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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制度
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到1985年的100多年中,本县的耕作制度大体可分6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民国26年(1937),为传统作物小麦、高粱、大豆,一年一熟制。
高粱——小麦越冬;小麦——晒垡(小麦越冬);棉花、春大豆一年一熟。
第二阶段是民国27年至建国后的1957年,尤其是建国后的8年,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捉高,加上科学用肥和化肥的使用,农具的改良,优良品种的推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高粱面积减少,山芋、玉米面积增加,复种指数达156.2%,形成二年三熟制为主。
高粱——小麦、大豆(冬闲);玉米——小麦、山芋(冬闲)。
第三阶段是1958—1960年,推行三改(即旱改水、低产改高产、增加复种指数),扩大了水稻、山芋,缩小了大豆和小杂粮,复种指数增加到159.1%。既有一年一熟,也有一年两熟。
一年一熟制:
春山芋——(冻垡越冬);棉花——(冻垡越冬)。
一年二熟制:
小麦——水稻(小麦越冬);小麦——玉米(小麦越冬)。
第四阶段是1961—1970年,小麦、棉花较稳定,大豆有发展,山芋压缩,不种水稻,油料回升。主要熟制类型是一年一熟和一年两熟。
高粱(或玉米)——小麦越冬;棉花——冻垡越冬;小麦——大豆;小麦——油料。
第五阶段是1971—1977年。出现了水稻、玉米、山芋面积三扩大,大豆大面积减少,主要是一年两熟制。
小麦——夏山芋(小麦越冬);小麦——水稻(小麦越冬);小麦——夏玉米(小麦越冬)。
第六阶段是1978—1985年。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农民有了自主权,加上科学的进步,生产恢复发展得很快。主要是两年三熟、一年两熟、一年多熟。
小麦——棉花;油菜——棉花;小麦——玉米;小麦——大豆(间套玉米),棉花——菜、瓜。
良种推广
据资料记载,建国前良种推广,主要是民国20年至24年在本县推广脱字美棉“甲99”号和“徐州438”小麦,成效较为显著。其余如小麦的云来雁、火燎王、白玉麦、白蝣子、大红芒等,高粱的二红、黄罗伞、竹杆青,大豆的天鹅蛋、平顶五、豌豆团,绿豆的大槐花等,也属良种。但当时种子混杂,一块地中多至数种,病虫害也较多。大规模推广良种乃是在建国以后,1950年,县、区、乡建立了良种评选委员会,每年午秋两季召开良种评选会,对当选品种加速繁殖、推广。1958年国家提出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的“四自一辅”的种子方针后,全县抓了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建设,逐步建成了以良(原)种场为核心,良种繁殖区为桥梁;生产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推广体系。从1966到1978年,曾6次派技术人员去海南岛和福建繁殖杂交高粱、玉米、水稻优良品种。1979年县种子公司成立,同年被省定为棉花种子“四化一供”试点县之一,即种子生产专业化、种子加工机械化、种子质量标准化、品种布局区域化和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从此,全县的良种繁育和推广进入了新阶段。多年来,由于良种的不断繁育和推广,多次更新换代,推动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小麦、玉米品种均是从外地引进多,本县制种少,品种杂乱现象尚未消除。本县农科所农艺师吴德修培育的萧农11、12小麦优良品种也推广不够。
当前,本县主要作物的优良品种是:
小麦:博爱74—22,西安8号,小偃6号,萧农11、12等;玉米:鲁原单4号、聊玉5号;大豆:跃进4号、跃进5号;山芋:徐薯18;棉花:徐州514、553;花生:68—4、罗玄鸡窝;油菜:广德761、当涂202—23。
土壤改良
从清末到建国前夕,农民难以改良土壤,一些土质变劣,甚至荒芜。民国21年《社会调查》记载:在当时225.77万亩耕地中,下肥田117.39万亩,占总耕地的52%;上肥田53.46万亩,占23.7%;中肥田84.92万亩,占24.3%。尤以盐碱地面积不断扩大,故黄河高堤南和闸河西两个盐碱带最甚。
当时农民虽难进行大规模改良土壤,但懂得适应和利用,如在泡沙地里种花生,栽梨树,植桑杈;在盐碱地里种黍稷、栽葡萄等。
