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小学教育
光绪二十六年（1901），清政府诏令各地兴学堂，本县于次年将龙城书院改为龙城小学堂，以江宁孝廉杨炎昌为堂长，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以讲授经、史为主。此后，朔里、穆集、褚兰、张大屯相继设立初级小学堂。
宣统三年（1911），刘汉川在县城文昌宫创办第一所女子小学，并从江南请来姚、孙、胡三位教师任教，当时女子学校极少，铜山、砀山、丰县、沛县的女学生都来萧县就读，有女生三、四十人。民国7年（1918）第一届高小毕业的本县女学生刘颖昭、刘淑昭、段振华、陈书正、郝凤梧等就受业于此校。直至民国17年才实行男女合校。女子小学还附设蚕桑班，招收村姑，课以种桑养蚕技术。
民国创立，乡绅捐资办学者甚多。民国元年，龙城小学堂改为第一高等小学堂。第二、第三、第四高等小学分别由王孔法、刘子遇、王文宣于王寨、郝集、褚兰创立。民国6年，张庆容在四区张老庄创办的张氏私立养正高级小学，为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新旧兼容之代表。该校课程中，有“读经”，也有英语，教授方法，凡语文、英文、地理、历史、理科都要求背诵，连算术也要背公式。学校实施“军事管理”，学生寄宿寄膳。上体操课时，老师手持教鞭，遇有步伐错误或违规者，辄予鞭挞。学制7年，初级4年，高级3年。学校虽办得非古非今，但慕名而来者甚多，东到孟庄寨，西至王白楼，都有学生来此就读。民国7年，全县小学50余所。民国12年，增至120余所。民国18年，县国民政府整顿四乡小学，更定校名，改以地称，全县小学126所。民国20年，本县有县城实验小学以及王寨、郝集、黄口、褚兰、寿楼、永堌、朔里8所完全小学，计49班，学生1625人；初级小学114所，140班，学生3930人，4.56%的适龄儿童入学。是年，小学毕业278人，升学112人，就业137人，赋闲29人。
民国16年后，县国民政府在本县起用一批热心办学人士，如王子舆、孟海曙等，他们勤教好学，广揽名师，师资阵容整齐坚强，培养出学校淳朴好学的优良学风。郝集小学在王子舆任校长期间成绩最佳，民国21年，孟海曙任实验小学校长时，在校任教的32名教师中，大专学历8人，省立师范毕业9人，省立中学师范科毕业6人，高中毕业3人。教师以身作则，教书育人。学生俭朴奋勉，一心向学。教师对学生作业订正极为认真。实小、郝小的国文教学，每次作文均要求学生写3次以上，草稿1次，本人自改1次，教师修改后再抄1次。因此两校的教学质量竞相媲美，两校升省立徐州中学者约占该校录取总数的二分之一。如民国26年，省立徐州中学招收100名新生中，录取萧县学生56名，其中90%来自实小、郝小。取得如此成绩，多赖于两校校长任职稳定，治校有方。
民国17年至民国26年间，萧县教育事业发展较快，教学方法也有革新。学校提倡参加社会活动，注意培养儿童尊师敬长的风范。为试验教育救国，也曾尝试梁漱溟政教合一的乡村建设，推行平民教育。如民国24年许西连任梅村实验乡长时，办起5所小学和一些失学儿童识字班，注重生产实践的教育。
民国27年5月，萧县沦陷。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即着手恢复教育事业。次年底，相继有一区里山、二区矬楼、三区程庄、孙圩子、四区孙楼、五区樊屯、七区郝集等10多所高级小学，六、七十所初级小学复课，学生3500人，教员近200人。当时抗日民主政府提出：“以抗战教育工作协助抗日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使其具有爱国热情、民主意识，从而培养抗战工作人才”的教育方针。并依据上述方针自编了1套1至6年级的课本。高年级学生，增加了时事政治课。至民国29年，有小学87所，学生4000余名，教师200人。30年，新四军“东撤”，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还在县境东部办完小6所，初小10所。民国33年秋，新四军西进，重建抗日民主政府，迅速恢复停办的学校。提出初级小学民办公助，即在政府帮助下，由群众自己出钱出粮请教师、修校舍。学校由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组成校董会，采取政府补助、社会募捐，群众代耕代种的办法筹集资金，以作教师报酬。至民国34年上半年，初级小学增至245所，学生2941人。高级小学采取“集中领导，分散办理”的方针，全县9个学区，每区1个联立总校，高级联小校部领导全区高级分班，校部设正副校长、教导主任，由县政府任命，各高级分班，设班主任，由联小校长聘任。过去1个区集中办1处高小，只有富裕的学生能入学，一般家境的初小毕业生无法升学，分散办理后，可以就近吸收更多的学生入学。如四区抗战前仅有1所高小，最多只能招收高小生50名，分散办理后办了7个分班，招收237名高小生。至民国34年上半年，全县办高小37校，49班，学生1444名。
