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畜禽饲养
一、私养
50年代初畜禽皆为私养。政府号召增殖保畜，国家奖励农民繁殖耕畜，贷款支持农民养牛，1954年大牲畜存栏由1949年1.8万多头增加到近2.3万头。1955年后耕畜入社逐步公养。1980年包产到户，耕畜又转私养。养猪是农家主要副业，农谚“穷不离书，富不离猪”。1949年户均存栏0.4头，土改后1952年户均增长至0.6头，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户余粮减少，户均饲养量又回降到0.4头。以后社办猪场，私养渐少，1959年私养生猪量占全县饲养量30%。1962年提倡“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饲养量上升。1965年农户私养生猪量占总饲养量96%。“文革”期间以“公养为主”，私养量再下降。80年代初，政府鼓励个体农民养猪，出现一批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专业户，将军乡袁中村农民丁建新，1980年私营一个电动加工的豆腐坊，养猪31头，鸡100只，承包水面120亩，养鱼3万尾，利用豆渣喂猪，猪粪肥田、喂鱼，5年盈利1.3万元。1985年县抽查25户农民养猪收入占总收入的25%。鸡，农户皆养，从10多只到几十只不等。城镇居民也喜养数只自食。
1984年全县出现畜牧专业户5568户，其中养猪1910户，养牛437户，养鸡1839户，养鸭1133户，养兔127户，养蜂120户，养貂2户。1985年粮价调升，畜牧专业户降到308户。
二、公养
养牛1956年私养牛折价归农业社，由生产队使用，专人使役、饲养，饲料由队定量供应，繁殖的幼畜，周岁折价，50%奖饲养户，40%归队，10%归社。1957年耕畜存栏由1955年22319头增至27054头。1958～1960年受“五风”影响管理混乱，农业歉收，饲料紧缺，饲养量降到1.5万头。缺牛队用人拉犁，或租牛使用。1963年公私并举，私养为主，饲养量逐渐回升。1966年县组织有关部门一次从贵州购进耕牛113头，支援缺牛队。1966～1972年全县每年平均从外地购进500多头，用费30多万元。繁购结合，1975年全县耕畜达32245头。1980年后，政府鼓励私人养牛，发展商品牛，1985年全县耕畜饲养量36686头。
养猪1957年全县基本实现社社有猪场，有母猪，有的农业社采取就水源、就饲料、就交通、就放牧、就肥田的“五就”办法建场，利用荒岗，改造荒岗，当年猪存栏9.8万头，比1955年增长1.4倍。1958年全县各级大办“万头”、“千头”、“百头”猪场，实现养猪集体化。由于饲料紧缺，管理不善，1959年11月到1960年3月全县病死和糟死生猪8万多头，占应存栏数65%。1960年饲养56235头，年末存栏26885头。由于不讲成本核算，公养猪出现繁殖率、料肉转化率、经济效益“三低”的现象。1962年后，集体猪场减少，1970年后有所扩大。1978年集体猪场逐步解体，公养转私养。
饲养家禽1956年个体孵坊收归农业社副业，饲养员报酬略优厚于农业劳力，饲养量增长，1958年公社、大队新建鸡场、鹅场331处，经营亏损。1961年社队畜禽饲养场除种鸭场和孵坊外，其余均解体。70年代政府把家禽作为指令性生产指标，公社棚鸭大发展，1976年社队公养棚鸭326棚、10万多只。饲养棚鸭60天成肥的经验有顺口溜：“20天养苗在棚内，15天放进麦茬田，15天池塘沟边转，20天边割边放在稻茬田”。70年代末公养渐衰，私养上升。
三、县种猪场
县种猪场在县郊长岗头。前身是县委总务股种猪饲养场，建于1958年，1960年与县农业试验站合并，由于摊子大，人员多，年亏损约2万元。1962年撤销试验站，定名肥西县种猪场，定编16人，饲养种猪100头，鹅30只、鸡40只、牛1头，有土地11亩。1963年县委副书记石景亭三次来场动员职工勤俭创业，场内职工自己生产饲料、发展副业，年亏损降至3500元。1964年扩大饲料地15亩，开办豆腐坊，粉坊。1965年繁仔猪1200多头，开始扭亏为盈，盈利370元。1971年试验人工授精成功，受精母猪平均产仔13头，至1972年为场内外配种1949头。后因缺乏资金，种猪老化，1975年停止授精配种业务。1976年仔猪发生黄痢病，死378头。1977年种猪老化未改变，又近亲交配，母猪产瞎眼仔猪100多头。1969～1978年连续10年平均亏损5000元。1979年狠抓饲养管理，广开饲料来源，繁仔猪1047头，盈利6800多元。1982年实行分组承包，根据猪的品种、产仔情况，定年产两窝、定断乳仔重、定成活率、定饲料、定工具、定猪舍维修费用、定超产奖励20%，减产赔偿10%。工人潘仁惠承包后专心饲养管理，年产仔猪170头，成活145头，盈利2289.31元，受奖570元，全场年盈利1万多元。1985年职工56人，养公猪10头，母猪100头，繁仔猪745头。鸡场养鸡2000多只，腐竹厂产腐竹34吨，养蜂75箱。全场盈利5.7万多元。
若干年份家畜家禽统计表
