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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物传略
吴家泰
吴家泰（1885～1913），字乐亭，郊区吴郢乡吴家庵人。自幼家贫，无力就学，喜弄棍棒，练拳习武，仰慕“梁山”好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夏之交，“大雨四昼夜，秋无收”；翌年春又是淫雨成灾。吴家泰仿照捻军“吃大户”的做法，率饥民百余人，向地主“借粮”，并以“打富济贫”相号召，抗捐抗暴。
吴家泰的活动，引起当地各乡地主们的忌恨，便联名上告到凤阳官府，官府将其逮捕。在狱中，吴身受酷刑而威武不屈。拘押半年后，经当地民众具保释放。
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安徽革命党人张汇滔等在寿州响应，成立淮上军，其中一路向皖东进军。恰清军江南提督张勋从南京北撤，在蚌埠与淮上军遭遇，展开激战。吴家泰闻讯，集众用土枪刀矛，在淮河铁桥北岸拦截急切北窜的张勋军，并拉来土炮一门，向南岸清军阵中轰击。张勋不敢恋战，急速北遁。
此役后，吴家泰率众百余人，经淮上军副总司令袁家声批准收编，被任为淮上军连长。民国肇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吴被保送到南京陆军讲武堂受训，结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第七旅第二营任营副。
民国2年（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武力讨袁（世凯），委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吴家泰所部参加了讨袁战役。不久事败，吴逃避上海。之后，他受命潜回蚌埠吴郢乡，组建淮北革命军第二支队，任副司令，活动于蚌埠、凤阳之间。他联络党人，进行驱逐北洋军阀倪嗣冲的革命斗争。
同年冬，吴的行踪为凤阳清乡团侦知，在蚌埠二道街（今凤阳路）一家小旅馆中被捕。他被押至凤阳，以“乱党”罪名斩首，年方28岁。
陈懋森
陈懋森（1848～1914），字在田，生于安徽灵璧县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生活艰难，被迫随其兄背井离乡，过着乞讨的生活。后来，他们流浪到凤阳府长淮卫（今蚌埠市长淮卫镇），不幸其兄病死。此后，陈懋森先后当过佣工、小贩和店员，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加上借资，在长淮卫开办了一个小粮行，不久又兼营一个酒坊。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淮河泛滥成灾，农田荒废，河南、苏北、淮北等地尤为严重。众多穷苦农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四处流浪，靠行乞和挖野菜充饥度日。陈懋森便与长淮卫首富朱幼岑相商，请他领头号召富户捐款捐粮救济灾民，朱当即应允。孰料事后朱不仅不去动员富户救灾，而且自己也闭门不出，一毛不拔。陈懋森只好亲自串访富户人家，但多碰壁。义愤之余，他毅然典当房产，变卖田地，在长淮卫三门阁广场煮粥放赈，长达两个月之久，此义举传颂一时。
陈懋森倾家产救济灾民之事，为凤阳府道台冯梦华知晓，传令接见。冯也开放官仓，拨粮数百石，委其代官府放赈济民。从此，陈懋森成为当地著名的慈善乡绅，誉之为“大老”。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懋森呈文请求筑堤治淮，得到官衙许可，并委任他总管长淮卫一带沿淮筑堤事务。一些地主想减少承担筑堤土方，便暗地贿赂，求他方便行事，被陈一一拒绝。后遭到以马举人为首的联名诬告，陈坦然走上公堂对簿，严词驳斥，使马举人受到官方训斥。筑堤中，一度值淮水暴涨，险情迭出。遇决口，陈常带头跳入水中，与他人结成人墙，以利施工。不久长淮堤成，凤阳府道台冯梦华亲书“望重淮喷”匾额相赠，表彰他有利乡梓的功德。
此时，各地学堂兴起，他慷慨解囊，并奔走各地募捐，聘请教习，在长淮卫文昌宫创办第一所小学堂，并出任校长。
民国3年（1914年）冬，陈懋森病危，唤二子于床前，告诫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你们要以济世为本，不可有辱我生前的举止行为，切记！”言毕，逝去。
倪嗣冲
倪嗣冲（1868～1924），本名毓桂，字丹忱，安徽阜阳人。他是皖系军阀中极有实力的人物。
他的父亲倪洪原为袁世凯嗣父袁保庆幕府，倪嗣冲随父就读时，得识袁世凯。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倪捐班授任山东省某知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2月，袁世凯奉旨署理山东巡抚，倪投帖拜见，不久即保其升任知府。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死，袁改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新任山东巡抚杨驷骧对倪知府冷淡，倪乃别择良图，赴天津仍投袁氏之门。时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经袁荐举，由徐上奏准倪署黑龙江省藩台。后倪因贪污受贿被参，交刑部定罪。倪唆使其胞侄倪道烺自认顶替罪过，并以巨金贿赂满族亲贵，终以革职了事。
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一片混乱，被迫启用在河南家乡“养病”的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倪见有机可乘，遂再一次投奔袁门，被委任武卫军右翼统领，并奏准特委倪任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倪旋即受袁密令，率军偷袭皖北一带淮上军，攻占颍州（今阜阳市），大肆屠杀。
清帝退位，南北停战议和。袁世凯僭窃民国大总统，特命倪为豫皖筹边使，拥兵盘踞阜阳一带，藉以牵制淮上军。
民国2年（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皖督职务，北洋军趁势南下，倪嗣冲也率兵攻占省会安庆。7月27日，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随后，倪军在安徽各地以“追剿淮上军”、“查办社团、帮会”之名，大肆捕杀，民众恨之入骨，称其为“倪屠户”。
不久，倪受袁世凯密令，将军队集结蚌埠一带，意在监视徐海的张勋，也可控制河南。一旦北方有事，马上可以凭借津浦铁路，迅速增援调动。倪为此在蚌埠建造都督府和练兵场，强征民田数十亩，并派差抓夫，民众苦不堪言。
民国3年6月30日，袁世凯授倪嗣冲为安武将军。倪将所部扩充为步兵八路，辖40个营，改武卫右军番号为安武军。倪所建造的都督府刚刚落成，便称之为将军行署，又称“将军府”。从此，倪嗣冲在蚌埠独霸安徽，成了以“祸皖”著名的地方军阀。
倪嗣冲独霸安徽期间，依靠地主豪绅残酷压榨民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之多不下30余种，滥发的毫无基金的纸币及公债券也不计其数。他把搜刮来的大批钱财存入天津日本银行，供倪氏家族过着奢靡腐朽的生活。是时，蚌埠商贸日盛，并以盐粮交易为大宗。倪见盐业有利可图，遂变更淮盐“引岸”，将原设宿县的皖北盐务局移入蚌埠，并成立阜安盐栈，规定原从江苏板浦运销于皖北之食盐，全集中于蚌埠，强权垄断。同时，倪将凤阳关（税关）也移至蚌埠，以控制税收。
民国3年底，倪嗣冲派人去上海购回一台48千瓦蒸汽发电机，安装在“将军府”内，翌年开始发电，供府内照明使用。蚌埠开始出现电灯。
民国4年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9月，倪为向袁表示“忠心”，在蚌埠假借安徽“公民”的名义呈具请愿书，谓：“今日之政体，非君主立宪，不足定国是，安人心。”11月3日，他召集安徽国民代表409人，在“将军府”开会，联名发出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电报。他的忠心博得袁的欢心，“登极”之时，论功行赏，特加封倪为一等公爵。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领导护国军讨袁，袁决心以武力镇压。倪自告奋勇，派其弟皖北镇守使倪毓率安武军15个营入湘。
民国5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7月6日，任命张勋为安徽督军，倪嗣冲为安徽省长。倪很不高兴，一再请辞省长一职。不久，黎元洪与控制北京政府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日深，发生“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倪依附于段。翌年5月，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职后，倪很快通电宣告安徽独立，向黎示威。接着，又下令截断津浦铁路，并宣布任命倪毓为安武军北伐总司令，要求“严惩奸谀，解散国会，另组议宪机关，起用老成硕望总理阁员，除帝制嫌疑各人罪名。”黎元洪束手无策，遂同意调张勋来京调解。未料张入京后，竟导演了一幕“大清帝国”复辟的丑剧。在此之前，张勋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复辟，倪亲自参加，对张的阴谋活动，早有默契。然而，段祺瑞突然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倪见风转舵，投靠段祺瑞，担任了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倪嗣冲借这次政治投机，不仅重新获得了安徽督军兼省长的职位，而且趁机吞并了张勋的定武军，成为皖系军阀极有实力的首领。民国6年9月8日，倪又兼长江巡阅使职。
民国7年，倪嗣冲重病在身。为延缓寿命，倪与其妻做五十双寿。做寿前，倪广收寿礼，其种类之多，价值之高，花样之奇，皆骇人听闻。民国9年，倪为其妻宁氏做寿，请来北京一批京剧名角，为其唱“堂会”，其奢侈豪华，无以伦比。民国10年，倪通过其侄倪道烺强购民田，为自己建造“生祠”。种种声色犬马之举，激起安徽民众义愤。
民国9年7月，直皖大战爆发，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通电下野，倪嗣冲随即赴北戴河“养病”。9月16日，由直系操纵的北京政府免去倪嗣冲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职务。民国13年8月9日，倪嗣冲病死于天津。
马祥斌
马祥斌（？～1927），字文伯，安徽灵璧人。幼年就读于私塾，稍长入凤阳府经世公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他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在安庆）。是年7月6日，革命党人、学堂会办徐锡麟率众起义，枪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殉难。巡警学堂受株连解散，马祥斌返归家乡。
那时，在宿县一带土匪蜂起，打家劫舍，日益猖狂。当地官府鉴于马祥斌有一定的军警知识，便委其任乡团团总，不久又升任宿州警务所所长。他带领警队打击匪盗，一举歼灭以绰号“蹩螺嘴”为头子的一伙匪帮。
民国2年（1913年）底，倪嗣冲督皖，马祥斌所属警队作为地方武装被收编，马被任武卫右军右路第三营后哨哨官，翌年又升为倪嗣冲安武军第三路第四营管带，继升任团长。
不久，蚌埠市面繁荣起来，在蚌的倪嗣冲为安靖地方，于民国6年调任马祥斌为蚌埠警察专局局长。马上任后，亲自上街巡察，采取果断措施，惩治地痞流氓，枪决与匪徒勾结的侦缉队长郭华亭。
民国8年4月11日，蚌埠街市突发大火，“延烧商民一千余家，毙人50余名”。火灾后，马下令拓宽马路，修建新街道，并以“中华民国”四字，命名一批街道，如中兴街、华盛街、民安里、国安街等。从此，街市面貌一新。
20年代始，蚌埠一时成为军阀拉锯战的要冲之地。民国13年，军阀马联甲任命他为补充团的团长。民国15年，北伐军挥戈北上，节节胜利。时任军阀陈调元部第二混成旅旅长的马祥斌，深感军阀的腐败和前程的没落，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遂密遣代表与北伐军联络，于翌年春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委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的职务。马部进驻合肥、六安一线，随即通电宣布起义，参加北伐。民国16年4月，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驱兵南下，亲自指挥围攻合肥。马祥斌不畏强敌，率部死守抵抗，激战22天，终于在北伐军的配合下挫败张宗昌的进攻。由于合肥保卫战有功，马祥斌被升任暂编第十一军军长。
此战后，张宗昌悬赏20万银元，捉拿马祥斌。同年农历七月七日深夜，马祥斌在亳县被归附的部将袁家骥、张敬尧派兵劫持，押送济南，向张宗昌邀功。11月6日，张宗昌下令将马祥斌秘密杀害。
民国20年，马祥斌遗骨运至蚌埠，葬于小南山麓，并立铜像以为纪念①。
注释：①解放后，马墓移葬蚌埠燕山。
陈履真
陈履真（1907～1932），安徽萧县人。他原名陈凤乔，参加革命后，改名陈履真，又名陈理真。表示他要为追求真理、实践真理而奋斗一生。
陈履真幼年时代在萧县家乡读书，成年后赴徐州考进第七师范学校。时值徐州工农群众运动在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出现了高涨的形势，特别是学界高昂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情绪，鼓舞着陈履真。他毅然走出校门，跟随教师刘安民（共产党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民国17年（1928年），陈履真由刘安民、秦雅芬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任萧县县委青年部长。
民国18年初，国民党在萧县加紧清党，陈履真被迫出走。先是考入上海大陆大学，但时间不长又转入华南大学就读。是年秋，他遵照党的指示，去中央党训班（上海）学习。这时，秦雅芬也在党训班学习，二人感情相投，经组织同意，遂在学习班结婚。
陈履真在中央党训班学习一个多月后，即奉命偕同妻子秦雅芬一道返归徐州，并与中共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江苏省委巡视员陈资平等人重建徐海蚌特委。特委机关成立后，陈资平任书记①，陈履真任宣传部长。当时，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徐海蚌特委连续发出通知，要求“从县委到支部一律改组为行动委员会”，“加紧布置徐海蚌武装暴动”。于是，津浦、陇海两路举行总同盟罢工，在城市内举行“飞行集会”；在泗阳、宿迁、邳县、濉溪等地农村中，举行农民武装暴动，以图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与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民国19年7月，徐海蚌特委机关遭敌人破坏，“总行委”组织的暴动失败，许多同志惨遭捕杀。
民国19年秋，根据中共江南省委的决定，将原徐海蚌特委分为徐州、海州和长淮三个特委。长淮特委机关设在蚌埠，陈履真任特委书记。随后，陈在蚌埠发展党团组织，建立了中共蚌埠铁路工作委员会，他兼任书记。此期，他还在蚌埠领导码头工人、黄包车工人以及毛巾厂、卷烟厂的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他注意总结前一时期执行“立三路线”的教训，将斗争形式由公开激进转为秘密隐蔽。
民国20年6月，陈履真奉调上海，任沪东区委书记。民国21年夏，党组织决定派陈履真、秦雅芬夫妇去苏联学习。是年10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陈履真在徐州被捕，随即被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敌人严刑逼供，叛徒利诱勾引，他始终坚定不移。11月的一天凌晨，敌人将他押至雨花台刑场，在临刑之前，敌人问他：“如果现在放你出去，你将做什么？”他严正地回答说：“干共产党！”其威武不屈的神志，令敌人胆颤心惊。敌人举枪射击，他大声疾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随后，陈履真倒在血泊之中。
注：①陈资平，原名陈文华，又名陈治平、陈文政，江苏淮安县人。民国22年被捕后叛变，投降汤恩伯，被委任苏鲁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协助敌人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民国38年2月，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遂运动国民党军某部起义，以为反戈之举，但事泄，被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下令在上海枪毙。
朱务平
