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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记
一古代人物
陈咸
陈咸（生卒年不详），字子康，西汉沛郡洨县（今石湖区濠城乡）人。初因其父陈万年官居高位，被任命为郎。他性情耿直，多次指责皇帝近臣，数十次上书言事，又升任左曹。
陈万年死后，陈咸于元帝时升任御史中丞，总管州郡事务和刺史考核。他因指控中书令石昱独断专行而受到忌恨。当槐里县（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县令朱云被主管部门奏报为残杀无辜时，他教朱云上书申诉，反被石昱控告为“泄漏省中机密”，遭到逮捕，拷问之后判以剃发之刑，罚四年劳役，废为庶民。
成帝初即位，大将军王凤认为陈咸忠诚直率，遂奏请皇帝起用。他先任长史，而后历任冀州（时无固定治所，辖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及河南北部）刺史、谏议大夫、楚国内史，及北海郡（治今山东淄博市内）、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太守。陈咸又因京兆尹王章遭人指控而受到株连，罢免归里。后又被起用复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太守，反以酷刑树立威权。凡贪赃枉法的下属官吏和世家大族，一律交司空论罪，重者用地臼木杵杀害，轻者上大刑。对私自解脱刑具，或穿衣服不符合监狱规定者，往往加罪或重打。囚徒们痛不欲生，每年自缢而死者，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尸体腐烂生蛆，也不准其家人收殓。陈咸还损公肥己，把各县缴纳的粮食和财物据为己有，整天锦衣玉食，奢侈无度，但却要求下属官吏闭门自敛，安分守己，并发布文书警告他们。因此，官员自危，豪强慑服。下属违法乱纪的现象被禁止了，但他的政治生涯也从此衰败了。
陈咸多次贿赂车骑将军王音的宠臣陈汤，而调任少府。府中宝物很多，他一一查对，发现私藏者，除将宝物没收外，还要依法论处。因此，官吏们都害怕他。成帝永始二年（前15），丞相翟方进奏报：“陈咸任太守时残害吏民，贪赃枉法，又百般逢迎邪佞之臣而调进京城，实属无耻，不可任用。”陈咸遂被免官。2年后，皇帝诏举方正直言之士，经红阳（今河南舞阳西北）侯立极力推荐，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后又被翟方进弹劾罢免，并令其返回故土。
不久，翟方进自杀，陈咸被起复任尚书。平帝即位后，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并杀害何武、鲍宣等反对者，他愤而辞官。王莽篡夺皇位后，召令他任掌寇大夫，遂称病推辞，并责令儿子陈参、陈丰、陈钦同时辞官。父子4人一同返里后，闭门不出，仍沿用汉制。后来，王莽又征召他入京为官；他只称病重，不肯答应。专心整理所存律令，书文珍藏之，直到病死。
陈宠
陈宠（？～106），字昭公，东汉沛国洨县（今石湖区濠城乡）人。其祖父陈钦在朝中为官，父亲陈躬为廷尉左监。
陈宠年轻时即任州郡吏，后被征召到鲍昱的司徒府任属官。又转任辞曹，掌管狱讼事宜。凡经他处理的案件，无不使人心悦诚服。因此，鲍昱让他代为撰写《辞讼比》7卷、《决事都目》8卷（均失传），上报皇帝，获准颁布施行，成为官府办案的法律依据。
章帝即位后陈宠受命为尚书。当时，官吏办事多偏严酪，他奏请改变前代烦苛之法，主张在严明之后济之以宽。皇帝真诚地采纳了他的意见，诏示司法部门禁用酷刑，解除不合理的禁令，废除苛刻的法律条文，重审案件50余起。后来，此诏示被载入法令。
陈宠谨慎周密，讲究人臣之理，但不以慎独为苦，谢绝人情往来，因而很受朝廷器重。皇后之弟、侍中窦宪举荐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县令张林为尚书。章帝征求陈宠意见，陈宠认为张林虽有才能，但不清廉。后来，张林虽经窦宪力荐而被任用，却因贿赂、贪污而犯罪。和帝即位后，窦宪掌权。窦宪建议窦太后让陈宠主持章帝丧仪，欲伺机陷害陈宠。黄门侍郎鲍德劝谏窦宪之弟、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侯窦环说：“陈宠为先帝重臣，久留台阁，赏赐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赏，而计几微之故，诚伤辅政容贷之德。”窦环为爱才之人，就任命陈宠为泰安郡（今山东泰安市东北）太守，后转任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境）太守。
窦环任大将军北征匈奴时，公卿以下及郡、国长官无不奉献礼品，而陈宠与中山（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王相张郴、东平（今山东东平县）王相应顺刚正不阿，拒不送礼。和帝闻知此事，特提升陈宠为大司农、张郴为太仆、应顺为左冯翊。
永元六年（94），陈宠接替郭躬为廷尉。陈宠秉性仁慈宽厚，多次审议疑难案件，常常亲自上书建议皇帝依照经典从轻处理，为此挽救了许多人。他又查对律令条法，删除比《甫刑》苛刻的条文，然未及施行，却于永元九年（97）发生了狱吏与犯人互相勾结的违法事件。他为此受到牵连而治罪，但被皇帝诏令免刑，拜为尚书，又转任大鸿胪。
永元十六年（104）十月，接替徐防为司空。他专习法律，也精通儒家经典，奏举议事，词情畅达，号称“任职相”，后死于任上。
陈忠
陈忠（？～125），字伯始，东汉沛国洨县（今石湖区濠城乡）人。永初年间，受征召入司待府，后任廷尉属官，才能突出，颇有声誉。他精通法律，经司徒刘恺举荐，被提升为尚书，主管断狱事务。
陈忠依据世间典籍和刑法，处理案件务在宽厚。早年其父陈宠在廷尉任职，删除汉朝法律中比《甫刑》苛刻的条文，未及施行就被罢官。以后，苛刻的法律渐渐繁多。他遵照父亲的原意，粗略整理成23条，题为《决事比》，奏报皇帝，以解除论罪无据的弊病。又上书废除蚕室刑；解除贪官污吏三代不准为官的禁令；对神经失常后因性情狂暴而杀人者应从轻判罪；对母、子、兄、弟之间互相代替死罪者，赦其死罪。这些都被批准施行。
邓太后死去，安帝亲理朝政，陈忠数次上书举荐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等隐逸及正直之士，均被纳用。他又上书劝谏皇帝“广直言之路”，使沛国施延被拜为侍中（后升至太尉）。皇帝骄纵常侍江京、李闰等列侯，又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陈忠既气愤又不敢直谏，就作了一篇长文《绪绅先生论》进行讽喻。
陈忠后来转任仆射。他劝谏皇帝尊重和嘉奖有功大臣，以礼贤下士的态度对待下属官员。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当九卿大臣患病时，便派遣使者前往问候，并赠给银钱、布匹等。
不久，陈忠升任尚书令。延光三年（124），拜为司隶校尉。宠臣、外戚、幕僚们无不害怕，不想让他留在朝内。次年，陈忠被任命为江夏（今湖北武昌）太守，未及成行，又留任尚书令，不久病逝。
任尼姑
任尼姑，明嘉靖年间马庄铺泰山庙（故址位于今任桥区任桥乡桥东村）住持。
马庄铺中间有一条南北大沟，每逢雨大道路泥泞不堪，尤其汛期洪水阻隔，行人十分不便。任尼姑成年累月东奔西颠，终于募化数千金在沟上建起三孔石桥。该桥位于京京古道上，利国利民，宿州州牧彰其功，取名“任桥”；百姓感其恩德取沟名为“任大沟”，改马庄铺为任桥集，并尊称她为“任姑姑”。
晚年，任尼姑坐化于庙内，百姓予以厚葬，并在庙前园内兴建一座宝塔（建国前被国民党军队拆毁）纪念她。
单长庚
单长庚(?～1645)，字西朗，明宿州湖沟集（今湖沟区湖沟乡）人。庠生，有武略，善骑射。崇祯年间，应募从军于史可法部，因屡立战功，升力行营守备。福王在南京称帝（1644）后，奉命随兴平（今陕西兴平）伯高杰赴河南开封抗击清军。高杰为壮大军事力量，特约睢州（今河南睢县）驻防总兵许定国联合作战，然许定国迟迟按兵不动，他便随高杰亲往督促。谁知许定国佯装恭顺，挑选美女为高杰把盏，醉而杀之。与此同时，高杰的数十名随从官兵也被许定国以妓、酒招抚，唯单长庚晓以大义，拒不投降。半夜，单长庚与标下千总潘一凤潜逃，至睢州西门外，被许军追及，双双战死。
徐大鹏
徐大鹏（生卒年不详），清灵璧县固镇保（今我县城北区皇店乡瓦房村）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武解元，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初任广东罗定州（今罗定县）协右营守备，出征台湾、贵州安南县（今晴隆县境），为朝廷立下战功，改任督标中营都司。嘉庆元年，（1796）进剿湖南省苗族地区，升任广西右江游击，后因病归里。七年（1802），病愈，率乡勇堵剿宿州王朝名。被朝廷起用后受赏顶戴花翎，升任河北易州（今易县）营游击署河间府（今河间县）协副将。
二现代人物
杨永衡
杨永衡（1867～1949），字善久，今城北区唐南乡南大陈村大杨庄人。7岁入私塾馆读书，以抄写10遍课文补其迟钝的智力。3年后，他的毛笔字为全馆学生之冠。从此，老师亲写范本教其仿写，又为其讲授《欧阳询八法》，亲赠其《九成宫醴泉铭字帖》，供其临摹，直至17岁下学。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杨永衡在其父所设私塾馆任教，闲暇之余，手不停书，甚至废寝忘食，寒暑不辍。不少人慕名求书招牌、匾对，无奈欧体字劲瘦不丰，他只好加粗笔划以塞责。从此转攻颜体，先摹颜真卿壮年所书《多宝塔碑字帖》，得其谨严纵横之势；再仿其晚年所书《颜氏家庙碑字帖》，取其宏伟超举之法，苦练20载，技法日臻娴熟。40岁左右，其书法流入崇尚北派魏碑、篆、隶诸体的宿州，结果毁誉各半。誉之者夸其功力深厚，毁之者贬其流俗，且有“牛屎气”。杨永衡自忖尚未冲破前人藩篱，又研摹柳公权《玄秘塔碑字帖》，参悟颜、柳二体间的嬗变关系，数年之后终于使自己的书法达到新的境界。
民国3年（1914）冬，杨永衡赶着牛车到宿县卖高粱的归途中，因雨雪阻隔借宿于一家大户。晚上他背着饲料去牛棚时，看见客厅里有几个穿长衫者围观一位老者写字，不由自主地悄悄入内。他看老者已写好“服”、“配”、“遗”等3个字，正在写最后一个“年”字，其最后一竖笔，因墨枯而笔势未能到位，就情不自禁地轻叹一声：“可惜”！围观者中的一个年轻人挑衅说：“你来写！”其他人也投以嘲笑。杨永衡不服气地答道：“喂好牛就来！”他喂好牛本不打算继续赌气，偏偏那个年轻人等在客厅门前喊他，只好入厅提笔。一个“服”字顿使厅内哑雀无声；写到“年”字的最后一竖，笔势欲下先上，下注时犹如斜坡放车，到位回缩时墨饱神足力挽千钧，使众人齐声叫好。杨永衡连说“献丑”，掉头就走。那老者急忙上前道歉说：“适才多有冒犯，务望海涵！”主人也热情地奉烟敬茶，言谈中方知这个粗衣短褐的庄稼汉就是闻名乡间的杨永衡。次日天晴，杨永衡辞行，主人挽留不住，遂以枣红马相赠，以表敬意。
20年代，杨永衡见到更多的名人碑帖，并阅读书法理论书籍，扩大了视野，从而发现并注意克服只追求形体和技法、忽视抒发个性和意趣的弱点。30年代，他又旁习宋代米芾和苏轼、明代董其昌、清代刘墉和何绍基诸体，自辟蹊径，使自己的楷书出现了新面目，一时名声大振，被尊称为“杨老善”。本地机关、学校、寺院、商家、牌坊、碑碣、榜书、题记多出自其手，一些财势之家若没有他写的中堂、匾额、对联等，总觉得是件莫大的憾事。
解放战争时期，有个精通书法理论的北派魏碑书家许晓岚避居固镇，带着一幅自写的中堂前往拜访，并赠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杨永衡自此醒悟，楷书入门后，须临摹优秀碑帖、兼习行、隶，继而研究秦汉简牍，寻根求源，融会贯通后方成书法之规。他不顾古稀之年，又从头研习魏碑、篆、隶诸体，收益迅捷，但已无力获得新的突破，自叹道：“初为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然人书俱老矣！”
杨永衡一生以务农为本，以教书作为联系社会的纽带，以写字作为精神的寄托。他端庄严谨，诚恳待人，又愤世嫉俗，孤高耿介，至晚年更甚。对于求书者，他不论贫富贤愚，总是有求必应；对于官场势利、为富不仁或品行不端者，却不屑一顾。如日伪沦陷时期的固镇商会，3次请他去书写大厅悬匾“商界蒙庥”，均遭拒绝。因此，他的书法艺术一直不为百里以外所知。至晚年，他为友人孟广驾（今蒋园乡东岭村人）所购何绍基的一副对联配书中堂一轴，当为代表作。
李文宗
李文宗（1882～1941），原名李明德，又名李鸿儒，字文宗，今湖沟区浍北乡王圩村后李庄人。他自幼入私塾读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应凤阳府试中秀才，后开塾馆教书。
民国27年（1938）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湖沟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李文宗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孟子川的启发引导下，毅然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始以配字为名。他号召本族和邻里乡亲出人、出枪、出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组织起200余人的抗日保家队伍。他们利用青纱帐打日伪、抓土匪，特别是组织精明强干的小分队7次袭击任桥火车站、两次袭击西寺坡火车站的日伪军据点，影响颇大。秋后，他把队伍拉到远离铁路的宿县方店、永镇一带活动。冬，当李文宗因母病回家探望时，其下属耿安仁和徐玉文在伪湖沟区长马子合及其爪牙单俊卿的策动下，各自带着本部人、枪叛变投敌。义愤填膺的李文宗立即把余部拉回官沟集整顿，很快又扩至100余人，重新活跃在铁路两侧，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盘据湖沟集的马子合、单俊卿又以金钱和地位引诱李文宗率部与其“合编”，李文宗痛斥说：“日本鬼子迟早要完蛋，当汉奸绝没有好下场，胜利一定属于有骨气的中国人民!”
