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农副产品价格控制管理
粮油价格管理
解放初，粮油自由上市、自由成交，国家通过消费合作社按牌价供应粮油，平抑市场价格。1950年6月，国家通过公粮收购和设立粮食供应点，控制粮食价格。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粮食市场供求矛盾突出，粮食收购价格、批发价格、零售价格上升，国家陆续对粮食、油脂、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全市27家私营粮油店只能代销。统购统销后，市场执行粮油牌价，取消了批发价、合作社优待价、购销季节差价，缩小了地区差价。1958年“大跃进”，由于瞎指挥、浮夸风，加上以后遭受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为了鼓励人民公社多售粮食，1960年合肥市实行加价奖励办法，即以生产队为单位，对每人全年向国家提供公粮和商品粮超过规定的部分加价10%。1961年适当提高了粮食、油料的收购价格，冻结了粮食、食油销售价格。1962年取消了超售加价奖励。随着职32212资的提高，1964年将农村粮食回销价和行业用粮价提到与收购价相平，消除了农村粮价购销倒挂的不合理现象。1965年，对超购部分的粮食给予12%的加价优惠，使城市粮食销价与购价持平，同时给城镇职工及其供养亲属每人每月0.7元粮价补贴。1966年，提高粮食收购价，取消粮食超购部分加价12%的规定。1971年为增加储备，对粮食超购部分加价30%，取消油料品地区差价，执行全省统一价。为鼓励社队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油料包干任务，对超任务缴售的油菜籽、菜油、花生、花生油、芝麻、豆油等一律加价20%。1973年大旱影响了粮食生产，合肥市采取超购粮继续加价30%，议购粮加价100%(议购社员自食的节余粮加价70%)，适当放宽油脂、油料议购价的办法，鼓励社队农民多售粮油。翌年本着“高进高出，保本微利”的原则，调整了31个粮油品种议销价格。1979年将18种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21.32%，6种食油统购价平均提高22.47%，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油料丰收，议价食油价格下降，销售额上升。1983年粮食大丰收，超购加价数量大幅度增加，平均购价上升。1985年，本着放调结合的原则，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定购的品种有稻谷、小麦、玉米等，其他品种可自由购销。定购按比例计价，粳稻“倒二八”，即20%按牌价计价，80%按加价计价；花小麦、白小麦、籼稻“倒三七”，即30%按牌价计价，70%按加价计价；红小麦、糯稻“倒四六”，即40%按牌价计价，60%按加价计价。花生、芝麻等油料被列入定购品种后，按“倒四六”比例计价。
副食品价格管理
蔬菜价格控制解放初至农业合作化前，合肥市的蔬菜价格随行就市，每逢淡季或节日，商业部门就以外购菜投放市场，平抑市价。自1955年开始，蔬菜由合作店组按规定比率加价零售。1958年后，城市以国营商店为主导，对蔬菜实行统购统销。随着人口骤增，蔬菜供不应求现象逐渐严重，加上自然灾害和菜地减少等因素，国营、集体蔬菜门市部常常有价无货，导致集市蔬菜价格普遍高于牌价二三倍，个别品种高达十几倍。60年代初，合肥市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自1962年下半年起，蔬菜上市量增加，市场价格开始回落，有的品种比1957年还低20%左右。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集市高价蔬菜基本消失，国营蔬菜混合均价比1957年下降31%。
1966～1979年，蔬菜由蔬菜公司及其门市部统购包销，各网点均执行统一的计划价格。这一时期，蔬菜社队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市场大路货多，细品种缺，往往出现旺季烂菜、淡季脱销的状况。80年代初，市场大白菜、萝卜、芹菜、白菜、菠菜、乌菜、韭菜、莴笋、梅豆、土豆、青椒、蕃茄、豆角、冬瓜、茄子、黄瓜、鲜藕、瓠子等大宗蔬菜价格与1979年持平，每百市斤混合均价4.20元。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蔬菜公司实行产供销“一条龙”体制，生产大队纷纷开设门市部卖菜，生产及销价由郊区政府统管。1981年11月，合肥市根据“大管小活”(即对大路品种管住管好，对细小品种放开搞活)的原则，拟订了《关于加强蔬菜价格管理的意见》，以需定产，落实产销计划，使国营网点和社队经营的蔬菜数量占上市量的90%以上，销售混合均价不突破省规定的每百斤4.50元。1982年，对菜农实行定品种、定数量、定质量、定价格、定上市时间的“五定一自由”派购政策，鼓励“五定”以外品种及完成“五定”后多余部分自由上市。市价格委员会对占上市量80%左右的10个主要品种的价格进行安排，将零售均价定为每百斤5元(随季节变化上下浮动)。1983年，合肥市将蔬菜产销“一条龙”体制改为“农商合理分工”，开辟农贸市场，鼓励国营、集体、个体商和菜农一起上市经营。在价格管理上，继续按照“放管结合、大管小活”的原则进行分级管理，既管市管品种，又管大宗蔬菜主要品种。
