济纠纷21起，挽回经济损失148万元。刑事辩护被告委托30起，法院指定5起。20个单位聘请律师，开展522次法律咨询，接待人民来信来访818人次，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公证
1956年县人民法院设立公证处，开始办理公证工作。是时业务量小。1957年部分公证干部被错划右派，公证业务受到严重干扰，到1958年，公证业务逐渐停止。1981年恢复公证业务，到1985年，已经开展的公证种类有：权利和义务公证、经济合同公证，并接待有关公证方面的人民来信来访。公证业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执行，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举证责任等予以严格审查。1985年，仅权利与义务方面公证就达1124件，经济合同公证584件，件件做到审查公证，合理合法。
四、调解
1951年，砀山县人民政府司法科，主管民事调解工作。到1956年，全县逐步建立基层调解组织，经调查说理，使当事双方明辨是非，最后达到互相谅解，和好如初，有效地防止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的现象。1957年后，基层调解组织间有中断，“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事调解工作虽有开展，也免不了“上纲上线”，甚至使矛盾转化扩大，出现许多调解工作中的失误。“粉碎四人帮”之后，基层调解工作逐步健全。1980年，建立基层调解组织175个，调解员1225人，调解纠纷1019起，帮助失足青年25人。至1985年调解组织已发展到297个，调解员2023人，调解2892起纠纷。由于公证及时地调解，防止了冲突的升级，是年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数比去年减少38%。
主要社会治安活动纪略
一、剿匪
1948年11月本县解放，到1949年8月，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主要是支前，是时土匪活动猖獗，县境有大小股土匪30余股，其中以韩呈祥，赵克昌，宋德新，韩保林，徐南山等五股最大，活动于本县南部，东南部及东北部。1949年7月14日，原国民党军团长韩呈祥在邵楼区大贡楼召集各股土匪大小头目30余人开会，在会上大肆叫嚣要与解放军长期进行游击战，扬言要推翻人民政权。同年7月23日，雨亭区宗楼乡乡长李传秀，主任李恩云等在李油芳进行粮食征购工作，被土匪李献忠抓走，抢走步枪2支，手枪1支。第二天李献忠又派人到邵楼、吴庄、席楼和阚寨一带搞突然袭击，抢走民兵的12支步枪。第三天，土匪头子赵克昌与李献忠勾结，带领土匪50多人，乘村民赴集赶会之机，突袭卞楼区陈寨乡政府，俘去1名副乡长，1名村长，抢走步枪13支，子弹500发，区中队闻讯赶到，经激战，土匪两人受伤，余者逃跑。徐南山、杜法成带领土匪10多人经常在唐寨和华山一带进行抢劫活动。
1949年8月，县委采取以县大队为主，各区队配合，友邻部队协助的方针，全力剿灭匪患，并联合永、夏、虞、单等县成立剿匪指挥部，县成立剿匪工作委员会，乡成立联防队。剿匪初期，区乡干部全部深入乡、村，调查摸底，弄清土匪的落脚地点，并及时通知武装部队，以便突然袭击，一网打尽。同年9月侦得杜发成于陈寨南黄楼一带活动，迅即被剿，毙匪一名，缴长枪3支，后由唐寨区公所配合萧县大队前往剿灭、死匪3名，伤俘9名。9月24日获悉匪首李献忠等聚会，新兴区队配合商丘三团便衣队，前往剿灭。捕匪首李献忠，邵世文等，余匪逃散。经政策感召，李部匪徒5人向卞楼区政府自首。据年底统计：经政策感召向政府投案自首者21名，武装清剿大小匪首33名。通过清剿，土匪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抗美援朝期间：转入秘密活动的土匪略有抬头，1950年11月本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剿匪工作告一段落。
二、镇压反革命
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始于1950年11月，镇反初期，因对镇反运动领会不深，认识不透，在工作中出现了“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群众对镇反有后顾之忧。1951年春季，已经实施土改的乡、村边镇压不法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边进行生产救灾，期间共捕获反革命分子1524人，对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处死刑104名。2月，镇反工作全面铺开，县成立裁判委员会，另设1个专门人民法庭，8个分庭，专事审判反革命分子，经县委核实材料后，交区、乡政府负责捕捉，至6月捕人权上交地委，杀人权被省收回。其间，召开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154次，印发《华东惩治土匪暂行条例》360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条例》500张及《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750份，张贴标语12849张，2万余名受害者当场与反革命分子对质、控诉。到1951年共批准处决652名反革命分子，判刑1309人，放管1511人，社会秩序大为安定。
1952年底统计，镇反已经彻底和基本彻底的乡共有84个，占全县总乡数百分之九十七点六。2470名五类反革命受到打击。
1955年，根据中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原则，6月，县成立审批委员会，进一步肃清潜藏的反革命分子，组织200余人的工作队深入乡村，充分发动群众，先后排查出2000余份可疑材料。经审核呈报地委，检察院，批准逮捕的484人。9月25日拂晓802人的行动小组分赴8个区90个乡镇，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10名。11月又组织514人的行动小组，在96个乡村中搜捕156名反革命分子，并结合肃反、打击了现行破坏活动，破凶杀、偷盗、拐骗案500余起。至此，专事镇反工作告一段落。
三、取缔道会门
建国初期，有各种道会门22种，其中一贯道、牲理道、天门道、先天道、南坊难挂、中央圣道、圣贤道、大灵山道、修补慈善会等九种属反动道会门。道首223名，分布全县十个区101乡，会众占总人口3.6%。砀山解放初期，曾先期取缔一部分道会门，会众10103人，逮捕法办了部分会首，但对其它会门了解不多，仍有许多反动会道门在秘密活动，对把握不准其反动事实的道会门报省批准，而后决定取缔、保留。迨至1951年春季，部分土地改革的乡村，结合土改搜集材料，年底开展取缔退道工作。1952年10月，已打击道首126名，杀9名、管制61名。当年打击重点：(1)解放后组织暴动的或企图暴动的。(2)诈财、强奸、罪恶大、民愤大、有血债的。(3)兼有匪、霸、特的反动军政警。(4)悔过后又有反动活动的。(5)相当于坛主以上的道首。到1954年，计处决反动道会门道首31名，自首、登记小道首20名，办道人员157名，退道道徒11214名。经省批准取缔天门道、先天道、中央道、南坊难挂、一贯道、圣贤道等。在1955年进一步肃清反革命过程中，经排查，又零星捕办了漏网的反动道会门头子。到1956年后，反动道会门基本消灭，尚余一些道徒已不再活动。
四、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建国后，经过剿匪、镇压反革命和取缔反动道会门，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逐步趋于稳定。1956年后，刑事犯罪略有上升，至20世纪60年代，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刑事发案率较低，“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建设混乱。1983年初，社会治安状况日趋恶化，杀人、强奸、放火、抢劫等恶性事件屡发生。1983年8月，全县开展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简称严打)活动，重点打击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拐卖妇女儿童以及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经发动群众，排查摸底，在准确掌握犯罪事实基础上于8月21日抓捕归案。到9月上旬，“严打”第一仗基本结束。其后，又进行了数次的统一行动，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社会治安状况大为好转，到1985年，发案率逐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