战时教育，采取教育与战斗、教育与生产、学校与社会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学校担负着为抗战培养人才，宣传抗日救国，协助政府征粮、动员参军、组织优抚慰问的职责。校内实行民主教育，转变领导管理作风，克服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提倡启发式，废除体罚。初小选优秀儿童做教师助手，课余辅导其他儿童；高小开展自学辅导，常围绕一个中心开展集体讨论，利用“生活与批评”快报开展表扬与批评，为养成学生吃苦耐劳习惯，锻炼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提倡课余参加生产劳动。如三区各学校共种地78.3亩，拾粪2.7万斤，拾柴1.42万斤，抬麦4.5万斤，其它劳动服务400余人次。改变假期制度，变放寒暑假为麦忙、秋忙假。提倡学生当“小先生”，办校外班、识字班、教校外儿童或成人唱歌识字、出墙报、黑板报、给群众读报。帮助政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三方政权办学校，以民国32年为例，国民党县政府（时称北政府）办中心国民学校17校，计82班，学生3243人，教职员110人。初级小学387校，计516班，学生20238人，教职员658人。抗日民主政府（时称南政府）在县境东南津浦路两侧办完小6所，初小10所。日伪政府在县城、黄口、吴集、杨楼、曹村等地共办小学88所，学生4827人，教职员201人。
民国35年7月，萧县民主政府及部队西撤，至淮海战役前夕，县境为国民党军队占据，据民国37年5月国民党县政府报告称：县内有中心国民学校31校，五、六年级学生2527人，初级学生3602人，教职员246人。国民学校179校，五、六年级640人，初级学生9976人，教职员311人。计有小学210校，五、六年级学生3167人，初级学生13578人，教职员547人。从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在本县实行政权、教育、军事“三位一体”的办法。即乡镇长、校长、乡壮丁队长由一人兼任。民国36年，全县乡镇保长兼校长45人，校长兼乡镇保长36人，教员兼乡镇保主任或干事59人，学生自治组织采取保甲制，实施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民国38年3月，县民主政府制定《本县教育实施概况》，对教育方针、学校编制、教师任用、学校行政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当年春，27所完全小学、83所初级小学开学，学生32000人。教师从两方政权所办的学校中择优录用。尽管设备简陋，但学生刻苦，教师勤奋，教育质量稳步提高。1957年因反“右”斗争扩大化，对教师队伍冲击较大，接踵而来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从精神、物质等方面把教育推向困境。经1963—1965年调整时期，教育恢复较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惨遭破坏。部分教师被诬为“牛鬼蛇神”划入“黑帮”。教材被否定，以毛主席语录取而代之，1968年，教师回原籍任教，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71年，江青等人宣扬“两个估计”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的教育。同年7月，萧县举办小学教师大会战学习班，集中近2000名教师搞斗批改，其中45.6%的教师受到批判或冲击。同时按照“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要求，大办“戴帽”中学，教师层层拔高。1975年，推广郭庄育红学校经验，提出“学朝农，赶育红”的口号，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敢于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教师人人自危，一时“白卷先生”成为英雄。
1978年后，进行一系列整顿。整顿民师。“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回乡知识青年进入教师队伍，因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障碍，整顿以后有所好转（参见第三章教师）。调整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猛增，质量大降。1976年，小学由1966年时的587所增至877所。同时，大部分小学设“戴帽”中学班，教学质量太差。经调整，至1983年，小学调整为625所，停办了全部小学“戴帽”班。提高教师水平：从1983年起，连续3年分区对语文、数学教师进行考试，过教材、教法两关。教师水平有所提高，学生成绩显著进步。1984年，龙城区各小学语文考试成绩平均提高4—6分，数学成绩平均提高6—8分。
1980年，教育局对新庄、王寨、梅村、杨楼、永堌5个公社的抽查表明，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1.8%。采取充实学额和开设复式班，早中晚班等措施后，到1984年，全县已有22个乡镇、516个行政村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到1985年底，适龄儿童入学率98.3%。