1985年2月，蔬菜价格放开，菜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市场品种增多，细菜上市量增加，早晚均有鲜菜供应，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满意。市物价管理部门为蔬菜经营单位制订了指导性价格，实施“放、调”结合的价格管理形式，活跃市场。
肉、禽、蛋及水产品价格控制1953年，为了促进副食品生产发展，合肥市提高生猪、菜牛收购价和鸡蛋销售价。1955年，对生猪和其他主要农副产品实行派购，价格按国家规定。1956年7～12月，将副食品价格冻结。1957～1961年，陆续将肉、禽、蛋等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1962年，贯彻“稳定物价、加强管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物价方针，降低鲜鱼销价，平抑农副产品市价。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合肥市在计划价格继续稳定的前提下，调低了副食品价格；与上年相比，肉禽蛋价格下降40.3%，鱼下降45.90%。1967～1976年，将主要副食品价格冻结。1978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提高菜牛、生猪、鲜蛋、鲜鱼、鲜虾价格，恢复鸡蛋季节性差价；对生猪经营性亏损企业仍实行由国家补贴的办法。是年11月，为扭转购销价格倒挂，将猪肉、牛肉、羊肉、鲜蛋、家禽、水产品销售价格平均提高45.5%，同时发给职工每人每月5元副食品价格补贴。1980年1月，取消淡水鱼派购，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由于淡水鱼购销差价偏大，影响城郊养鱼单位向国家交售鱼货的积极性，因而在稳定市场物价的前提下，于12月起采取购销价格不动，渔、商利润内部转移的办法，保持供销企业购销价格差率鲜鱼13%、活鱼20%的水平，并实行城郊养鱼收购价外补贴。是年12月，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下达，合肥市规定生猪、猪肉、菜牛、牛肉、鲜蛋等一律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购牌价和销售牌价，不搞议销价；家禽议销价高于集市贸易价格的，必须按低于集市贸易价格销售。1984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合肥市制发了《关于放宽物价政策和价格管理的试行规定》，规定猪副产、牛肉，羊肉、家禽等品种的议购议销价格由各经营公司掌握核定；在水产品中，除春节期间青鱼、草鱼、鲢鱼、带鱼等的供应价按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外，将平时所有水产品种价格一律放开。1985年，将生猪价格放开，并适当地制订了猪肉指导性价和购销价差率，将猪肉销售由单一的统货价改为统货价和若干种分项肉价，取消凭票定量供应，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多渠道经营。
经济作物及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管理