朱务平（1899～1932），原名焕明，字镜秋，化名朱大生、朱大春、冯心，安徽濉溪县（原属宿县）人。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宿县第二高等小学。民国12年（1923年），他负笈徐州，考入培心中学。这时，民主革命浪潮已波及到这所学校，校园内暗中传布着的《向导》等革命宣传品，深深影响着他。民国13年8月，朱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共党员。从此思想一新，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民国14年夏，他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徐州地委委员兼秘书，在临焕、东三铺、大店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霸抗捐斗争。民国17年8月，他以中共江南省委特派员身份来蚌工作，旋即兼任重建的蚌埠特支书记。同年12月，在中共徐海蚌特委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特委委员。民国18年6月，他任中共凤阳县委书记。民国19年，江南省委决定将徐海蚌特委分为徐州、海州和长淮三个特委，长淮特委机关设在蚌埠，朱务平任组织部长。民国20年6月，因特委书记陈履真调走，由朱务平继任。
朱务平继任长淮特委书记后，为宣传革命和揭露敌人的种种丑行，继续操办特委机关刊物《红旗报》。他不仅撰文，而且亲自参加刻印工作。这时，蚌埠工人群众由于不堪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多次发生自发的反抗斗争。为了组织领导工人斗争，朱务平深入到群众中去，建立识字班、互济会、拳术团、兄弟会等组织，把工人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了配合鄂豫皖边区红军根据地的斗争，朱务平派人潜入驻蚌国民党军队内部，并亲自掌握军运工作，吸收一批革命分子加入共产党，建立党支部，致使这支军队在“围剿”红军中，有两个连的部队哗变。
在朱务平的领导下，蚌埠的共产党组织不断壮大，从原有1个特别支部10名党员，到民国20年4月，发展到8个支部60名党员。民国21年8月，长淮全区有580名党员。
民国21年8月，原长淮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刘平叛变，致长淮特委机关遭到破坏。10月20日，朱务平被捕，随即被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时而酷刑拷打，时而送进“优待室”，以名利引诱，他都置之不理，绝不透露自己的身份。敌人带来叛徒指认，他怒目而视；敌人亮出证明材料，说：“只要你承认了，就好说，要不，就枪毙你！”朱务平将材料扔到地上，昂首矗立。
是年11月25日凌晨，细雨蒙蒙，朱务平同狱中其他26名共产党员，被押至雨花台惨遭杀害。
高揖三高揖三（1909～1946），原名高维让，生于蚌埠淮河北岸（今小蚌埠镇）后楼村一个地主家庭。
民国17年（1928年），高揖三在凤阳第五中学毕业，回乡任第一完小国文兼历史教员。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日运动高涨，他带领学生过淮河，到蚌埠街头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群众抵制日货。在学校里，他与崔竹生等组织“求生读书会”，与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的“现实社”建立联系，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他的进步活动为当局所不容，于民国25年被捕。后由其族兄高仲华、高蔚轩（蚌埠商会会长）出面具保获释。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高揖三面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愤然离别家庭，几经辗转奔赴延安，参加了“青训班”。结业后，参加第五战区的抗敌青年军团，又被分配到设在阜阳的“政工一队”。民国27年夏，由濮思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0年夏，高揖三由中共淮北区党委派遣返归家乡小蚌埠，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小蚌埠紧靠淮河码头，搬运工人和船民集聚，高揖三采取办夜校、拜把兄弟的方式，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并从中先后发展了几名党员。是年11月，小蚌埠党支部成立，高任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把在敌占区购置的布匹、药品、油墨、缝纫机等物品，通过封锁线，运到淮北抗日根据地。同年冬，新四军四师转移津浦路东后，高揖三的住地便成了新四军干部的落脚点。民国33年，高揖三遵照上级指示，把斗争活动转向市区，散发传单，搜集情报，打击驻蚌日伪军的势力。
不久，高揖三奉调去淮北地区党委城工部工作。
民国35年春，高揖三病逝于泗县。解放后，经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批准，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高驾云高驾云（1917～1946），蚌埠郊区吴小街乡人。幼时读私塾，后辍学在家放牛、种田。民国27年（1938年）2月蚌埠沦陷，他背井离乡外逃。是年冬，在定（远）凤（凤阳）边界山区参加新四军，并于民国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9年至34年，高驾云在淮宝独立团先后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在对日伪军作战中，身先士卒，屡建战功。抗战胜利后，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九纵八十一团，他任第一营营长。民国35年秋，他奉命率部袭击在淮泗县（今泗阳县）骚扰的地方还乡团。战斗打响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顽抗，致使部队多次发起冲锋而未能破敌。高驾云见状，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只身跃入前沿阵地观察，在摸清了地形和敌人的火力点后，迅即确定突破口，命令部队分进合击，三面包抄，一举摧毁了敌人的碉堡群。随后，高驾云率领部队向纵深追剿残敌，不幸被隐蔽在暗处的敌人击中，牺牲时年仅29岁。
1971年，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张漫萍
张漫萍（1910～1947），原名张复礼，参加革命后化名王若愚、张友文，河南省荥阳县城西五龙寨人。幼年读书、学拳击，其父对他要求甚严。民国16年（1927年）至20年，他在洛阳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到北平大学读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天桥散发传单时被捕，关入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被带上沉重的脚镣，投入水牢；当敌人以释放为诱饵逼他写悔过书时，他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无罪，无过可悔！”。民国23年，在狱中他参加了由薄一波领导的绝食斗争。狱中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张漫萍为支部成员之一。嗣后，民国25年9月，经组织营救，他与薄一波、杨献珍等61人一起出狱。
张漫萍出狱后，被组织分配在河南荥城开展党的工作。嗣后，民国26年10月担任开封市委书记，民国27年2月担任西华中心县委书记，5月任郑密荥工委书记，均积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民国28年秋，组织调张到新四军第四师，任第二总队第一营营长。之后，又调他到师司令部作战科任参谋，再转邳睢铜等地工作。民国31年，他任中共淮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至民国32年5月，任中共泗五灵凤县县委宣传部长。
民国33年，受中共淮北区党委领导的蚌埠工作委员会（淮河办事处）成立，张漫萍不久任副书记，后又接任书记，领导开展工委的工作。此时，抗日战争已临近胜利，工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为配合新四军夺取蚌埠作准备。同时，也派员潜入徐州、蚌埠的敌伪军中，做分化瓦解工作。由工委领导的一支武工队，经常在蚌埠外围开展武装斗争。
民国35年7月，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淮北根据地，根据地大部分人员转入洪泽湖地区坚持斗争。但张漫萍要求留在敌占区，多次在敌人严密控制下的蚌埠，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指导开展斗争。民国36年夏，张在蚌埠被捕，敌人将其押上火车解送徐州，途中他破窗跳下，身受创伤，在行至怀远县杨集时，被冒充成区队人员的大营乡土顽诱捕，旋即押解宿县湖沟严刑拷打，但张大义凛然。当夜，土顽将张勒死在湖沟集浍河南岸，又将其尸体装入麻袋，投入浍河。
王吉珍
王吉珍（1910～1949），山东荣城人，祖辈都是生活在荣城崂山镇斜口岛村的贫苦渔民。共产党解放了这个岛村后，渔民欢天喜地，从此摆脱了渔霸的欺压。王吉珍积极靠拢党组织，思想进步很快。民国30年（194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随华东支前司令部南下，并担任解放军铁道兵团第三支队潜水队队长。
民国37年，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翌年1月16日，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指令第四厅组织爆破队，运来炸药20吨，在驻蚌守军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的配合下，将淮河铁桥炸毁。
随后，解放军南下大军因铁桥被炸运动滞缓。为解决这一问题，解放军铁道兵团第三支队奉命赶到现场。3月，先抢搭浮桥，王吉珍参加了搭桥工作。后决定在被炸毁的铁桥西侧修建一座木便桥，5月1日开始动工。是时，担任潜水队长的王吉珍，立即投入了冲洗河床、清理河底障碍物、用石头堆砌墩基等工作。
6月初，当潜水队下沉第七号沉箱时，突然狂风暴雨，连天不止，装满石头的木沉箱（10米长、5米宽、9米高）挣断缆绳，未沉到预定位置。为了把沉箱移至规定的位置，潜水员们必须潜入水下，将新换的钢丝缆绳拴牢沉箱四角，然后利用船上机械吊起移动。当时风浪很大，河水流速在每秒1.6米以上，潜水员们虽经几番搏斗，都未能将缆绳拴住。王吉珍眼见心急，跳入水中，经过3个小时的奋斗，终于将缆绳挂上一角；紧接着，奋斗2小时，又挂上一角。这时，王吉珍已连续作业5个多小时，领导决定换人下去，战友也劝他上来休息。他认为自己已经摸到了挂缆绳的经验，比换新手更能争取时间，要求继续作业，一气完成。于是，王吉珍再次潜入水下，当他接近沉箱准备挂上第三条缆绳时，突然被一股急流冲翻了身，头部撞进沉箱木格中，潜水帽被挂掉，壮烈牺牲。
潜水员们化悲痛为力量，连续奋战，终于把沉箱在桥墩的位置上稳固好。7月1日，淮河木便桥建成通车。
为表彰王吉珍和其他5位在建桥中牺牲人员的英勇献身精神，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三支队特在桥头立碑，为后人纪念。
倪道烺
倪道烺（1879～1951）,字炳文，生于安徽颍州（今阜阳）倪家寨。父倪毓藻痴呆，故倪道烺幼时从祖命随二叔倪毓桂（即倪嗣冲）读书。
倪嗣冲中秀才后，捐班赴山东任知县、知府，后又调任黑龙江藩台，倪道烺始终随侍在侧。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倪嗣冲因贪污被革职，倪道烺疏通关系，赴营口任盐务委员。清宣统二年（1910年），调任关内盐务委员。
辛亥革命后不久，倪嗣冲攫取皖权，任安徽都督（后改任督军），指派他的侄子倪道烺在蚌任皖北盐务局督办。倪嗣冲凭借权势，强占烈山煤矿，在蚌埠顺河街组建普益烈山煤矿公司，委任倪道烺为总经理。民国7年（1918年），他倚仗乃叔之力，出任凤阳关监督。当时，倪嗣冲正在扩军备战，倪道烺为了提供军费，不顾民众困苦加以重利盘剥，尤在盐斤上肆意加价。对此，民间怨声四起，倪道烺竟出来发表谈话，毫不掩饰地说：“养兵就要有兵饷，盐斤加价就是为了多养些兵，这是对地方有利的措施！”从此，倪嗣冲对他更是信任日笃，恩宠有加，在自己病重期间，把督军公署一切公文核批、人事任免等，都交由他的儿子倪幼丹和侄子倪道烺决定处理。倪道烺一跃而成为安徽省军政界中的实力人物。
民国10年，他擅自挪用教育经费，为他的叔父倪嗣冲在蚌营造生祠（即倪公祠），遭到学生集会抗议。6月2日，省会安庆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向正在安庆开会的倪道烺等当权者声讨。倪恼羞成怒，唆使军阀马联甲派兵镇压，当场打死学生姜高琦。社会舆论大哗，强烈要求惩凶。倪不得已乃避居天津。
倪道烺是一个唯利是图、见风转舵的政客。乃叔倪嗣冲于民国13年病死后，他转而追随直系。当曹锟贿选总统时，迅即伙同在蚌的唐少侯，将搜刮来的数十万银元，送到北京，助曹贿选。但曹很快下台，他又积极攀附临时执政段祺瑞，被任为安徽特派员。
倪衔命得意返蚌，在安徽各地招集乃叔倪嗣冲旧部僚属，吃酒玩牌，纵谈阔论，大有“主皖者舍我其谁”的气势。然而，更为接近段祺瑞的安福系首领王揖唐捷足先登，于民国13年11月，为执政府明令发表为安徽省省长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倪一气之下星夜兼程赴京活动，想变更执政府的任命。王揖唐闻讯后，采取果断措施，以倪曾伙同马联甲派兵杀害学生为由，向法院提起公诉。倪在京尚未展开活动，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章士钊即以“倪道烺教唆杀人案”将其拘押。不得已，倪只好花费重金，贿赂打点，才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
倪忍气吞声返回蚌埠后，暗地里串通安武军旧部以及皖事改革促成会、安徽青年自治会等民间团体，并以他们的名义，向全国通电，“历数王揖唐的五大罪状”，呼吁“安徽三千万父老兄弟共驱此洪宪帝孽，安福罪魁，民国蟊贼”，终于将王揖唐排挤出皖。
正当倪再一次迷幻着主皖的美梦时，民国14年6月18日，段祺瑞又下令特任吴炳湘为安徽省长兼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倪决心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于7月9日借安徽百名军官的名义，发出所谓“拥倪道烺为皖军总司令，拒吴炳湘到任”的联名通电，想以武力阻吴来皖。未料到，吴炳湘密请奉军张宗昌保护，特派一旅军队护送至蚌宣誓就职，并以快速动作，逮捕了皖军宪兵司令程香圃等人。8月5日，段祺瑞下令，调倪为长芦盐运使。倪攀附段祺瑞欲夺主皖大权的妄想，终于成为泡影，他悻悻地离蚌去津。
民国16年初，张宗昌被任命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调集10万人马，向沪宁进袭。倪不甘居闲，亲自去徐州晋见张宗昌，表示愿为其效力，张当即委倪为直鲁联军预备军军长。但为时不久，民国17年5月，北伐军迅猛向北推进，直鲁联军屡遭挫败，溃退四散，倪狼狈逃回天津作了寓公。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奋起抗战。这时，隐居十年之久的倪道烺突然破门而出，经王揖唐、梁鸿志等人周旋，于民国27年7月12日，被委任为伪安徽省维新政府省长，伪省府设在蚌埠。
民国28年7月10日，倪伙同唐少侯、傅君实等39名安徽地方汉奸头目，以所谓“全省民众代表”的名义，通电拥护汪精卫。翌年3月30日，汉奸汪精卫“还都”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倪继任伪安徽省政府主席。倪道烺在安徽沦陷区，不遗余力地为日军的侵略政策服务，干出一系列罪恶勾当。他在蚌埠等地遍设特工队，配合日本宪兵队屠杀抗日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抓捕大批劳苦民众，为日军服劳役；开发安徽矿藏，运出大批物资，以助长日本侵略的军事力量。他秉承日本人旨意，在蚌埠等地开办“慰安所”，供日本兵发泄兽欲；他还开办“宏济善堂”，公开贩卖鸦片、吗啡等毒品，乘机大发“毒”财，在蚌埠过着奢靡腐朽的生活。
民国30年12月18日，倪调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离蚌赴宁。
抗战胜利后，倪被捕，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民国38年南京解放前夕，被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1951年5月，蚌埠市军管会将倪押解回蚌，在公审后依法判处其死刑，于6月14日执行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唐少侯
唐少侯（1881～1951），原名家骥，生于河南淮阳一商人家庭。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经人介绍赴南京粮道当差，不久捐班赴江西候补知州。清末，唐回周口经营钱庄。
武昌起义爆发，河南布政使倪嗣冲奉命率清兵从豫东偷袭皖北淮上军，同时命其弟倪毓留守豫东周口一带招兵买马，以备接应。倪毓嗜烟赌，每有亏空，不时得到唐少侯的资助，由此二人结识，日益亲密。
倪嗣冲攫取皖权后，任其弟倪毓为皖北镇守使，驻节于蚌。唐少侯至蚌攀附倪氏，被委任粮饷营务处总办。从此，唐少侯成了倪嗣冲在安徽搜刮民财的帮凶。
在倪嗣冲独霸安徽期间，唐历任造币厂长、烈山煤矿总收执、凤阳关蚌埠分关总办、塘工总办等职。他帮助倪残酷地压榨民众，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在征收田赋时，他为倪氏出谋献策，将原规定每地丁银一两，改征银币1元5角。如此，倪氏每年仅在田赋一项上就多收入60万银元，其它军事特捐、杂税、厘金的征收更难以计数。民国4年（1915年）7月14日，他伙同王郅隆一起，为倪嗣冲筹措扩军经费，竟不顾民众死活，硬性规定：“自本日起，于盐课商本改银为洋，比较现时洋厘每石盐价加6角，每斤约加10文。”唐少侯为倪氏捞取大量钱财，从而倍受赏识。民国8年，他被委任为安徽省财政厅长。