次年春，孟子川把李文宗及其队伍带到宿县时村，编为六抗三支队七大队三中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抗日部队（后编为新四军九旅二十七团一营三连）。在参加宿县栏杆、苗庵、塔桥、迭路赵、黄岭和灵璧县傅圩等地战斗后，李文宗和孟子川又奉命返回官沟集一带组织起另一支近60人的武装，与沈连成同期组建的队伍合并成立新四军四师宿东独立团，由沈连成任团长。李文宗因年纪大，不宜带兵，就任参议，被尊称为“李老文”。
民国30年（1941）春，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调集20余万兵力进攻中共豫皖苏边区。宿东独立团奉命开往怀远县龙亢集，更名淮上独立团，负责保卫中共淮上行署。为了改变日伪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合流夹击新四军的严峻局面，李文宗利用老关系掩护敌工干部张文华只身进入湖沟集，迫使单俊卿派其胞兄单硕卿出面答应不与新四军为敌，并在日军“扫荡”前及时送出可靠情报。李文宗又利用与“安清帮”的旧关系，争取了姚集、杨庙、何集、新马桥等地伪军头头，并迫使固镇汉奸徐荫堂间接表态“决不与新四军为敌”。至此，津浦铁路以西的伪军、国民党地方部队均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使新四军四师顺利地完成了向皖东北根据地的战略转移任务。
5月，为加强宿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把好皖东北根据地的西大门，彭雪枫师长任命周启邦为政委，带两个主力连与已恢复原名的宿东独立团合并成立宿东游击支队，并动员年近花甲的李文宗到根据地工作。但李文宗壮心不已，不怕战争环境的艰苦，谢绝了组织照顾，决心战斗在第一线。
11月，新四军第四师派参谋长张震到宿东视察工作。19日晚，张震在今封寺乡小秦家召开宿东地区党政军联席会议。11时许散会后，宿东游击支队随张震等经车湖转移到宿县东南端的盛圩子宿营。次日拂晓，突然遭到分乘11辆卡车、数倍于我的日伪军（含日军百余人）袭击。李文宗在掩护首长转移的战斗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1986年，宿县人民政府为纪念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李文宗等18位烈士，在芦岭镇盛圩村树立纪念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震亲笔题写碑文。
王维周
王维周（1885～1950），原名王宗诚，字维周（或为舟），今城关镇菜园村华庄人。8岁读私塾，6年后与其弟宗培在曹巷口经营恒守泰酱菜店。
民国7年（1918），王维周被灵璧县财务局长、省参议员徐佛舟举荐为固镇完小校长。7年后，又任固镇团防局长兼完小校长。他除变卖家中五六十亩田地资助学校外，还于民国16年（1927）主持砸坏神像、拆毁庙宇（固镇有庙宇二三十处）的活动，并动意将三四十顷庙田收作学田以充当办学基金。僧侣们受劣绅刘子久（沦陷后任伪灵璧县长）、徐荫堂等人支持，到县、省告了3年状，而王维周却在徐佛舟等好友的帮助下打赢了官司，把大部分庙田划为校产，为固镇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民国18年（1929），王维周接任固镇商会会长（兼完小校长）。他组建棉纱、布匹、百货、杂货、糕饼、饭馆、客栈、粮行等各业公会，开创了商界的新局面，使商会真正成为代表商民权益的群众团体。王维周待人谦和，结交广泛，热心公益，办事认真，既受到官府的信赖，又得到平民的拥戴。不管是社会矛盾，还是家庭纠纷，人们总要找他评断。
民国20年（1931)，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四军某团下级官兵闯进几家商店敲诈财物并殴打商民，社会反映强烈。王维周设宴款待该团团长和参谋长，极力佯称其“爱民如子”、“治军严明”后，让受害商人当场请愿。团长碍于情面，即命参谋长下达手令：“凡驻军官兵再有擅入商号者，杀！”遂使市面迅速安定。平时，他也经常宴请地方税务官员以减缓苛捐杂税，维护商民的利益。
民国24年（1935），完小教师王敬农被人密告说是共产党，灵璧县教育局即派人前来检查并勒令校方将其辞退。王维周主动承担“管教不严”之责并加以担保，才平息事态。
王维周在出任商会会长的次年，主持兴建全镇首座三层楼——商会办公楼，并在楼顶阁亭内悬挂约有吨半重的铁钟以报火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兼报空袭信号）；又发起组建民间消防队，对保卫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起到一定作用。民国25年（1936)，他积极协助国民党固镇区政府筹集资金、征召民工，在镇东开辟北起菜园、南至浍河岸的通道（今废），改变了老街每逢集日拥挤不堪的局面。他还筹办小本经营借贷所，从而救活了不少“晴天吃饱饭，阴雨借瓢面”的店铺和摊点。
民国27年（1938）5月固镇被日军侵占后，王维周愤而辞职，到国民党第一路抗日游击支队解斌部任团长。秋，该团在濠城被日军打散后，王维周只身逃往蚌埠，因汉奸告密而被捕，关押在日军警备司令部。次年，由蚌埠伪商会会长高慰轩等人保释出狱后返里经商，并参加不食烟酒的家理教，拒绝社会活动。王维周不仅自己不与日伪汉奸打交道，不许本家晚辈为他们做事，也不许几家近亲的子女到沦陷区求学。
民国34年（1945）8月，日军投降后，王维周再次出任固镇商会会长。秋，灵璧县国民政府因县城一度被解放军攻占而迁来固镇。县长赵觉民以“举光复大业”和“财政维艰”为由强行向商民“收借”巨款，不从者则以“发国难财”和“通匪（诬称共产党）”的罪名论处，致使许多商号倒闭。12月，王梦林、黄汝骥等商界青年串联各商号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南京中央政府状告赵觉民，各界也纷纷组织清算赵觉民帐目委员会，甚至固镇各保保长和在蚌埠求学的固镇学生也都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赵”斗争。赵觉民惊恐万状，一夜之间突然将王梦林、黄汝骥等16人逮捕。一贯同情商民的王维周急赴南京，与先期前往告状的徐佩、殷西楼等人会合，并于次年初组成控告赵觉民告状团，直接领导“反赵”斗争。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迫使中央政府撤换了赵觉民。
民国36年（1947）春，400余名灾民流入固镇街头。王维周协助灵璧县救济院院长褚宪廷向联合国驻蚌埠救济总署告急求援，并要求国民党灵璧县政府开仓放赈。事成后，则由商会出面每天施粥两次，发放微薄衣物，以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
民国37年（1948）冬，王维周弃职携眷逃往南京。次年3月，他在梅农新村参加各界为迎接解放大军过江的秘密会议，当场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关押于卫戍司令部第三处临时监狱，直到南京解放时才越狱逃出。
1950年镇反运动中，王维周因逃亡在外，被灵璧县公安局捕回；冬，病逝于灵璧县看守所。
曹见龙
曹见龙（1889～1963），原名曹鸿田，字砚龙，号见龙，今任桥区稿沟乡人。7岁入私塾读书，聪敏好学，偏爱诗词书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自开塾馆教书。当其父好友潘氏赠予《神农本草经》一书后，则改行学习中医。他精心研读历代中医学经典，于宣统二年（1910）在稿沟集正式开诊行医。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其医术越来越精，治病每有奇效，一时名声远扬。
民国7年（1918），曹见龙应聘到固镇，先后任同春堂药店、赵泰和药店坐堂医生，并被聘为固镇团防局书记员。民国18年（1929），国民政府下令取缔中医，他鼓动同行进行抵制，维护了中医的历史地位。民国22年（1933），他又被聘为固镇商会书记员，两年后辞职，自开诊所，专理医术。
民国27年（1938）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固镇，广大人民惨遭日伪势力的残酷压榨。曹见龙愤笔作漫画两幅，一为《雪人》，上题：“莫看你肥肥胖胖，只缘是堆堆刮刮，岂非堂哉！皇哉！可是你生性冷酷，坐拥地盘不该，明朝日出招灾。”另为《踩高跷》，上题：“地位高人一等，立足何曾稳定，伸手碍难执命。清醒！清醒！请你认清环境。”辛辣地讽刺了日伪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揭示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表现了他反对侵略、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不畏权势和爱憎分明的高尚品质。
1952年，曹见龙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号召，积极参加联合诊所。1955年，他被灵璧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为中医医师，安排在固镇区医院工作。
曹见龙在医术上精益求精，他结合临床实践，精心研究中医学基础理论，尤其对望、闻、问、切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病人的体格、性情、职业和生活习惯等应作为诊断的依据，还认为医与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医生既要精干诊断，又要深谙药物。曹见龙的医术秉承于叶天士（清代医学家）派，但不受其约束，他善于吸取西医之精华，进行创新。他说：“析病论治，当以经旨为依归，但要能出经文，而不为经文所囿。”又说：“医者意也。师法而不拘法，师其方，而不拘其方，谓之巧。”
曹见龙以诊治虚痨病与妇科病见长，每遇患者，必先探其病因，予以确诊后对症下药，从不草率行事。他的处方独特，药味不多，效果显著。他一生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声望特高。在固镇，他与针灸师杨配伍，西医师孟质卿齐名，被称为“医界三友”。曹见龙曾收门徒数人，严格教导，常以“不学无术，庸医杀人”勉励之。
1963年2月4日，曹见龙因患脑溢血逝世。其一生精心研读的医籍和临床诊断记录——“日记”、“医案”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去烧毁。
杨配伍
杨配伍（1893～1967），原名杨锡福，字配伍，号寿人，今石湖区陈桥乡杨庄村人。
民国9年（1920），杨配伍开始学习针灸。他首先研究明代徐凤的《金针赋》和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尤对飞经走气、雷火神针和太乙神针感兴趣。为实践《紫云上人运针不疼心法》，他每日晨披衣静坐1个小时，连续5年不间断；同时用3年时间，采用针前眠、针后眠、眠中施针诸法实验《催眠术》（多适用于患慢性病的妇女和儿童）。杨配伍善于博采众家，勇于破除传统偏见，进行创新。他从中国沈佐庭的《沈氏针灸实验录》、朱琏的《新编针灸学》，到日本国泽田派的《针灸精髓》，无不精心比较，详加批注，颇有独到之处。他是本地最早运用赵尔康《针灸秘艿纲要》、程氏《针灸治疗学》新针法的针灸师，是本地参加中国针灸研究社（驻江苏无锡）的第一个社员。
杨配伍初为乡邻义务医治小伤小病。民国20年（1931）夏秋，本地霍乱病流行。他以足三里穴为主，治愈数百人，一时名声远扬，有“妙手回春”之誉。在蚌埠，对一服用两剂麻黄汤而不出汗的太阳症患者针刺合谷穴，行九九阳数，使其须臾大汗淋漓，被誉为“万病一针”。在灵璧县北大山，为一痹症患者针刺环跳穴、阳陵泉穴，起针即愈，被称为“活神仙”。
民国29年（1940），杨配伍到固镇专设寿人医室，正式开诊。他以针灸为主，以膏、丹、丸、散等药物，精心为人治病。
杨配伍用飞经走气之法治疗牙痛病尤为灵验。他为患者针刺合谷穴而酸感至曲池穴，再捻针通肩颙穴，最后捻针达牙根，疼痛顿止。一些惊风患者经西医用青霉素或链霉素治疗后，体温降至正常或偏低时，面色苍白，令人惊恐。杨配伍接诊后先用暖药，使其至次日即升至38.5℃，再用凉药清之，往往出汗而愈。对久治无效的胃脘痛患者，他常以十枣汤为散剂（每服一钱），治愈者甚多。其中有位妇女服药后又吐又泻，以致气息奄奄，众医惊骇。杨配伍笑曰：“无妨，大病非瞑眩不治嘛！”遂补用面浆一碗，患者顷刻苏醒，待吐出10余粒玻璃球似的粘状物后即康复，10余年未复发。固镇铁业社工人杨永泰患黄疸病，杨配伍取茵陈蒿4两，浸水适度，用高粱杆做成的方格隔置于他的太阳穴上方约半寸，再上置大艾柱，灸了三壮，至其出汗为止；然后让患者将那茵陈蒿与艾灰用开水冲服，两剂即愈（适应于春、夏、秋季节）。
杨配伍情绪诙谐，喜爱书法棋艺，乐于交友、助人。在固镇，他与中医师曹见龙、西医师孟质卿齐名，被称为“医界三友”。1952年，杨配伍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参加联合诊所，后在固镇区医院、灵璧县医院、石湖公社医院担任针灸医师。他编写的《杂病验方》（200余条）已传给门徒，而《寿人医案》却于“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去，至今下落不明。
杜朝杰
杜朝杰（1896～1982），今任桥区任桥乡桥东村人，回民乡老。自幼随父做小生意，后因生活困难，当了国民党的兵。不久即回家，仍做小生意。
民国27年（1938）5月，本地被日军沦陷，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民国34年（1945），日伪军妄图进驻任桥集清真寺，他发动回民群众，迅速拆毁了寺内6间讲堂，粉碎了敌人建立据点、扫荡抗日军民的阴谋。
建国后，杜朝杰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先后当选为宿县工商联合会代表、宿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宿县第一届和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12月，任固镇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徐荫堂
徐荫堂（1898～1951），原名徐邦樾，字荫堂，今城关镇西圩村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读书。民国8年（1919），从上海南方大学毕业返乡，在地方派系斗争中很快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民国22年（1933），徐荫堂出任固镇区联保主任。民国27年（1938）5月日军侵占固镇后，很快就任第三任维持会长，次年又升任伪固镇区长。民国29年（1940），他把约100人的自卫警备队扩编为1000余人的固镇自卫团，次年冬又统编为汪伪暂编十五师五十九团。民国32年（1943）该团移驻孙疃集（今属濉溪县）后，他又收编各路土匪武装成立1000余人的固镇地方自卫团和保安队。他重用地痞流氓，其侄徐家祜（便衣队长）和徐家祚（花花太岁）、族侄徐家春，是人人切齿的“固镇三只虎”。他注意发展经济，表面上使日军铁蹄下的固镇出现了畸形繁荣，实际上为日伪政务、军务和私囊开拓了财源；秉承北平日伪特务机关“洪济善堂”的意旨，强迫百姓种植两万亩罂粟，并从全区每亩土地上敲诈了10两烟土捐；霸占固镇完小二三百亩学田，用其小部分收入开办固镇初级中学以遮人耳目。暗地里，他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抢购土地，使原有两顷余地的徐家一跃成为拥有30顷地的暴发户。
徐荫堂本来不把共产党、新四军放在眼里，当固镇周围变成抗日的游击战场时，他索性撕下“仁政”的伪装，公开强化法西斯统治：派伪军配合日军在津浦铁路沿线设置据点、岗哨；实行保甲连坐，建立自下而上的情报网；乞求日军配合伪军攻打新四军根据地。他也曾间接地表示不与新四军为敌，但仍肆无忌惮地镇压抗日军民，是到宿县盛圩子屠杀新四军宿东游击支队参议李文宗等18位志士的帮凶。民国33年（1944）7月，他转身投靠伪淮海省长郝鹏举，登上了“独立混成旅”少将旅长的宝座；未几，其五十九团却被八路军和新四军大败而归。次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前夕，新四军包围了灵璧县城，他乞求即将投降的日军出动两个分队，配合其1000余名伪军驰援，使在沱河集打援的新四军某部一营和地方军民蒙受较大损失，郝鹏举部被改编为国民政府六路军后，他更以“国军”自命不凡，两次把劝其弃暗投明的新四军代表拒之门外。
民国35年（1946）春，徐荫堂的独立混成旅于江苏新沂县炮车被围歼，他只身逃往上海。1951年3月被人民公安机关捕回，次月于固镇公审枪决。
孟质卿
孟质卿（1900～1986），原名孟宪义，字质卿，城北区唐南乡马圩村孟坝子人。
民国2年（1913），孟质卿应募去山西省某煤矿当工人，只因年龄太小，便改到当地一家教会医院做杂工。两年后入教会学校读书，继而进护士学校学习西医，毕业后又回教会医院担任护士、护士长等工作。民国15年（1926），参加冯玉祥部队，任中尉医官。民国18年（1929）返回家乡，先在稿沟集开设本地首家西医诊所，不久迁至固镇，取名民生诊所。
当时本地流行黑热病（俗称痞块病），中医疗效又慢，病人只得到怀远县教会所办的民望医院求助西医，重者须手术切脾，且有生命危险。孟质卿广为宣传西医针剂良方，两周即可治愈，从而吸引患者，初步取得人们对他的信服。再加上黄存鄂、李润甫相继开办西药药房，终于开创了西医救死扶伤的良好局面。
孟质卿的医疗技术，初以外科为主，如外伤缝合、深部脓肿切除等手术均可施行；后改以内科为主，尤其对各种传染病的早期诊断，颇有见地。有一病人高热畏寒，精神迷惘，胸部出现玫瑰疹，被孟质卿确诊为炭疽病（兽疔）。病家不信，转往蚌埠得以证实，可惜为时已晚，未几即殁。
民国31年（1942），孟质卿主动与黄存鄂、李润甫联合成立固镇痞块诊疗所；民国33年（1944）又争取社会各界资助，扩建为固镇痞块医院。此时，孟质卿对痞块病的治疗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用汽水式福尔马林液进行滴血试验，诊断准确又少用时间；接着以酒石酸锑钾制剂注射，再用三价锑制剂注射，然后因人施药。孟质卿把病人分为轻、重、危重等3种类型：对轻者以治本为主，连续施药，规定注射16支针剂为一疗程；对重者标本兼治，主药总量不减，时间延长；对危重者先治标后治本，主药少量多次，总量增加10％。另外，对复发或重新感染的病人，主药总量增加20％，l个月后再加强注射三五支针剂。如果病人半年不愈，再实行免费治疗。由于他的治疗方案严谨，负责到底，病人多能及时康复，而且兼防早期并发症。
民国34年（1945）秋，灵璧县国民政府迁入固镇，将痞块医院改为县卫生院，孟、李、黄仍各自经营西医诊所和药房。
民国36年（1947）春，400余名灾民露宿固镇街头，致使回归热病蔓延，时有死亡。孟质卿一面呼吁社会各界出资抢救，一面联合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募捐活动，为灾民免费治疗和防疫，解决了燃眉之急。夏，霍乱病流行，本地既缺乏诊断的技术力量，又缺少治疗的药品和器械。他联络各界同仁，组织药械，并示范诊断、操作技术，拟定治疗方案，救人无数。秋，伤寒病流行。他提出“早期治疗”的口号，在无特效药品的情况下，采取药物治疗与饮食治疗相结合的措施，收到显著效果。
在固镇，孟质卿与中医师曹见龙、针灸师杨配伍齐名，被称为“医界三友”。他思想开朗，乐善好施，热心公益。1950年浍河泛滥成灾。他徒步考察了固镇至五河城的水情，书面提出“浍河易泛，丰山所阻；解决水患，必须切岭”的意见，受到治淮委员会的赞赏。1952年，他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组织联合诊所，并带头下基层，先后在官庄、陆湖、稿沟等地医疗单位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孟质卿遭到极左派的批判斗争。他对子女说：“个人受点冤屈不要紧，但对共产党的真心不能变。”
徐介藩
徐介藩（1901～1983），原名徐齐邦，字介藩，今石湖区后马场乡徐祠村前马场圩子人。
民国6年（1917），徐介藩由私塾转入固镇高等小学就读。他聪明好学，胸怀大志，常说：“班超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令人仰慕，我必步其后尘!”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组织高年级学生积极响应，或集会演讲，或粉刷和张帖“外御列强”、“内惩国贼”、“收回山东半岛”等标语，声援“五四”爱国运动。
次年夏，徐介藩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今安庆一中)。他受陈独秀、胡适等人分别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安徽学生》等进步刊物的影响，首先组织了安徽学生会，创办《安徽学生会周刊》，为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及民主思想而奔走呼号。民国10年（1921）6月2日，安庆爆发了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反对政客倪道烺（倪嗣冲之侄，凤阳关监督、淮盐总办）和军阀马联甲（倪嗣冲安武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后升任安徽督军）侵占教育经费的学潮。徐介藩等10余名学生代表在省学生联合会会长方洛舟的率领下，与倪、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由于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被害，徐介藩等立即发表通电、宣言，组织各校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凶手，并表示坚决斗争到底。徐介藩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一度被推举为省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长（后改任学运委员兼会计）。在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对贿选省议员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中，他带头痛打猪仔议员彭昌福、吕祖翼，驱逐李兆珍，尤其面斥省参议长、怒掀省长办公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父徐恩初（清末贡生）连忙写信让他去找在中央交通部任职的同乡陆辅廷（今灵璧县人）予以疏通，以免风险。他却断然拒绝，回信说：“傲骨冷眼，怕见上人！”民国12年（1923）秋，徐介藩与柯庆施、许继慎等人在安庆菱湖湖心亭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并担任团内学部委员。冬，各校教职工普遍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他积极组织学生大力支持。后安庆学潮被镇压，省学生联合会总会被解散，徐介藩与王步文等遭通缉，遂被开除学籍。在教职员工的掩护下，他逃往南京私立东南高级中学，就读三年级，始以配字为名。次年夏，他报考东南大学，未被录取；此时马联甲被逐出安徽，旋即返乡到固镇高等小学任教。
