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县境不到一个月时间，实现人民公社化。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建立起50个人民公社，大都在4000户以上，形成“一大二公”。公社初期为“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体制（行使乡职能）；实行组织军事化（公社下设营、连，1959年，营、连改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小庄并大庄，男女分舍住宿等）的管理方式。一度还实行“吃饭不要钱”，由营按人定量供给口粮，连部办大食堂，过早的实行“按需分配”。此时又在“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下，导致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盛行，加之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酿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1959年杜集人民公社，辖193个村庄，划分9个生产大队，总耕地88806亩，总户数为4695户（内非农户104户），总人口20432人；当年总收入113万元，提留54.2万元，占45％，分配数58.8万元，占55％，人均分配数31.70元，低于高级社。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降到81000吨，为建国后的最低点。
1961年冬，“五风”得到纠正，县境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户”的责任田办法，农村生产力有所恢复。1962年全县粮食总产回升到98000吨，比1960年增长20.9％。次年却作为“单干风”受到批判。群众拥护的“责任田”被强行全面恢复生产队集体经营。
1962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实行生产资料“四固定”（耕地、耕畜、大农具、劳动力）到生产队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并正式稳定下来。还允许社员有少量的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总面积的5～7％，连同饲料地和开荒地，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5～10％，最多不超过15％）。促使农业生产进入稳步发展的轨道，1965年粮食总产增长到125000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把农业合作化以来长期形成的“三包一奖罚”和“定额记工”等成功经验，扣上“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帽子加以批判，造成出工不出力的现象；社员的自留地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被禁止，社员劳动积极性受到挫伤，粮食总产下降到98500吨。1967～1969年略有回升，但仍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进入70年代，农业生产形势渐趋稳定，到1979年的10年中，粮食总产量徘徊在200000吨至250000吨之间，最高年产量，1976年达280000吨。
这期间号召“农业学大寨”（始于1964年），对县境农业有相当影响。初期着重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精神，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发展有着奠基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学大寨”被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不顾具体条件，硬性照搬照套“大寨式”经验，取消社员自留地、禁止社员家庭副业、取消评工记分，搞所谓“大寨记分法”——自报公议，造成干活“大呼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再次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下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大寨式的经营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县内农业生产，直到1979年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农业学大寨的消极影响才逐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