民国9年爆发直皖大战，结果皖系失败，倪嗣冲下台，唐少侯避居天津，后转赴上海，当了寓公。
民国15年，陈调元任安徽军总司令，进驻蚌埠。唐少侯不甘寂寞，返蚌投靠陈氏，充任安徽省军政委员会财政处长、烈山煤矿经理。
北洋军阀政府倒台后，唐少侯仍赴沪闲居。
民国27年蚌埠沦陷，唐少侯急不可待，迅速赶回蚌埠，与曾留学日本的傅君实勾结，组织“难民复业指挥所”，为日军侵略效“维持地方”之力。随后，倪道烺在日本侵略军的剌刀指挥下，就任伪安徽省维新政府省长，唐出任伪财政厅长，在经济上帮助日军对沦陷区人民敲骨吸髓，大肆掠夺。民国29年9月，伪省政府财政厅长易人，唐回上海闲居。民国34年7月，他出任伪国民党安徽省委监察委员。
唐少侯凭借军阀和日军的势力，大量捞取钱财。在蚌埠，他拥有安民银行、清蓬阁浴池、永济典当等10多家商铺，建过豪华的“逸园”、“棠园”，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唐少侯被捕押。解放后，受其祸害的安徽人民纷纷向人民政府上书控诉。1951年5月，蚌埠市军管会根据人民的请求，将唐少侯从上海押解回蚌公审，依法判决其死刑，于6月14日执行枪决。
沈席儒
沈席儒（？～1951），安徽怀远县仁和集人（今属市郊秦集乡）。成年后嗜赌，投凤阳青帮，从此依仗帮会势力，更加放肆，常纠合一批地痞流氓，招摇撞骗，欺良凌弱，为非作歹，过着流氓生活。
抗战爆发后，沈席儒利用帮会势力，收集一部分兵痞及武器弹药，干起抢劫绑票、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
民国27年（1938年）夏，沈席儒匪部为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收编，委沈为第八支队副支队长。但沈打着抗日的旗号，乘机扩充兵力，发展到一千余人。
沈部人多势大，引起驻蚌日军的注意。民国28年11月，日军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引沈率部投降，被授以淮南清乡司令之职。但不久，这支伪军被整编为蚌埠绥靖区第一支队，沈任司令，归伪国民政府绥靖总部指挥。为控制这支伪军，日军特派军官斋藤齐任指导官，加强训练。
民国30年初，汪伪军进行整编，将滁县一支伪军独立营划归沈部，合编为伪第一方面军第六师，沈任师长。整编后，沈部奉调赴苏北江阴一带参加清乡，配合日本侵略军袭击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凶悍残忍地进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沈席儒利用伪职之权，在蚌埠私运鸦片，大开赌场、妓院，搜刮民财。为了攫取暴利，他勾结汪伪安徽省党部主委张拱辰，在蚌埠成立贸易公司，藉以贩卖沦陷区与国统区两地货物，从中大发国难财。他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南京、蚌埠、凤阳、怀远等地购置大量房地产，开办商号、钱庄，过着挥霍无度的糜烂生活。
抗战胜利前夕，沈见日军已临崩溃，即暗地派人与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联系，表示愿“反正抗日”。抗战胜利后，李将沈部伪军收编为暂编第三十二师，旋又下令将该师遣散，改编为各县保安团。沈的兵权被瓦解，遂悄然到上海闲居。
不久，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沈席儒妄想东山再起，重握兵权，即赴南京向国防部呈文，表示愿返归淮北召集旧部，募兵反共。于是得到一纸空头司令的委任状及一笔招兵经费。但时至民国37年，沈也未能招到一兵一卒，而募兵经费却花销净尽，国防部乃下令通缉，将其逮捕入狱。
1951年4月，蚌埠市军管会根据人民的要求，将沈押解回蚌。经审讯，依法判处其死刑，于4月29日执行枪决。
王仲章
王仲章（1885～1956），祖籍江苏省江宁县，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白山镇。祖父在镇上经营王恒昌中药铺。祖父病逝后由父亲承接经营，但不久父亲也病故，中药铺破产倒闭。自幼在家中受过中药知识熏陶的王仲章，22岁那一年，经姑父介绍到南京德泰永药店，在后场充任秤货发货工。因工作勤奋，待客周到，深受老板欢心，遂改办批发管帐。
王在外地采货讨帐时，看中了新开埠的蚌埠市场，遂于民国20年（1931年）春，将多年积下的一笔钱，在二马路（今凤阳路）上开办一家中药铺，沿用祖业“王恒昌”的招牌，派继子王兴宁主事。民国21年，王仲章辞去南京职务，到蚌埠亲自主持药号业务。王仲章对药材的加工要求十分严格。他规定饮片要用小刀片切，须不翘不碎，厚薄匀称，平整美观；炒材须呈生黄色，不老不嫩，药香扑鼻。他还规定：一味药一包，上书药名、功效及发药人签章，才可售出。为方便顾客，药店代客煎药和加工丸散膏丹，送药上门。王恒昌药店药材品种上千，在其他药店配不到的药在他这里一般都有。所售药材讲究质量，价格适中，日夜配方，服务周到，从而增强了他的竞争能力，营业额日上。此外，他还热心一些社会事业，如免费义诊、施药等，博取社会好评，故此被推选为蚌埠国药业公会主委、理事长。
蚌埠解放后，王仲章曾任市工商联执委和国药业主委等职务。1956年，王恒昌药号实行公私合营，王仲章任市国药商店第一副经理，是年冬病逝。
杜仲和
杜仲和（1900～1961），原名海同，曾用笔名凡若、冬心，安徽凤阳人，出生在书香门第。
杜仲和幼年读私塾，10岁以后随父读书。民国3年（1914年）秋，考入凤阳庆仁小学堂，民国6年考入花铺廊高等小学，毕业后入凤阳省立第四中学。在校时，他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思想深受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激于爱国义愤，他带领同学上街游行，查抄日货，在师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民国15年秋，他离开凤阳赴北京，考取了中国大学。在北京，他阅读到更多的书报杂志，眼界逐渐开阔。但由于家庭经济窘困，学费无着，只读了一学期便辍学返乡，在凤阳、盱眙、凤台一带从事教学工作，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民国16年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杜仲和在凤阳省立第四中学经陈梦醒、朱辛孟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参加各项党的活动，在学生中播扬革命道理，组织进步学生编演话剧。民国17年，由他编写的话剧《复城桥畔》在凤阳公演，对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复城桥枪杀群众的罪行，充分揭露，大张挞伐。翌年春他被捕，经党组织的营救，半年后被释放。
民国21年夏，中共长淮特委军委书记刘平叛变，特委机关（在蚌埠）遭到破坏，杜仲和被捕后自首。后来他对此痛心疾首，深感“自惭行秽”。脱党后，他埋头于书斋，“把精神寄托于诗词之中……特别沉醉于老子、庄子哲学，有时还念念佛经……”这时的杜仲和，萌发了“脱却青衫着袈裟”的念头，一度意志消沉。
民国23年，杜应聘到蚌埠江淮中学执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于民族义愤，他在《皖北时报》上发表《给战场上的友人》一文，激励“友人”为“民族复兴而战。”不久，蚌埠沦陷，他携全家辗转千里入川，在阆中、万县仍以教书为业。抗战胜利后，又返回蚌埠，继续在江淮中学任教。
民国38年1月蚌埠解放，他兴奋不已，大呼：“亮了！天真的亮了！”2月，杜出任江淮中学副校长。翌年，蚌埠市立第一中学成立，调杜仲和为校长。
1951年3月，杜被选为蚌埠市首届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6月，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会，任民盟蚌埠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并被选为第一届蚌埠市政协副主席。1958年，杜被划定为“右派”分子，降职降级，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1961年8月3日，杜仲和病逝，年61岁。
1979年4月，蚌埠市委对杜仲和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冤案，进行了平反昭雪。
李浓云
李浓云（1917～1965），曾名李连钢、李清和，河北省平山县人。因家贫，19岁外出打工，受尽雇主工头的剥削和欺凌。
民国27年（1938年）3月，李浓云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同年5月加入共产党。翌年，李调入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科任科员，从此，开始做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他先后任太行区第一专区公安督察员和临城、赞皇、元氏等县公安局长之职。民国35年，他赴皖西筹建地方政权，至民国38年初，任六安县公安局长。建国后1950年4月，任皖北检察署副科长。
1951年冬，李调任蚌埠市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于1954年任检察长。在工作中，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证据，反对粗暴审讯和搞逼供信，他说：“在犯人面前拍桌子摔东西，咆哮如雷，只能说明办案人员的无能。”为了查清一些重大案情，李浓云都亲自参加。如在审定“五反”案件中，他排除干扰，对一些“计算违法时间偏远”、“折算非法所得金额偏高”以及“有供无据”等问题，均作了纠正，使一些案犯心服口服，表示悔罪。
1956年6月，李被选为中共蚌埠市委委员，随后升任市政法部部长。在主管全市政法工作期间，他更加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在审查重大案件中坚持以事实为准绳。对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即便是来自上级的，他也要据理力争，义无反顾。为此，引起少数有“左”倾思想人员的非议。1957年“反右”斗争中，以所谓“丧失立场”、“包庇放纵坏人”等罪名，将李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发配农场，劳动教养。
1962年，李浓云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安排在市监委任副书记。1965年，他身患重病，被送往上海医院手术，但终因病入膏肓，不治身亡，年48岁。
在弥留之际，李浓云叮嘱家属：死后不要向组织上提出任何个人要求，遗体送医院供解剖研究用；全家尽快从市委宿舍搬出，在居民区找旧房安置。这些，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麴兆芳
麴兆芳（1920～1968），出身在蚌埠一个贫民家庭，长大后靠在淮河摆渡为生。
民国34年（1945年）6月，麴在蚌埠参加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通过交朋友、吃盟酒、拜兄弟的方式，团结了许多苦大仇深的贫苦船工，并与他们经常在一起，痛诉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麴通过启发贫苦工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穷苦人就不可能有好日子过。麴在斗争中秘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至民国37年已有党员26人，组建了水上渡口党支部，麴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受康善贤总支的领导。支部成立前后，麴领导码头工人和船工曾举行过三次罢工斗争。
蚌埠解放前夕，驻蚌国民党第九十六军严令封锁淮河渡口，将几百艘大小船只用铁索扣留在南岸。这样，党组织所搜集的情报，就无法送到淮北解放军驻地。为此，麴兆芳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发动船工以“要吃饭、要活命”为由，明里与渡口守军交涉，暗中又给守军送去银元，终于打开了一处渡口的关卡，使党组织的情报及时送到北岸。国民党军队炸毁淮河铁桥后，又扬言要把南岸所有船只付之一炬。麴兆芳带领船工开展护船斗争，他们凿破船底，沉船入水，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
民国38年1月临近解放时，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一部占领淮河北岸小蚌埠区，向南岸市区进逼。因铁桥炸毁，一时受阻，麴兆芳紧急动员船工们日夜奋战，把沉船升起修复，运载解放军某部官兵向淮河南岸进发，并迅速占领了蚌埠。
解放后，麴兆芳历任华东海员工会蚌埠分区委员会副主席、总支书记、西市区副区长、淮河航运局工会主席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他惨遭迫害，于1968年8月离开人世。1979年6月8日，麴兆芳得以平反昭雪。
李佐臣
李佐臣（1901～1970），本名廷辅，出生在凤阳县长淮卫（今属蚌埠市郊）一个药商家庭。他的父亲不仅开办药铺，还兼顾行医。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少年时的李佐臣，渐能识药物，辨药味，鉴真伪。稍长，即随父正式习医，决心把行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闲暇之时，大量阅读中国古代医学名著。民国12年（1923年），他开始单独行医。
民国25年，凤阳一带疫疠流行，死亡者越来越多，一些乡镇一片凄凉。许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冒然进入疫区。李佐臣不顾危险，毅然而入，用中草药救活了不少病人，疫疠得到控制，被当地群众誉为“活神仙”。
民国36年，李佐臣移居蚌埠，在道德街（今延安路）挂牌行医。
解放后，李佐臣于1953年加入东市区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应市立第一人民医院的聘请，到该院创办蚌埠市第一个中医儿科。他对小儿疾病，诸如小儿麻疹、疳积、泄泻、百日咳、黄胆性肝炎等，有较丰富的诊治经验。对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运用娴熟。他说：“补勿滞邪，消不伤正，过用苦寒可化燥而损伤胃气，过于分利则耗津而伤液。”积数十年临床经验，他首创“吕祖一枝梅”、“鸽腹疗法”等验方，对小儿疳积、麻疹等病有药到病除的神效。各家西医院闻其盛名，经常约请他会诊一些小儿疑难重症。
李佐臣十分重视医德。蚌埠周围县区农村的群众，慕名前来为孩子求医者，每日门诊人数高达百人之多，他总是有求必应，精心诊治，常常为此而不能按时下班。即是下了班，在回家的路上，若是碰上抱来急诊的孩子，便又折回医院诊治，使孩子的家长为之感激涕零。
60年代后，李佐臣积劳成病，但仍坚持上班，为他人解除病痛。
1957年和1961年，李佐臣先后当选为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1970年9月，李佐臣因病逝世。
王子宜
王子宜（1889～1970），原名庭义，安徽寿县人。幼读私塾，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进入怀远县基督教会开办的含美学堂学习，毕业后经教会资助，考取南京金陵神学院。在这里，他受到了基督教的熏陶，认为中国所以衰弱，是因为道德“退化”，只有皈依基督，才能修养人格，富强国家。
辛亥革命爆发，神学院一度停办，为生活计，他经人介绍去淮南中学教书。
民国18年（1929年），蚌埠私立江淮中学创办，王子宜应聘在该校先后担任国文、历史教员。民国24年后，他任教务主任、校长。在学校，他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一次在饭厅里发现餐桌上有不少被学生撕下的馒头皮，他便用碗收集起来，在第二天朝会上，端着盛有馒头皮的碗，高声朗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接着，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把一碗馒头皮吃掉。吃完之后，又用戒尺打自己的手心，一边打一边说：“是我王子宜教育不好，该打！”
抗战开始后，他率领一批学生奔向大后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8年，在江津的国立第九中学任教。后来因家庭生计一度离开教育界，去成都第二十一兵工厂所属一个合作社任经理，并参加了国民党，担任区分部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蚌埠，筹办恢复江淮中学，仍担任校长。
1958年，王子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由街道管制。为生活计，他在邮电局门口设摊为人代笔书写信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信摊被砸，他便沦落街头，肩背竹筐，上书：“敬惜纸张”，以拾废纸为生。在逆境中，王子宜仍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写信勉励在大学读书的儿子，要努力成才，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1970年，王子宜病逝。至1979年，他得以平反昭雪，撤销原划为“右派”分子及其处分的决定，撤销管制的判决，并按有关规定对其家属予以抚恤。
