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是一座新兴的能源工业城市，总面积2121平方公里（含凤台县103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51.6平方公里；人口179.32万（含凤台县59.26万）。淮南以煤炭工业立市，煤炭、电力工业比肩发展，逐步形成以能源工业为主体，拥有化工、机械、电子、建材、冶金、纺织、造纸、医药、食品等比较完整的工业门类，为安徽省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能源重化工基地。1984年12月，国务院批准淮南市为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1985年初，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为开放城市。李鹏总理视察淮南期间欣然题词：“以少胜多古战场，又多又快能源城”。
淮南市位于安徽省中北部，淮河横贯市境，境内三山鼎立、五水分流。自东而西有上窑山、舜耕山、八公山，对市区形成环抱之势；窑河、东淝河、黑河、泥河、架河等淮河支流，分别流经市区，沿淮湖泊众多，山光水色，相映成趣。市境以淮河为界，呈现两种不同的地貌类型，淮河以南属于江淮丘陵的北缘，由南向北依次为残丘（低山）、岗地、河谷平原；淮河以北属于淮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平坦。市境总体地势为南高北低，平均海拔高度为20～30米。淮河是我国南北地理的天然分界线，市境处于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比较分明。年平均气温15.3℃，年平均无霜期233.7天，年平均降雨量937.2毫米，主导风向为东南风。
淮南境内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夏商之际，“淮夷”人在此形成部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征战不休，市境初属州来子国，因国小力微，先后被吴、楚占领，继而灭亡；战国末期，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市境遂成为楚国京畿之地。市境入春秋属吴,出战国属楚,而终于楚国灭亡,因此又有“吴头楚尾”之说。秦统一全国后，市境属于九江郡。汉初置淮南国，市境为其所领。此后由晋至宋，先后历经淮南郡、淮南道、淮南路等以“淮南”命名的建置。元初，市境属寿春县（凤台属下蔡县），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怀远县建置，市境东部属怀远县。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析寿州分置凤台县，市境西部为其所辖。这一格局历经至民国基本未变。清末民初,大通煤矿兴办,民国19年(1930年),国民政府设淮南煤矿局,淮南矿区形成,为今天淮南市的发端。1949年1月18日，淮南矿区解放，先后成立淮南煤矿特别行政区、淮南矿区、淮南矿区行政办事处，1950年设县级淮南市，1952年6月改设为省辖市。1977年1月，凤台县由阜阳地区划属淮南市，至此，全市辖田家庵、大通、谢家集、八公山、潘集5区和凤台县。
淮南人民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击侵略，抵御外侮的斗争中不屈不挠。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淮上儿女慷慨赴难，屡屡见诸史籍。近代史上的反侵略战争中，淮南籍爱国将领杨岐珍，勇战法国侵略军将领孤拔，名垂青史；在抗暴举义和近现代革命史上，淮上儿女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在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的战场上，淮南籍战士揭竿而起者甚众。清末革命党人的淮上军起义，瓦解了清王朝在淮南地区的统治，震撼了全省，廖朴纯等一批仁人志士血洒疆场，先后得到孙中山的旌表及追谥。土地革命初期，市境即建立起中共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王圩孜党小组、淮矿特别支部、廖家湾区委、高皇区委等组织，领导了“六·六”廖家湾雇农罢工和扒粮、抗捐等斗争，取得了胜利。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张国焘“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到民国23年(1934年)10月，市境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停止。抗日战争开始，党组织陆续恢复。民国28年6月，新四军四师南下开辟以潘集为中心的淮上抗日根据地，中共凤台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党组织发展达到高潮，市境建立起3个区委，有支部33个，党员300多名，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民国30年，新四军四师转移到津浦路以东，党组织活动再一次停止。