1951年3月，合肥市提高棉花收购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规定了棉花、油料、糖料等主要农产品与粮食的比价；对小宗农副土特产品，则允许购销双方协商议价，高进高出，低进低出。1954年对棉花实行统购。自1957年起，规定三类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经营。由于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许多品种实际上是供销社包购包销，经营单位少有定价权，因而影响了三类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1958年，合肥市将畜产品中的羽毛、生熟猪鬃、制革、制裘、杂皮等25个大类品种价格上调。1961年，调整了部分中药材价格，重新安排了猪鬃、棉籽、丝棉、肠衣、羊皮、羊毛、兔皮等价格。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初步好转，计划价格继续稳定，集市贸易价格步步下落。是年调高价格的有棉花、木材、毛竹、猪鬃等，调低价格的有土特产和部分中药材，初步理顺了这些产品的比价。为了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调节供求，根据国家和省的统一安排，1978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合肥市提高了茶叶、中药材、木材、毛竹、畜产品、烤烟以及部分三类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1979年，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产销直接见面，议购议销。1980年，提高棉花、桐油、生漆、松脂等收购价，继续执行棉花超购加价30%的政策。收购价格调整后，规定棉花供应价格和絮棉销售价格不变，同时对棉花、絮棉经销单位实行财政补贴。是年9月，合肥市改革了中药材销售价格管理体制，对市管品种实行产地一价、销地一价，对由省外调入的药材销价，根据主产地综合差率及费用定价。80年代初畜产品市场出现擅自提价或变相提价及轮番涨价现象，影响了畜产品的正常流转和收购调拨，为此合肥市规定除国家及省管16个品种的购销价格外，各国营、集体屠宰场、食品站、肉厂、禽蛋厂、皮革厂、农场生产的牛羊皮、绵羊毛、羽毛、猪鬃、兔毛、猪肠衣等畜产品，由供销社、国营畜产部门统一收购。同时，提高了毛竹、皮革、烤烟和部分中药材的价格。1982年，为弥补计划木材之不足，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精神，合肥市对市木材公司组织的计划外资源采取地方加价的办法，以缓和木材长期供应紧张的状况。1983～1985年，为缓和产销矛盾，适当地提高了干、鲜菜和干、鲜果及中药材的价格，将二类土特产品价格全部放开，允许同一市场同一商品实行不同价。
合肥市若干年份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表
解放初，粮油自由上市、自由成交，国家通过消费合作社按牌价供应粮油，平抑市场价格。1950年6月，国家通过公粮收购和设立粮食供应点，控制粮食价格。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粮食市场供求矛盾突出，粮食收购价格、批发价格、零售价格上升，国家陆续对粮食、油脂、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全市27家私营粮油店只能代销。统购统销后，市场执行粮油牌价，取消了批发价、合作社优待价、购销季节差价，缩小了地区差价。1958年“大跃进”，由于瞎指挥、浮夸风，加上以后遭受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为了鼓励人民公社多售粮食，1960年合肥市实行加价奖励办法，即以生产队为单位，对每人全年向国家提供公粮和商品粮超过规定的部分加价10%。1961年适当提高了粮食、油料的收购价格，冻结了粮食、食油销售价格。1962年取消了超售加价奖励。随着职32212资的提高，1964年将农村粮食回销价和行业用粮价提到与收购价相平，消除了农村粮价购销倒挂的不合理现象。1965年，对超购部分的粮食给予12%的加价优惠，使城市粮食销价与购价持平，同时给城镇职工及其供养亲属每人每月0.7元粮价补贴。1966年，提高粮食收购价，取消粮食超购部分加价12%的规定。1971年为增加储备，对粮食超购部分加价30%，取消油料品地区差价，执行全省统一价。为鼓励社队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油料包干任务，对超任务缴售的油菜籽、菜油、花生、花生油、芝麻、豆油等一律加价20%。1973年大旱影响了粮食生产，合肥市采取超购粮继续加价30%，议购粮加价100%(议购社员自食的节余粮加价70%)，适当放宽油脂、油料议购价的办法，鼓励社队农民多售粮油。翌年本着“高进高出，保本微利”的原则，调整了31个粮油品种议销价格。1979年将18种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21.32%，6种食油统购价平均提高22.47%，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油料丰收，议价食油价格下降，销售额上升。1983年粮食大丰收，超购加价数量大幅度增加，平均购价上升。1985年，本着放调结合的原则，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定购的品种有稻谷、小麦、玉米等，其他品种可自由购销。定购按比例计价，粳稻“倒二八”，即20%按牌价计价，80%按加价计价；花小麦、白小麦、籼稻“倒三七”，即30%按牌价计价，70%按加价计价；红小麦、糯稻“倒四六”，即40%按牌价计价，60%按加价计价。花生、芝麻等油料被列入定购品种后，按“倒四六”比例计价。