民国14年（1925）1月24日，正值农历初一，徐介藩离家经上海到达广州，报考黄埔军官学校，被录取为第三期步兵科入伍生。不久，由许继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末于毕业前夕，他又考入广州大沙头航空学校第二期，学习空军驾驶。由于多次到黄埔军校找不到入党登记存案，无法接转组织关系，遂于民国15年（1926）2月，由李清源、戴勋2人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中共航校特别小组组长兼航校掩护队队副。
为了拜俄为师，更好地学习军事，报效祖国，徐介藩积极申请出国深造。经广东国民革命政府选派和中共粤军军委介绍，这年春天他与11位同学一起经上海赴苏联留学。最初在列宁格勒红军航空理论学校学习，次年转入红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民国17年（1928）10月，转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二年级学习政治。次年4月，转为联共候补党员；10月，被苏联内务部分配到远东斯沃博得城府公安部门反特科任干事。民国20年（1931）被调往海兰泡城（今布拉戈维申斯克）州公安部门任责任科员。次年4月，转为联共正式党员。领得苏联公民护照。此间，徐介藩与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遂于民国22年（1933）和苏联女同事马尔多夫斯卡结婚。次年9月，调到海参威城（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公安部门任科长。民国25年（1936），补办加入苏联国籍正式手续。在工作中，他多次受到奖励，荣获银表、手枪等奖品。9月，调到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公安部门任科长。
民国27年（1938）12月，徐介藩退出苏联公安战线，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写报告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并临时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次年夏，徐介藩调入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干部处任专员。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支持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认为王明提出的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观点，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因而受到批评和禁闭。民国32年（1943）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徐介藩转入联共中央联络部国际部某秘密机关，先后任中国问题参军、主任参军。此间，他参加了莫斯科国防工程建设工作，荣获保卫莫斯科奖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
民国37年（1948）3月，联共中央批准了徐介藩回国的申请，他偕同苏籍夫人和3个女儿回到阔别20余年的祖国，首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哈尔滨）编译局任《毛泽东选集》俄文总编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由李立三证明，党龄从民国15年（1926）2月算起。民国38年（1949）2月，调任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和中共东北局直属党委委员、副书记、书记。6月，随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后与王稼祥等留在莫斯科接收国民政府大使馆并筹建新中国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一级参赞，并办理了退出苏联国籍的手续。1950年2月，其妻马尔多夫斯卡患癌症逝世，3个女儿也只得托付其外婆家收养。6月，被派往苏联赤塔筹建中国总领事馆，任总领事兼中共支部书记。
1951年4月，徐介藩奉调回国，随即派往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积极协助彭德怀司令员处理军机事务，并参加朝鲜开城谈判，与朝鲜人民一道跟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2年11月回国，徐介藩被派到哈尔滨协助陈赓院长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装甲工程系主任。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坚持住在没有水暖设备的两间仅24平方米的背阴平房里，而拒绝搬往高级住宅。此间，中央军委曾议定他调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但他酷爱军工工作，谢绝前往。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初经陈赓签署“拟授少将军衔”，但因名额限制，后授大校军衔。次年与张梅（原名刘希敏）结婚。徐介藩坚持原则，刚直不阿。1958年春夏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带领一支庞大的工作组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谭政批评学院执行的教育路线是根本错误的。徐介藩当即发表不同意见说：“根据哈军工毕业生的使用单位反映：‘该院毕业生政治上、业务上都是好的，技术也是过得硬的，为各军兵种建设做出了贡献。’为什么根本错误的教育路线却能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徐介藩从不吃资历深的老本，刻苦钻研业务知识，是学院老同志中知识化、专业化的典型。他在苏联专家的真诚帮助下，领导全系师生员工艰苦创业，努力奋斗，终于研制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陆两用坦克，为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在极左思想影响下的庐山会议批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万言书”。当他看过“万言书”的原文后说：“我看彭老总没有错。”
1960年8月，徐介藩被调往西安负责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他认为学院应以技术课为主，政治课不能安排太多，因而被扣上重技术、轻政治的大帽子。当组织上提升比他年纪轻、资历浅的副院长沙风为院长时，他表现了宽广的胸怀，豁达大度，完全服从组织决定，全力支持和尊重沙风的工作，1961年，徐介藩晋升为少将军衔，1965年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陈伯达、康生一伙以所谓“苏修特嫌”罪名，于1968年4月将徐介藩关押在京郊通县，进行“隔离审查”。直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才解除监禁。197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对他做出了解除审查结论。1979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他作出了平反决定，恢复名誉。1981年，享受正军级待遇。1982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他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徐介藩的意志是刚强的，但他那年老多病的躯体并未能承受住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折磨，终于酿成了脑血栓后遗症，逝世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单俊卿
单俊卿（1902～1951），原名单钦仕，俗称单三（排行第三），今湖沟区瓦疃乡十里村香山人。
单三出身于地主家庭，上过私塾和高级小学。民国21年（1932），他到苏北国民党军阀白宝山、孙传芳的暂编第一师当兵。民国24年（1935）到汉口入国民党鄂豫皖保安团干部训练班及安庆社训队受训9个月后，任国民党宿县湖沟区队副。民国27年（1938）升任区队长；不久改任国民党怀远县游击支队梅凫石部大队长，次年任国民党宿南游击区队长。民国29年（1940）初，任宿县保安独立一团团长，自办枪支修械所。秋，任伪淮海省“剿匪”第三支队司令（少将衔），拥有3个团和1个卫士大队约3700余人的兵力，诈称5000人马。次年，他将修械所扩建为造枪厂，可以制造轻机枪、捷克式步枪、手榴弹等，尤以轻机枪性能良好，受到侵占蚌埠的日军警务段头子小松原的赞赏。至日军投降时为止，仅轻机枪就生产约200挺。于此同时，单三在湖沟集筑起双重圩子，挖起双重壕沟，外围是用圆木建成的约一平方公里的木城，城周是布满地雷的警戒区；民国23年（1944），又自办发电厂，以供造枪厂和在木城上架设电网使用，把湖沟集搞成了以他为土皇帝的独立王国。他诱捕并勒死中共蚌埠工委书记张漫萍，杀害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宋佩芳、王永典等，假“私通八路”之名杀死居民刘文德而霸占其妻，并枪杀无辜群众200余人，拆毁民房800余间，抢劫和勒索老百姓财产不计其数。
为了团结抗日，新四军多次争取他，他让其二哥、伪营长单硕卿出面答应：愿提前为我军传送日军扫荡情报，为日军开路扫荡时，他的伪军只朝天放枪，不打新四军。因而，一度保持中立。
民国34年（1945）日军投降后，单三在伪徐州绥靖主任郝鹏举部任独立师师长。10月10日夜，单三所部在宿县符离集一带被解放军击垮两个团，他仓皇逃至徐州将残部编为一个团，自任团长。次年秋，又被我军歼灭于东陇海线的赵墩车站，单三只身潜逃南京。民国37年（1948），单三返回宿县组织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失败后，潜往南京匿居。
1950年2月，单三因贩卖烟土数百两，被南京公安机关查捕。押回原籍后，被宿县人民法院以杀人犯判处死刑，1951年春在湖沟集被公审枪决。
徐殿臣
徐殿臣（？～1958），原名徐邦禄，字殿臣，今石湖区后马场乡徐祠村前马场圩子人。清光绪年间生于破落地主家庭，喜爱习武骑马，18岁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民国初年，任国民革命军柏文蔚部副团长。讨伐袁世凯失利后回乡，先任灵璧县第三区团防局长，1年后又被新任县长慕名委以警备大队长。时灵北一带灾荒严重，“土匪”蜂起，徐殿臣率部前往清剿，刚到尹集就根据密报抓获两名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土匪”。亲自审问后，他方知所谓土匪乃是为了活命而抢劫富户粮食的灾民，便于次日释放了他们。为此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富户们的强烈反对，并纷纷控告。徐殿臣挺身而出，向县长直陈原委，并要求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以弭“匪患”；但无济于事，遂愤然辞职。
民国31年（1942）初，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泗五灵凤县县长徐崇富委派化名徐家生的苏振生（后叛变）前往徐家，建立马场地下联络站。6月，徐殿臣应邀参加苏皖边区人民代表大会。为方便地下联络工作的开展，他以同族的身份请伪区长徐荫堂的四弟协助，到固镇开办新成贸易公司。在与边区秘密开展商业贸易的过程中，他把许多急需的军用物品送到新四军手中。
1951年土地改革时，徐殿臣因在划为地主分子前夕出卖农具，又因在民国26年（1937）以封建族规制造了一起人命案，被五河县人民法院判处五年徒刑。不久，因其年逾70，行动不便，被提前释放回家，由地方管制。1988年，我县人民法院根据其遗属申诉，经过认真复查，并念其在建国前为革命做过有益工作，遂撤销原判。
董广志
董广志（1903～1981），字竟成，今湖沟区湖沟乡董林村人。
他早年拜从秀才腾金玉和薛仲夏习读经史，兼习医道，潜心攻读《仙授理伤续断秘要》、《外台秘要》、《医宗金鉴》、《伤科补要》等治疗骨伤的著作。民国12年（1923），设塾馆教书。一年后，因双目染病，几致失明，居家疗养，对其高祖以来所传之医术则秘而不宣，从不设诊。
建国后，董广志于1950年2月应聘担任郑圩乡董林诊所正骨医生。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中，他被划为地主分子，解聘回家；到1978年11月才摘去地主分子帽子。在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期间，董广志认真地诊治前来求医的病人。他悉心钻研骨科理论，结合临床实践，使自己的医术精益求精。尤其晚年，在正骨、上骱方面，手法娴熟，胆大心细，常使患者解除病痛于须臾之间，因而声名远扬。至临终前，董广志治愈的危难病症达千例之多。
1970年春，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武汉机械厂工会主席王广平（50余岁），左大腿骨被汽车轧碎，先经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治疗月余，致使伤腿僵直，不能弯曲，又经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复诊，确认为伤腿定形，必须截肢。董广志接诊后，先将其腿恢复原损伤状，然后重新正骨，2个月后，该腿即伸屈自如，完全康复。
1975年夏，黑龙江省林业厅干部傅炳然（20余岁）腰脊椎严重损伤，先后在东北三省大医院治疗，又到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均不见效。后求医于董广志，20余天即痊愈。
1977年春，宿县大营公社官湖大队社员王善富之女（17岁）骨盆被马车轧碎。上海某家大医院断言：即使治疗也是残废，且不能生育。后经董广志40余天的治疗，完全康复。该女现已正常婚育二子。
1980年6月，城关镇居民何振华之女（4岁），在一路中段遭遇铁业社汽车车祸，其双腿被轧成粉碎性的骨折。董广志将其双腿捋直、碎骨扶正，然后敷上膏药，每周一换，仅一个月即完全康复。
董广志虽名不见经传，但对筋骨气血原理颇有见地，对软组织损伤治疗有独到之处；对骨折整复，特别是陈旧性骨折整复有独特之法，疗效显著，为董家历代声誉最高者。病人赞誉他为“起死回生的活神仙”、“神医妙手堪比华佗”，赠送给他的锦旗、匾额达七八百件；有的逢年过节还给他寄送慰问信、礼品或赠款。
1981年11月4日董广志逝世，前去吊唁、哀悼者达5000余人。其医术已传给5个儿子，二子尤精。
徐合璧
徐合璧（1907～1982），原名徐秉珏，字合璧，城关镇人。自幼读书，毕业于安徽大学教育系，先后任歙县师范学校高级部主任，歙县中学和泗县中学教导主任。
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后弃教从戎，先后任国民政府鲁豫皖联合抗日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在泗县青阳、半城一带与新四军一起打击日本侵略军。民国29年（1940）2月底，新四军二师在泗县半塔集包围欲奉蒋介石之命逃往江苏扬州的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盛子瑾部，乘机收编徐部。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联合办事处处长张爱萍劝其赴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泗五灵凤县任参议员，但他途中却转赴省会立煌（今金寨县）。
5月，省政府利用中央拨给的救济款，在霍山县为皖东北各县失学青年创办省立第五临时中学，徐合璧任招考委员会蒙城办事处主任。民国32年（1943）春，徐合璧受任泗县县长，在军事摩擦中被新四军俘获，而后安排到解放区淮北中学担任英语教师。获释后，谢绝校长王光宇的善意挽留，再次到达立煌。
徐合璧决心弃政从教，先后任省教育厅秘书和督学、省立全椒县古河师范学校和巢县黄麓师范学校校长。民国34年（1945）秋，徐合璧奉命去霍邱县接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于次年冬将其迁至灵璧县固镇中学旧址，易名灵璧师范学校，出任校长。他以微薄的经费，率领师生员工兴建砖瓦窑，烧制和搬运砖瓦。每块砖的正面，均有“灵师”两个阴文大字，以纪念建校的艰辛。民国36年（1947）秋，灵师在建校的同时正式开学上课。徐合璧发动教师自编教材，发动学生自制教具，解决了无统编教材、无实验设备的困难，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他不容许灵师有党团组织存在，当灵璧县三青团头头徐俊青窜去发展成员时，被果断地逐出校门。民国37年（1948）11月固镇解放时，徐合璧奉命将灵师迁至南陵县，又至宣城县。次年4月宣城一带解放后，灵师被解散，他拜托两位同乡教师把学生带回故里，而东去江苏南京；又谢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让他回安徽任民革副主席的面谕，而去了上海。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中，徐合璧被人民公安机关捕回原籍，1975年获得宽大释放，1982年逝世于蚌埠。丁树森
丁树森（1908～1946），今石湖区濠城乡丁楼村人。青少年时代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日伪军的暴行更激发了他的阶级仇、民族恨。民国31年（1942），中共泗五灵凤县在他的家乡开辟浍北区，他毅然参加革命，并受区锄奸部长黄建勋派遣，混入濠城乡丁永福的伪军部队当兵。每当伪军下乡抢粮时，丁树森都预先送出情报，使抗日军民免受或不受损失。
次年麦收后，丁永福的分队长丁玉喜带30余个伪军到桑圩（今石湖乡桑圩村）一带抢粮，浍北区队根据丁树森的情报在桑圩附近设置伏击圈，给伪军以迎头痛击，丁玉喜被当场毙命，余众全部缴械投降。从此，小股伪军再也不敢轻易出动。民国33年（1944）秋，大批日伪军下乡抢粮，正在浍北区检查和指导工作的中共泗五灵凤县委书记洪沛，根据丁树森的情报，立即组织军民在窑后刘家打溃日伪军，截获11辆太平大车粮食。日伪军的经常失利使丁树森受到怀疑，中共浍北区委遂调其任丁楼乡乡长。
民国35年（1946）8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经常在浍北区活动的解放军江淮第三军分区三团奉命北撤，地方干部和武装只得转入地下开展游击战争。一天夜里，区委书记陈林阁和区长李春华，带着10余名区队队员向东转移，拂晓至五河县双沟附近的芦苇荡，发现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那里，形势紧张，于是决定返回浍北区。当他们达到五河县园宅集东时，丁树森、黄建勋（公安区员）、刘西双（刘集乡长）奉命到浍河北岸侦察，遭遇大批国民党兵。丁树森奋力掩护黄、刘2人脱险，自己却不幸落入敌手。
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丁树森毫不动摇，誓死不屈，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于凤凰集。
李一钧
李一钧（1910～1988），原名李长德，湖沟区湖沟乡镇东村人，9岁起，入湖沟小学读书4年，又转读私塾5年。民国21年（1932）7月～民国33年底，到阎锡山部队当帮写、文书。
民国36年（1937）9月，李一钧参加宿县战地后方服务团（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又由张守道（今名方正平，公平乡张韩村人）、夏侠年两人介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救亡社，被分配到县自卫队四中队任指导员，又任抗日宣传队队长。民国27年（1938）5月，任宿县二铺抗日义勇队二中队指导员。不久，该部被编入新四军南京支队。次年9月，由于景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月余转正后任淮海支队政治处主任。民国29年（1940）2月，调任四纵队独立团组织股长。当独立团并入三师九旅二十七团后，任敌工股长兼民运股长。
民国32年（1943），日军向皖东北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李一钧带领5个人扮成维持会员进入双沟集（今属江苏省泗洪县），利用流氓头子温克臣和伪军大队长李学勤的关系刺探情报，并救出被俘的新四军敌工人员高云飞（女），又通过温克臣在徐州的徒儿法孙摸清敌情，并买到许多子弹，为抗日军民33天的反“扫荡”胜利做出贡献。