几个年度小学教育情况统计表
宣统三年（1911），刘汉川在县城文昌宫创办第一所女子小学，并从江南请来姚、孙、胡三位教师任教，当时女子学校极少，铜山、砀山、丰县、沛县的女学生都来萧县就读，有女生三、四十人。民国7年（1918）第一届高小毕业的本县女学生刘颖昭、刘淑昭、段振华、陈书正、郝凤梧等就受业于此校。直至民国17年才实行男女合校。女子小学还附设蚕桑班，招收村姑，课以种桑养蚕技术。
民国创立，乡绅捐资办学者甚多。民国元年，龙城小学堂改为第一高等小学堂。第二、第三、第四高等小学分别由王孔法、刘子遇、王文宣于王寨、郝集、褚兰创立。民国6年，张庆容在四区张老庄创办的张氏私立养正高级小学，为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新旧兼容之代表。该校课程中，有“读经”，也有英语，教授方法，凡语文、英文、地理、历史、理科都要求背诵，连算术也要背公式。学校实施“军事管理”，学生寄宿寄膳。上体操课时，老师手持教鞭，遇有步伐错误或违规者，辄予鞭挞。学制7年，初级4年，高级3年。学校虽办得非古非今，但慕名而来者甚多，东到孟庄寨，西至王白楼，都有学生来此就读。民国7年，全县小学50余所。民国12年，增至120余所。民国18年，县国民政府整顿四乡小学，更定校名，改以地称，全县小学126所。民国20年，本县有县城实验小学以及王寨、郝集、黄口、褚兰、寿楼、永堌、朔里8所完全小学，计49班，学生1625人；初级小学114所，140班，学生3930人，4.56%的适龄儿童入学。是年，小学毕业278人，升学112人，就业137人，赋闲29人。
民国16年后，县国民政府在本县起用一批热心办学人士，如王子舆、孟海曙等，他们勤教好学，广揽名师，师资阵容整齐坚强，培养出学校淳朴好学的优良学风。郝集小学在王子舆任校长期间成绩最佳，民国21年，孟海曙任实验小学校长时，在校任教的32名教师中，大专学历8人，省立师范毕业9人，省立中学师范科毕业6人，高中毕业3人。教师以身作则，教书育人。学生俭朴奋勉，一心向学。教师对学生作业订正极为认真。实小、郝小的国文教学，每次作文均要求学生写3次以上，草稿1次，本人自改1次，教师修改后再抄1次。因此两校的教学质量竞相媲美，两校升省立徐州中学者约占该校录取总数的二分之一。如民国26年，省立徐州中学招收100名新生中，录取萧县学生56名，其中90%来自实小、郝小。取得如此成绩，多赖于两校校长任职稳定，治校有方。
民国17年至民国26年间，萧县教育事业发展较快，教学方法也有革新。学校提倡参加社会活动，注意培养儿童尊师敬长的风范。为试验教育救国，也曾尝试梁漱溟政教合一的乡村建设，推行平民教育。如民国24年许西连任梅村实验乡长时，办起5所小学和一些失学儿童识字班，注重生产实践的教育。
民国27年5月，萧县沦陷。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即着手恢复教育事业。次年底，相继有一区里山、二区矬楼、三区程庄、孙圩子、四区孙楼、五区樊屯、七区郝集等10多所高级小学，六、七十所初级小学复课，学生3500人，教员近200人。当时抗日民主政府提出：“以抗战教育工作协助抗日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使其具有爱国热情、民主意识，从而培养抗战工作人才”的教育方针。并依据上述方针自编了1套1至6年级的课本。高年级学生，增加了时事政治课。至民国29年，有小学87所，学生4000余名，教师200人。30年，新四军“东撤”，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还在县境东部办完小6所，初小10所。民国33年秋，新四军西进，重建抗日民主政府，迅速恢复停办的学校。提出初级小学民办公助，即在政府帮助下，由群众自己出钱出粮请教师、修校舍。学校由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组成校董会，采取政府补助、社会募捐，群众代耕代种的办法筹集资金，以作教师报酬。至民国34年上半年，初级小学增至245所，学生2941人。高级小学采取“集中领导，分散办理”的方针，全县9个学区，每区1个联立总校，高级联小校部领导全区高级分班，校部设正副校长、教导主任，由县政府任命，各高级分班，设班主任，由联小校长聘任。过去1个区集中办1处高小，只有富裕的学生能入学，一般家境的初小毕业生无法升学，分散办理后，可以就近吸收更多的学生入学。如四区抗战前仅有1所高小，最多只能招收高小生50名，分散办理后办了7个分班，招收237名高小生。至民国34年上半年，全县办高小37校，49班，学生1444名。