建国后,本县采取多种措施发动群众改良土壤,并取得较大成绩。大致可以分5个时期。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成立盐碱地改良办事处。1952年办事处撤销,交给建设科负责这项工作。开始,制止农民淋盐毁地,向以淋盐为生的农民发放救济粮,解决吃饭问题,接着发动农民改碱,但因当时为个体经营,成效甚微。合作化运动中,依靠集体力量,改造盐碱地由点到面的开展。1956年建设科改为农业局以后,连年举办土壤改良展览,1957年曾组织14500名各级干部看展览,对土壤改良促进很大。
“大跃进”时期——土壤改良有进展,主要是用机械深耕、人工深翻窖碱,3年时间达33万亩。同时,对盐碱地因地制宜的剥皮换土、客土压碱、深翻窖碱、台田淋碱、改稻洗碱等,面积达60万亩,其中24.3万亩实现了全苗增产。黄口镇三增大队在盐碱荒地上种稻28.7亩,亩产957斤,收后测土,PH值由9.8下降到9,耕层含盐量减少0.27%。
三年调整时期,开始向农田基本建设和利用绿肥改碱的方向发展,但仅仅限于点上。此时种植田菁深受农民欢迎,据当时测定:每亩掩田菁鲜草1500斤,土壤中硝态氮增加0.01%,速效磷增加3PPM,土壤容重减少0.05克/cm,土壤含盐量下降0.1%。
“农业学大寨”时期,以水利改碱措施为主。1970年冬到1971年春大沙河清淤,减轻了两岸盐碱、渍涝灾害;利民沟改道,对排除两岸盐碱为害作用很大,同时使老岱河流经的34平方公里土地不再受涝;杨楼公社顺故黄河高堤挖了一道15华里长拦碱河,使河南岸盐碱地灾害大大减轻;大面积改种水稻,尽管不少地方失败,但扩大井灌面积、平整土地,也使盐碱含量下降;同时,种绿肥改碱有发展,1973年达到17.51万亩。深翻窖碱、拉淤压碱、挖台条田、修筑梯田等,其作用也显而易见;以上措施,使本县70万多亩的盐碱地改良了38万多亩。
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注重了精耕细作、用养结合,特别是畜禽的大发展,使肥料质量和有机肥比重有了提高,盐碱含量下降,沙土中的粘粒结构增加,七十年代未许多还是长期抛荒的重盐碱地,现在已是满地好庄稼,即使到干旱的春天,“白茫茫一片大地”的景象也难以见到。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绿肥在全县很少种植;不少农户化肥施用多、农家肥施用少;特别是土地分得零碎,一块地内肥瘦不均较为普遍;掠夺式的经营有些抬头;还有一部份山坡岗地水土流失严重等。
栽培管理
本县农民长期使用一套传统的栽培管理方法,相沿成习,演成定例,俗称“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本县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曾与徐州麦作试验场、金陵大学农学院签订新技术推广合同,点上的试验很有成效,但未能全面推开。直至建国后,在总结农民传统生产经验的基础上,与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才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栽培管理方法,促进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
小麦——重施底肥,氮磷配合,适期早播抓壮苗。推广机器条播,播量准确,合理密植,下种均匀,出苗整齐。品种向矮杆化发展,既能抗倒伏,又能提高产量,株高80—100厘米为宜,浇好越冬水,追好返青肥,后期抓好治虫。
大豆——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推广施磷技术,八十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民普遍应用,方法是底肥、带粪耧、叶面喷等。本县大豆产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是播种粗糙,时间紧迫,稀稠不匀,缺苗断垄。1958年祖楼大豆劳模谢继同试验手间苗,实现苗匀、苗壮,获得高产。1985年全县推广大豆手间苗面积6%。
玉米——是推广杂交种;二是麦棵点播或收麦后移栽,促使玉米早发育;三是猛追孕穗和花期肥,群众俗称“一炮轰”或“两炮轰”,在玉米喇叭期滴药防虫等。
山芋——改进芋种窖藏。以往相当长时间均是地下窖藏法,有小土窖、井窖等,坏烂较多,1960年推广地下大屋窖,利于防冻保鲜,坏烂较少,但不能控制黑斑病。七十年代初开始使用高温大屋窖,芋种入窖后加温37—40℃,杀死黑斑病菌,以后逐渐推开。在育苗方面,建国前,农民大多习惯于露地育苗。四十年代末,皇藏山区等春山芋栽培多的地方用驴马粪酿热物育苗,保证提前栽插,提高产量。五十年代初,有少数地方试用火炕育苗,1959年推开。六十年代初,有回龙炕、倒反烟、蒸汽育苗等。1965年引进五股道育苗,优点是就地取材,节省原料,简单易行,得以迅速推开。1972年引进日光照育苗技术,即冷床加盖薄膜,优点是省工、省燃料、苗子壮。但缺点较火炕晚出苗7—10天,出苗率也低。因其方法简便,1980年后,日光照在一家一产小型苗床全面推开。为了提高山芋产量,从1955年开始,实行深沟高垄包心肥,七十年代规格化,即“3个1.2”:垄底宽1.2米,垄高1.2尺,垄顶宽1.2尺,包心肥除施部分农家肥外,每亩还施30—40斤碳酸氢氨。