民国34年（1945）1月，李一钧被调到新四军豫皖苏军分区政治部任敌工科长兼民运科长。11月，他密持陈毅军长的电报经徐州至贾汪面见伪淮海省长郝鹏举，并与其一起赶往新四军军部，对其率部起义，向新四军投诚，起过一定作用。次年7月，李一钧又以参谋的身份到河南柘城做原冯玉祥旧部张岚风的工作，使其率本部五万余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民国37年（1948）初，李一钧调任中共宿怀县县大队副政委。11月，与参谋长魏清岭一起率县大队截击从双堆集（今属濉溪县）突围南逃的国民党黄维兵团1个师，俘虏40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支、八二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战马200余匹，从而把县大队由3个连扩编为5个连。之后，又打垮了涡河南岸自称独立团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大褂队，并有效地组织民工支前工作。淮海战役胜利后李一钧随军南下，历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总队秘书、直工科长、团政治处副主任，西南空军第四预科总队团政委，空军第十三师基地场（站）政委等职。1958年7月转业到地方，历任徐州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江苏省科委办公室主任、江苏省农科所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10月离职休养。他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王敬农
王敬农（1911～1947），原名王肃，又名王金龙，字敬浓，号克白，今新马桥区谷阳乡前台村人。6岁入私塾就读，民国14年（1925）转入固镇完小四年级学习，民国16年（1927）到徐州农中读书约半年。民国19年（1930）8月，考入南京五卅中学。此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成了进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11月，经地下党员江达轮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因在其住处只搜查到一些进步书籍，不足以证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8个月后则被释放回校。
民国21年（1932），王敬农毕业返乡，到马铺（今连站乡马铺村）小学任教。民国23年（1934），受聘到固镇完小任教。他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俭朴，关心时事政治，每月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省一些钱，暗里购买《新生》、《大路》、《新青年》及“左联”作家的作品。他和胡苏光是同学、同事，又是读书之友，经常利用讲课、批改作文、出墙报、介绍课外读物等方式，对学生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上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有的老师私下善意地探问他“是不是‘八’字脚”，有人则向国民党灵璧县教育局密告。为此教育局派专人到固镇完小检查，发现他在学生作文的批语中，有“瞩目乌纱蒙罩，何日得见天明”、“农民汗盈盈，仅得一斗粟，终日无温饱，坐食谁宁受”等语句，即责令学校将其辞退。由于进步师生的反对和抗议，加之固镇商会会长兼校长王维周承担“管教不严”之责，并当面担保，才不了了之。民国25年（1936）4月19日（农历三月二十八），王敬农发动进步师生和社会青年近千人，乘传统庙会之际，到街上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文化侵略”等口号，并散发大量传单。次日，灵璧县长杜牧之亲自带着警察到校抓人。王敬农立即组织师生罢课，并派15名学生代表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为了平息事态，安定秩序，杜牧之不得不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和释放被捕者，并亲自去南京接回学生代表。放暑假后，王敬农为避免连累学生，主动辞职回家，并经常和已被校方辞退的胡苏光商讨时局和出路问题。秋，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王敬农决意前往陕西汉中一带寻找共产党。九十月间，王敬农到达西安，因国民党封锁盘查严密，被迫返回。“西安事变”后，白色恐怖有所缓和，他到了吴小街（今属蚌埠市）小学任教，民国26年（1037）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烽火越烧越旺，他在苦闷中看到了曙光。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王敬农在南京五卅中学时的同学刘启璋（江苏邳县人）来信相约同去延安，他和胡苏光立即联络一些进步青年，准备一道前往，不慎走漏了风声。为避免发生意外，2人即于12月某日夜步行百余里，从宿县乘火车到西安。后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刘启璋从延安来信的介绍，他们餐风宿露，跋涉800余里，于年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
次年初，他们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4月份学习结业后，王敬农被分配到关中军分区司令部任文化教员。秋，他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重新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就任政治部宣传干事和党支部委员。民国29年（1940），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民国31年（1942），该部与保安一团合编为警备第三旅，任司令部助理员。不久，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宣传部宣传科长。
民国34年（1945）日军投降后，改任教育科长兼《部队生活》报的编辑。民国35年（1946），活动在绥德警备区内的国民党骑兵第六师起义，接受解放军的改编和领导。王敬农被派去做政治领导工作，准备担任政治委员。然而不久，该师在行军途中闹叛乱，他被叛乱分子押往陕西省榆林国民党统治区。工敬农立场坚定，严刑之下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气节，于次年榆林城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胡苏光
胡苏光（191）～1986），原名胡万哲，又名胡泽平，字子浚，城关镇西圩村胡报人。9岁入私塾读书，未几辍学。12岁入固镇完小读书。民国18年（1929），考入灵璧县乡村师范学校，以品学兼优闻名全校。民国20年（1931）毕业后，到灵璧县葛家店小学任教，两年后回固镇完小任教。他治学严谨，忠于职守，不久任教导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五省宣布“自治”。当此民族危亡之际，胡苏光满怀救国热情，积极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他私下订阅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是“左联”作家的作品使他爱不释手。他潜心阅读了鲁迅、郭沫若的小说、杂文、诗歌，又读了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政治书籍，逐步认识到，救国救民应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他与王敬农通过介绍课外读物、办墙报等方式，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因此，社会上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民国24年（1935）冬，国民党灵璧县教育局以“共党嫌疑”、“思想左倾”等理由将胡苏光辞退。
次年暑假，胡苏光与自动辞职的王敬农经常在一起商讨时局和出路问题。秋，他们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王敬农只身前往大西北找党，因国民党盘查、封锁严密，仅到西安便被迫返回。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遍地燃起，胡苏光与王敬农于12月某日夜步行百余里至宿县，转乘火车到达西安，又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刘启璋延安来信的指点，跋涉800余里到达延安。次年初，被编入陕北公学学习。
3月6日，胡苏光由熊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胡苏光被分派到八路军后方卫生部政治处，先任文化教员，后任宣传队队长。半年后，他又入陕北公学高级班学习。民国28年（1939）4月，胡苏光被派回安徽（省会驻今金寨县），先在省财政厅财会训练班任指导员。两个月后，调任中共潜（山）太（湖）怀（宁）特支书记。冬，由于国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搞分裂，中共中央为避免意外损失。就把在国民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出。胡苏光则被调往皖东，任中共盱（眙）嘉（山）县委委员兼第三游击大队教导员。次年5月，调任中共盱眙县委委员，先后兼任马坝区委书记、大通区委书记、木店区长、县直属第二区长，又调任中共仪（征）扬（州）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城工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苏光被派往辽宁省任中共本溪县委宣传部长。民国35年（1946）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本溪，胡苏光任随军工作团长，打了2年游击战争。民国37年（1948）冬，本溪解放，胡苏光任中共本溪市委宣传部长。
建国后，胡苏光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任中共本溪市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9月，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5年2月，任中共抚顺市委委员兼文教部副部长。1958年6月，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对抚顺市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胡苏光是全市被打倒的第一个“走资派”，无中生有地被打成“叛徒”，在社会上广为游斗。1970年，又被下放农村劳动。1972年底，给安排工作，担任市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不久，又调任“五·七”干校负责基建工作的副主任。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并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顽强的革命气节。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抚顺市委为胡苏光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1978年春，胡苏光任市委文教办公室党组书记兼主任。半年之后，又调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11月，又兼任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1980年，任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离职休养，享受地专级待遇。1986年7月8日下午4时，胡苏光因患癌症逝世。
丁永祥
丁永祥（1913～1945），今石湖区濠城乡丁楼村后楼人。民国31年（1942）参加革命，次年在共产党领导的泗五灵凤县浍北区石湖乡任武装小队（简称乡队）队长。
在减租减息的运动中，他带领乡队员和几十名佃农及长工，向地主丁永昭进行说理斗争。日本侵略军为了以战养战，强迫农民种植罂粟，藉以加紧经济侵略，并进一步毒害中国人民。丁永祥积极主动地向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很快把全乡的罂粟拔除得一干二净。丁永祥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总想拔掉这颗“眼中钉”，便派丁永福带领百余名伪军，于11月30日早晨，突然包围了后楼。由于丁永祥及时转移，丁永福气急败坏，下令烧掉丁永祥的房屋，抢走了乡亲们的粮食和牲畜。
民国34年（1945）11月13日，国民政府濠城乡乡长田超凡带着百余名士兵，袭击浍北区队。他们先到齐湖，捕了空，又往东北直奔槐巷。这时槐巷乡长丁永祥正在此开展工作。为了保证在槐巷东边大周家的李春华区长和区队安全转移，丁永祥便率乡队佯装向东北方向撤退。当他们到达田庄南过马拉沟时，国民党兵追上来把他们团团包围。在肉搏战中，丁永祥英勇牺牲。
欧明海
欧明海（1914～1944），原名欧明顺，今任桥区清凉乡清凉村小欧家人。11岁入宿县大店集小学读书，17岁毕业后又入本村私塾读书，未满两年辍学回家。民国27年（1938）7月，欧明海毅然组织了20余名热血青年，仅凭看家土枪，在铁路沿线打击日军。次年9月，他带队伍到官沟集投奔李文宗和孟子川发起的抗日武装，走上革命道路。
不久，欧明海获悉国民党训练壮丁的队长、叛徒耿安仁带着4挺机枪和10余支步枪到了宿县张圩子地主张兆吉里，还有华家圩子恶霸地主华绍棠也在那里。他连夜带着队伍前往，光着脊梁，手提二十响匣枪，涉过圩沟，悄悄摸进张兆吉的院子，只听屋里一片麻将牌声。欧明海迅即冲进屋里，大喝一声：“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耿安仁、华绍棠刚想去摸枪，被欧明海一一击毙，枪支、弹药全被缴获。
李文宗以欧明海部为基础，很快组建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武装中队，与沈连成组建的另一支中队合并成立新四军宿东独立团。欧明海任侦察队长。秋，他带着侦察队先后拔掉了宿县华家圩子华盘九（华绍棠之子）、八里集卜宪贵的维持会，活埋了八里集土匪头子赵存修，逮捕了日伪爱护村村长田清杰。不久，田清杰之兄田清朗探得李文宗和欧明海带侦察队10余名队员夜往任桥集，便请邹学良带领地主土匪武装300余人进行围歼。欧明海沉着机智，率侦察队巧妙突围，保护李文宗返回独立团驻地，无一伤亡。从此，宿东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民国29年（1940）1月，欧明海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8个月后返回宿东独立团，仍任侦察队长。
次年春，欧明海被调到淮上行署敌工科工作。他机智勇敢，深入到任桥、仲兴及长安集（今属灵璧）等日伪据点，侦探情报，争取伪方人员，终于开辟了一条百余里长的交通线，为新四军四师于6月份向路东的转移开辟了通道。民国31年（1942)初，他带领突击队配合郑良瑞带领的县大队一举拔掉清忠集伪政权，枪决了反动集长王大庭，争取了仲兴集长孟跃亭、长安集长桂兰田，把界沟以西地区全控制在我抗日政权手中。此时，沱南区成立，欧明海调任沱南区中队队长。次年春，他带领区中队夜闯唐南集，枪杀了伪集长、汉奸沈兰亭。3月，又在清凉乡小高庄枪决了流氓、汉奸王清云、高清祥、张克瑾，与公安科长徐波一起捕获国民党驻任桥集的张仁斋等3个特务，使中共区、乡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4月1日，国民党顽固派王仲廉带两个团兵力翻过铁路，到宿县大店南大张圩子一带，企图配合苏北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夹击新四军四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欧明海采取利用矛盾、以敌制敌的策略，通过任桥集伪集长张明贤向任桥火车站的日军递送“猫猴子（日军对新四军的诬称）大大的有”的假情报。日军中计，调集驻固镇、宿县、灵璧、泗县的兵力与王仲廉部激战，双方损失惨重。王仲廉只带部分残敌，逃往灵璧。我方缴获200余支枪，粉碎了国民党进占苏北反共的阴谋。6月，欧明海经柳宪岭介绍、县大队长郑良瑞同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下半年，日军日渐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士兵厌战逃跑和自杀者不断发生。为此，固镇至宿县铁路沿线的日军，不得不频繁换防以维护铁路安全。这样，新四军对日军的兵种、番号、武器装备和兵力部署就难以掌握。7月，新四军四师敌工部要求宿灵县活捉2名尉官以上的日军军官，以提供情报。这个任务交给了欧明海。他很快通过关系，获悉日军道班段长乘人力车外出查道的情报，即率区队于宿县王巷北侧将其捉住。9月，他又带领区队到稿沟集活捉了“应邀”前往看戏的驻薛圩子（今属唐南乡）日军小队长瓦果义，胜利完成四师交给的任务。至此，欧明海威名大震，敌人闻风丧胆，人民群众则亲切称他为“欧老虎”。
民国33年（1944）春，欧明海升任沱南区副区长兼区队长。8月，任桥集伪集长杨成勋勾引10余名日军在集北烟谷堆挖圩濠、修木城、建碉堡，设立据点。9月29日，他和区长王瑞峰带领突击班攻打该据点时，激战中头部中弹，光荣牺牲。
张家璧
张家璧（1915～1944），今刘集区董庙乡蔡湖村张湖人，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9岁丧父，12岁到地主家放猪、放羊，14岁到刘集、濠城一带打短工、长工。18岁到江南削发为僧。不久返回，到蚌埠一家木匠铺当了两年学徒，因与老板顶撞，被迫回家。
民国24年(1935)，张家璧被濠城集的丁永福（丁寿堂）拉进了土匪组织。民国27年（1938）5月固镇被日军侵占后，丁永福卖身投靠日军当了汉奸，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张家璧愤而和他分道扬镳，到刘集成立了五六十人的护庄队，自任队长。为了解决给养问题，又为了找个靠山，次年初他带着人马到蚌埠投靠伪军朱传真部。然而日伪军的暴行，更激起他无比的仇恨和愤怒，便与中共积极取得联系，于三四月间率部起义，投奔洪泽湖八路军独立团徐崇富部，任二营三连副连长。7月，被送往后方学习，结业后任独立团特务连连长。他经常化妆成商人，深入敌占区侦察，搜集情报，还利用原先的土匪身份，多次化妆成枪老板，购买了许多枪支弹药，为部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国30年（1941）秋，张家璧受中共的指派，当上了刘集维持会长。11月，他到固镇侦察敌情，被怀有旧仇的匪首蔡金枝告密，遭到日军宪兵逮捕。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严守我军机密，拒不暴露真实身份，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的坚定立场，后经其弟的干父徐荫堂担保获释。第三天，张家璧在刘集一家大烟馆里处决了蔡金枝。次年初，他奉命打入孙疃集（今属濉溪县）伪军李成伍（原任八路军独立团营长）部，并将其家属带去作人质。民国32年（1943），张家璧任三连连长，随李成伍到袁店集（今属濉溪县）新营地，负责把守南门。此时，他为我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并在伪军中积极做分化瓦解工作，联络了一些进步官兵，伺机里应外合，全歼该部之敌。次年11月～12月，八路军独立团决定某日夜由张家璧作内应攻打袁店集。然而，李成伍却在该日午夜12点将张家璧由南门调到西门，打乱了他的周密计划。凌晨1点八路军独立团在地方军民的配合下，按原计划包围了袁店集。张家璧临危不惧，当机立断，公开鸣枪发出联络信号，并大开圩门，迎接八路军。激战至拂晓，敌人全被消灭，张家璧却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牺牲于宿县。
张家璧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八路军地下工作，详情鲜为人知；又因主要知情者大都牺牲，他的真实身份未能搞清。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其家属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1979年后，县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终于弄清了真相，经上级批准，于1982年5月20日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徐从兰
徐从兰（1915～1970），女，今曹老集区周集乡王井村人。民国11年（1922），徐从兰随父母讨饭从山东来到安徽。母亲被地主家抢去后，父亲气病交加而死，她也被地主家抢去当了丫头。由于不小心打碎了喂猪盆，被地主婆猛刺三锥子，她愤恨不已，摸起半块砖头朝地主婆砸去。在长工们的帮助和掩护下，徐从兰逃离了地主家门，流落到王井子，于民国21年（1932）和贫苦农民王保侠结了婚。
民国33年（1944）冬的一天晚上，1名新四军游击队战士在完成破坏铁路任务的归途中病倒村头，徐从兰把他背回家藏到红芋窖里，精心护理了好几天，使他病愈归队。1951年冬，徐从兰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带头组织了一支“妇女保卫队”。她身背马刀，斗地主，分田地，站岗放哨，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1953年春，徐从兰串联3户贫农，成立了全乡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1955年春，她被选为贫农代表，参加了乡农业合作化工作会议，并说服丈夫带头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66年，她当选为生产队妇女队长，无论收、割、拉、打，还是开塘、挖沟，样样农活抢着干。1969年12月建陈桥电灌站时，队里考虑徐从兰身体不好，安排她在家为工地磨面粉。结果，3天的任务她一昼夜就完成了，连忙把面粉送到工地，抢着抬大筐，即使腹痛如刀绞，也不下火线。
