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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固镇只有杂货、饭店、客栈等多家铺面。民国2年(1913)津浦铁路通车后,外国的五洋(洋油、洋布、洋纱、洋烟、洋火)业和外埠客商开设的银楼业,相继拥入,使本地商业有了较大发展。
民国27年(1938)5月日军侵占了固镇后,日本商人乘势垄断市面,开设数家洋行,大量倾销日货,并掠夺性地购买粮食,油料等农副产品。他们还贩运食盐、药品、甚至私贩烟土、海洛因等毒品。固镇伪区长徐荫堂也借机开设徐家盐行,灵璧、泗县、五河等县的豪绅、富商也纷纷迁居固镇,开设商号,短时间内,固镇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街上各业商店约300余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灵璧和泗县的国民政府迁来此地,日商洋行被查封。几个富商集股在老街官巷口经营胜利百货公司。民国35年(1946)10月,灵璧县国民政府为向商界摊派税捐,强令商会成立杂货、百货、铁磁、粮食、鱼肉、菜馆、旅社、浴池、医药、布业等10余个同业公会、并向各业商户强行借款,攫取重金。加之物价飞涨,市场呈现萧条景象,商店面临停业倒闭的危机。
民国37年(1948)11月,固镇解放,建立固镇市。市政府对市场加强管理,废止国民政府旧币,通用解放区发行的北海、华中币,控制物价飞涨,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商业开始复苏。
次年固镇市改为固镇区后,灵璧县的国营商业如百货、烟酒、食品等公司或办事机构都在固镇相继设立,以后又改设中转站和经营部,国营、私营商业,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市场出现了繁荣局面。
1958年,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掀起全面跃进“夺红旗”运动,致使浮夸风出现。各商业单位大购商品,致使质次价高的不对路商品积压霉烂变质,应时商品奇缺(特别是生活食品类),供应紧张,开始凭票证供应。1961年开展清资金、清商品、清帐目的“三清”运动,本地共清出滞销商品300余种,不配套商品100余种,霉烂变质商品150余种,清出悬而未决的帐目85笔。1963年,开展以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经营管理为中心的“六好企业”(政治思想好、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好、爱护公共财物好、团结互助好、服务态度好、业务技术好)的竞赛活动。1964年,实行“六定,(即定经营范围和品种、定人员、定资金、定费用、定损耗、定利润)到店岗位责任制,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随着经济好转,商品增多,除棉布外,票证逐步退出市场。
1965年7月县商业局成立,内设政治处、业务股、计财股、商政股,下辖百货、糖业烟酒、食品、石油煤建等公司,还有医药商店和饮食服务经理部。次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对印有外文商标或绘有龙凤、花鸟、虫鱼等饰物和图案的商品都扣上“封、资、修、”的帽子,而禁止销售,或付之一炬。布匹服装要么全蓝,要么全黑,颜色单调,式样一律,一些日用品也粗制滥造,无质量可谈。商业系统从上到下被“造反派”夺了权,经营不计成本,不讲利润;货源不足,商品奇缺。走后门的歪风越刮越剧,投机倒把猖獗,市场混乱,再次凭票供应。1970年,学习河南“灵宝经验”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县供销社与商业局合并,名称为县革命委员会商业局。通过整顿机构,初步纠正混乱现象。各公司逐步恢复经理负责制,由经理负责组织商品购销,扩大批发零售业务和组织清仓查库,实施增收节支等工作。1984年起,一向凭票证供应的棉布,开始敞开供应;商业系统广泛进行了企业整顿和验收,各公司都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增强了企业的活力,管理工作走向正规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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