棉花——一是合理密植。建国前是大棵稀植,每亩千株左右。建国后,密度逐步增加,1958年每亩3500—4000株,1974—1978年提高到4500—5000株。八十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密度逐渐下降,一般3000—3500株。二是宽窄行播种。建国前多是撒播,建国后改为条播,从等行距发展到宽窄行。1981年后,实现规格化,一般宽行2.4—3尺,窄行1.4—1.8尺。三是改进施肥方法,建国前光施底肥,不追肥,建国后,随着化肥的施用,除注意增施底肥外,还注意了追施花铃肥。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增加了盖顶肥,根外喷肥。叫做“轻施苗肥,稳施蕾肥,重施花铃肥,补施盖顶肥”。四是推广营养钵育苗和地膜复盖。营养钵育苗移栽是五十年代兴起的新技术,七十年代大面积推广。地膜复盖从1982年开始推广,可以增温、保温、保肥、提高产量。每亩虽然开支薄膜款25元左右,但每亩能增产皮棉20—30斤,纯效益40—50元。另外,为了提高棉花产量,群众还在实践中总结了一些好的方法。为了在盐碱地里保全苗,拉淤压碱,冲沟换土,草粪复盖,育苗移栽等;为了实现一播全苗,春季低温阴雨年份,适当推迟播期,催芽浅播,干旱年份则适当提前趁墒抢播,还有适期打边心,整枝,及时防治病虫害等,既保证了棉花正常生育,又提高了产量。
植物保护
历史上本县农作物病虫害相当严重,特别是蝗虫尤甚。萧城华祖庙殿左建有刘猛将军庙,俗名蝗神庙,就是供奉灭蝗有功的刘猛将军,清同治七年(1868),由知县顾景濂予以重修。此后,宣统二年(1910)、民国17年,均有蝗虫出现。农民采用驱赶、捕打的办法减轻危害。建国后已绝迹。对于病虫害防治,民国19、20年县农民教育馆在农田试验场开始用盐水浸种播种小麦,用碳酸铜拌种,防治大麦黑穗病。对于棉花蚜虫,农民则采用烟叶浸泡液防治。建国后,政府重视植物保护。1950年提出“治早、治小、治了”,1955年提出“防重于治”;1958年提出“全面防治,土洋结合,重点肃清,经济有效”;1975年又提出“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在这一系列方针指引下,五十年代初,本县就有专职技干负责植保工作,1959—1961年,黄口、九店公社采用飞机防治棉花、大豆虫害,计20余万亩,飞行1444架次、361小时,1964年在唐庙设立了病虫测报站,1972年群众性的虫情点开始建立,最多时150多个。1979年成立县植检植保站,负责全县的植检植保、病虫测报工作。
建国后,本县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有了很大发展。
杀虫剂——1953年推广六六六、二二三有机氯农药,1958年推广“1605”、“1059”,1965年推广“3911”,六十年代后期使用“敌百虫”、“乐果”,1977—1978年推广“辛硫磷”、“乙酰甲胺磷”、“氧化乐果”、“杀虫脒”等,1979年引进3%“呋喃丹”、有机氯颗粒剂。1981年开始用“敌杀死”,1982年进行“速灭杀丁”示范,同时推广“敌杀死”。1983年后全县推广“拟除虫菊脂”等,对防治棉花虫害有很好的作用。
杀菌剂——建国后发展也很迅速。建国初期利用硫碳粉拌种,后用“六氯代苯”及“五氯硝基苯”处理种子、土壤,对防治小麦杆黑粉病、黑穗病等有很好的作用。对棉花苗期病害,1957年前,用“西力生”、“赛力散”、“五四合剂”拌种或处理土壤,效果较好。
1957—1965年氯制剂严禁使用,以“401”、“402”取代。六十年代药剂处理种子已较为普遍。
杀鼠剂——主要使用“磷化锌”、“安妥”。1982年用“氟乙酰胺”甚多,但对猫、黄鼠狼天敌杀伤甚大。1983—1985年用“敌鼠钠盐”灭鼠,效果很好。
杀线虫剂——主要是“滴滴混剂”、“棉隆”,1977年小面积使用,未能推广。
除草剂——1978—1979年进行“除草醚”、“拉索”、“氯乐灵”、“敌草隆”等多种除草剂示范,对防治大豆、玉米地杂草效果良好。限于药源和经营问题,未能推广。
生长调节剂——1966年县示范繁殖农场于小麦田里使用“矮壮素”,直至1979年,全县多在高水肥的丰产田使用,面积不大。1980年后逐步推开,1980年开始示范“三十烷醇”,很有成效,使用范围逐渐扩大。
本县检疫性病虫害有豌豆象、红芋黑斑病、小麦腥黑穗病、线虫病、大豆兔丝和棉花枯萎病等,地下害虫主要是蝼蛄、蛴螬、地老虎。
主要农作物的病虫害:小麦有麦锈病、黑穗病、白粉病、粘虫、麦蜘蛛、麦蚜等;山芋有烂根开花病、黑斑病;大豆有天蛾、兔丝等;棉花病害有立枯病、炭疽病、枯萎病、黄萎病及红叶茎枯病,其中最严重的是枯黄萎病,1956年由新疆引种带来,1979年山东鲁棉1号种子大量传入本县,愈发严重,到1985年,全县发病面积达10.4万亩。棉花主要虫害有蓟马、棉蚜、红蜘蛛、棉铃虫、地老虎、盲椿象、小造桥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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