1970年2月12日中午，徐从兰和19岁的女青年孙玉荣一道去蚌（埠）宿（县）公路工地送饭。途经铁道转弯处，当徐从兰从西向东跨上第二根铁轨时，一列从成都开往上海的直达快车，刹那间冲到眼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只要迈前一步即可脱险，但孙玉荣紧跟自己已走到双轨中间，她猛地将小孙向西推出轨道。孙玉荣得救了。正欲返身向东跨步的徐从兰却献出了生命。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徐从兰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7月，中共固镇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县革委会授予徐从兰“一心为公的好队长，舍己救人的女英雄”的光荣称号，并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薛凤翥
薛凤翥（1916～1943），今城关镇人。自幼读书，每次考试成绩均名列榜首；而且热爱体育，尤喜踢足球。民国22年（1933）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省立第五中学（今凤阳一中）。民国34年（1935）的“一二·九”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次年考入国民政府空军部队飞行大队，经过严格训练后，任四大队二中队轰炸机飞行员。他驾驶技术精湛，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后随队移驻重庆，于民国32年（1943）升任中尉小队长。
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解脱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困难局面，遂调集大批侵略军向我国中南地区进犯，又派军舰窜入长江上游予以配合。国民政府空军总部为保卫“陪都”的安全，于5月下达轰炸湖北老河口江面上的数艘日舰的命令。薛风翥小队光荣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17日晨，薛凤翥率队飞往老河口上空，而装备精良、空防火力很强的日舰却无任何准备。中国空军的一颗颗重磅炸弹无情地投向日舰，刹那间，日舰有的沉没，有的在浓烟烈火中急剧颠簸。任务完成了，薛凤翥命令机队准备返航。但他还想拍摄日舰残骸的历史性照片，就驾机在高空盘旋。当浓烟稀薄、能隐约看清日舰轮廓时，就驾机俯冲拍照。岂料，日舰上侥幸活命的高射炮手向他开炮，命中要害，飞机仅勉强冲起，便堕毁于附近山林中，薛风翥壮烈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于民国34年（1945）10月追赠薛风翥为上尉飞行员，并向其父母、妻儿颁发了《恤金给与令》，发放恤金67.75万元（法币）。
陈大新
陈大新（1927～1987），湖沟区魏庙乡周寨村人。自幼父母双亡，民国33年（1944）被送到固镇一家裁缝铺当学徒。
民国35年（1946）3月，他不堪忍受老板的虐待，而逃往豫皖苏三分区参加新四军，先后编入宿怀县大队五连、三支队二大队四连、十六团二营四连当战士。次年2月，部队深入国统区打伏击，由于暗探告密，遭到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一昼夜，我方伤亡惨重，他与3位战友突围返队，提升为副班长。3月，在河南省永城县参加南官塘战斗，俘敌3人，缴获小炮1门，被评为全团二等战斗模范，并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参加南河沿战斗，敌一连多人固守在一个院子里，我军久攻不下，连长带着他那个班强攻，他第一个翻墙跳进院子，抢占了有利地形，通过喊话宣传我军优俘政策，敌人纷纷缴械投降。为此，他又一次被评为全团二等战斗模范，并提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7月，升任班长。8月，在商丘南参加坞墙镇战斗，又受到团部物质嘉奖。
民国37年（1948）～38年，先后在解放军豫皖苏三分区、二野十八军干校学习，后历任连政治干事、副指导员、区队长、指导员等职。1952年9月～1955年1月，在昆明军区第三步校学习，荣立校二等功、营三等功和会议嘉奖各1次，并以上等生成绩毕业。后又历任连长、营参谋长、营长等职，并于1959年～1960年间出席团、师、军、军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各1次。
1963年2月～1964年7月，在南京军事学院合成军队指挥系学习，后任第十三军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副参谋长。“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三支两军”工作，1967年3月任云南省个旧市锡业公司第一冶炼厂革委会主任，1969年3月任四川省重庆市人保组治安大组副组长，1971年8月任重庆市松藻矿区指挥部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9月任三十八师炮兵团副团长，并参加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11月，转业到我省铜陵市有色金属公司金口岭铜矿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81年和1982年均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1983年5月，任矿党委顾问。1984年11月离休，享受地专级待遇。1987年3月10日凌晨2时35分，因患癌症逝世于上海。
赵现红
赵现红（1970～1984)，城北区唐南乡五星村赵庄人。其父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曾任生产队保管员，被誉为“红管家”，多次出席区、县劳模大会，并两次救出落水儿童。这对赵现红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赵现红10岁入唐南小学读书。他在床头墙壁上张贴了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宣传画，决心向英雄人物学习，做个好学生。他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曾两次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班里有个小同学汉语拼音基础差，赵现红就帮助他补课。薛大同同学得过小儿麻痹症，腿有残疾，赵现红每逢雨、雪天总要搀扶着他一道去上学。教室的门窗、桌子坏了，他就从家里带着锤子、钉子去修好。在家里，他总是主动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活。还经常帮助一位“五保”老人，拾柴、挑水。
1984年5月13日是个星期天。下午2时许，他和几个小伙伴到庄后的八丈沟（浍河支流）边放羊。傍晚，在北岸割草的赵成英（14岁）、薛小兰（14）、薛培婷等3个女孩走到钓鱼台附近，准备过沟回家。赵现红脱掉小褂，用绳子帮她们把装满青草的畚箕从水中一个个拉到南岸上，小姑娘们手拉着手开始淌水过沟，突然，走在前面的赵成英、薛小兰滑进深水，淹没了下巴颜。赵现红听到惊恐地呼救声，飞快跑去把她们拽了上来。可是，走在后面的薛培婷也滑到深水里，只剩一撮头发漂在水面上。赵现红不顾个人安危，一头扎入水中，将她顶出水面，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上了岸。可是，赵现红终因体力不支，又被杂草缠住腿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5年5月28日，县东方红影剧院隆重举行表彰大会，共青团蚌埠市委、中共固镇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共青团固镇县委、县教育局分别授予赵现红“舍己救人的小英雄”、“少年英雄”、“优秀少先队员”和“三好学生”等称号，并号召全市青少年、全县人民、全县中小学生向他学习。次年4月19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赵现红为革命烈士。
陈咸
陈咸（生卒年不详），字子康，西汉沛郡洨县（今石湖区濠城乡）人。初因其父陈万年官居高位，被任命为郎。他性情耿直，多次指责皇帝近臣，数十次上书言事，又升任左曹。
陈万年死后，陈咸于元帝时升任御史中丞，总管州郡事务和刺史考核。他因指控中书令石昱独断专行而受到忌恨。当槐里县（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县令朱云被主管部门奏报为残杀无辜时，他教朱云上书申诉，反被石昱控告为“泄漏省中机密”，遭到逮捕，拷问之后判以剃发之刑，罚四年劳役，废为庶民。
成帝初即位，大将军王凤认为陈咸忠诚直率，遂奏请皇帝起用。他先任长史，而后历任冀州（时无固定治所，辖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及河南北部）刺史、谏议大夫、楚国内史，及北海郡（治今山东淄博市内）、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太守。陈咸又因京兆尹王章遭人指控而受到株连，罢免归里。后又被起用复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太守，反以酷刑树立威权。凡贪赃枉法的下属官吏和世家大族，一律交司空论罪，重者用地臼木杵杀害，轻者上大刑。对私自解脱刑具，或穿衣服不符合监狱规定者，往往加罪或重打。囚徒们痛不欲生，每年自缢而死者，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尸体腐烂生蛆，也不准其家人收殓。陈咸还损公肥己，把各县缴纳的粮食和财物据为己有，整天锦衣玉食，奢侈无度，但却要求下属官吏闭门自敛，安分守己，并发布文书警告他们。因此，官员自危，豪强慑服。下属违法乱纪的现象被禁止了，但他的政治生涯也从此衰败了。
陈咸多次贿赂车骑将军王音的宠臣陈汤，而调任少府。府中宝物很多，他一一查对，发现私藏者，除将宝物没收外，还要依法论处。因此，官吏们都害怕他。成帝永始二年（前15），丞相翟方进奏报：“陈咸任太守时残害吏民，贪赃枉法，又百般逢迎邪佞之臣而调进京城，实属无耻，不可任用。”陈咸遂被免官。2年后，皇帝诏举方正直言之士，经红阳（今河南舞阳西北）侯立极力推荐，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后又被翟方进弹劾罢免，并令其返回故土。
不久，翟方进自杀，陈咸被起复任尚书。平帝即位后，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并杀害何武、鲍宣等反对者，他愤而辞官。王莽篡夺皇位后，召令他任掌寇大夫，遂称病推辞，并责令儿子陈参、陈丰、陈钦同时辞官。父子4人一同返里后，闭门不出，仍沿用汉制。后来，王莽又征召他入京为官；他只称病重，不肯答应。专心整理所存律令，书文珍藏之，直到病死。
陈宠
陈宠（？～106），字昭公，东汉沛国洨县（今石湖区濠城乡）人。其祖父陈钦在朝中为官，父亲陈躬为廷尉左监。
陈宠年轻时即任州郡吏，后被征召到鲍昱的司徒府任属官。又转任辞曹，掌管狱讼事宜。凡经他处理的案件，无不使人心悦诚服。因此，鲍昱让他代为撰写《辞讼比》7卷、《决事都目》8卷（均失传），上报皇帝，获准颁布施行，成为官府办案的法律依据。
章帝即位后陈宠受命为尚书。当时，官吏办事多偏严酪，他奏请改变前代烦苛之法，主张在严明之后济之以宽。皇帝真诚地采纳了他的意见，诏示司法部门禁用酷刑，解除不合理的禁令，废除苛刻的法律条文，重审案件50余起。后来，此诏示被载入法令。
陈宠谨慎周密，讲究人臣之理，但不以慎独为苦，谢绝人情往来，因而很受朝廷器重。皇后之弟、侍中窦宪举荐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县令张林为尚书。章帝征求陈宠意见，陈宠认为张林虽有才能，但不清廉。后来，张林虽经窦宪力荐而被任用，却因贿赂、贪污而犯罪。和帝即位后，窦宪掌权。窦宪建议窦太后让陈宠主持章帝丧仪，欲伺机陷害陈宠。黄门侍郎鲍德劝谏窦宪之弟、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侯窦环说：“陈宠为先帝重臣，久留台阁，赏赐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赏，而计几微之故，诚伤辅政容贷之德。”窦环为爱才之人，就任命陈宠为泰安郡（今山东泰安市东北）太守，后转任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境）太守。
窦环任大将军北征匈奴时，公卿以下及郡、国长官无不奉献礼品，而陈宠与中山（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王相张郴、东平（今山东东平县）王相应顺刚正不阿，拒不送礼。和帝闻知此事，特提升陈宠为大司农、张郴为太仆、应顺为左冯翊。
永元六年（94），陈宠接替郭躬为廷尉。陈宠秉性仁慈宽厚，多次审议疑难案件，常常亲自上书建议皇帝依照经典从轻处理，为此挽救了许多人。他又查对律令条法，删除比《甫刑》苛刻的条文，然未及施行，却于永元九年（97）发生了狱吏与犯人互相勾结的违法事件。他为此受到牵连而治罪，但被皇帝诏令免刑，拜为尚书，又转任大鸿胪。
永元十六年（104）十月，接替徐防为司空。他专习法律，也精通儒家经典，奏举议事，词情畅达，号称“任职相”，后死于任上。
陈忠
陈忠（？～125），字伯始，东汉沛国洨县（今石湖区濠城乡）人。永初年间，受征召入司待府，后任廷尉属官，才能突出，颇有声誉。他精通法律，经司徒刘恺举荐，被提升为尚书，主管断狱事务。
陈忠依据世间典籍和刑法，处理案件务在宽厚。早年其父陈宠在廷尉任职，删除汉朝法律中比《甫刑》苛刻的条文，未及施行就被罢官。以后，苛刻的法律渐渐繁多。他遵照父亲的原意，粗略整理成23条，题为《决事比》，奏报皇帝，以解除论罪无据的弊病。又上书废除蚕室刑；解除贪官污吏三代不准为官的禁令；对神经失常后因性情狂暴而杀人者应从轻判罪；对母、子、兄、弟之间互相代替死罪者，赦其死罪。这些都被批准施行。
邓太后死去，安帝亲理朝政，陈忠数次上书举荐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等隐逸及正直之士，均被纳用。他又上书劝谏皇帝“广直言之路”，使沛国施延被拜为侍中（后升至太尉）。皇帝骄纵常侍江京、李闰等列侯，又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陈忠既气愤又不敢直谏，就作了一篇长文《绪绅先生论》进行讽喻。
陈忠后来转任仆射。他劝谏皇帝尊重和嘉奖有功大臣，以礼贤下士的态度对待下属官员。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当九卿大臣患病时，便派遣使者前往问候，并赠给银钱、布匹等。
不久，陈忠升任尚书令。延光三年（124），拜为司隶校尉。宠臣、外戚、幕僚们无不害怕，不想让他留在朝内。次年，陈忠被任命为江夏（今湖北武昌）太守，未及成行，又留任尚书令，不久病逝。
任尼姑
任尼姑，明嘉靖年间马庄铺泰山庙（故址位于今任桥区任桥乡桥东村）住持。
马庄铺中间有一条南北大沟，每逢雨大道路泥泞不堪，尤其汛期洪水阻隔，行人十分不便。任尼姑成年累月东奔西颠，终于募化数千金在沟上建起三孔石桥。该桥位于京京古道上，利国利民，宿州州牧彰其功，取名“任桥”；百姓感其恩德取沟名为“任大沟”，改马庄铺为任桥集，并尊称她为“任姑姑”。
晚年，任尼姑坐化于庙内，百姓予以厚葬，并在庙前园内兴建一座宝塔（建国前被国民党军队拆毁）纪念她。
单长庚
单长庚(?～1645)，字西朗，明宿州湖沟集（今湖沟区湖沟乡）人。庠生，有武略，善骑射。崇祯年间，应募从军于史可法部，因屡立战功，升力行营守备。福王在南京称帝（1644）后，奉命随兴平（今陕西兴平）伯高杰赴河南开封抗击清军。高杰为壮大军事力量，特约睢州（今河南睢县）驻防总兵许定国联合作战，然许定国迟迟按兵不动，他便随高杰亲往督促。谁知许定国佯装恭顺，挑选美女为高杰把盏，醉而杀之。与此同时，高杰的数十名随从官兵也被许定国以妓、酒招抚，唯单长庚晓以大义，拒不投降。半夜，单长庚与标下千总潘一凤潜逃，至睢州西门外，被许军追及，双双战死。
徐大鹏
徐大鹏（生卒年不详），清灵璧县固镇保（今我县城北区皇店乡瓦房村）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武解元，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初任广东罗定州（今罗定县）协右营守备，出征台湾、贵州安南县（今晴隆县境），为朝廷立下战功，改任督标中营都司。嘉庆元年，（1796）进剿湖南省苗族地区，升任广西右江游击，后因病归里。七年（1802），病愈，率乡勇堵剿宿州王朝名。被朝廷起用后受赏顶戴花翎，升任河北易州（今易县）营游击署河间府（今河间县）协副将。
二现代人物
杨永衡
杨永衡（1867～1949），字善久，今城北区唐南乡南大陈村大杨庄人。7岁入私塾馆读书，以抄写10遍课文补其迟钝的智力。3年后，他的毛笔字为全馆学生之冠。从此，老师亲写范本教其仿写，又为其讲授《欧阳询八法》，亲赠其《九成宫醴泉铭字帖》，供其临摹，直至17岁下学。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杨永衡在其父所设私塾馆任教，闲暇之余，手不停书，甚至废寝忘食，寒暑不辍。不少人慕名求书招牌、匾对，无奈欧体字劲瘦不丰，他只好加粗笔划以塞责。从此转攻颜体，先摹颜真卿壮年所书《多宝塔碑字帖》，得其谨严纵横之势；再仿其晚年所书《颜氏家庙碑字帖》，取其宏伟超举之法，苦练20载，技法日臻娴熟。40岁左右，其书法流入崇尚北派魏碑、篆、隶诸体的宿州，结果毁誉各半。誉之者夸其功力深厚，毁之者贬其流俗，且有“牛屎气”。杨永衡自忖尚未冲破前人藩篱，又研摹柳公权《玄秘塔碑字帖》，参悟颜、柳二体间的嬗变关系，数年之后终于使自己的书法达到新的境界。
民国3年（1914）冬，杨永衡赶着牛车到宿县卖高粱的归途中，因雨雪阻隔借宿于一家大户。晚上他背着饲料去牛棚时，看见客厅里有几个穿长衫者围观一位老者写字，不由自主地悄悄入内。他看老者已写好“服”、“配”、“遗”等3个字，正在写最后一个“年”字，其最后一竖笔，因墨枯而笔势未能到位，就情不自禁地轻叹一声：“可惜”！围观者中的一个年轻人挑衅说：“你来写！”其他人也投以嘲笑。杨永衡不服气地答道：“喂好牛就来！”他喂好牛本不打算继续赌气，偏偏那个年轻人等在客厅门前喊他，只好入厅提笔。一个“服”字顿使厅内哑雀无声；写到“年”字的最后一竖，笔势欲下先上，下注时犹如斜坡放车，到位回缩时墨饱神足力挽千钧，使众人齐声叫好。杨永衡连说“献丑”，掉头就走。那老者急忙上前道歉说：“适才多有冒犯，务望海涵！”主人也热情地奉烟敬茶，言谈中方知这个粗衣短褐的庄稼汉就是闻名乡间的杨永衡。次日天晴，杨永衡辞行，主人挽留不住，遂以枣红马相赠，以表敬意。
20年代，杨永衡见到更多的名人碑帖，并阅读书法理论书籍，扩大了视野，从而发现并注意克服只追求形体和技法、忽视抒发个性和意趣的弱点。30年代，他又旁习宋代米芾和苏轼、明代董其昌、清代刘墉和何绍基诸体，自辟蹊径，使自己的楷书出现了新面目，一时名声大振，被尊称为“杨老善”。本地机关、学校、寺院、商家、牌坊、碑碣、榜书、题记多出自其手，一些财势之家若没有他写的中堂、匾额、对联等，总觉得是件莫大的憾事。
解放战争时期，有个精通书法理论的北派魏碑书家许晓岚避居固镇，带着一幅自写的中堂前往拜访，并赠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杨永衡自此醒悟，楷书入门后，须临摹优秀碑帖、兼习行、隶，继而研究秦汉简牍，寻根求源，融会贯通后方成书法之规。他不顾古稀之年，又从头研习魏碑、篆、隶诸体，收益迅捷，但已无力获得新的突破，自叹道：“初为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然人书俱老矣！”
杨永衡一生以务农为本，以教书作为联系社会的纽带，以写字作为精神的寄托。他端庄严谨，诚恳待人，又愤世嫉俗，孤高耿介，至晚年更甚。对于求书者，他不论贫富贤愚，总是有求必应；对于官场势利、为富不仁或品行不端者，却不屑一顾。如日伪沦陷时期的固镇商会，3次请他去书写大厅悬匾“商界蒙庥”，均遭拒绝。因此，他的书法艺术一直不为百里以外所知。至晚年，他为友人孟广驾（今蒋园乡东岭村人）所购何绍基的一副对联配书中堂一轴，当为代表作。
李文宗
李文宗（1882～1941），原名李明德，又名李鸿儒，字文宗，今湖沟区浍北乡王圩村后李庄人。他自幼入私塾读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应凤阳府试中秀才，后开塾馆教书。
民国27年（1938）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湖沟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李文宗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孟子川的启发引导下，毅然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始以配字为名。他号召本族和邻里乡亲出人、出枪、出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组织起200余人的抗日保家队伍。他们利用青纱帐打日伪、抓土匪，特别是组织精明强干的小分队7次袭击任桥火车站、两次袭击西寺坡火车站的日伪军据点，影响颇大。秋后，他把队伍拉到远离铁路的宿县方店、永镇一带活动。冬，当李文宗因母病回家探望时，其下属耿安仁和徐玉文在伪湖沟区长马子合及其爪牙单俊卿的策动下，各自带着本部人、枪叛变投敌。义愤填膺的李文宗立即把余部拉回官沟集整顿，很快又扩至100余人，重新活跃在铁路两侧，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盘据湖沟集的马子合、单俊卿又以金钱和地位引诱李文宗率部与其“合编”，李文宗痛斥说：“日本鬼子迟早要完蛋，当汉奸绝没有好下场，胜利一定属于有骨气的中国人民!”
