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与肃特
1949年3月，合肥地区的公安部队在皖北军区、合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了精干武装，主动配合公安机关与部队，积极清剿溃散的股匪，侦捕漏网的匪特，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肥西是匪特通往大别山据点的咽喉，匪患严重。县公安局长陈斌带领公安队员，多次化装深入“匪穴”，采取谈判教育的形式，瓦解匪特武装，争取国民党山南区联防主任郭毕率部起义，经整编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同年8月13日夜，肥西发生了惨重的“周老圩事件”。匪首沈子峰部股匪沟通混入该县独立团警卫排排长杨友三，内应外合，使用“调虎离山计”，偷袭周老圩，打死独立团副政委张子玉等10余名干部战士，并将皖北行署拨给该团的2万发子弹、1挺重机枪、1门六○炮等武器全部劫走。翌日，县公安队配合巢湖基干团某部在西道山包围该匪部，毙匪100余人，俘匪39名。同年9月10日，肥西县公安队配合剿匪部队，捕获混入公安队的惯匪桂世银。桂随班长郑宋余押解吴玉华等5名匪犯行至烧脉岗附近时，突然开枪打死班长及另外两名人员，与被押之匪为伍，四处抢劫，勒索群众钱财，偷袭蜀山乡政府，活埋陈乡长，打死合肥警备部队战士，桂犯被捕后被公审枪决。
1950年1月，市公安局侦破匪特“人民反共救国军”向艾宏兴商店、新昌毛行等殷商富户敲诈钱财一案时，公安队配合侦察员顺藤摸瓜搞清这个匪特组织的总指挥部在南京，通过南京、合肥统一行动，捕获在市内秘密活动的支队军需主任姚裕民，大队长唐冠群、胡杰、夏琪以及联络员等10余人，还在附近乡村剿灭了该部的残余匪特，斩断了匪特南京总部伸向合肥地区的魔爪。
1950年7月25日晚，肥东县公安局公安区员李杰，前往牌坊乡韩岗村参加永安、磨店、安乐、牌坊4乡治安联防会议，由于牌坊乡乡长柏庆余暗中通匪报信，会场遭到江北反共游击纵队独立第三支队长李德所率匪特的袭击，李杰等4人壮烈牺牲。县公安局长田中，侦察股股长杨海清带领县公安队追踪觅迹，在梁园附近布下罗网，配合剿匪部队歼灭匪特数名，俘获匪特250余人，接着挖出了隐藏在县公安队的匪犯丁一飞，粉碎了匪特偷袭县政府的阴谋。
在建国后一年多的剿匪肃特斗争中，市公安队按照公安机关的统一部署，发动和依靠群众，以政治攻势为主，辅以军事打击，搜捕了164名外地潜入合肥找“防空洞”的匪特，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合肥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春，在肥西、舒城、六安3县交界的柏林、袁店、孔家桥地区，发生了一起以韩必贤、程千云为首，以反动道会门为主要组织形式的“韩朝”反革命暴乱事件。“韩朝”暴动案的总头子韩必贤，舒城县柏林乡人。早在1955年秋，他就开始秘密活动，自封为“大韩皇帝”，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不久，韩结识了肥西县龙潭乡程千云，程谎称偷来的马是“宝马”，声称其师傅是“青峰道人”，拥有“神马宝剑”，大旗一摆千军万马刀枪不入。据此，韩必贤封程为“军师”，并与其勾结，密谋叛乱。3月31日晚7时许，肥西县龙潭乡新丰农业社主任唐光元、队长程千业和公安干部张必义一行3人前往调查盗马案。程千云父子误认为阴谋活动暴露，便杀死程千业、打伤唐光云，连夜逃往韩必贤家。韩在秘密集会中宣称：“要勇往直前，打到桃溪、舒城、攻下合肥城，然后扩充势力，打到北京去，登上金銮殿……”4月1日上午，韩必贤、程千云等50余人，打着“韩朝太阳”的黄旗，各持刀斧、铁锹等凶器公开暴动，将闻讯前往制止暴动的舒城县公安局3名干警，杀害2人，重伤1人。夺去枪支3支，子弹50余发。当天下午4时10分，肥西县公安局公安队、安徽省公安厅保卫队分别赶赴八里岗。县公安队沿孔家桥东一线，省保卫队沿孔家桥东北一线，对孔家桥的匪徒实施半面包围。韩必贤一伙见势不妙，一路向孔家桥东面县公安队呐喊冲击，另一路沿公安队阵地左翼向后迂回。由于东线公安队的机枪发生故障。当部队撤至董小郢子以东90米处时，公安队有一民警被匪徒打成重伤后牺牲，被夺去汤姆枪1支，子弹70余发。
东线公安队阵地侧后的暴徒，与赶来参战的桃溪民兵遭遇，双方展开枪战，下午6时，暴徒逃到舒城县戴家渡，化整为零分散向山区逃窜。这时，安徽军区内卫42团派出的2个排赶到孔家桥投入围剿战斗，残存的暴徒纷纷逃窜而去。部队、公安队民警和舒城、肥西县万余群众和民兵、干部分别控制交通要道，清查户口，封山搜捕，3天内，分散逃窜的19名暴徒全部落网。
肥西县公安队与外线配合，捕获潜藏的暴乱分子15人。肥西县人民法院依法对30名暴徒进行公判，主犯韩必贤、韩同台、程千宣等14人被依法判处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枪决。共犯韩同元、廖德云等5人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董必应、梁则荣等10人被分别判处3～15年有期徒刑，1人教育释放。