副食品价格管理
蔬菜价格控制解放初至农业合作化前，合肥市的蔬菜价格随行就市，每逢淡季或节日，商业部门就以外购菜投放市场，平抑市价。自1955年开始，蔬菜由合作店组按规定比率加价零售。1958年后，城市以国营商店为主导，对蔬菜实行统购统销。随着人口骤增，蔬菜供不应求现象逐渐严重，加上自然灾害和菜地减少等因素，国营、集体蔬菜门市部常常有价无货，导致集市蔬菜价格普遍高于牌价二三倍，个别品种高达十几倍。60年代初，合肥市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自1962年下半年起，蔬菜上市量增加，市场价格开始回落，有的品种比1957年还低20%左右。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集市高价蔬菜基本消失，国营蔬菜混合均价比1957年下降31%。
1966～1979年，蔬菜由蔬菜公司及其门市部统购包销，各网点均执行统一的计划价格。这一时期，蔬菜社队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市场大路货多，细品种缺，往往出现旺季烂菜、淡季脱销的状况。80年代初，市场大白菜、萝卜、芹菜、白菜、菠菜、乌菜、韭菜、莴笋、梅豆、土豆、青椒、蕃茄、豆角、冬瓜、茄子、黄瓜、鲜藕、瓠子等大宗蔬菜价格与1979年持平，每百市斤混合均价4.20元。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蔬菜公司实行产供销“一条龙”体制，生产大队纷纷开设门市部卖菜，生产及销价由郊区政府统管。1981年11月，合肥市根据“大管小活”(即对大路品种管住管好，对细小品种放开搞活)的原则，拟订了《关于加强蔬菜价格管理的意见》，以需定产，落实产销计划，使国营网点和社队经营的蔬菜数量占上市量的90%以上，销售混合均价不突破省规定的每百斤4.50元。1982年，对菜农实行定品种、定数量、定质量、定价格、定上市时间的“五定一自由”派购政策，鼓励“五定”以外品种及完成“五定”后多余部分自由上市。市价格委员会对占上市量80%左右的10个主要品种的价格进行安排，将零售均价定为每百斤5元(随季节变化上下浮动)。1983年，合肥市将蔬菜产销“一条龙”体制改为“农商合理分工”，开辟农贸市场，鼓励国营、集体、个体商和菜农一起上市经营。在价格管理上，继续按照“放管结合、大管小活”的原则进行分级管理，既管市管品种，又管大宗蔬菜主要品种。
1985年2月，蔬菜价格放开，菜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市场品种增多，细菜上市量增加，早晚均有鲜菜供应，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满意。市物价管理部门为蔬菜经营单位制订了指导性价格，实施“放、调”结合的价格管理形式，活跃市场。
肉、禽、蛋及水产品价格控制1953年，为了促进副食品生产发展，合肥市提高生猪、菜牛收购价和鸡蛋销售价。1955年，对生猪和其他主要农副产品实行派购，价格按国家规定。1956年7～12月，将副食品价格冻结。1957～1961年，陆续将肉、禽、蛋等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1962年，贯彻“稳定物价、加强管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物价方针，降低鲜鱼销价，平抑农副产品市价。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合肥市在计划价格继续稳定的前提下，调低了副食品价格；与上年相比，肉禽蛋价格下降40.3%，鱼下降45.90%。1967～1976年，将主要副食品价格冻结。1978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提高菜牛、生猪、鲜蛋、鲜鱼、鲜虾价格，恢复鸡蛋季节性差价；对生猪经营性亏损企业仍实行由国家补贴的办法。是年11月，为扭转购销价格倒挂，将猪肉、牛肉、羊肉、鲜蛋、家禽、水产品销售价格平均提高45.5%，同时发给职工每人每月5元副食品价格补贴。