次年春，孟子川把李文宗及其队伍带到宿县时村，编为六抗三支队七大队三中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抗日部队（后编为新四军九旅二十七团一营三连）。在参加宿县栏杆、苗庵、塔桥、迭路赵、黄岭和灵璧县傅圩等地战斗后，李文宗和孟子川又奉命返回官沟集一带组织起另一支近60人的武装，与沈连成同期组建的队伍合并成立新四军四师宿东独立团，由沈连成任团长。李文宗因年纪大，不宜带兵，就任参议，被尊称为“李老文”。
民国30年（1941）春，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调集20余万兵力进攻中共豫皖苏边区。宿东独立团奉命开往怀远县龙亢集，更名淮上独立团，负责保卫中共淮上行署。为了改变日伪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合流夹击新四军的严峻局面，李文宗利用老关系掩护敌工干部张文华只身进入湖沟集，迫使单俊卿派其胞兄单硕卿出面答应不与新四军为敌，并在日军“扫荡”前及时送出可靠情报。李文宗又利用与“安清帮”的旧关系，争取了姚集、杨庙、何集、新马桥等地伪军头头，并迫使固镇汉奸徐荫堂间接表态“决不与新四军为敌”。至此，津浦铁路以西的伪军、国民党地方部队均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使新四军四师顺利地完成了向皖东北根据地的战略转移任务。
5月，为加强宿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把好皖东北根据地的西大门，彭雪枫师长任命周启邦为政委，带两个主力连与已恢复原名的宿东独立团合并成立宿东游击支队，并动员年近花甲的李文宗到根据地工作。但李文宗壮心不已，不怕战争环境的艰苦，谢绝了组织照顾，决心战斗在第一线。
11月，新四军第四师派参谋长张震到宿东视察工作。19日晚，张震在今封寺乡小秦家召开宿东地区党政军联席会议。11时许散会后，宿东游击支队随张震等经车湖转移到宿县东南端的盛圩子宿营。次日拂晓，突然遭到分乘11辆卡车、数倍于我的日伪军（含日军百余人）袭击。李文宗在掩护首长转移的战斗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1986年，宿县人民政府为纪念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李文宗等18位烈士，在芦岭镇盛圩村树立纪念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震亲笔题写碑文。
王维周
王维周（1885～1950），原名王宗诚，字维周（或为舟），今城关镇菜园村华庄人。8岁读私塾，6年后与其弟宗培在曹巷口经营恒守泰酱菜店。
民国7年（1918），王维周被灵璧县财务局长、省参议员徐佛舟举荐为固镇完小校长。7年后，又任固镇团防局长兼完小校长。他除变卖家中五六十亩田地资助学校外，还于民国16年（1927）主持砸坏神像、拆毁庙宇（固镇有庙宇二三十处）的活动，并动意将三四十顷庙田收作学田以充当办学基金。僧侣们受劣绅刘子久（沦陷后任伪灵璧县长）、徐荫堂等人支持，到县、省告了3年状，而王维周却在徐佛舟等好友的帮助下打赢了官司，把大部分庙田划为校产，为固镇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民国18年（1929），王维周接任固镇商会会长（兼完小校长）。他组建棉纱、布匹、百货、杂货、糕饼、饭馆、客栈、粮行等各业公会，开创了商界的新局面，使商会真正成为代表商民权益的群众团体。王维周待人谦和，结交广泛，热心公益，办事认真，既受到官府的信赖，又得到平民的拥戴。不管是社会矛盾，还是家庭纠纷，人们总要找他评断。
民国20年（1931)，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四军某团下级官兵闯进几家商店敲诈财物并殴打商民，社会反映强烈。王维周设宴款待该团团长和参谋长，极力佯称其“爱民如子”、“治军严明”后，让受害商人当场请愿。团长碍于情面，即命参谋长下达手令：“凡驻军官兵再有擅入商号者，杀！”遂使市面迅速安定。平时，他也经常宴请地方税务官员以减缓苛捐杂税，维护商民的利益。
民国24年（1935），完小教师王敬农被人密告说是共产党，灵璧县教育局即派人前来检查并勒令校方将其辞退。王维周主动承担“管教不严”之责并加以担保，才平息事态。
王维周在出任商会会长的次年，主持兴建全镇首座三层楼——商会办公楼，并在楼顶阁亭内悬挂约有吨半重的铁钟以报火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兼报空袭信号）；又发起组建民间消防队，对保卫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起到一定作用。民国25年（1936)，他积极协助国民党固镇区政府筹集资金、征召民工，在镇东开辟北起菜园、南至浍河岸的通道（今废），改变了老街每逢集日拥挤不堪的局面。他还筹办小本经营借贷所，从而救活了不少“晴天吃饱饭，阴雨借瓢面”的店铺和摊点。
民国27年（1938）5月固镇被日军侵占后，王维周愤而辞职，到国民党第一路抗日游击支队解斌部任团长。秋，该团在濠城被日军打散后，王维周只身逃往蚌埠，因汉奸告密而被捕，关押在日军警备司令部。次年，由蚌埠伪商会会长高慰轩等人保释出狱后返里经商，并参加不食烟酒的家理教，拒绝社会活动。王维周不仅自己不与日伪汉奸打交道，不许本家晚辈为他们做事，也不许几家近亲的子女到沦陷区求学。
民国34年（1945）8月，日军投降后，王维周再次出任固镇商会会长。秋，灵璧县国民政府因县城一度被解放军攻占而迁来固镇。县长赵觉民以“举光复大业”和“财政维艰”为由强行向商民“收借”巨款，不从者则以“发国难财”和“通匪（诬称共产党）”的罪名论处，致使许多商号倒闭。12月，王梦林、黄汝骥等商界青年串联各商号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南京中央政府状告赵觉民，各界也纷纷组织清算赵觉民帐目委员会，甚至固镇各保保长和在蚌埠求学的固镇学生也都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赵”斗争。赵觉民惊恐万状，一夜之间突然将王梦林、黄汝骥等16人逮捕。一贯同情商民的王维周急赴南京，与先期前往告状的徐佩、殷西楼等人会合，并于次年初组成控告赵觉民告状团，直接领导“反赵”斗争。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迫使中央政府撤换了赵觉民。
民国36年（1947）春，400余名灾民流入固镇街头。王维周协助灵璧县救济院院长褚宪廷向联合国驻蚌埠救济总署告急求援，并要求国民党灵璧县政府开仓放赈。事成后，则由商会出面每天施粥两次，发放微薄衣物，以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
民国37年（1948）冬，王维周弃职携眷逃往南京。次年3月，他在梅农新村参加各界为迎接解放大军过江的秘密会议，当场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关押于卫戍司令部第三处临时监狱，直到南京解放时才越狱逃出。
1950年镇反运动中，王维周因逃亡在外，被灵璧县公安局捕回；冬，病逝于灵璧县看守所。
曹见龙
曹见龙（1889～1963），原名曹鸿田，字砚龙，号见龙，今任桥区稿沟乡人。7岁入私塾读书，聪敏好学，偏爱诗词书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自开塾馆教书。当其父好友潘氏赠予《神农本草经》一书后，则改行学习中医。他精心研读历代中医学经典，于宣统二年（1910）在稿沟集正式开诊行医。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其医术越来越精，治病每有奇效，一时名声远扬。
民国7年（1918），曹见龙应聘到固镇，先后任同春堂药店、赵泰和药店坐堂医生，并被聘为固镇团防局书记员。民国18年（1929），国民政府下令取缔中医，他鼓动同行进行抵制，维护了中医的历史地位。民国22年（1933），他又被聘为固镇商会书记员，两年后辞职，自开诊所，专理医术。
民国27年（1938）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固镇，广大人民惨遭日伪势力的残酷压榨。曹见龙愤笔作漫画两幅，一为《雪人》，上题：“莫看你肥肥胖胖，只缘是堆堆刮刮，岂非堂哉！皇哉！可是你生性冷酷，坐拥地盘不该，明朝日出招灾。”另为《踩高跷》，上题：“地位高人一等，立足何曾稳定，伸手碍难执命。清醒！清醒！请你认清环境。”辛辣地讽刺了日伪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揭示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表现了他反对侵略、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不畏权势和爱憎分明的高尚品质。
1952年，曹见龙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号召，积极参加联合诊所。1955年，他被灵璧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为中医医师，安排在固镇区医院工作。
曹见龙在医术上精益求精，他结合临床实践，精心研究中医学基础理论，尤其对望、闻、问、切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病人的体格、性情、职业和生活习惯等应作为诊断的依据，还认为医与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医生既要精干诊断，又要深谙药物。曹见龙的医术秉承于叶天士（清代医学家）派，但不受其约束，他善于吸取西医之精华，进行创新。他说：“析病论治，当以经旨为依归，但要能出经文，而不为经文所囿。”又说：“医者意也。师法而不拘法，师其方，而不拘其方，谓之巧。”
曹见龙以诊治虚痨病与妇科病见长，每遇患者，必先探其病因，予以确诊后对症下药，从不草率行事。他的处方独特，药味不多，效果显著。他一生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声望特高。在固镇，他与针灸师杨配伍，西医师孟质卿齐名，被称为“医界三友”。曹见龙曾收门徒数人，严格教导，常以“不学无术，庸医杀人”勉励之。
1963年2月4日，曹见龙因患脑溢血逝世。其一生精心研读的医籍和临床诊断记录——“日记”、“医案”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去烧毁。
杨配伍
杨配伍（1893～1967），原名杨锡福，字配伍，号寿人，今石湖区陈桥乡杨庄村人。
民国9年（1920），杨配伍开始学习针灸。他首先研究明代徐凤的《金针赋》和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尤对飞经走气、雷火神针和太乙神针感兴趣。为实践《紫云上人运针不疼心法》，他每日晨披衣静坐1个小时，连续5年不间断；同时用3年时间，采用针前眠、针后眠、眠中施针诸法实验《催眠术》（多适用于患慢性病的妇女和儿童）。杨配伍善于博采众家，勇于破除传统偏见，进行创新。他从中国沈佐庭的《沈氏针灸实验录》、朱琏的《新编针灸学》，到日本国泽田派的《针灸精髓》，无不精心比较，详加批注，颇有独到之处。他是本地最早运用赵尔康《针灸秘艿纲要》、程氏《针灸治疗学》新针法的针灸师，是本地参加中国针灸研究社（驻江苏无锡）的第一个社员。
杨配伍初为乡邻义务医治小伤小病。民国20年（1931）夏秋，本地霍乱病流行。他以足三里穴为主，治愈数百人，一时名声远扬，有“妙手回春”之誉。在蚌埠，对一服用两剂麻黄汤而不出汗的太阳症患者针刺合谷穴，行九九阳数，使其须臾大汗淋漓，被誉为“万病一针”。在灵璧县北大山，为一痹症患者针刺环跳穴、阳陵泉穴，起针即愈，被称为“活神仙”。
民国29年（1940），杨配伍到固镇专设寿人医室，正式开诊。他以针灸为主，以膏、丹、丸、散等药物，精心为人治病。
杨配伍用飞经走气之法治疗牙痛病尤为灵验。他为患者针刺合谷穴而酸感至曲池穴，再捻针通肩颙穴，最后捻针达牙根，疼痛顿止。一些惊风患者经西医用青霉素或链霉素治疗后，体温降至正常或偏低时，面色苍白，令人惊恐。杨配伍接诊后先用暖药，使其至次日即升至38.5℃，再用凉药清之，往往出汗而愈。对久治无效的胃脘痛患者，他常以十枣汤为散剂（每服一钱），治愈者甚多。其中有位妇女服药后又吐又泻，以致气息奄奄，众医惊骇。杨配伍笑曰：“无妨，大病非瞑眩不治嘛！”遂补用面浆一碗，患者顷刻苏醒，待吐出10余粒玻璃球似的粘状物后即康复，10余年未复发。固镇铁业社工人杨永泰患黄疸病，杨配伍取茵陈蒿4两，浸水适度，用高粱杆做成的方格隔置于他的太阳穴上方约半寸，再上置大艾柱，灸了三壮，至其出汗为止；然后让患者将那茵陈蒿与艾灰用开水冲服，两剂即愈（适应于春、夏、秋季节）。
杨配伍情绪诙谐，喜爱书法棋艺，乐于交友、助人。在固镇，他与中医师曹见龙、西医师孟质卿齐名，被称为“医界三友”。1952年，杨配伍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参加联合诊所，后在固镇区医院、灵璧县医院、石湖公社医院担任针灸医师。他编写的《杂病验方》（200余条）已传给门徒，而《寿人医案》却于“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去，至今下落不明。
杜朝杰
杜朝杰（1896～1982），今任桥区任桥乡桥东村人，回民乡老。自幼随父做小生意，后因生活困难，当了国民党的兵。不久即回家，仍做小生意。
民国27年（1938）5月，本地被日军沦陷，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民国34年（1945），日伪军妄图进驻任桥集清真寺，他发动回民群众，迅速拆毁了寺内6间讲堂，粉碎了敌人建立据点、扫荡抗日军民的阴谋。
建国后，杜朝杰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先后当选为宿县工商联合会代表、宿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宿县第一届和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12月，任固镇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徐荫堂
徐荫堂（1898～1951），原名徐邦樾，字荫堂，今城关镇西圩村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读书。民国8年（1919），从上海南方大学毕业返乡，在地方派系斗争中很快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民国22年（1933），徐荫堂出任固镇区联保主任。民国27年（1938）5月日军侵占固镇后，很快就任第三任维持会长，次年又升任伪固镇区长。民国29年（1940），他把约100人的自卫警备队扩编为1000余人的固镇自卫团，次年冬又统编为汪伪暂编十五师五十九团。民国32年（1943）该团移驻孙疃集（今属濉溪县）后，他又收编各路土匪武装成立1000余人的固镇地方自卫团和保安队。他重用地痞流氓，其侄徐家祜（便衣队长）和徐家祚（花花太岁）、族侄徐家春，是人人切齿的“固镇三只虎”。他注意发展经济，表面上使日军铁蹄下的固镇出现了畸形繁荣，实际上为日伪政务、军务和私囊开拓了财源；秉承北平日伪特务机关“洪济善堂”的意旨，强迫百姓种植两万亩罂粟，并从全区每亩土地上敲诈了10两烟土捐；霸占固镇完小二三百亩学田，用其小部分收入开办固镇初级中学以遮人耳目。暗地里，他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抢购土地，使原有两顷余地的徐家一跃成为拥有30顷地的暴发户。
徐荫堂本来不把共产党、新四军放在眼里，当固镇周围变成抗日的游击战场时，他索性撕下“仁政”的伪装，公开强化法西斯统治：派伪军配合日军在津浦铁路沿线设置据点、岗哨；实行保甲连坐，建立自下而上的情报网；乞求日军配合伪军攻打新四军根据地。他也曾间接地表示不与新四军为敌，但仍肆无忌惮地镇压抗日军民，是到宿县盛圩子屠杀新四军宿东游击支队参议李文宗等18位志士的帮凶。民国33年（1944）7月，他转身投靠伪淮海省长郝鹏举，登上了“独立混成旅”少将旅长的宝座；未几，其五十九团却被八路军和新四军大败而归。次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前夕，新四军包围了灵璧县城，他乞求即将投降的日军出动两个分队，配合其1000余名伪军驰援，使在沱河集打援的新四军某部一营和地方军民蒙受较大损失，郝鹏举部被改编为国民政府六路军后，他更以“国军”自命不凡，两次把劝其弃暗投明的新四军代表拒之门外。
民国35年（1946）春，徐荫堂的独立混成旅于江苏新沂县炮车被围歼，他只身逃往上海。1951年3月被人民公安机关捕回，次月于固镇公审枪决。
孟质卿
孟质卿（1900～1986），原名孟宪义，字质卿，城北区唐南乡马圩村孟坝子人。
民国2年（1913），孟质卿应募去山西省某煤矿当工人，只因年龄太小，便改到当地一家教会医院做杂工。两年后入教会学校读书，继而进护士学校学习西医，毕业后又回教会医院担任护士、护士长等工作。民国15年（1926），参加冯玉祥部队，任中尉医官。民国18年（1929）返回家乡，先在稿沟集开设本地首家西医诊所，不久迁至固镇，取名民生诊所。
当时本地流行黑热病（俗称痞块病），中医疗效又慢，病人只得到怀远县教会所办的民望医院求助西医，重者须手术切脾，且有生命危险。孟质卿广为宣传西医针剂良方，两周即可治愈，从而吸引患者，初步取得人们对他的信服。再加上黄存鄂、李润甫相继开办西药药房，终于开创了西医救死扶伤的良好局面。
孟质卿的医疗技术，初以外科为主，如外伤缝合、深部脓肿切除等手术均可施行；后改以内科为主，尤其对各种传染病的早期诊断，颇有见地。有一病人高热畏寒，精神迷惘，胸部出现玫瑰疹，被孟质卿确诊为炭疽病（兽疔）。病家不信，转往蚌埠得以证实，可惜为时已晚，未几即殁。
民国31年（1942），孟质卿主动与黄存鄂、李润甫联合成立固镇痞块诊疗所；民国33年（1944）又争取社会各界资助，扩建为固镇痞块医院。此时，孟质卿对痞块病的治疗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用汽水式福尔马林液进行滴血试验，诊断准确又少用时间；接着以酒石酸锑钾制剂注射，再用三价锑制剂注射，然后因人施药。孟质卿把病人分为轻、重、危重等3种类型：对轻者以治本为主，连续施药，规定注射16支针剂为一疗程；对重者标本兼治，主药总量不减，时间延长；对危重者先治标后治本，主药少量多次，总量增加10％。另外，对复发或重新感染的病人，主药总量增加20％，l个月后再加强注射三五支针剂。如果病人半年不愈，再实行免费治疗。由于他的治疗方案严谨，负责到底，病人多能及时康复，而且兼防早期并发症。
民国34年（1945）秋，灵璧县国民政府迁入固镇，将痞块医院改为县卫生院，孟、李、黄仍各自经营西医诊所和药房。
民国36年（1947）春，400余名灾民露宿固镇街头，致使回归热病蔓延，时有死亡。孟质卿一面呼吁社会各界出资抢救，一面联合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募捐活动，为灾民免费治疗和防疫，解决了燃眉之急。夏，霍乱病流行，本地既缺乏诊断的技术力量，又缺少治疗的药品和器械。他联络各界同仁，组织药械，并示范诊断、操作技术，拟定治疗方案，救人无数。秋，伤寒病流行。他提出“早期治疗”的口号，在无特效药品的情况下，采取药物治疗与饮食治疗相结合的措施，收到显著效果。
在固镇，孟质卿与中医师曹见龙、针灸师杨配伍齐名，被称为“医界三友”。他思想开朗，乐善好施，热心公益。1950年浍河泛滥成灾。他徒步考察了固镇至五河城的水情，书面提出“浍河易泛，丰山所阻；解决水患，必须切岭”的意见，受到治淮委员会的赞赏。1952年，他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组织联合诊所，并带头下基层，先后在官庄、陆湖、稿沟等地医疗单位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孟质卿遭到极左派的批判斗争。他对子女说：“个人受点冤屈不要紧，但对共产党的真心不能变。”
徐介藩
徐介藩（1901～1983），原名徐齐邦，字介藩，今石湖区后马场乡徐祠村前马场圩子人。
民国6年（1917），徐介藩由私塾转入固镇高等小学就读。他聪明好学，胸怀大志，常说：“班超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令人仰慕，我必步其后尘!”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组织高年级学生积极响应，或集会演讲，或粉刷和张帖“外御列强”、“内惩国贼”、“收回山东半岛”等标语，声援“五四”爱国运动。
次年夏，徐介藩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今安庆一中)。他受陈独秀、胡适等人分别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安徽学生》等进步刊物的影响，首先组织了安徽学生会，创办《安徽学生会周刊》，为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及民主思想而奔走呼号。民国10年（1921）6月2日，安庆爆发了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反对政客倪道烺（倪嗣冲之侄，凤阳关监督、淮盐总办）和军阀马联甲（倪嗣冲安武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后升任安徽督军）侵占教育经费的学潮。徐介藩等10余名学生代表在省学生联合会会长方洛舟的率领下，与倪、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由于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被害，徐介藩等立即发表通电、宣言，组织各校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凶手，并表示坚决斗争到底。徐介藩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一度被推举为省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长（后改任学运委员兼会计）。在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对贿选省议员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中，他带头痛打猪仔议员彭昌福、吕祖翼，驱逐李兆珍，尤其面斥省参议长、怒掀省长办公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父徐恩初（清末贡生）连忙写信让他去找在中央交通部任职的同乡陆辅廷（今灵璧县人）予以疏通，以免风险。他却断然拒绝，回信说：“傲骨冷眼，怕见上人！”民国12年（1923）秋，徐介藩与柯庆施、许继慎等人在安庆菱湖湖心亭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并担任团内学部委员。冬，各校教职工普遍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他积极组织学生大力支持。后安庆学潮被镇压，省学生联合会总会被解散，徐介藩与王步文等遭通缉，遂被开除学籍。在教职员工的掩护下，他逃往南京私立东南高级中学，就读三年级，始以配字为名。次年夏，他报考东南大学，未被录取；此时马联甲被逐出安徽，旋即返乡到固镇高等小学任教。
民国14年（1925）1月24日，正值农历初一，徐介藩离家经上海到达广州，报考黄埔军官学校，被录取为第三期步兵科入伍生。不久，由许继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末于毕业前夕，他又考入广州大沙头航空学校第二期，学习空军驾驶。由于多次到黄埔军校找不到入党登记存案，无法接转组织关系，遂于民国15年（1926）2月，由李清源、戴勋2人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中共航校特别小组组长兼航校掩护队队副。
为了拜俄为师，更好地学习军事，报效祖国，徐介藩积极申请出国深造。经广东国民革命政府选派和中共粤军军委介绍，这年春天他与11位同学一起经上海赴苏联留学。最初在列宁格勒红军航空理论学校学习，次年转入红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民国17年（1928）10月，转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二年级学习政治。次年4月，转为联共候补党员；10月，被苏联内务部分配到远东斯沃博得城府公安部门反特科任干事。民国20年（1931）被调往海兰泡城（今布拉戈维申斯克）州公安部门任责任科员。次年4月，转为联共正式党员。领得苏联公民护照。此间，徐介藩与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遂于民国22年（1933）和苏联女同事马尔多夫斯卡结婚。次年9月，调到海参威城（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公安部门任科长。民国25年（1936），补办加入苏联国籍正式手续。在工作中，他多次受到奖励，荣获银表、手枪等奖品。9月，调到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公安部门任科长。