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京市委在淮南矿区建立支部，积极发展党员。淮南解放前夕，党组织领导和组织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护矿运动，为保护淮南煤矿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市境以及周边地区，素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称。历代兵家，无论是据有江南欲复中原者，或是据有中原欲图江南者，此地区都是必争之地。北伐者得之，开封、洛阳扬鞭可及；南征者得之，则饮马已近长江。历史上多次出现过以淮河为界的南北分疆。东晋太元八年（383年），著名的淝水之战在市境摆开战场。决战之前的洛涧之战在市境洛河、上窑一带展开，东晋大将刘牢之率5000精兵由东而西强渡洛涧，与前秦大将梁成率领的5万之众展开激战，大破秦兵阻栅，斩杀梁成，“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然后，晋军水陆并进，直逼寿阳，在市境八公山安营扎寨，形成决战阵势。前秦首战落败，士气受挫，主帅苻坚登上寿阳城头望见八公山上旌旗严整，“草木皆以为晋军”。十月二十六日晨，东晋与前秦两军决战淝水，秦军未战先怯，最后苻坚以失败告终，盛极一时的前秦王朝也因之没落亡国。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到四年（956～958年），后周与南唐围绕寿州（寿县）展开了历时3年的攻守战，八公山下又一次摆开了战场。周世宗派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参与围攻寿州的战斗，最后以后周的胜利而告结束。于是在淮南、寿县、凤县一带又留下了“赵匡胤困南唐”的传说故事。元代以后，因为京杭大运河修复，以北京和南京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加之国家统一，市境的战略地位渐居次要，因南北政权对峙而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少见。民国27年(1938年)，日本侵略军入侵淮南矿区，驻守市境的国民党守军与日本侵略军隔窑河对峙，攻守长达4个月之久，最终淮南矿区虽然沦陷，但阻止了日军疯狂的进攻势头。
淮南地区煤炭资源丰富。淮南煤田远景储量444亿吨，探明储量180亿吨，占全省的70%，占华东地区的32%。早在明朝中叶，市境居民即开始土法采煤。《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江南通志》、《凤阳府志》、《怀远县志》、《凤台县志》多有记述。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因打造兵器，中都（凤阳）留守司士卒到上窑山采取大量煤炭。不仅如此，民间开采也很踊跃。《凤台县志》载述云：“旁郡邑资之者甚众，舟车百里，络绎不绝。”民国19年（1930年）开凿九龙岗西矿时，于民窑废坑中挖出一块石碑，记载了开采经过以及开采人姓名，时间是明万历年间，明代民窑开采情况可见一斑。清初禁止煤炭开采，市境土法采煤衰落。及至清末，近代工矿业萌芽，朝廷重臣孙家鼐也支持皖省兴办矿务。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二十九年，先后有杜兴远、段书云、戴锦章等人来舜耕山办矿，因缺乏技术均无功而返。三度开采失败，并没有令投资者却步。光绪三十年（1904年），怀远富商林文瑞招集窑工办矿初尝胜果。宣统二年（1910年），烈山煤矿总办段书云与涡阳富商牛云桥合资，再度来舜耕山下建井开矿。由于有了技术准备和烈山办矿的经验，矿井顺利出煤，遂于次年申领执照，正式创办大通煤矿公司。清朝末年的近代化工业开采尝试，经过三次失败后，终于获得成功。
辛亥革命爆发后，淮上军起义光复寿州，窑工离散，大通煤矿停办。民国元年（1912年）秋，怀远商人林庚臣、杨耀南等募集资金，邀大通煤矿公司所有者段书云再来淮南合办大通煤矿。民国19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设立淮南煤矿局，先后建成两个矿场，很快便形成规模生产。至此，官办淮南煤矿、商办大通煤矿开始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经营格局。官商两矿同时开始规模经营，标志着淮南煤炭大规模、持续的工业开采局面的形成。民国19年在淮南市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现代“淮南”的开始。民国27年6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淮南矿区，把官办九龙岗煤矿、商办大通煤矿攫为己有，组成所谓“淮南炭矿株式会社”，进行长达7年之久的资源掠夺。期间，掠去煤炭428.48万吨，断毁煤炭资源1230万吨，而所留下的除了疮痍满目的矿山之外，还有3条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和宋子文财团接收了淮南煤矿。民国36年，分别隶属华商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通煤矿和隶属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的九龙岗煤矿正式合并，组成新的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此间，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设的具有40年代水平的大通煤矿三号井竣工投产，成为中国煤矿建井史上的里程碑工程。40年代后期，又在八公山下勘探到大量的煤炭资源，到淮南解放时，八公山煤矿已简易投产。