警卫执勤
1954年上半年，苏联天文、地面两专家组前来郊区和肥东、肥西2县进行测绘工作，市、县公安队先后派员在肥西城南区、肥东高亮、梁园、西山驿、双墩、吴店等地日夜守护，确保了苏联专家在肥期间的安全。
1958年1月5日，周恩来总理视察合肥，在江淮大戏院接见200余名省市党政干部。4月28日，朱德副主席在合肥视察期间，参观访问了省委钢厂和合肥工业大学等单位。9月18日，毛泽东主席来肥视察，在长江路上，与合肥10万群众见面。10月9日，刘少奇主席来肥视察。在这前后，还有叶剑英、刘伯承、彭德怀、谭震林、张云逸、柯庆施等领导人来合肥视察工作。市武警部队全力以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加强警卫和安全保卫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警卫任务。
长期以来，武警市支队还担负着省公安厅、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宿舍区，省、市召开的重要会议，以及重大节日、体育比赛等警戒保卫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警支队对警卫勤务进行了改革，实行了既严密措施，保证安全，又注重工作方法，方便领导人联系群众的方针，使警卫勤务做到自然、机动、隐蔽、灵活。据1983年的统计，先后共担负首长和外宾活动、重要会议、集会、大型体育比赛等警卫任务216次，使用兵力8974人次。1992年下半年，较好地完成了历时4个多月的省七运会开幕式团体操的演练、表演和施放烟花任务，以及省信托投资公司“受益证券”的发行和蜀山科技开发区建设捐资奖励等临时执勤等任务。
看押护卫
建国后，合肥地区广泛开展了剿匪肃特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市、县看守所关押人犯较多。由于当时公安机关主要力量投入侦缉和审理案件上，监所管理制度不健全，时常发生在押人犯逃跑、闹监事故。为此，武警部队及时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共同制定了监所管理制度：一、提押人犯一律凭提审证，并由领班员亲自开号。二、监所发生逃跑、暴动事件，均由看守武警处理。三、由看守武警和管教人员按期检查监房。四、平时除本所工作人员外，其他人未经看守所长同意，不准入内。五、犯人患病须出监治疗，必须派武警押解。六、审讯重大案犯，须由看守武警协助提审。
1957年5月，市、县看守所分别与武装民警队制定了《关于加强对罪犯看管的议定书》，明确各自职责，严格对人犯关押、释放、提审等手续及出入禁区的有关规定。
1958年10月，合肥市劳改劳教场所除上张圩农场外，新增耐火材料厂、炼焦厂、电机修配厂等单位，劳改劳教人员由1160人增加到3018人，市武警中队主动配合上述劳改劳教单位的管教干部，出色地完成了警戒、看管任务。
1983年以后，武警支队对省看守所、合肥市六安路看守所、螺丝岗拘留所、上张圩和岗集劳改农场、合肥柴油机厂和汽锻厂实施武装警戒和武装看押勤务。看押中队(执勤班、排)在监区、劳作区和生活场所，担任外围警戒；在罪犯居住处的大门，担任门卫警戒；在犯人驻地利用制高点隙望，控制狱情。在劳动中，根据人数，劳作区地形，工种情况，派出执勤小组，实行随队看管，出工收工时，实行途中警戒。遇到自然灾害时，加强警戒，并积极配合预审、劳改机关，抢救犯人和国家财产。
1984年3月，市武警支队发出《关于在押犯企图夺枪越狱逃跑情况的通报》。据统计，从1983～1992年，看守、看押中队先后共发现和制止罪犯企图逃跑暴动、闹事、行凶、自杀等事件60次104人。据1983～1992年的统计，武警支队配合公安机关逮捕、追捕、堵截各种犯罪分子23次33人。
武装巡逻
1983年，合肥市新组建的市武警支队，依据武警总部颁发的《内卫勤务条例》，按照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担负起城市武装巡逻任务。武警巡逻由司令部统一组织指挥，一般情况下，由直属大队的70名干部战士，出动9辆摩托车、2台机动车并与治安民警混合编组，投入治安巡逻。采取机动车与徒步相结合，以线为主，点面结合的巡逻方式。发现违法犯罪者，协同治安民警当场处置，或押交附近公安机关处理。
1991年，市武警支队制定了《处置合肥地区突发事件应急方案》和《处置群众闹事预案》，并先后组织部队演练，使部队提高了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仅据1990年至1992年底统计，市武警支队在执勤中计派出兵力16420人次，出动车辆683台次，行程18.8万公里，协助制止各类不法事件625起，抓获流氓、抢劫、盗窃等各类犯罪分子961人，收缴各种凶器和作案工具428件，为民做好事127件。为合肥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