民国27年（1938）12月，徐介藩退出苏联公安战线，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写报告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并临时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次年夏，徐介藩调入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干部处任专员。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支持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认为王明提出的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观点，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因而受到批评和禁闭。民国32年（1943）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徐介藩转入联共中央联络部国际部某秘密机关，先后任中国问题参军、主任参军。此间，他参加了莫斯科国防工程建设工作，荣获保卫莫斯科奖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
民国37年（1948）3月，联共中央批准了徐介藩回国的申请，他偕同苏籍夫人和3个女儿回到阔别20余年的祖国，首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哈尔滨）编译局任《毛泽东选集》俄文总编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由李立三证明，党龄从民国15年（1926）2月算起。民国38年（1949）2月，调任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和中共东北局直属党委委员、副书记、书记。6月，随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后与王稼祥等留在莫斯科接收国民政府大使馆并筹建新中国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一级参赞，并办理了退出苏联国籍的手续。1950年2月，其妻马尔多夫斯卡患癌症逝世，3个女儿也只得托付其外婆家收养。6月，被派往苏联赤塔筹建中国总领事馆，任总领事兼中共支部书记。
1951年4月，徐介藩奉调回国，随即派往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积极协助彭德怀司令员处理军机事务，并参加朝鲜开城谈判，与朝鲜人民一道跟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2年11月回国，徐介藩被派到哈尔滨协助陈赓院长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装甲工程系主任。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坚持住在没有水暖设备的两间仅24平方米的背阴平房里，而拒绝搬往高级住宅。此间，中央军委曾议定他调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但他酷爱军工工作，谢绝前往。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初经陈赓签署“拟授少将军衔”，但因名额限制，后授大校军衔。次年与张梅（原名刘希敏）结婚。徐介藩坚持原则，刚直不阿。1958年春夏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带领一支庞大的工作组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谭政批评学院执行的教育路线是根本错误的。徐介藩当即发表不同意见说：“根据哈军工毕业生的使用单位反映：‘该院毕业生政治上、业务上都是好的，技术也是过得硬的，为各军兵种建设做出了贡献。’为什么根本错误的教育路线却能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徐介藩从不吃资历深的老本，刻苦钻研业务知识，是学院老同志中知识化、专业化的典型。他在苏联专家的真诚帮助下，领导全系师生员工艰苦创业，努力奋斗，终于研制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陆两用坦克，为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在极左思想影响下的庐山会议批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万言书”。当他看过“万言书”的原文后说：“我看彭老总没有错。”
1960年8月，徐介藩被调往西安负责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他认为学院应以技术课为主，政治课不能安排太多，因而被扣上重技术、轻政治的大帽子。当组织上提升比他年纪轻、资历浅的副院长沙风为院长时，他表现了宽广的胸怀，豁达大度，完全服从组织决定，全力支持和尊重沙风的工作，1961年，徐介藩晋升为少将军衔，1965年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陈伯达、康生一伙以所谓“苏修特嫌”罪名，于1968年4月将徐介藩关押在京郊通县，进行“隔离审查”。直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才解除监禁。197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对他做出了解除审查结论。1979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他作出了平反决定，恢复名誉。1981年，享受正军级待遇。1982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他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徐介藩的意志是刚强的，但他那年老多病的躯体并未能承受住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折磨，终于酿成了脑血栓后遗症，逝世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单俊卿
单俊卿（1902～1951），原名单钦仕，俗称单三（排行第三），今湖沟区瓦疃乡十里村香山人。
单三出身于地主家庭，上过私塾和高级小学。民国21年（1932），他到苏北国民党军阀白宝山、孙传芳的暂编第一师当兵。民国24年（1935）到汉口入国民党鄂豫皖保安团干部训练班及安庆社训队受训9个月后，任国民党宿县湖沟区队副。民国27年（1938）升任区队长；不久改任国民党怀远县游击支队梅凫石部大队长，次年任国民党宿南游击区队长。民国29年（1940）初，任宿县保安独立一团团长，自办枪支修械所。秋，任伪淮海省“剿匪”第三支队司令（少将衔），拥有3个团和1个卫士大队约3700余人的兵力，诈称5000人马。次年，他将修械所扩建为造枪厂，可以制造轻机枪、捷克式步枪、手榴弹等，尤以轻机枪性能良好，受到侵占蚌埠的日军警务段头子小松原的赞赏。至日军投降时为止，仅轻机枪就生产约200挺。于此同时，单三在湖沟集筑起双重圩子，挖起双重壕沟，外围是用圆木建成的约一平方公里的木城，城周是布满地雷的警戒区；民国23年（1944），又自办发电厂，以供造枪厂和在木城上架设电网使用，把湖沟集搞成了以他为土皇帝的独立王国。他诱捕并勒死中共蚌埠工委书记张漫萍，杀害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宋佩芳、王永典等，假“私通八路”之名杀死居民刘文德而霸占其妻，并枪杀无辜群众200余人，拆毁民房800余间，抢劫和勒索老百姓财产不计其数。
为了团结抗日，新四军多次争取他，他让其二哥、伪营长单硕卿出面答应：愿提前为我军传送日军扫荡情报，为日军开路扫荡时，他的伪军只朝天放枪，不打新四军。因而，一度保持中立。
民国34年（1945）日军投降后，单三在伪徐州绥靖主任郝鹏举部任独立师师长。10月10日夜，单三所部在宿县符离集一带被解放军击垮两个团，他仓皇逃至徐州将残部编为一个团，自任团长。次年秋，又被我军歼灭于东陇海线的赵墩车站，单三只身潜逃南京。民国37年（1948），单三返回宿县组织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失败后，潜往南京匿居。
1950年2月，单三因贩卖烟土数百两，被南京公安机关查捕。押回原籍后，被宿县人民法院以杀人犯判处死刑，1951年春在湖沟集被公审枪决。
徐殿臣
徐殿臣（？～1958），原名徐邦禄，字殿臣，今石湖区后马场乡徐祠村前马场圩子人。清光绪年间生于破落地主家庭，喜爱习武骑马，18岁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民国初年，任国民革命军柏文蔚部副团长。讨伐袁世凯失利后回乡，先任灵璧县第三区团防局长，1年后又被新任县长慕名委以警备大队长。时灵北一带灾荒严重，“土匪”蜂起，徐殿臣率部前往清剿，刚到尹集就根据密报抓获两名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土匪”。亲自审问后，他方知所谓土匪乃是为了活命而抢劫富户粮食的灾民，便于次日释放了他们。为此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富户们的强烈反对，并纷纷控告。徐殿臣挺身而出，向县长直陈原委，并要求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以弭“匪患”；但无济于事，遂愤然辞职。
民国31年（1942）初，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泗五灵凤县县长徐崇富委派化名徐家生的苏振生（后叛变）前往徐家，建立马场地下联络站。6月，徐殿臣应邀参加苏皖边区人民代表大会。为方便地下联络工作的开展，他以同族的身份请伪区长徐荫堂的四弟协助，到固镇开办新成贸易公司。在与边区秘密开展商业贸易的过程中，他把许多急需的军用物品送到新四军手中。
1951年土地改革时，徐殿臣因在划为地主分子前夕出卖农具，又因在民国26年（1937）以封建族规制造了一起人命案，被五河县人民法院判处五年徒刑。不久，因其年逾70，行动不便，被提前释放回家，由地方管制。1988年，我县人民法院根据其遗属申诉，经过认真复查，并念其在建国前为革命做过有益工作，遂撤销原判。
董广志
董广志（1903～1981），字竟成，今湖沟区湖沟乡董林村人。
他早年拜从秀才腾金玉和薛仲夏习读经史，兼习医道，潜心攻读《仙授理伤续断秘要》、《外台秘要》、《医宗金鉴》、《伤科补要》等治疗骨伤的著作。民国12年（1923），设塾馆教书。一年后，因双目染病，几致失明，居家疗养，对其高祖以来所传之医术则秘而不宣，从不设诊。
建国后，董广志于1950年2月应聘担任郑圩乡董林诊所正骨医生。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中，他被划为地主分子，解聘回家；到1978年11月才摘去地主分子帽子。在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期间，董广志认真地诊治前来求医的病人。他悉心钻研骨科理论，结合临床实践，使自己的医术精益求精。尤其晚年，在正骨、上骱方面，手法娴熟，胆大心细，常使患者解除病痛于须臾之间，因而声名远扬。至临终前，董广志治愈的危难病症达千例之多。
1970年春，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武汉机械厂工会主席王广平（50余岁），左大腿骨被汽车轧碎，先经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治疗月余，致使伤腿僵直，不能弯曲，又经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复诊，确认为伤腿定形，必须截肢。董广志接诊后，先将其腿恢复原损伤状，然后重新正骨，2个月后，该腿即伸屈自如，完全康复。
1975年夏，黑龙江省林业厅干部傅炳然（20余岁）腰脊椎严重损伤，先后在东北三省大医院治疗，又到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均不见效。后求医于董广志，20余天即痊愈。
1977年春，宿县大营公社官湖大队社员王善富之女（17岁）骨盆被马车轧碎。上海某家大医院断言：即使治疗也是残废，且不能生育。后经董广志40余天的治疗，完全康复。该女现已正常婚育二子。
1980年6月，城关镇居民何振华之女（4岁），在一路中段遭遇铁业社汽车车祸，其双腿被轧成粉碎性的骨折。董广志将其双腿捋直、碎骨扶正，然后敷上膏药，每周一换，仅一个月即完全康复。
董广志虽名不见经传，但对筋骨气血原理颇有见地，对软组织损伤治疗有独到之处；对骨折整复，特别是陈旧性骨折整复有独特之法，疗效显著，为董家历代声誉最高者。病人赞誉他为“起死回生的活神仙”、“神医妙手堪比华佗”，赠送给他的锦旗、匾额达七八百件；有的逢年过节还给他寄送慰问信、礼品或赠款。
1981年11月4日董广志逝世，前去吊唁、哀悼者达5000余人。其医术已传给5个儿子，二子尤精。
徐合璧
徐合璧（1907～1982），原名徐秉珏，字合璧，城关镇人。自幼读书，毕业于安徽大学教育系，先后任歙县师范学校高级部主任，歙县中学和泗县中学教导主任。
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后弃教从戎，先后任国民政府鲁豫皖联合抗日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在泗县青阳、半城一带与新四军一起打击日本侵略军。民国29年（1940）2月底，新四军二师在泗县半塔集包围欲奉蒋介石之命逃往江苏扬州的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盛子瑾部，乘机收编徐部。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联合办事处处长张爱萍劝其赴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泗五灵凤县任参议员，但他途中却转赴省会立煌（今金寨县）。
5月，省政府利用中央拨给的救济款，在霍山县为皖东北各县失学青年创办省立第五临时中学，徐合璧任招考委员会蒙城办事处主任。民国32年（1943）春，徐合璧受任泗县县长，在军事摩擦中被新四军俘获，而后安排到解放区淮北中学担任英语教师。获释后，谢绝校长王光宇的善意挽留，再次到达立煌。
徐合璧决心弃政从教，先后任省教育厅秘书和督学、省立全椒县古河师范学校和巢县黄麓师范学校校长。民国34年（1945）秋，徐合璧奉命去霍邱县接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于次年冬将其迁至灵璧县固镇中学旧址，易名灵璧师范学校，出任校长。他以微薄的经费，率领师生员工兴建砖瓦窑，烧制和搬运砖瓦。每块砖的正面，均有“灵师”两个阴文大字，以纪念建校的艰辛。民国36年（1947）秋，灵师在建校的同时正式开学上课。徐合璧发动教师自编教材，发动学生自制教具，解决了无统编教材、无实验设备的困难，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他不容许灵师有党团组织存在，当灵璧县三青团头头徐俊青窜去发展成员时，被果断地逐出校门。民国37年（1948）11月固镇解放时，徐合璧奉命将灵师迁至南陵县，又至宣城县。次年4月宣城一带解放后，灵师被解散，他拜托两位同乡教师把学生带回故里，而东去江苏南京；又谢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让他回安徽任民革副主席的面谕，而去了上海。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中，徐合璧被人民公安机关捕回原籍，1975年获得宽大释放，1982年逝世于蚌埠。丁树森
丁树森（1908～1946），今石湖区濠城乡丁楼村人。青少年时代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日伪军的暴行更激发了他的阶级仇、民族恨。民国31年（1942），中共泗五灵凤县在他的家乡开辟浍北区，他毅然参加革命，并受区锄奸部长黄建勋派遣，混入濠城乡丁永福的伪军部队当兵。每当伪军下乡抢粮时，丁树森都预先送出情报，使抗日军民免受或不受损失。
次年麦收后，丁永福的分队长丁玉喜带30余个伪军到桑圩（今石湖乡桑圩村）一带抢粮，浍北区队根据丁树森的情报在桑圩附近设置伏击圈，给伪军以迎头痛击，丁玉喜被当场毙命，余众全部缴械投降。从此，小股伪军再也不敢轻易出动。民国33年（1944）秋，大批日伪军下乡抢粮，正在浍北区检查和指导工作的中共泗五灵凤县委书记洪沛，根据丁树森的情报，立即组织军民在窑后刘家打溃日伪军，截获11辆太平大车粮食。日伪军的经常失利使丁树森受到怀疑，中共浍北区委遂调其任丁楼乡乡长。
民国35年（1946）8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经常在浍北区活动的解放军江淮第三军分区三团奉命北撤，地方干部和武装只得转入地下开展游击战争。一天夜里，区委书记陈林阁和区长李春华，带着10余名区队队员向东转移，拂晓至五河县双沟附近的芦苇荡，发现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那里，形势紧张，于是决定返回浍北区。当他们达到五河县园宅集东时，丁树森、黄建勋（公安区员）、刘西双（刘集乡长）奉命到浍河北岸侦察，遭遇大批国民党兵。丁树森奋力掩护黄、刘2人脱险，自己却不幸落入敌手。
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丁树森毫不动摇，誓死不屈，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于凤凰集。
李一钧
李一钧（1910～1988），原名李长德，湖沟区湖沟乡镇东村人，9岁起，入湖沟小学读书4年，又转读私塾5年。民国21年（1932）7月～民国33年底，到阎锡山部队当帮写、文书。
民国36年（1937）9月，李一钧参加宿县战地后方服务团（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又由张守道（今名方正平，公平乡张韩村人）、夏侠年两人介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救亡社，被分配到县自卫队四中队任指导员，又任抗日宣传队队长。民国27年（1938）5月，任宿县二铺抗日义勇队二中队指导员。不久，该部被编入新四军南京支队。次年9月，由于景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月余转正后任淮海支队政治处主任。民国29年（1940）2月，调任四纵队独立团组织股长。当独立团并入三师九旅二十七团后，任敌工股长兼民运股长。
民国32年（1943），日军向皖东北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李一钧带领5个人扮成维持会员进入双沟集（今属江苏省泗洪县），利用流氓头子温克臣和伪军大队长李学勤的关系刺探情报，并救出被俘的新四军敌工人员高云飞（女），又通过温克臣在徐州的徒儿法孙摸清敌情，并买到许多子弹，为抗日军民33天的反“扫荡”胜利做出贡献。
民国34年（1945）1月，李一钧被调到新四军豫皖苏军分区政治部任敌工科长兼民运科长。11月，他密持陈毅军长的电报经徐州至贾汪面见伪淮海省长郝鹏举，并与其一起赶往新四军军部，对其率部起义，向新四军投诚，起过一定作用。次年7月，李一钧又以参谋的身份到河南柘城做原冯玉祥旧部张岚风的工作，使其率本部五万余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民国37年（1948）初，李一钧调任中共宿怀县县大队副政委。11月，与参谋长魏清岭一起率县大队截击从双堆集（今属濉溪县）突围南逃的国民党黄维兵团1个师，俘虏40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支、八二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战马200余匹，从而把县大队由3个连扩编为5个连。之后，又打垮了涡河南岸自称独立团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大褂队，并有效地组织民工支前工作。淮海战役胜利后李一钧随军南下，历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总队秘书、直工科长、团政治处副主任，西南空军第四预科总队团政委，空军第十三师基地场（站）政委等职。1958年7月转业到地方，历任徐州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江苏省科委办公室主任、江苏省农科所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10月离职休养。他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王敬农
王敬农（1911～1947），原名王肃，又名王金龙，字敬浓，号克白，今新马桥区谷阳乡前台村人。6岁入私塾就读，民国14年（1925）转入固镇完小四年级学习，民国16年（1927）到徐州农中读书约半年。民国19年（1930）8月，考入南京五卅中学。此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成了进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11月，经地下党员江达轮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因在其住处只搜查到一些进步书籍，不足以证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8个月后则被释放回校。
民国21年（1932），王敬农毕业返乡，到马铺（今连站乡马铺村）小学任教。民国23年（1934），受聘到固镇完小任教。他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俭朴，关心时事政治，每月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省一些钱，暗里购买《新生》、《大路》、《新青年》及“左联”作家的作品。他和胡苏光是同学、同事，又是读书之友，经常利用讲课、批改作文、出墙报、介绍课外读物等方式，对学生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上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有的老师私下善意地探问他“是不是‘八’字脚”，有人则向国民党灵璧县教育局密告。为此教育局派专人到固镇完小检查，发现他在学生作文的批语中，有“瞩目乌纱蒙罩，何日得见天明”、“农民汗盈盈，仅得一斗粟，终日无温饱，坐食谁宁受”等语句，即责令学校将其辞退。由于进步师生的反对和抗议，加之固镇商会会长兼校长王维周承担“管教不严”之责，并当面担保，才不了了之。民国25年（1936）4月19日（农历三月二十八），王敬农发动进步师生和社会青年近千人，乘传统庙会之际，到街上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文化侵略”等口号，并散发大量传单。次日，灵璧县长杜牧之亲自带着警察到校抓人。王敬农立即组织师生罢课，并派15名学生代表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为了平息事态，安定秩序，杜牧之不得不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和释放被捕者，并亲自去南京接回学生代表。放暑假后，王敬农为避免连累学生，主动辞职回家，并经常和已被校方辞退的胡苏光商讨时局和出路问题。秋，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王敬农决意前往陕西汉中一带寻找共产党。九十月间，王敬农到达西安，因国民党封锁盘查严密，被迫返回。“西安事变”后，白色恐怖有所缓和，他到了吴小街（今属蚌埠市）小学任教，民国26年（1037）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烽火越烧越旺，他在苦闷中看到了曙光。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王敬农在南京五卅中学时的同学刘启璋（江苏邳县人）来信相约同去延安，他和胡苏光立即联络一些进步青年，准备一道前往，不慎走漏了风声。为避免发生意外，2人即于12月某日夜步行百余里，从宿县乘火车到西安。后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刘启璋从延安来信的介绍，他们餐风宿露，跋涉800余里，于年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
次年初，他们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4月份学习结业后，王敬农被分配到关中军分区司令部任文化教员。秋，他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重新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就任政治部宣传干事和党支部委员。民国29年（1940），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民国31年（1942），该部与保安一团合编为警备第三旅，任司令部助理员。不久，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宣传部宣传科长。