王子宜生前遗稿有《辛亥淮上军起义》、《淮河流域民间风俗》等，分别存省政协和市档案馆。
李虎臣
李虎臣（1925～1971），原名中寅，祖籍安徽怀远县，出生在蚌埠。幼年时双亲即逝，乃随其姐李中兰生活。李虎臣在蔚成中学读书时期，常去由京剧票友组织的“奎社”，深受影响，并从此喜爱上京剧，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名京剧票友。
解放前，来蚌埠献艺的京剧演员接连不断，其中有一些名角，如小杨月楼、李多奎、张翼鹏、奚啸伯、李宗义、顾正秋、高盛麟等。李虎臣从不放过学习的机会，向他们虚心求教，后来拜李继来（小三麻子）为师。他根据自己的嗓音和表演趋向，改学“骐派”唱腔，并于民国35年（1946年）专程去上海拜见周信芳，经施教指点，受益很大。这时，他已是蚌埠地区颇有名气的京剧票友了。
解放后，他曾一度协助其姐经营公正饭店，但不久便弃商从艺。此后，李虎臣在艺术实践中，戏路愈走愈宽，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刚毅清廉的古代官吏形象。在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参加义务演出，为蚌埠市文艺界捐献“鲁迅号”飞机不遗余力。他还将自己过去多年购置的戏衣行头，全部无偿地奉献给京剧团。1957年，他正式进入市京剧团，成为一名老生演员。同年，他自编、自导、自演连台本戏《济公传》，在社会上获得很大的反响。接着，在《三国志》（全本）中，他又扮演了鲁肃、孔明和关羽三个角色，受到观众的好评，充分表现了他的京剧艺术才华。
1953年6月，李虎臣被选为蚌埠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连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李虎臣被打成“黑帮”人物，隔离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于1971年12月10日含恨而死。
杨树诚
杨树诚（1885～1973），河北省盐山县人，出生在贫农家庭。幼年时，父亲出关外谋生，不久母亲病死，他沦为乞丐。稍长，即靠打短工糊口。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树诚16岁时，经村人介绍到河南焦作煤矿英国人所办福公司当徒工。在那里，他先后当过木工、钳工、铆工、铸工、锻工和起重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荒野的工地上，他偶然拾得一小盒探矿用的钻石，交还给英国总矿师。由此，他备受英人赞赏，遂命其随侍身边，教授钻探技能。日久，他学得一手地质勘探的技术，成为华北一带知名的煤矿钻探工程承包商。
民国9年（1920年），他将历年积累的资本在徐州筹建宝兴铁工厂和勘探钻务处，分别从事机械修理和承包钻探工程。徐州交通便利，是苏北、鲁西、豫东的小麦集散地，杨树诚见猎心喜，为寻求更大利润，于民国10年底筹建徐州宝兴面粉厂，是为杨氏独资办实业的新起点。
杨树诚经营面粉业，获得丰厚利润，至民国17年，集资本60万银元，来蚌埠兴建宝兴第二面粉厂，于民国19年投产。工厂很快垄断了皖北一带的小麦，所出产价廉物美的宝兴“洋面”充斥市场，当地许多传统的手工磨坊即被取代。由于杨树诚在厂内采用新设备、新技术，并采取增开夜班、对工人延长工时、严格惩罚制度等手段，盈利不断上升。到民国23年，仅蚌埠面粉厂所获纯利即达200余万银元，超出原始资本三倍多。因此，杨树诚成了淮海一带著名的面粉业资本家。
在工厂管理上，杨选拔少数他认为“忠诚”的工人当工头、领班和各部总管，对众多苦工则予剥削压榨；与此同时，他不惜用巨款贿赂当地军政要员，甚至与一些高级将领结拜成异姓兄弟，以求得他们的保护。
民国22年起，杨树诚欲在蚌埠筹建植物油厂，翌年聘请德国专家罗德科夫主其事。民国26年上半年，工厂筹建大半，随之抗战爆发，植物油厂的筹建工作停止。
民国27年2月2日，日军侵占蚌埠，杨树诚在天主教堂内避难一年多。同时，他所经营的宝兴面粉厂，为日军占领，其制粉楼改设为炮兵观察所。6日，工厂制粉楼和其它设施为抗战的中国空军炸毁。民国30年，杨树诚组织人力将部分厂房修复，陆续开工生产。
民国33年4月，伪政权大搞所谓“捐款献机”运动，杨树诚在胁迫下，捐款50万元中储券。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树诚大部分时间辗转于郑州、北平、上海，徐、蚌面粉厂交给其长子杨春曦主管，其侄杨鹤轩襄助。战后，蚌埠厂资金匮乏，生产不振，营业萎缩。在此情况下，以李品仙为后台的安徽地方银行总经理张岳灵愿意“合作”，帮助“复兴”企业。于是桂系官僚资本乘机侵入，双方议定成立“大淮股份有限公司”。但至民国36年底，张岳灵使用巧取豪夺手段，将公司流动资金逐步抽去，大淮公司遂解体。
蚌埠解放后，宝兴面粉厂被市军管会代管，杨树诚也因“沦陷时期捐款献机，抗战胜利后与桂系官僚资本合营大淮公司”，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同时将他的工厂资产收归国有。
1952年，安徽省工业厅根据他具有地质勘探的专长，特聘他为工程师，在淮北一带探察煤矿。1961年，他退职定居上海。
1966年5月20日，回归祖国的前国民党总统府代总统李宗仁曾赴上海探望杨树诚。1973年12月31日，杨树诚病逝于上海。
冯传彬
冯传彬（1931～1973），江苏邗江人，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其父早年去世，13岁时随母来到蚌埠，在二马路（今凤阳路）一乐新理发店当学徒。学艺时，他勤看、勤问、勤练，较快掌握熟练的理发技术。同时，还学会为女子理发、烫发，此技在当时难能可贵。
建国后，冯传彬理发技术提高更快，在蚌埠理发业中颇有声誉。1956年起，他被分配到规模较大的淮上理发厅工作。他曾总结和创造出“三具合一”的理发操作法，即将电推与大、小木梳配合使用，可使头发一次轧剪成功，不仅提高工效，还可避免接茬不均，至今在蚌埠理发行业中仍然沿用。
60年代初，因其理发技艺高超，被当时城市服务局所办的理发中等技术学校聘为教师。在培训工作中，他呕心沥血，对学员严格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边讲边示范，使学员进步很快。经他培训的4批学员，有近百人，大部分成为理发高手。1973年，冯传彬病逝。
李成茂
李成茂（1900～1974），山东韩庄人，幼年丧母，父亲在粮行帮工，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
民国3年（1914年），他经亲友介绍到滕县一家饭店学徒。学艺期间，他勤学苦练，刻意钻研，终于学到一手烹饪鲁菜的本领。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成茂流落徐州。民国27年冬，他到蚌埠，在二马路（今凤阳路）先开小饭铺，以卖天津水饺和卤菜为生。由于他手艺好，在地方商绅马立斋、王涤川、蒋春山等人的鼓动和资助下，盘进了东兴楼菜馆，改名天津同源茂饭庄。
那时，蚌埠已经沦陷，并成为伪省政府所在地，市面上饭庄菜馆比比皆是。为了竞争，李成茂不惜用重金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聘请名厨师，如京津名厨韩林，川菜名厨刁金生、刘国浩、李荣英，北京烤鸭高手刘长发，扬州面点名厨孙霞山，以及擅长烹饪西餐的仲济山，一时同源茂饭庄人才济济。
饭庄除每日选购时鲜菜蔬外，缸里还喂养着活鱼，以备顾客亲自挑选。饭庄经营的各式菜肴选料精、加工细、火候足，讲究原汁原味；其油爆肚头、扒蹄膀、扒海参、扒鱼翅、扒鸡腿、抓炒里脊、抓炒腰花、抓炒虾仁、抓炒鱼片及烤鸭等，均有名气。
饭庄除散座外，还设有大小不一的单间雅座，悬挂匾、联、书、画，以幽取胜。李成茂办饭庄，除讲究菜肴质量和餐具雅致外，还热情待客，维护信誉。每日开门，他或站在店门口招呼客人，或不时给客人敬菜。故此，饭庄每日顾客盈门，生意兴隆，俨然成为蚌埠市首屈一指的大饭店。办理宴席，至少要在三天前订座。民国30年夏，他又在楼下一隅兼营冷饮业务，自制冰淇淋，生意特好，是蚌埠经营此种业务的第一家。
1956年，同源茂饭庄实行公私合营，李成茂任私方主任。翌年，调任国营淮河餐厅门市部主任兼厨师。1974年12月，李成茂病逝。
包甘德
包甘德（1909～1979），出生在上海一个贫民家庭里。父亲是个花木工人，为了能让包甘德读书上学，全家人节衣缩食，故此，青少年时代的包甘德不敢怠学，读书十分勤奋。民国19年（1930年），他由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先后在青岛工务局、威海卫管理公署、上海昌时建筑事务所从事技术工作。民国31年，他受聘到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就任上海工务局沟渠工程科科长。
解放后，蚌埠市工业蓬勃发展，包甘德于1950年3月来蚌参加建设，筹建市建筑公司，并承担全市建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管理工作。
是年汛期，恰逢暴雨成灾，淮河泛滥，包甘德投入抗洪抢险斗争。一次，国庆街北头一段堤防出现漏洞，河水倒灌入市，堤外水势出现逆流漩涡，如不及时抢修，后果严重。包甘德见状，急忙潜入水中探查，然后带领民工用麻袋装粘土，集中洞穴方位分层下投，终于堵住洞口，防止了一场决堤的危险。
1952年，包甘德负责筹建自来水厂的工程总设计和施工。他通过深入调查，周密计划，终于在1954年元旦使水厂投产，解决了市民几十年来吃水靠车拉人挑的困难。
包甘德自1950年任建筑公司总工程师以来，先后指导建造了第三人民医院、百货大楼、邮电大楼、肉类联合加工厂、纺织厂等20多处工程，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在他的指导下，蚌埠市成功地推广运用了双曲拱顶、砂基础、预应力屋架、大型预制板制作等一批新技术。
包甘德对工作一丝不苟，严格把住设计和工程质量关，绝不允许有丝毫差错。为此，他经常深入到施工工地检查。一次，他发现营市街小学教学楼工程，在浇筑混凝土大料时，有蜂窝麻面，有人提出修补一下就是了，否则损失太大。他认为这有可能成为工程事故的隐患，坚决要求砸掉重新浇筑。对在工作上不负责任、出了事故的人，他毫不留情进行严肃批评；对瞎指挥的人，他敢于抵制。他说：“瞎吹乱干，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是对党对人民建设事业的一种犯罪行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包甘德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进行批斗、游街，致使身心健康受到损伤。1979年2月21日，他在上海病逝。
徐邦宁
徐邦宁（1900～1980），原名徐永，曾用名徐治平，蚌埠郊区小蚌埠人。
民国30年（1941年），中共党员高揖三奉命潜回小蚌埠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常向他介绍共产党解放区的情况，讲述“穷人要翻身，就要闹革命”的道理。在高的影响下，徐邦宁从一个朴实的农民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民国32年，日本侵略军更加疯狂，在蚌埠大搞什么“空袭演习”、“灯火管制”，推行所谓“国民劳动服役”、“民众献机运动”，闹得全市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就在这险恶的形势下，徐邦宁自民国33年起，接受高揖三的派遣，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来往于蚌埠与泗五灵凤县委之间，传递情报，运送物资。
民国35年7月，徐经中共蚌埠工委副书记张漫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国民党军队向淮北根据地进攻，中共蚌埠工委奉命北撤，徐作为秘密交通员留下，在舞台街以卷制手工香烟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活动。此期，他为一些党内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掩护一些革命干部的过往。民国37年冬，他担任党总支委员（总支书记康善贤）。蚌埠解放后，徐先后任市农会主任、手工业联社副主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等职。1980年3月12日，徐邦宁病逝。
胡惕非
胡惕非（1903～1980），安徽凤台县人。他原名胡献麟，行医后，改名胡惕非。
胡惕非原在凤阳执教。30年代初，其妻多病，遂立志学医，用心攻读医书，于民国22年（1933年）正式开业行医。
民国36年冬，胡惕非来蚌埠，在大马路（今淮河路）三元堂药店坐堂应诊。他擅长医治冠心病及妇科病，颇有盛名。
1953年6月，胡加入中医第二联合诊所，至1956年，调入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受到批判，行政上给予降职降薪的处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次受到批斗，被强迫去刷厕所、喂猪、拉架车，进行所谓“劳动改造”。
在身处逆境的年代中，胡惕非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强体力劳动的折磨。然而，他没有忘记自己行医治病的责任，坚持到病人家庭查视。为了发展中医事业，他把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汇编成册，先后撰成《中医百方》、《妇科产前产后篇》、《谚编方剂歌诀》等。他主张医与药不能分割，医者应当识药。为此，他常带领门生去市郊登山采药，采集标本，细心考察，并撰写《淮上草药》稿本。医学上他勇于革新，不仅积极在全市举办的中西医结合学习班上讲课，而且在第三人民医院开办第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房。他编写的《医案存真》，至今为门生所沿用。
1979年，医院恢复了他的原工资待遇，并晋升他为中医主治医师。1980年，胡惕非因病逝世。
刘凤鸣
刘凤鸣（1912～1983），出生在安徽凤阳长淮卫一个民间艺人的家庭。他原名刘东山，8岁从艺，跟随父亲学习吹唢呐。15岁那年，赴凤阳县城高氏乡绅家里办事，与另几个唢呐班子“对棚”①，东山使出浑身解数，大展吹奏技能，“吹”败了所有在场的唢呐班子，名噪一时，有“东山喇叭”之誉。从此，他改名为刘凤鸣，有在凤阳一鸣惊人的意思。
刘凤鸣吹唢呐稍有名气后，更加专心一致，揣摩苦研，奔走淮河两岸，投师访友，学会了更多的曲牌戏段，使吹奏技艺更加完美。此后多年中，他创造了一套用唢呐表现花鼓灯调和“拉魂腔”②的演奏方法，自成一派，在淮河流域一带获得很大的反响。他甚至可以用唢呐模仿人发出的声音，维妙维肖。
1952年，刘凤鸣加入治淮文工团，不久调入安徽省歌舞团任唢呐独奏演员，并为电影《淮上人家》配唢呐独奏。他以如泣如诉的音乐曲调，增强了该影片风土人情的效果，受到嘉奖。此后，在1954年的华东文艺会演和1957年的全国音乐舞蹈会演中，他获得一等奖和优秀表演奖。他演奏的唢呐曲《百鸟朝凤》、《欢乐曲》，被录制成唱片，在国内音坛上名声大噪。
1960年以后，刘凤鸣担任安徽省艺术学校教师，2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唢呐演奏员。1981年，刘凤鸣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83年1月29日病逝。
注：①当时有钱人家喜庆日，都要请上几个唢呐班子，各据一台，互相比赛吹奏技艺，叫做“对棚”。
②拉魂腔，是流传在淮河流域一带的民间曲调，代表人物有霍桂霞、李宝琴等。解放后更名泗州戏。
陈锦龙
陈锦龙（1920～1984），原名陈占魁，化名林守泉，出生在安徽怀远县农村一个佃农家庭里。幼年，他曾随母亲讨饭、拾煤核儿，尚未成年便到蚌埠码头脚行（搬运行）干活。其间，他时常参加工人组织的兄弟会、读书班以及拳门的活动。后来结识了青年学生朱介寄（朱百里，中共党员）。朱不仅教他读书识字，还向他讲解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许多革命道理。从此，陈锦龙懂得：“要想改变穷困生活，就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民国33年（1944年），他踏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共蚌埠工委（淮河办事处）的一名交通员，来往于蚌埠与淮北根据地之间，传送情报、文件和宣传品。
民国34年5月，中共蚌埠工委（驻泗五灵凤县）派李振友到蚌埠领导工运，李即住在陈锦龙家中，并通过陈的活动，打入码头第19票班。抗战胜利后，党组织领导码头工人为增加工资先后进行了四次斗争，从而团结了更多的工人。在斗争中，陈锦龙冷静沉着，积极串联，不怕牺牲，经李振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5年，蒋介石挑起内战。那时，蚌埠当局下令强征市民参加国民兵训练。陈锦龙在中共蚌埠工委领导下，以工人“午季要回家拾麦子养家”相号召，发动一千多名被征训工人起来抗争，罢工罢训，迫使当局的训练计划延期。民国36年，陈锦龙任中共蚌埠工委委员。
民国37年秋，人民解放军大反攻开始。陈锦龙受中共蚌埠工委的指示，历经艰险，潜赴淮北解放区，向江淮军区首长报告蚌埠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并领受了保护城市重要设施、迎接解放的任务。返蚌后，蚌埠党组织根据他的传达，立即组织工人积极开展护厂保产斗争。蚌埠解放后，市委为提高陈锦龙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先后三次保送他去皖北区党校、天津全总干校、北京全总干校进行脱产学习。他曾任市搬运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市总工会副主席兼搬运工会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1972年，他被调回城市，先后任煤建公司经理、中区副区长、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1984年11月25日，陈锦龙病逝。