1980年1月，取消淡水鱼派购，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由于淡水鱼购销差价偏大，影响城郊养鱼单位向国家交售鱼货的积极性，因而在稳定市场物价的前提下，于12月起采取购销价格不动，渔、商利润内部转移的办法，保持供销企业购销价格差率鲜鱼13%、活鱼20%的水平，并实行城郊养鱼收购价外补贴。是年12月，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下达，合肥市规定生猪、猪肉、菜牛、牛肉、鲜蛋等一律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购牌价和销售牌价，不搞议销价；家禽议销价高于集市贸易价格的，必须按低于集市贸易价格销售。1984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合肥市制发了《关于放宽物价政策和价格管理的试行规定》，规定猪副产、牛肉，羊肉、家禽等品种的议购议销价格由各经营公司掌握核定；在水产品中，除春节期间青鱼、草鱼、鲢鱼、带鱼等的供应价按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外，将平时所有水产品种价格一律放开。1985年，将生猪价格放开，并适当地制订了猪肉指导性价和购销价差率，将猪肉销售由单一的统货价改为统货价和若干种分项肉价，取消凭票定量供应，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多渠道经营。
经济作物及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管理
1951年3月，合肥市提高棉花收购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规定了棉花、油料、糖料等主要农产品与粮食的比价；对小宗农副土特产品，则允许购销双方协商议价，高进高出，低进低出。1954年对棉花实行统购。自1957年起，规定三类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经营。由于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许多品种实际上是供销社包购包销，经营单位少有定价权，因而影响了三类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1958年，合肥市将畜产品中的羽毛、生熟猪鬃、制革、制裘、杂皮等25个大类品种价格上调。1961年，调整了部分中药材价格，重新安排了猪鬃、棉籽、丝棉、肠衣、羊皮、羊毛、兔皮等价格。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初步好转，计划价格继续稳定，集市贸易价格步步下落。是年调高价格的有棉花、木材、毛竹、猪鬃等，调低价格的有土特产和部分中药材，初步理顺了这些产品的比价。为了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调节供求，根据国家和省的统一安排，1978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合肥市提高了茶叶、中药材、木材、毛竹、畜产品、烤烟以及部分三类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1979年，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产销直接见面，议购议销。1980年，提高棉花、桐油、生漆、松脂等收购价，继续执行棉花超购加价30%的政策。收购价格调整后，规定棉花供应价格和絮棉销售价格不变，同时对棉花、絮棉经销单位实行财政补贴。是年9月，合肥市改革了中药材销售价格管理体制，对市管品种实行产地一价、销地一价，对由省外调入的药材销价，根据主产地综合差率及费用定价。80年代初畜产品市场出现擅自提价或变相提价及轮番涨价现象，影响了畜产品的正常流转和收购调拨，为此合肥市规定除国家及省管16个品种的购销价格外，各国营、集体屠宰场、食品站、肉厂、禽蛋厂、皮革厂、农场生产的牛羊皮、绵羊毛、羽毛、猪鬃、兔毛、猪肠衣等畜产品，由供销社、国营畜产部门统一收购。同时，提高了毛竹、皮革、烤烟和部分中药材的价格。1982年，为弥补计划木材之不足，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精神，合肥市对市木材公司组织的计划外资源采取地方加价的办法，以缓和木材长期供应紧张的状况。1983～1985年，为缓和产销矛盾，适当地提高了干、鲜菜和干、鲜果及中药材的价格，将二类土特产品价格全部放开，允许同一市场同一商品实行不同价。
合肥市若干年份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表