新中国建立以后，淮南煤炭工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2年3月，淮南解放后兴建的第一座矿井蔡家岗煤矿（谢家集一矿）建成投产，揭开了淮南煤矿建设的序幕。1954年，谢家集二矿、三矿、李郢孜一矿先后破土兴建，分别于1956、1957年投产；1955～1964年，先后又有李郢孜二矿、毕家岗矿、李嘴孜煤矿、孔集矿动工兴建并竣工。云集淮南西部的建井工人，住窝棚、吃咸菜、战酷暑、斗严寒，创造了矿井建设的高速度。至1964年，淮南矿区新增矿井7座，设计能力达到855万吨。
“文化大革命”初期，淮南煤矿成为“重灾区”，武斗事件频频，生产秩序遭到极大破坏，一度出现停产、半停产。1969年以后，基本排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煤炭生产的严重干扰，煤炭产量稳步上升。1973年底，潘集一矿开工兴建，淮南煤矿新一轮矿井建设揭开序幕，淮南煤炭生产跨过淮河，开始往潘集—谢桥新区发展。1976年底，潘集二矿动工；1979年，潘集三矿兴建；1983年谢桥煤矿破土。淮河以北先后兴建的4座煤矿全部为大型、特大型矿井，设计生产能力大、现代化程度高，使淮南煤炭生产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矿井建设加快了速度，老矿区的挖潜改造也在不断深入，同时，地方煤矿的开发迈出了新步伐。1989年12月，设计年产90万吨的新集煤矿开始兴建，标志着地方煤炭工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到1990年底，淮南矿区主要矿井9对，年产量达1005万吨。从解放到1990年的42年间，淮南矿区产煤达3.41亿吨。
淮南电力工业是伴随煤炭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工业门类。民国19年（1930年），九龙岗煤矿创办之初，购进1台7.5千瓦直流发电机，建发电房，是为淮南电力工业的源头。此后，电力工业一直是煤炭工业的一部分，从属于淮南煤矿。日本侵占淮南煤矿期间，为了掠夺资源的需要，在田家庵建立了下窑发电所，架设田家庵—大通—九龙岗输电线路。至日本投降，淮南发电装机容量由沦陷前的数千瓦增至6000千瓦。抗日战争胜利后，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推行“复兴三年”电力建设规划，兴建下窑第三发电所，到淮南解放前夕，淮南发电装机容量为8200千瓦，设大通、九龙岗、八公山3座变电所及田家庵升压站，构成建国前安徽省唯一的区域性电网，除了工业用电之外，民用电也已经开始。
淮南解放后，电力工业由煤矿附属地位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田家庵电厂进行改建，1956年，国产第一台6000千瓦发电机在田家庵电厂投产，成为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此后，田家庵发电厂经过5期扩建，装机容量达到60.1万千瓦，包括了6000千瓦、1.2万千瓦、2.5万千瓦、12万千瓦等不同型号的国产、进口机组，如同一座电力工业博物馆，成为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淮南电力工业发展迎来了更加辉煌的发展时期。1982年、1984年，淮南洛河、平圩两座大型发电厂先后动工兴建，分别安装30万千瓦、60万千瓦大型发电机组，其中平圩发电厂安装的是国产第一台60万千瓦发电机组，李鹏总理视察淮南期间,欣然题词：“平圩不平常，单机甲中华”。从国产第一台6000千瓦发电机组到国产第一台60万千瓦发电机组，新中国电力工业走过了辉煌的发展历程，也在淮南电力工业发展史上竖起了两座丰碑。到1990年，淮南拥有3座大型火电厂，装机容量达180.1万千瓦，相当于1949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1949～1990年，淮南共发电859.77亿千瓦时。通过10条110千伏以上的高压输电线路向华东电网供电,电力输出占全市发电量的80%以上,实现了“北渡淮河，南跨长江、西进大别山、东到琅琊山”的电力发展规划，充分显示了淮南市电力工业的强大辐射功能。淮南电力工业产值已经超出煤炭工业而跃居全市第一位，标志着淮南“煤电并举”能源工业发展格局已经形成。
能源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化工、机械等工业门类的发展。淮南市化学工业是围绕煤炭、电力工业建立起来的煤化工工业。1958年，淮南化肥厂开始兴建。随后，市东风化肥厂、南农化肥厂先后上马，市电化厂、淮南矿务局化工厂、矿务局合成材料厂等一批骨干化工企业继之而起，橡胶、制药等工业企业纷纷兴办。进一步壮大了淮南的化工行业，使之成为仅次于煤炭、电力工业的第三大工业门类。