吴家泰（1885～1913），字乐亭，郊区吴郢乡吴家庵人。自幼家贫，无力就学，喜弄棍棒，练拳习武，仰慕“梁山”好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夏之交，“大雨四昼夜，秋无收”；翌年春又是淫雨成灾。吴家泰仿照捻军“吃大户”的做法，率饥民百余人，向地主“借粮”，并以“打富济贫”相号召，抗捐抗暴。
吴家泰的活动，引起当地各乡地主们的忌恨，便联名上告到凤阳官府，官府将其逮捕。在狱中，吴身受酷刑而威武不屈。拘押半年后，经当地民众具保释放。
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安徽革命党人张汇滔等在寿州响应，成立淮上军，其中一路向皖东进军。恰清军江南提督张勋从南京北撤，在蚌埠与淮上军遭遇，展开激战。吴家泰闻讯，集众用土枪刀矛，在淮河铁桥北岸拦截急切北窜的张勋军，并拉来土炮一门，向南岸清军阵中轰击。张勋不敢恋战，急速北遁。
此役后，吴家泰率众百余人，经淮上军副总司令袁家声批准收编，被任为淮上军连长。民国肇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吴被保送到南京陆军讲武堂受训，结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第七旅第二营任营副。
民国2年（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武力讨袁（世凯），委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吴家泰所部参加了讨袁战役。不久事败，吴逃避上海。之后，他受命潜回蚌埠吴郢乡，组建淮北革命军第二支队，任副司令，活动于蚌埠、凤阳之间。他联络党人，进行驱逐北洋军阀倪嗣冲的革命斗争。
同年冬，吴的行踪为凤阳清乡团侦知，在蚌埠二道街（今凤阳路）一家小旅馆中被捕。他被押至凤阳，以“乱党”罪名斩首，年方28岁。
陈懋森
陈懋森（1848～1914），字在田，生于安徽灵璧县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生活艰难，被迫随其兄背井离乡，过着乞讨的生活。后来，他们流浪到凤阳府长淮卫（今蚌埠市长淮卫镇），不幸其兄病死。此后，陈懋森先后当过佣工、小贩和店员，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加上借资，在长淮卫开办了一个小粮行，不久又兼营一个酒坊。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淮河泛滥成灾，农田荒废，河南、苏北、淮北等地尤为严重。众多穷苦农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四处流浪，靠行乞和挖野菜充饥度日。陈懋森便与长淮卫首富朱幼岑相商，请他领头号召富户捐款捐粮救济灾民，朱当即应允。孰料事后朱不仅不去动员富户救灾，而且自己也闭门不出，一毛不拔。陈懋森只好亲自串访富户人家，但多碰壁。义愤之余，他毅然典当房产，变卖田地，在长淮卫三门阁广场煮粥放赈，长达两个月之久，此义举传颂一时。
陈懋森倾家产救济灾民之事，为凤阳府道台冯梦华知晓，传令接见。冯也开放官仓，拨粮数百石，委其代官府放赈济民。从此，陈懋森成为当地著名的慈善乡绅，誉之为“大老”。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懋森呈文请求筑堤治淮，得到官衙许可，并委任他总管长淮卫一带沿淮筑堤事务。一些地主想减少承担筑堤土方，便暗地贿赂，求他方便行事，被陈一一拒绝。后遭到以马举人为首的联名诬告，陈坦然走上公堂对簿，严词驳斥，使马举人受到官方训斥。筑堤中，一度值淮水暴涨，险情迭出。遇决口，陈常带头跳入水中，与他人结成人墙，以利施工。不久长淮堤成，凤阳府道台冯梦华亲书“望重淮喷”匾额相赠，表彰他有利乡梓的功德。
此时，各地学堂兴起，他慷慨解囊，并奔走各地募捐，聘请教习，在长淮卫文昌宫创办第一所小学堂，并出任校长。
民国3年（1914年）冬，陈懋森病危，唤二子于床前，告诫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你们要以济世为本，不可有辱我生前的举止行为，切记！”言毕，逝去。
倪嗣冲
倪嗣冲（1868～1924），本名毓桂，字丹忱，安徽阜阳人。他是皖系军阀中极有实力的人物。
他的父亲倪洪原为袁世凯嗣父袁保庆幕府，倪嗣冲随父就读时，得识袁世凯。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倪捐班授任山东省某知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2月，袁世凯奉旨署理山东巡抚，倪投帖拜见，不久即保其升任知府。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死，袁改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新任山东巡抚杨驷骧对倪知府冷淡，倪乃别择良图，赴天津仍投袁氏之门。时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经袁荐举，由徐上奏准倪署黑龙江省藩台。后倪因贪污受贿被参，交刑部定罪。倪唆使其胞侄倪道烺自认顶替罪过，并以巨金贿赂满族亲贵，终以革职了事。
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一片混乱，被迫启用在河南家乡“养病”的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倪见有机可乘，遂再一次投奔袁门，被委任武卫军右翼统领，并奏准特委倪任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倪旋即受袁密令，率军偷袭皖北一带淮上军，攻占颍州（今阜阳市），大肆屠杀。
清帝退位，南北停战议和。袁世凯僭窃民国大总统，特命倪为豫皖筹边使，拥兵盘踞阜阳一带，藉以牵制淮上军。
民国2年（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皖督职务，北洋军趁势南下，倪嗣冲也率兵攻占省会安庆。7月27日，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随后，倪军在安徽各地以“追剿淮上军”、“查办社团、帮会”之名，大肆捕杀，民众恨之入骨，称其为“倪屠户”。
不久，倪受袁世凯密令，将军队集结蚌埠一带，意在监视徐海的张勋，也可控制河南。一旦北方有事，马上可以凭借津浦铁路，迅速增援调动。倪为此在蚌埠建造都督府和练兵场，强征民田数十亩，并派差抓夫，民众苦不堪言。
民国3年6月30日，袁世凯授倪嗣冲为安武将军。倪将所部扩充为步兵八路，辖40个营，改武卫右军番号为安武军。倪所建造的都督府刚刚落成，便称之为将军行署，又称“将军府”。从此，倪嗣冲在蚌埠独霸安徽，成了以“祸皖”著名的地方军阀。
倪嗣冲独霸安徽期间，依靠地主豪绅残酷压榨民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之多不下30余种，滥发的毫无基金的纸币及公债券也不计其数。他把搜刮来的大批钱财存入天津日本银行，供倪氏家族过着奢靡腐朽的生活。是时，蚌埠商贸日盛，并以盐粮交易为大宗。倪见盐业有利可图，遂变更淮盐“引岸”，将原设宿县的皖北盐务局移入蚌埠，并成立阜安盐栈，规定原从江苏板浦运销于皖北之食盐，全集中于蚌埠，强权垄断。同时，倪将凤阳关（税关）也移至蚌埠，以控制税收。
民国3年底，倪嗣冲派人去上海购回一台48千瓦蒸汽发电机，安装在“将军府”内，翌年开始发电，供府内照明使用。蚌埠开始出现电灯。
民国4年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9月，倪为向袁表示“忠心”，在蚌埠假借安徽“公民”的名义呈具请愿书，谓：“今日之政体，非君主立宪，不足定国是，安人心。”11月3日，他召集安徽国民代表409人，在“将军府”开会，联名发出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电报。他的忠心博得袁的欢心，“登极”之时，论功行赏，特加封倪为一等公爵。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领导护国军讨袁，袁决心以武力镇压。倪自告奋勇，派其弟皖北镇守使倪毓率安武军15个营入湘。
民国5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7月6日，任命张勋为安徽督军，倪嗣冲为安徽省长。倪很不高兴，一再请辞省长一职。不久，黎元洪与控制北京政府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日深，发生“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倪依附于段。翌年5月，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职后，倪很快通电宣告安徽独立，向黎示威。接着，又下令截断津浦铁路，并宣布任命倪毓为安武军北伐总司令，要求“严惩奸谀，解散国会，另组议宪机关，起用老成硕望总理阁员，除帝制嫌疑各人罪名。”黎元洪束手无策，遂同意调张勋来京调解。未料张入京后，竟导演了一幕“大清帝国”复辟的丑剧。在此之前，张勋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复辟，倪亲自参加，对张的阴谋活动，早有默契。然而，段祺瑞突然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倪见风转舵，投靠段祺瑞，担任了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倪嗣冲借这次政治投机，不仅重新获得了安徽督军兼省长的职位，而且趁机吞并了张勋的定武军，成为皖系军阀极有实力的首领。民国6年9月8日，倪又兼长江巡阅使职。
民国7年，倪嗣冲重病在身。为延缓寿命，倪与其妻做五十双寿。做寿前，倪广收寿礼，其种类之多，价值之高，花样之奇，皆骇人听闻。民国9年，倪为其妻宁氏做寿，请来北京一批京剧名角，为其唱“堂会”，其奢侈豪华，无以伦比。民国10年，倪通过其侄倪道烺强购民田，为自己建造“生祠”。种种声色犬马之举，激起安徽民众义愤。
民国9年7月，直皖大战爆发，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通电下野，倪嗣冲随即赴北戴河“养病”。9月16日，由直系操纵的北京政府免去倪嗣冲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职务。民国13年8月9日，倪嗣冲病死于天津。
马祥斌
马祥斌（？～1927），字文伯，安徽灵璧人。幼年就读于私塾，稍长入凤阳府经世公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他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在安庆）。是年7月6日，革命党人、学堂会办徐锡麟率众起义，枪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殉难。巡警学堂受株连解散，马祥斌返归家乡。
那时，在宿县一带土匪蜂起，打家劫舍，日益猖狂。当地官府鉴于马祥斌有一定的军警知识，便委其任乡团团总，不久又升任宿州警务所所长。他带领警队打击匪盗，一举歼灭以绰号“蹩螺嘴”为头子的一伙匪帮。
民国2年（1913年）底，倪嗣冲督皖，马祥斌所属警队作为地方武装被收编，马被任武卫右军右路第三营后哨哨官，翌年又升为倪嗣冲安武军第三路第四营管带，继升任团长。
不久，蚌埠市面繁荣起来，在蚌的倪嗣冲为安靖地方，于民国6年调任马祥斌为蚌埠警察专局局长。马上任后，亲自上街巡察，采取果断措施，惩治地痞流氓，枪决与匪徒勾结的侦缉队长郭华亭。
民国8年4月11日，蚌埠街市突发大火，“延烧商民一千余家，毙人50余名”。火灾后，马下令拓宽马路，修建新街道，并以“中华民国”四字，命名一批街道，如中兴街、华盛街、民安里、国安街等。从此，街市面貌一新。
20年代始，蚌埠一时成为军阀拉锯战的要冲之地。民国13年，军阀马联甲任命他为补充团的团长。民国15年，北伐军挥戈北上，节节胜利。时任军阀陈调元部第二混成旅旅长的马祥斌，深感军阀的腐败和前程的没落，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遂密遣代表与北伐军联络，于翌年春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委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的职务。马部进驻合肥、六安一线，随即通电宣布起义，参加北伐。民国16年4月，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驱兵南下，亲自指挥围攻合肥。马祥斌不畏强敌，率部死守抵抗，激战22天，终于在北伐军的配合下挫败张宗昌的进攻。由于合肥保卫战有功，马祥斌被升任暂编第十一军军长。
此战后，张宗昌悬赏20万银元，捉拿马祥斌。同年农历七月七日深夜，马祥斌在亳县被归附的部将袁家骥、张敬尧派兵劫持，押送济南，向张宗昌邀功。11月6日，张宗昌下令将马祥斌秘密杀害。
民国20年，马祥斌遗骨运至蚌埠，葬于小南山麓，并立铜像以为纪念①。
注释：①解放后，马墓移葬蚌埠燕山。
陈履真
陈履真（1907～1932），安徽萧县人。他原名陈凤乔，参加革命后，改名陈履真，又名陈理真。表示他要为追求真理、实践真理而奋斗一生。
陈履真幼年时代在萧县家乡读书，成年后赴徐州考进第七师范学校。时值徐州工农群众运动在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出现了高涨的形势，特别是学界高昂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情绪，鼓舞着陈履真。他毅然走出校门，跟随教师刘安民（共产党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民国17年（1928年），陈履真由刘安民、秦雅芬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任萧县县委青年部长。
民国18年初，国民党在萧县加紧清党，陈履真被迫出走。先是考入上海大陆大学，但时间不长又转入华南大学就读。是年秋，他遵照党的指示，去中央党训班（上海）学习。这时，秦雅芬也在党训班学习，二人感情相投，经组织同意，遂在学习班结婚。
陈履真在中央党训班学习一个多月后，即奉命偕同妻子秦雅芬一道返归徐州，并与中共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江苏省委巡视员陈资平等人重建徐海蚌特委。特委机关成立后，陈资平任书记①，陈履真任宣传部长。当时，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徐海蚌特委连续发出通知，要求“从县委到支部一律改组为行动委员会”，“加紧布置徐海蚌武装暴动”。于是，津浦、陇海两路举行总同盟罢工，在城市内举行“飞行集会”；在泗阳、宿迁、邳县、濉溪等地农村中，举行农民武装暴动，以图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与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民国19年7月，徐海蚌特委机关遭敌人破坏，“总行委”组织的暴动失败，许多同志惨遭捕杀。
民国19年秋，根据中共江南省委的决定，将原徐海蚌特委分为徐州、海州和长淮三个特委。长淮特委机关设在蚌埠，陈履真任特委书记。随后，陈在蚌埠发展党团组织，建立了中共蚌埠铁路工作委员会，他兼任书记。此期，他还在蚌埠领导码头工人、黄包车工人以及毛巾厂、卷烟厂的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他注意总结前一时期执行“立三路线”的教训，将斗争形式由公开激进转为秘密隐蔽。
民国20年6月，陈履真奉调上海，任沪东区委书记。民国21年夏，党组织决定派陈履真、秦雅芬夫妇去苏联学习。是年10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陈履真在徐州被捕，随即被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敌人严刑逼供，叛徒利诱勾引，他始终坚定不移。11月的一天凌晨，敌人将他押至雨花台刑场，在临刑之前，敌人问他：“如果现在放你出去，你将做什么？”他严正地回答说：“干共产党！”其威武不屈的神志，令敌人胆颤心惊。敌人举枪射击，他大声疾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随后，陈履真倒在血泊之中。
注：①陈资平，原名陈文华，又名陈治平、陈文政，江苏淮安县人。民国22年被捕后叛变，投降汤恩伯，被委任苏鲁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协助敌人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民国38年2月，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遂运动国民党军某部起义，以为反戈之举，但事泄，被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下令在上海枪毙。
朱务平
朱务平（1899～1932），原名焕明，字镜秋，化名朱大生、朱大春、冯心，安徽濉溪县（原属宿县）人。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宿县第二高等小学。民国12年（1923年），他负笈徐州，考入培心中学。这时，民主革命浪潮已波及到这所学校，校园内暗中传布着的《向导》等革命宣传品，深深影响着他。民国13年8月，朱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共党员。从此思想一新，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民国14年夏，他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徐州地委委员兼秘书，在临焕、东三铺、大店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霸抗捐斗争。民国17年8月，他以中共江南省委特派员身份来蚌工作，旋即兼任重建的蚌埠特支书记。同年12月，在中共徐海蚌特委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特委委员。民国18年6月，他任中共凤阳县委书记。民国19年，江南省委决定将徐海蚌特委分为徐州、海州和长淮三个特委，长淮特委机关设在蚌埠，朱务平任组织部长。民国20年6月，因特委书记陈履真调走，由朱务平继任。