表7—1
50年代初畜禽皆为私养。政府号召增殖保畜，国家奖励农民繁殖耕畜，贷款支持农民养牛，1954年大牲畜存栏由1949年1.8万多头增加到近2.3万头。1955年后耕畜入社逐步公养。1980年包产到户，耕畜又转私养。养猪是农家主要副业，农谚“穷不离书，富不离猪”。1949年户均存栏0.4头，土改后1952年户均增长至0.6头，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户余粮减少，户均饲养量又回降到0.4头。以后社办猪场，私养渐少，1959年私养生猪量占全县饲养量30%。1962年提倡“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饲养量上升。1965年农户私养生猪量占总饲养量96%。“文革”期间以“公养为主”，私养量再下降。80年代初，政府鼓励个体农民养猪，出现一批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专业户，将军乡袁中村农民丁建新，1980年私营一个电动加工的豆腐坊，养猪31头，鸡100只，承包水面120亩，养鱼3万尾，利用豆渣喂猪，猪粪肥田、喂鱼，5年盈利1.3万元。1985年县抽查25户农民养猪收入占总收入的25%。鸡，农户皆养，从10多只到几十只不等。城镇居民也喜养数只自食。
1984年全县出现畜牧专业户5568户，其中养猪1910户，养牛437户，养鸡1839户，养鸭1133户，养兔127户，养蜂120户，养貂2户。1985年粮价调升，畜牧专业户降到308户。
二、公养
养牛1956年私养牛折价归农业社，由生产队使用，专人使役、饲养，饲料由队定量供应，繁殖的幼畜，周岁折价，50%奖饲养户，40%归队，10%归社。1957年耕畜存栏由1955年22319头增至27054头。1958～1960年受“五风”影响管理混乱，农业歉收，饲料紧缺，饲养量降到1.5万头。缺牛队用人拉犁，或租牛使用。1963年公私并举，私养为主，饲养量逐渐回升。1966年县组织有关部门一次从贵州购进耕牛113头，支援缺牛队。1966～1972年全县每年平均从外地购进500多头，用费30多万元。繁购结合，1975年全县耕畜达32245头。1980年后，政府鼓励私人养牛，发展商品牛，1985年全县耕畜饲养量36686头。
养猪1957年全县基本实现社社有猪场，有母猪，有的农业社采取就水源、就饲料、就交通、就放牧、就肥田的“五就”办法建场，利用荒岗，改造荒岗，当年猪存栏9.8万头，比1955年增长1.4倍。1958年全县各级大办“万头”、“千头”、“百头”猪场，实现养猪集体化。由于饲料紧缺，管理不善，1959年11月到1960年3月全县病死和糟死生猪8万多头，占应存栏数65%。1960年饲养56235头，年末存栏26885头。由于不讲成本核算，公养猪出现繁殖率、料肉转化率、经济效益“三低”的现象。1962年后，集体猪场减少，1970年后有所扩大。1978年集体猪场逐步解体，公养转私养。
饲养家禽1956年个体孵坊收归农业社副业，饲养员报酬略优厚于农业劳力，饲养量增长，1958年公社、大队新建鸡场、鹅场331处，经营亏损。1961年社队畜禽饲养场除种鸭场和孵坊外，其余均解体。70年代政府把家禽作为指令性生产指标，公社棚鸭大发展，1976年社队公养棚鸭326棚、10万多只。饲养棚鸭60天成肥的经验有顺口溜：“20天养苗在棚内，15天放进麦茬田，15天池塘沟边转，20天边割边放在稻茬田”。70年代末公养渐衰，私养上升。
三、县种猪场
县种猪场在县郊长岗头。前身是县委总务股种猪饲养场，建于1958年，1960年与县农业试验站合并，由于摊子大，人员多，年亏损约2万元。1962年撤销试验站，定名肥西县种猪场，定编16人，饲养种猪100头，鹅30只、鸡40只、牛1头，有土地11亩。1963年县委副书记石景亭三次来场动员职工勤俭创业，场内职工自己生产饲料、发展副业，年亏损降至3500元。1964年扩大饲料地15亩，开办豆腐坊，粉坊。1965年繁仔猪1200多头，开始扭亏为盈，盈利370元。1971年试验人工授精成功，受精母猪平均产仔13头，至1972年为场内外配种1949头。后因缺乏资金，种猪老化，1975年停止授精配种业务。1976年仔猪发生黄痢病，死378头。1977年种猪老化未改变，又近亲交配，母猪产瞎眼仔猪100多头。1969～1978年连续10年平均亏损5000元。1979年狠抓饲养管理，广开饲料来源，繁仔猪1047头，盈利6800多元。1982年实行分组承包，根据猪的品种、产仔情况，定年产两窝、定断乳仔重、定成活率、定饲料、定工具、定猪舍维修费用、定超产奖励20%，减产赔偿10%。工人潘仁惠承包后专心饲养管理，年产仔猪170头，成活145头，盈利2289.31元，受奖570元，全场年盈利1万多元。1985年职工56人，养公猪10头，母猪100头，繁仔猪745头。鸡场养鸡2000多只，腐竹厂产腐竹34吨，养蜂75箱。全场盈利5.7万多元。
若干年份家畜家禽统计表
表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