淮南最早的机械工业企业是兴建于民国20年（1931年）的淮南煤矿局中央机厂，初期为淮南煤矿的井口修理厂，从属于煤矿。建国后易地重建，并独立发展成为国家大型的煤矿机械制造工业企业——淮南煤矿机械厂，隶属于煤炭工业部。在淮南地方工业中，机械工业也占有相当比重。50年代末期以后陆续建成的有淮南机床厂、淮南轴承厂、淮南石油化工机械厂、淮南印刷包装机械厂等，形成了中央、地方企业并行发展的局面。除此之外，建国后兴建、改建的地方工业企业还有淮南瓷器厂、安徽造纸厂、淮南纺织厂、淮南市酒厂、肥皂厂、面粉厂、油厂、天一袜厂、淮南水泥厂、市印刷厂、市华光日用化工厂、淮南肉联厂、市食品厂等200余家，逐步形成了以化工、机械、冶金、建材、电子、纺织、造纸、医药、食品等为主的工业门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工业企业不断涌现，通过新建、扩建，全市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业设备不断更新，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1985年工业普查资料反映，80年代设备占31.8%，其中进口设备占3.5%；70年代设备占45.2%，其中进口设备占5.5%；60年代设备占15.8%，50年代设备占4.3%。淮南解放初期，仅有煤矿、电厂、面粉厂以及碾米、手工卷烟等8个工业企业，1949年工业总产值3382万元，其中地方工业总产值仅470万元。1978年底，全市工业企业发展到276个，工业总产值发展到10.75亿元（1980年不变价）。到1990年底，全市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000多家，工业总产值为44.5亿元。同时，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全市已建立起造纸、纺织、医药、日用橡胶、食品等轻工业生产体系。1990年底，轻工业企业已发展到449家，年产值16.3亿元；轻重工业的比率1978年为29.2：70.8；1990年为36.65：63.35，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逐步趋于合理。
淮南交通事业起步早，发展快。因淮河舟楫之利，航运业历史悠久，淮南煤矿兴起之初，航运是其主要的运输形式。民国25年（1936年）淮南铁路（田家庵—裕溪口）建成通车，大大缩短了淮南煤炭运抵长江流域的运程，而且还是沟通江淮之间陆路运输的最便捷形式。50年代建成大（通）八（公山）线，保证了矿井建设和客货运输的需要。70年代，随着潘集煤田的开发，阜（阳）淮（南）铁路兴建，一座气势雄伟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横跨淮河，为千里淮河第一桥。建国后建成的纵横交织的公路网则成为沟通市内和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进入80年代，淮南铁路、公路、航运业全面发展，铁路复线建成通车，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邮电通信也得到长足发展，邮政电信可达世界各地。1988年开通的洞山至田家庵光缆数字通信线路为省内第一条，它标志着淮南市邮电通信已跨入全省先进行列。
淮南市城乡交错，农村地域广阔，耕地面积4.3万公顷，山地绵延百里，河流湖泊众多，宜豆宜麦，宜林宜果，水产养殖条件优越，历史上为豆麦产区。但种植结构单一，产量低，且饱受旱涝威胁，农民生活贫困。解放以后，经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进耕作制度、推广优良品种，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60年代推广种植水稻，改变了传统的种植结构，粮食单产稳步上升。同时，随着城区的发展，蔬菜种植面积日益扩大，植树营林，水果栽培逐年发展，畜牧饲养和水产养殖全面兴旺，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农村普遍推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内部结构改善，陆续建成沿山经济林果带，以安成、舜耕、望峰岗、沈巷等乡镇为主的蔬菜基地和以上窑、窑河等乡镇为主的水禽生产基地。1990年，全市粮食总产26.82万吨，比1949年的5.71万吨增长3.7倍；油料作物总产由1949年的1415吨增到1990年的4083吨，增长1.89倍；生猪年饲养量从1949年的1.75万头增加到12.24万头，增长5.99倍；山羊、绵羊年饲养量从1949年的9635头增加到1990年的5.78万头，增长5倍；水产品总量从1949年的295吨增加到1990年的4901吨，增长15.61倍。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848万元增加到1990年16414万元，增长4.76倍。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对外贸易不断扩大。1990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1.88亿元，比1949年的886万元增长133倍，比1978年的2.19亿元增长4.4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多种经济成份得到发展，集体、个体、农贸市场零售额逐年递增。