民国34年（1945）日军投降后，改任教育科长兼《部队生活》报的编辑。民国35年（1946），活动在绥德警备区内的国民党骑兵第六师起义，接受解放军的改编和领导。王敬农被派去做政治领导工作，准备担任政治委员。然而不久，该师在行军途中闹叛乱，他被叛乱分子押往陕西省榆林国民党统治区。工敬农立场坚定，严刑之下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气节，于次年榆林城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胡苏光
胡苏光（191）～1986），原名胡万哲，又名胡泽平，字子浚，城关镇西圩村胡报人。9岁入私塾读书，未几辍学。12岁入固镇完小读书。民国18年（1929），考入灵璧县乡村师范学校，以品学兼优闻名全校。民国20年（1931）毕业后，到灵璧县葛家店小学任教，两年后回固镇完小任教。他治学严谨，忠于职守，不久任教导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五省宣布“自治”。当此民族危亡之际，胡苏光满怀救国热情，积极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他私下订阅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是“左联”作家的作品使他爱不释手。他潜心阅读了鲁迅、郭沫若的小说、杂文、诗歌，又读了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政治书籍，逐步认识到，救国救民应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他与王敬农通过介绍课外读物、办墙报等方式，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因此，社会上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民国24年（1935）冬，国民党灵璧县教育局以“共党嫌疑”、“思想左倾”等理由将胡苏光辞退。
次年暑假，胡苏光与自动辞职的王敬农经常在一起商讨时局和出路问题。秋，他们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王敬农只身前往大西北找党，因国民党盘查、封锁严密，仅到西安便被迫返回。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遍地燃起，胡苏光与王敬农于12月某日夜步行百余里至宿县，转乘火车到达西安，又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刘启璋延安来信的指点，跋涉800余里到达延安。次年初，被编入陕北公学学习。
3月6日，胡苏光由熊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胡苏光被分派到八路军后方卫生部政治处，先任文化教员，后任宣传队队长。半年后，他又入陕北公学高级班学习。民国28年（1939）4月，胡苏光被派回安徽（省会驻今金寨县），先在省财政厅财会训练班任指导员。两个月后，调任中共潜（山）太（湖）怀（宁）特支书记。冬，由于国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搞分裂，中共中央为避免意外损失。就把在国民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出。胡苏光则被调往皖东，任中共盱（眙）嘉（山）县委委员兼第三游击大队教导员。次年5月，调任中共盱眙县委委员，先后兼任马坝区委书记、大通区委书记、木店区长、县直属第二区长，又调任中共仪（征）扬（州）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城工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苏光被派往辽宁省任中共本溪县委宣传部长。民国35年（1946）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本溪，胡苏光任随军工作团长，打了2年游击战争。民国37年（1948）冬，本溪解放，胡苏光任中共本溪市委宣传部长。
建国后，胡苏光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任中共本溪市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9月，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5年2月，任中共抚顺市委委员兼文教部副部长。1958年6月，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对抚顺市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胡苏光是全市被打倒的第一个“走资派”，无中生有地被打成“叛徒”，在社会上广为游斗。1970年，又被下放农村劳动。1972年底，给安排工作，担任市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不久，又调任“五·七”干校负责基建工作的副主任。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并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顽强的革命气节。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抚顺市委为胡苏光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1978年春，胡苏光任市委文教办公室党组书记兼主任。半年之后，又调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11月，又兼任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1980年，任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离职休养，享受地专级待遇。1986年7月8日下午4时，胡苏光因患癌症逝世。
丁永祥
丁永祥（1913～1945），今石湖区濠城乡丁楼村后楼人。民国31年（1942）参加革命，次年在共产党领导的泗五灵凤县浍北区石湖乡任武装小队（简称乡队）队长。
在减租减息的运动中，他带领乡队员和几十名佃农及长工，向地主丁永昭进行说理斗争。日本侵略军为了以战养战，强迫农民种植罂粟，藉以加紧经济侵略，并进一步毒害中国人民。丁永祥积极主动地向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很快把全乡的罂粟拔除得一干二净。丁永祥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总想拔掉这颗“眼中钉”，便派丁永福带领百余名伪军，于11月30日早晨，突然包围了后楼。由于丁永祥及时转移，丁永福气急败坏，下令烧掉丁永祥的房屋，抢走了乡亲们的粮食和牲畜。
民国34年（1945）11月13日，国民政府濠城乡乡长田超凡带着百余名士兵，袭击浍北区队。他们先到齐湖，捕了空，又往东北直奔槐巷。这时槐巷乡长丁永祥正在此开展工作。为了保证在槐巷东边大周家的李春华区长和区队安全转移，丁永祥便率乡队佯装向东北方向撤退。当他们到达田庄南过马拉沟时，国民党兵追上来把他们团团包围。在肉搏战中，丁永祥英勇牺牲。
欧明海
欧明海（1914～1944），原名欧明顺，今任桥区清凉乡清凉村小欧家人。11岁入宿县大店集小学读书，17岁毕业后又入本村私塾读书，未满两年辍学回家。民国27年（1938）7月，欧明海毅然组织了20余名热血青年，仅凭看家土枪，在铁路沿线打击日军。次年9月，他带队伍到官沟集投奔李文宗和孟子川发起的抗日武装，走上革命道路。
不久，欧明海获悉国民党训练壮丁的队长、叛徒耿安仁带着4挺机枪和10余支步枪到了宿县张圩子地主张兆吉里，还有华家圩子恶霸地主华绍棠也在那里。他连夜带着队伍前往，光着脊梁，手提二十响匣枪，涉过圩沟，悄悄摸进张兆吉的院子，只听屋里一片麻将牌声。欧明海迅即冲进屋里，大喝一声：“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耿安仁、华绍棠刚想去摸枪，被欧明海一一击毙，枪支、弹药全被缴获。
李文宗以欧明海部为基础，很快组建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武装中队，与沈连成组建的另一支中队合并成立新四军宿东独立团。欧明海任侦察队长。秋，他带着侦察队先后拔掉了宿县华家圩子华盘九（华绍棠之子）、八里集卜宪贵的维持会，活埋了八里集土匪头子赵存修，逮捕了日伪爱护村村长田清杰。不久，田清杰之兄田清朗探得李文宗和欧明海带侦察队10余名队员夜往任桥集，便请邹学良带领地主土匪武装300余人进行围歼。欧明海沉着机智，率侦察队巧妙突围，保护李文宗返回独立团驻地，无一伤亡。从此，宿东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民国29年（1940）1月，欧明海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8个月后返回宿东独立团，仍任侦察队长。
次年春，欧明海被调到淮上行署敌工科工作。他机智勇敢，深入到任桥、仲兴及长安集（今属灵璧）等日伪据点，侦探情报，争取伪方人员，终于开辟了一条百余里长的交通线，为新四军四师于6月份向路东的转移开辟了通道。民国31年（1942)初，他带领突击队配合郑良瑞带领的县大队一举拔掉清忠集伪政权，枪决了反动集长王大庭，争取了仲兴集长孟跃亭、长安集长桂兰田，把界沟以西地区全控制在我抗日政权手中。此时，沱南区成立，欧明海调任沱南区中队队长。次年春，他带领区中队夜闯唐南集，枪杀了伪集长、汉奸沈兰亭。3月，又在清凉乡小高庄枪决了流氓、汉奸王清云、高清祥、张克瑾，与公安科长徐波一起捕获国民党驻任桥集的张仁斋等3个特务，使中共区、乡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4月1日，国民党顽固派王仲廉带两个团兵力翻过铁路，到宿县大店南大张圩子一带，企图配合苏北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夹击新四军四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欧明海采取利用矛盾、以敌制敌的策略，通过任桥集伪集长张明贤向任桥火车站的日军递送“猫猴子（日军对新四军的诬称）大大的有”的假情报。日军中计，调集驻固镇、宿县、灵璧、泗县的兵力与王仲廉部激战，双方损失惨重。王仲廉只带部分残敌，逃往灵璧。我方缴获200余支枪，粉碎了国民党进占苏北反共的阴谋。6月，欧明海经柳宪岭介绍、县大队长郑良瑞同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下半年，日军日渐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士兵厌战逃跑和自杀者不断发生。为此，固镇至宿县铁路沿线的日军，不得不频繁换防以维护铁路安全。这样，新四军对日军的兵种、番号、武器装备和兵力部署就难以掌握。7月，新四军四师敌工部要求宿灵县活捉2名尉官以上的日军军官，以提供情报。这个任务交给了欧明海。他很快通过关系，获悉日军道班段长乘人力车外出查道的情报，即率区队于宿县王巷北侧将其捉住。9月，他又带领区队到稿沟集活捉了“应邀”前往看戏的驻薛圩子（今属唐南乡）日军小队长瓦果义，胜利完成四师交给的任务。至此，欧明海威名大震，敌人闻风丧胆，人民群众则亲切称他为“欧老虎”。
民国33年（1944）春，欧明海升任沱南区副区长兼区队长。8月，任桥集伪集长杨成勋勾引10余名日军在集北烟谷堆挖圩濠、修木城、建碉堡，设立据点。9月29日，他和区长王瑞峰带领突击班攻打该据点时，激战中头部中弹，光荣牺牲。
张家璧
张家璧（1915～1944），今刘集区董庙乡蔡湖村张湖人，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9岁丧父，12岁到地主家放猪、放羊，14岁到刘集、濠城一带打短工、长工。18岁到江南削发为僧。不久返回，到蚌埠一家木匠铺当了两年学徒，因与老板顶撞，被迫回家。
民国24年(1935)，张家璧被濠城集的丁永福（丁寿堂）拉进了土匪组织。民国27年（1938）5月固镇被日军侵占后，丁永福卖身投靠日军当了汉奸，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张家璧愤而和他分道扬镳，到刘集成立了五六十人的护庄队，自任队长。为了解决给养问题，又为了找个靠山，次年初他带着人马到蚌埠投靠伪军朱传真部。然而日伪军的暴行，更激起他无比的仇恨和愤怒，便与中共积极取得联系，于三四月间率部起义，投奔洪泽湖八路军独立团徐崇富部，任二营三连副连长。7月，被送往后方学习，结业后任独立团特务连连长。他经常化妆成商人，深入敌占区侦察，搜集情报，还利用原先的土匪身份，多次化妆成枪老板，购买了许多枪支弹药，为部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国30年（1941）秋，张家璧受中共的指派，当上了刘集维持会长。11月，他到固镇侦察敌情，被怀有旧仇的匪首蔡金枝告密，遭到日军宪兵逮捕。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严守我军机密，拒不暴露真实身份，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的坚定立场，后经其弟的干父徐荫堂担保获释。第三天，张家璧在刘集一家大烟馆里处决了蔡金枝。次年初，他奉命打入孙疃集（今属濉溪县）伪军李成伍（原任八路军独立团营长）部，并将其家属带去作人质。民国32年（1943），张家璧任三连连长，随李成伍到袁店集（今属濉溪县）新营地，负责把守南门。此时，他为我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并在伪军中积极做分化瓦解工作，联络了一些进步官兵，伺机里应外合，全歼该部之敌。次年11月～12月，八路军独立团决定某日夜由张家璧作内应攻打袁店集。然而，李成伍却在该日午夜12点将张家璧由南门调到西门，打乱了他的周密计划。凌晨1点八路军独立团在地方军民的配合下，按原计划包围了袁店集。张家璧临危不惧，当机立断，公开鸣枪发出联络信号，并大开圩门，迎接八路军。激战至拂晓，敌人全被消灭，张家璧却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牺牲于宿县。
张家璧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八路军地下工作，详情鲜为人知；又因主要知情者大都牺牲，他的真实身份未能搞清。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其家属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1979年后，县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终于弄清了真相，经上级批准，于1982年5月20日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徐从兰
徐从兰（1915～1970），女，今曹老集区周集乡王井村人。民国11年（1922），徐从兰随父母讨饭从山东来到安徽。母亲被地主家抢去后，父亲气病交加而死，她也被地主家抢去当了丫头。由于不小心打碎了喂猪盆，被地主婆猛刺三锥子，她愤恨不已，摸起半块砖头朝地主婆砸去。在长工们的帮助和掩护下，徐从兰逃离了地主家门，流落到王井子，于民国21年（1932）和贫苦农民王保侠结了婚。
民国33年（1944）冬的一天晚上，1名新四军游击队战士在完成破坏铁路任务的归途中病倒村头，徐从兰把他背回家藏到红芋窖里，精心护理了好几天，使他病愈归队。1951年冬，徐从兰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带头组织了一支“妇女保卫队”。她身背马刀，斗地主，分田地，站岗放哨，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1953年春，徐从兰串联3户贫农，成立了全乡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1955年春，她被选为贫农代表，参加了乡农业合作化工作会议，并说服丈夫带头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66年，她当选为生产队妇女队长，无论收、割、拉、打，还是开塘、挖沟，样样农活抢着干。1969年12月建陈桥电灌站时，队里考虑徐从兰身体不好，安排她在家为工地磨面粉。结果，3天的任务她一昼夜就完成了，连忙把面粉送到工地，抢着抬大筐，即使腹痛如刀绞，也不下火线。
1970年2月12日中午，徐从兰和19岁的女青年孙玉荣一道去蚌（埠）宿（县）公路工地送饭。途经铁道转弯处，当徐从兰从西向东跨上第二根铁轨时，一列从成都开往上海的直达快车，刹那间冲到眼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只要迈前一步即可脱险，但孙玉荣紧跟自己已走到双轨中间，她猛地将小孙向西推出轨道。孙玉荣得救了。正欲返身向东跨步的徐从兰却献出了生命。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徐从兰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7月，中共固镇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县革委会授予徐从兰“一心为公的好队长，舍己救人的女英雄”的光荣称号，并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薛凤翥
薛凤翥（1916～1943），今城关镇人。自幼读书，每次考试成绩均名列榜首；而且热爱体育，尤喜踢足球。民国22年（1933）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省立第五中学（今凤阳一中）。民国34年（1935）的“一二·九”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次年考入国民政府空军部队飞行大队，经过严格训练后，任四大队二中队轰炸机飞行员。他驾驶技术精湛，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后随队移驻重庆，于民国32年（1943）升任中尉小队长。
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解脱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困难局面，遂调集大批侵略军向我国中南地区进犯，又派军舰窜入长江上游予以配合。国民政府空军总部为保卫“陪都”的安全，于5月下达轰炸湖北老河口江面上的数艘日舰的命令。薛风翥小队光荣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17日晨，薛凤翥率队飞往老河口上空，而装备精良、空防火力很强的日舰却无任何准备。中国空军的一颗颗重磅炸弹无情地投向日舰，刹那间，日舰有的沉没，有的在浓烟烈火中急剧颠簸。任务完成了，薛凤翥命令机队准备返航。但他还想拍摄日舰残骸的历史性照片，就驾机在高空盘旋。当浓烟稀薄、能隐约看清日舰轮廓时，就驾机俯冲拍照。岂料，日舰上侥幸活命的高射炮手向他开炮，命中要害，飞机仅勉强冲起，便堕毁于附近山林中，薛风翥壮烈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于民国34年（1945）10月追赠薛风翥为上尉飞行员，并向其父母、妻儿颁发了《恤金给与令》，发放恤金67.75万元（法币）。
陈大新
陈大新（1927～1987），湖沟区魏庙乡周寨村人。自幼父母双亡，民国33年（1944）被送到固镇一家裁缝铺当学徒。
民国35年（1946）3月，他不堪忍受老板的虐待，而逃往豫皖苏三分区参加新四军，先后编入宿怀县大队五连、三支队二大队四连、十六团二营四连当战士。次年2月，部队深入国统区打伏击，由于暗探告密，遭到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一昼夜，我方伤亡惨重，他与3位战友突围返队，提升为副班长。3月，在河南省永城县参加南官塘战斗，俘敌3人，缴获小炮1门，被评为全团二等战斗模范，并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参加南河沿战斗，敌一连多人固守在一个院子里，我军久攻不下，连长带着他那个班强攻，他第一个翻墙跳进院子，抢占了有利地形，通过喊话宣传我军优俘政策，敌人纷纷缴械投降。为此，他又一次被评为全团二等战斗模范，并提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7月，升任班长。8月，在商丘南参加坞墙镇战斗，又受到团部物质嘉奖。
民国37年（1948）～38年，先后在解放军豫皖苏三分区、二野十八军干校学习，后历任连政治干事、副指导员、区队长、指导员等职。1952年9月～1955年1月，在昆明军区第三步校学习，荣立校二等功、营三等功和会议嘉奖各1次，并以上等生成绩毕业。后又历任连长、营参谋长、营长等职，并于1959年～1960年间出席团、师、军、军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各1次。
1963年2月～1964年7月，在南京军事学院合成军队指挥系学习，后任第十三军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副参谋长。“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三支两军”工作，1967年3月任云南省个旧市锡业公司第一冶炼厂革委会主任，1969年3月任四川省重庆市人保组治安大组副组长，1971年8月任重庆市松藻矿区指挥部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9月任三十八师炮兵团副团长，并参加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11月，转业到我省铜陵市有色金属公司金口岭铜矿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81年和1982年均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1983年5月，任矿党委顾问。1984年11月离休，享受地专级待遇。1987年3月10日凌晨2时35分，因患癌症逝世于上海。
赵现红
赵现红（1970～1984)，城北区唐南乡五星村赵庄人。其父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曾任生产队保管员，被誉为“红管家”，多次出席区、县劳模大会，并两次救出落水儿童。这对赵现红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赵现红10岁入唐南小学读书。他在床头墙壁上张贴了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宣传画，决心向英雄人物学习，做个好学生。他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曾两次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班里有个小同学汉语拼音基础差，赵现红就帮助他补课。薛大同同学得过小儿麻痹症，腿有残疾，赵现红每逢雨、雪天总要搀扶着他一道去上学。教室的门窗、桌子坏了，他就从家里带着锤子、钉子去修好。在家里，他总是主动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活。还经常帮助一位“五保”老人，拾柴、挑水。
1984年5月13日是个星期天。下午2时许，他和几个小伙伴到庄后的八丈沟（浍河支流）边放羊。傍晚，在北岸割草的赵成英（14岁）、薛小兰（14）、薛培婷等3个女孩走到钓鱼台附近，准备过沟回家。赵现红脱掉小褂，用绳子帮她们把装满青草的畚箕从水中一个个拉到南岸上，小姑娘们手拉着手开始淌水过沟，突然，走在前面的赵成英、薛小兰滑进深水，淹没了下巴颜。赵现红听到惊恐地呼救声，飞快跑去把她们拽了上来。可是，走在后面的薛培婷也滑到深水里，只剩一撮头发漂在水面上。赵现红不顾个人安危，一头扎入水中，将她顶出水面，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上了岸。可是，赵现红终因体力不支，又被杂草缠住腿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5年5月28日，县东方红影剧院隆重举行表彰大会，共青团蚌埠市委、中共固镇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共青团固镇县委、县教育局分别授予赵现红“舍己救人的小英雄”、“少年英雄”、“优秀少先队员”和“三好学生”等称号，并号召全市青少年、全县人民、全县中小学生向他学习。次年4月19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赵现红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