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日，合肥市人民政府成立。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一面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一面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此后，又相继开展镇压反革命、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农村互助合作化等运动，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经过1949～1952年的艰苦创业，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经济，展现了社会主义前景。
自1953年起，合肥市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合肥市始终把发展工业当作经济工作的重点，通过投资建设、对私改造、接受上海援助等，兴建了一大批工业企业，初步奠定了合肥市机械、轻纺、化工等工业基础。与此同时，大力兴办中、小学校，开展职工业余教育，扫除文盲，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坚持贯彻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兴建医疗和疾病预防机构。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城市道路、桥梁、工业区道路网和防洪工程建设，制定城市总体规划。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合肥市作为建设中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已初具规模。
1958年，合肥市经济建设由于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工业生产盲目追求高速度、高产量，在农业方面一味追求“一大二公”，高指标，放“卫星”，导致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造成国家财产和资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1961年下半年，合肥市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规模压缩基本建设，关、停、并、转一批工厂，压缩精简城市人口，调整工业结构，重点发展冶金、化学、机械、建材、食品、纺织、皮革工业。开展以“五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运动和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降低消耗和提高工业经济技术水平。农村开展整社，并逐步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刹住共产风、浮夸风，推广适用农业生产发展的新技术。到1963年，合肥市国民经济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1966年“文革”初期，合肥地区工厂停产、学校停课“闹革命”，造反派全面夺权，各级政权机构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1967年3月，人民解放军对合肥市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4月，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市革委会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各个领域开展“斗、批、改”。城市部分文化艺术团体、中学和医疗机构一度被压缩或下迁农村，城市部分居民、特别是高、初中毕业生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工业企业持久开展学大庆运动，农村实行单一集体经济，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合肥市遵循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在城市，调整工业内部结构，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和建材工业。全面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并采取“大面积、小规模”办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同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人手，简政放权，改革工业企业管理体制；在流通领域贯彻计划管理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方针，改革商业流通管理体制，繁荣城乡市场；在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准方面，认真纠正长期存在的“重生产、轻生活”的错误倾向，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投入，积极解决城市建设遗留问题，首先解决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住房难、乘车难、理发难、洗澡难、上厕难”等各种突出矛盾。实行广开就业门路，多渠道、多形式扩大就业面，妥善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和上山下乡回城青年的就业问题。1983年，市人民政府开始探索旧城改造的新途径，以经营的方法改造旧城。合肥市率先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做法，成片改造旧城，打破了长期实行的建设单位分散建设、各自为政的建设体制。旧城改造促进了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道路、供水、供气、通信、园林绿化、居民住宅建设等全面走上快速发展阶段。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合肥市政府围绕加强城市管理工作，逐步建立“门前三包”、“百米一岗”、“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等管理制度，使城市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市人民政府认真执行拨乱反正的政策，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展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在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方面，市政府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贯彻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实行科技成果有偿转让，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至1985年，合肥市伴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实力增强，城乡面貌一新，成为全省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交通中心，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已见端倪。
合肥市人民政府在管理和建设城市，发展经济及其他各项事业中，在各个时期，都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结合合肥市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政策法规，对规范和加速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详见卷末《文献辑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