1990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饮食、服务网点达20628个，从业人数为58911人；对外贸易总出口供货总额9550万元。全市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980年为14215万元，1985年增长为14326万元，1990年达到23119万元，人均财政收入129元。到199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52.38亿元，国内生产总值29.38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7.9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654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449元。
淮南的城市建设带有明显的工矿城市特征，依矿、依厂建镇，点多线长。整个城市大分散、小集中，形成三大区片，东部以田家庵为主体，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西部谢家集、八公山连成一体，以谢家集为中心构成西部城区骨架；北部以袁庄为中心，是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新区。解放前，号称“淮南三镇”的田家庵、大通、九龙岗，市政设施基本为空白，仅有十几条街道，大部分为土路明沟，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建国后，作为华东地区一座重要的能源工业基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城市建设随着工业发展逐步拓展，旧有城区不断扩大，新建城区迅速形成。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东部城区市政设施有了很大发展，西部城区已经形成规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矿区城市的特点，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指导思想，先布经纬后织锦，以城市道路建设为突破口，加快了建设步伐。先后新建、拓宽了一批城市主干道。洞山西路、洞山中路、陈家岗路、龙湖路、国庆中路等一批路幅宽40～60米的城市道路把东部城区连为一体；以蔡家岗路、八公山南路为主的西部城区主干道，沟通了城区间的联系，改变了城区面貌。1990年，拥有主要干道113条，总长度149公里，总面积达200万平方米，道路网密度每平方公里达295米，人均拥有道路2.9平方米。市内公共交通方便，18条公共交通线路联结东、西、北三个城区，营运线路总长达307公里，营运线路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9公里。全市有自来水厂8座，日供水量17万吨，自来水普及率达90%以上。民用煤气从无到有，已拥有6.4万立方米储气能力，日供气15.3万立方米，用户2.2万户。市境还拥有龙湖公园、谢家集文体公园、八公仙阁、八公山儿童乐园以及洞山森林公园、八公山风景区、谢家集卧龙山风景区（孙家花园）等一批公园和游园。城区以公园、街心花坛和街头小游园，道路绿化所组成的点、面、线相结合的绿化格局已经形成。煤矿城市的脏、乱、差状况已有明显改观。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建国以来，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经济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94元，比1978年增长近4倍；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增长21%，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增长9.8%。城镇居民由于广开就业门路，就业人数增加，负担系数降低，加上收入来源增多，生活水平提高很快。1990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284元；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增长11.4%，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增长18.2%。1990年，全市银行存款余额达15.08亿元，居民人均存款储蓄余额603元。