朱务平继任长淮特委书记后，为宣传革命和揭露敌人的种种丑行，继续操办特委机关刊物《红旗报》。他不仅撰文，而且亲自参加刻印工作。这时，蚌埠工人群众由于不堪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多次发生自发的反抗斗争。为了组织领导工人斗争，朱务平深入到群众中去，建立识字班、互济会、拳术团、兄弟会等组织，把工人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了配合鄂豫皖边区红军根据地的斗争，朱务平派人潜入驻蚌国民党军队内部，并亲自掌握军运工作，吸收一批革命分子加入共产党，建立党支部，致使这支军队在“围剿”红军中，有两个连的部队哗变。
在朱务平的领导下，蚌埠的共产党组织不断壮大，从原有1个特别支部10名党员，到民国20年4月，发展到8个支部60名党员。民国21年8月，长淮全区有580名党员。
民国21年8月，原长淮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刘平叛变，致长淮特委机关遭到破坏。10月20日，朱务平被捕，随即被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时而酷刑拷打，时而送进“优待室”，以名利引诱，他都置之不理，绝不透露自己的身份。敌人带来叛徒指认，他怒目而视；敌人亮出证明材料，说：“只要你承认了，就好说，要不，就枪毙你！”朱务平将材料扔到地上，昂首矗立。
是年11月25日凌晨，细雨蒙蒙，朱务平同狱中其他26名共产党员，被押至雨花台惨遭杀害。
高揖三高揖三（1909～1946），原名高维让，生于蚌埠淮河北岸（今小蚌埠镇）后楼村一个地主家庭。
民国17年（1928年），高揖三在凤阳第五中学毕业，回乡任第一完小国文兼历史教员。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日运动高涨，他带领学生过淮河，到蚌埠街头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群众抵制日货。在学校里，他与崔竹生等组织“求生读书会”，与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的“现实社”建立联系，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他的进步活动为当局所不容，于民国25年被捕。后由其族兄高仲华、高蔚轩（蚌埠商会会长）出面具保获释。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高揖三面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愤然离别家庭，几经辗转奔赴延安，参加了“青训班”。结业后，参加第五战区的抗敌青年军团，又被分配到设在阜阳的“政工一队”。民国27年夏，由濮思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0年夏，高揖三由中共淮北区党委派遣返归家乡小蚌埠，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小蚌埠紧靠淮河码头，搬运工人和船民集聚，高揖三采取办夜校、拜把兄弟的方式，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并从中先后发展了几名党员。是年11月，小蚌埠党支部成立，高任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把在敌占区购置的布匹、药品、油墨、缝纫机等物品，通过封锁线，运到淮北抗日根据地。同年冬，新四军四师转移津浦路东后，高揖三的住地便成了新四军干部的落脚点。民国33年，高揖三遵照上级指示，把斗争活动转向市区，散发传单，搜集情报，打击驻蚌日伪军的势力。
不久，高揖三奉调去淮北地区党委城工部工作。
民国35年春，高揖三病逝于泗县。解放后，经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批准，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高驾云高驾云（1917～1946），蚌埠郊区吴小街乡人。幼时读私塾，后辍学在家放牛、种田。民国27年（1938年）2月蚌埠沦陷，他背井离乡外逃。是年冬，在定（远）凤（凤阳）边界山区参加新四军，并于民国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9年至34年，高驾云在淮宝独立团先后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在对日伪军作战中，身先士卒，屡建战功。抗战胜利后，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九纵八十一团，他任第一营营长。民国35年秋，他奉命率部袭击在淮泗县（今泗阳县）骚扰的地方还乡团。战斗打响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顽抗，致使部队多次发起冲锋而未能破敌。高驾云见状，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只身跃入前沿阵地观察，在摸清了地形和敌人的火力点后，迅即确定突破口，命令部队分进合击，三面包抄，一举摧毁了敌人的碉堡群。随后，高驾云率领部队向纵深追剿残敌，不幸被隐蔽在暗处的敌人击中，牺牲时年仅29岁。
1971年，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张漫萍
张漫萍（1910～1947），原名张复礼，参加革命后化名王若愚、张友文，河南省荥阳县城西五龙寨人。幼年读书、学拳击，其父对他要求甚严。民国16年（1927年）至20年，他在洛阳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到北平大学读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天桥散发传单时被捕，关入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被带上沉重的脚镣，投入水牢；当敌人以释放为诱饵逼他写悔过书时，他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无罪，无过可悔！”。民国23年，在狱中他参加了由薄一波领导的绝食斗争。狱中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张漫萍为支部成员之一。嗣后，民国25年9月，经组织营救，他与薄一波、杨献珍等61人一起出狱。
张漫萍出狱后，被组织分配在河南荥城开展党的工作。嗣后，民国26年10月担任开封市委书记，民国27年2月担任西华中心县委书记，5月任郑密荥工委书记，均积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民国28年秋，组织调张到新四军第四师，任第二总队第一营营长。之后，又调他到师司令部作战科任参谋，再转邳睢铜等地工作。民国31年，他任中共淮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至民国32年5月，任中共泗五灵凤县县委宣传部长。
民国33年，受中共淮北区党委领导的蚌埠工作委员会（淮河办事处）成立，张漫萍不久任副书记，后又接任书记，领导开展工委的工作。此时，抗日战争已临近胜利，工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为配合新四军夺取蚌埠作准备。同时，也派员潜入徐州、蚌埠的敌伪军中，做分化瓦解工作。由工委领导的一支武工队，经常在蚌埠外围开展武装斗争。
民国35年7月，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淮北根据地，根据地大部分人员转入洪泽湖地区坚持斗争。但张漫萍要求留在敌占区，多次在敌人严密控制下的蚌埠，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指导开展斗争。民国36年夏，张在蚌埠被捕，敌人将其押上火车解送徐州，途中他破窗跳下，身受创伤，在行至怀远县杨集时，被冒充成区队人员的大营乡土顽诱捕，旋即押解宿县湖沟严刑拷打，但张大义凛然。当夜，土顽将张勒死在湖沟集浍河南岸，又将其尸体装入麻袋，投入浍河。
王吉珍
王吉珍（1910～1949），山东荣城人，祖辈都是生活在荣城崂山镇斜口岛村的贫苦渔民。共产党解放了这个岛村后，渔民欢天喜地，从此摆脱了渔霸的欺压。王吉珍积极靠拢党组织，思想进步很快。民国30年（194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随华东支前司令部南下，并担任解放军铁道兵团第三支队潜水队队长。
民国37年，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翌年1月16日，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指令第四厅组织爆破队，运来炸药20吨，在驻蚌守军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的配合下，将淮河铁桥炸毁。
随后，解放军南下大军因铁桥被炸运动滞缓。为解决这一问题，解放军铁道兵团第三支队奉命赶到现场。3月，先抢搭浮桥，王吉珍参加了搭桥工作。后决定在被炸毁的铁桥西侧修建一座木便桥，5月1日开始动工。是时，担任潜水队长的王吉珍，立即投入了冲洗河床、清理河底障碍物、用石头堆砌墩基等工作。
6月初，当潜水队下沉第七号沉箱时，突然狂风暴雨，连天不止，装满石头的木沉箱（10米长、5米宽、9米高）挣断缆绳，未沉到预定位置。为了把沉箱移至规定的位置，潜水员们必须潜入水下，将新换的钢丝缆绳拴牢沉箱四角，然后利用船上机械吊起移动。当时风浪很大，河水流速在每秒1.6米以上，潜水员们虽经几番搏斗，都未能将缆绳拴住。王吉珍眼见心急，跳入水中，经过3个小时的奋斗，终于将缆绳挂上一角；紧接着，奋斗2小时，又挂上一角。这时，王吉珍已连续作业5个多小时，领导决定换人下去，战友也劝他上来休息。他认为自己已经摸到了挂缆绳的经验，比换新手更能争取时间，要求继续作业，一气完成。于是，王吉珍再次潜入水下，当他接近沉箱准备挂上第三条缆绳时，突然被一股急流冲翻了身，头部撞进沉箱木格中，潜水帽被挂掉，壮烈牺牲。
潜水员们化悲痛为力量，连续奋战，终于把沉箱在桥墩的位置上稳固好。7月1日，淮河木便桥建成通车。
为表彰王吉珍和其他5位在建桥中牺牲人员的英勇献身精神，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三支队特在桥头立碑，为后人纪念。
倪道烺
倪道烺（1879～1951）,字炳文，生于安徽颍州（今阜阳）倪家寨。父倪毓藻痴呆，故倪道烺幼时从祖命随二叔倪毓桂（即倪嗣冲）读书。
倪嗣冲中秀才后，捐班赴山东任知县、知府，后又调任黑龙江藩台，倪道烺始终随侍在侧。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倪嗣冲因贪污被革职，倪道烺疏通关系，赴营口任盐务委员。清宣统二年（1910年），调任关内盐务委员。
辛亥革命后不久，倪嗣冲攫取皖权，任安徽都督（后改任督军），指派他的侄子倪道烺在蚌任皖北盐务局督办。倪嗣冲凭借权势，强占烈山煤矿，在蚌埠顺河街组建普益烈山煤矿公司，委任倪道烺为总经理。民国7年（1918年），他倚仗乃叔之力，出任凤阳关监督。当时，倪嗣冲正在扩军备战，倪道烺为了提供军费，不顾民众困苦加以重利盘剥，尤在盐斤上肆意加价。对此，民间怨声四起，倪道烺竟出来发表谈话，毫不掩饰地说：“养兵就要有兵饷，盐斤加价就是为了多养些兵，这是对地方有利的措施！”从此，倪嗣冲对他更是信任日笃，恩宠有加，在自己病重期间，把督军公署一切公文核批、人事任免等，都交由他的儿子倪幼丹和侄子倪道烺决定处理。倪道烺一跃而成为安徽省军政界中的实力人物。
民国10年，他擅自挪用教育经费，为他的叔父倪嗣冲在蚌营造生祠（即倪公祠），遭到学生集会抗议。6月2日，省会安庆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向正在安庆开会的倪道烺等当权者声讨。倪恼羞成怒，唆使军阀马联甲派兵镇压，当场打死学生姜高琦。社会舆论大哗，强烈要求惩凶。倪不得已乃避居天津。
倪道烺是一个唯利是图、见风转舵的政客。乃叔倪嗣冲于民国13年病死后，他转而追随直系。当曹锟贿选总统时，迅即伙同在蚌的唐少侯，将搜刮来的数十万银元，送到北京，助曹贿选。但曹很快下台，他又积极攀附临时执政段祺瑞，被任为安徽特派员。
倪衔命得意返蚌，在安徽各地招集乃叔倪嗣冲旧部僚属，吃酒玩牌，纵谈阔论，大有“主皖者舍我其谁”的气势。然而，更为接近段祺瑞的安福系首领王揖唐捷足先登，于民国13年11月，为执政府明令发表为安徽省省长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倪一气之下星夜兼程赴京活动，想变更执政府的任命。王揖唐闻讯后，采取果断措施，以倪曾伙同马联甲派兵杀害学生为由，向法院提起公诉。倪在京尚未展开活动，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章士钊即以“倪道烺教唆杀人案”将其拘押。不得已，倪只好花费重金，贿赂打点，才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
倪忍气吞声返回蚌埠后，暗地里串通安武军旧部以及皖事改革促成会、安徽青年自治会等民间团体，并以他们的名义，向全国通电，“历数王揖唐的五大罪状”，呼吁“安徽三千万父老兄弟共驱此洪宪帝孽，安福罪魁，民国蟊贼”，终于将王揖唐排挤出皖。
正当倪再一次迷幻着主皖的美梦时，民国14年6月18日，段祺瑞又下令特任吴炳湘为安徽省长兼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倪决心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于7月9日借安徽百名军官的名义，发出所谓“拥倪道烺为皖军总司令，拒吴炳湘到任”的联名通电，想以武力阻吴来皖。未料到，吴炳湘密请奉军张宗昌保护，特派一旅军队护送至蚌宣誓就职，并以快速动作，逮捕了皖军宪兵司令程香圃等人。8月5日，段祺瑞下令，调倪为长芦盐运使。倪攀附段祺瑞欲夺主皖大权的妄想，终于成为泡影，他悻悻地离蚌去津。
民国16年初，张宗昌被任命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调集10万人马，向沪宁进袭。倪不甘居闲，亲自去徐州晋见张宗昌，表示愿为其效力，张当即委倪为直鲁联军预备军军长。但为时不久，民国17年5月，北伐军迅猛向北推进，直鲁联军屡遭挫败，溃退四散，倪狼狈逃回天津作了寓公。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奋起抗战。这时，隐居十年之久的倪道烺突然破门而出，经王揖唐、梁鸿志等人周旋，于民国27年7月12日，被委任为伪安徽省维新政府省长，伪省府设在蚌埠。
民国28年7月10日，倪伙同唐少侯、傅君实等39名安徽地方汉奸头目，以所谓“全省民众代表”的名义，通电拥护汪精卫。翌年3月30日，汉奸汪精卫“还都”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倪继任伪安徽省政府主席。倪道烺在安徽沦陷区，不遗余力地为日军的侵略政策服务，干出一系列罪恶勾当。他在蚌埠等地遍设特工队，配合日本宪兵队屠杀抗日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抓捕大批劳苦民众，为日军服劳役；开发安徽矿藏，运出大批物资，以助长日本侵略的军事力量。他秉承日本人旨意，在蚌埠等地开办“慰安所”，供日本兵发泄兽欲；他还开办“宏济善堂”，公开贩卖鸦片、吗啡等毒品，乘机大发“毒”财，在蚌埠过着奢靡腐朽的生活。
民国30年12月18日，倪调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离蚌赴宁。
抗战胜利后，倪被捕，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民国38年南京解放前夕，被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1951年5月，蚌埠市军管会将倪押解回蚌，在公审后依法判处其死刑，于6月14日执行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唐少侯
唐少侯（1881～1951），原名家骥，生于河南淮阳一商人家庭。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经人介绍赴南京粮道当差，不久捐班赴江西候补知州。清末，唐回周口经营钱庄。
武昌起义爆发，河南布政使倪嗣冲奉命率清兵从豫东偷袭皖北淮上军，同时命其弟倪毓留守豫东周口一带招兵买马，以备接应。倪毓嗜烟赌，每有亏空，不时得到唐少侯的资助，由此二人结识，日益亲密。
倪嗣冲攫取皖权后，任其弟倪毓为皖北镇守使，驻节于蚌。唐少侯至蚌攀附倪氏，被委任粮饷营务处总办。从此，唐少侯成了倪嗣冲在安徽搜刮民财的帮凶。
在倪嗣冲独霸安徽期间，唐历任造币厂长、烈山煤矿总收执、凤阳关蚌埠分关总办、塘工总办等职。他帮助倪残酷地压榨民众，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在征收田赋时，他为倪氏出谋献策，将原规定每地丁银一两，改征银币1元5角。如此，倪氏每年仅在田赋一项上就多收入60万银元，其它军事特捐、杂税、厘金的征收更难以计数。民国4年（1915年）7月14日，他伙同王郅隆一起，为倪嗣冲筹措扩军经费，竟不顾民众死活，硬性规定：“自本日起，于盐课商本改银为洋，比较现时洋厘每石盐价加6角，每斤约加10文。”唐少侯为倪氏捞取大量钱财，从而倍受赏识。民国8年，他被委任为安徽省财政厅长。