战时教育，采取教育与战斗、教育与生产、学校与社会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学校担负着为抗战培养人才，宣传抗日救国，协助政府征粮、动员参军、组织优抚慰问的职责。校内实行民主教育，转变领导管理作风，克服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提倡启发式，废除体罚。初小选优秀儿童做教师助手，课余辅导其他儿童；高小开展自学辅导，常围绕一个中心开展集体讨论，利用“生活与批评”快报开展表扬与批评，为养成学生吃苦耐劳习惯，锻炼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提倡课余参加生产劳动。如三区各学校共种地78.3亩，拾粪2.7万斤，拾柴1.42万斤，抬麦4.5万斤，其它劳动服务400余人次。改变假期制度，变放寒暑假为麦忙、秋忙假。提倡学生当“小先生”，办校外班、识字班、教校外儿童或成人唱歌识字、出墙报、黑板报、给群众读报。帮助政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三方政权办学校，以民国32年为例，国民党县政府（时称北政府）办中心国民学校17校，计82班，学生3243人，教职员110人。初级小学387校，计516班，学生20238人，教职员658人。抗日民主政府（时称南政府）在县境东南津浦路两侧办完小6所，初小10所。日伪政府在县城、黄口、吴集、杨楼、曹村等地共办小学88所，学生4827人，教职员201人。
民国35年7月，萧县民主政府及部队西撤，至淮海战役前夕，县境为国民党军队占据，据民国37年5月国民党县政府报告称：县内有中心国民学校31校，五、六年级学生2527人，初级学生3602人，教职员246人。国民学校179校，五、六年级640人，初级学生9976人，教职员311人。计有小学210校，五、六年级学生3167人，初级学生13578人，教职员547人。从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在本县实行政权、教育、军事“三位一体”的办法。即乡镇长、校长、乡壮丁队长由一人兼任。民国36年，全县乡镇保长兼校长45人，校长兼乡镇保长36人，教员兼乡镇保主任或干事59人，学生自治组织采取保甲制，实施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民国38年3月，县民主政府制定《本县教育实施概况》，对教育方针、学校编制、教师任用、学校行政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当年春，27所完全小学、83所初级小学开学，学生32000人。教师从两方政权所办的学校中择优录用。尽管设备简陋，但学生刻苦，教师勤奋，教育质量稳步提高。1957年因反“右”斗争扩大化，对教师队伍冲击较大，接踵而来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从精神、物质等方面把教育推向困境。经1963—1965年调整时期，教育恢复较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惨遭破坏。部分教师被诬为“牛鬼蛇神”划入“黑帮”。教材被否定，以毛主席语录取而代之，1968年，教师回原籍任教，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71年，江青等人宣扬“两个估计”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的教育。同年7月，萧县举办小学教师大会战学习班，集中近2000名教师搞斗批改，其中45.6%的教师受到批判或冲击。同时按照“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要求，大办“戴帽”中学，教师层层拔高。1975年，推广郭庄育红学校经验，提出“学朝农，赶育红”的口号，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敢于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教师人人自危，一时“白卷先生”成为英雄。
1978年后，进行一系列整顿。整顿民师。“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回乡知识青年进入教师队伍，因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障碍，整顿以后有所好转（参见第三章教师）。调整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猛增，质量大降。1976年，小学由1966年时的587所增至877所。同时，大部分小学设“戴帽”中学班，教学质量太差。经调整，至1983年，小学调整为625所，停办了全部小学“戴帽”班。提高教师水平：从1983年起，连续3年分区对语文、数学教师进行考试，过教材、教法两关。教师水平有所提高，学生成绩显著进步。1984年，龙城区各小学语文考试成绩平均提高4—6分，数学成绩平均提高6—8分。
1980年，教育局对新庄、王寨、梅村、杨楼、永堌5个公社的抽查表明，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1.8%。采取充实学额和开设复式班，早中晚班等措施后，到1984年，全县已有22个乡镇、516个行政村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到1985年底，适龄儿童入学率98.3%。
几个年度小学教育情况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