随着经济事业的迅速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都获得巨大发展。科技工作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大力加强应用技术研究和推广，科技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全市拥有独立科研机构9所，企业和民间科研机构12所，科技队伍不断扩大。从50年代起，以革新煤炭生产工艺，改进煤炭生产工具为主的煤炭科技工作成果不断。台阶采煤法的推广和革新，促进了采煤方法的第一次革命。此后，伪倾斜金属柔性掩护支架采煤法及冻结井壁法的推广应用，国内首创的“三下”采煤的成功，提高了煤炭生产效率和安全。各行各业的科技创新不断。1978年以来，先后取得科技成果931项，推广应用率达70%以上，部分科研成果达国际、国内先进水平。
淮南教育比较发达，第一所高等学校——安徽省立高级工业专科学校创办于民国36年（1947年），建国后得到发展，1956年迁合肥，最终发展成为合肥工业大学。中等教育始于民国中期，淮南煤矿局建有子弟中学。建国后，市政府，淮南矿务局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形成市、矿办中学并行发展的格局。此外各企、事业单位纷纷建立各类职工子弟学校和职业学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通过大力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逐步增加教育投入、狠抓教育质量，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中等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普遍得到较快发展。1990年末，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888所，幼儿园122所。通过大力调整教育结构，职业、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为全市经济部门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全市在职人员文化素质普遍提高。
文化事业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积极发展。50年代，以剧团演出为特征的文化活动十分活跃，梅兰芳、常香玉、严凤英、王少舫等国内知名演员先后来淮慰问演出。安徽省第一家工矿区报纸——《淮矿工人》报、安徽省第一家工矿区广播电台——淮南煤矿职工广播电台均于是时在淮南诞生。文学创作、民间文艺也相当繁荣。“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事业受到很大冲击，出现低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文化艺术团体得到恢复发展，群众性文化在普及中提高，形成市、区、乡三级群众文化网。以花鼓灯等沿淮歌舞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舞蹈参加了1986年的全国汇演，文学创作、美术、书法、摄影、雕塑等涌现一批优秀作品，广播电视事业空前繁荣，人民文化生活显著提高。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1990年全市拥有医疗卫生机构233个，卫生技术人员8808人，病床6769张。市第一人民医院、淮南第二矿工医院、淮南第一矿工医院的综合、外伤、肿瘤医疗水平远近知名；不仅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的医治能力普遍提高，而且恶性肿瘤等病症的治愈率也明显提高。全市人口预期寿命由解放初期的35岁，提高到71.28岁，严重危害健康的各种流行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50年代以来，一大批淮南籍运动员在国际、国内体坛角逐，为祖国争得荣誉。1987年，淮南市荣获安徽省体坛输送人才第一名的称号。
淮南地处蔡楚故地，毗邻历史名城寿县，物产丰饶，八公山豆腐驰名天下。相传汉淮南王刘安为求长生不老之药，炼丹偶成豆腐，工艺流传千年。八公山豆腐以其纯白如玉、细若凝脂、味清淡而藏鲜美、适口而富营养、调味从心、可荤可素之特点，历史上曾为贡品，被誉为中华美食一绝。境内文物胜迹众多。战国四君子之一、楚相春申君黄歇长眠于谢家集区赖山；东晋前秦曾在这里鏖战经月，谱下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的历史诗篇，留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动人故事；后周南唐数度对垒，留下民间传说的寿唐关、饮马泉等历史陈迹；清末显宦孙家鼐家族修筑别墅、兴建花园，召集族中弟子游学于卧龙湖畔，青琅玕馆的遗迹清晰可辨；遍及市境的古寿州窑遗址，载述了盛唐著名瓷都的风采。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后的淮南矿区，留下了众多的碉堡水牢及白骨累累的“万人坑”，记载了侵略者的残暴，时刻昭示人们：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淮南，这座的新兴的能源工业城市，作为淮上的工业重镇，为安徽以及华东地区提供了滚滚不尽的能源，也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淮南将进一步展开腾飞的翅膀，创造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