民国9年爆发直皖大战，结果皖系失败，倪嗣冲下台，唐少侯避居天津，后转赴上海，当了寓公。
民国15年，陈调元任安徽军总司令，进驻蚌埠。唐少侯不甘寂寞，返蚌投靠陈氏，充任安徽省军政委员会财政处长、烈山煤矿经理。
北洋军阀政府倒台后，唐少侯仍赴沪闲居。
民国27年蚌埠沦陷，唐少侯急不可待，迅速赶回蚌埠，与曾留学日本的傅君实勾结，组织“难民复业指挥所”，为日军侵略效“维持地方”之力。随后，倪道烺在日本侵略军的剌刀指挥下，就任伪安徽省维新政府省长，唐出任伪财政厅长，在经济上帮助日军对沦陷区人民敲骨吸髓，大肆掠夺。民国29年9月，伪省政府财政厅长易人，唐回上海闲居。民国34年7月，他出任伪国民党安徽省委监察委员。
唐少侯凭借军阀和日军的势力，大量捞取钱财。在蚌埠，他拥有安民银行、清蓬阁浴池、永济典当等10多家商铺，建过豪华的“逸园”、“棠园”，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唐少侯被捕押。解放后，受其祸害的安徽人民纷纷向人民政府上书控诉。1951年5月，蚌埠市军管会根据人民的请求，将唐少侯从上海押解回蚌公审，依法判决其死刑，于6月14日执行枪决。
沈席儒
沈席儒（？～1951），安徽怀远县仁和集人（今属市郊秦集乡）。成年后嗜赌，投凤阳青帮，从此依仗帮会势力，更加放肆，常纠合一批地痞流氓，招摇撞骗，欺良凌弱，为非作歹，过着流氓生活。
抗战爆发后，沈席儒利用帮会势力，收集一部分兵痞及武器弹药，干起抢劫绑票、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
民国27年（1938年）夏，沈席儒匪部为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收编，委沈为第八支队副支队长。但沈打着抗日的旗号，乘机扩充兵力，发展到一千余人。
沈部人多势大，引起驻蚌日军的注意。民国28年11月，日军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引沈率部投降，被授以淮南清乡司令之职。但不久，这支伪军被整编为蚌埠绥靖区第一支队，沈任司令，归伪国民政府绥靖总部指挥。为控制这支伪军，日军特派军官斋藤齐任指导官，加强训练。
民国30年初，汪伪军进行整编，将滁县一支伪军独立营划归沈部，合编为伪第一方面军第六师，沈任师长。整编后，沈部奉调赴苏北江阴一带参加清乡，配合日本侵略军袭击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凶悍残忍地进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沈席儒利用伪职之权，在蚌埠私运鸦片，大开赌场、妓院，搜刮民财。为了攫取暴利，他勾结汪伪安徽省党部主委张拱辰，在蚌埠成立贸易公司，藉以贩卖沦陷区与国统区两地货物，从中大发国难财。他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南京、蚌埠、凤阳、怀远等地购置大量房地产，开办商号、钱庄，过着挥霍无度的糜烂生活。
抗战胜利前夕，沈见日军已临崩溃，即暗地派人与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联系，表示愿“反正抗日”。抗战胜利后，李将沈部伪军收编为暂编第三十二师，旋又下令将该师遣散，改编为各县保安团。沈的兵权被瓦解，遂悄然到上海闲居。
不久，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沈席儒妄想东山再起，重握兵权，即赴南京向国防部呈文，表示愿返归淮北召集旧部，募兵反共。于是得到一纸空头司令的委任状及一笔招兵经费。但时至民国37年，沈也未能招到一兵一卒，而募兵经费却花销净尽，国防部乃下令通缉，将其逮捕入狱。
1951年4月，蚌埠市军管会根据人民的要求，将沈押解回蚌。经审讯，依法判处其死刑，于4月29日执行枪决。
王仲章
王仲章（1885～1956），祖籍江苏省江宁县，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白山镇。祖父在镇上经营王恒昌中药铺。祖父病逝后由父亲承接经营，但不久父亲也病故，中药铺破产倒闭。自幼在家中受过中药知识熏陶的王仲章，22岁那一年，经姑父介绍到南京德泰永药店，在后场充任秤货发货工。因工作勤奋，待客周到，深受老板欢心，遂改办批发管帐。
王在外地采货讨帐时，看中了新开埠的蚌埠市场，遂于民国20年（1931年）春，将多年积下的一笔钱，在二马路（今凤阳路）上开办一家中药铺，沿用祖业“王恒昌”的招牌，派继子王兴宁主事。民国21年，王仲章辞去南京职务，到蚌埠亲自主持药号业务。王仲章对药材的加工要求十分严格。他规定饮片要用小刀片切，须不翘不碎，厚薄匀称，平整美观；炒材须呈生黄色，不老不嫩，药香扑鼻。他还规定：一味药一包，上书药名、功效及发药人签章，才可售出。为方便顾客，药店代客煎药和加工丸散膏丹，送药上门。王恒昌药店药材品种上千，在其他药店配不到的药在他这里一般都有。所售药材讲究质量，价格适中，日夜配方，服务周到，从而增强了他的竞争能力，营业额日上。此外，他还热心一些社会事业，如免费义诊、施药等，博取社会好评，故此被推选为蚌埠国药业公会主委、理事长。
蚌埠解放后，王仲章曾任市工商联执委和国药业主委等职务。1956年，王恒昌药号实行公私合营，王仲章任市国药商店第一副经理，是年冬病逝。
杜仲和
杜仲和（1900～1961），原名海同，曾用笔名凡若、冬心，安徽凤阳人，出生在书香门第。
杜仲和幼年读私塾，10岁以后随父读书。民国3年（1914年）秋，考入凤阳庆仁小学堂，民国6年考入花铺廊高等小学，毕业后入凤阳省立第四中学。在校时，他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思想深受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激于爱国义愤，他带领同学上街游行，查抄日货，在师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民国15年秋，他离开凤阳赴北京，考取了中国大学。在北京，他阅读到更多的书报杂志，眼界逐渐开阔。但由于家庭经济窘困，学费无着，只读了一学期便辍学返乡，在凤阳、盱眙、凤台一带从事教学工作，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民国16年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杜仲和在凤阳省立第四中学经陈梦醒、朱辛孟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参加各项党的活动，在学生中播扬革命道理，组织进步学生编演话剧。民国17年，由他编写的话剧《复城桥畔》在凤阳公演，对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复城桥枪杀群众的罪行，充分揭露，大张挞伐。翌年春他被捕，经党组织的营救，半年后被释放。
民国21年夏，中共长淮特委军委书记刘平叛变，特委机关（在蚌埠）遭到破坏，杜仲和被捕后自首。后来他对此痛心疾首，深感“自惭行秽”。脱党后，他埋头于书斋，“把精神寄托于诗词之中……特别沉醉于老子、庄子哲学，有时还念念佛经……”这时的杜仲和，萌发了“脱却青衫着袈裟”的念头，一度意志消沉。
民国23年，杜应聘到蚌埠江淮中学执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于民族义愤，他在《皖北时报》上发表《给战场上的友人》一文，激励“友人”为“民族复兴而战。”不久，蚌埠沦陷，他携全家辗转千里入川，在阆中、万县仍以教书为业。抗战胜利后，又返回蚌埠，继续在江淮中学任教。
民国38年1月蚌埠解放，他兴奋不已，大呼：“亮了！天真的亮了！”2月，杜出任江淮中学副校长。翌年，蚌埠市立第一中学成立，调杜仲和为校长。
1951年3月，杜被选为蚌埠市首届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6月，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会，任民盟蚌埠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并被选为第一届蚌埠市政协副主席。1958年，杜被划定为“右派”分子，降职降级，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1961年8月3日，杜仲和病逝，年61岁。
1979年4月，蚌埠市委对杜仲和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冤案，进行了平反昭雪。
李浓云
李浓云（1917～1965），曾名李连钢、李清和，河北省平山县人。因家贫，19岁外出打工，受尽雇主工头的剥削和欺凌。
民国27年（1938年）3月，李浓云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同年5月加入共产党。翌年，李调入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科任科员，从此，开始做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他先后任太行区第一专区公安督察员和临城、赞皇、元氏等县公安局长之职。民国35年，他赴皖西筹建地方政权，至民国38年初，任六安县公安局长。建国后1950年4月，任皖北检察署副科长。
1951年冬，李调任蚌埠市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于1954年任检察长。在工作中，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证据，反对粗暴审讯和搞逼供信，他说：“在犯人面前拍桌子摔东西，咆哮如雷，只能说明办案人员的无能。”为了查清一些重大案情，李浓云都亲自参加。如在审定“五反”案件中，他排除干扰，对一些“计算违法时间偏远”、“折算非法所得金额偏高”以及“有供无据”等问题，均作了纠正，使一些案犯心服口服，表示悔罪。
1956年6月，李被选为中共蚌埠市委委员，随后升任市政法部部长。在主管全市政法工作期间，他更加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在审查重大案件中坚持以事实为准绳。对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即便是来自上级的，他也要据理力争，义无反顾。为此，引起少数有“左”倾思想人员的非议。1957年“反右”斗争中，以所谓“丧失立场”、“包庇放纵坏人”等罪名，将李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发配农场，劳动教养。
1962年，李浓云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安排在市监委任副书记。1965年，他身患重病，被送往上海医院手术，但终因病入膏肓，不治身亡，年48岁。
在弥留之际，李浓云叮嘱家属：死后不要向组织上提出任何个人要求，遗体送医院供解剖研究用；全家尽快从市委宿舍搬出，在居民区找旧房安置。这些，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麴兆芳
麴兆芳（1920～1968），出身在蚌埠一个贫民家庭，长大后靠在淮河摆渡为生。
民国34年（1945年）6月，麴在蚌埠参加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通过交朋友、吃盟酒、拜兄弟的方式，团结了许多苦大仇深的贫苦船工，并与他们经常在一起，痛诉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麴通过启发贫苦工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穷苦人就不可能有好日子过。麴在斗争中秘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至民国37年已有党员26人，组建了水上渡口党支部，麴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受康善贤总支的领导。支部成立前后，麴领导码头工人和船工曾举行过三次罢工斗争。
蚌埠解放前夕，驻蚌国民党第九十六军严令封锁淮河渡口，将几百艘大小船只用铁索扣留在南岸。这样，党组织所搜集的情报，就无法送到淮北解放军驻地。为此，麴兆芳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发动船工以“要吃饭、要活命”为由，明里与渡口守军交涉，暗中又给守军送去银元，终于打开了一处渡口的关卡，使党组织的情报及时送到北岸。国民党军队炸毁淮河铁桥后，又扬言要把南岸所有船只付之一炬。麴兆芳带领船工开展护船斗争，他们凿破船底，沉船入水，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
民国38年1月临近解放时，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一部占领淮河北岸小蚌埠区，向南岸市区进逼。因铁桥炸毁，一时受阻，麴兆芳紧急动员船工们日夜奋战，把沉船升起修复，运载解放军某部官兵向淮河南岸进发，并迅速占领了蚌埠。
解放后，麴兆芳历任华东海员工会蚌埠分区委员会副主席、总支书记、西市区副区长、淮河航运局工会主席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他惨遭迫害，于1968年8月离开人世。1979年6月8日，麴兆芳得以平反昭雪。
李佐臣
李佐臣（1901～1970），本名廷辅，出生在凤阳县长淮卫（今属蚌埠市郊）一个药商家庭。他的父亲不仅开办药铺，还兼顾行医。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少年时的李佐臣，渐能识药物，辨药味，鉴真伪。稍长，即随父正式习医，决心把行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闲暇之时，大量阅读中国古代医学名著。民国12年（1923年），他开始单独行医。
民国25年，凤阳一带疫疠流行，死亡者越来越多，一些乡镇一片凄凉。许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冒然进入疫区。李佐臣不顾危险，毅然而入，用中草药救活了不少病人，疫疠得到控制，被当地群众誉为“活神仙”。
民国36年，李佐臣移居蚌埠，在道德街（今延安路）挂牌行医。
解放后，李佐臣于1953年加入东市区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应市立第一人民医院的聘请，到该院创办蚌埠市第一个中医儿科。他对小儿疾病，诸如小儿麻疹、疳积、泄泻、百日咳、黄胆性肝炎等，有较丰富的诊治经验。对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运用娴熟。他说：“补勿滞邪，消不伤正，过用苦寒可化燥而损伤胃气，过于分利则耗津而伤液。”积数十年临床经验，他首创“吕祖一枝梅”、“鸽腹疗法”等验方，对小儿疳积、麻疹等病有药到病除的神效。各家西医院闻其盛名，经常约请他会诊一些小儿疑难重症。
李佐臣十分重视医德。蚌埠周围县区农村的群众，慕名前来为孩子求医者，每日门诊人数高达百人之多，他总是有求必应，精心诊治，常常为此而不能按时下班。即是下了班，在回家的路上，若是碰上抱来急诊的孩子，便又折回医院诊治，使孩子的家长为之感激涕零。
60年代后，李佐臣积劳成病，但仍坚持上班，为他人解除病痛。
1957年和1961年，李佐臣先后当选为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1970年9月，李佐臣因病逝世。
王子宜
王子宜（1889～1970），原名庭义，安徽寿县人。幼读私塾，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进入怀远县基督教会开办的含美学堂学习，毕业后经教会资助，考取南京金陵神学院。在这里，他受到了基督教的熏陶，认为中国所以衰弱，是因为道德“退化”，只有皈依基督，才能修养人格，富强国家。
辛亥革命爆发，神学院一度停办，为生活计，他经人介绍去淮南中学教书。
民国18年（1929年），蚌埠私立江淮中学创办，王子宜应聘在该校先后担任国文、历史教员。民国24年后，他任教务主任、校长。在学校，他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一次在饭厅里发现餐桌上有不少被学生撕下的馒头皮，他便用碗收集起来，在第二天朝会上，端着盛有馒头皮的碗，高声朗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接着，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把一碗馒头皮吃掉。吃完之后，又用戒尺打自己的手心，一边打一边说：“是我王子宜教育不好，该打！”
抗战开始后，他率领一批学生奔向大后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8年，在江津的国立第九中学任教。后来因家庭生计一度离开教育界，去成都第二十一兵工厂所属一个合作社任经理，并参加了国民党，担任区分部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蚌埠，筹办恢复江淮中学，仍担任校长。
1958年，王子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由街道管制。为生活计，他在邮电局门口设摊为人代笔书写信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信摊被砸，他便沦落街头，肩背竹筐，上书：“敬惜纸张”，以拾废纸为生。在逆境中，王子宜仍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写信勉励在大学读书的儿子，要努力成才，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1970年，王子宜病逝。至1979年，他得以平反昭雪，撤销原划为“右派”分子及其处分的决定，撤销管制的判决，并按有关规定对其家属予以抚恤。
王子宜生前遗稿有《辛亥淮上军起义》、《淮河流域民间风俗》等，分别存省政协和市档案馆。
李虎臣
李虎臣（1925～1971），原名中寅，祖籍安徽怀远县，出生在蚌埠。幼年时双亲即逝，乃随其姐李中兰生活。李虎臣在蔚成中学读书时期，常去由京剧票友组织的“奎社”，深受影响，并从此喜爱上京剧，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名京剧票友。
解放前，来蚌埠献艺的京剧演员接连不断，其中有一些名角，如小杨月楼、李多奎、张翼鹏、奚啸伯、李宗义、顾正秋、高盛麟等。李虎臣从不放过学习的机会，向他们虚心求教，后来拜李继来（小三麻子）为师。他根据自己的嗓音和表演趋向，改学“骐派”唱腔，并于民国35年（1946年）专程去上海拜见周信芳，经施教指点，受益很大。这时，他已是蚌埠地区颇有名气的京剧票友了。
解放后，他曾一度协助其姐经营公正饭店，但不久便弃商从艺。此后，李虎臣在艺术实践中，戏路愈走愈宽，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刚毅清廉的古代官吏形象。在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参加义务演出，为蚌埠市文艺界捐献“鲁迅号”飞机不遗余力。他还将自己过去多年购置的戏衣行头，全部无偿地奉献给京剧团。1957年，他正式进入市京剧团，成为一名老生演员。同年，他自编、自导、自演连台本戏《济公传》，在社会上获得很大的反响。接着，在《三国志》（全本）中，他又扮演了鲁肃、孔明和关羽三个角色，受到观众的好评，充分表现了他的京剧艺术才华。
1953年6月，李虎臣被选为蚌埠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连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李虎臣被打成“黑帮”人物，隔离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于1971年12月10日含恨而死。
杨树诚
杨树诚（1885～1973），河北省盐山县人，出生在贫农家庭。幼年时，父亲出关外谋生，不久母亲病死，他沦为乞丐。稍长，即靠打短工糊口。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树诚16岁时，经村人介绍到河南焦作煤矿英国人所办福公司当徒工。在那里，他先后当过木工、钳工、铆工、铸工、锻工和起重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荒野的工地上，他偶然拾得一小盒探矿用的钻石，交还给英国总矿师。由此，他备受英人赞赏，遂命其随侍身边，教授钻探技能。日久，他学得一手地质勘探的技术，成为华北一带知名的煤矿钻探工程承包商。
民国9年（1920年），他将历年积累的资本在徐州筹建宝兴铁工厂和勘探钻务处，分别从事机械修理和承包钻探工程。徐州交通便利，是苏北、鲁西、豫东的小麦集散地，杨树诚见猎心喜，为寻求更大利润，于民国10年底筹建徐州宝兴面粉厂，是为杨氏独资办实业的新起点。
杨树诚经营面粉业，获得丰厚利润，至民国17年，集资本60万银元，来蚌埠兴建宝兴第二面粉厂，于民国19年投产。工厂很快垄断了皖北一带的小麦，所出产价廉物美的宝兴“洋面”充斥市场，当地许多传统的手工磨坊即被取代。由于杨树诚在厂内采用新设备、新技术，并采取增开夜班、对工人延长工时、严格惩罚制度等手段，盈利不断上升。到民国23年，仅蚌埠面粉厂所获纯利即达200余万银元，超出原始资本三倍多。因此，杨树诚成了淮海一带著名的面粉业资本家。
在工厂管理上，杨选拔少数他认为“忠诚”的工人当工头、领班和各部总管，对众多苦工则予剥削压榨；与此同时，他不惜用巨款贿赂当地军政要员，甚至与一些高级将领结拜成异姓兄弟，以求得他们的保护。
民国22年起，杨树诚欲在蚌埠筹建植物油厂，翌年聘请德国专家罗德科夫主其事。民国26年上半年，工厂筹建大半，随之抗战爆发，植物油厂的筹建工作停止。
民国27年2月2日，日军侵占蚌埠，杨树诚在天主教堂内避难一年多。同时，他所经营的宝兴面粉厂，为日军占领，其制粉楼改设为炮兵观察所。6日，工厂制粉楼和其它设施为抗战的中国空军炸毁。民国30年，杨树诚组织人力将部分厂房修复，陆续开工生产。
民国33年4月，伪政权大搞所谓“捐款献机”运动，杨树诚在胁迫下，捐款50万元中储券。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树诚大部分时间辗转于郑州、北平、上海，徐、蚌面粉厂交给其长子杨春曦主管，其侄杨鹤轩襄助。战后，蚌埠厂资金匮乏，生产不振，营业萎缩。在此情况下，以李品仙为后台的安徽地方银行总经理张岳灵愿意“合作”，帮助“复兴”企业。于是桂系官僚资本乘机侵入，双方议定成立“大淮股份有限公司”。但至民国36年底，张岳灵使用巧取豪夺手段，将公司流动资金逐步抽去，大淮公司遂解体。
蚌埠解放后，宝兴面粉厂被市军管会代管，杨树诚也因“沦陷时期捐款献机，抗战胜利后与桂系官僚资本合营大淮公司”，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同时将他的工厂资产收归国有。
1952年，安徽省工业厅根据他具有地质勘探的专长，特聘他为工程师，在淮北一带探察煤矿。1961年，他退职定居上海。
1966年5月20日，回归祖国的前国民党总统府代总统李宗仁曾赴上海探望杨树诚。1973年12月31日，杨树诚病逝于上海。
冯传彬
冯传彬（1931～1973），江苏邗江人，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其父早年去世，13岁时随母来到蚌埠，在二马路（今凤阳路）一乐新理发店当学徒。学艺时，他勤看、勤问、勤练，较快掌握熟练的理发技术。同时，还学会为女子理发、烫发，此技在当时难能可贵。
建国后，冯传彬理发技术提高更快，在蚌埠理发业中颇有声誉。1956年起，他被分配到规模较大的淮上理发厅工作。他曾总结和创造出“三具合一”的理发操作法，即将电推与大、小木梳配合使用，可使头发一次轧剪成功，不仅提高工效，还可避免接茬不均，至今在蚌埠理发行业中仍然沿用。
60年代初，因其理发技艺高超，被当时城市服务局所办的理发中等技术学校聘为教师。在培训工作中，他呕心沥血，对学员严格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边讲边示范，使学员进步很快。经他培训的4批学员，有近百人，大部分成为理发高手。1973年，冯传彬病逝。
李成茂
李成茂（1900～1974），山东韩庄人，幼年丧母，父亲在粮行帮工，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
民国3年（1914年），他经亲友介绍到滕县一家饭店学徒。学艺期间，他勤学苦练，刻意钻研，终于学到一手烹饪鲁菜的本领。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成茂流落徐州。民国27年冬，他到蚌埠，在二马路（今凤阳路）先开小饭铺，以卖天津水饺和卤菜为生。由于他手艺好，在地方商绅马立斋、王涤川、蒋春山等人的鼓动和资助下，盘进了东兴楼菜馆，改名天津同源茂饭庄。
那时，蚌埠已经沦陷，并成为伪省政府所在地，市面上饭庄菜馆比比皆是。为了竞争，李成茂不惜用重金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聘请名厨师，如京津名厨韩林，川菜名厨刁金生、刘国浩、李荣英，北京烤鸭高手刘长发，扬州面点名厨孙霞山，以及擅长烹饪西餐的仲济山，一时同源茂饭庄人才济济。
饭庄除每日选购时鲜菜蔬外，缸里还喂养着活鱼，以备顾客亲自挑选。饭庄经营的各式菜肴选料精、加工细、火候足，讲究原汁原味；其油爆肚头、扒蹄膀、扒海参、扒鱼翅、扒鸡腿、抓炒里脊、抓炒腰花、抓炒虾仁、抓炒鱼片及烤鸭等，均有名气。
饭庄除散座外，还设有大小不一的单间雅座，悬挂匾、联、书、画，以幽取胜。李成茂办饭庄，除讲究菜肴质量和餐具雅致外，还热情待客，维护信誉。每日开门，他或站在店门口招呼客人，或不时给客人敬菜。故此，饭庄每日顾客盈门，生意兴隆，俨然成为蚌埠市首屈一指的大饭店。办理宴席，至少要在三天前订座。民国30年夏，他又在楼下一隅兼营冷饮业务，自制冰淇淋，生意特好，是蚌埠经营此种业务的第一家。
1956年，同源茂饭庄实行公私合营，李成茂任私方主任。翌年，调任国营淮河餐厅门市部主任兼厨师。1974年12月，李成茂病逝。
包甘德
包甘德（1909～1979），出生在上海一个贫民家庭里。父亲是个花木工人，为了能让包甘德读书上学，全家人节衣缩食，故此，青少年时代的包甘德不敢怠学，读书十分勤奋。民国19年（1930年），他由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先后在青岛工务局、威海卫管理公署、上海昌时建筑事务所从事技术工作。民国31年，他受聘到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就任上海工务局沟渠工程科科长。
解放后，蚌埠市工业蓬勃发展，包甘德于1950年3月来蚌参加建设，筹建市建筑公司，并承担全市建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管理工作。
是年汛期，恰逢暴雨成灾，淮河泛滥，包甘德投入抗洪抢险斗争。一次，国庆街北头一段堤防出现漏洞，河水倒灌入市，堤外水势出现逆流漩涡，如不及时抢修，后果严重。包甘德见状，急忙潜入水中探查，然后带领民工用麻袋装粘土，集中洞穴方位分层下投，终于堵住洞口，防止了一场决堤的危险。
1952年，包甘德负责筹建自来水厂的工程总设计和施工。他通过深入调查，周密计划，终于在1954年元旦使水厂投产，解决了市民几十年来吃水靠车拉人挑的困难。
包甘德自1950年任建筑公司总工程师以来，先后指导建造了第三人民医院、百货大楼、邮电大楼、肉类联合加工厂、纺织厂等20多处工程，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在他的指导下，蚌埠市成功地推广运用了双曲拱顶、砂基础、预应力屋架、大型预制板制作等一批新技术。
包甘德对工作一丝不苟，严格把住设计和工程质量关，绝不允许有丝毫差错。为此，他经常深入到施工工地检查。一次，他发现营市街小学教学楼工程，在浇筑混凝土大料时，有蜂窝麻面，有人提出修补一下就是了，否则损失太大。他认为这有可能成为工程事故的隐患，坚决要求砸掉重新浇筑。对在工作上不负责任、出了事故的人，他毫不留情进行严肃批评；对瞎指挥的人，他敢于抵制。他说：“瞎吹乱干，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是对党对人民建设事业的一种犯罪行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包甘德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进行批斗、游街，致使身心健康受到损伤。1979年2月21日，他在上海病逝。
徐邦宁
徐邦宁（1900～1980），原名徐永，曾用名徐治平，蚌埠郊区小蚌埠人。
民国30年（1941年），中共党员高揖三奉命潜回小蚌埠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常向他介绍共产党解放区的情况，讲述“穷人要翻身，就要闹革命”的道理。在高的影响下，徐邦宁从一个朴实的农民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民国32年，日本侵略军更加疯狂，在蚌埠大搞什么“空袭演习”、“灯火管制”，推行所谓“国民劳动服役”、“民众献机运动”，闹得全市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就在这险恶的形势下，徐邦宁自民国33年起，接受高揖三的派遣，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来往于蚌埠与泗五灵凤县委之间，传递情报，运送物资。
民国35年7月，徐经中共蚌埠工委副书记张漫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国民党军队向淮北根据地进攻，中共蚌埠工委奉命北撤，徐作为秘密交通员留下，在舞台街以卷制手工香烟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活动。此期，他为一些党内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掩护一些革命干部的过往。民国37年冬，他担任党总支委员（总支书记康善贤）。蚌埠解放后，徐先后任市农会主任、手工业联社副主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等职。1980年3月12日，徐邦宁病逝。
胡惕非
胡惕非（1903～1980），安徽凤台县人。他原名胡献麟，行医后，改名胡惕非。
胡惕非原在凤阳执教。30年代初，其妻多病，遂立志学医，用心攻读医书，于民国22年（1933年）正式开业行医。
民国36年冬，胡惕非来蚌埠，在大马路（今淮河路）三元堂药店坐堂应诊。他擅长医治冠心病及妇科病，颇有盛名。
1953年6月，胡加入中医第二联合诊所，至1956年，调入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受到批判，行政上给予降职降薪的处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次受到批斗，被强迫去刷厕所、喂猪、拉架车，进行所谓“劳动改造”。
在身处逆境的年代中，胡惕非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强体力劳动的折磨。然而，他没有忘记自己行医治病的责任，坚持到病人家庭查视。为了发展中医事业，他把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汇编成册，先后撰成《中医百方》、《妇科产前产后篇》、《谚编方剂歌诀》等。他主张医与药不能分割，医者应当识药。为此，他常带领门生去市郊登山采药，采集标本，细心考察，并撰写《淮上草药》稿本。医学上他勇于革新，不仅积极在全市举办的中西医结合学习班上讲课，而且在第三人民医院开办第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房。他编写的《医案存真》，至今为门生所沿用。
1979年，医院恢复了他的原工资待遇，并晋升他为中医主治医师。1980年，胡惕非因病逝世。
刘凤鸣
刘凤鸣（1912～1983），出生在安徽凤阳长淮卫一个民间艺人的家庭。他原名刘东山，8岁从艺，跟随父亲学习吹唢呐。15岁那年，赴凤阳县城高氏乡绅家里办事，与另几个唢呐班子“对棚”①，东山使出浑身解数，大展吹奏技能，“吹”败了所有在场的唢呐班子，名噪一时，有“东山喇叭”之誉。从此，他改名为刘凤鸣，有在凤阳一鸣惊人的意思。
刘凤鸣吹唢呐稍有名气后，更加专心一致，揣摩苦研，奔走淮河两岸，投师访友，学会了更多的曲牌戏段，使吹奏技艺更加完美。此后多年中，他创造了一套用唢呐表现花鼓灯调和“拉魂腔”②的演奏方法，自成一派，在淮河流域一带获得很大的反响。他甚至可以用唢呐模仿人发出的声音，维妙维肖。
1952年，刘凤鸣加入治淮文工团，不久调入安徽省歌舞团任唢呐独奏演员，并为电影《淮上人家》配唢呐独奏。他以如泣如诉的音乐曲调，增强了该影片风土人情的效果，受到嘉奖。此后，在1954年的华东文艺会演和1957年的全国音乐舞蹈会演中，他获得一等奖和优秀表演奖。他演奏的唢呐曲《百鸟朝凤》、《欢乐曲》，被录制成唱片，在国内音坛上名声大噪。
1960年以后，刘凤鸣担任安徽省艺术学校教师，2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唢呐演奏员。1981年，刘凤鸣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83年1月29日病逝。
注：①当时有钱人家喜庆日，都要请上几个唢呐班子，各据一台，互相比赛吹奏技艺，叫做“对棚”。
②拉魂腔，是流传在淮河流域一带的民间曲调，代表人物有霍桂霞、李宝琴等。解放后更名泗州戏。
陈锦龙
陈锦龙（1920～1984），原名陈占魁，化名林守泉，出生在安徽怀远县农村一个佃农家庭里。幼年，他曾随母亲讨饭、拾煤核儿，尚未成年便到蚌埠码头脚行（搬运行）干活。其间，他时常参加工人组织的兄弟会、读书班以及拳门的活动。后来结识了青年学生朱介寄（朱百里，中共党员）。朱不仅教他读书识字，还向他讲解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许多革命道理。从此，陈锦龙懂得：“要想改变穷困生活，就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民国33年（1944年），他踏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共蚌埠工委（淮河办事处）的一名交通员，来往于蚌埠与淮北根据地之间，传送情报、文件和宣传品。
民国34年5月，中共蚌埠工委（驻泗五灵凤县）派李振友到蚌埠领导工运，李即住在陈锦龙家中，并通过陈的活动，打入码头第19票班。抗战胜利后，党组织领导码头工人为增加工资先后进行了四次斗争，从而团结了更多的工人。在斗争中，陈锦龙冷静沉着，积极串联，不怕牺牲，经李振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5年，蒋介石挑起内战。那时，蚌埠当局下令强征市民参加国民兵训练。陈锦龙在中共蚌埠工委领导下，以工人“午季要回家拾麦子养家”相号召，发动一千多名被征训工人起来抗争，罢工罢训，迫使当局的训练计划延期。民国36年，陈锦龙任中共蚌埠工委委员。
民国37年秋，人民解放军大反攻开始。陈锦龙受中共蚌埠工委的指示，历经艰险，潜赴淮北解放区，向江淮军区首长报告蚌埠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并领受了保护城市重要设施、迎接解放的任务。返蚌后，蚌埠党组织根据他的传达，立即组织工人积极开展护厂保产斗争。蚌埠解放后，市委为提高陈锦龙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先后三次保送他去皖北区党校、天津全总干校、北京全总干校进行脱产学习。他曾任市搬运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市总工会副主席兼搬运工会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1972年，他被调回城市，先后任煤建公司经理、中区副区长、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1984年11月25日，陈锦龙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